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大发展, 经历了以表征-计算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范式和以具身认知为代表的第二代认知范式。心灵和认知内部表征也从大脑内部的抽象计算延伸至身体。不过范式虽已形成, 但研究内容和方法依旧继续向外延展并超出了皮肤的界限。在新的第三代范式形成之前,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发现合适的整合进路。国外对认知整合问题的研究者多倾向于通过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 通过对传统认知主义的反驳来寻求一个对认知整合概念的一致性见解;另一方面, 通过跨学科结合不同的理论进路来深化和完善认知的整合主题。不论约翰·豪格兰德 (John Hougeland) 提出的“具身式和嵌入式心灵 (mind as embodied and embedded) ”, 还是马克·罗兰兹 (Mark Rowlands) 主张的“融合心灵 (amalgamated mind) ”概念, 抑或约翰·杜威 (John Deway) 对“有机体——环境交易” (organism-environment transactions) 概念的提倡, 都是跨越了内部神经过程而对更广泛的身体、环境过程的认同, 这也指明了将认知科学研究推向整合的发展趋势。
然而近年来, 国内大部分有关认知的研究都只是沿袭了认知的具身、延展和分布式进路, 有的学者着重于针对各类认知观念的修正工作, 还有的学者则关注科学哲学中的认知新进路的探索和研究工作。虽然从认知角度对科学理论创新、科学概念变化和科学实践过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也积极尝试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室研究和理论建模工作。但是总体来讲, 由于表征-计算和具身认知之间尚未呈现出一个较为顺利的过渡和转变, 广义具身认知 (4E+S) 也尚未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纲领, 因此认知科学哲学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并极有可能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
广义的具身认知, 包括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 、嵌入式认知 (embedded cognition) 、生成认知 (enacted cognition) 、延展认知 (extended cognition) 和情境认知 (situated cognition) 。这些研究理论的问世表明, 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提出和发展,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它们从不同程度上开始重新关注被认知主义搁置在一边的文化、历史与情境因素。基于此, 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个体认知活动与文化进化有着密切关联, 一种更加突出复杂相关关系的分析进路逐渐提上日程, 这直接导致认知的因果耦合的协调关系已经不完全适用于整合的研究范式。加之, 前不久围棋界“人机大战”甚嚣尘上, 机器或人造大脑如何能够主动学习、推理和感知这个世界成为媒体争相讨论的话题, 认知计算似乎朝着既定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如此看来, 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崛起似乎印证了计算主义的思想:认知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台巨型计算机的计算过程。但事实上, 基于现在的科学实践和认知计算研究, 还无法做到涵括一切认知因素, 人造大脑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尚未得到证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身体和外部环境的作用确实可以影响人类心灵和认知的形成, 这取决于整合的程度。在整合方面, 国外哲学家已经试图从不同维度建立大脑-身体-环境的模式和框架。但内在主义者依然认为心理内容具有意向性, 这一关键特征使他们坚守心灵和认知内在于人的颅骨内部的观点, 并且主要针对延展心灵和延展认知的相关理论对整合趋势提出了质疑。内在主义者认为, 如果将心灵和认知延展至身体之外, 自身和他人的心灵、认知都是外部环境的一部分, 那么很有可能人的心灵归属问题会陷入无限制倒退或延展的困境之中。举一个例子, 根据延展心灵的主张, 如果把纸和笔当成某个人A的部分心灵, 那么A用笔记录在笔记本上的内容也是A的部分心灵, 笔记本上的内容随之也可以被认为是另外一个人B的认知环境的一部分, 因而也是B心灵的一部分。如此推论, A的心灵是B的心灵的一部分, B的心灵是C的心灵的一部分, 那么究竟作为A自身的心灵存在于何处?我们无法寻找到最终答案。
虽然整合的观点和趋势仍面临着内在主义的反驳, 但理查德·梅纳里 (Richard Manery) 认为他提出的认知整合观能很好地应对这些反驳。梅纳里以萨顿提出的互补性论证为依托, 进而提出“认知整合 (cognitive integration) ”概念。认知系统是通过神经功能、身体功能以及语言和其他表征工具的功能而发挥作用, 他的认知整合观就是以这些功能相互作用的形式而被提出, 并且认为认知的内部和外部可以整合进一个更大的认知整体中。认知整合的概念立足于动力系统的耦合和积极外在主义的观点对认知作了新的解释, 即不再将我们自身预先视为一个认知行动者而与环境耦合在一起, 而是通过与环境耦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认知行动者, 更强调动态交互的和生成的特性。除了着手于外部环境因素的整合之外, 梅纳里对语用和语境 (context) 的关切也十分耐人寻味, 他认为很多词句的构成并没有体现出传统的那种相同语义贡献。通常我们解释语句是此意而非彼意的时候会联系其语用和语境的特征, 但语用和语境并不被传统进路所使用。因此, 传统所认为的语义系统中所构成的词与语境无关的观点并不能提供给我们一个解释。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将词诉诸于语境, 这样才能更加完整。[1]正如魏屹东教授提出认知哲学应采取语境实在论立场, 奉行语境纲领一样, 这种区别于传统认识论主张的认知现象是语境依赖、语境敏感和语境限制的[2]。
理查德·赫尔斯明科 (Richard Heersmink) 作为萨顿和梅纳里的学生, 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他二人的关于延展心灵理论的观点, 他提出一个多维度框架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 用以构思人与工具之间的互补整合, 包括信息流维度、可靠性维度、耐久性维度、信任维度、程序明晰性维度、信息明晰性维度、个性化维度和转换维度。他认为嵌入式认知或延展认知的性质依赖于整合的程度, 所有这些维度都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可定位认知系统中的多维度空间。这些维度为认知的扩展和认知整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重要的是, 赫尔斯明科在探讨认知延展或认知分布的问题时, 避开了引发延展和分布的充要条件是什么的探讨, 而是为研究“新的系统整体 (new systemic wholes) ”中主体和工具的认知整合特性及其相互作用程度提供了一个“工具箱”。[3]
其实, 有关心灵和认知的延展和整合问题是通过认知边界问题的争论而被提出。众所周知, 认知边界问题由来已久, 从笛卡尔心身二元论起始, 心灵与意识本质就完全与身体区分开来。为了克服笛卡尔身心关系理论的固有缺陷 (它无法解释心灵何处存在的问题, 最终倒向了唯心主义) , 心灵和认知的整合观念在一片质疑声中便逐渐崭露头角。需要注意的是, “认知整合”不等于“心身一元论”。心身一元论讲求身心的同一, 人的心灵和认知是生理活动的产物, 并且一切心灵的来源和认知的功能都是脑功能的体现。而认知整合是采用第一波延展心灵观点去建立一个认知是混合的观点, 它不是通过对等原则产生的, 也不是大脑决定一切的认知统一, 而是采用与世界的具身性约定来作为它的起始点。但认知整合仍然是从延展心灵假说的核心认识论中获益, 它认为一些认知工具是身体外部的, 这些工具的操纵是整个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包括身体内部工具的操纵。所以, “操纵”的概念为整合认知提供了一个更积极和明确的指向和方法。因此, 持整合观念的研究者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去提供一个不同种类操纵的分类方法以及向其提供经验性的事例, 这种操纵方法既根据实践中的认知规则来被理解, 又涉及外部工具操纵的因果解释。也就是说, 表征的操纵是被嵌入在实践中, 实践的认知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 如解决问题, 规划, 或推理等认知任务, 它具有规范性, 以及身体的因果维度, 如:数学计算中所涉及的计算实践。由此得出, 内部和外部工具的操作是因果关系的整合, 但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和规范的语境内。这正是第一波延展心灵式争论中所缺失的重要内容, 认知整合很好地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
综上所述, 认知科学哲学的当代研究理路趋近于整合, 这使得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二者的结合甚至推动了新的框架、理论和模型的诞生。框架、理论和模型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研究范式转换的促进, 另一方面是取决于研究者们对心灵和认知内容的探索方式的多元化。每个认知主体都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 发现大脑-身体-环境的任意可能性都会在实践中体现其价值。虽然我们无法否定一个新事物产生的合理性, 但一定会带着审慎的态度负重前行。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唯一的答案来解释心身关系, 但至少讨论角度的多样化对心灵和认知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进路。
摘要：认知整合 (cognitive integration) 问题开始于对广义具身认知的研究, 涉及了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本文从国内外认知科学哲学前沿出发, 深入分析其整合新趋势下的认知特征。
关键词：认知整合,具身认知,趋势
参考文献
[1] R.Menary.Cognitive Integration-Mind and Cognition Unbounded[M]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 魏屹东.认知哲学:认知现象的整合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4) .
[3] R.Heersmink.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in Embedded and Extended Cognitive Systems[J].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5, 14 (3) :577-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