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国防教育亦可称为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延安的国防教育完全是为完成抗战建国总任务的。国防教育的内容：（一）基本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二）边区的中等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方式：举办国防教育研究班;巡回教育;以国防教育会和《国防教育》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研究和宣传。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1：
试析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摘 要：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极大地提升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边区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实际出发，在边区农村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推动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温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既能全面、深刻地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为不断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启示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1]405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党对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重温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历程，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陕甘宁边区是在党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辖区主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等地区。由于历史、社会和地理位置等原因，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十分滞后。因此，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边区政府通过采取诸多措施积极促进边区乡村发展，其中包括边区乡村文化建设。
（一）改善陕甘宁边区农村文化落后现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寧边区地处西北，城市少、农村多，工业、商业不发达，以农业经济为主，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农业发展较为落后。因此，边区建设初期乡村文化状况主要表现为：乡村经济水平低下，教育十分落后，知识分子较少，文盲占据大多数，封建迷信盛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落后的现状指出：“边区是一块教育文化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李维汉也曾指出，在陕甘宁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乡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2]。穷人的孩子几乎很少读书和接受教育，文化设施十分简陋稀少，人民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卫生条件十分简陋，人畜的死亡率都很高。除此之外，封建迷信思想在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现状严重威胁到边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二）边区政权建设巩固和发展的需要
边区大量文盲的存在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已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立不起来的”。由于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势必影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边区的顺利实施，不利于边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知识发展工农业，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参与边区建设与抗战的热情。因此，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继而保证边区稳定。
（三）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唤醒民众尤其是发动广大农民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主体地位，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在旧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仍有顽固的封建思想。因此，必须要用先进的思想改造他们，将他们从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毛泽东曾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3]因此，要在农村完成这个变动，必须要以先进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同时，全面抗战的爆发更是促进和加快了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只有唤醒广大农民的民族觉悟，把落后的乡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我党工作的重要一环。
二、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实践
党和边区政府从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边区的乡村文化。这些措施的实施改善了边区农村落后的文化风貌，推进了边区农村的文化建设进程。
（一）积极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文盲大量存在。针对这一状况，边区政府将识字扫盲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抓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重要环节。[4]
首先，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成年人。政府提倡识字运动，通过创办识字组、半日校、夜校、冬学等多种形式，对边区的成年村民进行识字教育。同时，为了确保识字运动不流于形式，边区教育厅派出社会教育工作指导团到下辖区域进行监督指导。为了推进社会教育的正规化、法制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组织暂行条例》《社会教育工作纲要》等条例和法规，在制度上加强保障。在社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党主张社会教育要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防止脱节。边区政府明确要求：社会教育要与各县其他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援军、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边区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降低了文盲的比例。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识字组5 834个，组员39 983个;夜校208所，学生1 917人;半日校61所，学生919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发展到1 558所（组），学员人数达到25 063人。同年冬又发展到5 232所（组），学员53 266人。1940年进一步发展，达到5 469所（组），学员59 953人。[5]186
其次，开展学校教育。边区广大农民思想文化落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广大农民在孩童时代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因此，边区政府除开展社会教育以外，还高度重视小学教育。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小学教育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为推动小学教育的发展，边区政府曾宣布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陕甘宁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三年初级小学教育，为边区儿童必受之义务教育。”为了更好贯彻和实施这一政策，边区政府曾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小学教育的目标、要求、保障等给予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陕甘宁边区小学法》《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等。同时，边区政府为推动小学教育发展，创造性提出民办与公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采取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农民自助等多种办学形式。由此，小学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得到大幅度增长。边区政府成立后，1937年秋小学学校发展到545所，学生10 396名;1938年春发展到706所，学生14 207名;1938年秋发展到773所，学生16 725名，其中有完全小学（即初级、高级合办的五年制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小学数量比边区政府成立前增加了6倍。[5]183
（二）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繁荣乡村文艺，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党和边区政府在进行识字扫盲运动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主要通过艺术团体文化下乡、创建文化娱乐机构、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途径展开。
为了更好地激发边区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边区政府积极号召与组织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成立各种艺术团体，创作反映乡村和边区生产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们深入乡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为了使边区的广大农民更加容易理解与欣赏包含新思想的文艺作品，边区政府提出要多运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并强调要学会利用民间旧文艺的形式。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6]于是，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各地广泛成立剧团、秧歌队等，定期或不定期在乡村进行演出，边区文艺活动十分活跃。为丰富边区农民的文化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许多乡村成立乡村俱乐部，并明确规定：俱乐部“在十户以上的村庄，应普遍建立，如人口太少，可联合附近（二、三里内）村庄建立”[7]。同时，强调俱乐部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文艺活动。此外，边区政府还建立起图书馆、阅览室、民教馆等文化娱乐机构。由此，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得到广泛开展。
边区政府通过繁荣乡村文艺，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宣传民主、破除封建迷信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三）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革除陈规陋习，净化社会风气
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乡村，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传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导致边区封建迷信盛行。这种情况下，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科普知识宣传、反封建迷信、批评教育巫婆神汉等一系列活动。
边区政府积极向广大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边区政府“印制各种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向边区人民宣传社会科学的常识”[8]，出版了《王大娘养胖娃》《解剖学》《配偶禁忌》等科普读物。同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教育机构举办科普讲座，向民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例如，1941年11月21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了一次关于日食的科普讲座，并发表了科普文章《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
在边区农村，由于卫生知识的匮乏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乡村百姓缺乏医学科学的思想观念。为此，边区政府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卫生教育。同时，边区政府主张要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广大人民进行卫生教育宣传。此外，边区政府还在乡村建立起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
边区政府积极开展反封建迷信运动。在边区许多乡村“巫医利用迷信，欺诈群众，伤财害命”。封建迷信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威胁。为了使当地老百姓认清封建迷信的害人之处，边区政府曾先后多次采取各种方法对封建迷信活动进行打击。1943年和1944年，边区政府开展了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政府一方面对这些巫神进行改造和教育，另一方面鼓励群众同巫神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政府在各地开展了学习崔岳瑞活动，鼓励边区的卫生工作者向崔岳瑞学习，积极利用医药科学知识揭露巫神。
边区政府积极革除各种陈规陋习，开启民智。例如，关于妇女解放方面，突出表现为废除缠足陋习，提倡婚姻自由，保障妇女权益。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规定：“凡边区妇女年龄在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纏足。”为推动条例的执行，边区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条例和指令，强调指出：“妇女缠足，障碍社会进步，危及未来人种健康，实抗战建国中最大障碍之一……不再有缠足之罪行。”[9]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不缠足运动。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保障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改变妇女在婚姻中不平等地位。同时，妇女在政治上也翻了身。广大妇女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鼓励下，开始积极参政议政。乡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边区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三、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推动了民众的新觉醒，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政权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结边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所在
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在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党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党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边区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条例和法令，实施了多种教育措施，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基层组织。此外，边区政府在财政上给予乡村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因此，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给予乡村文化振兴以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制定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条例与法令，创造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村“两委”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挥村“两委”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乡村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带领村民让口袋富起来，更要做好让村民“脑袋富起来”的工作。因此，乡村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文化兴村意识，注重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文化素养。乡村广大党员干部作为带头人，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村民树立良好榜样，“引导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1]40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0]
（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成功既离不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知识青年的支持，更离不开陕甘宁边区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11]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同样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鼓励他们深入乡村，创作出更多反映乡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他指出，要推动文化下乡，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推出具有浓郁乡村特色、充满正能量、深受农民欢迎的文艺作品[1]405。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农村基层，服务农民群众，积极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为乡村人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同时，党和政府要积极“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力量”[1]406。
（三）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立足点
党和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实施的各种文化措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与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党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农村工作中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优秀农村乡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乡村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1]406。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实现优秀乡村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适应新时代乡村特点的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必须深入挖掘各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坚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2]。
（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
党和边区政府从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考虑广大农民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将文化建设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文化建设。这不仅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极大促进了边区农村的生产发展。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3]然而“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让人‘还不起’……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1]407。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中，必须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革除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推动移风易俗，改善农村精神风貌，为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566.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
[4] 梁星亮，杨洪.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47.
[5] 梁星亮，楊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55.
[7]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65.
[8] 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377.
[9] 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M].1985：7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9.
[11] 王斐.试析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03）.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24-125.
[13]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N].人民日报，2017-12-14.
【责任编辑：刘中雁】
【作者简介】 马林冲 （1992—），男，山西浮山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 苗志娟（1983—），女，河南郑州人，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南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6CDJ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马林冲 苗志娟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2：
延安时期国防教育研究
摘要：国防教育亦可称为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延安的国防教育完全是为完成抗战建国总任务的。国防教育的内容：（一）基本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二）边区的中等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方式：举办国防教育研究班;巡回教育;以国防教育会和《国防教育》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研究和宣传。这些教育方式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大众化、科学化、实用性、时代性的特点。延安时期的国防教育对于当下革命历史纪念馆打造国防教育“第二课堂”，推行红色文化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防教育;巡回教育;国防教育会;服务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一大批学校和为了保卫祖国而长期奋斗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关于改善旧教育的宝贵意见和具体办法。他们面向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有组织的普及文化、宣传主张的国防教育，为改善陕甘宁边区文盲众多、愚昧落后、人口死亡率高、封建迷信猖獗的现状作出重大贡献，广泛的国防教育亦成为对日作战的一把利器。
一、国防教育概述
国防教育也可称为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简言之，国防教育就是以服务抗战为目的而开展的一项始终贯穿于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教育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彻底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序幕，而中国全民族教育救国征程也由此开始了。各相关教育部门和各地文化教育工作者、学校通过成立国难教育社等教育团体，开展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救亡教育工作。
据统计，1935年以前，在陕甘宁地区一般的县份每100个人中，难以找到两个识字的人，而在华池、盐池等县更是每200人中才能找到一个识字的①。在那时，文盲基本占了全区人口的98%以上。全区20多个县，仅有小学120所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为了普及文化教育，改善陕甘宁边区文化贫瘠、文盲众多的社会现状，便在延安广泛开展以红军大学、列宁小学等学校为阵地，以社会教育、小学教育等为内容，以巡回教育等为方式的国防教育，提出要“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负责，互相帮助，有计划地发展抗战教育”，并开展了与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免费学校教育，以加强政治思想和军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提高生活独立能力。截至1937年春，陕甘宁边区有小学320所，有学生5600多人③。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国防教育，而不是亡国奴教育。我们的国防教育，就是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④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国防教育政策，提出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国防教育的方针;指出创设各类干部学校，废弃以前教育的制度、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办理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是推进国防教育建设的新要求。
同时，为了更好推进国防教育，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的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等规章条例，还选派了成仿吾、李维汉、何思敬、凯丰、艾思奇、何干之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当教员，专门为学生教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等课程。此外，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时常到各校作时事报告、讲课。这不仅培养了干部，也使国防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国防教育与边区国防教育会
1935年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时，陕甘宁边区经济条件非常落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文化基础极其薄弱。来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说道：“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⑤“边区是中国本部文化教育最落后的一个区域”⑥。陕北地区“父母对子女既不知教又不知养，儿童的死亡率特别大，加之这里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相距常在十里、二十里，儿童上学不便，失学的儿童特别多，小学教师不为农村所尊重”⑦。
1937年12月，在成仿吾、吕骥等人的发动下，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领导开展国防教育。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为召集国防教育代表大会致武汉文教两界书》一文，提出“在帝国主义狂暴的炮火下，我们的成百成千的为保卫祖国而长期奋斗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平津、从上海、从南京逃亡到武汉，因此武汉教育空前呈现的活跃，它已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了”⑧，认为国防教育运动已经从武汉向全国蓬勃发展开来了，希望“配合现在的抗战形势，发起组织‘边区国防教育会’，来领导边区的国防教育工作。”⑨4月，为了扩大边区的国防教育运动，促进全国的国防教育，各地代表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更好地宣传国防教育，引导边区的国防教育运动，还专门创办了《国防教育》专刊，并在发刊词中对国防教育和边区国防教育会作了重要论述，指出“边区所实施的教育，早已就是国防教育。并不是成立边区国防教育会之后，边区才进行国防教育”;规定“边区国防教育会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把各个人的，各单位的，各地方的在过去实施国防教育的经验，集合起来，整理起来，建立成一个国防教育的思想体系，作为他们全边区今后进行教育的根本方针。”
而国防教育则是边区国防教育会实现这一任务的工具，所以，它主要的内容应该就是交换经验、整理起来，把它们组织成为系统的知识，并帮助各地教师和工作人员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
由此可见，国防教育会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站在协助政府的立场上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利益。铲除一切宗派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铲除一切宗派观念，在抗日的旗帜下，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共同负责，互帮互助，有计划地发展并坚持扩大抗战、抗教运动，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共同负责，互帮互助，有计划的发展抗战教育。”⑨
而所谓的国防教育会分会，“第一是教育的群众组织，第二是教育工作同志自我教育的组织，第三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工作是进行国防教育理论上和技术的研究，提高全体教育工作同志的政治文化水平，加强工作的能力，增进工作的效率;进行团结的工作，把县区干教育工作的同志及一切愿意为国防教育服务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分会里来，彼此交换经验，使大家在开展国防教育这个目标之下，努力奋斗;设法改善小学教员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作的热情，坚定服务的意志，养成甘愿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依据工作的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综上，国防教育会与国防教育会分会是以推行国防教育事业为目的的群众自发组织，也是研究国防教育理论、交换教育经验、宣传抗战、团结民众、建立抗战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和场所。
三、国防教育的内容及方式
（一）国防教育的内容
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了《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要求8至14岁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必须接受义务教育。1942年，边区政府对小学教育进行整顿，实行精简，逐步改善了学校设备和教师待遇、增加了学习经费、增强了教员质量，也有效地提高了小学教育水平。1944年，各地根据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精神，开始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且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
1.基本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目标。据统计，1944年，边区的冬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仅三边地区就有冬学461处，参加人数达6292人。其中，靖边县37处，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其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子，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边区群众报》）。截至1945年上半年，边区共有小学1377所，学生34044名。
2.邊区的中等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先后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边区中学（1939年7月将这两所学校合并成立边区师范。）1940—1941年间，创办了关中师范学校、定边师范学校、陇东中学、富县师范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及边区医药学校和边区农业学校，接收了绥德师范学校和米脂中学。截至1942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十所，在校学生达到2000余人。
延安时期，各地区、各学校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实现扫盲、普及教育之目的，编撰了大量课本教材及讲义。主要有国文类的《初小国语》《初小国语补充教材》《中等国文》《中等国文选》《高级国文选》《国语课本》《高小国语》《高小国语》教学参考等，算数类的《算术讲义》《中级算术》《中级简明算术课本》《高级算术课本（在职干部用）》等，自然科学类的少年科学读物《苏联的发明故事》、少年科学读物《水》《小学训导》《自然讲义》《地理讲义》《历史讲义》《物理学》《化学》《初级普通化学》《国防自然常识》《高小自然》《自然课本高级》等。同时根据不同职业、年龄、用途等还专门编写了《小学生临时课本》《冬学手册》《识字课本》《常识教材》《初级新课本》全六册、《初级文化课本》《中等活页文选》《干部文化课本》《农村应用文》等教学资料。
（二）国防教育开展的方式
1.举办国防教育研究班。以培养国防教育教员和教育传播者为目的，以3周为期，广泛在陕北农村对各类各级的干部、学者、农民等展开培训。期间，学员在学习掌握各种知识讲义的同时，还要抽空学习10余首抗战歌曲，并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将歌声传递到村里，并在唱歌、演戏、开同学会、全体大会中进行思想斗争，报告一些特殊事件，听取高自立、范文澜等人的报告，以提升自身修养，顺利推进国防教育。
2.巡回教育。通过巡回教师来倡导宣传抗日主张，开展国防教育。延安时期，巡回教师不设固定学校，在村队中组织认字小组，成为组长，指导分小组组长教组员。“让巡回教师⑩为人医病，改良种子，设立苗圃，调查矿山，水利。筑路和社会调查。”
延安时期，在“国防教育”基本方针指导下，在国防教育会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事业取得了良好发展。尤其是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之后，党中央提出了造就“一万到几万”知识分子的任务，并对国防教育事业的开展做了进一步的规划。到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尾声，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根据时代特点适时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的国防教育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教育类型，是“抗战的一个有力武器”，具有大众化、科学化、实用性、时代性的特点。它在“使每一个人了解了什么是国防教育”，影响农民、教育农民、帮助农民自觉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为抗战服务的同时，既丰富了当下红色教育、红色研学的内容，也为当下开展党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开拓红色教育“第二课堂”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释：
①见《解放日报》，1941年6月5日。
②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215.
③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64.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8.
⑤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10.
⑥见《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边区教育通讯》创刊号，1945年11月1日。
⑦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⑧《为召集国防教育代表大会致武汉文教两界书》《新中华报》，1938年1月。
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新中华报》，1938年1月。
⑩巡回教师指的是专心从事国防教育，了解巡回教育的特殊性和社会分工原则。教师的任务是以教育来动员民众抗日，从政治上来动员民众，使民众认知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
柯伯年：《论巡回教育》《新中华报》，1938年8月。
见1939年1月林博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第485页。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5]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6] 范蕾蕾.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7] 于美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以保育机构为中心[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4.
作者简介：郝宇昕（1992—），女，汉族，陕西延安人，单位为延安大学政管学院，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御夫）
作者：郝宇昕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3：
对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在延安执政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的赞同和拥护。探讨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很深的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和谐社会；认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执政的实践中，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创造性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执政的过程中成功地构建起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她在这里遍地生根，成长壮大，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创造先进文明的社会环境是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基础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全国指导抗战的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奔赴延安和边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940年回国考察延安。一踏上延安土地，就感到民主气息春风拂面，他深为共产党人所开辟的先进文明的社会所打动，预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先进文明的社会。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而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得以稳定和谐的理论渊源；在执政的实践上，制定了对敌斗争、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三三制等十大政策，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感，完善了党的执政机制和方式，使党在抗日根据地发挥很好的作用，为党作出科学的决策提供了保证；在社会管理上，党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精神培育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从此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走向胜利，走向辉煌。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建政治国、执政为民的经验，而且制定了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为构建社会和谐而不断进取，不断完善，成为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正确处理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和谐的关键就是协调处理好人的和谐，而作为社会的人，是不能超越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达到人心的和谐，是人的和谐的关键。党在延安时期，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当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犬牙交错、相互交织。因此，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淡化阶级之间的对抗，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权利上，党以团结各阶级、阶层利益为主，不断凝聚社会抗日力量。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在五一纲领中规定了“三三制”政权的政策。要求“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硬保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样边区能有一大批非党民主人士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参政议政，这样就真正把抗日民主政权置于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这也就保证了政权的生机与活力，也就不会产生权利腐败。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违法行为，确保了选举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边区政府在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上，政府运用了社会心理的迎合型特点，正确处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了阶级关系，减少了农民和地主的对立情绪。党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确定了三条原则，既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又保障了地主的经济利益；既保护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使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不受侵犯。在处理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上，边区政府找到双方经济需要的平衡点，提出了“在劳动分析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的互助互利、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需要都的到了满足。1941至1944年政府的三次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人民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党通过在政治上、经济上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缓和了边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极大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整合了各阶级的力量。
三、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历史，是一部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历史，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边区政府在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关系上，公平施政，公正执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诚信和睦的人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林伯渠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亲自领导精兵简政的工作，节约了大量民力。他虽然政务繁忙，但还是扛着锄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上谷物和蔬菜，管理得很仔细，每年都获得收成。林老为人民服务，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黄牛”。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是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944年9月，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
在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至今许多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战士回忆延安时期的往事时，总是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
四、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证
延安时期，在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环境下，在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包围封锁，在政权建设经验缺乏、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基础差等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进行政务处理，已经成为边区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需要探索的重大课题。为此，边区政府非常注重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地。延安时期着重开展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与勤俭节约教育，以及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励暂行条例草案》、《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等许多关于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条例，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由毛泽东亲自题词鼓励的模范干部，惩处了腐化分子。边区政府努力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倡导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建设起世界上最廉价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热烈拥护。“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对当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政作风的真实写照。在法制和制度建设上，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地法律法规和文件，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比如《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等法规条例，这些制度有效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0.
[3]李忠全.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人文杂志社出版社，
1999.
[4]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张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