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网络空间言论自由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是党的领导力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要从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宣传力度、服务能力、自身建设四个维度着手，以增强党的政治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网络空间言论自由法律论文 篇1：
走向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
[摘要]网络空间被视为是人粪的第五空间。现阶段网络空间的治理仍处在早期探索的无秩序状态。由于美欧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显著分歧，使得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网络空间治理本身涉及多领域合作，面临大国霸权、南北矛盾等难题。中国是网络大国，理应担负起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责任，着力打造并向利益攸关方推行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设计应坚持以国家主权平等与合作为基本原则，应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诉求，并照顾到多利益攸关方的关切，进而为构建稳定、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 主权平等 合作机制 中国方案
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更是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机制。甫一提出，该观点就得到了全球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并被解读为治理网络空间的“中国方案”。为破解网络空间的无秩序状态，全球各国应在主权平等的前提下，加强沟通和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应将治理网络空间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明确，以此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网络空间的无秩序状态及其体现
互联网技术萌芽于上个世纪40年代。1946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随后，60年代末期，为服务军事目的，美国发明了以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APPANET）为名的网络体系。然而，现代的互联网雏形技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进入商用和科学研究领域，并改名为互联网（Internet）。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始加速，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成为新的生产力，网络空间焕发出新的潜力和生机。任何信息都可转化成数据，并可以通过互联网便捷地传送至世界各地。同时，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壮大，使得海量信息与内容能够随时随地被分享。有学者因此提出，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数据时代”。
与网络空间的重要作用不相匹配的，是在实践中，尚不存在对网络空间治理的统一实践。以美欧国家实践为例。截至目前，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数据治理之争仍在持续发酵。早在2000年，美国和欧盟之间就缔结了《安全港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国公司从其欧盟附属公司传输数据时受到特定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保护水平一致性、安全性、数据完整性等。9·11之后，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颁布实施《爱国者法案》。依其规定，美国机构能自动获得与反恐相关的所有数据，而无需履行程序规定。由于对与防空相关的数据定义不明确，致使在微软和谷歌等美籍网络运营商上储存的所有欧盟数据都有可能被美国政府部门所知悉。在欧盟，针对跨境信息流动，欧盟通过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禁止个人信息向没有达到足够数据保护水平的第三国传送。同时，欧盟《指令》还要求，若公司向外提供私人信息时，其负有通知客户的义务，而《爱国者法案》则无规定此义务。
近期，美国与欧盟间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冲突愈发加剧。2013年，斯诺登向媒体披露美政府通过棱镜项目直接从微软、谷歌、雅虎等9个公司服务器收集信息，收集的信息覆盖电子邮件、通讯信息、网络搜索等。而随后曝光的美国国安局与加密技术公司RSA签署协议在全球移动终端广泛使用的加密技术放置后门，该加密技术后门意味着美国情报部门能够自主地获得加密的个人数据。德国《明镜周刊》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存取了对包括苹果手机在内的所有主流智能手机的用户数据，涉及用户联系人、通话记录等个人信息。@同时，美国通过卫星监控各国政治首脑的通讯行为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基于上述威胁，2015年欧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做出一项认定安全港协议无效的裁决。与此同时，欧盟加紧启动了数据保护立法工作，该立法旨在对所有在欧盟境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运营者产生影响。
在网络空间领域，发达国家占据网络技术、科技人才与网络基础设施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大国更是推行霸权主义战略，不断窃取其他国家的敏感信息。发展中国家对网络空间治理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资源由发达国家所垄断，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分布在美国、欧洲与日本。同时，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运营商和通讯服务商。换言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根服务器与其国内网络运营商获得几乎全球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与内容。截至201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占全球人口的不足45%，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互联网资源仍非常有限。发展中国家对网络空间治理的诉求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重视。
现有的网络空间治理处于无秩序状态。网络空间具有天然的虚拟性、无边界性与流动便捷性的特点，因此，需要从国际层面上解决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由于美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显著分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更应该担负起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责任。有鉴于此，中国应着力打造并向利益攸关方推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治理方案。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挑战
网络空间治理需多领域的合作。与传统合作议题不同，网络空间治理涉及领域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具体表现在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技术、法律和政策等诸领域的协调与融合。然而，当前的网络空间治理呈碎片化的趋势。在实践中，电信专家在技术层面设定网络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标准；通讯部门的专家则坚持信息通讯的自由化；推崇人权的人员主张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而律师和司法人员则主张和平解决管辖权冲突及其相关争议；进一步的，行政人员更多关注信息公开与网络安全。显而易见，不同的合作领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即使在特定的合作领域，现有的网络空间治理也囊括不同的制度与框架。以法律机制为例，现有的合作主题包括互联网犯罪、互联网恐怖主义、互联网侵权、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人权和能力建设、经济发展等内容，涉及传统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领域。碎片化的机制使得国际性协调与合作的难度加大。如上，散化的网络空间治理现状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挑战之一。
网络空间治理需规避网络霸权。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网络大国霸权主义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如下表所示，在现有的与网络空间相关的资源分配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组织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以下简称：ICANN）和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以下简称：IETF）。ICANN是专门为创造和分配域名设置规则的非政府机构，IETF主要负责互联网相关技术规范的研究和制定。上述两个机构共同架构起互联网的基础，它们也通过创设行动计划、技术性规范等给服务提供商指导和借鉴意义。
然而，ICANN与IETF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关系密切。以ICANN为例，其曾长期由美国政府进行管理，并接受美国政府的援助。尽管该机构声称脱离美国政府而独立存在，但是其独立性长期饱受争议。同时，在上述机构任职的专家与管理人员多数为发达国家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及其专家鲜有在上述机构发出声音。由此，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机制设计与运作中，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困境。发展中国家要求分享与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和核心资源，而该合理诉求却仍未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这同样是当前互联网治理中的“无秩序状态”的症结所在。现阶段的网络空间治理仍是以少数网络大国为中心，导致网络空间在国家间形成巨大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并时常激发冲突。
网络空间治理需协调多重利益。网络空间治理还需要平衡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网络空间成为了人类生活的共同空间，与网络空间相关的贸易活动与信息流动愈发时兴。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五空间，任何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和传递信息，并传递到世界各地。由此，网络空间成为了信息交流的核心场域。
本质上，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于如何规制域内行为。以信息流动为例，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对信息自由与流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其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导致信息的隐名性。传统的信息多通过实体渠道或由国家垄断信息流动的渠道所发布。然而互联网是虚拟空间，除了国家以公权力介入获悉外，其余主体的身份均不可获知。由此，隐名的信息在网络上广泛地存在。其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导致信息的全球辐射力。互联网的开放性使所有网民都能成为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电子报纸的传播载体是光纤通讯线路，每秒钟达30万公里，瞬间可以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借助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信息一经发布到网络上，世界各地的网民均可以自由浏览，可产生广泛的影响。
然而，信息自由仅是诸多权利中的一项，其还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权等民事权利，还涉及到相关的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网络空间的发展使得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一项信息可能牵涉到多重利益，涉及到多领域的管辖，并进而引发冲突，因此，解决不同层次的利益，也是网络空间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方案”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呼吁通过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各国携手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方案的核心价值与最终目标。
网络主权平等是“中国方案”的基点。近代以来，国家的实践发展与主权密不可分。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和控制的权利被称为是网络主权。网络主权具体反映为国家的治权，体现国家对域内的人、物及国内事务的管辖权和管理权，也体现为国际层面对外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的权利。网络主权包括对内控制权和对外独立性两个层次。从本质上说，国家主权平等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必须坚持的立足点，是基本的准则，亦是破解网络霸权主义的核心原则。
纵观成熟的国际机制，大都与尊重国家主权和加强合作密不可分割。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国际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其在相关领域享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的权力，这均源于对成员国的主权尊重和合作。从根本上说，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下，主权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国际合作机制以主权为前提。国家通过转让部分主权的行使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种部分主权实行国家共享的方式，说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国家。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主权实现合作，国家利益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关键的问题在于网络空间是否存在可由主权行使的国家边界。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摧毁了国家边界并导致国家主权的终结，这种观点过于偏颇。互联网的信息传递都是从一个固定的场所节点到达另一个固定场所下的节点。2011年，在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埃及和利比亚关闭本国的互联网准入端口，由此可证明当前的过滤技术已经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创造出的电子领土（E-borders）。
在互联网中，国家已有能力通过对互联网的进入点和出去点进行域内的监管和控制。@在实践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客户端定位（client-side geolication）或服务器端定位（server-side geolication），辨别出个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网络空间完全可以确定电子边界。此外，国家对使用网络的主体拥有基于国际法属人原则的管辖权。更进一步，网络空间活动能够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利益。因此，国家主权能够并应当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中国方案”设计中，国家主权合作应坚持主权平等和公平互利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具体而言，主权平等是合作的基础。在构建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时，各国应尊重其他国家自主的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等，不应干涉他国内政。同时，国家之间开展合作是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的国际治理秩序，协调处理好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应避免当前网络大国利用技术优势损害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中国方案”的应有内容。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提供给其所有成员国平等的、受保障的表达权迥异的是，当前的互联网治理中，一些重要的且不可替代的管理职能是由ICANN、IETF等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私人机构所控制。网络空间治理与互联网资源的分配息息相关。缺乏主权国家的多数参与，单纯地依靠非政府机构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运作的安全和独立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更是全人类的共有物，因此，对互联网的支持应由主权国家进行参与，并由国家间的平等主权的行使实现网络空间运作的独立性。在实践中，由于发达国家垄断相关资源，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时常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网络空间治理的其他重要内容，诸如互联网犯罪、电子商务、征税和互联网污染等问题长期并未得到规制，而这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劣势。以打击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为例，主要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之外签署了《网络犯罪公约》。然而，该公约更多地体现网络大国的利益，缺乏民主性、公平性，其在制度设计之初，排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可能性。该公约长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有鉴于此，不管是非政府组织，还是区域层面的《网络犯罪公约》，当前互联网治理的机制均主要在现有的、已成熟的国际合作机制之外，并且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合法诉求。
毋庸置疑，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需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为解决复杂的网络空间治理难题，建立网络空间的集体安全机制尤为必要，而少数发达国家缔结并强制推广的形式和程序与国家主权的理念相悖。具体而言，以主权国家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互联网治理机制应回归到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框架之下，以联合国为平台，建立起完整的联合国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并由联合国及相应部门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共同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这也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当然，其他领域的治理，如网络知识产权、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也应回归到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治理机制渠道。
“中国方案”应照顾多利益攸关方的关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便捷了人们的日常通讯和信息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兴的法律问题。本质而言，解决网络空间治理困境的核心在于明确在网络空间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而建立起“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s）模式。
网络空间治理应推进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中国经验。作为后发优势国，我国正推行实施“互联网+”战略，并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而以技术创新带动网络贸易的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应以自由化和便利化网络空间的贸易功能、通讯功能和信息媒介功能。中国应积极将其先进经验推广至其他国家，促进世界范围内贸易与投资发展，推动全球数字发展。
网络空间治理应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是国家的核心关切。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特别是当前网络空间军事化程度正在加强。以美国为例，美国近年来建立了网络空间司令部、颁布《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等，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的推手。这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形成显著的威胁。因此，“中国方案”的构建应呼吁各国携手反对网络空间的军备竞赛，并进而实现网络空间的长治久安。
此外，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的治理应以保障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同时也不应忽略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即使是《世界人权宣言》在赋予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限制，只要该限制为一个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所需要。由此，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亦应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责编/凌肖汉
作者：张晓君 孙南翔
网络空间言论自由法律论文 篇2：
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是党的领导力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要从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宣传力度、服务能力、自身建设四个维度着手，以增强党的政治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领导力;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进路
DOI：10.15938/j.cnki.iper.2022.01.013
领导力作为一种重要能力，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带领本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关键之所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领导彰显出强大的决策力与执行力，其领导力在历史洪流中也得以不断锤炼和全面提升。当前，中国正大踏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新媒体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网络空间的全面领导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面对波谲云诡的互联网“第五空间”，针对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对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此，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加强的重要能力[1]。
一、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领导力的科学内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导体系。从建党初期的工农武装割据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根据地，从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到人民代表大会，从改革开放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一国两制”，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彰显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深知领导力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十分注重党员的党性修养、组织的制度建设以及理论的与时俱进。在百年风雨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革命引领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不断健全领导体系和总结领导方法，形成了强大的领导力。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党员队伍才能从诞生之初的寥寥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的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2]。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是其永葆旺盛生命力以及在国际和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重要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重塑政治生态，加大力度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在进行自我革命和自身建设的同时，尤为注重拓展新的领导空间，即走进网络虚拟空间，不断加强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进程加速，我国社会已进入信息网络高度发达、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变革，在为社会大众搭建更为便利的互动平台和更加高效的互动渠道的同时，也增加了外生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此同时，也将领导力由单向传播转化为互动式传播[3]。在新媒体环境下，各国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竞争突破现实层面，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相互较量和斗争。随着国内国际呈现新形势、信息化发展出现新趋势、意识形态领域显现新态势，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为适应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必须革新传统的领导方式，重建领导场域，尤其是要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4]。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面对新媒体环境下催生的网络空间，必须坚持和巩固其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以强大的领导力凝聚亿万民众的精神力量，以抵御西方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蚀，推进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党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有其科学内涵，了解和掌握这一科学内涵是进一步提升和增强其领导力的重要前提。由于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是传统领导力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因此，首先要对党的领导力进行科学界定。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党的领导力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一种是“能力论”，另一种是“功能论”。“能力论”认为，党的领导力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是指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体的领导能力;宏观层面是指一个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引领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功能论”认为，党的领导力不单单是一种能力概念，更多地表现为功能概念，主要是指利用党组织、党员干部以及党员自身的先进性，全方位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广度、深度的一种能力。结合互联网的特征与领导力的内涵，我们将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界定为：一个政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网络环境的变化，在网络空间里对各类组织、各项事务、各项活动进行妥善处理，以确保领导过程顺畅运行而展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其内在结构包括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宣传力度、服务能力、自身建设等维度。新媒体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就必须在这四个维度上下功夫。
二、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的价值意蕴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强无比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领导的重要前提。在新媒体环境下，无论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都需要以卓越的网络空间领导力为着力点，这愈发凸显出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1.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5]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新网络技术发展势头迅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极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强度也得以极大提高。随之而来，人类社会衍生出更为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竞争，甚至出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部分霸权国家借助互联网平台挑起意识形态争端，意图通过各种不良思潮不断弱化、侵蚀、以至于动摇其他国家的主权地位。世界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整体发展方向存在多种可能性，主要大国希望自己能够在大变局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驾驭而非被动应对大变局，从而使不确定性演化为对自身有利的确定性[6]。如今，如何进行更高水平、更为有效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需要考虑的重大现实课题。网络空间是各国竞争的重要阵地，谁在网络空间占得了领导权，谁就取得发展先机。因此，网络领导力成为身处世界大变局的主要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核心内容，获得甚至独占在网络空间的领导权是大国的关键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秉承永不称霸的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会放弃在网络空间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相反，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型大国，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要不要重视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而是在未来百年发展中，需要更加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增强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塑造力和引领力，以牢牢占领网络这片新领域，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这样，才能在享受百年大变局带来的“红利”时，更好地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可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既是网络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不断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2.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的交流互动有可能会出现无序的状况，甚至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这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手段对其进行规范，以维持网络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平衡[7]。因此，对网络空间实施综合治理，维护网络社会的有序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之一。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迎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挑战。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管理等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治理在网络空间呈现出许多新的问题，如网络政治生态恶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网络舆论失控、网络群体事件失范等，网络空间的失序将会严重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要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就必须解决网络空间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在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棋局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是整个领导指挥体系的核心，是推动国家治理实践的领航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网络空间领导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党的领导力强弱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整体上同向而行，呈现出正相关趋势，即领导力越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就会越高;领导力水平越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就会越低。因此，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8]。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网络空间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将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建设服务于国家治理实践，并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吻合，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赢得机遇。由此可见，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既是加强党的领导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3.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领导力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党的领导力范围被定位为“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即全面领导力，党的领导力研究也从特定的单一研究视域开始转向更为宏观纵深的全方位研究视域[9]。党的全面领导从空间上看，既包括对现实空间的全面领导，也包括对网络空间的全面领导。这里所指的全面领导，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从互联网“第五空间”来看，还包括对网络空间一切活动的领导。然而，随着以手机、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新媒体的使用日益广泛和频繁，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信息传播、观点交流、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这也意味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场所。部分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数字化、分众化、多元化、融合化的特点，对我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蚀，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全面领导。因此，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必须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因为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核心特质，只有当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得以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公信力、号召力、引领力得到网络民众的认可时，中国共产党才能牢牢掌握網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才能引领全体网民积极、自发地抵御西方不良思潮的影响，捍卫自身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全领域的全面领导。因此，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既是时代所需，也是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提升网络空间领导力的实践进路
进入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是维护党的全面领导和提高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也是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的实践要求。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进而在世界政党竞争中展现出独特魅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应该看到，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需要逐步向前推进。当前，可从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宣传力度、服务能力、自身建设四个维度加强建设，以确保其成为网络空间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1.改善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确保政治引导力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能力和本领[10]。党的政治引导力是党的领导力的核心要素，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关键是要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引导力。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风险累积加快甚至集中显露，这对党的政治引导力造成了严重冲击。如何加强党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引导力，成为提升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的重要任务。
其一，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有效监管。新时代要严把网络平台建设的三个关口，即导向关、内容关、准入关。要加大网络立法执法力度，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引导管控法律体系，完善依法管控举措，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以保证网络信息的传播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进而营造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其二，培养“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意见领袖”队伍。在网络空间中，要积极主动适应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网络意见领袖”。要通过主流媒体账号集中发布官方信息，牢牢掌握网络话语权，引导广大网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引导能力。其三，完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信息系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的图谋。要运用大数据技术的资源优势，分析网络空间中一切可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削弱党的政治引导力的因素。要加强风险意识，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坚持党对网络空间的全面领导，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
2.增强党在网络空间的宣传力度，确保思想引领力
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党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论，并用其引领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能力[11]。思想引领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成为影响政党稳定的“最大变量”，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网络技术优势和话语优势，鼓吹所谓的“网络自由”，推行数字霸权和“颜色革命”[12]，意图争夺网络思想阵地。因此，增强党在网络空间的宣传力度，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思想引领力，就成为提升党在网络空间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其一，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加强思想引导。堵不如疏、疏不如引。增强中国共产党官方网站的公信力，监测舆论实况;主动发声，加快网站的更新速度，及时发布最新信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引导网民思想意识在主流价值观范围内健康发展。其二，搭建自由、开放、互动的网络平台，加强政党与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不断丰富线上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合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党的工作方式由单一的从上而下传播转变为多元交流，增加党建网站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建设网络舆论的前沿阵地。其三，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抢占网络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实际是在网络空间中赢得群众、赢得民心。在保证舆论公信力、信息合法公开、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遏制网络谣言、恶意诽谤和非法信息的传播;敢于发声亮剑，严厉打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网络乱象，高举中国共产党鲜红旗帜，有效把控网络舆论走向。总之，网络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加强党的思想网络宣传力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党在网络空间的思想引领力，从而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
3.提高党在网络空间的服务能力，确保群众组织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13]。群众组织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要素，提高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就要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群众组织力得以增强。明确党在网络空间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向网民提供高质量、高水准的服务，以得到网民的信任和拥护，使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得到持续提升。
其一，转变党员干部传统服务观念。在网络空间，党员干部是服务网民的重要主体之一。互联网时代的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互联网思维，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宣传群众就要宣传网民、联系群众就要联系网民、服务群众就要服务网民、走好群众路线就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意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拓展网上群众工作新领域。其二，拓展在线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功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把线下的“全程代理办事制”搬到网上，公开办事服务流程，遵循便民、公开、依法、高效的原则，为网民提供办事服务。在提高办事质量与效率的同时，在网民心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其三，积极发挥网络问政功能。网络问政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党的领导干部对网络空间呈现的社情民意要积极关注和高度重视。通过不定期开展网络调研问政，及时采集、综合分析网民关心的问题，从分析的数据中发现网民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以深化党群关系。总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党与网民之间的联系会愈加密切。
4.加强党在网络空间的自身建设，确保社会号召力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社会号召力体现为“一个政党各个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围绕着共同的价值理念、政治目标和社会愿景团结起来并付诸行动的能力”[14]。社会号召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集中体现，且党的自我革命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党的社会号召力，尤其是网络党建的发展，使得党在网络空间的社会号召力得以极大增强。因此，提升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就要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社会号召力，不断加强党在网络空间的自身建设。
一方面，积极探索网络党建新路子。传统党建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傳播需要，当前，要立足网络大国的实际，以现代信息平台和信息网络为载体，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网络党建和智慧党建，加大党建人才和财力投入，加强党员干部的常态化、持久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制定有效措施培育党员干部网络空间领导力。要在各种领导力训练营、领导力论坛等平台对党员干部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确保党在网络空间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占领网络阵地。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5]。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是巩固党在网络空间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键一环，是对党进行数字化改造，把支部建在“网上”，把支部建在“云上”，推进网络党建、智慧党建，从而适应网络空间发展的需要。要有序扩大党员在网民中的合理占比，在网络空间充分发挥党员网民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16]。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空间领导力，是党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应然之举，是党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有效路径。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只有结合整个新媒体环境与网络空间发展状况，秉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工作理念，积极作为，使网民高度认可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网络空间的坚强领导。只有过了互联网这一关，让党的主张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才能赢得民心、赢得互联网、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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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小扬]
作者：郑洁 黄必琼
网络空间言论自由法律论文 篇3：
增强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摘 要：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折射”，是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交织的特殊场域，网络空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体现为政治凝聚力、精神凝聚力和发展凝聚力。增强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需要树立符号性、交互性、价值性和主体性四种思维，把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理论生产与实践生产、个体自由与价值共识、集体主体与个体主体四个方面的统一关系。
关键词：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6.029
意识形态是我党历来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意识形态绝不仅是“观念的科学”，还是自然、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从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来看，网络的发展助推了这种作为观念的科学生产、传播和应用。习近平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水平，关乎一个执政党能不能过互联网这关，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厘清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党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对于网络社会国家治理意义重大。
一、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再认识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是因为他建立了一种历史理论和哲学，区分了意识形态和科学。”[2]意识形态从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观念的科学”，是人的内心活动、价值观念在现实世界的外在表现，能够为人们所感知并且反作用于人的生活世界。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是网络社会发生和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网络场域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网络的空间开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再造社会与政治、经济与文化、法律与道德等秩序的场域，也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和角逐的场域。
1.网络空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投射”
从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结构体系构成上看主要有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两种形态，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共同构成多元的意识形态内容体系。从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看，网络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本质上都是现实社会形态的“投射”。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统一性。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性质的意识形态。无论内容形式如何变化，意识形态的这种根本属性依然会体现在网络空间中，也就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们国家搞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全国、全党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符号的视角来解构意识形态，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丰富，包括政治思想、法律与道德、文学艺术等。这些意识形态的表现物体现出一种作为物的社会文化功能，即所谓语言符号功能。意识形态的产生有生产者、传播者和行动者等多个角色组成。国家、主流媒体和民众会扮演多重角色，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方式和载体，不仅仅体现国家、社会、民众的行动本身，更包涵意识形态生产者使用者的价值、身份、生活喜好等。现实空间的意识形态内容，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了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应用的规则以及对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原则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要求。
2.网络空间作为多元意识形态的“文化渗透”
开放的社会必然存在多元的意识形态，并且相互之间存在斗争和角逐。阿尔都塞把社会分成三个形态，分别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活动、一种政治组织和一些意识形态形式（宗教、伦理、哲学等）”[4]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独立于政治、经济形态的社会形态表现物，把意识形态放在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很重要的位置。这些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更容易实现交织融通，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文化场景。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它既要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宣布这种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要竭力掩蔽这种根本利益，把人们注意力转向细节或其他问题上”。[5]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一些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现状：一方面统治阶级精英会以“意识形态中立”“去意识形态化”的形式遮蔽其阶级属性的本来面目，国内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的管控;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同时又以意识形态为由攻击和批评中国，表现出鲜明的双重标准，这些恰恰说明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普遍性。
网络空间与意识形态存在一种多维度的互动关系。网络技术革命相当程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网络所带来的可能性有：网民有更多组織和传播的机会，更多的言论自由，作为虚拟的社交工具扩大社会成员的交往等。这些都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网络空间功能化的普遍运用。这种功能化也带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网络空间话语场域的空前释放，网民使用网络工具将更加方便，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畅通，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网络空间扩大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网络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渗透愈演愈烈，西方的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多元的意识形态内容深刻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判断。
3.网络空间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有限规制”
网络媒体全然不同于其他传统媒体，在网络出现的第一年，以自由媒体之名被创造，并且暗示了一个新的“自由时代”。然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是有限定的，他虽然没有实体连接，却是实际执行规则的“领土”。网络空间的自主性和开放性，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在网络空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然而，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反映了统治阶级利益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这就要求国家政党必须要有意识形态自觉，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要牢牢掌握在手里。换言之，网络空间的有限规制是必要的，要加强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确保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占据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确保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同心同向。
当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形式更加丰富，信息以“核裂变式”的方式传播，加大了意识形态监管的难度。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斗争的是西方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电影、电视剧以文化产业的形式进入到国内，他们通过新奇和夸张的画面来形象化地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开放的网络空间论坛上聚集了一部分替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站台的网络文章，表面看似有理有据的网络文章，其实质是采取断章取义、碎片化传播曲解我们经济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原意，嵌入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有限规制”的重要性，网络空间可以有言论自由，但是对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要有所鉴别，进行必要监控和引导，彰显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二、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解构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是符号系统、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在网络上的映像，构成的统一体。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体现为对意识形态方向引领的政治凝聚力、对意识形态文化引领的精神凝聚力和对意识形态力量引领的发展凝聚力。从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两者关系看，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基础。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体现为一种共同发挥作用的双向互动。
1.政治凝聚力：对意识形态方向的引领
政治凝聚力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凝聚力，这是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也是内在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手段。在阶级社会，国家意识形态是一元的，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从本质上都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凝聚力是一种政治向心力和政治认同力的体现，内在的基础是需要有一种科学理论指引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是始终坚持了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方向上的指引。
政治凝聚力是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核心要素，这是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凝聚力得以实现的组织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政治凝聚力本质上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认同，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凸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的。
2.精神凝聚力：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引领
精神是个体或群体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精神凝聚力是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崇尚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并且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文化是中华民族伴生共存的灵魂，也是最凝聚人心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精神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现。当前我们面临的“文化领域已经不再是与经济、政治相分离的、外在的、孤立的存在方式，而是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机理与图式。”[6]意识形态“文化化”是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而且体现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意识形态等的内在综合体。因此，要把握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构建文化共同体，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构筑起中国精神的强大凝聚力。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价值导向所在，就是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增进文化认同，共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正在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结构和社会发展体系之中。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文化反映了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识。文化通过媒介传播，传递了相应的意识形态。现有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等，通过特定媒介把文化蕴含的意识形态传递给人们，形成了某种共同认知，产生文化凝聚力。文化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密切联系，具有同源同质性。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亦是一部文化发展史，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展与繁荣文化事业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3.发展凝聚力：对意识形态力量上的引领
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要素是人与物，是生成中的人与物的居间性展开。从现象学的观点看，研究意识形态与物的关系就是观察“物”以何种方式被赋予，意识形态中的“物”作为一种符号，并不是直接的、静态的被赋予意义，而是行动着的意识形态与物的关系的打开和建立。在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上看，意识形态所展现出来的国家力量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发展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力量是一种国家力量和实力的体现。如果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维度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发展，他们是一对同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学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做指导，那么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因缺乏动力和方向而杂乱无序。”[7]可以说，凝聚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力量。
意识形态作为真实存在的力量，如何用意识形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用发展的实际成效体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之一。在国际上，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吸引力，关键还是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的中国发展速度、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效。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成功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实践，是我们党不断出奇制胜、不断取得革命和发展各项事业发展的法宝。坚持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更好的用發展的现实观感来赢得人民的共识，让党变成一个能够吸引和动员人民的“磁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凝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团结奋斗的共同价值，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发展的四种思维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专门对“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做出部署和工作安排。这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网络空间治理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把新时代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治理摆在了国家安全和法治建设的高度。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发展要树立符号性思维、交互性思维、价值性思维和主体性思维，把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理论生产与实践生产、个体自由与价值共识、集体主体与个体主体四个方面的关系。
1.符号性思维
符号性思维包含了物的功能系统和文化系统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分，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技术物所对应的是物的功能系统。网络空间中的符号是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体现，在生产的过程中就带有意识形态的文化基因，内在蕴含意识形态生成的本质内容。符号作为外在的表达方式，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内在属性和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学者阿多诺、霍克海默提出，率先冲破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启蒙辩证法》等著作中指出，应该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者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奠定了基础。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8]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新的形式，这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多位作家的观点达成一致。然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等同，也不应该夸大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意识形态的功能更加凸显。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它不代表任何阶级，不具备阶级性。但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强化科学技术加强统治的新路向，具有积极意义。
科技技术与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网络空间中符号的意涵并非单独地存在于科学技术之中，也存在于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互动和对话中。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空间中的符号的意义展开了，意识形态的自我也得到了转化。意识形态与技术的结合，成为网络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面临的新形势。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新的载体。一方面，由于网络通讯技术和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和迅猛发展，世界已日益连结成为了网络空间上的整体。资本主义国家趁机宣传其价值观念，歪曲历史事实，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给广大青年造成思想上、价值观上的混乱。同时利用文化产业，积极向国内渗透。因此要警惕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就要主动提供好的精神文化内容和产品，以此来抵御蕴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善于将科学技术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信息系统、云平台等技术，提高网络新媒体平台的信息收集、分析和预警机制，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实现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治理。
2.交互性思维
交互性思维体现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是一种从理论与实践交互发生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9]。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创设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上，凝结并阐释自然发展、社会发展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了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理论反省和积极实践的统一。“对全体的掌握和支配”的理论性格，使得它得以脱离实践，进而成为意识形态，又指導现实实践。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形势，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场景深入推进，这种交互作用本质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生产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其全面性的、革命的实践，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对一个几乎纳入并包括了意识形态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意识形态类生活一切方面的巨大对象，科学理论的困难在于：无法形成一个总体的、有切实分类学根据的逻辑陈述。网络空间是聚集和联通社会、物质与符号多元系统并实现其界面转换的中间载体。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之外没有意识形态单独的知识空间，也没有一个独立的认知性的科学。尽管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综合性运用和转换，打散、分割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是作为碎片化的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仍要善于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和规律，加强理论的创新和阐释，要将重大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理解、接受和认同的话语，阐释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内涵，建构具有理论说服力，现实传播力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0]科学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对国家发展的根本的、基础的、全局的、整体的、战略的、方向性的地位与作用，能增强理论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牢牢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确保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输出的吸引力和先进性。
3.价值性思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现代社会结构演进推动着国家人权事业发展，重塑国家和社会价值秩序。网络空间不是“意识形态中立之地”，网络媒体不具备“价值中立”的特点，事实上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媒体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受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资助的媒体，不可能在价值理性上保持“中立”的立场。网络空间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政治角力的重要机制。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鼓吹价值人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具隐蔽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鼓吹言论自由的背后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体现，这种“自发自由”，存在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无论形式、内容、方式如何变化，其本质都是代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常常在意识形态领域持双重标准，以此种伎俩攻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性思维的角度科学认识个体自由和价值共识的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和优劣。
要将包括现实世界、精神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构建的生活都看成是总体的系统，看到世界的开放性、社会的多元参与和个体选择自由，同时也要强调一种总体系统之下的理性和共识的重要性。网络催生信息革命，网络话语空间更加开放，让公民言论自由有了深厚的土壤，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社会原子化”的倾向以及对个体自由的价值推崇。西方所谓的个体自由是虚假的、绝对的，它带来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和作为一个社会总体的价值共识的缺失。这种价值倾向显然与我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冲突的。要把握意识形态的“有限规制”原则，明确界定政府拥有控制网络信息的权力，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实现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价值共识，进而增强政治认同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4.主体性思维
马克思认为，“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1]马克思的这种观点，表明了统治阶级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分配者。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政治精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和分配的主体。社会团体和民众也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体，他们在网络空间既可以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内容，也是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教育的群体。尤其是全媒体时代的今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具有一定网络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和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网络空间话语权，具有较大的影响，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对象的“关键少数”[12]。
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分为集体主体与个体主体，两者均要肩负意识形态生产的责任。一般来说，集体主体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包含了各级宣传文化部门、高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等组织。集體主体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起到顶层设计、组织协调和行动落实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侵害是潜移默化的，往往不是直接的公然的侵害和剧烈的对抗，可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逐渐强化人民群众对西方文化、经济、政治的依赖，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体发挥担当精神，凝聚理论家智慧、激发宣传家活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积极作为。要激活普通社会个体的意识形态“细胞”，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对网络空间的内容信息增强鉴别力和警惕性，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环境。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是考验我国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总之，网络空间治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意识形态的产生逻辑和内在本质，科学认识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逻辑关系，发挥各方主体能动作用，运用道德与法治的双重力量，不断增加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凝聚力、精神凝聚力和发展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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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
作者：王延隆 范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