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新时期发展我国农业科技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时代发展的脚步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化科技创新，必须建设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促进着生态生产力、推动了绿色与生态科技并进一步发展一次能源和新兴科学技术。对此，必须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新型策略，即新建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价值观、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化政策支撑环境、基于三大产业的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实施，推动生态化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新时期发展我国农业科技论文 篇1：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及其特征探析
摘 要 邓小平历来非常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业发展观，充分认识到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和起到的基本作用，提出了“农业是根本”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推动力；科技兴农是中国农业发展观的核心。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立足本国实际的中国特性、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突出的创造性和务实精神、高度的战略性和全局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农业发展观；中国特色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农业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今天，在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以农村为重点的过程中，重新体会邓小平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观点及其重要意义。
1 “根本”论——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立论基础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突出表现在对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及其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论述，并自始至终坚持“农业是根本”的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带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就把农业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在他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显然，邓小平是把农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其重要性。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正确的指导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直接参与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并在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农业是根本”的思想。同时，也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献。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全国农业生产萎缩、产值下降、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现状，邓小平专门撰写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进一步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还根据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所有制的现状，提出了“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的重要观点。他主张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减轻农民的负担，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理论，大胆决定将农业和农村改革作为新时期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真正把“农业是根本”的思想落到了实处。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强调了注重农业基础地位的紧迫性和重大作用。接着，邓小平倾注极大的精力，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一是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一大二公”的超越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二是允许农村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是强调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以推动农业的进步。由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党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再次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指出：“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至此，邓小平关于“农业是根本”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这一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农业获得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的“农业是根本”的观点，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农业的基础、作用、地位为依据和逻辑起点的。第一，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仅为国际人均数量30%，但是却人口众多、农业土地少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供给不足的情况就会逐渐加剧，因此，农业问题是维系十几亿人口生存的大事，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首先必须对待的重要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麻痹。第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要求必须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邓小平认为，“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第三，农业的发展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邓小平视农业为政治基础。农业稳定才能确保国家政治的稳定，国家才能久安长治。他说：“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不稳，首先要看这80%稳不稳。”“农村不稳，则中国不稳。”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对于全国发展的重要性。
综观邓小平的农业“根本性”的观点不难看出，邓小平把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当成关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关键。因此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运行中，农业基础的加强，是关系国家经济、政治的重大问题。“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立论基础。
2 改革论——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动力机制
改革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他们有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的后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以其翻天覆地的变化载入共和国的史册，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用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正确性。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废除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旧体制，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冬天，迫于贫困与饥饿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并订立了“生死状”。这在当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件，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这种家庭承包经营方式迅速推向全国。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的政社合一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当前的首要任務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这种旧体制从此结束。
第二，突破“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思想，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社队企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崛起的乡镇企业，成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邓小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突然冒出了各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也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此后，邓小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应该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国农村传统产业结构的重大突破，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农村建设的新道路。
第三，打破平等的农村分配，鼓励一些人先致富，然后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制约下，在严格、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强调国家实现共同繁荣是片面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长期生产力低下，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允许一些国家、一些企业、一些工人和农民首先致富。他指出，这是一项重大政策，一项能够影响和刺激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还认为，“富裕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将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的原则，分配原则就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一重要思想突破了旧制度下所谓的“共同繁荣”思维模式，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之中。
第四，提出“两个飞跃”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构成了一个时期内农村的基本经营体制。邓小平在积极支持和不断完善这种体制的同时，进一步为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两个飞跃”的理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行的规律，指明了中国农业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目前，在邓小平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理论指导下，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逐步形成一种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方式，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3 科技兴农——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核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进程十分迅速，传统型的农业在此科技基础上逐步转变成了现代型农业。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农民在农业技术的推进中缺乏内在动力。并且在没有充分了解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技术改造，对农业科技的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农业科技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状况，邓小平有着深刻的思考。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有效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1989年6月，当他与第三代中央领导人交谈时，他说：“农业可能最终需要科学来解决，科学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科学是重要的。”“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只依赖于政策，而政策是由投入和财政资源的增加所限制的。”只有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潜力是无限的。然而，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上，我们盲目地照抄国外的经验，片面地追求农业机械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才逐渐消失，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当然，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机械化的应用中，中国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利益。像一些大平原和兵团农场一样，使用大型农具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主要从劳动信息革命的角度来解决农业问题，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产业的产物。特别是农业机械，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和工具的使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限的。片面追求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中的特殊性，不符合我国人民的更少，农业生产条件，多种具体国情，也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趋势。
忽略应用科学技术和发展科学技术，仅仅只是依靠机械化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行不通的。我国有着较为崎岖的农业科技发展历程。实践证明，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农业发展之路困难重重。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下，未来农业大发展的出路，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尖端技术来实现。国人必须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正确的思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以现代生物技术为主，依靠充足的劳动力，结合我国的优良农业传统，逐步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的整体提高。
近年来，我国农业方面的发展迅速，尤其是生物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科技兴农”的战略思想。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农业发展计划，如丰收计划、温饱工程、菜篮子工程等，对于农业技术的促进和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的农业科学技术为我国农业带来了重大转变，如地膜覆盖栽培、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新品种农作物选育栽培等。还有已经实现商品化、产业化的花卉、果蔬、马铃薯脱毒快繁等；用于生产的生物技术，如小麦、水稻、烟草等；取得重大发展的还有抗青枯病马铃薯、抗黄萎病小麦等基因工程，也已经进田实验师范。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我国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产量却不减反增。全新的农业科技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邓小平的“农业最终依靠科学解决问题”的战略思想也逐步成为现实。
邓小平认为和“科技兴农”同样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普及并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水平低下、科技人才稀缺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缓慢的问题所在。因为高素质、高文华的科技人才是研发、运用科学技术的关键和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是达不到农业科技发展的要求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农业科学的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而且必须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并培养具有多重技能的农业推广人员。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在做好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村各级各类学校智力、技术的相对优势，积极开展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教育，培养大批新型的农业科技人员。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科技文化教育活动广泛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4 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并认真总结以往农业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立足本国实际的中国特性
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异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合乎中国情况的农业发展道路，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原则论定。关于农业发展问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發展，才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济。其次，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中国特有的农业发展模式。邓小平认为，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历史各具特色，如果照抄照搬，只能陷于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国农业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在探索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4.2 对世界开放
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的发展应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然而，他也强调了反对孤立和促进世界农业发展中积累的有益经验的重要性，并针对世界和世界农业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农业发展正在逐步缩短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必须利用有利于我们赶上世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各种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开放和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的过程。“要善于学习和获得国际上的帮助，我们应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4.3 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意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家和首席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思考，始终从总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战略高度到设计中国农业的发展。首先，他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改革结合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强调从现代化、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农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取得突破。首先，他解决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次，邓小平认为，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是考虑中国的农业发展。他认为，尽快解决农业问题是发展中国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也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只有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为突出地位的战略重点，中国农业才能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工业、商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每隔几年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4.4 突出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通过务实和创新丰富了他的内容，从而保持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种创造力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把农村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一种飞跃、一种巨大的农村生产力解放。这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动态的重要理论创造。邓小平倡导一些人先致富，最后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张，与过去富有的致富方式相比，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原则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工人的倡议，实现了劳动效率与社会正义有机结合，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邓小平制度提出了发展农业商品经济，将农民推向市场，以提高农业商品率等一系列创造性原则，农民致富指出了根本途径。摘要邓小平加强农业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理念已成为我党“科学技术”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求真务实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邓小平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时，总是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实践提出问题，从农民群众的现状来考虑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解决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他以求实的精神、极大的勇气，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毅然决定废除“政社合一”“统一经营”的脱离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代之以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乡镇管理体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邓小平农业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粮食生产的论述，关于对传统农业改造的论述，关于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论述，关于农民致富道路、方法的论述，以及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论述，等等，都是其求真务实风格的重要表现。
5 结语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它不仅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郭学旺 闫鹏
新时期发展我国农业科技论文 篇2：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
摘 要：时代发展的脚步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化科技创新，必须建设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促进着生态生产力、推动了绿色与生态科技并进一步发展一次能源和新兴科学技术。对此，必须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新型策略，即新建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价值观、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化政策支撑环境、基于三大产业的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实施，推动生态化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
纵观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作为建设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加速器，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具有重要推动力。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这是继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后又一项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表述，进一步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课题、党和政府今后工作的新任务，更加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当前，面对人口压力巨大、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国亟须实现科技创新的生态化转型，将生态与科技紧密联系，以构建人与自然的最佳平衡点，推动人类文明的飞速前进。
一、时代发展的脚步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
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科技在腾飞，社会在前进，科学技术必然也随着发生根本性变革。科学技术，尤其以三次科技革命为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力标志，高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在不断变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无限延伸了人类将“自在自然”变为“人化自然”的本质力量。时代发展的脚步，总是以警醒的方式提示着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实现生态化科技创新。
（一）文明自觉发展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成果，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旗帜。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未停止，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随即产生了新的文明成果，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下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不断矛盾的文明形态的辩证统一。在农业社会，生产技术低下，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较小。工业社会开始于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不断变革，机器化生产的工业模式日益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熟，在永无止境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人类开始了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耗，催生了严重的全球性资源、环境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社会是在对传统工业的辩证批判中产生，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运用绿色科技、生态科技的手段，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自觉发展，需要以坚实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同时需要着力消除科学技术成果作用于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使生态化成为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科技利用缺失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势必依靠强大的科学技术。自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的依赖程度日趋减弱。相对来说，改造力量逐步增强。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能力的逐渐提升，科学技术的过度与不合理利用也相继出现，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造成自然资源的缺失、浪费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致使生态平衡被打破。就中国而言，虽然我国的科技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科技领域创新态势，但过分地追求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利益而轻视生态文明的发展，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和不断恶化，对生态资源的严重掠夺致使我国矿产资源逐年减少、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淡水資源日益紧缺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些问题都在向我们诉说着科学技术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合作的必要性，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是有效解决我国生态问题与科技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生态化经济的应有之义。
（三）社会发展矛盾呼唤生态化科技创新
伴随着人类对自然掠夺的严重程度逐步加深，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不断减少，社会的发展致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关系和冲突，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自然又赋予了人类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包含着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方面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类变得更加自私与自我，肆意占有和破坏资源环境，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矛盾。这更加提醒了我们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当然，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好倡导与实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状态之下，只有把科学基础的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权利不受到他人的损害，才能保证自然生态的延续和健康发展，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延续与发展。
二、生态文明对生态化科技创新的推动
生态文明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转型，它“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既满足人的当前需求，又倡导长远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开发生态生产力，发展循环经济技术、新兴科学技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所以，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必须以生态文明为依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生态文明促进生态生产力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贯彻“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那么以生态生产力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创新，将是必然的选择。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的组成要素，保护好利用好生态环境，也就意味着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生产力应运而生。“生态生产力是人类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生产生命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和谐统一”[3]，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的生动组合。生态生产力克服了把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从本质上来说，生态生产力是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为此，我们必须以生态文明为支撑，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形成生态生产力的新结合点，实现生态的保护、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有机统一。
（二）生态文明推动绿色、生态科技创新
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自然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系统的恶化性，致力于促进资源节约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必将为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自然生态系统修复与治理等提供动力，这些都为绿色科技、生态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技术空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们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任何文明社会都必定要与资源发生联系，并在人的无限需求下尽可能地剥削着剩余不多的资源。工业文明时期，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后，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极大满足人类对于生产高效率的追求，致力于极大地“掠夺地球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性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以创造庞大的产值和利润。”[4]而当今社会，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指导下，在追求生产高效率的同时也通过节约化、资源化、生态化、协调化的技术手段，注重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维持生态系统的有序进行，从而逐步改变传统技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
（三）生态文明发展一次能源、新兴科学技术
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发掘地球自然生命活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致力于加强自然能源开发和拓展人类活动空间，必将为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一次能源技术的利用和为海洋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应用空间。科技创新以往一直以大规模技术开发、无止境地搜刮自然资源，尤其是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因此，“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新时期新阶段，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实现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一方面要广泛使用无污染能源与新型能源代替煤、石油等污染严重且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缓解能源污染问题的同时，更能进一步开发与利用大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立足未来，开阔眼界，在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持下，向神秘的海洋深部和广阔的宇宙空间探索，以科技创新带动海洋、生物、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的生态转化。
三、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的新型策略
“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6]因此，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将科技重新置于人类社会有机体中就目前来说，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现在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就是一个契机，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制定新型的生态化策略，发扬生态化科技创新事业。
（一）新建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价值观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养成了无限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价值观。这种一味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生态保护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所以，优化资源使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社会，我们必须转变工业文明价值观，新建生态文明价值观，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并进，永续发展。一方面，从价值取向来说，生态文明的科技创新应该是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多位一体的创新价值取向。这就要求人们在使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获取高质量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运用工具-技术系统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确保人类生存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另一方面，从科技创新目标来说，生态文明超越了工业文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历史局限性，其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于通过全方位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开发与使用绿色生态科技解决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问题，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化政策支撑环境
一项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自身的优越性、可行性，更加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科技创新生态化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同样如此。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化政策支撑环境。首先，树立正确的技术观、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生态化科技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类社会的美丽和谐。其次，构建生态化科技创新的法律支撑体系。国家和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法律政策。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这些错误理念和为之产生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与制约，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例如，《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最后，吸引优秀人才。推进生态化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是优势。“一个社会科学上的成功依赖于它能够把更多的自己的天才输送到科学中去”[7]。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发展，科技人才是动力。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在科研方面加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支持，才能吸引一大批最杰出的人才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
（三）基于三大产业的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实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生态化科技创新不仅是将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合二为一的思想观念，更是一项新型的、有益的生态化技术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化思想为行动，化理论为实践，将生态文明的理念与科学技术的手段运用到现实生活。但从应用范围上讲，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实施领域比较广，所以，我们必须先从重点、具体领域着手。我们可知，农业、工业、服务业是当今社会的三大支柱性产业，生态化科技创新的应用可以首先从这三大产业推进，实施生态科技管理，逐步构建生态农业科技创新、生态工业科技创新、生态服务业科技创新的技术平台，推动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迈向一个新的领域。具体而言，在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改进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技术，推广多样性生物农药与清洁生产技术，加大生物质能的综合利用技术;在生态工业科技创新方面，加强工业污染、工业废物治理技术，实行绿色、环保生产技术;在生态服务业科技创新方面，创建生态环保的服务链，保障绿色化消费方式。总之，实施好基于三大产业的生态化科技创新，必将加大生态思想的深入，拓宽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2]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N].人民日报，2013-05-09.
[3]高文武，王虎成.简论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科学技术[J].江汉论坛，2012（2）：47-50.
[4]陈墀成，余玉湖.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9-134.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講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2.
[6][美]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77：237.
[7][美]默顿.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5-266.
作者：戚红蕾
新时期发展我国农业科技论文 篇3：
创新驱动与转变发展方式
摘要：本文回顾了6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因素特别是科技创新因素作用的情况。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迁，我们对创新的认知和实践的力度在由弱变强。根据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我国必须把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创新驱动的紧迫性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过度消耗以及生态环境付出过大代价的模式已不可持续。“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的内涵也需要发展，集约型增长应重在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二是从国际形势看，正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发展而成为世界强国；如果错失良机，就会继续落后。我国错失了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不能再错失良机。这是重大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容，应当着力于引领新的科技革命。
关键词：创新驱动；科技创新；产业革命
一、6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科技因素的作用回顾
我国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由于旧中国受“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束缚，因此，掀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尽管“左”的错误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但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处于世界前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与引领下，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搞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僵化的弊端，导致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现象。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风行一时。该书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写道：“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根据指令性计划指标进行控制——这是一些基本的共同点——与这些关联的是短缺。”卖方市场不仅带来了商品短缺，而且阻滞了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因为在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下，商品销售不需要经历马克思所讲的“惊险的一跳”，低级、次级的产品也能卖掉。由此导致许多产品三十年一成不变，不求改进和创新。当时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提高供给能力，而创新思想与理论及创新实践也处于“短缺”状态，不利于焕发经济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长时期里，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敌视与封锁，使我们难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我国生产力落后，所以不得不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不追求也难以实现多少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两项制度的改革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首先使“乡镇企业”发展起来，随之非公有制经济也发展起来。长期的短缺经济为这些经济成分增加市场供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虽然新进入市场的经济成分处于低技术水平的极其粗放的发展阶段，但由于被短缺经济长时期压抑的需求释放出来，国内市场容量大，所以低技术水平的产品也有市场需求。这类粗放经营的经济成分还谈不上科技创新，更谈不上自主创新，但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增加，逐步改变了延续40多年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局面，而转为买方市场，由货币追求商品转为商品追求货币。转变为买方市场后，商品供应充足了，花色品种琳琅满目，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的传统观念和事实被打破，居民购买商品方便了，排队现象消失了。这是制度改革结果好的一面，但还应看到其背后另一方面的问题：买方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国内市场需求饱和，还出现某些商品的积压滞销，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实际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而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低于市场供给。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扩大的趋势，形成贫富分化。高收入者除奢侈品外其他商品的消费倾向低，而广大弱势群体的实际消费需求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小。因此，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的饱和不是共同富裕的表现，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也是多年来强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便靠国外需求弥补，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多年来更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消化日益增加的产品供给。目前，国内外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增大以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权数，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拐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10%左右的增长期，正在转入中高速即年均8%左右的增长期。回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其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单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问题来说，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等。
解决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的关键是创新，是以创新驱动发展，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更重要的科技创新、技术集成创新，进而提高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能力。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卖方的内部竞争增强了，竞争的压力促使企业运用先进技术装备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目前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无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还是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都有了很大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科技创新可以带动或有利于许多问题的解决。如“农业基础薄弱”就与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科技水平低有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1%多，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农民创造的财富，等于我国近百名农民创造的财富。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甚至千百年来的“牛耕田、马拽车”、手工劳作的情况依然存在。再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的存在，大都与科技水平差距的存在相关；“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也需要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来缓解。
回顾我国6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国内曾对此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并展开热烈讨论，但由于当时我国社会生产中的科技因素很弱，对“高度技术基础”没有予以重视，认为这离我国实际较远。其实，从发展趋势和要求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应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我国1958年曾经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主要要求在钢铁等产量方面首先赶超英国。赶超的方式不是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而是简单的粗放扩张，结果造成巨大浪费。1964年12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即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既可以通过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现代先进技术装备推动现代化，也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来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于超越发达国家，着力于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实现科技水平领先世界，当时还不到提出的时机。
为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我国也曾提出科技进步、技术革新，但过去自主创新较少，主要还是依靠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重视科技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在更高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强调科技进步、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但主要仍是利用已有的先进科技，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较弱。
运用科技因素发展生产力，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自己的科技水平低，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二是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改进、创新，但这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不完全属于原始创新。三是由于国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科技水平存在差距，可以吸取相对较高的已有的科技因素，来提升落后行业、企业和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四是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不仅科研工作者要进行科技创新，实际经济工作者和企业也要搞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有高尖端的重大创新，也要有实用于某些行业和生产环节的具体创新。
二、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
转变发展方式包括多方面的要求和内容。但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看，为了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为了提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为了使我国尽快提高综合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也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尽快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行科技创新，需要借鉴国外的创新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目前和今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在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并且存在两方面的紧迫性：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了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过度消耗，依靠粗放经营，而这种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不可持续，不仅存在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约束特别是技能劳动力约束。另外，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外经济发展低迷，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降低，需要更多地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国际经济竞争重在科技竞争。过去强调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因此，农业生产转向精耕细作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工业生产依靠改进管理、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集约方式依然重要，但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新时期集约型发展方式重在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为了突出这一点，传统的提法需要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的紧迫性的第二方面表现在，我国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表明，国际经济危机以后，一般会出现新的科技革命。目前，有迹象表明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在到来。从科技革命的历史来看，对于总共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以及历次科技革命的时限，学界看法不一。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来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互交织，相伴发展。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就能实现赶超跨越，成为世界强国；如错失机遇，就会继续落后。拉开新的科技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开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美国引领了第三、四、五次技术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葡萄牙忽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沦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当前，全球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已全面展开”，谁能“前瞻谋划和重点部署，谁就很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
有的专家指出：中国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只是第五次科技革命的一个“跟随者”，而且是一个没有取得优良成绩的“跟随者”。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来临之际，正在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中华民族复兴梦的我国，不能再错失良机，与新的科学革命失之交臂。面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国不能再错失机遇，也不能局限于做“跟随者”，应力争抢占先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为多位美国总统做顾问的里夫金曾说：“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际效果能否发挥引领作用。
对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是三大学科交融结合，即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日趋成熟与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波新技术浪潮。有的学者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包括：一是绿色革命，转变过度耗用化石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二是网络云计算，实现信息技术的新突破。三是技术的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如3D打印技术。四是保证食品和生态安全，防止重大流行疾病。五是宇宙探索，深化人类对宇宙和物质世界的认识。无论何种判断，都显示出新的科技革命将改变我们的未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近年来，我国科技界不断涌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但在重视和迎接重大科技创新的同时，不能忽视在某些行业和某些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的具体创新。如，农业生产的创新为解决“民以食为天”问题创造了条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创新成果为我国和世界的水稻大幅增产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创造了亩产900公斤的奇迹。袁隆平强调水稻增产中的“良种”、“良法”，其中的“良种”就是稻种创新，“良法”就是管理创新。“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的创新成果，使玉米亩产由原来几百公斤增加到1402.86公斤，创下玉米亩产的世界纪录。
工业生产创新也有广阔空间。如，广东省溢达纺织有限公司研制出世界最细、高达700英支的纱线，被认定为国际领先水平。新闻媒体评价为：当人口与资源“要素红利”越来越式微，靠低成本劳动力和高耗能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加速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协同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1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徒弟”赶超德国“师傅”》题目，报道了福建省长乐市鑫港纺机有限公司在提花经编机上的研发创新。中国纺织企业的经编机中，曾有80%以上来自德国。而鑫港公司的提花经编机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局面，该公司生产的经编机已占中国经编机市场90%以上的份额。2012年，鑫港公司研发的提花经编机转速首次超过920转/分钟的世界最高速度，速度提高了15%，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建筑部门也有很大创新空间。贵州省六盘水
市被称为“煤都”和“钢都”，每年会产生100万吨炼铁废渣和近千万吨的粉煤灰，这些工业垃圾曾堆积如山。当地恒远建材公司进行技术创新，使废渣和煤灰变废为宝，成为建筑绿色住宅墙体的新材料，每建筑一平方米外墙可用掉3.8吨垃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粮食生产连续9年增长。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农业还是我国现代化的短板。根据有关部门测算，截至2008年，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比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家落后100多年。我国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并未掌握核心技术。美国等科技先进国家对我国又进行技术封锁。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我国只有依靠自己，走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2]贾立政，等.新科技与产业革命来临——全球动态与中国方位[J].人民论坛，2013（6）：12-13.
（责任编辑：杜磊）
作者：卫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