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省级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文章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省级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篇1：
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治发展概况及经验借鉴
摘 要：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阐述了国外开展土地整治较早的德国、荷兰、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及我国台湾地区发展情况，分析了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治的管理经验，并由此得出对我国土地整治的启示：建立健全土地整治法律政策、进一步完善土地整治组织机构、推动土地整治由单一目标逐渐向多目标综合型过渡、重视土地整治的权属调整、拓宽土地整治融资渠道、构建土地整治科技支撑体系、重视土地整治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动土地整治公众参与。
关键词：土地整治；国内外；研究进展；经验借鉴
土地整治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其中以德国的土地整治历史最悠久，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土地整治有着不同的称谓，其中，德国、荷兰、俄罗斯等国称之为土地整理，日本则称之为土地整治或整备，又称之为耕地整理， 澳大利亚称之为土地复垦整治，哈萨克斯坦称之为土地整理，埃及称之为土地综合整治发展概况，印度称之为土地综合治理与保护，匈牙利称之为土地综合整理，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之为土地重划[1-3]。由于各国对土地整理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土地整理概念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经过300 多年的发展，世界各国在土地整理的理论、法制建设、项目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的土地整治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充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土地整治方面的先进经验，对于推动我国国情的土地整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治发展概况
国外的土地整理起源于16 世纪中叶的德国，之后，欧洲的荷兰、俄罗斯等国通过多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综观历史，大致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如下表所示。
1.1 德国土地整理发展概况
1.1.1 德国土地整理的内容。土地整理的内容包括合并土地、村镇改造、开辟建设用地、公共建设用地、景观的塑造和保护、森林土地整理、特种经济作区的土地整理、地籍更新测量八个方面的内容。
1.1.2 德国土地整理的机构建设。德国土地整理是在土地整理局的监督指导下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它的职责是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和规则，监督土地整理过程，并承担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在各基层地区设有土地整理机构，其中，州土地整理机构为最高权力机构，基层土地整理机构只需要负责本区域内的工作[4]，另外，参加者联合会为土地整理的具体执行单位。
1.1.3 德国土地整理的法律保障。德国土地整理的法律依据包括德国联邦土地整理法和各州制订的实施细则与条例。德国联邦的土地整理法于是1953 年颁布的，并在1976 年和1982 年进行了修改，德国联邦土地整理法中具有完善的制度，明确规定了土地整理的目的、方法、机构设置、成果验收、权属调整等，此外，还规定最高行政法院需负责审议、处理诉讼案件[5]。在州一级内部设立独立的仲裁机构，负责解决有关争议问题。
1.1.4 德国土地整理的权属管理。德国十分重视权属管理，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项目立项前，需要明确整理区内的权属现状问题；在权属调整开始进行之前，需制定详细的调整方案；在形成新的土地产权关系后，需及时进行变更登记 [6]。
1.1.5 德国土地整理的特点。德国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十分注重公众的参与，认为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是实现土地整理目标的关键；国家根据具体内容资助土地整理费，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土地估价在土地整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7-8]。进行土地估价，有利于实现地产交换价值平衡；现阶段，德国十分重视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规划设计中需明确生态的可行性；同时，德国也非常注重信息技术在土地整理中的应用，已在软、硬件和一些技术标准方面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10]。
1.2 荷兰土地整理发展概况
1.2.1 荷兰土地整理的类型及内容。荷兰土地整理主要包括以非农业为目的的土地整理、以农业为目的的土地整理、土地的调整、基于协议的土地整理四种类型。在土地整理的开始时期，荷兰十分强调增加农田的平均场地尺寸及农业经济性指标，而近年来荷兰土地整理工作的重心已有所转移，开始以保护生态环境、美化土地及建设户外设施等多重利用方面。
1.2.2 荷兰土地整理的机构建设。荷兰土地整理的管理机构是在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大体说来，在20世纪，土地整理项目是由中央土地整理委员会及项目执行单位来共同管理的，最近十几年，土地整理项目的管理权下放到了区或省一级政府，省一级政府还接管了项目实施的部分权利[11]。现在，土地整理项目实施部门为DLG，主要负责土地整理和农村开发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管理。
1.2.3 荷兰土地整理的法律保障。荷兰土地整理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逐步建立。1924 年第一部法案的出台，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土地整理；1935 年，荷兰建立了土地整理服务局；1938 年出台的第二部土地整理法案，简化了土地整理项目的审批程序；1954 年新的土地整理法案的出台，使土地整理项目和空间规划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1965年颁布的空间规划法案，规定了省级项目须与地区空间规划保持一致；1985 年，国家新的土地整理法律的颁布提供了多种可选实施方案，还保留了1954 年法案中的投票表决制度。
1.2.4 荷兰土地整理的特点。纵观荷兰土地整理项目发展趋势，荷兰土地整理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单纯的调整农业本身发展为实现农村地区土地的多重利用，从演变的轨迹中可以发现，决定土地整理项目的启动、规划及实施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是与利益分配紧密相关的个人和团体[12]。随着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未来的土地整理项目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将会越来越多，但是项目必须得到多数人的同意这一原则将不会改变。
1.3 日本土地整理发展概况
1.3.1 日本耕地整理的内容。日本耕地整理通过各种改造手段来增进土地在农业上的应用，整理的内容包括土地交换、分割合并、土地开垦、种类转换及有关内容的变更、造田；道路、沟渠、蓄水池等的变更及对上述设施的改造或新建等[13]。
1.3.2 日本耕地整理的特点。日本耕地整理的特点主要包括完善耕地整理程序、完善监督机制；有法可依；共同监督四个方面。耕地整理的实施主要包括耕地整理实施的认可、开工、完成、换地处分、地租分配、登记及土地整理事业的终了几部分。
1.4 俄罗斯土地整理发展概况
1.4.1 俄罗斯土地整理的内容。俄罗斯土地整理的技术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现已具有完整、系统的体系[5]。其主要任务是调整土地关系、组织管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形成科学、最佳的土地利用结构，保障实现土地的再分配，综合改善农用地质量，维护已有自然生态景观，并为合理进行生产创造条件。
1.4.2 俄罗斯土地整理的发展历程。俄罗斯的土地整理开始于17 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时期。1789 年，沙皇俄国土地整理大学的建立适应了当地土地整理的需求，为俄国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在前苏联时期，土地整理是提高和保护耕地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并紧紧围绕经济发展来进行[4]。前苏联的土地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经济效益，在自然资源调查、选择区域进行开发、对废弃地进行复垦等方面都可以借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土地基本法》，对土地整理的概念、任务、目的、内容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1.5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重划发展概况
在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整理称之为土地重划。台湾地区的土地重划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市地重划和农地重划。
1.5.1 台湾地区农地重划发展概况。（1）台湾地区农地重划的内容。农地重划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规划整理农地重新，建立标准田块，通过土地交换分合来集中农户的土地； 规划配置完善的道路，使每一田块都能直接通路、排水、灌溉，方便运输，减少邻里纠纷； 配台农地重划实施，做好排水设施，修筑堤防，兴建道路，彻底改善农业生产生存环境，发挥农地整体效益，从而提高经营效率。（2）台湾地区农地重划的机构建设。台湾管理土地重划的机构是内政部土地重划工程局，地政处是“ 省”主管机关，负责业务的规划、推动、督导工作；农地重划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实际过程中的执行工作；农地重划协进会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助行政管理部门推动业务的顺利进行。（3）台湾地区农地重划的经费情况。台湾农地重划所需经费分为四项，主要设计行政业务、相关改善工程、规划及农水路工程等方面[14]。在这四项费用中，行政业务费由省承担；相关改善工程费、规划费由中央和省各承担一半；农水路工程费由农民自己负担4 万元新台币，其余由政府辅助。（4）台湾地区农地重划取得的成效。1958--2004 年期间，台湾地区共完成农地重划788区，重划面积超过39×104公顷，超过台湾面积的11%，增加了生产用地面积、农场规模，改善了农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地生产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台湾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5]。
1.5.2 台湾地区市地重划发展概况。在我国台湾地区城市土地整理称为市地重划，也叫旧城改造。其实质是在城市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目标及用途，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对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综合整治，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过程。
台湾地区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了市地重划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目前与市地重划相关的法令主要有《平均地权条例》、《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市地重划实施办法》等，另外，还有一些与这些法令相配套的法规。
推动台湾地区市地重划的方式分为由政府征求地主同意办理；由政府强制办理；由地主申请办理；由地主自行办理四种[14]。市地重划的实施程序分为10个阶段，包括选定重划地区、拟订重划计划、通知的核定和公告；测量；地价查估；土地拆迁补偿及工程施工；计算负担；分配设计；清理权利；整理地籍；交换与清偿；财务的结算。
2 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治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土地整治研究领域较为全面，成果颇丰，但我国土地整治开展较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努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土地整理方面的经验，对全面提高我国土地整治的整体水平，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整治新模式将大有裨益。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 建立健全土地整治法律政策
土地整理涉及多方面利益，而这些利益需要健全的法规政策体系来调整。从1988 年《土地复垦规定》的出台到1998年新的《土地管理法》掀起了新一轮热潮，再到2003年《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的颁布，都为我国土地整治的立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我国完善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形成，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尽快制定适合国情的土地整理法律及法规，使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2]。因此，国家或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土地整理原则、工作程序、土地整理的规划与编制、主管部门、成果认定、资金筹措、考虑农民意愿、体现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等。
2.2 进一步完善土地整治的组织机构，保证机制顺利运行
1998年之后，我国各级土地管理机构都相应成立了土地整理中心，但由于土地整理是一项综合过程，涉及范围比较广，工作时间较长，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很多时候涉及到与当地很多部门的协调工作。因此，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权与工作程序，才能保证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防止推诿扯皮，提高土地整理机制的运行的效率。
2.3 推动土地整治由单一目标逐渐向多目标综合型过渡
现阶段，我国应充分学习德国土地整理的经验，着眼于未来，追求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注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使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实现农用地数量、质量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的协调统一 [4]。学习中德两国合作的南张楼村项目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设新乡村、调整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小康和农村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4 重视土地整治的权属调整
土地整理过程中会涉及权属调整问题，而权属调整对促进土地整理事业的健康稳定的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维护广大农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完整的、明晰的产权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要使土地整理中原有产权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就必须充分实现产权的明晰，避免产权共有[9]。基于此，我国应充分认识权属调整的重要性，并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权属调整，包括完善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规模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维护农民合法经营权等方面。
2.5 拓宽土地整治融资渠道
土地整理涉及方面宽泛，工作量很大，一定的资金投入可为保证土地整理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物质保障。借鉴国外土地整理的成功经验，只有加大政府投入资金，才能使土地整理按照全局利益的要求实施，符合长远规划，然而，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很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资金相对缺乏，因此，资金问题成为当前制约我国土地整理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关键因素，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加强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同时考虑其他有效的筹资渠道，如开发、信贷等专项资金，建立资金保障机制，从而，建立起以国家和地方投资为主，农户积极参与的投资模式，为加快我国土地整理的产业化建设奠定基础[7]。
2.6 构建土地整治科技支撑体系
土地整理系统复杂，涉及方面广泛，客观上需要多种理论与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撑。当前，我们应主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就是以土地的等级和价格作为对土地重新分配的依据，该项工作的开展，可为土地权属调整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二是“3S”技术应用研究。将“3S”技术应用于项目中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处理，可以规范项目编制工作，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和效率；三是激光技术应用研究[16]。激光平地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其显著优点是灌溉比较均匀、平地精度比较高，在实施项目中引进该项高新技术，将有利于提高土地平整工程的质量。
2.7 重视土地整治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土地整治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对土地资源的再组织和再优化，由于土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难免会用到一系列生物工程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项目区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社会各界已意识到土地整治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力和冲击力，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景观布局等，充分认识到这些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工作[7]。因此，在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时，应作好生态评估工作，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大力营造防护林，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8 积极推动土地整理公众参与
土地整治是一项 “民心工程”，最终目的是在为农民自己办好事，因此农民的积极参与，是推动土地整理工作向前发展的一种有利方式。公众参与土地整理追求的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和有效的公众责任，体现的是项目决策的合理性，无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公众参与项目决策都是不可或缺的，可通过公众提出的宝贵意见来弥补技术研究的不足，完善相关可行性研究，使项目设计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17-18]。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的土地整理项目，才可以使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少走弯路，节省投资，达到应有的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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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婷婷 陈亚凯 刘东文 蒋舒
省级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篇2：
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表明：中国的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直到2015年，中国也仅有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地区突破了环境拐点，剩余的27个地区均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困境，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污染排放量;工业增长;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渐步入中后期阶段，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以持续雾霾天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地刺痛人们的神经。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鉴于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体，因此，深入研究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的关系，有望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Grossman和Krueger（1991）通过深入研究多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排放量、空气污染排放量的关系后，首次提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的观点，这条倒“U”型曲线也被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Bruyn和Opschoor（1998）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1960年～1993年期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与人均GDP的關系，得出这三者与人均GDP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不过，Shafik（1994）选取了10种衡量污染排放量的指标，构建了一个包括149个国家1960年～1990年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市烟雾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间则并未呈倒“U”型曲线关系。
国内同样有许多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群和彭水军（2006）运用中国1996年～2002 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环保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贸易开放等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的方式考察了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除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外，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常宁和李娜（2010）运用线性模型、二次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对数二次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上海市1981年～2007 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COD 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内，上海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唯一。高宏霞等（2012）以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二氧化硫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以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中国2000年～2009年31个省级地区的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在中国成立进行验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样本期内，二氧化硫、工业废气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工业粉尘与人均GDP呈线性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有关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偏少，尤其是对近年来中国各省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将各省级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与实证得出的污染拐点值进行比较，以反映各地工业污染与工业发展的差异。
二、 实证分析
1. 实证模型设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含义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因此，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排放量会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不过，在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在这一阶段，污染排放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逐步减少，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鉴于此，本文采用如下简约形式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式（1）其中，Y表示工业污染排放量，X表示人均GDP，u代表随机扰动项。
由方程（1）的形式可知，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会因解释变量系数值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的关系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增;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减;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大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小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一致性与可更新性，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Soild）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单位为万吨;参照经典的工业化理论，选取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根据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计算，单位为万元/人。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利用GDP平减指数将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2004年不变价。文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数据均来自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GDP平减指数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选取的是中国各个省级地区的数据，考虑到各个省级地区工业增长与工业污染水平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式（2）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利用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倒“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一数值的经济学含义是：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即工业增长会引起工业污染的增加，进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即工业污染随着工业增长而降低，环境质量随工业增长而得到改善。
将上述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的稳健性和合理性，本文运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式（3）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3）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同样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设定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为二次函数关系是合理的。但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否是稳健和合理的，我们需进一步借助Hausman检验对上述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进行评判。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是正确模型，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比固定效应估计量更有效，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是不一致的，但固定效应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应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三种Hausman检验形式的统计量分别为41.45、15.36和15.94，对应的p值均小于1%，表明三种Hausman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原假设，这意味着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判定本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稳健与合理的。
三、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表明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工业增长会导致工业污染的增加;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工业增长会使得工业污染水平下降。将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拐点值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2. 相关建议。中国正处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水平，以尽快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1）因城施策，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存在较大区域差距的大国，中国必须因城施策，在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间找到平衡點。具体来说，对于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既要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又要积极发展低碳、环保产业，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尽快迈过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环保目标可以设定的比东部地区低一些，以在适当提高污染容忍度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另外，对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具有良好生态禀赋的地区，还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方式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
（2）绿色发展，促进工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与清洁生产是中国应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恶化的根本举措。因此，中国应以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试点为抓手，积极引导工业企业走上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之路，并通过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促进工业提质增效，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
（3）减少排污，弥补环境保护短板。目前，中国工业领域存在较大的节能减排空间，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综合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及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通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设备等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等方式加快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步伐，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用消费模式升级倒逼生产方式转型，进而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完善治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快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建设步伐，尽快建立企业排污许可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的监督、建立违法排污企业黑名单、对未达标企业严格实施限期整改等方式加快完善污染治理体系，以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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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丹辉（1969-），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源与环境;金殿臣（1989-），男，漢族，浙江省温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李媛（1989-），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收稿日期：2017-04-16。
作者：金殿臣 李媛 杨丹辉
省级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篇3：
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蓝色产业链日渐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为各地所重视。近年，国家加大对振兴闽东苏区经济的扶持力度，提出振兴闽东苏区经济支持政策参照西部地区支持政策执行，而霞浦县正是处于闽东苏区发展相对落后的沿海地区。虽然其区位优势显著，但霞浦并未完全发挥其地理优势，如何发展霞浦蓝色产业链是一个大问题。本文通过了解国内外蓝色产业链的发展研究状况，运用统计学知识，分析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对策，寻求适合霞浦县情的蓝色产业链发展模式。
关键词：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区位优势;发展模式
一、蓝色产业链理论基础
（一）蓝色产业链基本概念
近年来，高效且有序发展蓝色产业，进一步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步伐，从而促进当地经济较好较快发展已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所谓蓝色产业链，是以海洋为基础，以海洋依托，充分利用当地的海洋资源、人才和科技优势，打破传统，相应延伸沿海岸带，加强沿海地区之间的协作、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协作，进而形成以海洋产业和临海产业为主体的，以港口物流业、海产品零售业、滨海旅游业和涉海电子商务产业等产业为布局的蓝色产业链条。蓝色产业链始于自然资源，以科技创新为导向与支撑，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不断向相关产业转移直至到达消费市场，逐步形成规模化、集群化效应，通过不断延伸蓝色产业链，使有限的海洋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与优化。
（二） 国内外蓝色产业链发展研究状况
伍长南（2007）从港口资源开发、港口物流产业、临港工业产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产业等详细阐述了蓝色产业集群发展机遇，并分析了各沿海城市蓝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优势，同时深入分析各地的发展重点及对策。[1]朱坚真（2010）在《海洋经济学》书中从海洋渔业、海洋工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服务业和海洋新兴产业来论述蓝色产业经济的结构，认为合理开发蓝色产业可有效解决陆地资源的稀缺性，形成综合性的蓝色产业链。[2]孙吉亭（2011）在针对蓝色区域经济的研究中，总结了这种蓝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对我国蓝色经济产业化面临的形势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策略和发展模式。[3]冯瑞（2011）深入分析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沿海港口的发展问题，在对沿海港口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预测港口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出其发展战略。[4]林强（2010）专门研究了蓝色经济区规划的必要性，强调整合产业资源形成区域一体化，构建全新的政策体系，发挥海洋资源优势。[5]
Kambiz Mokhtari主张用风险管理理论发展海洋产业链，加大近海处理设施的使用频率，直至完全替代传统的产业链运作平台。他认为海洋港口运输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通过轮船运输游客以及货物为社会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6]Joan Woodward从经济产业的角度进行海洋产业结构的理论分析，探讨几大产业的不同结构产生的不同经济效益，进而寻求最佳组合。[7]ME Porter认为蓝色产业的发展需要满足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共同类别等四个条件，然后中国目前的蓝色产业还不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只有通过全球产业链资源的集成才能弥补中国高科技产业缺失的要素。[8]Sarkis推崇蓝色经济的绿色循环性，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日趋完善，环境问题却日渐严重，倡导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刻不容缓。[9]
二、霞浦县发展蓝色产业链必要性分析
2014年霞浦经济开发区升格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台水中心获批为省级海洋产业示范园区，近年来随着蓝色产业的不断发展，霞浦县地区生产总值连年增加，因此发展蓝色产业链的必要性愈发凸显。由于霞浦县农林牧渔产业作为其蓝色产业链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蓝色产业链的诸多数据无法统计，因此以农林牧渔产值作为蓝色产业链产值的主要指标进行趋势性研究，从而了解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对整个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表1 2005-2014年霞浦县农林牧渔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
年份 霞浦县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霞浦县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005 28.10 55.00
2006 30.00 57.50
2007 33.54 66.80
2008 35.45 73.95
2009 36.96 81.44
2010 45.30 93.87
2011 54.90 117.20
2012 71.00 137.00
2013 83.78 153.00
2014 88.51 166.35
资料来源：霞浦县发展和改革局
用X表示霞浦县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Y表示霞浦县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图1 霞浦县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散点图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霞浦县农林牧渔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且其线性关系较为密切，即正线性相关关系。
表2 关于霞浦县农林牧渔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eviews统计分析表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X 1.776054 0.080511 22.05970 0.0000
C 10.06914 4.438902 2.268386 0.0530
R-squared 0.983826 Mean dependent var 100.2110
Adjusted R-squared 0.981805 S.D.dependent var 40.64735
S.E.of regression 5.482935 Akaike info criterion 6.418015
Sum squared resid 240.5006 Schwarz criterion 6.478532
Log likelihood -30.09007 Hannan-Quinn criter. 6.351628
F-statistic 486.6303 Durbin-Watson stat 0.993318
Prob（F-statistic） 0.000000
由农林牧渔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eviews统计分析表的最小二乘法结果可知，P=0，则霞浦县农牧渔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由图1与表2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在剔除农林牧渔产业非相关影响因素后，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对地区生产总值呈现正线性相关关系，因此霞浦蓝色产业链生产总值对地区生产总值有其必要性。
表3 对霞浦的展望
对霞浦县展望 人数（人） 比率（%）
顺应时代潮流，自由发展 16 10
蓝色产业链是霞浦的特色产业、传统支柱产业，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99 56
应当与时俱进，作出顺应政策和现状的适时调整 43 25
其他 17 9
合计 175 100
根据对霞浦县居民开展的175份问卷调查显示，56%的当地居民认为“蓝色产业链是霞浦的特色产业、传统支柱产业，政府应当给予支持”，人们对霞浦县大力发展蓝色产业链充满期望，对蓝色产业链的大力支持是众望所拟，可见发展蓝色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三、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发展现状
（一）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霞浦县海岸线长达404公里，占福建省的八分之一，占宁德市的近一半，居全省各县市首位，海岸线为其港口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霞浦天然深水岸线长约42公里，拥有港口港湾195个，沿岸许多地方具备建港条件。霞浦县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港口物流地位，实现临海物流产业发展。霞浦县建立著名的三沙港，实现了滨海旅游业、物流业、零售业等产业集聚，以港口带动物流服务，从而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 区位优势日渐显著
霞浦北连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海域最近距离为14海里，距离温州、福州的陆路交通里程均为160公里，霞浦往福州、温州仅1个多小时车程，这是连接沿海两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必经之地。2014年霞浦全县公路运输周转量40203.93万吨公里，增长20.86%，水路运输周转量66278.87万吨公里，增长18.71%，可见霞浦交通工具利用率较高，有发展蓝色产业链的基础设施。贯穿霞浦的温福铁路和福宁高速公路，对蓝色产业的开发起着交通纽带作用，与港口物流相辅相成，凸显霞浦战略地位，不断带动霞浦经济突破新的增长点。
（三） 水产养殖区域面积较大
霞浦县海域面积29592.6平方公里，陆地面积1489.6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陆地总面积的19.9倍，占全省海域面积的21.76%，广阔的海域面积衍生了蓝色产业。霞浦所拥有的海域面积占宁德市的三分之二，浅海、滩涂696平方公里，分别占全省的30.17%和23.76%，适合水产养殖的0—20米等深线浅海面积达265万亩，是海产养殖大县。霞浦县的水产养殖区域是由滩涂至浅海推进的，浅海海域广阔，开发速度不断加快，效益不断提高。
（四） 养殖与捕捞业形成较为成熟的生产运作模式
霞浦作为著名的海洋大县，捕捞量和水产养殖名列闽东各县市之首，全县海洋捕捞年产量12万吨，水产养殖年产量24.3万吨。霞浦县2014年海带养殖面积就达7万多亩，预计产量12万多吨，产值可达9亿元人民币。该县10个沿海乡镇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大面积规模种养，养殖面积、产量均居大陆沿海县（市）第二位。[10]广阔的浅海区域，温和的气候条件，为霞浦的水产品提供了独特的生活环境。霞浦传统渔业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对于养殖或捕捞都有固定的模式运作，总体而言传统产业基础夯实。但海洋捕捞多以渔民自发谋生为主，难以形成诸如渔业合作社等产业化组织，渔业资源统一管理进程缓慢。
（五）滨海旅游效益呈现稳步增长
据霞浦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显示，霞浦县2014年全年接待游客191.6万人次、旅游收入14.3亿元，分别增长20.2%和20.17%，可见霞浦旅游效益呈现稳步增长。霞浦现已开发的滨海旅游包括海之家休闲会所、大京海滩别墅度假村、高罗海滨度假村和杨家溪水乡渔村等，包含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垂钓捕鱼和沙滩摄影等休闲项目，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光，如杨家溪水乡渔村年平均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未来霞浦滨海旅游业还有很大的空间。
（六）政府免税政策实施力度大
近年来，为成功刺激海带的出口，霞浦一直维持着海带的免税政策，其对于海带等产业实施扶持政策，并不断改善海带产品加工流程，改造海带加工场所。海带等农产品生产流通过程免税，促进了海带出口及外销至省外，扩大了销售范围。霞浦享有原中央苏区政策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策，且与台湾地区贸易频繁，专门在霞浦设立的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进一步降低了对台湾贸易的推广难度，有利于打造一大批水产品龙头企业。
四、蓝色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
霞浦作为渔业大县，水产品加工却仍以粗加工为主，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落后，缺乏一批深加工龙头企业，许多产品原料副产物无法进行综合开发，水产加工业落后。当地企业在加工设备改造方面缺乏政策支持，产品深加工较少，产品附加值低。霞浦蓝色产业仍以海带、紫菜等传统产品为主，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种缺乏多样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区分品质高低，传统产业难以找到新的效益增长点。应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技术，扶持。
（二）物流配送体系尚不完善
霞浦县尚无完善的多层次物流体系，货物配送由部分物流公司负责，面对生产供应链化和物流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零散的物流企业不足以支撑未来霞浦县海产品经济的快速增长。霞浦水产品流通速度和物流配送效率低，水产品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配送速度慢。霞浦县港口资源丰富，却无标准化的物流中心，缺乏现代港口物流中心、物流信息平台与航运服务管理中心，不能为当地政府制定渔业政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使得大型港口设施得不到广泛应用。
（三）零售产品品牌知名度低
霞浦县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最美滩涂”等地理名片，但霞浦县所零售的水产品品牌化程度低，缺乏具有霞浦地方特色的全国知名的优质海产品品牌，无法对对品牌特色进行口碑式宣传。市场上流通的海带、紫菜等因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化经营，而难以提高其市场地位，从而无法快速扩大国内市场占有率。而零售型企业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专业化、多元化的销售途径不多，缺乏多样化的销售市场，且营销观念滞后。
（四）旅游产业不发达且宣传力度不大
从旅游设施与环境出发，霞浦县旅游设施相对较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全方位的规划，相比同等级的发达地区仍有差距。除了酒店数量及设施、海滨景点交通的落后，管理人员也相对缺乏。从宣传角度出发，其宣传手段、渠道单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宣传方式少。霞浦县除了常规宣传和协办海峡（霞浦）摄影展，其余大型旅游宣传活动较少，特别是线上的宣传渠道少，旅游市场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五） 电商技术基础薄弱
电子商务是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务活动，而霞浦县网络覆盖面仍不完全，企业自身电子商务网站不专业，交互式的第三方支付通道不健全，缺乏数据挖掘手段，对互联网巨大优势的运用程度小。企业不仅电子商务意识薄弱，相应电商人才也较为缺乏。由于霞浦县经济发展并不发达，信息化程度低，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了解不够深入，导致企业对于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吸收缺乏重视。在如今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挖掘行业发展潜力的主要研究对象，海洋渔业如果无法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就不能挖掘出更多的商业前景。
（六） 自由贸易园区缺乏政策支持
福建厦门与福州的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彰显了福建较为发达的两个区域的经济基础和政策优势。而霞浦县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海产品丰富的优势却没有展现出来，没有受到各方的重视。同时，经济资本投资力度小，外资投资并不活跃。霞浦县2014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霞浦县全县项目投资主要集中于地产业行业投资，海洋渔业投资占比极少。而蓝色自贸区发展需要高新技术产业等投入，就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
（七） 涉海金融产业政策不全
由于海洋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大，资金循环周期长，养殖户经常碰到流动资金困难等资金难题，而政府在养殖项目贷款等方面所提供的专项贷款的灵活性、实惠性和贷款规模却十分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霞浦蓝色产业的高速发展。而企业要发展壮大，融资过程必不可少。霞浦县蓝色产业链中的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常常需要提供资产抵押或资信证明，贷款的资金来源不足。海洋经济受气候影响，自然灾害是无法人文估测的，涉海贸易商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且风险大，因此，许多金融机构不愿意冒险为企业提供贷款，这严重阻碍了蓝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
五、探索适合霞浦县蓝色产业链发展的模式
（一）特色经济型发展模式
特色经济型发展模式，是以地区的特色产业为主体，结合各个产业的特点合理分配相关资源，进而形成产业优势。霞浦以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园区和滨海旅游业作为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更好的打造蓝色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
1.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霞浦县在浅海区域种植海带、紫菜等水产品，利用这些藻类产品的海水净化功能，提高相关海域的水质质量。而在景观优美的滩涂发展滨海旅游，将发展第一产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促进养殖、捕捞、加工等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政府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定期进行休渔季节执法监管，防止鱼群等资源的过度开发，获得较高的生态效益。生态农业这种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延伸了蓝色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
2.建立新型工业园区。霞浦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的建设，构建了两岸贸易交流的新平台，霞浦的外向经济得到推动式发展。霞浦企业通过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获得了多样化的销售市场，增加了霞浦海产品的销售范围与渠道，进而加大对台湾等地的海产品出口，而从台湾地区进口的海产品又可以满足霞浦迅速增长的对海产品的需求。新型的工业园区，进一步带动了霞浦经济持续增长，也增加了霞浦产业发展的特色。
3.塑造滨海旅游业特色。霞浦县重点构造具有自身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通过建立霞浦国际滩涂摄影基地，打造滩涂摄影旅游带，从而塑造“中国最美滩涂”的地理名片。霞浦县的特色在于走霞浦滨海旅游的品牌路线，实现生态观光，以原产地为基础从产业链角度进行旅游业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的核心竞争力。
（二） 农业主导型发展模式
霞浦县以农业为主导发展经济，截至2014年，霞浦县已创建“闽台合作精致农业园区”12个，其中11个为“闽台合作精致农业种植区”，1个是“闽台合作精致农业示范园”。霞浦县去年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通过扶持休闲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并建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社，不断招商引资，带动当地企业发展。
1.开发休闲渔业运作模式。休闲渔业是一种鱼类养殖等传统渔业与渔区休闲旅游相结合的体验，霞浦海之家休闲会所就是一种集垂钓、娱乐、旅游和住宿的休闲旅游会所，有专门垂钓与烹饪的区域。休闲渔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霞浦发展的重点模式，该模式不仅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也可以吸引外商投资，实现渔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霞浦县正在不断开发这类发展模式，对传统渔业进行延伸，制定各种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休闲渔业。
2.培育水产养殖业龙头企业。霞浦县培育了一批水产养殖产业化龙头企业，如霞浦县凯源食品有限公司、霞浦东吾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霞浦企业在改造其先进的水产养殖设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水产品的品质与附加值，实现高质量与高投资回报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当地养殖业龙头企业，占据着充足的资源、技术、资金，有着区域主导带动作用，以自身发展带动其他企业业绩增长，通过对许多家庭农户水产品的收购，也实现农民增收。
3.建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社。霞浦县建立了溢洋、农丰、万家福等一系列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推行“社员+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生产经营运作模式，合作社发展项目得到了开发与推广。建立专业的蓝色产业链农业合作社，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资金链、物流链、信息流，对于霞浦的蓝色产业链发展是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 产业集群型发展模式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集群是某一类特定产业的企业根据横向合作和竞争关系以及纵向专业化分工，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域范围，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结合当地文化环境而形成的具有集聚性的产业组织。[11]
霞浦县在特定区域打造多种产业集群，通过集群效应，提高主导产业的竞争力和县域经济的实力。
1.打造新能源千亿产业集群。霞浦县着力建设大型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实施海上风力发电工程项目，从而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霞浦光照充足、滩涂面积大，发展光伏产业及风力发电有着天然优势，各企业在基地中以光伏产业或风力发电为主导产业，形成集群效应，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2.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大量具有紧密性的小企业在固定生产区域中，由于其生产产品相似性高，相互合作必不可少，在霞浦已经形成企业在区域内的集群。例如霞浦县永兴水产工贸有限公司，作为宁德市龙头企业，通过与周围多数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完成海带等水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流程，提高订单完成效率，形成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
3.临海船舶产业集群。霞浦以大型深水港口为依托，在临海地区建造船舶修造基地，东冲港区已经引进福建五星环球造船重工有限公司投资修造船舶，船舶修造产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临海船舶产业在投资浪潮中不断发展，马来西亚善美公司与厦门金创公司合资30亿元创办溪南船舶工业园，申望（福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投资3.86亿元在盐田兴建2万吨船厂，这都激发了中小企业投资热情，有助于企业在一定的区域获取经济效益。
（四）区位优势型发展模式
霞浦县距离台湾近，地处宁德市这样的闽东苏区，更能够立足区位条件和交通优势，大力发展蓝色产业链。同时，霞浦县也充分组合生产要素，利用劳动力和资金要素，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1.与台湾贸易往来密切。霞浦作为海西经济区优势县域，与台湾隔海相望，三沙港距台湾基隆港126海里，西洋岛与台湾西引岛仅距10海里，霞浦与台湾向来通商通航，台缘特殊。霞浦企业通过发达的立体交通网，通过水路运输海带、紫菜等水产品，与台湾进行货物贸易。霞浦建立台湾渔民创业园，两岸在技术、资金、市场、人力方面加强合作，深化霞浦对台合作，进一步加速闽台区域合作。
2.享有闽东苏区政策优势。2014年，国家加大对振兴闽东苏区经济的扶持力度，提出振兴闽东苏区经济支持政策参照西部地区支持政策执行。霞浦县处于闽东苏区发展相对落后的沿海地区，但霞浦县有丰厚的水产品资源，结合政策优势，水产品交易可以更加自由便利，资金流也会更加活跃通畅。
3.生产要素组合合理。霞浦处于劳动力丰富的农村地区，在发展蓝色产业链的同时，带动了村中较多的剩余劳动力，也为返乡创业的村民提供就业平台。2014年7月份人民银行霞浦县支行为资金紧缺而潜力巨大的淳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1300万元贷款授信，这使得玻璃钢插竿新技术得到大规模引进实施。同时银行自身业务也在加速发展，从2014年7月24日开业至10月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霞浦县村镇银行达到存款近9000万元、贷款近8000万元的规模，预计到年末存贷款总量均可突破亿元。[10]最后要加一部分结论，说明哪些模式适合解决什么问题，必须与上文相呼应，给人对症下药感觉，而不是简单的模式罗列。说明在资金与劳动力组合方面，霞浦县已出台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这种资金与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组合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在蓝色产业链中的合理组合。
（五）结论
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霞浦县新型发展模式的探索，可以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有利于蓝色产业链的升级;农业主导型发展模式，可以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保证农民实现增收，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激情型发展模式，可以凝聚中小企业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实现更好的分工合作，形成产业集群的规模效益;区位优势型发展模式，能深化与台湾等地区的合作，强化霞浦贸易自由化，从而更好的组合生产要素。各种蓝色产业链发展模式，有各自适合霞浦县情的特色所在，能够解决不同的霞浦发展问题，发挥蓝色产业链最大的效益。（作者单位：闽江学院管理学系）
本文为2014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课题的成果 （项目编号：201410395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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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大朋 陈成栋 张娟娟 陈清芳 安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