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心雕龙原道读后感
《文心雕龙》读后感
我读《文心雕龙》时被里面的句子被吸引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存着，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道之文也……”刚读几句，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是多么大气的文笔，多么宏伟的站位。“文”，自古以来就被人们重视，它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一产生，它就产生了;天地多久，它就会有多久。仰望苍穹，有日月交相辉映，天空就是纸张，日月就是最美好的文字，流淌出圣洁，照耀千古;俯瞰大地，有山川竞相争秀，大地就是纸张，山川就是最美好的文字，勾画出锦绣，美丽万载。读着读着，心胸都变得阔大了，思想都变得辽阔了。读这样的文章，才会让人有写文章的冲动。
《文心雕龙》是一部好书，不仅对为文，对做人，对思想都是大有利处的，值得一读。
第二篇：读《新原道》有感
品中国哲学之精神
——读《新原道》有感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新原道》一书，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本书中按照历史的顺序对古今之中国哲学加以评判。判断或评价就要有其标准，冯友兰先生用以评价和判断孔孟老庄等的标准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即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他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读《新原道》的过程，可以说是品中国哲学之精神的过程。
在自序中。冯友兰先生讲到，“此书并非哲学底书，而是讲哲学底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名，斯继开之继显。”本书主要是贯穿着冯友兰先生对于古今中国哲学的评判，彰显中国哲学之精神。著书的目的是叙述中国哲学主流的进展，批判主流哲学的得失，以显示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经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新原道》一书评判各时期中国哲学的得失优劣所依据的标准。这是借用《中庸》的说法，《中庸》说: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本来是说君子人格养成的，冯友兰先生借用它来表示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谓“道中庸”，因为它是入世的，而“极高明”则说明它又是出世间的。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生活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把高明与中庸对立统一起来。如何统一便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对于它的追求便是中国哲学之精神所在。而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即使冯友兰所说的“圣人”。圣人超世间而不离世间，他的人格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个人修养来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来说的。所以冯先生也说哲学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他是以这一基本的精神来评点和论说儒道墨名等各家哲学，以揭示其对这一基本精神的追求中所有的得与失。以此标准衡量，虽然中国哲学各家各派都认为自己在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家所讲都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有些哲学偏于高明，有些哲学偏于中庸，但总的来说，都在致力于“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个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完善，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进步。当然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是后来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好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优点，真正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统一。
本书中，冯友兰先生以历史为顺序，具体评判了他认为代表着中国主流精神的各家哲学，共分为十章。
从孔孟讲起，儒家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分别就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此孟子所讲的“四端”，亦是孔子所常讲的)进行判定阐述。其中儒家关于“义利之辨”主张求义，即是求社会的公利，然后达到仁的境界。儒家虽常说仁义，但并不限于仁义。其所说的最高的境界同样不限于道德境界，而是在人的一生中逐步有一个境界的变化实现过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冯友兰对于儒家之道的评判是儒家于实行道德中，求高的境界。不过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儒家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的标准。
然后讲到杨墨。杨朱一派的人，就是早期的道家。主张“轻物重生”。人重生，需要不自己伤害自己，并且不使他人他物伤害自己。而达到“轻物重生”的方法有三种境界。“避世”“避名”是最初的方法。能只带宇宙间事物变化的通则并且可以加以应用来趋利避害是道家学说的第二重进展。庄子能“同人我，齐死生。”不以利害为利害，于是利害就真的不能伤害到自身。这便是道家学说第三步的进展。在此境界中“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能够“免乎累”，对于一切皆是主动。然后讲到墨家对于儒家的批评。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是功利主义的，儒家则不追求利。墨家只讲到功利境界。照“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墨家的学说不合“高明”之标准。
再次是名家。先秦名家出于“辩者”主要大师有惠施和公孙龙。但是一般辩者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但名家的大师惠施，公孙龙，则已经进步到有对于超乎形象者的知识。这是名家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他们从批评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惠施从“天地一体”推到“泛爱万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名家是最先讲到超乎形象的哲学，但是他们尚未能以他们的哲学得到一种生活，所以他们的哲学虽然“经虚涉旷”，可以说比较“高明”，但在“中庸”的方面比较欠缺。
老庄道家经过了名家对于形象世界的批评，而又超过了这些批评，以得到一种“极高明”的生活。老庄道家清楚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但对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却不甚分别，对生活有方内和方外的区分，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其哲学是“极高明”的，但尚不能全符合此标准。
然后是易庸。冯友兰先生认为，《易传》和《中庸》的作者都受到老庄道家的影响更进于高明，又接着儒学的传统比较注重“道中庸”，达到了“高明”和“中庸”的统一，方内方外的统一。但《易传》和《中庸》的哲学只是认识到“有名”是可以超乎形象的，尚未认识到要完全讲超乎形象必须要讲到“无名”，因此其哲学尚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标准。
接下来是汉儒，玄学，禅宗，道学。他们都不能完全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标准。最后以新统作结。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转，经过三四百年，到玄学又走入了正路。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二三百年，到现在才开始又进入了正路。新理学便是中国哲学最新的进展。 宋明道学家的哲学已经统一了高明和中庸的对立，但尚未达到极高明的标准。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利用了西方新逻辑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重建了一个完全“不著实际”的新形上学，此之谓“新”。“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最好的传统，而又经过了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而建立的全新的形上学。它是最玄虚的哲学，他讲的仍旧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还是中国哲学精神最精纯的要素。
《新原道》把整个中国哲学看成一个发展的系统，注重各时期哲学的承续流变，这是它的独到之处，也是它的深刻之所在。所以我们认为在“贞元六书”中《新原道》一书有着独特的价值，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中国哲学的主流所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是成为圣人之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尽人之所以为人”。
李慎之先生才说：“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超乎世间又见于日常伦理之中。在中国哲学之发展演进中品悟中国哲学之精神，在入世与出世间找寻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内涵。
第三篇：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
鲁迅《论诗题记》：
东则有刘彦和《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
《文心雕龙·序志》：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文心雕龙·序志》：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文心雕龙·序志》：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
钟嵘《诗品序》：
又说：
李谔：
江左齐梁，……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
《文心雕龙·序志》：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钟嵘《诗品》：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
刘勰《序志》、：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原道》：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
《征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或作‚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宗经》：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宗经》：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原道》：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明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情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情采》： 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 《情采》：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其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序志》：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总术》：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曰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
《序志》：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明诗》：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乐府》：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 《祝盟》：
天地定位，祝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檄移》：
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历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
《诏策》：
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舎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哀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杨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哀吊》：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神思》：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神思》：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夸饰》：
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恒有夸饰。 《通变》：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情采》：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附会》：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意，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臵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
《章句》：
夫设情有宅，臵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方毕矣。
……
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
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rui)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练字》：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据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凶(加一个口字旁)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以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
《附会》篇云：
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事类》篇云：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
……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jùn)理须核，众美幅辏，表里发挥。
《丽辞》篇云：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枌榆、白水乃高祖和光武之家乡)。‛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
《丽辞》：
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事类》：
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
《养气》：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渐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以盛疾，亦可推矣。……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笔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亦卫气之一方也。
《风骨》：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定势》：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林，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声律》篇云：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kuí);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远，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jiǎn)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未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
郑玄：
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比兴》：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mò绳索)‛，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风骨》：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体性》：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体性》：
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 《事类》：
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
《指瑕》：
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酢‛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
……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 ……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程器》：
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三国著名书法家)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谬，仲宣轻诡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传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贱哉?……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
……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机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péng)中，散采以彪外，楩楠(pián nan)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知音》：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
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至如君卿(西汉楼护)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
……夫麟凤与麏(jūn)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耀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小土丘)，酌沧波以喻畎浍(quǎn kuài田间水沟)。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臵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时序》：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
……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通变》：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谐隐》：
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
《才略》：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 《时序》：
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
第四篇：文心雕龙译注·
六、明诗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楚辞、乐府、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文心雕龙》中另以专篇论述。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分四个阶段：
一、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第二段)，
二、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第三段)，
三、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第四段)，
四、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第五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第六段)。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雅润”、“清丽”四字，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丽”(《典论·论文》)，陆机讲诗的特点是“绮靡”(《文赋》)有所发展。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刘勰还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这是较为可取的。刘勰对《诗经》是很尊重的，本篇对《诗经》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但局限于前人旧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说明刘勰对《诗经》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够的。
(一)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1圣谟所析2，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舒文载实4，其在兹乎?诗者，持也5，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6;持之为训7，有符焉尔8。
〔译文〕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的含义是扶持，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注释〕
1 “诗言志”二句：这话见于《尚书·尧典》。永言：引申发扬诗中所表达的情志。永：延长的意思。2 谟(mï蘑)：谋议。《尚书》中有的篇章称为“典”，有的称为“谟”。3 “在心为志”二句：这话见于《毛诗序》。4 文：指文辞。实：指情志。5 持：扶。这里引申为培养教育的意思。6 “三百之蔽”二句：《论语·为政》中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蔽：当，引申为概括。无邪：即“思无邪”。这是《诗经·鲁颂·駧(jiōng扃)》中的一句。孔子用这话来概括全部《诗经》的内容是不合实际的。7 训：训诂，即解释。8 焉尔：即于是。“是”指孔子的话。
(二)
人禀七情1，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2，《玄鸟》在曲3;黄帝《云门》4，理不空绮5。至尧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风》之诗7;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8;太康败德9，五子咸怨10：顺美匡恶11，其来久矣。自商暨周12，《雅》、《颂》圆备13;四始彪炳14，六义环深15。子夏监“绚素”之章16，子贡悟“琢磨”之句17;故商、赐二子18，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19，风人辍采20。春秋观志21，讽诵旧章22;酬酢以为宾荣23，吐纳而成身文24。逮楚国讽怨25，则《离骚》为刺26。秦皇灭典27，亦造《仙诗》28。
〔译文〕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注释〕
1 禀：接受，引申为赋性。七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2 葛天氏乐辞云：“氏”、“云”二字是衍字，应删去。葛天：即葛天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3 《玄鸟》：《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葛天氏的时候，曾有人唱八首歌，《玄鸟》是其中第二首。“玄鸟”是燕子。4 黄帝《云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讲到，周代曾用《云门舞》来教贵族子弟。汉代郑玄注，说《云门舞》是黄帝时的舞乐。5 理不空绮(qǐ起)：“绮”应作“弦”。“不空弦”是说《云门》既已配上乐器，就必有乐词。这是刘勰为探究古代诗歌的原始状况而作的推断。6 《大唐》：相传为对唐尧禅让的颂歌，载《尚书大传》。7 《南风》：相传是虞舜作的诗，载《孔子家语·辩乐解》。8 九序：指治理天下的各种工作都有秩序。9 太康：是夏禹的孙子，因荒淫而失国。10 五子：太康之弟。有两说：一说为太康弟五观，一说为太康的五个兄弟。刘勰说“五子咸怨”，是取后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共五首，是后人伪作。11 匡：纠正，即规劝讽刺的意思。12 暨(jì计)：及，到。13 《雅》《颂》：这里没有提到《风》，是为了四字成句的原故，应该也包括《风》。圆：全。14 四始：指《国风》、《小雅》、《大雅》、《颂》。彪炳：光彩。15 六义：指风、雅、颂三种诗体和赋、比、兴三种作诗方法。环：围绕，引申为周密。16 子夏：孔子的弟子。监：察看，明白。绚(xuàn渲)素：《论语·八佾(yì意)》中说子夏从“素以为绚兮”这句诗中，理解到必须先有忠信的本质，然后才学礼仪。“素以为绚兮”的意思是说绘画先有粉地，然后加彩饰。素：白色。绚：彩色。这句诗是《诗经》中没有的逸诗。17 子贡：孔子弟子。琢磨：《论语·学而》中说，子贡从“如琢如磨”等诗句中，领会到孔子勉励他不要自满的意思。琢、磨是说治玉石的人精益求精。“如琢如磨”是《诗经·卫风·淇(qí奇)澳(ào傲)》中的一句。18 商：子夏姓卜名商。赐：子贡姓端木名赐。19 殄(tiǎn舔)：尽。20 风人：采诗的人。传说周代统治者曾派人采集民间歌谣。辍(chuî龊)：停止。21 观：示。22 讽：诵读。23 酬：主人劝酒。酢(zuî坐)：客人回敬。荣：荣宠。24 吐纳：指诵诗。身文：本身的文采，这里指口才。25 逮(dài代)：到，及。26 《离骚》：这里是以《离骚》作为《楚辞》的代表。27 典：五帝的书，这里泛指古代的书。28 《仙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诗今不传。《汉书·艺文志》中说，名家有黄公疵，是作《仙真人诗》的博士之一。
(三)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2，继轨周人3。孝武爱文，《柏梁》列韵4。严、马之徒5，属辞无方6。至成帝品录7，三百余篇8;朝章国采9，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10，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11，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12，始肇半章13;孺子《沧浪》14，亦有全曲15;《暇豫》优歌16，远见春秋;《邪径》童谣17，近在成世18。阅时取证19，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20，或称枚叔21;其《孤竹》一篇22，则傅毅之词23。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24，直而不野;婉转附物25，怊怅切情26：实五言之冠冕也27。至于张衡《怨篇》28，清典可味;《仙诗缓歌》29，雅有新声30。
〔译文〕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有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暇豫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邪径谣》，都是五言的。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十九首》，写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说是傅毅所作。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朴质而不粗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点。
〔注释〕
1 韦孟：西汉初年诗人。作品有《讽谏诗》和《在邹诗》，都是四言诗，载《全汉诗》卷二。2 匡谏之义：韦孟的两首四言诗，主要是匡劝楚王戊的。3 轨：法则。4 柏梁：是汉武帝所筑台名。《古文苑》卷八载《柏梁诗》，据说是武帝和群臣联句作成，每人一句，句句押韵。5 严：严忌，本姓庄，又叫庄忌;马：司马相如，都是西汉中年的作家。严忌有《哀时命》一篇，司马相如相传有《琴歌》二首，都是骚体诗。《哀时命》也收入《楚辞》。6 属辞：即写作。属：连缀。方：常。7 品：评论。录：辑集。8 三百余篇：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当时歌诗有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9 朝：朝廷。章、采：都指作品。“国”与“朝”对称，所以“国采”指全国范围内的诗歌。10 遗翰：遗留下来的作品。翰：笔，这里指作品。11 李陵：字少卿，是汉武帝时的名将，《文选》卷二十九载他的《与苏武诗》三首。班婕妤：汉成帝时宫人。《文选》卷二十七载她的《怨诗》。12 《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其中的《行露》，每章六句，四句是五言的。13 肇(zhào照)：开端。14 孺子：儿童。《沧浪》：即《沧浪歌》，《孟子·离娄》中说孔子曾听到儿童唱此歌。15 全曲：《沧浪歌》全诗四句，除“兮”字外，都是五言。16 《暇豫歌》：载《国语·晋语》，共四句，有三句是五言，一句四言。优：倡优，古代奏乐或演戏供人玩乐的人。这里指晋国优人，名施。相传《暇豫歌》是优施所作。17 《邪径谣》：见《汉书·五行志》，共六句，全是五言。18 成世：指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前7年)。19 阅：经历。20 《古诗》：指《古诗十九首》，载《文选》卷二十九。21 枚叔：枚乘，字叔，西汉初年作家。《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等九首列为枚乘的作品，但未必可信。22 《孤竹》：即《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乐府诗集》卷七十四列此诗为无名氏杂曲。23 傅毅：字武仲，东汉初年作家。除《冉冉孤生竹》一首传为他的作品外，还有一首《迪志诗》，是四言诗。24 体：风格。散：分布。散文：即抒写。25 附：接近，这里有描述逼真的意思。26 怊怅(chāochàng抄唱)：悲恨。切：切合。27 冠冕(miǎn免)：帽子，这里引申为首屈一指的意思。28 张衡：东汉中年文学家、科学家。《怨篇》：指他的《怨诗》，四言八句。29 《仙诗缓歌》：可能指乐府杂曲的《前缓声歌》。30 雅：常常。新声：新的音节，引申为风格上的特点。
(四)
暨建安之初1，五言腾踊。文帝、陈思2，纵辔以骋节3;王、徐、应、刘4，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5，狎池苑6，述恩荣7，叙酣宴8;慷慨以任气9，磊落以使才10。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11，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12，诗杂仙心13;何晏之徒14，率多浮浅15。唯嵇志清峻16，阮旨遥深17，故能标焉18。若乃应璩《百一》19，独立不惧;辞谲义贞20，亦魏之遗直也21。
〔译文〕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注释〕
1 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因为这时已由曹操执政，社会现实也和汉代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习惯上常常和三国合成一个历史时期。2 文帝：魏文帝曹丕(pī批)，字子桓，曹操之子。有《魏文帝集》。陈思：曹植，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封陈王，死后加号“思”，所以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3 辔(pâi配)：马缰绳。节：一定的度数。这里用纵马奔驰来比喻在文坛上放手大干。4 王：王粲，字仲宣。徐：徐幹，字伟长。应：应玚(chàng唱)，字德琏。刘：刘桢，字公幹。他们都在“建安七子”中，是当时著名作家。5 怜：爱。6 狎(xiá霞)：亲近。7 恩荣：指曹操父子对当时文士的优待。8 酣(hān寒阴)：恣意饮酒。9 任气：让志气获得充分抒发。任：听凭。10 磊落：胸怀坦白。11 逐：追求。貌：形状。12 正始：魏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8年)。13 仙心：指老庄思想。14 何晏：字平叔，三国中年学者，是最早写玄言诗的人。15 率：大抵的意思。16 嵇：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末作家。他的作品，鲁迅辑有《嵇康集》。峻：高而严。17 阮：阮籍，字嗣宗。三国魏末与嵇康齐名的作家，有《阮步兵集》。嵇、阮都是正始间“竹林七贤”之一。18 标：显著。19 应璩(qú渠)：字休琏，应玚的弟弟，三国魏末作者。百一：百虑有一失的意思。《百一诗》所写都是劝诫统治者的话。20 谲(juã决)：变化奇异。贞：正。21 魏：指正始以前，建安前后的诗歌创作。遗直：遗留下来的正直风气。
(五)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1。张、潘、左、陆2，比肩诗衢3。采缛于正始4，力柔于建安5;或木片 文以为妙6，或流靡以自妍7：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8，溺乎玄风9;嗤笑徇务之志10，崇盛亡机之谈11。袁、孙已下12，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13，莫与争雄14。所以景纯《仙篇》15，挺拔而为俊矣16。宋初文咏，体有因革17;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8。俪采百字之偶19，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20，辞必穷力而追新21。此近世之所，竞也。
〔译文〕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注释〕
1 轻绮：指诗歌风格不够厚重，不够朴素。2 张：指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三人。潘：指潘岳、潘尼叔侄二人。左：指左思。陆：指陆机、陆云兄弟二人。这些都是西晋太康(公元280—289年)前后的作家，当时的人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见钟嵘《诗品序》)。有人主张以张华代张亢，那是
不对的;因为张华和他们不是一家人，当时人也从来没有谁拿张华和他们并称“三张”(参看《晋书·张亢传》)。3 诗衢(qú渠)：指诗坛。衢：四通八达的大路。4 缛(rù入)：繁盛。5 力：指作品在读者身上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6 木片(xī西)：即析，分析或钻研，这里指字句的雕琢。7靡：美，这里指小巧的、过分的美。8 江左：长江最下游地区。这里指偏安江南的东晋。9 玄风：玄学的风气。主要指谈论老子、庄周学说的风气。(当时流行所谓“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杂糅的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10 嗤(chī吃)：讥笑。徇(xùn训)：以身从物，也就是特别关心的意思。务：指人间的事务。11 亡：唐写本作“忘”，译文据“忘”字。机：巧诈，这里指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12 袁、孙：袁宏、孙绰。都是东晋初年的玄言诗人。13 趣：趋向。揆(kuí奎)：道理，这里指玄学。14 与：指“与玄言诗”。15 景纯：郭璞的字，他是东西晋之间的学者兼诗人。《仙篇》：指他的《游仙诗》十四首，载《郭弘农集》。16 挺拔：特出。17 体：风格。因：沿袭，继承。革：革新。18 滋：增多。19 俪(lì利)：对偶。百字：五言诗二十句为一百字，这里指诗的全篇。20 情：指作品的内容。物：指自然景物。21 穷力：竭力。
(六)
故铺观列代1，而情变之数可监2;撮举同异3，而纲领之要可明矣4。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5，则清丽居宗6。华实异用7，惟才所安8。故平子得其雅9，叔夜含其润10，茂先凝其清11，景阳振其丽12。兼善则子建、仲宣13，偏美则太冲、公幹14。然诗有恒裁15，思无定位;随性适分16，鲜能通圆17。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18，则出自篇什19;离合之发20，则明于图谶21;回文所兴22，则道原为始23;联句共韵24，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25，故不繁云。
〔译文〕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注释〕
1 铺：陈列。2 监：唐写本作“鉴”，察看，这里指看得清楚。3 撮(cuō搓)：聚集而取的意思。4 纲领：这里指各种诗歌的写作要领。5 流：流行的，常见的。调：声调。6 宗：主。7 华实：这里指风格上的华丽和朴实。用：运用。8 安：定。9 平子：张衡的字(参看本篇第三段注28)。10 叔夜：嵇康的字(参看本篇第四段注16)。含：包含，即具有的意思。11 茂先：张华的字。他是西晋初年的作家。凝：唐写本作“拟”，译文据“拟”字。“拟”是模仿、学习的意思。12 景阳：张协的字。13 兼善：指上面所说雅、润、清、丽等特点都具备。14 太冲：左思的字。公幹：刘桢的字。15 裁：制，这里指作品的体裁。16 分：本分，这里指作者的个性特点。17 鲜：少。通圆：唐写本作“圆通”，是佛教术语。圆是性体周遍，通为妙用无碍。这里指作诗的全面才能。18 杂言：每句字数多少不固定的杂言诗。19 篇什：指《诗经》。《诗经》中的《雅》和《颂》，每十篇称为“什”。20 离合：指离合诗，这是一种按字的形体结构，用拆字法组成的诗歌。如《古文苑》卷八载汉末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全诗二十二句，由字形的离合组成“鲁
国孔融文举”六个字。21 明：唐写本作“萌”，起源的意思。译文据“萌”字。图谶(chân衬)：汉代迷信预言灾异的文字(详见《正纬》篇)。图谶也多用拆字法组成。22 回文：指回文诗，是一种可以颠倒念的诗。如南朝齐代王融《春游》第一句“枝分柳塞北”，也可念作“北塞柳分枝”。23 道原：可能是人名，所指不详。明代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以为“原”字是“庆”字之误，“道庆”指南朝宋代的贺道庆。上引王融《春游》，《艺文类聚》(唐代欧阳询等编)以为是贺道庆的诗。贺道庆之前已有回文诗出现，如东晋时苏蕙的《璇玑图诗》等。《文心雕龙》中未讲到过苏蕙及其作品，可能刘勰当时还不知道。24 共韵：几人合写诗，押共同的韵。25 诗囿(yoù右)：指诗坛。囿：园林。
(七)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1。兴发皇世2，风流二《南》3。神理共契4，政序相参5。英华弥缛6，万代永耽7。
〔译文〕
总之，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注释〕
1 含：包含。诗歌所包含的也就是它所表达的。2 皇世：太平盛世，指上古时期。皇：美盛。3风 流：流风余韵，这里指诗歌的传统。二《南》：指《诗经》中的《周南》、《召南》，这里用以代表全部《诗经》。4 神理：精妙的道理。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特别从《原道》篇来看，这个道理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是万物自然具有的规律，所以其中并无迷信鬼神的味道。契：约券，引申为符合。5 序：秩序。参：参入，在这里有结合的意思。6 英华：精华。弥：更加。7 耽(dān丹)：喜爱。
第五篇：读《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上部主要以《原道》、《徵圣》、《宗经》3篇为核心，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下部则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同时也是整部作品的精华所在。
下部的《时序》篇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唯一一篇非常完整的至刘勰所在的南朝齐梁代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刘勰在文中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系统地梳理了从传说中的唐尧时代至刘勰所在的南朝齐梁时代的文学发展史，并且从外部社会关系、政治原因、君主喜好等方面总结了影响文学发展的几方面原因，顺带也指出了各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点，进行了一个简单但不失中肯的评述。在叙先秦时期文学发展时，刘勰指出政治教化都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文学是对当时政治环境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反映，同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则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外部力量;叙述汉代文学发展时，则以史为例阐述了统治者喜好对文学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或抑制或推动的作用;而叙两晋时期文学发展时，好谈玄学的社会风气逐渐反应到了文学身上，这从侧面又说明了社会风气和时代变换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这让我系统地了解了我国古代文学史文学发展的各类因素，扩大了我的知识面。
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知音》篇。他总结了历代文学评论存在的弊病有贱同思古、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同时还指出了文学评论者应有的品质素养，包括处理文辞、贯通创新、善用典故以及音韵声律的素养，让我意识到文学批评是怎样一门高深的学问，公正理性地评论作品也是一件很严肃也很难的事情。《神思》篇刘勰针对艺术的构思，提出了“神与物游”“ 构成文思，贵在虚静”等观点，并对思——意——言”的关系作了说明，思指神思，即精神活动;意指意象，即文思;言指语言，即文辞。刘勰看到了语言表达存在着难以尽意的一面，承认了语言在表意功能上的不能尽善尽美，并且寻求克服这种差距的途径，强调创作之前必须作好充分的生活准备和学养准备。这让我明白创作之前丰富的素材或丰富的诗意以及丰富的情意是完成一部好的作品的必备条件，同时养成好的文学创作修养也是至关紧要。而在《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在这里，刘勰向世人表达了他的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这跟高尔基所说的“文学即是人学”不谋而合，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意义。
《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文心雕龙》
一书，不愧为被誉为“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一部集大成的文学发展史，于今天而言，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不可绕过的一座弥视弥高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