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医院宿舍经营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单身宿舍越来越成为大型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的“标配”。为了做好防火工作，收集单身宿舍火灾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内容包括火灾时间、医院类型和等级、宿舍类型和直接原因。根据统计结果针对每种宿舍类型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
医院宿舍经营管理论文 篇1：
评《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工人的劳动刺激因素》
《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工人的劳动刺激因素》（以下简称《劳动刺激因素》），是俄罗斯学者Л.И.博罗德金等合著的一部探讨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企业劳动激励机制的经济史著作。该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再次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何借鉴历史以防止社会动荡，是国家政权面临的重要挑战。善于实现社会妥协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国家，能够避免革命和走回头路。纵观全书，与以往的类似研究相比，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一、史料丰富新颖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正确运用史料，充分发挥史料的研究价值有助于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在《劳动刺激因素》一书中，作者首次运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大型纺织企业的档案资料，深入分析工厂生活，研究了纺织工人的劳动激励制度。所选择的企业是俄国的两家大型纺织企业——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位于谢尔普霍夫市）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选择这两家企业的原因有三：第一，两家企业的资料保存完整，可利用度高；第二，纺织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而这两家纺织企业是当时俄国重要工业领域十大企业的代表；第三，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属于“社会取向企业”，其特点是产品覆盖范围广，企业经营稳定，具有代表性。企业档案资料包括工资表、工人出勤表，工人对企业领导的建议、请求及答复登记簿，工人生活记事等。在丰富的档案文献基础上，作者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原则、微观历史与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细致剖析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
二、分析全面系统
该书以肇始于1860年代大改革的俄国现代化和快速工业化进程为背景，总结了作者多年对十月革命前特别是第一次工业化时期俄国工人劳动动机的研究成果，从劳动激励制度（工资、奖励、罚款）、纺织工人的社会结构以及与纺织工人劳动动机有关的工厂社会生活领域（居住条件、生活必需品保障、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等角度入手，系统地研究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企业对工人的劳动刺激因素。
劳动动机是企业主与工人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发挥工人的创造潜力是企业主首要关注的事情。劳动动机一般分为三类：报酬、强制和激励措施。动机不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自然存在差异。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工业领域实行了比较文明的劳动报酬形式，尽管高薪工人的比重很低。20世纪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纺织工人的实际工资呈增长趋势，熟练工人的收入增长幅度快于其他普通工人，甚至在危机年份企业主也千方百计将熟练工人留在企业供职。俄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非熟练工人比重高，因此吸引和留住熟练工人对企业主极其重要。工厂也采取诸多举措挽留人才。例如，实行差别化工资，对熟练工人许以高薪，而且奖金的数额与工作时间相联系，工人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奖金就越多。因此，熟练工人更倾向于稳定地在一家企业工作，而非熟练工人和低薪者则频繁更换工作。资料显示，在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工作25年以上的工人至少占2％，工作时间超过35年的工人占1％。除物质奖励外，企业还普遍采取非物质（道德）形式的奖励。
关于处罚制度，《劳动刺激因素》一书提出了与苏联时期不同的观点。作者首次详细而且令人信服地指出，苏联历史文献夸大了帝俄企业对工人的罚款数额。他们认为，这种夸大的认识论根源在于，苏联历史学家凭主观臆断解释1880年代工厂监督员的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推至以后几十年。通过分析，作者证明，1890－1910年，企业因违反劳动纪律对工人的罚款比例从占工资额的1％～3％下降到0.1％～0.2％。不过，大幅降低罚款金额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依靠罚款实际上已经无法影响企业的纪律状况。作者对比工人数量后发现，位于城市的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的工人旷工次数比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四个工厂中有三个在农村）多。对违纪工人的处罚手段还包括转到低收入岗位、强制搬出工厂宿舍、开除等。
《劳动刺激因素》分析了纺织企业工人的社会结构。作者指出，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要求不高，工人无须掌握特殊技能，使用精纺机或织布机的培训仅需几周时间，只有调试机器和布匹印花需要熟练技术。因此，在纺织企业里中等技术工人占多数，而且基本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
纺织企业的社会生活领域是研究的重点。作者就工人的居住条件、住房政策、食物供给、医疗服务、退休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提供可以接受的劳动条件，既有助于避免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冲突，缓和社会紧张程度，又能够激励工人更好地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的大多数工人住在工厂宿舍，每年企业将总利润的3％用于职工住房支出。如果工人未得到宿舍床位，那么他可以额外领取一定数额的住房补贴。工厂不得强制工人搬出宿舍。按照劳动合同，必须有法庭的裁定，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才能让工人搬离宿舍，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的工人只有在受到生产处罚时才会被取消在宿舍居住的权利。住房政策方面，工厂管理部门为工人提供住房贷款，但只有少数熟练工人和高薪员工能够满足贷款条件。工厂在专门的工人居住区集中建设住宅，长期（最长可达30年）租赁给工人居住。建设工人住宅区，一方面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工人的归属感，避免工人处于边缘化状态。
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认为，帝俄时期工厂强制工人在自己的食品店购买高价劣质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料显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俄国工厂大多拥有自己的畜牧场，工人可以在其食品店内购买低于市价的新鲜食物。作者指出，内务大臣A.H.赫沃斯托夫曾高度评价工厂食品店的低价食物供应。
本书充分展示了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为提高工人医疗服务水平所做的努力：医院设备良好，实行免费医疗，而且提供不错的食物。孔申手工工场医院供养一名住院病人的支出比莫斯科市立医院还高0.5倍。所有这些与以前人们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人生活的认识迥然不同。当然，作者同时指出，类似医院并非俄国工厂生活的普遍现象。
社会保障是工人安心工作的保证。1903年俄国保险法规定，在工人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必须向工人支付工资。H.H.孔申纺织工厂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在私立保险公司为工人办理了保险，这样既减轻了意外事故情况下企业与个人的负担，又有利于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关于不幸事故的统计数字表明，两家企业工人在生产中严重受伤的人员比例不高并呈下降趋势。从1880年代末开始，H.H.孔申手工工场协会和雅罗斯拉夫尔大手工工场逐步实行退休制度，比国家立法还早半个世纪。尽管两家企业退休的人数不多，退休金数额有限甚至不足以弥补购买食物的支出，但这种实践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此外，本书作者指出，工厂在教育方面，尤其是普通教育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活动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学生数量不多、图书馆藏书有限等方面。
三、评价客观公正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全国范围掀起“重评苏联历史的运动”，结果导致对苏联历史以及苏联时期史学研究的全盘否定。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形态一元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史学逐渐弱化，史学研究开始从叙述性历史和机械收集史料转向认知方法论和分析历史学，对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也从全盘否定转向客观评价。《劳动刺激因素》一书指出，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俄国纺织工人劳动动机文献具有教条性，大量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业工人史著作存在歪曲企业劳动关系的倾向，反映出苏联时期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和强制性。但作者没有彻底否定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苏联历史编纂学为俄国工人阶级史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础，从而有助于实现辩证分析和客观认知。
[责任编辑：白晓光]
作者：钟建平
医院宿舍经营管理论文 篇2：
六起医院单身宿舍火灾的分析与思考
摘要：单身宿舍越来越成为大型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的“标配”。为了做好防火工作，收集单身宿舍火灾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内容包括火灾时间、医院类型和等级、宿舍类型和直接原因。根据统计结果针对每种宿舍类型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医院;单身宿舍;火灾
随着医院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及分院越来越多，单身宿舍越来越成为大型医院，特别是教学医院的“标配”。单身宿舍是一个既像家又不是家的地方，一旦把它变成了家，单身宿舍也一定成为像居民住宅那样的火灾高发区。因此，非常有必要对10年来全国医院单身宿舍火灾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规律和特点，提出针对性措施，有效预防火灾。
一 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据应急管理部网消息，200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医院单身宿舍火灾案例6起。本文中单身宿舍包括员工宿舍、学生宿舍和民工宿舍三种类型，其中民工宿舍是指由于改扩建工程的需要，在正在运营的医院内临时搭建的建筑工人住宿场所。
（二）研究方法
将6起全国医院单身宿舍火灾资料数据输入Excel 2007，对火灾时间、医院类型、医院等级、宿舍类型和直接原因进行统计分析。
二 结果
2009—2019年全国6起单身宿舍火灾涉及4类4个等级的6家医院，共造成1人死亡。从火灾月份上看，除1月两起外，2月、5月、9月和10月各一起，而伤亡火灾出现在9月末，这可能出乎一般人的预料;从火灾时段上看，7、8、9、10、14、16时各一起火灾，伤亡火灾出现在16时，而在晚间却没出现火灾。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4类医院中市属医院三起、学院附属医院、区县医院和民营医院各一起，其中学院附属医院火灾中出现伤亡。与之相应，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1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1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1家和二级乙等综合医院1家，该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从宿舍类型上看，员工宿舍火灾三起、民工宿舍火灾两起和学生宿舍火灾一起，伤亡火灾出现在员工宿舍。最后，从直接原因上看，电气火灾三起，具体为违规使用电热毯二起和违规用电一起。另外三起火灾为原因不明，其中包括伤亡火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起员工宿舍火灾发生住院楼楼顶搭建的活动房，这也是人员伤亡之所。而一起员工宿舍也是由玻钢材质搭建而成。
三 思考
大型医院，特别是三级甲等教学医院，同时可以存在一种或几种类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任务极其艰巨。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例，两栋宿舍楼共有床位1650张，2018年的住宿率达到95%以上，住宿人员包括本院员工、进修医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生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鉴于三种单身宿舍在住宿人员、主管部门、火灾原因和消防主体的差异性，现逐一进行阐述。
（一）民工宿舍
医院建设工程施工人员流动性大，各班组在工地上进出场时间不同，这些人员往往是由民工头组织管理，普遍存在人员防火安全意识淡薄，宿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本文提到的二起民工宿舍火灾就是由于违规用电和违规使用电热毯造成的。因此，必须强化施工方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严禁在宿舍内吸烟和使用私人电器，依法履行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义务。更重要的是，建设方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根据建设工程合同条款实施奖惩，督促施工方履行消防安全主体义务，保障工程建设和宿舍的安全。
（二）学生宿舍
毫无疑问，在三类单身宿别中住宿人员最多的莫过于学生宿舍，具體包括研究生、医疗类实习生、护理类实习生、规培医院、进修人员、岗位培训生和博士后等，这就造成了人员多、差异大、需求广的工作局面。一旦在服务和管理两方面有任何疏漏，电热毯、电饭煲、热得快等违章电器就会随即进入宿舍，带来巨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因此，宿舍管理和服务工作必须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宿舍配备智能用电管理系统，利用技术手段自动识别宿舍使用的电器功率，从而有效切断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使用电源，有力保障宿舍的消防安全。最后，宿舍管理部门必须依托学生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真正实现防火工作有温度、讲力度、能落实、出效果。
（三）员工宿舍
毋庸置疑，员工宿舍是三类宿舍中防火工作最为艰巨的。一方面，正如本文中的二起火灾案件所提到的，很多员工宿舍都是搭建的，消防设备设施很难同步到位。另一方面，基于种种原因，住宿管理人员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很难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特别是对一些老员工。电视、冰箱、电饭煲、电热毯等生活家电出现在员工宿舍，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极大增加了火灾的风险。因此，为了做好员工宿舍的消防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员工宿舍，包括学生宿舍在内，必须与医院建设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配套的消防设备设施，而且其位置要远离病房楼和门诊楼。
第二，防火问题，与其说是安全问题，还不如说是管理问题，必须引入经济杠杆，建立一套成熟完善的住宿人员退出机制，严禁单身宿舍出现家庭内容。更重要的是，宿舍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推进公寓化管理进程，变“滞后服务”为“超前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数量服务”为“质量服务”，把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把防火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切实调动住宿人员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实现未雨绸缪，有效预防火灾。
第三，在六起火灾中出现了1例死亡案件，教训惨痛。如果同样面对高层宿舍、大火封路、身旁无灭火器材的绝境，该如何逃生呢？火场实践告诉我们，安全无小事，只有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才有可能在险境中开辟出一条生路。
参考文献：
[1]武丽珍.居民住宅较大以上火灾分析探讨[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5，（6）：823-825.
[2]郑晓辰.医院宿舍公寓化管理模式探析[J].中国卫生法制，2018，（3）：72-74.
[3]陶昆.在建工程施工工地的火灾案例分析及消防安全对策[J].建筑安全，2015，（7）：51-54.
[4]雷丽瑶，刘广灵.教学医院宿舍资料利用效率调研及思考[J].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2019，（2）：93-96.
[5]闻春梅.浅析现代医院的经营管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4（24）：82-83.
[6]陈红燕.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医学生宿舍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医学信息，2014，27（2）：7-8.
作者：赵志全
医院宿舍经营管理论文 篇3：
“被精神病”的胜诉
10月17日，周荣焱收到了将近17万元人民币赔偿金。这只是法院判决他获得的近20万元赔偿的一部分。这笔精确到分的款项，来自周荣焱的工作单位重庆市巴南区农村经营管理站和其主管单位、巴南区农业局，以及当时“收治”他的界石医院，这是对他1998年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后又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赔偿和工资补偿。
13年，周荣焱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了44岁、华发已生的中年男子。谈起过去，他说，他很高兴那段被扭曲的青春年华终于得以伸张正义，并且，出人意料地，他没有表现出别人想象的悲观失望，或愤世嫉俗。“我只是刚好遇到了这种不公正现象，” 他平静地说，“如今他们也算得到了教训。”
神秘的电话
1998年底的一天，东溪中学的老师范建泓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界石的电话。他不知道对方是谁，电话的消息却十分惊人：哥哥周荣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周荣焱和范建泓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两人同时在1991年大学毕业，周荣焱被分配到重庆市巴县（现巴南区）农业局，范建泓则到东溪中学当老师。因为父母管教严格，周荣焱兄妹三人都成绩优异，并考上大学。全家紧衣缩食多年后，眼看苦尽甘来要过上好日子，大哥却被关精神病院了，怎么可能呢？
打电话给范建泓的胡宗荣也不信。
今年45岁的胡宗荣，家住重庆界石医院附近。她与丈夫钟其才是在公交车上认识大学毕业生周荣焱的。当时，周荣焱坐在他们夫妇后面，向他们打听界石怎么走，还认真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住址。
“那应该是他到巴县报到，我们把他带到界石区公所，他去报到后，分配到下面的忠兴乡，当天晚上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乡里。”在胡宗荣夫妇眼里，这个大学毕业生挺老实，没有干部架子，“他叫我胡姐”。
周荣焱就这样和萍水相逢的胡宗荣夫妇熟识了，在忠兴乡工作时，经常到他们家里探望，给孩子买东西，有时还给一二百元钱资助。他们没想到，七年之后，居然能有机会救周荣焱一命。
“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邻居何德明从（界石）医院带了个纸条给我们，上面说周荣焱被关在界石精神病医院，打电话叫他家里人来救他。”胡宗荣赶紧找到公共电话，按纸条上的号码拨了出去。
事发
范建泓连忙请假去重庆，才知道大哥周荣焱在单位惹了麻烦。
1998年，已调回巴南区农村经营管理站（下称“农经站”）的周荣焱，刚好碰到单位开始分配职工福利房。那时他31岁，住临时宿舍，正面临结婚成家等现实问题。周荣焱已工作7年，又是本科毕业，在多是技校毕业生的农经站里，他的资历有明显优势。
但周荣焱发现，领导试图把成套住房拆分成单间分给他们。他认为这违反了国家房改政策，“成套住房不能化整为零，应该成套购买，应该根据得分多少排序排队。”周荣焱因此向纪检部门举报单位领导，年轻气盛，言辞颇为激烈。
他没想过后果。有人告诉他，被骂的领导汤如学等三人向巴南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诉其诽谤，但法院未予立案。他便再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然而，1998年9月17日上午，周荣焱突然收到巴南区人民法院的传票，传其到法医室接受精神鉴定。周荣焱上大学时喜欢研究法律，也时常帮人打官司，他发现，这个传票既没有案件编号，也没有案由，认为其不符合程序，决定不予理会。
没想到，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他正在宿舍外洗衣服，来了十来个法警和农业局的人，向他打听周荣焱。意识到可能会出事，周荣焱谎称帮他们叫人，趁机跑了。
下午三点一上班，周荣焱就找到巴南区组织部部长办公室，反映有人诬告他，并希望准假到北京反映问题。周荣焱后来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我告的是单位一把手，只能向他的上级反映。”他还考虑到了组织程序，“我不能去单位，但不请假会被开除，跟组织部请假就把组织纪律照顾到了。”
周荣焱并没很快离开重庆，他决定先向本地司法机关举报此事。10月第一周的星期二，是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接待日，周荣焱凌晨四点多就坐上了早班车，到法院门口排队，等待第一个被接待。可惜院长不在，接待他的庭长记录情况后，让他回巴南区解决。“当时我就心凉了。”
周荣焱开始跑北京。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上访者常跑的地方，他都跑到了。
1998年底，周荣焱重回重庆，找到区农业局局长说明情况。然而十几分钟后，他就被押上巴南区法院的车，送到了界石医院（又名重庆市巴南区精神病医院）。
界石医院当天出具的诊断书结论如下：周荣焱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应对症治疗。医院病历首页记载：“供史者与患者的关系：汤如学、干群”“精神异常10年，主要表现：睡眠差、乱语、坚持不断写材料无故乱告总认为领导和同事在刁难和迫害他，仍整天写材料四处告状”，该病历附页载明“家族史：祖宗以来每代人有一精神病患者”。
同日，受巴南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也对周荣焱进行了鉴定。这份出具时间为1998年12月29日的鉴定为：周荣焱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妄想性精神病、目前无辨认能力及责任能力。
周荣焱记得，那天重庆不太冷，他穿着一件有方块状花纹的紫红色羊毛夹克，是在北京西单商场买的，390元。
“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被强行推进精神病院那一刻，周荣焱承认，“恐惧到了极点，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那时的重庆市巴南区精神病医院，两个保安守着一扇大铁门，院墙高达六七米，墙头镶嵌着玻璃碎片，医院里病人乱拉乱尿，脏乱不堪。
周荣焱最初被关在一层。当晚，有个躁狂型精神病人与他同住，夜半时一脚踢破房门并高声吼叫，吓得他魂飞魄散，浑身发抖。第二天，周荣焱被转移到了二层，与三人同住，周荣焱不敢与他们交流。
病人每日三餐前要吃药，吃完后要把舌头伸出来接受检查。周荣焱吃完药后常心慌意乱、坐卧不安、全身发抖，医生告诉他这是正常反应，实在受不了，再吃一种药减缓发抖症状。
周荣焱一有机会就向医护人员解释，自己因为分房问题与领导产生矛盾才被送进来，家人尚不知道，希望能打个电话，但没人理他。
他整夜不能入睡。他下决心，绝不能就这样倒下，一定要找机会逃出去，并搜集证据，以法相搏。很幸运，他遇到了在医院做零工的何德明，更幸运的是，何德明正是胡宗荣夫妇的邻居。就这样，周荣焱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消息，终于被送到了范建泓那里。
几经周折，范建泓在1999年年初与巴南农委达成协议，将周荣焱转往离家较近的重庆三峡民康医院，农业局在介绍信中注明，周荣焱进出院手续由巴南区人民法院或巴南区农业局联系办理。
十几年后，《中国新闻周刊》向民康医院医生陈云龙提起周荣焱时，他还记得，周荣焱当时由单位和亲属一起送来，情绪稳定，交流顺畅，思维表达清晰而且衣着整洁。入院时，院方也只收到了周荣焱此前写的那封控告信，并没有其他任何有关精神病的材料和依据。
第二天一早，周荣焱年愈六旬的老母亲彭善珍步行半个小时去医院，见到儿子好好的，便要医院放人。医院回答说，是农业局送来的人，对方不让放。
彭善珍自此每天到医院陪周荣焱，弟弟范建泓也不时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学校赶来。为了让他不吃药少受罪，家人三天两头打点医护人员，也寻找各种关系解救周荣焱。1999年1月27日，以回家过年为由，周荣焱终于出院，医院在3月1日的出院记录上注明：自动出院。
周荣焱暗暗发誓，绝不能再被关进去，一定要翻案。
“就像一个没有死的人被送到火葬场，然后又救回来”
出院后，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便对周荣焱进行过一次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这份出具时间为1999年2月26日的鉴定书陈述：由于周荣焱1998年向重庆市巴南区纪委监察局控告，其所在单位领导怀疑其患有精神病，因此由重庆市忠县东溪镇人民政府委托，在华西医科大学对周荣焱进行是否患有精神病的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周荣焱无精神病确切证据。”
鉴定书复印件被交给了医院、巴南区农业局和巴南区法院。医院极其慌张，要求彭善珍把人送回来，并威胁说要报警全城捉拿疯子。
被抓的风险笼罩着周荣焱，他踏上了长达6年的逃难之路。起初，每到一个地方，他最多停留5天，后来才慢慢地租房子住下来。
最大的困难是缺钱。交通、住房、发电报和特快专递，打字复印都费钱，周荣焱格外节约，主要吃面条，偶尔才吃一点米饭。有时，他在长达两天一夜的火车上只吃三个面包，有时一天一顿饭，甚至一个月只用3到15元钱。
家人竭尽全力资助他支撑看似遥遥无期的逃难生活。亲戚朋友借遍，便贷款，一个人不能多贷，就用很多人的名字多次贷款。“现在我还在还账，还欠一两万。”已经72岁的彭善珍说，她和老伴仍然节衣缩食。
范建泓那时已经成家，他说很长时间没给过妻子一分钱，全都支援给了周荣焱，有时也想狠下心不管了，可是只要周荣焱找到，他还是有多少给多少。许多年过后，范建泓宽慰道，“其实也锻炼了我，不像别人那样打牌赌博，现在过得也还好。”
经济拮据，但周荣焱一直保持衣着整洁，“破破烂烂的，有损我的尊严和形象”。
就在医院作出院记录后三天，此前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向巴南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汤如学等三位农经站领导，已在1999年3月4日撤回起诉。农经站则宣布于1999年5月14日起对周荣焱停职停薪。
一年后，2000年5月20日，经巴南农业局申请，巴南法院以前述重庆法医验伤所鉴定周荣焱患偏执性人格障碍、妄想性精神病、目前无辨认能力及责任能力为由，判决：周荣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指定周泽桂为周荣焱的监护人。周泽桂并非周荣焱的近亲属，仅仅是周荣焱父亲的同事，因为稍微懂一点法律曾被委托做周荣焱财产损害赔偿案的代理人，而他本人也不愿意做周荣焱的监护人。
周荣焱每年到北京上访一两次，有时还帮其他上访者，“有些确实是无理取闹，我就做工作让回去，有理的我就帮他们说说，”周荣焱不否认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至少他们会请我吃顿饭。”
2005年3月，因邀请到某中央媒体记者前来调查，逃跑六年后，周荣焱重新踏入巴南区。怕被发现，他最初只敢晚上出来买菜，两三个月后才敢上街进商场。之后试探性地渐渐接近巴南区法院农业局。“我想要告他们，”他说，“就必须面对面。”
不过，巴南区组织部、检察院、区委和区人大是他翻身的希望所在，他想尽一切办法，使这些机构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六年时间，足够让周荣焱对自己的案件理清头绪，他决定先针对2000年判决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审判下手，指出：这次审判没有开庭，鉴定机构没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监护人非近亲属、没有通知近亲属作为代理人出庭等。
这些有理有据的意见起了作用。
4月，巴南区检察院向巴南区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2000年巴南区人民法院对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依法予以纠正。但巴南区法院审查后，却通知巴南区检察院撤回该建议书；三个月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检察院致函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由于此案属不能提出抗诉的特别程序案件，区法院拒不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书，建议由上级人民法院采取措施妥善处理；重庆市高院分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因此批示：要求第五中级法院负责监督纠正。
周荣焱也没有坐等，继续奔波于区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和区人大。2005年年底，巴南区法院终于判决撤销了周泽桂作为周荣焱监护人的资格，不过又转而指定巴南农经站为周荣焱的监护人。这意味着，2000年的判决仍然有效。
周荣焱坦言，唯一支撑他的，是对“每个人都有良知”和“正义必将被伸张”的信仰。因此，他选择一些“在人品和忠诚度都经得起考验”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们写信，“从感情上、人性上、党性上、党的历史以及社会发展前进的必然趋势进行分析，说明这种报复行为很恶劣，公然违反法律危害社会秩序。”逢年过节，他还随信寄出明信片等礼物，有时是一条毛巾，有时是一张近照，还有赞扬坚持正义的七律诗。
事隔多年，周荣焱依然能够记得每一位帮助过他、给予过他同情或支持的人的姓名，在他看来，“他们非常卖命地帮我”。
2007年8月1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回复第五中院请示的形式，动员巴南区农经站申请撤销原判决书，责成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追究有关人员的错案责任，撤销巴南区法院2000年对周荣焱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
周荣焱拿到这份有“平反”意味的判决书时，已是2008年1月29日下午4点。一个小时后，他把判决书复印件送到了农业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桌上。周荣焱还记得，农委主任对他说：你终于翻身了。“当时已经快过年了，他还主动借给我5000元钱”。
春节过后，周荣焱接到书面通知，要求他回去上班。
距离周荣焱上次踏出巴南区农委大门，已有十年，回来后，周荣焱依然负责农村政策。回想这些年的经历，周荣焱形容说，“就像一个没死的人被送到火葬场，然后又救回来”。
还没有结束
这不止是周荣焱的胜利，也是全国检察机关首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成功监督的案件。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认为本案“具有立法意义上的价值”，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该案的小组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二等功。
但对周荣焱来说，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从2008年2月起，周荣焱又开始了申请工资补偿和精神赔偿的征程。
今年9月2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周荣焱没有暴力行为和症兆，没有危害社会安全，在没有监护人或近亲属的陪同下，巴南农委、巴南农经站将周荣焱强送界石医院以患精神病进行治疗，明显违背周荣焱意愿行为，造成周荣焱身体权、健康权和人格权受到损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界石医院违反相关医疗规范，仅凭单位来人陈述和观察，即对周荣焱按精神病人进行收治，是不当的医疗行为”三家单位共被判赔偿周荣焱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
第二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就周荣鑫申请巴南农经站支付其工资赔偿作出终审判断，判决巴南农经站补发周荣焱含奖金、津贴等福利在内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14万余元。
不过，眼前的胜利对于周荣焱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说，接下来要做的，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其他违纪违法人员的纪律处分，以及相关司法机关的责任。“这些做完，我的工作才算做完。”周荣焱预计，一年之内可以搞定剩下的部分，“非常有信心”。
周荣焱从小就喜欢玩一种游戏，规则是：人吃鸡、鸡啄虫、虫咬木、木打虎、虎吃人。“没有谁比谁更凶，不管你多凶，总会有比你更凶的。”周荣焱相信这就是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自己的案子。无论对方多么强大，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更强大的力量。
就在周荣焱领到赔偿款后一星期，精神卫生法草案于10月24日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明确提出“被精神病”责任人可能被追究民事、刑事责任。草案对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未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司法鉴定人员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等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作者：杨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