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新经济的投资选择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在华FDI的区域选择影响因素并不尽如传统理论所言，特别是区域市场、城市化、劳动力价格等因素都有着与一般理论相悖的结果。区域市场对在华FDI的作用逐步淡化，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FDI有着消极影响，对中等发达城市的影响尤为显著。FDI具有流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区域的倾向，政策因素对在华FDI的域位选择影响显著。
新经济的投资选择论文 篇1：
开启了解印度文化的一扇窗
摘 要： 中国和印度两国山水相连，国情相似，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选择，其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相差甚远。《印度能超越中国吗》这本书以时间为脉络，着重分析两国的文化差异对两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印度能超越中国吗 内容介绍 评价
一、全书简介
中国和印度同为拥有灿烂的人类古代文化的文明古国，而如今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同样悠久的历史和相似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使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朝着相同的轨道发展，双方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正如前印度总理经济委员会顾问古鲁斯瓦米的评价一样：“一个十分尴尬的现实是，由于缺乏直接交流，中印两国长期以来其实都是在通过西方的视角观察对方。误解、曲解、偏见随处可见，尽管我们两国领土相连，国情相似。”（杨浩勇，2009）作为一名中方的贸易代表，作者常驻印度十几年，对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为了揭开印度神秘的面纱，“立足于中印两国文化的视角，深度阐释了中印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给读者开启了一扇正视印度并反思中国发展的窗口”（杨浩勇，2009），《印度能超越中国吗》一书以时间为脉络，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着手，分析不同文化的选择对两国行为模式和发展道路产生的影响。
二、内容介绍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和印度与当代的中国和印度。作者追溯历史，发现中国与印度拥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庞大的人口这两个最大的共同点，但这两个东方国家最大的区别体现在文化上。
第一章 “形”似而“神”离的中国和印度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注重“人事”；印度是神的国度，注重“神事”。印度教中有三大神，代表世界万物生、住、灭三个阶段。印度的两大史诗《摩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两大主神的故事，哈奴曼是后者的人物之一，据考证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形。印度有“林迦”（男性生殖器）崇拜情结，是创造力的象征，也是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在印度哲学“六论”中，吠檀多论认为世界的本源的唯一终极体是自我，即“绝对精神”，因此印度教徒追求精神而忽视物质世界，唯心主义是印度文化的主流。中国则选择了儒家，注重世俗而形成的封建社会。这使两国在近代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运作方式、对外关系甚至爱情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别。
第二章种姓制度：秉承神意的劳动分工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统治者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造成了社会分工不同。中国有“士农工商”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有一整套的“礼义”制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修习或科举考试实现不同社会分工阶层之间的流动。而印度的种姓制度，是神的意志和世俗职业的牢固结合，传统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密不可分。高种姓的可以跟低种姓的“顺婚”，而不允许“逆婚”，所生的子女在财产继承权利上也有差别。统治阶级强调不同的种姓是神的安排，教徒应该按照神的安排恪守自己的行为标准，从事自己所属种姓应该从事的职业。婆罗门为了统一神权和世俗权力，建构了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则，其核心是“羯摩”，即“因果业报”，低种姓要安于自己的现状，才是遵循“梵”（神）的安排，达到“梵我不二”。不追求现实的利益，也就摆脱了现实的痛苦。种姓之间等级森严，结构稳定，在印度独立之后几经改革，逐步与民主宪政体制结合，但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第三章 巨人间的交流与碰撞
中国和印度古代的文化交流是借助西域的一些国家，主要是佛教的传播。在汉朝是通过大月氏向中国传播印度的佛教文化，唐朝的玄奘也出使天竺，促进两国的交流。除了陆路之外，中印之间的海路交往从汉代就有记录。明朝的郑和在与印度人贸易时对当地“行规”已相当了解。清朝以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两国交往很少，中印独立后两国关系也时冷时热，直至21世纪双边的经济交往出现爆炸式增长。作者亲身接触了华裔印度人，感受了当代中印之间饮食的差异。
第四章 李约瑟之谜
在2000年，作者与印度商业伙伴进行贸易使用的不是天平或者中国的杆秤，而是西方的现代工具电子秤。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被西方国家远远地超过了，西方学者将“宪政”缺失归结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印度的军阀贵族统治体系使印度挣扎在死亡线上，英国的统治也只是对印度强取豪夺。中国对农业文明有“路径依赖”，印度人不愿意跨越“黑水”，“封闭”是揭开李约瑟之谜的最好钥匙。
第五章 “非暴力”独立方式和独立后经济
甘地被认为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十次化身，其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高于作为政治领袖的地位。作为“非暴力不合作”的倡导者，甘地一直为印度人民爱戴。作者分析了为何在印度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对英斗争并最终赢得独立。在蒋介石访问印度时甘地也为他支招：先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再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来抗日，不战而屈人之兵。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抗战时开辟的“驼峰航线”为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度独立后在道义上主张“不结盟”，经济上奉行“实用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选择了追随苏联，执行一系列限制外资的政策，结果站错了队。
第六章 领先一步的中国，落后十年的印度
印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许多企业都因为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问题而向“小规模”发展。政府还制定了限制私有企业发展的“许可证制度”，反而造成黑色经济泛滥。
第七章 夺目的第一和最好的第二
美国的技术革命带动了印度的技术革命，“千年虫”问题使印度的服务业迅速崛起，一跃成为第二软件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实力较强，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互补。
第八章 依照“神时”的经济运转
印度人认为时空是循环的，教徒接受的是非常长的宗教时间观念，而不太在乎历史时间，造成了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淡薄，思维也是“葡萄式”的，但在行动上他们却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做事缓慢而认真，勾勒“世界办公室”的蓝图。
第九章 “流浪文化”和“苦行主义者”的经济效率
印度教的苦行者希望通过肉体上的禁欲和精神上的反省，获得神秘的力量，而这种苦行者式的生产方式，效率极低，是印度传统经济难以快速追赶上中国制造企业的原因之一。
第十章 神的“卫生”、“两性”和“教育”观——印度的社会人文发展
在印度，人们认为离神越近的东西越圣洁，牛是神的化身，就是圣物，因此可以忍受遍地的牛粪，乡村极度缺乏公共的排污系统，城市里的贫民窟情况恶劣。在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投资教育的同时，初等教育停滞不前。印度的妇女地位低下，萨蒂（寡妇自焚殉夫）在农村依然存在，女方在出嫁时需要支付男方一大笔嫁妆的妆奁制加深了印度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第十一章 印度联邦：神的政治经济学
印度的宗教派别很多，在独立后并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建国的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共和国，这是印巴分治留下的伤心记忆，也是印度政府为了维护领土完整而坚持的立场。即便如此，印度国内的许多宗教派别和文化还是互不兼容，极端化的事物比比皆是，许多极端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协调，却硬要杂糅在一起。复杂的文化系统是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联邦制松散，地方性的政党纷纷崛起，越来越分化，导致政府在决策是需要考虑的事情过多，政府的运转效率让人不敢恭维。
第十二章 从“话语巨人”到“实力巨人”
印度人对自己的说服能力感到自豪，印度文化和道德让印度人着迷，自信为一个“道德大国”，只是实力有限，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只能妥协。美国把印度视为一个民主国家，想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印度则希望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发展成为一个“实力大国”。
第十三章 谁铲平了世界：印度服务
2008年《福布斯》杂志列出的世界前十位富豪中有4位是印度人，他们都是经营着家族企业，财富的积累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靠软件业发家致富的新一代富豪成为新经济的焦点人物。印度的软件业发展非常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为美国解决“千年虫”开始，大力发展信息服务“外包”，而今，信息产业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未来可能会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支柱产业。印度的软件业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都是面向国际市场，在竞争的压力下，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的质量才可以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第十四章 多样性PK统一性
文化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最近20年的发展。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能以极快的效率做事情，生产效率高，但也存在一个弊病，即社会的“刚性”太强，缺乏多样性的产品面临市场冲击时是最脆弱的。在印度，许多私营企业的发展却采用在不同地方建立小规模工厂的方式进行扩张，稍微大一点的企业都会涉及较多的领域，是典型的“小而全”和“大而全”，这种分散化生产虽然影响了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但却能抵御经济衰退或市场结构变化对产业造成的冲击。在新形势下，印度开始从“分散化”走向“同一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走品牌化的道路，注意熟悉不同国家的规则并注意行业保护，才不会总是受制于人；意识到生存的竞争，才能在竞争中更好地生存。
二、简要评价
印度能超越中国吗？这两个国家具有可比性吗？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发达的国家只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等，也是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力不断加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会叫嚣“中国威胁论”，而印度，我们的了解是一个曾经在汉代向中国传播佛教，还有《西游记》中去取经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现代的发展没有真正关注过，觉得它根本不入流，可能这个国家还是处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奋力挣扎的状态，怎么能中国相提并论并可能“超越”呢？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如今的印度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骄人的成就，许多方面已经把中国远远地抛在脑后，其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去探寻这个国家发展的独特魅力。在经济贸易方面，“2000年，中印间的贸易额不到20亿美元，但到了2006年，已经逼近200亿美元。尽管这只是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小部分，但印度现在已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贸易伙伴，反之亦然”；（卢斯，2007）“2007年4月—10月，中印之间的贸易份额超过了美印之间的贸易达60亿卢比”。（杨浩勇，2009，P220）一连串的数字说明只有加深双方的了解，才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有更一步的合作，避免双方的误解与隔阂。正如丁学良对本书的评论：“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都是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杨浩勇，2009，封底）了解印度，也能更好地找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1.全书的主要特色
（1）从文化入手，探究文化对中国和印度两国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影响。
“印度与中国亲如兄弟”，（卢斯，2007）两国貌似有许多方面都是一脉相承，共同点多于差异，事实上，由于文化的不同，两国发展的轨道相差很大。作者选择从文化入手，也就抓住了比较的最重要方面。中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是典型的伦理型国家，敬畏神却更注重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并不像印度的种姓制度那样世代不变，科举考试能让人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而印度的种姓从古至今成为不同阶层人之间的一道屏障，甚至影响到了现代化的生产模式，中国形成了“大一统”、“大而全”的局面，而印度是“小而全”、多样化。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有比较优势，但印度在软件业方面异军突起。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道路，归根结底跟文化息息相关。
（2）透过历史，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寻找两国当代生存发展的动力。
中国和印度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从殖民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后，中国还是摆脱不了对农业文明的“路径依赖”，一直遵循着“农业—工业—服务业”几个阶段的转型，印度却没有按照这个顺序，而是用依照印度的神时，选择了靠服务业实现腾飞。
2.主要不足
全书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印度的宗教特点和甘地的非暴力文化及流浪文化，以中国的文化作为参照，而文化本身只有差异而没有优劣之分，正如西方人用西方的标准来比较中印之间的实力有失公平，单纯用中国的标准去衡量印度也有偏颇。例如，作者所代表的是中国一家较大的制造业生产企业，其实力较为雄厚，生产方式也比较先进，而用来作为比较的印度企业则是采用印度的“苦行僧式”的方式生产，制造业不是印度的优势，这就等于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的短处，缺乏事实说服力。在谈及印度的“教育观”时，着重描述的是当地的初等教育，“印度自独立以来，虽然已经投资了数十亿卢比来实施五花八门的教育政策，但是普通初级教育仍然糟糕透顶”，“印度政府未能培养出有着一定教育背景的劳动大军，反而导致了文盲和不识数人口的增加”，“印度6—14岁的儿童有两亿，却有8000万人根本没有上学”，（杨浩勇，2009）诸如此类，着重的都是不足的描述，而没有看到印度强大的动力，如“经过20年的发展，印度不仅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软件产业国，而且带动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以及各种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全印度的信息技术专业院校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培养17万名本科生和5万名研究生”；“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创新指数研究报告，创新指数中国49、印度48”；（孟祥进，2010）“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中，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位居世界首位”。（王兵，2002）数据不多，但恰恰是印度发展的例证。此外，作者在印度的身份是一家企业的贸易代表，活动的范围也局限于印度较为落后的南部各邦，接触较多的也是生意上的伙伴，很难看清楚印度社会各方面的真实面目，只能选取作者比较熟悉的一些事实进行描述，并从作者的观点去看待问题，仅为“一家之言”，全书的各章之间联系并不密切，“时间和空间的跳跃度较大”（前言），读完全书，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回答书名问题的答案。但即便如此，本书加深了读者对印度文化的了解，也介绍了一些跟印度人打交道时应注意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对促进两国的沟通与交流具有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神奇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11.
［2］孟祥进.中印人才培养与国际竞争力比较之五维分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9.
［3］王兵.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经验初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7.
［4］杨浩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
作者：吴佩娟
新经济的投资选择论文 篇2：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在华FDI区域选择倾向分析
摘要：在华FDI的区域选择影响因素并不尽如传统理论所言，特别是区域市场、城市化、劳动力价格等因素都有着与一般理论相悖的结果。区域市场对在华FDI的作用逐步淡化，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FDI有着消极影响，对中等发达城市的影响尤为显著。FDI具有流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区域的倾向，政策因素对在华FDI的域位选择影响显著。
关键词：FDI；区域选择；新经济地理学；区域异质性；产业异质性
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在华FDI（外国直接投资）分布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以邓宁为代表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源于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近港距离短、政策优势大、劳动力价格低、经济发达程度高、市场容量大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推进作用。而在区位理论研究方面，克鲁格曼借助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进一步构建了中心一外围模型，证实了运输费用下降、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积极意义，以及集聚因素的因果积累效果。从在华FDI区位选择方面来看，已有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政策变化的影响，鲁明泓等学者的研究强调了政策对FDI进入特定区域的积极作用，当然这也是造成在华FDI区域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入世后，潘镇和潘持春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政策作用在削弱；也有学者认为西部FDI的流入是政策影响的结果。二是，关于区域市场条件，魏后凯、贺灿飞和王新等。的研究都证实了其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关于成本因素，李小建等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与FDI流入是负相关的，而沈坤荣等则认为劳动力素质的作用显著且日趋重要。此外，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集聚效应是区域吸收外资的有利因素，而区域政府的公共服务、法规约束和人文环境等也有着重要影响，在此不做赘述。
本文在以往省级数据的基础上，加上了FDI投资的252个城市数据来进行分析，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倾向特征，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异质性视角出发，对其加以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鉴于中国入世前对FDI的区位选择有较多的制度性限制，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2002年以后。
二、在华FDI的区域分布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FDI在华的城市选择基本上受制度的约束。此后，按照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中国政府不再通过设定开放区域来约束FDI的城市选择，但仍大力引导FDI选择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
从FDI的区位选择结果来看，FDI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的分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FDI在各区域数量均有明显增长，并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的态势。特别是在2007年中国实施《劳动合同法》后，表现尤为突出。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实际利用FDI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8.21%、30.28%、34.88%和49.83%；2011年分别增长了12.22%、35.49%、46.19%和17.43%。第二，FDI分布仍不均衡。东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在2011年为57.13%；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该比重在201 1年分别为16.07%、13.73%和13.07%。在四大区域内FDI分布也不均衡，201 1年，江苏和广东分别占东部地区总额的25%和17.2%，河北和海南则仅占东部地区总额的3.69%和1.20%；河南占中部地区总额的比重为28.28%，山西仅占5.81%；重庆和四川分别占西部地区总额的34.58%和31.14%，甘肃和青海仅占O.23%和0.55%；辽宁占东北地区总额的83.69%，吉林和黑龙江则仅占O.67%和1.46%。
从FDI的城市数据来看，FDI的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FDI主要城市集中在中国东部。2011年，FDI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江苏省有10个，广东省有9个；而东北地区只有5个城市，且主要集中在辽宁省的大连、沈阳两市。第二，FDI总量分布仍然是以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的程度为序，且集中于发达城市。但FDI在发达城市所占比重在逐年下降，在中等发达、欠发达城市则有微弱上升。此外，存在一些发达城市FDI投入极少而个别中等发达城市FDI水平较高的现象。2011年，人均收入前三位的大庆、朔州、东营三个城市，FDI当年总量排名仅为69、150、147位；人均收入排名73位、136位的成都市、重庆市，FDI当年总量排名则分别为第6位、第3位。
上述现象充分说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对FDI而言并非决定性因素，区域的异质性、在华FDI的产业异质性等都在发挥作用。其中，既存在因地理位置相近而带来的一致性区位优势，也存在因城市职能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距；既有因早期积累形成的因果循环机制作用的结果，也有后来受区域政策及经济法规约束的影响而产生的投资转移。
三、在华FDI区域选择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在华FDI空间分布的态势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选择FDI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市场因素选取地区的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个变量，集聚因素选取前期FDI，城市化水平选取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贸易障碍选取城市距离与之最近港口的公路距离，劳动力成本选取职工平均工资，基础设施建设选取人均道路铺装面积。政策因素则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域政策效应具有同质性为前提，引入D1、D2和D3三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当D1、D2和D3均取值为0时，表明该城市属于东北地区。
本文选取包含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的面板数据，其简化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it为i地区在t年实际利用FDI情况；xit为i地区于t年的影响因素；w表示不随时间而改变的个体特征，扰动项由uit和εit两者共同组成，uit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εit表示随时间和个体改变的扰动项，并且与uit不相关，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条件。
为减少数量级带来的异方差，本文将部分变量转换成对数形式，具体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将全部样本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进行划分后，虚拟变量在各区域中并无差异，而且其他三个方程的计量结果将详细显示政策因素对各区域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方程将不含虚拟变量。
五、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华FDI的区域选择中，产业集聚的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稳定而显著，甚至使得近港距离因素的意义被掩盖。但是，区域市场、城市化、劳动力价格、区域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机制因区域异质性、FDI产业异质性而相对复杂。
1.区域市场对在华FDI的作用逐步淡化。从时间上来看，在2002～2011年，区域GDP总量与FDI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区域消费能力与FDI投入则无显著关系。这表明FDI在总体上以区域生产资料市场、区域外市场为主。生产资料市场意味着一个区域的产业体系是否完整，产业链能否承担相关产业需求；区域外市场则包括整个中国国内市场和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从空间角度来看，受区域异质性影响而各有差异。在东部地区，GDP与FDI投入有正相关关系，社会消费能力则无意义。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开放较早，近海多港，便于出口，且对全国市场的辐射能力最强，利于吸引FDI。此外，东部地区整体消费能力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紧密，单个区域的消费市场可不考虑。中部、西部地区有所不同，FDI主要考察其产业体系、出口便利等因素，也兼顾其区域社会消费能力。在东北地区则区域消费能力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东北地区产业基础一般较好，FDI基本上不必担心生产内部化问题，相比之下使得区域消费变得重要起来。
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FDI有着消极影响，对中等发达城市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是因为：第一，在华FDI已不再以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加工业为主，而更多地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高端劳动力，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不感兴趣；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升级转型，使得高端劳动力日益短缺，反而提高了高端劳动力的价格，影响了FDI的流入。第二，在华FDI的市场指向多为国际市场和国内整个市场，而城市化带来的新增人口消费能力不强，且对当地市场刺激作用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中国企业较有竞争力的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领域，对FDI市场扩大的作用有限。第三，中等发达城市的规模扩大快，高端劳动力的相对匮乏更为严重，市场贡献能力却提高很慢。因此，中等发达城市的人口流入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多体现为消极影响。
3.FDI具有流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区域的倾向。从产业异质性来看，这是在华FDI产业升级的结果；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则各区域表现各异。在东部地区，FDI愿意选择劳动力价格低的区域；在东北和中部地区，FDI更倾向于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区域；在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是随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增长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整体较高，FDI企业为了降低总成本，会选择进入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而东北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但是随着FDI产业的不断升级，FDI企业会以劳动力素质优先为原则选择劳动力，因此将不惜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却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同理，FDI企业在发达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中选择劳动力价格低的区域；在欠发达城市中则选择劳动力价格较高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或较低，是中国不同区域之间比较的结果。
4.政策因素对在华FDI区域选择影响显著。在改革开放初期，FDI的在华区域选择受到开放政策的约束。但人世后，开放的区域准入政策使约束减弱，行业准入的区域性鼓励政策、面向所有在华中外企业的普适性经济政策对FDI区域选择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各有特点。一是，东部地区有FDI长期积累的因果循环优势，2006年后的经济政策固然有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FDI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转移的效果，但新增的较高端FDI企业仍然愿意选择东部地区，这使得东部地区在2006年前政策效果尚好，但2007年后转为负向，并最终在长期上表现为政策效果不显著。二是，对中部地区而言，政策效果在2007年前有显著的正效应，这是因为中部地区正处于承接东部过剩产能转移的阶段，所有促进东部FDI增长的政策因素对中部地区也是有利的。但2007年之后，西部、中部、东北地区都享有相关区域性扶植政策，相互抵消了区域政策支持效果，而对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提高则抬升了FDI进入中部的门槛，所以转为负效应，在2002～2011年则表现为较弱的积极效应。三是，对西部地区而言，尽管在2000年就享受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带来的政策优势，但总体上产业配套能力差、地理位置偏远，不能满足FDI生产内部化的要求。2007年之后，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相继实施，西部的区域政策优势更被大大削弱了。四是，东北地区工业基础较为完备，产业工人技术水平较高且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使其得以借助政策力量加速吸引FDI的流入。
责任编辑：蔡强
作者：赵儒煜 石美生
新经济的投资选择论文 篇3：
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研究:网络合法性与信息的视角
［摘 要］通过数据分析,从网络、合法性和信息三个角度了解到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多个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对大医院的信赖以及对病情的判断等；客观因素主要有相关群体的影响、参加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媒介信息等。
［关键词］就医选择行为；社会网络；合法性；信息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总体来说提供的医疗服务都不同程度地无法满足老百姓不断增加的需要。因此,探讨居民的就医行为模式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如何解决居民就医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为了解当前我国居民的就医状况,本研究通过对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部分医院患者的就医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为改善我国居民就医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医疗市场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探讨居民的就医行为模式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如何解决居民就医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就医选择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集中在研究民众就医影响因素上,也就是更加关注哪些因素会导致民众前往医院就医。就医选择这一问题,以往的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从医院的特性方面(价格、质量、可及性的)来考虑；另一方面从患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也是我们此次的研究方向,所以下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这方面的文献。国内学者研究就医选择问题的方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描述统计方面。李宁秀等(2001)讨论了患者的不同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和医疗保险等)对医院级别选择影响。刘国祥等(2002)在文章中得出医疗保险使得人们的就医选择开始倾向于定点医院和人们收入越高,门诊利用也越多。张静(2006)等主要是采用多元logit模型考察患者的收入情况、保险状况、自我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人口学上的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就医选择的影响。张春瑜、李天庆等(2009)在对大型综合性医院患者就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主要是患者的自我认知、相关群体以及媒介因素等因素起作用。国外学者则主要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考察患者对于各类医院的选择。比较早的一篇文章是Mitchell 等人(1997)研究美国各种保险类型(HMO、其他的私人保险、穷人医疗救助)对于患有乳腺癌的年轻女性选择治疗方式和医院的影响。这篇文章控制了病种的影响,采用的是probit 的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参加HMO 的女性更愿意去较近的医院而不是较远的大医院。Hanson 等人(2001)主要讨论的是公立和私立医院的价格和质量对于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之处在于采用事前评估的方法消除病人对于医院质量评估的内生性问题,而且本文中也在医疗价格中加入了就诊的时间成本(包括路程和候诊的时间)。在采用probit 方法估计出的结果表明病人对于门诊医疗服务的需求与医院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相关性的。Yip 等人(1998)考察北京市顺义县农民就医选择的决定因素。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多元logit 模型考察患者的收入和保险特征对于其对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选择行为的影响,但是结果并不是很显著。而我们此次的研究将采用的是通过对门诊患者进行问卷访问来了解病人的就医选择状况,主要有三个维度,社会网络、合法性和信息,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因素,从而不会落入原有研究的窠臼。
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发放问卷进行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直接地从就医患者手中获得资料。调查主要选取了江西省鹰潭市人民医院和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齐鲁医院作为样本,对病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访问。然后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通过对所获资料的量化统计分析,了解民众选择不同医院的原因。
(2)定性研究：个案访谈研究。查询医院的病例档案,选择出有长期就医史的典型案例,对这些病人进行深入访谈。我们通过调查访问病人的求医历史,总结分析出在求医过程中,影响病人每次选择医院决策的机制,了解其中的经验及弊病,提出如何增强民众医院选择行为的理性以及就医效果的建议。
3 研究内容与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此次调查选择的医院为鹰潭市人民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和齐鲁医院,总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问卷350份,其中有效问卷348份。在回收的348份问卷中,被调查者的男女性别比为226∶122,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如图1)。通过描述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被调查者年龄大致呈正态分布趋势,分布范围为14~75岁,主要集中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比较符合随机抽样的结果(如图2)。
在所有被调查者当中,农业户口者有150人,占43.1%,非农业户口者为198人,占56.9%(见表1)；家庭所在地在城市的150人,占43.1%,县城的48人,占13.8%,乡镇的54人,占15.5%,农村的96人,占27.6%(见表2)。通过这两个问题的分析,虽然我们调查地点是在济南市,但是被调查者却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类型的地方,可以看出像济南市这样的省会城市的大医院对周围的辐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大部分人还是当地居民。
再看一下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受教育水平比例最高的是本科(全日制),占到21.8%。如果将受教育水平在大专(非全日制)以上的视为高学历的话,那么高学历患者占到了50.6%,超过被调查者总人数的一半。
以上内容主要涉及的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从社会网络机制、合法性机制(制度机制)以及信息机制三个方面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2)社会网络机制。想要通过社会网络机制来分析就医行为选择,就必须先了解社会网络机制。社会网络的研究一般被认为产生于英国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的概念,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metaphor)。20世纪5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如 S.F.Nadel和J.A.Barnes 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1954 年,J.A.Barnes 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的关系。不久后,Elizabeth Bott 第一次发展出了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knit)。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使得网络分析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注意。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崛起的带头人,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不仅仅为网络分析的合法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作为一个身体力行者,他对社会网络的理论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格兰诺维特在研究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提供工作信息的人往往是弱关系。他据此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关系必定是弱关系。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弱关系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能够为低阶层地位提供连接高阶层地位的桥梁和通道,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通过垂直性的弱关系找到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R.S.博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结构洞可以传递非重复信息进而控制竞争优势,占据网络结构洞的行动者,在市场中获得更优回报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社会网络中是蕴藏着大量社会资源的,而这些资源更多的是通过弱关系获得的。
然而,上文所述的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到R.S.博特的结构洞理论都是源于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其影响是否相同。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社会,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或者社会制度下,还是通过弱关系获得的资源或信息更多吗？边燕杰通过对天津地区职业流动中影响因素的调查和对新加坡职业流动的调查，提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这也就证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强弱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1 在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比例只有16%(见表3),可见是否有熟人在医院工作对患者选择医院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那些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受访者认为熟人的影响是有的,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不可忽视(见表4)。而那些认为有影响的,更多的是为患者介绍医生信息等(见表5和图4)。
但是,有将近40%的被调查者反映有人为他们推荐过该医院(见表6),而这些为他们推荐医院的人,有一半以上是与被调查者比较熟悉或十分熟悉的,仅仅只有20%左右的被调查者与那些为他们推荐医院的人不熟悉(见图5)。通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可以看出,将近60%的被调查者与推荐医院者的关系集中在亲属关系、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见表7),这些关系在社会学上都属于初级群体范围,也就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
另外,有超过1/3的被访者比较同意“周围的人都选择这家医院,所以我也选择这家医院”这一说法(见表8),由此也可见,相关群体(周围人群)的行为对患者的选择行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相关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强关系群体,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就医选择行为上,主要信息的来源是强关系网络,并不像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主要来源于弱关系网络,我们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通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进一步证实了边燕杰“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的这一结论。如何看待本文和格兰诺维特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边燕杰的天津调查和新加坡调查是不是反驳了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说不是反驳,而是补充。因为在二者的研究中,强、弱关系起作用的领域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中,弱关系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边燕杰的研究中,强关系的力量则在于获得权力机关影响方面；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揭示了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交往和联系的情况,边燕杰的研究则是对儒家文化背景下华人社会联系状况的一种描述和解释。患者在医院选择方面,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医院信息是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社会,更多的是想要获得一些“特权”或照顾,比如通过认识熟人来节省就医成本。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不会得到照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
(3)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社会学中制度主义学派主张的核心思想。迈耶(John Meyer)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各种组织同时生存在制度环境中,是制度化的组织。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或个人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如果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有悖于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出现“合法性”的危机,引起公愤,对组织的今后发展造成巨大的困难。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基于此种理论,我们给出假设2：
假设2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
目前在我国通过参加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就医费用,这一政策导向作用对民众就医时选择医院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从表9和图6我们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参加医保的比例超过70%,还是比较高的。其中,比例最大的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跟我们选择调查地点为省会城市有很大关系。农村合作医疗也占到了30%,这说明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从附近农村或乡镇赶来看病的。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超过53%的患者选择的是医保定点医院,人们倾向于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是”略大于“否”(见表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人们的确倾向于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但是医疗保险对人们的就医选择的影响并不十分强烈。
在我国,参加医保的人选择不同的医院就医,费用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选择到医保定点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比例最大的是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患者,占44.12%,其次是参加国家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的患者,占29.41%,最低的是参加农村医疗保险的患者,占26.47%(见图6)。因此从就医成本考虑,城镇居民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即主要是通过合法性机制的弱意义来影响患者的就医选择,在这里,制度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而是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影响组织或个人的行为选择。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制度,是强调制度具有激励机制,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产生激励,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政策导向,使得部分医院是具有指定报销的资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源垄断和激励机制,进而吸引了患者前来就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合法性机制(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的就医选择影响较大。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村居民的选择行为。就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而言(以山东省济南市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实行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及镇卫生院在村级外设门诊报销药费的20%,本镇卫生院门诊医药费报销35%,本镇卫生院住院医药费报销50%,区级定点医院住院医药费报销30%,省、市级医院住院医药费报销15%,每人每年报销金额累计最高3万元。可以看出,国家通过对报销比例的限定来进行医疗资源分配,使得民众尽可能选择去自己报销比例最高的医院。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却到城市大型综合医院就诊的患者也占到了近30%。这说明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从农村或乡镇进城看病的,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按常理来说显然大城市医院并不是他们的首选,从就医成本的角度考虑,他们首选的应该是乡镇卫生院或者私人诊所,但他们并没与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见医保对于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并不是主要因素。
合法性机制对行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讨论：一是强意义,二是弱意义。强意义即认为制度制约了人,影响了组织行为,使组织不得不采取了许多外界环境认可的合法性机制。弱意义指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是概率意义上的。其中,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于组织趋同性的思想：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趋同性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第一个机制是强迫性机制。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机制。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时,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第三个机制是社会规范机制。即社会规范产生一种共享观念、共享的思维。如各个不同的大学之间,系科的教程差异并不大。基于以上理论我们认为,患者在不了解自己病情的时候,更有可能向周围的人模仿就医,以减少不确定性,即假设3：
假设3 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得越少,越倾向于选择大型综合性医院。
在对患者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患者来医院前对自己的病情了解都很少,几乎不了解的超过15%,仅仅了解一部分的超过60%,了解较多的仅有不到20%(见表11)。在不了解自己病情的情况下,许多患者选择去大型综合性医院就诊,这一比例高达58%(见表12)。原因何在？我们知道,民众就医和其他市场交易行为一样,是通过金钱来换取健康。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人们的眼中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健康一旦失去了就买不回来,基于这一观点,人们在面对健康时显得尤为非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不清楚自己病情的情况下,更多的人选择去大型综合性医院。因为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医疗设备更加先进,医生的医术医德更好,对患者更加负责,疾病的治愈率也更高,患者可以求个“心安理得”。
(4)信息机制。考察民众的就医选择情况,就不得不提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问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即获得相关知识的差别。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作用：①该理论指出了信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影响。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将发挥更加不可估量的作用。②该理论揭示了市场体系中的缺陷,指出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完全靠自由市场机制不一定会给市场经济带来最佳效果,特别是在投资、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③该理论强调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呼吁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督力度,使信息尽量由不对称到对称,由此更正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
目前国内外医疗方面应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医患关系方面。从国外来说,Stephen Shmanske(1996)指出：根据主流健康保健经济学理论,医疗服务有着特殊的交易形式—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垄断竞争、伦理关系，使得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物品。Akira Kurimoto(2004)指出：患者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一般缺乏选择的机会和信息的通路。传统上医生的决定被看成是绝对的和最后的。患者少量的信息来自医疗广告和竞争者,患者一般缺乏关于疾病的知识。一旦就医,患者就不可能再选择,在医疗保险之外不得不额外地付费。从国内来说,弓宪文(2004)指出：医疗市场中医患双方处于信息高度不对称状态,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不利于患者的利益及医疗市场的发展,应当建立医疗信息公示制度,加强医患沟通,缓解医患信息不对称状态。徐渊洪(2004)认为：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评价。湛玉婕(2009)认为：由于医疗行业壁垒,使得医疗市场呈现寡头垄断状态。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的信息优势使得医院在医患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使政府和社会的医疗卫生最优化愿望往往事与愿违。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下我们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研究民众的就医选择过程中的第4个假设：
假设4 媒体宣传对患者就医选择具有重要导向性影响。
从表13可以看出,在对被访者的调查中,有36.8%的人认为广告宣传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33.9%的人认为医院的广告宣传对他们的就医选择只有一点影响,而认为广告宣传对于就医选择有较大影响或者非常大影响的人只占到了调查总数的8.6%。表14的结果显示民众就医选择时,别人介绍仍是民众就医选择时最主要的参考,这种选择的百分比达到了39.7%,高于其他信息来源的选择。表13所显示的广告影响和表14中对各种其他了解医院途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患者对于医院的广告宣传可信任性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看病这样一个事关身体健康的重大事件中,由于医患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患者对于医院广告在各种媒体上打出的诊疗方案可信性和效果反响很不敏感,这样的一种专业信息缺乏所产生的疑惑和顾虑打消了很多患者去相应广告医院就诊的意愿,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和徐渊洪(2004)等人所做的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即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医患信任的建立和患者对医疗效果的评价。上述调查结果与我们所做的假设不一致,对此结果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机制还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患者对于就医选择首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的可靠性,而医院和媒体宣传的广告效应,并不是患者十分认可的信息来源,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敏感性,患者往往不愿轻易相信这种“弱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来源,因而导致了调查结果与假设情况的不同。
对于医院的划分,我们是基于普通大众日常感受所做。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看来,大医院仍是他们的首要选择,选择百分比达到了67.8%,大大高出对社区医院、私人诊所等其他类别医疗机构的选择比例(见表15)。在表16所得出的结果中,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调查数据显示即使如果对大医院和小医院了解的程度相同,75.3%的民众还是愿意选择去大医院就医。综合两个图表的结果,这印证了我们分析时所做的另外一个假设,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倾向选择大医院,即大医院情结。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人们会不自觉的淘汰心中不可靠的所谓“小医院”,转而去大医院就医,这样长此以往会严重浪费社区医院等其他便民医疗机构的资源,长此以往,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这种类别的小医院就没有了发展资本和动力,医疗市场的结构就会出现无结构的有序扩张,大医院也会因大量小病不去小医院的盲目患者,而变得拥挤不堪,院内资源也面临严重考验。从我们本调查组在北京等地大医院走访观察发现,这种畸形发展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大医院的拥挤不堪和小医院冷清无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被访者对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生的医术医德、科室设置、医院的特色专长、最新技术、收费标准等方面普遍不了解,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众多的信息不了解导致了民众对于医院的选择只能是相信大医院。从表中还可以发现,民众对于医术医德最为看重,也相对更了解一些,这或许就是当前许多医院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4 研究结果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影响民众就医选择的多个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对大医院的信赖以及对病情的判断等；客观因素主要有相关群体的影响、参加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媒介信息等。在对接受调查的340多名患者的问卷访问中,我们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虽然此次研究只涉及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但我们希望这些结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其他地区民众就医选择状况的问题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从社会网络方面来说,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关系网络获取的信息同质性更高,弱关系更能获得有益的信息。但是,本研究的结论是患者在就医选择行为中更依赖强关系网络。患者在医院选择方面,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医院信息是一个方面,但是在中国社会,更多的是想要获得一些“特权”或照顾,比如通过认识熟人来节省就医成本。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不会得到照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民众的就医选择行为中,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影响力更大。这一点和边燕杰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2)从合法性角度来说,医保参与率较高,许多患者选择的都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医院的报销比例对他们选择医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由于对病情的不了解,更多的患者会选择大型综合性医院,其实这包含了一种民众对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认同感和信赖感。由此,我认为,当前要解决好民众就医问题,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增加医保定点医院,完善医保报销机制,缩短报销时间,减少报销程序,使得民众能轻轻松松享受医疗保险带来的便利。
(3)从信息角度来说,由于医疗行业壁垒,使得医疗市场呈现寡头垄断状态。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的信息优势使得医院在医患博弈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使政府和社会的医疗卫生最优化愿望往往事与愿违。在中国这样一个信息机制还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患者对于就医选择首要考虑的就是信息的可靠性,而医院和媒体宣传的广告效应,并不是患者十分认可的信息来源,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敏感性,患者往往不愿轻易相信这种“弱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来源,因而导致了调查结果与假设情况的不同。
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对于当前我国医疗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为我国医改提供一些借鉴。
①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医疗信息是一种有用的稀缺的资源,它大部分掌握在医院和医生手里,因而民众有权要求医院信息提供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仍应进一步规范医疗信息公开制度,以降低信息的传递、交换和使用成本。定期在公开媒体上尽可能详细地公布各级医院的公共信息,使患者能较容易地以较低成本使用医疗卫生相关信息,如医疗质量、效率、效益、价格、费用等,为患者选医院、选医生、选药品以及诊疗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
②提高诊疗质量,满足民众就医的共同需求。民众对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生的医德医术、医院的科室设置、医院的特色专长、医院的最新技术以及收费标准都有所关注。这提示医院必须加大对医疗设备的投入,购置较为先进的设备有利于提高诊疗的质量,改善民众就医环境。同时在医院的科室设置上要更为合理,提高医生的医德医术,提高医生的道德修养水平,使民众就医方便,看病舒心。另外,要对医院的特设专长和其最新技术进行合理的宣传,使民众了解真实的情况,以便合理选择就医医院。还要明确各级医院的收费标准及收费项目,让民众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对应的医疗项目进行合理地就医选择。
③关注民众就医的不同需求,打造品牌医院。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医院的需求也呈现个体化趋势。民众在选择医院时除均比较关注医院诊疗质量与就医环境外,对医院等级、医生的医德医术等还有特殊的要求。民众的需要,就是医院应该努力的方向,医院应通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更好地满足民众就医的需要。面对高收入人群,改善医院环境,改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就更有效果；而加强医疗设备建设,打造名医品牌则适应低文化层次者就医。建设不同的品牌医院,不但有助于合理分流民众就医,还能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改善医疗环境。同时,医院要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需求调整自己,改善自己,为民众提供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服务。
④加强健康促进教育,呼吁民众理性就医。民众就医选择的不合理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合理选择诸如大医院、社区医院、私人诊所以及各类特色医院的医疗服务,对病人及其家属文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其家属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医学知识。虽然部分民众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地选择医院,但还有许多人特别是低文化层次者盲目地迷信大医院的权威性,总认为大医院有保障,就算只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依然选择名牌大医院就诊,这极大地造成了部分低等级医院医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也增加了大医院的负担。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应联合起来,加强健康促进教育,呼吁民众合理地选择医院。如社区健康教育、居民合理用药指导等。按照新医改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要求,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拉入正常轨道,力争向“老百姓小病去卫生服务站,大病去大医院,疑难杂症去专科和特色医院”的改革目标靠拢。
5 结 论
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因素很多,不同的环境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不相同。本研究主要从社会网络机制、合法性机制和信息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众多具体因素,其中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相关群体、参加医保、报销比例以及信息不对称等是影响民众就医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另外,本研究的假设1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边燕杰的强弱关系理论,同时也是对格兰诺维特强弱关系理论的补充,这是本研究的一大创新。当然,由于能力有限,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经费有限,研究地点只选择了江西鹰潭和山东济南,研究个案也只选取了340个。另外,本研究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缺少有效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这也是一大不足之处。这些问题都是以后研究中可以突破和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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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项目。
［作者简介］尉建文,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工业社会学(企业、组织与社会发展)。何桢,吴瑶,张亘,张冠,贾彬,陈航,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社会学本科生,中央财经大学“梦想骄阳”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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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桢 吴瑶 张亘 张冠 贾彬 陈航 尉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