第一篇：虽然久远却未曾遗忘
往事未曾遗忘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记忆如风，不知不觉大一上学期已在自己忙碌的脚步下匆匆地溜走。回首伊始，清晰地记得刚刚踏进科大校门时，学长学姐为了迎接我们这些Fresh-man，无怨无悔地帮我们带行李、熟悉校园环境。然而还没来得及道声谢谢，那些陌生却又熟悉的身影早已悄然离去，去迎接下一位和我一样的新生。
报到处前，那块写有“欢迎你，新同学!”的醒目的黑板报记载着大学旅途的开始。第一次班会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们自我介绍时讲着生涩的普通话。现在回忆起来往事竟是如此地!大一一年，在三百多个青春追梦的日子里，和大多数新生一样也曾执着过、拼搏过、失败过、流泪过、迷茫过。未曾忘记经过笔试、面试的残酷选拔，终于被校大学生记者团录取时的那份激动。但记忆更深刻的是虽精心准备踌躇满志应试参加校青协面试，却因自己的一时紧张导致心慌意乱，最后无缘加入时的那份落寞。第一次做兼职，是为一家房地产公司发传单，自己面带微笑递给路人宣传页，却被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面对冷漠的面孔，无助时擦拭的坚强之泪，现在再次回味，眼前依然一片模糊。内心虽有酸楚但无遗憾毕竟经历了、懂得了、收获了。当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多彩的校园生活便如一幅精美画卷舒张开来，审美乐趣的背后可曾记得?深秋树叶未曾落尽之时，“缤纷校园”稿件细审过后，与编辑部的同事们一起相约到老城丽京门游玩，第一次吃“水席”时大家紧张得不知所措，然而吃到最后已早已忘乎所以。元旦来临之前，同学长学姐一道，为了文学梦想的我们，一起筹建洛神文学社，在文字的天堂里，一起翘首期盼：洛神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一个个白天在自己忙碌的学习与工作之中悄然消逝。然深夜来袭，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念及往昔的时候，唯有静默以对。对家的眷恋、对高中时的那些人、那些事的思念，年轻的心便也忍不住多愁善感起来。时常梦中惊醒，写一首小诗、怀一段旧事、祭奠一份心情。写的诗由“三更天，独立窗边，看灯光阑珊。旧日里，手持书矜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却今日，科大嘉园，孑立凭风寒。怜谁岁岁年年?”“夜来梦半，恍惊起，独坐冥思无语。念往昔，点点滴滴。奈何记忆疏稀，道一声：凄凄惨惨戚戚。犹觉孤寒，更加衣，却引声声感叹，衣带渐宽。”到“浅夜深情，窗外月色正朦胧，丝丝心动。斜依轩，细思朝华挥遒梦，往事重重，心已渐静平。共追求，且奋斗，向前行。聆听曲一首，天空之城。”“如流水，一往直前，往事徒思念。人生苦短，理想尚未实现，怎可无故吟缱绻?青春年华有限，昨日莫留恋。闭眼休息，睁眼干，调整状态奋战!”虽然只是短短几行，只是一段心路历程，我想迷茫之中，自己已经长大。
成长就是这样一件事，它包含着疼痛、孤独、隐忍和坚强。当我们还在留恋昨日那点点滴滴幸存下来的记忆的时候，成长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把我们逼向了所谓的成熟。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回首往事，那些逝去的日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去永不复返。那些美好抑或痛苦的回忆，如同定格了的标本一样，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鲜活的感觉了。只是岁月安好，成熟了心。学会珍惜吧，在青春正一天天逝去的路途中行走的我们。
书中有宝细求索，学海无涯苦作舟。去的尽管去了，前方未知的世界仍在召唤。新学期、新起点、新出发。只想勉励自己和学弟学妹：独处莫迷惘，往事慎思量。前方道漫且途长，岂能彷惶?现实任君闯，放眼未来，相信前方!
第二篇：家规传久远 耕读继世长
无字家书传久远 亦耕亦读继世长
那是在上学的时候，每次乘火车路过天水的农村地区，总能看见刻有“耕读第”三个字的门楣，无论是低矮土屋还是乡间别墅，陶瓷的、镀金的、雕刻的、甚至是手写的，各式各样的“耕读第”牌匾端正地放置在大门的正上方，默默地传递着一代代人耕读并重的美好向往和对后辈子孙的几多期许。当地的老师介绍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农耕文明所讲的“耕”， 可以理解为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现代社会的“耕”可以理解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干好自己的工作;“读”指读圣人之书，学为人之道。所以，耕读传家要求后人既学做人，又学谋生。像耕田一样勤奋读书，如读书般踏实工作，以“耕读第”三字传家，体现了先人将优良的家风悄然融入后人的血骨之中，令人肃然起敬。
回到家乡以后，偶尔也能看见贴在门头上的瓷砖门楣，文字内容多是“幸福之家”、“家和万事兴”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耕读第”相比，似乎少了些文化气息。思索良久，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耕读第”可以视为有字的家规，用以引领后人踏实勤恳、积极向上。有更多的人却在处事价值上受到先辈潜移默化地影响，先辈对后人的这种润物无声的影响，可以视为无字的家规。
时间回到二十年前，依稀记得读过私塾的爷爷用碎碗片在泥巴外墙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一字一字地带着我念;依稀记得他在一里路之外看电视回来后，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我念“一片、两片、三四片”;看到有人在门口写下“天下头一家、人人都爱他”，他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谜面和谜底的意思;每年腊月小年过后，庄上的邻居都会裁好红纸，拿着墨水来到我家，“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等字眼从爷爷的笔尖流入我的记忆最深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读书产生了兴趣，直至今日。我们家没有一块“耕读第”的牌匾，家人支持我读书的决心从未动摇过;我们家并没有一条要求好好读书的家规，爷爷对我无形的熏陶却更有效力。
还是在小时候，爷爷对我说“好吃懒做，饭从哪里来?”，也曾提起他自己曾经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解放以后只能自食其力，辛苦劳作，告诫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踏实勤劳。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年逾八十的老人家总是跟我说“干啥讲啥，当教师了就要好好教!”，这不就是最朴素的爱岗敬业思想吗?古代人耕田谋生，现代人工作谋生，无论在社会中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爱岗敬业、踏实工作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爷爷再一次用无形的无字的家规，深深地影响了我。
一年前，爷爷安详地离去，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但他已然给我们立下了无形的家规，这家规是踏实工作、这家规是求知进取。清代纪晓岚有对联云: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读书学做人，耕田谋做事。无论是有形的“耕读第”，还是无形的影响力，家风家规将会伴随着我们的生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第三篇： 风险无小事，合规成久远
——学案例、知禁令、重操守
波兰作家莱蒙特曾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就各位”。我们老百姓对此表述得更加直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红灯停绿灯行”的秩序，就没有行人生命的保障;没有公平透明的规则，就没有竞技比赛的顺利进行;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就没有社会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在我们金融行业，没有规章制度和风险防控，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孔子有言：“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与?”猛兽从笼子里出来伤人，名贵的玉在盒子里就损坏了，这是谁的错呢?乃管理不善之过与。我们作为银行从业者，每天和现金、重要单证打交道，如若对之管理不善、不按规定办理业务，那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想必大家都非常熟知，一个连伊丽莎白女王都给予信赖的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就因为职员未经授权认购期货并掩盖风险这一违规操作行为，顷刻间破产了。罪魁祸首尼克▪里森入狱后这样说：“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由此可见，合规管理是多么地重要。同样，如果在工作当中，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必将造就“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忘掉”的现象。所以说，合规文化约束着、保护着我们;合规制度不是“紧箍咒”，而是“安全带”。银行制度都是血的教训和沉痛的代价换来的，我们在制度执行上绝不能打折扣、存侥幸。
今年的“3▪15”晚会上，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位暗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拿着一张网上买来的失效身份证，来到建行北京分行要求开户办卡。柜员林森通过仔细甄别核对，马上觉察出了问题，礼貌地回绝了办理。这短短几分钟的画面迅速在网络上传开，林森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令人称赞，而建行合规操作、严防风险的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业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监督。3·15的晚会的事件，透过媒体视角，给我们银行人再次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了“稳健经营、守法经营”这条必须坚守的经营底线。开户事虽小，责任大如天。而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我就曾遇到过一个险些被网络诈骗盗取财产的客户，来到柜台要求办理网银，我察觉其神色以及接听电话的内容有问题，便询问其开网银用途，后一步步帮助客户挽回了损失。所以说，合规是一种美德，利己、利他。
展开合规文化的长卷，我们身边有无数正在用实际行动丰富着合规文化，默默奉献、润物无声的一线人员。他们将合规融入工作，让合规成为自然，他们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微笑办理每一笔业务;他们面对金钱毫不动心，面对诱惑意志坚定，他们把职责当成使命，把规范当成财富;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们把敬业奉献的精神写在人生奋斗的旗帜上，平凡的岗位同样能创造辉煌。
合规是一种长久的习惯，而不是一次应付的侥幸;合规是发展的保障，而不是前进的枷锁;合规是开花结果所需要的土壤，而不是束缚飞翔的风筝线。让我们知禁令，重操守;让我们懂分寸，守规矩。
金融行业制度严，禁令规则留心间， 风险从来无小事，合规才能成久远!
第四篇：时代未曾堕落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终于又尘埃落定，屠呦呦获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全中国为之震惊骄傲。但今年的气氛在喜悦之中，更显出几分沉重感。源于近日中国又一大新闻——中国娱乐圈当红明星黄晓明的婚礼。
一场耗资俩亿几乎让上海俩座机场瘫痪的“世纪婚礼”，一位获诺奖却在北京买不起半个客厅的杰出女科学家，一时间引发了无数人良知与心灵的思考。
俩亿的耗资和一生努力却买不到半个客厅。的确，在看到这种强练的反差时，我们会感到辛酸，甚至悲哀，我们会觉得中国正陷入一个“娱乐至上”的思想狂潮。这样的对比所体现出的是一个扭曲了的价值观，拜金主义盛行的堕落时代。
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耗资巨大，是为了一场婚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终身大事”之说，由此可见在中国人心目中成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人生大事，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对相爱的人极尽心思把自己的婚礼设计得完美难忘。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是恰好拥有丰厚的家庭背景，于是一场惊世骇俗的“世纪婚礼”脱颖而出。至此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奢靡不懂勤俭，但是谈及不到时代的堕落。或许我们更应该祝福他们在“世纪婚礼”后依然能够白头偕老、相敬如宾。不是一场虚张声势的秀，而非带着羡慕而不能得到的情绪与盲目的“时代忧心”感慨不已。
相反，当我们用“在北京买不倒半个客厅”来衡量屠呦呦所获的奖金时，才是真正站在一种骨子里浸刻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上看待事件。北京房价高高在上，于是在北京买房成了一种有成就有地位的象征。与今年三月十三万人疯抢上海车牌一样，充斥着扭曲与虚浮、盲目与可笑。这样杞人忧天的断定与拯救了一百多个国家无数性命的高尚科学情操放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社会悲哀。
如果你觉得获诺奖拯救无数人生命的屠呦呦没有能办的起一场豪华婚礼的明星得到的多。只能说价值观的重心不同。在半生的努力中，她得到的是在自己痴迷并从事的事业中得到幸福、为造福人类而不懈追求的一腔理想。最终实现目标并获得世界认可，而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无上的荣耀，这也本身就非一场豪华婚礼可比。每个人生在世上，有不同的特长、从事不同的行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发光发热。你不能要求一个影视演员能为全世界做出太大的贡献。同样也不能认为一个获诺奖的杰出科学家获得的奖金必须能买下什么。
事各有态，人各有志。不能用统一的物质或精神眼光来衡量。 伟大的中国梦、民族复兴梦不仅需要一个民族有觉悟的意识。还需要有清醒不盲目跟风的智慧、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宽容绝非苟刻的心。对于大家关心的诺奖奖金的疑问，屠呦呦本人也笑谈说“买不起半个客厅吧”，学者的淡泊可见一斑，“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经拯救了全球数以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或许我们的科学家并不想在北京买房，我们又何必替此忧愤不已呢?
第五篇：中华文明未曾中断
中华文化未曾中断的原因探析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各自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希腊文化毁灭殆尽，唯有崛起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数千年，经历改朝换代，分分合合，却始终未曾中断，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中，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被世人称为“神秘的东方文化”呢?
第一，“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从地理环境看，大中华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高山险阻，由此造成了华夏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从社会性质看，古代华夏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亲情编织起来的，道德伦理就成为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首先必须遵守的，也是自觉遵守的、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
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华夏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与此相适应，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色。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性质造成了独具一格原始信仰—— “敬天法祖”。而这种“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在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以下观念：
其
一、宗法观念。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繁衍生息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燧人发明用火，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被尊为神，受到本部族的祀奉。
在古代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部落组织形式的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逐渐形成，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的宗祖观念。
宗祖观念的核心是“孝”，它是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并且通过宗祖神的崇拜和祈求保佑家族繁荣而表达出来，以此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
家庭或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并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对其有尊敬和服从的义务。《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孝”这一道德观念，主要是用来维系宗法制度的，周代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大宗”、“小宗”的宗法制。由此看来，“孝”就不仅限于家庭伦理范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已扩大到“小宗”对“大宗”的义务，并在政治上延伸为卿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的义务。血缘上“追孝”、“尊祖”观念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纽带。于是，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之后，孔子又在《孝经》中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把人放在了一个立体坐标中，一个人不仅要对当代家族的人负责，而且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老百姓心里，“忘本”、“没良心”、“败家子”、“数祖忘典”是最大的耻辱，而“光宗耀祖”、“德高望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又成为有志者的毕生追求，正是这种宗法观念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其
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秦汉以后，“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具体化为“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它使“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内容更趋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经过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合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大一统国家与国与民都具有重大利益：
(1)、大一统国家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老百姓可以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国家统一，可以借助强大的国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
(2)、大一统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办成大事。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之国，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进行重大项目的文化建设，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战时还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
(3)、大一统国家吸引力强，便于光大中华文明。第二周期秦汉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第三周期的隋唐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第四周期元明清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欧亚大陆，乃至非洲。
(4)、大一统国家影响力大，即便分裂时期大中华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第一周期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都是华夏文化，逼迫西戎秦国首先把自己“华”化;第二周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政权，华夏文化始终保持占主导地位的态势。魏、蜀、吴、两晋、南朝都是华夏文化，北方16国，更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不失时机地进行汉化改革;第三周期宋代出了程朱理学，辽、夏、金、元无不争夺汉族儒家名士，接受道教;第四周期清朝相对于元、明仍是分裂时期大中华文明圈内的一个大国，尽管其曾推行“剃头令”，搞“圈地运动”，但是，之后它也极力奉行程朱理学，搞“华、夷之辩”，以证明自己是正宗的大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诸子百家到佛、道、儒三教分别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的本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从孝敬父母作起，推及到孝忠祖上、祖先、祖国，形成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尊祖、爱国、报恩、报国为荣，以窃国、卖国、篡国为耻。在老百姓心里，最臭的莫过于“汉奸”、“卖国贼”，可以说比骂祖宗八代还厉害。这类人不光个人被判了“死刑”，就连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来。
就这样，大一统观念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大一统国家又进一步光大了大中华文明，形成滚雪球式的良性运转，使大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
第二，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还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意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诸侯、后党、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汉朝以后，加强了儒学的教化作用。特别是隋唐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强力推行儒教思想，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宋朝以后，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故有权臣而没有篡臣。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扬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扬雄做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
中国的儒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手谕。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准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凋谢。
历史证明，行政命令打不倒信仰，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暂时销声匿迹，这便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但不能算政治家。儒学被后人宗教化后，既是学术，又是准宗教。它不仅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也能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剥削压迫提供思想武器。
均平原则构成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和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均平原则是针对财富占有行为的一种分配理论，孔子对此有过经典阐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盖源于此。其实孔子的均平思想是对古代社会大同理想的描摹，也是体现其本人确立的“仁”学风格。“仁”是一种以普遍情感为基调的理论原则，它在分配行为上必然体现出和谐温馨，而不是巧取豪夺、毫不利人、专门利已。但孔子讲的并非绝对平均，他将“仁”、“礼”相互贯通，将平均原则寄于“礼运”之中，礼的实质是区分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在分配行为上应该体现不同等级对财富的不同占有，超越或低于起码的标准，那也是不允许的，是对礼制的践踏。因此分配行为应该是依礼而行，均衡有序，使贫富、贵贱之间差距不至于无限扩大。荀子也指出“制礼仪以分之”的目的，就在于“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壳禄多少厚簿之称。使夫群居合一之道也。”主张“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因此均平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和分配标准，成为历次改革和农民起义的重要目标和理论武器。从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王安石提的“方田均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以均平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
农民起义、骚动、**更是如此，“均平”始终是农民起义军最感亲切、最得人心、最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绿林、赤眉起义是因为“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赋税。”黄巾军的原发组织“太平道”宣称“人无贵贱，皆天所生。”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发难，是由于山东地主是土地兼并及其严重的“狭乡”地区。唐未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均平”的旗帜，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南唐诸佑起义提出了“使富者贫，贫者富”的口号，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提出“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
儒家不仅为造反大军提供行动纲领和鲜明的旗帜，还为造反大军提供了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秦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范增、张良、萧何、陈平、陆贾、郦食其、曹参皆饱学之士。
《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意思是朱元璋虽然是个马上皇帝，但是在他的高级幕僚中诸儒占主要成分，在他兴兵造反、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诸儒功不可没。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明史》卷129《冯胜传》)。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六王世贞《宋国公冯胜传》)。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是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刘辰：《国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国朝献征录》卷116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明史》卷135《陈遇传》)，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明通鉴》“前编”卷一)。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朱枫林集》卷九《学士朱升传》)。
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重大影响。
近代更是如此，洪秀全、石达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章太炎、毛泽东本身就是儒家，而且是大儒、鸿儒、通儒。毛泽东曾经崇拜过孔子、陈独秀。他的许多政略出自《论语》，其革命理想也是孔子说的大同世界。
治世治国安民靠儒家，乱时打天下也靠儒家，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治乱兴亡，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儒家，这本身就是文明的继承。换句话说，在中国只要有儒家存在中华文明就不会中断，而中国的文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儒家，中华文明怎么办会中断呢?
第三，道家有“兴灭继绝”的功能。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反者，道之动。”说明道家的核心是革命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的社会变革，总是由道家首先发起对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旧体制的批判开路。从先秦的老子、庄子、列子，到近代的魏源、鲁迅都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是革命的先行和旗手。
道学的策略思想是以曲求伸、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在士人被腐化，思想被扭曲，人民失去信仰时，道家以开放的思想体系和儒家自我封闭体系有着互补作用。每逢儒学走向唯心主义，成为僵化的“官文化”时，道家便对儒学进行补救。统治阶级既无创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压力，又抛弃了儒学德治思想的约束，逐渐成为“无道”。必然形成信仰危机。儒学道统衰弱，礼崩乐坏。而儒家刚性太强，“天不变，道亦不变，”、“士可杀而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道家发挥自己的优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而起到对中华民族兴灭继绝的作用。(见第八章第二节)
“无”和“反”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道德经》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无中生有是创新，反其道而行之是改革。有了改革和创新就可以达到“兴灭继绝”了。道学主导的历史阶段是“国乱”(久乱)一直延续到强治周期段的前期。“国乱”(久乱)周期段，国破了，(皇)家散了——诸侯坐大，法、儒两家的招数都使绝了，不灵验了，因此导致信仰危机，出了危机怎么办?只有道学出来救驾。但救驾的方式不是助一臂之力，而是挂倒档，开倒车，返本开新，另辟蹊径，重开新路。
第一周期，当神学出现了信仰危机之后，圣哲把人、神、道德、天文和巫、卜相结合出了《易经》，这便是道学的根基。
第二周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夫子发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呼喊。然而，他并未做到，真正做到的是道家。道家在批判神学、天帝、圣贤的同时，以法家的面目出现，运用“法”、“术”、“势”，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最终实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故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将老子和韩非子写在一起。
第三周期，东汉末年经学地位下降，道家的何宴、王弼将道学和儒学相揉合，创立了“玄学”。
第四周期，南宋时期，儒学危机时，朱熹融合儒、道、佛创立了理学。可以说是道家一次又一次地维护了中国的“道统”。
第五周期，从启蒙运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异教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儒学连续受到冲击，在这信仰危机、民族危亡的日子里，是道学在批判儒学的同时返本开新，敞开思想，对世界开放，实行“拿来主义”。实证主义进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进来了，新儒学复活了，古老的中国才又一次焕发生机。
道家的一个重要信条是“不为王者师，便为万世师”。在政局混乱的时期，一些有高深道学的人转而为师，如鬼谷子、文中子即是。他们是诸子百家中一流的、非常规的教育家。他们用改朝换代的帝王之术授徒课业，培养一批因缘时会、出入军机的人才，使之逐鹿中原，以求一逞。隋末天下鼎沸，文中子王通先生教出了魏征、李密、徐懋公等几个知兵领军的干才，他们都是扭转乾坤的命世之才。鬼谷子、文中子通过自己的学子达到了对国家、民族“兴灭继绝”的目的。
中华民族文化周期性的更新再造功能不是别的，就是“道”。因为它是开放型的，且具备“体”的特质，有隐性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中华文明未出现断层的一个内在原因。如自然界，月季花枝繁叶茂，月月开花，可是花农每年冬季都平一次茬。翌年生长出来的新枝条粗壮鲜嫩，开的花比上年更大、更鲜艳。
第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始民主制。公元前7——2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西戎小国——秦能打败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先进的东方六国呢?13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能打平欧亚大陆，建立四大可汗国呢?为什么16世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族能打败6000多万人口的大明王朝呢?研究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原始民主制胜过封建专制、独裁政治。而这种原始民主制与之后的专制、独裁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并存，经六千年之久，历三个大周天，九个周期。每当中原地区的政权走向专制、独裁，搞得民不聊生时，底层民众或边疆的部族就祭起原始民主制的法宝，组织起一支又一支的革命大军，摧毁专制、独裁的腐败政权，改朝换代，使华夏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始民主政治制度是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的制度。我国在夏以前实行的“禅让”制度实际就是原始民主制。原始民主制始建于父系社会，是在家族议事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议事会由各父系的大家长(长老)组成，负责处理内部事务以及与其它氏族交往的事务。在母系社会民众大会观念淡薄之后，这些大家长(长老)逐渐形成氏族的贵族，是氏族酋长的辅佐兼保护人，对氏族的各种活动有参与权。
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首领和家族族长组成。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作出决定。部落议事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实行原始民主制。史载：“伏羲氏以龙纪，故龙师名官。”(《通典》卷19《职官一》)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四岳”、“十二枚”，“官员六十名”。(同上)“少昊氏以鸟名官，风鸟为历正，玄鸟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祝鸩氏为司徒，(且鸟)鸩氏为司马，(尸鸟)鸩氏为司空，爽鸩氏为司寇，(骨鸟)鸩氏为司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原始民主是与之后的封建专制、特权相对的，要实现民主就势必反对特权。所谓特权是指超越任何制约、滥用国家权利的权利，必然遭到大多数人的强烈抗议，反对特权，就能取得多数人的拥护，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
一、二周期之交的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的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在西南边陲的秦国，由于封建领主专制制度的基础薄弱，经过“商鞅变法”最先废除了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
秦原系颛顼之后，西周时是一个附庸小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长期活动在陕西和甘肃东部，与西戎部落杂居，非子为秦部落领袖，时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为附庸，由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迁至秦(今甘肃张家川东)，始以秦为称号。公元前659—621年，秦穆公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积极加强国势。插手中原国家的事务，谋求向东发展。但是晋国在晋文公的统治下迅速强大，阻碍了秦国东进的计划。尤其在崤之战中，秦军惨败。因此，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先争取到西戎谋臣由余归降，然后用由余的计谋进攻戎地，短时期内兼并了十二个戎国。开拓了上千里的土地，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秦穆公称霸西戎国。但终因僻处西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力逊于中原华夏大国。秦孝公即位后，继续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商鞅变法，大力招徕六国居士，迅速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东并六国，建立秦帝国，结束了长达五百年的混战。
第三、四周期之交的夏、辽、金、元最初都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凝聚本部各部落的力量。蒙古族的“库里勒台”就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建立起来的，“库里勒台”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它决定有关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做出决定。后来演变成“宗王大会”。与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一是人才选拔面宽。凡是各部落的首领及贝勒都是大汗的后选人，能够优中选优;二是即使选不上大汗，当摄政王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多尔衮就是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八旗入关，消灭大明王朝的的。由于夏、辽、金、元实行原始民主制还涌现出一批女主，如西夏惠宗秉常母梁太后、辽太祖阿保机皇后述津氏、辽圣宗母承天皇太后萧绰、金熙宗皇后裴满氏、成吉思汗皇后孛尔台旭真、元文宗皇后弘吉刺氏等，临朝称制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其中承天皇太后萧绰“裁决国事”长达40年之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根本原因有四：根深蒂固的“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衍生了宗法观念和大一统观念是思想基础;儒学是个双刃剑，坐天下治国安民是儒家的长项，打天下安邦定国也离不开儒家;道家是中国人的哲学，是中华文化的“体”，具有“返本开新”、“兴灭继绝”的功能，在吸收异质文化，推动大中华文化与时俱进中具有隐性世界的力量;原始民主制是“德文化”的根基，是改朝换代的原动力，是专制、独裁、腐败分子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