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孙悟空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通俗小说《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孙悟空个性自由、有勇有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行者，同时具有凡人的一些弱点，如冲动易怒等，孙悟空这一人物也蕴含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虽然孙悟空经历修行最终回归秩序之中，但是这一形象仍然具有反封建意义，现在许多文艺作品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再创作，体现这一形象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性美。
第一篇：孙悟空论文范文
娄烨 他比孙悟空头疼
娄烨电影的特殊气味
早期的第六代导演，目光常常聚焦于城镇边缘人群，影像动荡不安、迷离暧昧，传达出一种孤独、迷乱的情绪，专注于个体的真实心理状态。不少导演都是编导一体，与第五代依赖文学改编不同，他们拍电影的原生冲动是讲述鲜活的当代生活。
娄烨是第六代导演中极具灵性的一位，也是一直坚持“作者导演”路线的一位。他早期的代表作《苏州河》，借电影里一个不知名摄影师道出的“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成了第六代导演的集体影像宣言。他把苏州河拍出了“又脏又美”的感觉，在开篇3分钟，他避开了所谓的上海标志性建筑，用手持摄影、快扫镜头、快接和创意性的镜头角度，在轻灵的蒙太奇组接中，巡视苏州河上劳作的人们、斑驳的渔船、无所事事的闲人和突如其来的死亡。作为上海人的娄烨，在这里用“脏乱差”取代了“繁华奢靡”，这是他对这座城市的主观感觉。这个经典的运镜手法后来被贾樟柯在《海上传奇》里以致敬的方式再度使用。
有人说演员到了娄烨的手上都能成为艺术家。从周迅、李冰冰、章子怡，到郝蕾、秦昊，每一个演员在娄烨电影中都脱掉了匠气，吸附了娄烨电影的气息，忧郁的、精灵的、多情的、神经质的……至今，《苏州河》都是周迅一部迷人的早期代表作。
《苏州河》以风格化的影像和宿命式的爱情寓言俘获了文艺青年的心，但他接下来的《紫蝴蝶》风格更加飘忽迷离。《紫蝴蝶》是娄烨20年电影生涯中，在《浮城谜事》之前唯一正经在院线公映的电影，影片投资3000万，拥有章子怡、刘烨这样的一线明星阵容，票房却惨败，仅有区区600万，制片方只能通过出售海外版权勉强收回投资。
《紫蝴蝶》原本有着十足的野心，电影本来具备一切可以成为商业大片的条件，如明星资源、战争场面、动荡社会背景下的爱恨情仇这样的题材，但是娄烨不仅没有利用好这些戏剧性的因素，反而将之弱化，因为他的意图是“注重表现一种独特的意味和感受，而非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紫蝴蝶》犯了这样一个毛病：抒情性细节的发达和叙事元素的弱化。此片强烈的间离效果使观众的审美期待落空，却也是娄烨对极端实验风格的一次尝试。这也是娄烨电影之为“作者电影”的原因，因为他拍电影完全遵循内心的选择，爱情、生活、死亡，他的电影延续着这样的主题，也保持着一份民间情怀。
大量采用即兴创作是娄烨的工作方式，他常让演员在镜头前面自由发挥，长时间不喊停，于是带来大素材量。《春风沉醉的夜晚》里有一场秦昊与情人爱抚缠绵的戏，娄烨竟然不停机拍了50多分钟，摄影师的手都在发抖（手持摄影）。最后终于喊“停”时，秦昊抓狂地大喊：娄烨，我操你大爷。
娄烨电影中总有挥之不去的阴湿气息，或许因为他喜欢拍雨天。谈到为什么要拍那么多雨，娄烨说，“这个也是个人爱好，从我的角度，电影里不仅要有人，还得加上天气和城市。” 娄烨是第六代导演中，少数能拍出城市质感的一个。新片《浮城谜事》选择武汉作为外景地，正好呼应“浮城”这个片名，“武汉，就会让人感到那里有很多的水，而且城市的格局也比较有意思。”该片以一桩离奇车祸命案为开端，以案情引发出一个情爱秘密事件，从而呈现出一个人性真实的微观世界。
即使描写快乐，也让快乐染上悲伤的调子，因此有人说娄烨电影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对此娄烨表示：“我只是尽量去还原一个相对来讲较为真实的情况，不要考虑它是喜是悲，只有真实性。一些所谓的快乐，幸福或是痛苦，越是不容易去界定某个状态的东西，我越是希望在电影上去展现的，这是能找到生活中许多答案的一种方式。”娄烨电影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他喜欢将耐人寻味的诗歌或字句作为字幕，与画面正在进行的剧情呼应，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当郁达夫小说中的文字出现在画面，另一种情绪氤氲而生。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娄烨喜欢“新感觉派”代表人物郁达夫的亲切、直白和真实，“他只关心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他写小说，从来不是站在社会或政治立场上，而是对个体进行观照。”这一点跟娄烨的电影观是契合的，娄烨电影不回避政治，但政治是被推到背景处的，前景是活生生的人，迷惘的人，疼痛的人。
《颐和园》大胆触及了敏感政治地带，但娄烨首先想拍的是一部爱情电影，“不幸的是这一部爱情故事正好涉及人们所要回避的。绕开它·我们试了。回避它·我们也试了。最后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既没有绕开也没有回避，我们把它拍下来。”电影里真正美的是郝蕾，娄烨毫不掩饰他对这位演员的喜爱：“我很喜欢郝蕾的个性和她在银幕上的感觉，非常光彩。”
80年代是第六代电影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娄烨正是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对于那个萌动的时代，他有太多的表达欲望。《颐和园》拍尽了绚烂和苍凉，是他对青春的一曲挽歌。影片把激烈的青春爱恋表达到了极致，过多的性的展示成为争议点之一。对于娄烨而言，性并非每部电影所必需的，但在《颐和园》里却非表现不可，“如果我以后不拍性爱了，不是我不拍了，而是不需要了。”
娄烨的紧箍咒
然而，《颐和园》还是受到了处罚。2006年，这部影片被电影局以“拷贝画面看不清、声音听不清”为由拒绝审查，娄烨在未拿到电影公映许可证的情况下，携该片参加第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结果他和制片人耐安被电影局处以 5 年内不得拍摄电影的沉重处罚。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继《苏州河》之后第二次因为违规参赛而受到电影局的处罚。在接受美联社电话采访时，娄烨表达了他的不满：“一个地区的电影管理者可以禁止我的电影在这个地区公映，但没有权力停止一个导演工作。”
那年他41岁，正处于一个导演的黄金时期。他一度不知所措，但拍片的生涯并没有停止。被禁的5年间，他依靠海外融资拍摄了《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这两部影片注定只能走国际发行，不再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审查，这就意味着娄烨在创作上完全自由了，“只需考虑艺术问题。”
然而，据制片人耐安回忆，这5年对于娄烨来说，并非纯粹的逍遥自在，外界的声音会给人精神上的打击：哦，这是一个禁片导演。与此同时，在国内找投资也基本上行不通了，“被禁止拍摄5年，不会有人投资一个被禁导演。”
《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时候，娄烨表达了他希望提前解禁的心情：“如果明天解禁，我马上就去电影局送剧本、修改、听意见，再改，直到通过。我愿意。这比被禁好多了。”
2011年9月，5年期限终于到了。今年春天，娄烨新片由《谜》改名为《浮城谜事》，筹划年内上映。谈到影片为什么改名，娄烨说，之前他对影片的感觉是个“谜”，比如能不能通过审查都不知道，所以就暂时用《谜》这个名字。而现在一切都在逐渐明朗化，因此就定了《浮城谜事》这个名字。
8月，《浮城谜事》对外宣布了10月19日的公映档期。然而，娄烨头上的紧箍咒又开始捣乱了。就在影片上映41天前，影片遭遇了“二次审查”，官方提出两条修改意见，其一是“不作为合拍影片”，其二是“请删除乔永照与桑琪的性爱及乔永照用锤子砸死拾荒者（砸的次数保留两下）的镜头”。
对此，娄烨的态度明确，“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容审查，并且获得了影片公映许可证，并且在戛纳作为一种关注的开幕影片首映，然后4个月后，说内容还需要修改，难道电影审查标准国外和国内不一样吗·而且在首映之后4个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要求，在临上映之前突然提出要修改，这完全超出情理。对影片影响巨大。而且这是上次提出的修改点，完全一个地方，4个月前修改了，同意了，4个月后又反悔说不行。”
娄烨选择了在微博上公开审查进度以争取与官方的对话机会，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在不改变影片任何长度的前提下，对乔永照打击拾荒者的共计13下的最后3下进行了一个3秒23格的淡出（渐黑）的技术处理，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其他修改”。电影获得终极准生证，可以如期上映。即使如此，娄烨还是宣布，他将放弃影片的署名权。其实，娄烨坚持的理由，修改对影片和项目本身可能造成的伤害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如此看重导演的创作自由，包括导演的最终剪辑权。
“从第一部电影起我就没想做地下，我认为地下电影没有自由。”可是，娄烨电影总是遇到审查难题，他几乎成了一个“敏感词”。当年《紫蝴蝶》送审时，电影局提出了40多条审查意见，如今，《浮城谜事》的剧本送审时，别人只需要提交剧本大纲，娄烨却要提供完整的剧本。并且，审查的时间格外漫长，按照规定，提交剧本30天内必须给出答复，娄烨每次都要等到第30天才能得到答复，如此一来，等候一份拍摄许可耗费了他5个月时间。
作为第六代的代表性导演之一，娄烨应该是第六代导演中受到审查制度困扰时间最长的一位，经过这次审查风波，他再一次发出强烈呼吁，“我们不喜欢电检制度”、“电影分级制应代替电检制度”、“请尊重导演的‘终剪权’”。
然而，虽然头戴审查的紧箍咒，这位在别人看起来有点“轴”的娄公子，还是打心眼里愿意在中国拍片给中国人看，“这跟血脉有关”。而且，这几年他也明显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跟官员的沟通变得顺畅，这次官方接受《浮城谜事》仅做小幅度的改动，他们一起艰难地往上走了一小步，“我还是有一些高兴。”
接下来，娄烨还要面对另一关审查，那就是市场的考验。这是娄烨的另一个紧箍咒吗·娄烨是一个不喜欢谈论“商业野心”的导演，但他强调自己接得了行活，随时可以去做一个“订单电影”，只是这会让他感到痛苦，即使拥有了更多的观众。其实我们不难看到 《浮城谜事》的商业元素：暴力、犯罪、情欲、悬疑，但娄烨的作者意识，或许会使影片在商业和个人表达之间游移不定。就好比他对类型片的规则了然于心，但却不愿意从规则出发去讲一个故事，“实际上我在找生活本身和类型片中间的那个状况，因此《浮城谜事》可以被归为‘浅类型片’。”
不管怎样定义，我们期待的是，《浮城谜事》比《紫蝴蝶》卖得好。
作者：覃柳笛
第二篇：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及其魅力
摘要：通俗小说《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孙悟空个性自由、有勇有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行者，同时具有凡人的一些弱点，如冲动易怒等，孙悟空这一人物也蕴含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虽然孙悟空经历修行最终回归秩序之中，但是这一形象仍然具有反封建意义，现在许多文艺作品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再创作，体现这一形象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性美。
关键词：通俗小说;人物;《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神魔小说中的佳作，它是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幻想写成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首要表达的主题和传播的载体都是人。”[1]虽然是写神仙鬼怪的故事，但是这些角色往往有人的特点，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有人性美，也有人性的弱点，充满了人情味，小说借着神仙鬼怪的皮囊，讲的都是人的故事。孙悟空是《西游记》最主要的角色，串联起全文，寄寓了作者的思想和态度，是构成读者审美体验的重要部分，这一形象鲜活立体，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热爱，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值得分析与探讨。
1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
1.1 天生性情
孙悟空是花果山仙石孕育的石猴，他的出身就充满了玄幻色彩，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石头所生，也暗示他顽性难改。他在花果山的生活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2]，野性十足，天真自然，是动物性的表现。拜须菩提为师，在其座下听讲时也是抓耳挠腮，十足的猴子形象。他的本性就是野的，是自由的，是桀骜不驯的，他刚出世便“目运金光，射冲斗府”，注定天资不凡，又从须菩提祖师处学到了神通，东海取得如意金箍棒，有了闯幽冥，生死簿除名的本事，于是愈发心高气傲，争强好胜，虽然被天庭招安，但是“心何足”“意未宁”，不肯低头，最终被压在五行山下。本质上，这时候的他并不能融入天庭，还是按照占山为王的原始逻辑，想要凭借纯粹的武力称霸。虽然他的反抗是以失败告终，但是仍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他选择了“以对抗命运的形式来确定人生的价值和尊严”[3]，而他的反抗并非出于崇高的理由，是天性使然。
1.2 西行路上对性情的磨砺
他在五指山下被压了五百年，挫去了锐气。当观音让他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时，他一口答应，但这时的他个性还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答应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只是他出山的权宜之计，后来才逐渐把取经当作理想和事业。刚到唐僧身边，因为打死了六个山贼被教训，就赌气要走，但是听了龍王的劝，还是回到唐僧身边一路相护，观音给了唐僧紧箍，并让孙悟空戴上，孙悟空从此受到了紧箍咒的约束。为救唐僧，他假扮小妖去骗压龙洞老妖怪的幌金绳，不得不向妖怪下跪磕头，“算来只为师父受困，故使我受辱于人”，虽然内心想的是“一卷经能值几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但是不像从前肆意妄为，而是为了达成目的忍下屈辱，学会了能屈能伸。
唐僧师徒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遇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孙悟空在对付妖魔鬼怪的过程中表现出智勇双全，坚忍不拔的性格特点。西行路上遇到的许多十分难缠的妖怪，孙悟空在实际处理困难的过程中，善于运用各种计谋，灵活变通，也能放下身段向人求助，而不是只用武力解决问题。譬如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打败，就去南海求观音降服红孩儿，学会以智取胜。
孙悟空的性格改变也象征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西行取经也是人生修行的一种象征，齐天大圣自然是威风凛凛，但是过刚者易折，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人的性格总要经历改变，学会变通，“一时的任诞固然风流，却不能传之百世”[4]。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磨砺自身，与外界达成和谐的状态，才能让身心的节律与环境达成和合的状态[5]。
2 时代背景与小说人物的联系
2.1 文化背景
“教育是国之根本，学生是国家未来之栋梁。”[6]封建时代的文化主流以科举考试为主导，文化教育围绕科举考察的内容展开，明朝科举考察的八股文“在内容上一刀切，限制了考生的思辨发挥，在形式上过于刻板且弱化其他文体的考核”[7]。八股文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有积极作用，能在判卷时减少主观因素，但是长期来看有许多负面影响，“读书人只研读《四书》，其他概不涉猎，思想困于其中直至僵化”[8]，八股取士导致学子们“应试能力强而思辨能力弱”[9]，有思想却与主流不合的人难以有出头之日。然而，总有“不能被科举制度所牢笼”[10]的读书人，他们的政治抱负难以被实现，目光转而投向别处。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封建时期属于与主流背道而驰的文学形式，小说内容通俗，形式自由的特点，使得它成为不得志的读书人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好去处。《西游记》中不乏对现实世界的影射和反思，孙悟空有本领却得不到天庭的重用，一怒之下打上天庭，正是借这石猴的所作所为来表现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度的不满，而孙悟空遭到镇压，通过随唐僧西天取经的方式获得神位，既是修炼自身，成就大业的象征，也表明了作者对个性与社会矛盾冲突的看法，认为有才之士仍然要融入社会大环境之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有所作为。
2.2 三教的影响
三教即儒释道，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流派中影响最深远的三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紧密结合，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大地上的政治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读书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在艺术创作中也必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家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民间一直都有深厚的信仰基础。佛教从印度传入，一直在进行本土化探索，“不断与原有的中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地佛教”[11]。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繁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信众广阔，影响深远，三教合一的趋势不曾停止，儒释道三教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不断发展着，适应时代的变化。三教都有修养内心的思想，存心养性、修心炼性、明心见性，融汇到明清心学之中，是为人处世的哲理，也是孙悟空这只“心猿”所走的路。
《西游记》是以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取的是佛经，佛教是贯穿取经之路的大背景，《西游记》中的三界、十八层地狱等概念也来自佛教。孙悟空本领高强，大闹天宫之后还是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西行路上也一直受到唐僧的约束，观音菩萨的引导和帮助，也说明作者对佛法的认可。而孙悟空在花果山组织群猴时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五常”，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道德标准，唐僧奉皇帝的旨意西天取经，是忠君之举，師徒四人一路上帮助他人降妖除魔，也是儒家仁义精神的体现，包含了儒家思想。《西游记》中关于道教的部分多数体现在回目名和诗文中，文中引用了许多道士的诗作，而“心猿”“元神”等词也是道教用语，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教神仙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他偷吃太上老君的仙丹，所以被投入炼丹炉，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
3 孙悟空超越时代的魅力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重要的角色，贯穿作品始终，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表达的主题是虚实相生的，虚构之处有一定的象征含义，人虽然具有智慧，具有社会性，但是毕竟还是动物的一种，生来具有动物性，孙悟空是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似人而非人，他具有人性和七情六欲，但是身处花果山，与野兽为伍，没有外在的社会条件约束他的本性。花果山的孙悟空就是拾起了“被人类文明故意遗忘在角落”[12]的动物性的人，他的行为释放了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天性，这也是人们认为他痛快洒脱的原因。
孙悟空作为一个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经典形象，在动画类作品中多次被再创造。通过“浅层视觉表征与深层知觉镜像理论的运用”[13]，让广泛大众具体地理解了孙悟空这一形象。早期的动画电影如《大闹天宫》《铁扇公主》中的孙悟空形象更多地表现了孙悟空聪明活泼，率性而为的特点，是许多小朋友喜爱的美猴王形象，剧情上基本贴合原著，改动较少。随着时代的变化，文艺创作的关注点发生改变，孙悟空形象再创作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创作者抓住孙悟空身上核心的抽象精神，以更为大胆的二次创作表现孙悟空的精神，“展现了互联网新媒体语言独特的关联性特征”[14]。2015年的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孙悟空形象，他没有了高强的本领，却有了更为丰富的情感，他在护送江流儿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己，以“人”的形象归来。二次元文化在年轻人当中盛行，“在社交媒体的发酵和高效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影响力”[15]。这部作品抓住了孙悟空修心炼性的过程特点，结合当下年轻人对自我和人性的迷茫与探索，切中要点，通过优秀的制作和对受众心理的精准把握，成功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孙悟空形象。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影像传播的优势相结合，成就了双赢局面[16]。
虽然过去了数百年，但是孙悟空这一形象的魅力仍然让今天的人们不停地回溯和重新挖掘，而且常看常新，总有新的发现和感悟。处于封建时代的作者创作了《西游记》是出于对时代的不满和对社会与人性的反思，作者塑造的孙悟空闯阴曹，闹天宫，具有不容于时的反叛精神，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孙悟空从魔修炼成神，也是象征了一个人的成长之路，约束其原始的动物性，逐渐适应社会，将个性融合进大众之中。“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灵魂，也应该感激心中兽性的本能，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延续，并无限地接近神性”[17]，尤其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面临着内心的浮躁、空虚和迷茫。回归自我本心是大众的内心需求，“心猿归正”对人们的启示一直存续。
4 结语
孙悟空最初是魔，而后修炼成神，他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形象，却因为身上充满了人性美而无比鲜活动人。他是兽性、人性和神性的统一，本性自由、桀骜不驯，有时会鲁莽冲动，也有凡人的弱点，西行的经历可见他有勇有谋、坚忍不拔。《西游记》的世界里杂糅了种种宗教概念，形成一个多线并行，复杂又和谐的宇宙，孙悟空的形象将这些思想串联起来，体现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和思考，从最根本的人性出发，使得孙悟空这个角色有着超越时代的魅力，至今仍然给予我们人性美的审美体验和人生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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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怡宁(2001—)，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程嫩生
作者：程怡宁
第三篇：“悟空”号卫星载荷与科学团队：打破顽冥须“悟空”
当你仰望茫茫星海，当你感叹宇宙浩瀚，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这片遥不可及的星辰大海中寻找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变幻莫测的特殊猎物——暗物质。
2015年，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英文：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er，缩写：DAMPE，简称悟空号）横空出世，填补了中国空间天文觀测空白，打开了高能宇宙线粒子直接探测、空间伽马天文观测的新窗口，开创我国空间高能粒子物理星载观测新时代。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悟空”号卫星载荷与科学团队的有为青年们，实现了众多关键技术突破，短短四年完成“悟空号”工程研制并发射升空，对揭示暗物质的谜团和高能宇宙线起源与加速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对暗物质的孜孜以求究竟能换来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探索星河霄汉、打破认知壁垒，是他们投身科学的初心。他们前进的每一小步，都能照亮通往星辰大海的征程。
“火眼金睛”看太空
2015年12月17日，甘肃酒泉。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整装待发，准备搭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发射升空。
“五、四、三、二、一，发射！”伴随倒计时，“悟空”号踩着“七彩祥云”顺利升空，踏上“取经”之路。它将在距地球500公里高的轨道上运行，用于探测高能粒子、能量和电荷。自发射至今，“悟空”号已探查40亿个宇宙高能粒子。每天，它以绕地球15圈的速度行进60万公里，努力为人类拨开暗物质迷雾。
“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放置自己的高分辨率高能空间望远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进说，“它有望深刻改变人类的宇宙观，实现空间科学重大突破”。
“悟空”号的使命是寻找宇宙暗物质，那么究竟什么是暗物质？
常进介绍，宇宙中不发光的东西很多，有些能通过光学或电磁波观测设备“看”到，但暗物质不发光、不发出电磁波、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找到。
“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人类相信暗物质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物质，那宇宙中很多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宇宙中星系运动速度之快、离心力之大，仅靠可探测的发光物质束缚不住。科学家推测，可见物质总质量大约只能占到宇宙总质量5%，另外95%都是不可见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其中暗物质可以占到宇宙总质量27%。
尽管听上去，暗物质探测困难重重，但暗物质并没有“暗”到无法被发现的地步，它的湮灭会放出伽马射线、中微子和其他带电高能粒子，这些蛛丝马迹为暗物质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人类探测暗物质的方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对撞机探测，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居世界领先水平；第二是在地下进行直接探测，在我国四川雅砻江锦屏山隧道里，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第三是间接探测，主要在空间进行。
“悟空”号卫星就是采用空间探测方式。物理学家们认为，暗物质粒子碰撞后会产生高能粒子，如伽马射线、正负电子、正反质子、中微子等。暗物质卫星能精确探测这些粒子，通过其能谱、空间分布来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
“悟空”号上天后，捷报频传。2016年，“悟空”号团队得到中国首个GeV以上能段伽马射线天图，这展示了探测器的良好工作状态，标志着中国在伽马射线空间探测领域首次占有一席之地。
2017年，“悟空”号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世界上最精确的TeV能段的电子宇宙线能谱，首次以高置信度揭示了电子宇宙线能谱在0.9TeV附近的拐折；同时，展示了1.4TeV附近一个可能的异常超出。这些成果引起全世界相关科学领域的轰动。科学（Science）杂志评论，“这些成果表明中国空间科学的崛起”。
2 0 1 9年，“悟空”号团队在《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发表了世界上能段最高的质子宇宙线直接测量能谱，首次揭示了在14TeV附近的拐折，对揭示高能宇宙线的起源与加速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0年底，“悟空”号团队完成氦核宇宙线能谱直接测量，进一步揭示了高能宇宙线的起源与加速机制。目前“悟空号”号状态稳定，数据质量优异，为后续不断产出重要科学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悟空号五周岁生日快乐”的横幅。每年12月17日，团队成员都会给“悟空”号庆祝生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名字”，团队成员陈灯意说，“卫星发射前夕，通过公开征名和专家评选，选出这个名字，寓意通过悟空的火眼金睛捕捉到暗物质，帮助我们‘领悟太空’”。
“悟空”号设计寿命为三年，如今它已经正常运行五年有余，是全世界目前在轨运行的同类探测设备中，探测能段最宽、本底鉴别能力最强、能量分辨最优的探测器。根据其状态，团队决定继续延寿运行。“悟空”号所取得的突出科学成果，对于解开暗物质谜团和揭示高能宇宙线起源与加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悟空”诞生记
“悟空”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后，常进马不停蹄赶到西安和北京密云的测控中心监测数据。赶回南京后，他向在紫金山天文台还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团队成员泼了盆冷水：“还没到享受成功的时候。卫星探测器是成功了，但科学家的任务还没完成。”
在团队眼中，常进是“悟空”的“师父”，他用二十多年时间上下求索，寻找探测暗物质的“眼睛”。
1992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的常进来到紫金山天文台，在空间天文实验室开展研究。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意识到，高能电子、伽马射线是人类观测宇宙的空白，在这个领域美、日等国早已遥遥领先，中国不能一味跟跑。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用东拼西凑的仪器进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方法。
1998年，常进在德国做访问学者，得知美国要在南极开展一个宇宙射线观测项目——ATIC。根据自己的新探测方法，常进认为 ATIC 完全可以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这可能会让自己的方法得到一个难得的验证机会。几经波折，他成功说服美国科学家把探测器送到瑞士加速器上试验，结果证明他的方法完全可行。
两年后，像足球场一样大的ATIC气球在南极升空，在离地面37公里的高空完成了人类对高能电子的首次观测。分析数据后，常进意外地发现，观测到的高能电子流量远远超出模型预计的流量。是仪器有问题吗？常进和他的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检查仪器，用了很多方法证明仪器没有问题。
于是，他本能地联想到萦绕在他脑海中太久的词——暗物质。此后几年，常进与合作者不断改进设备和观测方法，又在南极进行了3次观测。
从那时起，常进用了十年时间探索异常数据背后的真相。他把自己扔进无边无际的浩瀚数据中，在他爱人眼里，他已经“走火入魔”，“每天嘴里都小声嘀咕着，忽然来了灵感无论多晚马上赶到实验室”。
数据的异常究竟是否来自暗物质，还不能完全确认。气球只要还在大气层内，高能粒子与大气碰撞就会产生大量“噪音”。要想看得更清楚，必须排除其他天体干扰，到太空去探测。
暗物质卫星探测器的想法，2002年就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他做了无数次试验和计算，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改进细节。2008年，常进作为第一作者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有关宇宙高能电子异常的发现。这一发现被美国物理协会和欧洲物理协会评为当年世界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研究进展。评论普遍认为，该观测如果被证实，将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暗物质粒子湮灭的证据。这引发了一轮国际探索暗物质的热潮。
“很多人说他运气好，一下就找到了捷徑，搭上了便车。但很少有人去想，一个中国普通研究员，不出一分钱的探测器，如何打动了一个国外主导的项目。”伍健常常有这种感慨，他是常进的师弟，也是“悟空”号的科学应用系统总设计师。2008年，伍健离开丁肇中先生位于苏黎世的研究团队归国，加入常进团队。伍健回忆，当时在国际大型实验中，如有科学发现，文章作者都是几百人，中国科学家在其中也起不到主导作用，“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我的W永远在后面。而现在再辛苦，是做我们自己主导的科学研究！”
申请太空暗物质探测计划立项的几年间，常进、伍健等科学家还参与了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对神舟系列飞船、嫦娥系列卫星的研发作出重要贡献。
2011年，中科院受国务院委托，组织实施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发展中国的科学卫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被列为其中之一。2011年项目成立之初，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校，只有两位成员具有航天工程经验。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努力学习航天工程的质量、软件管理的规范要求，积极向航天专家请教，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常老师每次都最早来，周末也会到实验室看看。每次看见他的身影，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努力。”胡一鸣是常进的学生，也是载荷结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工作中的常进专注、严谨，生活中的他更像一位家中和蔼的长辈。“他真的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想纯粹地搞科研，这种精神也影响了我们很多人。”陈灯意这样描述常进。榜样的力量，潜移默化鼓舞团队中每一个人。
“悟空”号团队无疑是一个年轻的团队，35名成员中博士学位27人、含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其他各类省部级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6人。团队平均年龄34.2岁，35周岁以下占62.8%。
作为这个年轻团队的领头羊，常进注重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根据他们学历层次高、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接受新知识能力强的特点，利用组织生活、学术活动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青年科研人员迅速成长，在科研创新方面均作出显著成绩，成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项目的骨干力量。
赓续“五四”精神
“悟空”号看上去并不大，它的长宽高分别为1.5米、1.5米、1.2米，和一个冰柜差不多。从外表看，“悟空”从顶部到底部主要由塑闪阵列探测器、硅阵列探测器、BGO量能器和中子探测器构成，4种探测器一层层组装，这4个探测器各司其职，又联合执行任务，可高精度地测量入射粒子的种类、方向、能量和电荷。
体积虽小，但整个卫星的探测器有4.2万路电子学读出电路、168路高压电源、接近8万路探测器通道数，其复杂程度，超过我国地面最复杂的加速器实验装置。而要将所有探测器及其电子学安装在一立方米空间内，技术难度超过我国目前所有的上天高能探测设备。
安装完成的卫星整体质量为1.85吨，其中最核心的“悟空”的“眼睛”、即卫星的有效载荷——高能粒子探测器，重达1.4吨。
高能粒子探测器又称BGO量能器，其包含308根纵横交错的晶体，这些特殊晶体每根60厘米长，2.5厘米见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长的BGO晶体。这些晶体能够测量入射粒子的能量，从而获取宇宙粒子的蛛丝马迹，每秒可以探测数百个宇宙线粒子，真可谓是“火眼金睛”。
每天清晨和傍晚，“悟空”号都会路过中国上空。位于北京密云、新疆喀什、海南三亚的三个数据接收站，每天接收它回传的约16G数据。“悟空”号团队要从日积月累的海量数据中分析出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想要穿越这片数据海洋，并非易事。团队需要轮班对卫星过境时的状态进行监测，同时第一时间对卫星下传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单周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成为团队的常态，数据分析软件团队也已进行近万次优化。
在团队成员岳川眼里，看似枯燥的数据分析工作也是一种挑战。“有时也会迷茫和疲惫，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攻克难关的成就感，也很吸引人”，他说。
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11点，岳川在观测遥测数据时率先发现遥测数据异常，“悟空”号仿佛突然“失明”。19个小时的争分夺秒，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及时找出“病因”——可能是太空中的粒子击中它身上携带的某台计算机，导致计算机自动重启。经过一系列复杂调整指令，信号最终重新连接，“天地大营救”取得成功。
“空间科学项目十分复杂，一个人作用有限，要靠集体才能产生更大的能量。”面对一个以青年为主的团队，常进尤其重视团队的爱国主义教育，他把党团活动引入实验室，始终把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作为塑造团队文化的重要环节。他要求青年科研工作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团结努力，在普通岗位上拼搏奉献。从一开始只有两人有航天工程经验，到如今35人精细高效的运作，“五四”精神早已厚植与团队文化中，形成“团魂”。
常进曾于2004年获得“江苏青年五四奖章”，2019年，团队成员胡一鸣再次获此殊荣。团队于2020年获“江苏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年被评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默默奉献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勇挑重担，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五四精神在这个年轻的团队中赓续传承。
总有些人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谈及使命和担当，团队成员提及最多的是热爱祖国、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当仁不让。2015年，“悟空”号实现中国天文卫星零的突破；2017年，团队承担的中国首颗太阳卫星获批立项；2021年，团队已开始下一代暗物质卫星关键技术攻关。
“悟空”号团队这群年轻人，对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有着美好的期待和憧憬。他们以初心之力，一如既往地探索、维护，继续坚守空间天文阵地，为中国空间天文的持续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赵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