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代文人的品质与修养
谈三教合一对唐代文人影响的研究
摘要：三教合一是唐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唐代文人因受到的三教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风格和魅力，也促使了诗界的繁荣。儒家的治世思想，佛家的禅思哲理，道家的超然物外，让诗人寻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归宿点。
关键词：儒家
治世雄心
忧国忧民
时代鼓手
佛家 奉佛 参禅悟道 空 山水诗
道家 追求个性自由
愤世嫉俗 自我意识
天人合一 精神独立 人生价值
正文：从佛教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国以后，就有所谓三教，即儒释道三家。儒教就是以孔丘为主的儒家思想，道教就是以老子为主的道家的一部分思想，佛教则是以释迦牟尼为主的思想。
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思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问候偏执主义。对待文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
在唐代，三教鼎立的局面使三种哲学思想自由发展，也使唐代文人作品呈现出多姿多态的气质、风格和价值追求。
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圣”杜甫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而杜甫无疑是这一信条的终身实践者。
杜甫年轻时就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雄心。杜甫虽有治世的雄心和博学的才干，但他的仕途却很不得志。
虽然经历了年轻时政治失意，中年时因遭遇安史之乱而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最后被迫奔赴西南寻求友人的帮助。艰难困苦，从未动摇他那颗治世的雄心，他的诗作中正是流露出了他对国运民途的担忧。
杜甫的诗歌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也展现了生活在战乱年代的人们的辛酸。
“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1 下面就《石壕吏》进行简单分析。。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 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 惟有乳下孙。 孙有母未去，
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 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 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独与老翁别。
杜甫投宿石壕村，正碰上官吏捉人充军。诗歌用素描的手法，清晰如画地再现了诗人的这次亲身见闻。叙而不 议，这是杜甫此类诗的特点。诗人的感情融会在平实的叙述之中，耐人寻味。一面是"夜捉人"的悍吏，一面是"逾墙走"的老翁，这是多么不平常的时期!"吏呼 一何怒"与"妇啼一何苦"的对比令人惊心。而老妇的陈辞，更是催人泪下。诗人怀着深厚的同情之心为人民长歌当哭。
他是怀着一颗炽热的仁者之心去审视国难民忧的。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更是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和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
可以说杜甫是一位虔诚的儒家思想信奉者，他坚持着这个信念，并且一直努力地身体力行着，特别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的鼓手”。 杜甫的思想主要受儒家的影响，“穷年忧黎民”、“济时肯杀身”是他一贯的精神。
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诗佛”王维
《旧唐书·王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遗书中多“敦历朋友奉佛修心之旨”。王维身体力行地奉行佛教的清规戒律，他的佛教禅宗思想也流露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众所周知，佛教禅宗讲究三种境界，第一境“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喻示自然茫茫寻禅不得
第二境“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喻示似悟非悟;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喻示瞬间永恒。可见，在禅宗的三种境界中，“空”是一个核心概念，而“悟空”也就成了参禅悟道者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也正是与佛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维在自己诗歌中大量使用了“空”字如《山居空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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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诗歌最高的成就是山水诗。王维早年即归心于佛法，后来又受到南宗禅的影响。禅的境界就是要达到人、物合一，由静而悟的境界，这样就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对明秀之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因而也就形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独特个性。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
[诗描写的是初夏傍晚农村一些常见景色：夕阳西下、牛羊回归、老人倚杖、麦苗吐秀、桑叶稀疏、田夫荷锄。
这种大蕴涵着无限的佛学理气并与“虚实结合，动静相生”与禅学思想相吻合。其中更能体现佛教禅字隐逸思想的是最后一句：“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此句是全诗的中心句，起点睛的作用，也是最能反映诗人内心世界的地方。于诗人思想层面来探究诗文与佛教禅字思想，
三、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诗仙”李白
李白的性格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在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下，李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另一方面，李白收道家思想极深，服食丹药，梦想飞仙。他的隐居学道，在奉召入京前，是他养望待时，建功立业的手段;放官归隐后，是他傲视清高，鄙薄官场，排遣愤懑的方式。他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自由，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以及一生死、齐万物、遁世颓放的消极思想，都有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鲜明印记。
他政治失意后转而寄情山水,豪放飘逸的风格更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超然物外，自我升华，俨然一位出世的浪漫主义者。
李白个性张扬，源于他对自我意识的洞察，他是个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人。 最能反映李白的自我意识的诗是《日出入行》。此诗由“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天道推及人道，认为羲和、鲁阳“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最后他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意，其磅礴万物的气概也极为相似。这种“泯一物我”的思想，不外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3 处处有“我”，总体上虽是“主客合一”的，但仍然强调主体性。李白对自然的态度，笼统地看，也是“天人合一“的路子。
李白的“黄金白壁习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不屈己，不干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人生思想，深深吸取了道家的精义。 古今合川：
每一种宗教倾向，体现的是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信仰的坚守。现代的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价值意识淡薄，自我主体意识浓厚，物欲横流。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多种使用工具的伪劣产品，近来诸多的惊心动魄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充分曝露了中国人无信仰尊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各种经济犯罪世界各地皆有，可是如此为了降低成本或是吸引顾客而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实在表明生产者销售者毫无公德心。
总结：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使唐代文化呈现宏大兼容的特性，也让文人在这个盛世里喷发出智慧的火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三教合一对唐代文人的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是每一位文人所受到的影响只有儒家，或只有道家，只有佛学。生活在那个时代，就会同时受到三教的影响，只是受哪种思想影响较大，或某一时间段受哪种思想影响较明显。
参考文献：
㈠ 《旧唐书·王维》
㈡ 文章《以我为主，唯我独尊——李白个性思想探析》 ㈢ 《中国文化概论》 方克立、张岱年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道德修养集成)品质与道德修养_感恩[范文]
在湘西凤凰夺翠楼头和黄永玉闲谈。一位湖南女孩请黄永玉给她一点做人的忠告。黄永玉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去上海，生活、读书都没着落。有一对夫妇让他住在他们家里。这家人家有好多书。对他说，可以住在他家里，可以读这些书。黄永玉离开家乡时，年龄很小，他说他读的书，许多就是在那儿读的。他在那儿断断续续住了两三年，每年除夕，这对夫妇总是等着黄永玉归来一起过年。这家的院子里，开满了梅花，待到下雪，院子里很静，很美。有两个除夕，不管走多远，无论多晚，黄永玉总赶在除夕夜回到那个家、那个院子里去，去和这对夫妇一起吃年夜饭。第三年，黄永玉赶到那个家、那个院子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了。那对夫妇，仍在等着他，桌上有过年的菜，还放着留给黄永玉的一个空碗、一双筷子。黄永玉说，人生总是这样，一个人总会碰到很多好心人，这些好心
你是否已淡忘，是否仍感恩：曾经跌倒时，是一只陌生而又温暖的手将你拉起;曾经寒冷时，是你慈祥苍老的母亲为你轻披外衣;曾经迷茫时，是朋友坚定的延伸与默默的鼓励伴你走出凄风苦雨……人活着，应始终系着一颗感恩的心。
幸福时，感恩朋友;快乐时，感恩苦痛;坚强时，感恩泪水;成功时，感恩失败;即便生命临终，依然感恩上苍赐予生命!
第三篇：文人兄弟之间的感情--苏轼与苏辙
在中国文学史上，兄弟并称为大文学家的有很多。比如曹丕曹植，但这两位一个是太子，一个是想做太子，两兄弟互撕，绝对算不上感情深厚。宋代词人宋祁和他的哥哥宋庠也是一对文采很好的兄弟，但是宋祁整天大吃大喝喝花酒，哥哥老是劝他也不听，所以这俩兄弟的关系很一般。鲁迅与他的兄弟，好像关系也不大好，在文学史上留下兄弟情深的故事的，以苏轼和苏辙为典范。苏轼和苏辙一同参加考试，一起考上进士，可谓是川府的佳话，毕竟同科录取的兄弟实在太少了。他们的老爸苏洵，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以仁义孝悌教育子弟，所以这兄弟二人的关系极好，苏东坡在官场的贬谪生涯中，无论是到了哪里，总是要写信给弟弟，关心他的生活，弟弟苏辙也深知苏轼是个刺头，又喜欢大吃大喝，总是回信给哥哥苏轼，嘱咐他少喝酒，多睡觉，少写诗，因为写诗太伤神，少说话。这样的关系，好像是反过来了，苏辙是哥哥，苏轼是弟弟。因为，苏轼的性格是一个相当随意的人，一身的文艺气质，动不动就要发个牢骚骂个人啥的，所以，在官场上，比不上苏辙的平稳持正。毕竟是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家，人家苏东坡和弟弟的鸿雁往来，基本上都是用诗歌的形式，这样也催生了苏轼的好几首诗词，成为千古名作。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首充满哲理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在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东坡不仅以真挚的情感写出了兄弟相别的孤独心情，更发出了对人生离合的哲理性体验，可谓千古绝唱。苏轼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每到一些传统佳节，就会想起自己的兄弟，于是就开始写诗写词，在强烈的思念兄弟感情的催化下，苏东坡又写了一首词，给弟弟苏辙，结果又成了一首千古名作。看来，苏轼还要真的好好感谢下苏辙，苏辙的存在，让他写出了好多流传千古的名作。比如那首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代：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老有人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成是爱情，其实错了，那是人家苏东坡想念自己的弟弟的。不过，这么美好的句子和祝愿，看成是写爱情的，也是相当美丽。第二，你看苏东坡说自己大醉之后，思念弟弟，这同样让人感到情深意切。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你酒醉之后最想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当然包括和恋人煲电话粥。这也说明苏东坡和兄弟的感情笃深。 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其实有点亦师亦友的关系。苏辙最崇拜哥哥苏轼，说苏轼既是自己的老师，又是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而苏东坡则有点狡猾，他觉得自己水平高，有责任替弟弟吹个牛，他经常说弟弟的文章胜过自己，别人老是以为我苏东坡的水平高，其实你们不知道，我弟弟苏辙的文章才更好，比我好很多!看来，好兄弟就是要相互崇拜然后相互吹捧，大家各得其所，岂不是很美丽的事情?至于这兄弟俩在生活上的互相关心，在遇到挫折时，互相写诗安慰，我们就不说了。总之，这俩兄弟，有同样的才气，同样的兄弟深厚的感情，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的性格上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否则，这兄弟俩在官场的生活更为艰难。
第四篇：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
加强道德修养
锤炼道德品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多元格局的出现，当今社会到处存在着,在道德方面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从官场腐败到学术腐败，从地沟油到毒奶粉，从假证之乡到诈骗之乡。从个别行业腐败的普遍化到个别地区违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性，显示着我们的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同时存在的，是社会发展的缩影。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注重了经济的发展，相对轻视了科学发展、人的思想文化建设„„现如今腐败现象和频度地不断上升，党和国家对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则有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塑造从政者的廉政世界观，是控制腐败的一项治本之举。正确认识、理解和掌握思想道德本质及道德建设发展规律，是新时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
然而，道德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经济越发展道德就越腐败呢?怎样把握好道德未来的发展历程，才能让思想道德体系更好的适应经济的迅猛发展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重点思考和深刻研究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决定着各种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道德也必然带有阶级属性，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道德的变化。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能动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引导和规范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对道德的把握，来感受社会关系的脉动，识别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自身生存发展与社会和自然地关系，并形成自己关于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确定自己的道德理想，自觉地扬善抑恶、明辨荣辱、选择高尚、弃绝卑下，保持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因此，不能绝对的说经济越发展经济就越腐败。
人类道德的发展，是一个曲折上升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过程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大体一致。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有某种停滞或倒退现象，但道德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从这方面来讲，现今社会出现的贪污腐败的现象，是顺应道德发展规律的。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过快，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范围，所以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渐渐地脱离传统思想的限制与引导，从而滋生出各种思想观念，因而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缺失。
有一种破窗理论，当一幢房子窗户上的玻璃有一块被人打碎之后。如果不能够及时修复，接着就会有更多的玻璃被更多的人打破。如果能够得到及时修复，之后就会较少再被人打破了。社会道德也是如此，当一种社会道德被人破坏后。如果社会不能够及时维护，或者既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也不能赞同予以正当言说。这样就会使社会上有更多的不道德的事发生。
前一段时间发生在佛山的碾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道德观念丧失问题的表现。一个2岁的孩子被碾压几次后，路过的行人却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有的人眼看着悲剧的发生却只当自己是看客，那些人认为这事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没必要去管。生命是平等的，只有一次，而且仅那么一次，没有谁不懂得珍惜。但为什么就在那时却没有人去尊重生命呢，活生生地看着年轻的生命遭受磨难。这一幕悲剧的发生最终归结到肇事者和目睹着道德观念的丧失，假如那些人有着良好的道德观，小孩子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状况。在当今社会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面对这类状况时人们像是司空见惯似的置之不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与自己没关系，在那些人的价值观念里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就是道德观念丧失的本质因素。这个事件使中国网民一片哗然，普遍认为我国的道德水平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不挽救其后果不堪设想，挽救道德势在必行!
因而，我们现今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握好道德的本质和道德的发展规律，加快道德进步，让道德前进的脚步跟上经济的发展道，使道德更好的以能动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因为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道德调控的范围不断扩大，调控的手段或方式不断丰富、更加科学合理;道德的发展和进步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产物，是人类道德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类型的道德，是对人类道德传统的批判继承，并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然而，怎样更好的促进“道德”的进步呢?
第一, 制订、实施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庞大的指标体系, 从确保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第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道德恶化源于经济秩序混乱。当经济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 货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时, 混乱的经济秩序为社会道德堕落提供了强大动因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因此, 要遏止社会道德滑坡, 使之与经济发展同步, 着眼点主要不是道德本身, 而必须从规范经济活动入手, 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第三, 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秩序。政治是整个社会的约束机制和稳定系统。它的公正、规范和得力运作, 可以有效地抑制社会丑恶现象。第四, 惩戒与褒奖并举, 加太道德建设力度。目前, 我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情况相当严重, 对各方面均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批评教育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已难见效。因此, 除了根本上规范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秩序外, 还应对不道德行为给予必要的惩戒并大力褒奖优秀品德。第五, 深化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他们现在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今后社会的道德状况。因此, 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从青少年抓起, 在他们头脑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道德观念。根据青少年自身特点, 对他们的道德问题应以教育和正面引导为主。通过日积月累, 形式多样的道德传播和情操陶冶, 培养一代具有良好道德水平的新人。一旦他们掌握了社会, 道德建设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弱, 社会精神面貌将为之改观。
如果遵循了这几点，相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进步一定会有机地协调起来，并有助于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前列。每一个时代的诞生往往会引起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而大学时期是人生道德意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对我们一生影响很大。因此，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认清道德的本质与道德的发展，自觉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努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第五篇：《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摘要：《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99-04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出于东汉末年文人之手的五言古诗，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文选》中，非一人一时所为，《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其最高成就，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钟嵘誉其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明代王世贞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诗十九首》内容复杂，不仅写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而且艺术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境况与文人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征，产生了感人的魅力，成为让诸多接受者产生共鸣的生命之歌。
一、汉末文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的萌发
清代沈德潜亦认为“十九首大多是逐臣弃妻子，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1](P200)。无论是游子思妇的伤感，还是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本属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受，却在《古诗十九首》中引起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更是失意文人独特的心理状态的烛照和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也包括在这种现实境遇影响下的文人生存状态，包括对生命、死亡、名利、欢乐、痛苦的态度。因此，作为生活在汉代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汉末士人的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的勃发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古诗十九首》是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外化。
首先，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直接影响着文人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时代是各种好作品产生的土壤，作家好的作品总是与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密切关联。《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黑暗、政治混乱和下层文人漂泊蹉跎的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混乱不堪，阶级矛盾尖锐，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群生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乱离中的民众生命如芥草。《三国志?魏书?董卓》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适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而在桓帝和灵帝当政时期，朝廷卖官鬻爵事件不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国家政治机器已被全面腐烛，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经世致用的理想遭遇无情的践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自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儒家经典的诵读成为普遍习尚，儒学成为文人踏入仕途、获得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然而汉武帝并没有真正重视文人，像扬雄、司马相如等只不过是文学弄臣。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各种异端思想活跃，较为开放，且道家、佛家思想也渐渐流行于世，儒学失去了以往那种强有力的依靠，对社会现实的控制力日渐瓦解，其衰微在所难免。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遵从儒学的文人报国无门，在思想的漩涡中备受煎熬，不得不把目光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自身和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文学作品里面来说，推崇个性、以文为娱的哲学思想便是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潮。而“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选择，且一旦走向自我深处，对感性生命本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时，距离‘人的自觉’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2](P8)。借《古诗十九首》唱出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悲苦就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汉末士人的边缘性生存境况诱发了文学的生命意识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身份卑微，但由于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染，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世情结和责任意识。面对弊端丛生、日益加剧的种种社会危机，他们渴望怀抱一腔忠勇之气，投身社会，寻求救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赢得社会上的地位，苦有救世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的文人便以清议批评朝政，挽救时局，遂形成“清议”之风，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很多内容的刊载就体现了这种以文学体现生命意识、用世的精神。清议之风虽对朝政黑暗有一定的影响，然公元166年和169年发生的“党锢之祸”使得一批较为正直的名士遭到迫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惨烈现实给士人身心带来巨大打击，使士人正常的进仕之路被完全堵死，加之战乱不断，饿殍遍地的现实，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边缘”性生存处境。“边缘”性处境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身处社会底层，或者遭遇的一些打击、变故而变得生存困难的境遇，在这种生存环境压力下，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与突围，力求在生存、生命与人的价值等多方面取得超越。《古诗十九首》所再现的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行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边缘”性特征，这样的“边缘”心态最易引发诗人对审美和艺术世界的体验与倾诉。
二、《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人有生命，但不一定具有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生命意识在文学中常常集中体现在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困惑、对情感的深挚等” [3]。只有热情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积极追问生命的意义，探询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哲理，才算是具备了人的精神要素和生命意识。文人身处的时代环境，多少会与文人理想发生冲突、矛盾，生活的苦闷、精神的感伤，使得文人大多只能选择通过诗篇来表现这种矛盾，表达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强烈感受。《古诗十九首》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自由的追求诸问题高度关切，其所抒发的乃是“人同有之情”，表明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体认和重视已走向自觉程度，生命主题成为其重要主题。这种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理想失落而导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
长期以来，很多文人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支撑下，积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当生逢乱世、命运多舛的汉末文人无法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他们的理想中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幻灭感，进而质疑、否定原有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模式。这其中，既有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如寄的短促慨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亦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发出的悲情倾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月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还有对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的质疑：“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辘。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无论是仕途理想失落的悲叹，还是饱尝人情冷暖之苦，当一切都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时，它表现的就是诗人实实在在的遭遇。这种对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节操、生存境遇等的疏离和否定，便是诗人对人生理想追求而不可能实现所发出的悲叹。可以说，当无情的现实世界严重摧毁士人的自信时，“也使得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价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成了虚伪的东西。所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都是虚假和值得怀疑的，或毫无价值”[4](P11)，这就意味着所有对生命的思考都要放到价值的天秤上予以重新考量。
(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
东汉末年由政乱、饥荒、瘟疫、战争等交织而成的苦难现实，激起了文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悲慨，对个体生命游离状态的苦吟。他们以各种方式排遣由此带来的困顿状态，或惜命重生，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体现出对生命终极存在的有限性深刻而悲情的体认。这种对生命存在的体悟与追寻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诗人们开始探求存在的意义，把现世的欢乐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确定，因而以及时行乐的洒脱对生命的终极命运进行超越并试图重构新的价值体系。当遭遇坎坷，仕途不顺，他们不去求仙学道，而是关注现世中的生命质量，或秉烛夜游，或欣赏锦衣玉食，或追求爱情的幸福，以狂放旷达的态度对待现实，赋予个体短促的生命以密集的意义，在稍纵即逝的人生中赢得欢乐和不朽，使有限的生命充实而富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陈祚明所解：“悲夫，古今唯此失志之感，不得已而托之名，托之神仙，托之饮酒……有所托以自解者，其不解弥深。”[5]《古诗十九首》对这方面的描写较多，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驱车上东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东城高且长》)“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能追求生命的密度，饮酒作乐，远游求仙，在有限的时间内纵情享乐成为文人忧生过后最直接的选择。这种对人生易逝应及时行乐的“紧迫感”，大有唯恐不及之态，这恰恰是失意时对生命朝不保夕的哀叹，对永生的企慕之情的伤感，更是其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苦闷反映，因而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纵情享乐便成为畏惧死亡的一种表现。而当他们将个体之暂且偷欢融合到人类群体甚而宇宙本体中去，其内心的焦虑、孤独、寂寞之痛自然就被消解了。这种苟且偷欢的心态支配着文人的行为和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生命的渴望。黑格尔在评价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产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6](P6)这对于评价汉末的人文精神和风貌无疑也是适宜的。《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感伤主义思潮与享乐主义交织一起，实质是诗人安顿生命的一种方式。
二是爱情主题的彰显。在《古诗十九首》中，尤值得一提的是爱情主题。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对儒家礼教不以为然，而直面痛苦、悲情，爱情或许才是短暂人生中真正值得付出的对象，那真挚的爱情向往犹如热流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成为撼人心魄的力量。《青青河畔草》对情爱大胆而又深情的呼唤，在恪守妇道的古代实在难以想象;《冉冉孤生竹》表现了主人公对于情感的炽热和含蓄的表达;《行行重行行》抒发出夫妻离别之苦以及渴望团圆的美好心愿;《古诗十九首》对爱情的描写，缠绵悱恻也好，痛心疾首也罢，都再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情感的共性，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三)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
人作为万物的一种存在，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最显明的事实。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即人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无须惧怕死亡。道家认为死是永恒的回归，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在东汉，由于两次“党锢之祸”，文人们大批被杀，环绕着文人的是关于生死的咏叹调，遂陷入对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的深沉思考之中。他们不回避死亡，直面人生的惨烈，第一次集中而强烈地体会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在永恒与有限的矛盾中对生与死的界限有着清醒的体认，生命意识由此蓬勃而发。如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如把永恒之物和有限人生形成对比：“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在《去者日以疏》中，这种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尤为强烈。该诗开始就对人生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然后引出城郊的“坟墓”意象：“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尤其展现人之逝去的凄凉，反映出东汉末文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生命短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为此，诗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追逐功名利禄、富贵显达的渴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作为一般的中下层人士，在如此黑暗的现实中，恐怕只能以功名利禄、仕途腾达来显现向死而生的壮举，使之真正成为个人有意义的生活。即关注现世，执着生前，使之化为生命之流中的日常生存感受和经验，不亏待生命的存在，期盼通过努力改变政治地位，为实现理想奠定基础。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为生命意义而活的人不会因为困境而退缩，不会因失望而绝望，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不惧怕折磨打击，不惧怕生活的苦闷阴郁，一切都充满希望与美好。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使得《古诗十九首》对人间真情，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乡情的描述动人心魄，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生命意识与《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和乐府诗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中下层文人群体。他们本应活得更有价值，但汉末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使得他们进亦难，退亦难。他们想找一个僻静之所来安慰受伤的心灵，可没有找到栖身之地，“生没有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被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7](P105)。面对忧患和孤独，为了寻求出路，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来纾解和消除，如通过用乡情来排遣，用爱情来排遣，用及时行乐来排遣，把有价值的东西舍弃，牵引出对生存本能满足的呐喊，即将关注的焦点从忧嗟天下转向自身，竭尽全力地从儒家正统思想中挣脱出来，把深深的孤独与寂寞幻化为升腾不已的青春活力。这正是生命意识的升华，也使得生命意识蒙上了一层悲剧意味，无论是仕途坎坷、人生如寄之苦，羁旅行役、游子思乡、离人相思之悲，还是知音难求、朋友相弃之无奈，以及生命无常、死亡的不期而遇等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感悟，莫不如此。正是他们不甘如此、不愿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哀伤、辛酸、焦躁与不安，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感，反映出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钟嵘认为《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即对生命意识的慨叹和渴望映衬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和抑郁，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尤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在传达感情的时候，善于寻找对应的物象，并通过文学手法的运用，融情于特定物象中，这使得那些寻常景物、普通意象，在诗人的笔下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悲剧意味。例如季节的转换，草木的兴衰，风声鸟鸣都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散发出一种苍凉的悲秋意识。从“蟋”“秋蝉”“蛾姑”等意象中可以预言人生的短促;从“孟冬”“岁暮”“秋夜”和“长路”“高楼”等时空意象中能感悟岁月的流逝;从“鸳鸯”“玄鸟”“鸿鹊”等意象中品味游子怀乡、思妇怨妇的忧伤。这些审美意象的选择和运用饱蘸着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忧生之嗟，正是试图超越死亡的恐惧、生命的悲哀的结果。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于社会的大**之后，《古诗十九首》把人的自我生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昭示着人的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否则文人就只会为自我生存而苦苦抗争。相较前后期的文学，《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识的开拓和反思都有更深入的发展，显示出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个体的生命意识?始走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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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宏宇.启慕中的人生悲歌――《古诗十九首》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
[5]张晓芳.古诗十九首意蕴探析[J].名作欣赏，2011，(5).
[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久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M].金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WU Chun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wrote out the scholars′ general feeling of lif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showing strong grief about life. And this germination of life consciousness derived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living existence of literati at that time. It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namely，
questioning and negation of the original paradigm of life value and meaning model caused by the loss of ideals， profound comprehension and pursuit of the life ontology， and sigh of the shortness of life and facing the reality with “born to die” attitude. 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is full of deep and strong tragic beauty.
Keywords：“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life consciousness; tragic beauty
〔责任编辑：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