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贸易保护主义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
贸易保护主义分析论文 篇1：
加拿大反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影响分析
为反制美国对进口钢制品和铝制品征收25%和10%两档关税的贸易保护措施，加拿大政府同日迅速反应，制定并公布了反制清单，主要包括了从美国进口的钢制品，铝制品以及其他产品，共涉及250多种商品，金额共计128亿美元。加拿大在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后，迅速、对等地对美国进行报复，对支持共和党以及关键的摇摆州进行精准打击，同时追求国际舆论支持。两国的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钢铁行业去产能和新北美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一、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的背景
自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就把美国优先政策落实在了国际贸易方面。他反复强调有24年历史的北美贸易协定（NAFTA）损害了美国的利益。2017年4月，特朗普对来自加拿大的软木征收20%关税。自2017年8月份开始，双方为新的北美贸易协定开展多次磋商，但是由于涉及问题复杂，谈判进展缓慢。虽然美国方面督促在今年5月17日之前达成新的北美贸易协定，但在美国设定的最后期限内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均发表强硬表态，特朗普声称“宁愿没有北美贸易协定，也不需要一个不公平的北美贸易协定”。
金融危机后，美加贸易总额从2009年的4007亿美元稳步上升，在2014年达到6167亿美元的顶峰。2015、2016两年连续下降后，2017年小幅回升6%。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2017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2219亿美元，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总额为3190亿美元，进出口商品总额为5409亿美元。加拿大对美贸易顺差金额较大，从2009年的720亿美元持续上升，2011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后，2014年达到1131亿美元，尽管2015、2016连续两年减少，但2017年达到971亿美元，再次逼近1000亿美元。
从进出口产品结构看，加拿大自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汽车和汽车零配件，2017年加拿大自美进口位列前三的产品分别为载人汽车（HScode：8703）、机动车配件（HS Code：8708）和货物运输车（HS Code：8704），贸易额分别高达146亿、144亿和121亿美元。加拿大对美主要出口商品是原油与汽车。2017年加拿大对美出口最多的前五位商品分别是原油（HS Code：2703）、载人汽车、液态烃类气（HS Code：2711）、车用与航空汽油（HS Code：2710）和汽车零配件，其中，原油、液态烃类气与车用航空汽油出口额共计731亿美元，载人汽车、汽车配件出口额共计535亿美元。
二、加拿大对美贸易反制清单内容及其特点
（一）反制清单的内容
2018年5月31日，美国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铝制品和钢制品征收10%和25%的关税。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7月1日起，对从美国进口的铝制品、钢制品和其他产品（食品和酒类等）征收报复性关税，该措施将持续实施，直到美国政府停止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为止。
加拿大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涉及250多种总计128亿美元。其中，钢铁制品税率为25%，覆盖铁锭、钢坯、钢制管等44类产品；铝制品及其他产品税率为10%，包含铝丝、铝制艺术品等13类铝制品，塑料及塑料制品、酸奶、睡袋、威士忌等71类其他产品。
（二） 报复性关税的特点
一是反应迅速，实施对等报复。在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当天，加政府就迅速拿出对等清单予以报复。其中，钢铁及其钢铁制品涉及金额最大，共计24亿美元；其次是塑料及其塑料制品，涉及商品额共计约8.5亿美元。
二是精准打击，同时争取舆论主动。美国是加拿大最大钢铁产品进口来源国，加将钢铁产品列在报复清单首位属情理之中。然而，加對美国进口金额并不大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则更多地出于政治等多重考量。如清单中包括的酸奶，主要来自威斯康星州一家工厂，该州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老家；清单中的威士忌则剑指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家乡肯塔基州。此外，威斯康星州的卫生纸、北卡罗来纳州的腌黄瓜等，这些均针对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其他如佛罗里达州的果汁和番茄酱，宾夕法尼亚州的咖啡，也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作为两个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起到关键作用的摇摆州，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和连任将会受到加拿大的报复打击的影响。
在对美实施精准打击的同时，加拿大积极争取国际舆论制高点。一方面指责美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违反了美国亲手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则”，表示加方“别无选择，只有报复”。另一方面，总理特鲁多称，征收附加关税并不是为了伤害美国人民，而是为了保护加拿大的利益，并向特朗普团队传达加拿大人民的决心。加政府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努力既对国际舆论进行了良好引导，也有利于获取国内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以应对贸易战负面影响。据调查，大部分加拿大居民表示贸易战引发的价格上涨可以忍受。
三、加拿大对美贸易反制清单的影响
（一）钢铝反制是重点，加快全球钢铁行业去产能
自美国3月23日正式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以来，加拿大在两轮为期70天的关税豁免期中已进行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加拿大公布的反制清单均以“同等规模”为反制原则：128亿美元的反制清单均是以美对进口钢铝征税受影响商品规模为基准，实施的同等规模报复性关税。
作为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的反制措施，钢铝是加拿大对美征税最主要的商品，也是“对等反制”原则的体现，但目前钢铁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预计此次美国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国提升关税引起的多边贸易战，有望刺激全球钢铁行业加快去产能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二）影响美国经济与就业增长，加快新北美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对从美进口约128亿美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造成美国向加拿大出口下降33亿美元，出口增加值减少29亿美元，拉低美国GDP约0.015个百分点，减少美国1.8万个就业岗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会对美国造成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有限。加拿大反制美国的同时，为与美国谈判预留了较大空间，目的是为在预期达成的新北美贸易协定中获取更多主动。7月24日，加拿大内阁部长等三位官员前往墨西哥，寻求与墨西哥在北美贸易协定谈判中对美国的共同立场。7月25日，加拿大官方表示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达成新的北美贸易协定持乐观态度。回头看，自2017年4月美国开始对加拿大软木征收20%关税开始，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以贸易战逼谈，加拿大以反制措施争取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可以说双方的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
作者：薛啸岩
贸易保护主义分析论文 篇2：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问题的分析
【摘 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局面，既是国际浪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资本实力变化的结果，需要对产业政策乃至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贸易保护；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资本项目；货币政策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蔓延和复杂化
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升级，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的贸易摩擦越发频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统计数据，去年四季度中国产品共遭遇近20起调查，加上去年前三季度遭遇的50多起，去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近百起贸易调查，涉及金额是2011年的近10倍。近年来的贸易调查主要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泰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发起，涉案产品也从传统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增加，贸易保护手段升级。2012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相关采购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9%，成为最主要的保护手段之一。而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相关措施，目前其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25%。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愈演愈烈，呈现扩大蔓延之势。一是贸易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新兴经济体加入到贸易保护的行列；新兴产业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产业；贸易限制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贸易保护手段和金融手段相结合，通过国际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用于长期常态化的限制国际贸易对手。
目前，全球各国产出增长低迷，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就业市场出现困难，公共债务的偿付捉襟见肘。与历次全球经济危机相类似的是，复苏曙光尚未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与历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体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化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升级和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保护手段”与“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相结合，从“资本输出”变为“资本回撤”；“以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国际竞争与“以就业和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内政问题相结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加丰富和隐蔽的手段。
2.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
（1）歧视性政府采购，例如2009年以来，美国国会批准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保留了“购买美国产品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的项目需采购美国钢铁制品。
（2）关税手段，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目的是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但事实上，长期高关税环境在国内形成准入壁垒，往往容易使得受保护产业形成低效率特征。
（3）出口补贴。例如，法国和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汽车企业进行过针对性补贴。
（4）反倾销。尽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理由的反倾销往往造成双输结局，但是短期经济放缓的压力使得各国往往将反倾销作为简便易行、短期见效的手段。
（5）限制进口。限制进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采取提高商品进口标准的行政指令措施，也可以是设置通关障碍等方式，甚至某些国家会采取有期限禁止进口的极端手段。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三类表现
（1）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扩散和复杂化
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升级和蔓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为例：
①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贸易限制的行列。近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临时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的最大威胁。去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取得调查结论大多数得到了所谓“存在双反问题”的裁决，多数发起者是新兴经济体。
②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全球新兴产业增长放缓，传统产业的回报率下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种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急性发作。因此，发达经济体迫切的挖掘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同时压缩现有高新兴产业（如电信、半导体、生物技术、汽车等）的进口规模，以期用本土产品替代。例如，在电信设备投资领域，去年年初至今，我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美国等市场不断遭受以“倾销”、“垄断”、“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的调查。
③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限制的理由更加丰富。国际贸易限制的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理由。例如，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碳排放标准，从而限制产品进口。本质上无非是贸易保护主义披上环保外衣，以碳关税为名，限制进口之实。
（2）发达经济体以资本手段实行贸易保护，“资本输出”和“资本回撤”表现出周期性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进“再工业化”，通过金融手段作用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目标是增加资本流入、增加产品产出、扩大贸易顺差。微观层面，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鼓励本国工厂回迁国内”和“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方针，避免海外投资。
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长期输出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放大杠杆进行境外投资，再通过跨国企业将投资回报汇回国内。在上述危机的背景下，前期过度的杠杆比例加剧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现金流断裂和违约的风险，因此，资本回撤就成为必须之举。例如，这种情况就体现在“美联储QE3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
（3）客观上看，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打击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能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现有的国际汇率和贸易结算体系，通过外汇市场影响别国货币政策，从而最大限度的影响和控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的“信贷和资本支持”。这种手段对于贸易伙伴国出口部门的影响更加长期化和更加深化，使得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容易面临需求周期和资本开支周期双重叠加向下的风险，进而最大限度的制造产能规模的波动，从而打击其出口能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名义上是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实为向别国输出金融动荡。
二、对于我国过去30年贸易发展的思考
对于我国长期贸易顺逆差的原因探究：
1.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得益于“资源禀赋优势”和“政策红利”的双重驱动
我国过去的贸易繁荣，一方面受益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政策红利的长期效果。资源禀赋理论的要点在于资源禀赋优势交叉配置，决定国际间贸易趋向帕累托式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供应潜力巨大”的禀赋特征，与国外市场的形成互补；另一方面，我国的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大大迟滞了贸易顺逆差趋向均衡的过程，形成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2.资源禀赋特征为我国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根据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笔者认为，我国的长期的贸易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廉价性”和“规模巨大的潜在供应”。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巨大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使我国的具备了“长期贸易顺差”的产业、资本环境。
3.政策因素“催化和支撑”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繁荣，除上述资源禀赋因素外，政策导向充当了长期贸易繁荣的触发和支撑因素。国家政策对贸易繁荣的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政策工具发挥作用：汇率管制、关税价格、资本项目管制。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贸易顺逆差有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三个层面：短期看，贸易顺逆差通过结售汇影响汇率，从而反馈性的调节出口商品的外币计价，进而影响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逆差头寸；中期看，贸易顺差和逆差通过影响货币投放，进而影响国内商品价格和资本品价格体系，从而影响本币和外币计价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自发调节进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差/逆差头寸；长期看，贸易顺差/逆差形成的货币投放，通过商品价格变化，影响出口导向的 生产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从而造成跨国资本流动，从而调节出口商品的产能，进而通过出口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整，使得贸易重归均衡。
上述作用机制是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均衡机制，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均衡是不同于这种机制的非典型均衡：出口商品的通缩和进口商品通胀并存、消费品的通缩和资本品的通胀并存。在我国长达30年的贸易繁荣中，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我国的贸易部门长期停留在一种非典型均衡。这种非典型均衡表现为：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汇率管制长期抑制“以国际主流结算货币计价”的国内商品价格，客观上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国内价格体系通过大宗商品的进口传导至国外，从而输入通胀。
进一步的，我国“国内的投资品价格的持续显著上升”也是贸易顺差的一个必然结果，客观上讲，我国出口了产品，进口了通胀，只是这种通胀更多的体现在资本品和资源品价格上，制造了一轮超级的资产价格牛市。如果资本项目和汇率政策正常化，则在国际商品价格体系重归平衡的过程中，我国贸易部门必然出现深度的调整转型。当前的日渐增强的贸易摩擦压力和国内投资增速放缓就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某种反映。
4.政策因素：我国的国际贸易项目部分的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
我国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因此资本项目流动并非完全自由。因此，部分资本项目资金借道“贸易结算通道”流入流出国境。因此，我国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我国海关曾经严查贸易水分，直接目的可以视为是高层对于真实贸易规模的摸底，但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贸易经常项目成为热钱流入通道的事实。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贸易规模波动幅度可能缩小。
三、我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内部、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变化
如前文所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债务（投资回报率）问题凸显；欠发达经济体则受到热钱流入和资本外逃的困扰。上述压力使得各国政府对于“资本外流和贸易赤字”比较敏感，贸易保护因此抬头。
2.内部原因：国内资源禀赋特征发生变化
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者的互补性减弱，重合度增加。例如，我国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上，产业结构不断接近欧美同行企业。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密集型和代工模式的产业受到挑战。过去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其国际竞争力来源有二：一是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化；二是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廉价而充足劳动力。如今，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不再是我国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东南亚国家生产商正在成为中国同行的竞争者，这种情正出现在纺织加工和电子元器件贴装一类产业中。预计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变化将带来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
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和政策改革红利的继续释放
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有望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转型的触发因子。如前所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资源禀赋变化”的内在因素驱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内需导向、新兴产业的比重将持续扩大，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代工业的占比将逐步缩小。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有可能放缓，取而代之的是资本输出和越来越多的跨国并购。
政策层面，“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国际化”是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举措。因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将从“侧重贸易项目平衡”转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平衡”，同时，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海外并购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我国已经于多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这种手段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民币结算，化解美元的中间汇率风险，从而有效刺激相关国家贸易的增长。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将以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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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雷
贸易保护主义分析论文 篇3：
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尽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但现实却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经久不衰。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回顾了轮胎特保案的发展过程，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间的博弈，并从中得出若干启示，以期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有利于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美轮胎特保案
引言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经济衰退，全球经济至今尚未完全复苏。根据传统经济贸易理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因而自由贸易政策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
但是，自由贸易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状况。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是美国政府为应对美国汽车轮胎业衰退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轮胎特保案，其决策过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贸易理论仅仅局限于在经济分析的框架内考虑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忽视了政府目标和行为、各利益集团等非经济因素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中美特保案为例，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来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提出若干建议，以利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更好地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案例：中美轮胎特保案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其在诉状中称，从中国大量进口的轮胎损害了当地轮胎工业的利益，若不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将会有更多的美国轮胎业工人失业。4月29日，ITC启动对中国轮胎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6月29日ITC决定对轮胎特保案救济，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7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向总统和贸易代表办提交救济措施报告；9月2日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咨询财政部、劳工部、商务部等部门意见后向奥巴马提交了轮胎特保案制裁意见；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方面和美国业界的反对，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即在原有4%的关税基础上，今后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性关税。这一特保措施于2009年9月26日正式生效。
根据中国橡胶协会的统计，中国生产的轮胎有40%供出口，而其中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美国对中国实施轮胎特保案后，征收35%的关税，这意味着第一年中国的轮胎产品将无法出口到美国。三年惩罚性关税将影响到中国10万工人就业，损失约10亿美元的出口额。
虽然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为缓解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措施，但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来寻找其原因和对策。
二、美国实施轮胎特保措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新政治经济学是用来分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之一。它的理论前提来自于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理性人假设的认可，并将一国政治经济决策活动视为一系列的利益交换活动。具体而言，新政治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了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逻辑等分析方法，认为政府决策牵引着许多强大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妥协，是政策供给方（政府）与政策需求方（各利益集团）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它认为，一国制定的贸易政策是偏向开放还是贸易保护，除了要考虑其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政治上的因素，要顾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和诉求。贸易政策最终成为公共制度安排的结果，不是“外生”形成的，而是政治因素“内生”决定的，这是解释贸易政策决策结果的重要变量。换言之，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不仅是各种经济因素均衡的产物，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因素博弈的过程，是政治市场力量均衡的结果。
（二）轮胎特保案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
在政治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政策，均衡的主体也随之发生改变。以中美特保案为例，选民（劳动工人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轮胎行业相关利益集团）、政治家（总统和议员们）是该博弈中主体，这两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理性人假设，在美国，政治家（总统和议员们）作为轮胎特别保护措施条例的供给者，追求的是自身的当选和连任，以及连任后的支持率，因而他们为了在选举中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并在当选后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支持，会根据自己预先设定的目标制定贸易政策，即使有时候该目标并不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拥有选举权的劳动工人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轮胎行业相关利益集团的选民作为政治产品的需求者，则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期望，利用其手中的选举权，把选票投给那些保护美国轮胎行业利益，减少轮胎业冲击的决策者们。因而，这决定了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条例细则所牵涉的利益各方范围甚广，而且各个利益牵涉方的目标函数又不同；这决定了其条例细则的制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最大化各方的利益为目标，并在不断的矛盾和斗争中逐渐走向均衡的结果。当然，这也说明了民主制国家的贸易政策或经济决策并不是单纯地由政治家或某一阶层决策，而是由广泛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参与所做出的公共选择。
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具体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说，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所征收的关税将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得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劳联、产联和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甚至中国方面各相关人员将根据他们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该特保措施的需求和供给；该特保案所征收的关税率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价格”将在政治市场中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该特保案的形式和征收的程度。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一国的政治制度、体制和结构特征决定并制约着贸易政策的各个方面。
三、美国对华实施轮胎特保措施的决策过程
以上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静态地展示了一个博弈棋局里影响双方力量的各自因素。然而，现实的过程却是，贸易保护政策在政策的需求方和政策的供给方之间进行动态的博弈，当连续的博弈使最终的结果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点的位置时候，这时的均衡就实现了。美国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关税的这一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均衡，该均衡包含着各种规则、条件，以及谈判最终各方让步的结果。
（一）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贸易倾向
20世纪初，共和党最初的选民基础是北方的工业集团势力，其中有美国最强大的钢铁、汽车、造船等重工业部门，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民主党最初的选民基础是南方种植园的利益集团，他们更希望通过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来扩大其他国家对其农产品的出口。
二战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贸易政策却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当时，欧洲的整个工业体系遭到彻底性的破坏，而战火并未真正延烧到美国本土，这就给了美国经济一个迅速崛起的契机。美国逐渐认识到其经济产业结构中工业及其制造业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这期间，以这些工业部门、制造业部门为选民基础的共和党在对待贸易政策的倾向上慢慢由保护贸易转变为自由贸易。
与此同时，民主党原先的选民基础——南方种植园利益集团在20世纪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中反而失去原来的比较竞争优势，其出口市场一直在萎缩，到后期美国的农业只有靠政府的补贴才能生存下来。这时候，民主党就转而利用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争取劳动工人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作为其选民基础，而劳联-产联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总是以中国出口的廉价产品扰乱美国国内市场秩序、减少其行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损害其相关工人的利益为由，反对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
（二）美国国会与政府在实施轮胎特保案中的较量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各司其职、互相独立，但也相互依赖和竞争，其中司法机构有对前两者进行监督的责任。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由于国会与总统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的利益集团影响不一样，以及各自内部的架构和部门利益也不一样，加上他们对所需的专业知识也不一样，吸纳的人才也是各有侧重，因此处理信息、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有很大差异，经常产生很大的分歧与冲突。从而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美国国会议员、总统及政府人员之间互相牵制、博弈的结果。
1.国会对轮胎特保案的支持
国会议员的目标是争取连任的几率达到最大化，而这主要取决于普通选民的支持和利益集团的捐资与支持。赫克歇尔-俄林的模型认为，由于生产要素可以在各个部门自由流动，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使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获益，而使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受损。以中美特保案为例，轮胎行业的工人无疑是属于普通选民的阵营，而且在美国是属于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从而贸易自由化会使得该工人组织利益受损，所以轮胎行业的工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会联合起来向国会议员施压，促使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国会对华贸易态度会比较消极，较容易受到其国内消极对华舆论的左右。
2.政府对轮胎特保案的有限支持
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倾向则较为务实。首先，总统是通过全国范围的选民选举产生的，而国会议员只是通过各个州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总统做出的决策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考虑问题；其次，总统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较远，因而会更看重国民福利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能够做出代表全局利益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是站在国会的对立面的，应该是反对轮胎特保案的。
（三）美国各利益集团对轮胎特保案决策过程的影响
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游说活动、院外活动甚至人际交流和示威活动等自下而上地影响贸易政策的走向。像牵涉众多利益集团的美国轮胎特保案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抗衡之下做出的。
1.民主与集权国家对利益集团的不同定位
在集权制国家里，为了迎合处于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般只有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参与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但在美国，一般是多个社会利益集团共同参与决策制定过程，这些利益集团尽管有大小、主次要之分，但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会被考虑进去。因而，轮胎特保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利益集团的利益最优化。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他们向上诉求的渠道，可以向国会和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对其形成压力，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2.利益集团影响中美特保案的作用机理
根据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政府在博弈中的目标主要是取得政治支持最大化，以争取上位和连任。在此模型中，利益集团与政府进行两阶段的非合作博弈。首先，利益集团通过为当权政府提供政治献金以影响美国是否对中国出口轮胎采取惩罚措施，这其中夹杂着偏好各异的利益集团；然后，政府会比较不同利益集团的捐资，从而侧重考虑捐资较多的利益集团，最终决定美中轮胎贸易政策的方向。在该理论中政府被看做是“公共代理人”，对贸易政策进行“菜单拍卖”，同时尽可能协调好普通选民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利益，从而获得总政治捐献和总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具体利益集团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博弈过程
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活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各利益集团在对华的贸易倾向上也是要一分为二的。首先，赞成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包括：（1）美国的钢铁联合会；（2）美国的劳工联合会；（3）人权组织；（4）宗教组织。前两者经常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自下而上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施加影响，以福利损失为代价获得贸易保护；而后者则是经常以人权之名，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劳工生活状况进行指责，主张尊重生命自由的权利，并时常涉及我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其次，反对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利益集团有：（1）美国轮胎进口商、零售商；（2）美国汽车行业；（3）美国消费者协会。前两者可以从中美贸易自由化中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后者则可以从中享受降价带来的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这两个完全相反立场的利益集团都会对政府提供政治献金，以期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得该特保案是在利益集团各方的参与下博弈形成的。
四、中美特保案的政治经济学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入WTO的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彼此的市场进行贸易。就中美之间的轮胎贸易来说，中国由于廉价的劳动力、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以及追赶型不计环保代价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轮胎产品在出口时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通过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轮胎出口所采取的特保措施的成因，并得出该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可以得出关于我国出口遭受美国不公平对待的一些启示。
（一）深入了解美国的利益集团，加强我国相关出口产业集团与其之间的商业结盟
美国轮胎零售商、经销商以及消费者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该相关的利益集团本可以动用他们的政治捐资活动来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促使美国不对中国采取轮胎特保措施，但是此次贸易政策的结果却南辕北辙。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轮胎巨头没有与遍布全美各处的轮胎零售商、经销商，乃至美国汽车产业的潜在利益伙伴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而是只顾生产和销售，所以没有利益伙伴站出来竭尽所能地为我们说话，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二）在战略层面把握中美贸易政策走向，并在微观层面积极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近些年对我国出口的贸易制裁案件如反倾销、反补贴等数目也在日益攀升。从美国对中国轮胎采取一系列特别保护措施可以看出，我国在对美出口贸易中的被动性以及双边经贸关系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使得我国在贸易政策的协调上缺乏话语权，因而从长期来看，我国既有必要在整体宏观层面制定战略规则，也需要通过对一些微观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密切沟通交流，从而使得美国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过程中逐渐意识我国相关出口行业的重要性，并逐渐改变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这种被动接受的局面。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扩散渠道也随之多样化、深入化，世界各国的经济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让世界各国都刮目相看。但是，一个大国的崛起必不可少地要面临很多的贸易摩擦，此次的“轮胎特保”案绝非简单个案，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保护争端与贸易摩擦案件将更加频繁地发生。对此，我们须对各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剖析，进而总结出一些应对策略，从而尽量摆脱这种被动局面。
作者：杨励 陈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