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财政经济安排与选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企业技术创新目标所具有的层次性、导向性、涌现性和不确定性等主要特征。在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上存在的目标模糊不清、盲目求新求大、脱离市场实际等问题。探讨企业在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方面应需要注意把握的具体问题，力图在这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财政经济安排与选择论文 篇1：
公共品概念的扩展：软品与硬品的一种组合
摘要：传统的公共品定义难以对公共品的供给低效率问题给出有力的解释，从公共品概念扩展的角度，探索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理论基础成为近期公共经济学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从供求两方面和个人参与物品供给决策或公共选择的角度，对公共品的概念进行新的扩展，将公共品视为软品和硬品的一种组合，并使用图解法初步给出公共品最优供给的均衡及其条件。
关键词：公共品；软品与硬品；软硬组合品
作者简介： 赵宝廷（1976—），男，山东博兴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政学院副教授，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路卓铭（1974—），男，山东无棣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08CJGJ48
尽管需求角度的公共品定义占据了主流的公共经济学教材，如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的基于物品自身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定义，但是它却难以对公共品的供给低效问题给出有力的解释。因此，回归维克赛尔－布坎南传统，从供求两方面相结合和公共选择的角度，对公共品的概念进行扩展并探索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是公共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近期已有部分学者开始了这一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如科尔（Kaul，2003）从三个维度对公共品概念进行的扩展［1］，德塞（Desai M., 2003）使用3P方法对公共品定义的扩展等［1］。
任何一种对人们有用的物品，其生产、分配与消费等均离不开一些物品本身之外的人为的风俗、习惯、道德、文化、意识、规范、法律、组织与制度等规则，本文视之为广义制度。物品本身与广义制度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没有广义制度，物品就无法被人们合理地利用，也就没有物品的配置与供给效率可言。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期后，商品交易、分工合作与竞争等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内容；资源稀缺引致个人之间存在诸多的利益矛盾，因此，人们在利用客观的物品之前，必须就如何分配或分摊资源与物品利用带来的利益或成本，达成一定的制度性安排或规则。由此，本文提出软品和硬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共品的定义进行扩展。
一、公共品概念的定义
在对公共品概念进行扩展前，先做以下假设以利于推理的顺利进行。（1）对物品分类坚持一元标准，否则可能导致分类的混乱、重叠与遗漏。（2）物品的分类与情景（包括经济和社会条件等）高度相关，不存在绝对的无条件的公共品，而且一个物品在一定的情景下或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否为公共品是确定的，即某物品是否为公共品，是一定时间、空间与社会环境等的函数。（3）公共品的供给范围为国家层次，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可设为固定不变）且不存在移民。（4）忽略非政府组织，或将其供给的物品视为类同市场个体（个人或企业等）供给的私人品。（5）不能清晰化产权的物品或资源，不归政府控制，政府不能未经个人同意或授权而将其归公，政府的资源仅来源于税收等被个体同意的正规渠道，且税收为中性。（6）各个体在市场上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物品的供给均需一定的规则或制度以协调个人间的利益矛盾。
（一）软品与硬品的概念
从个人参与客观物品供给决策的角度看，具体是从其决策的供给成本与收益角度来看，物品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客观的物品本身，即能够被人类感觉得到的物质形态或存在，本文称之为物品的硬品部分，简称硬品。它能够直接给人们带来一种或多种效用，其特征容易被人类的感观所认识。二是物品供给与消费中的广义制度，它与人类利用的客观物品紧密联系，如风俗、习惯、道德、文化、意识、规范、法律、组织与规则等制度性的东西，本文称之为物品的软品部分，简称软品。尽管软品难以给人们带来直接的效用，但它可以为人们带来间接效用，例如它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相互依赖性或利益矛盾，起到了降低成本与提高收益的作用。软品的存在与特征不容易被人们认识清楚。
硬品包括自然资源与人们生产的客观物品等，硬品的获得需要成本，例如人们的劳动、生产资料与其他的物品投入等。至于各种成本如何在个体间分摊，是由软品的具体内容决定的。硬品有很强的私人性，所有的硬品均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与排他性。人们可以根据界定硬品产权的净收益情况而选择是否界定硬品的产权及其结构等。软品是被人类创造与利用的规则，是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过程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竞争与合作、选择与演化等的过程中形成，被用于处理个人间利益矛盾。软品有较强的公共性，有多人参与供给决策的特点，表现为软品的联合供给性。萨缪尔森等学者没有将软品与硬品明确地区别开来，由此导致在实现的硬品中，很难发现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品例子［2］［3］，导致其公共品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公共品供给的低效率问题。
（二）软硬组合品
尽管组成各种物品的软品与硬品成本的比例各不相同，但所有物品的成本均由软品成本与硬品成本构成。如果用r与c分别表示软品与硬品的成本在物品总成本中的比例，其中，r与c均不能取0与1值，即0 （三）软品的分类 1． 正式软品与非正式软品。根据软品在一定的范围内强制力的强弱或其成员遵守软品的强制性程度不同，软品可分为正式软品与非正式软品。正式软品是指集体内部成员必须遵守该集体的软品，集体组织对其成员的遵守情况有监督并强制其就范的权利，这种权利来源于组织成立之初集体成员的授权契约或经过集体成员“一致同意”的选择，例如国家的宪法。非正式软品是指集体内部成员不一定必须遵守的软品部分，集体组织对其成员的遵守情况有引导但是没有强制其就范的权利，更多的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个人选择，例如集体的风俗、习惯、道德与惯例等。从某个人与某一项正式软品的关系来看，如果某个人不遵守正式软品的约束，且集体无法对其进行强制性限制或惩罚，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再视为该软品及其对应的硬品的集体内部的成员，因此，针对某物品的集体的范围大小与其正式软品密切联系。各种物品对应的正式软品起作用的最优范围多种多样，由此，与之相对应，集体组织的范围也应大小不等。但某一范围的集体可能对应多种正式软品，如同某俱乐部可能同时供给多种物品一样。实践中集体组织范围大小多种多样，本文仅研究国家层次的集体及其公共品问题。 2． 環境性软品与专用性软品。只有当物品的供给成本能够获得补偿时，人们对某硬品的需求才能得以满足，形成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人们选择能使个人获得更多净利益的硬品成本补偿方式，硬品成本的补偿方式有两种，一是分散的市场方式，是指个人间使用直接的自愿交易方式，由物品的价格补偿硬品的供给成本；二是计划方式，是指个人采用间接的自愿交易方式，由税收补偿硬品的供给成本。 集体组织的成员通过公共选择，首先就集体是否干预及干预硬品的具体内容进行决策，确定个体供给硬品的质量等非经济属性，其次，确定硬品成本的补偿方式。因此，根据集体组织干预硬品的内容与硬品供给成本的补偿方式不同，正式软品又可分为环境性软品与专用性软品。环境性软品，是指个人通过公共选择，确定以集体组织干预某硬品质量等非经济属性的正式软品，并确定该硬品的成本补偿方式为分散的市场方式。环境性软品构成个体供给硬品的基础性环境与约束，使得个体自愿交易得到保障。专用性软品，是指个人通过公共选择，确定以计划方式为某硬品成本补偿方式的正式软品。 二、公共品概念的新扩展 专用性软品与某硬品一一对应，由它确定该硬品的供给数量、结构与个人对该物品的成本贡献率或税率等。各硬品的内在特点或运行规律不同，需要不同的软品与之相对应。政府为干预某硬品而必须供给与之相对的专用性软品，协调个人间的利益矛盾，确定物品成本与收益的分摊。专用性软品的价值体现为其对某硬品进行调节而产生的合作剩余，其成本通过相应的硬品的税价得以补偿。而环境性软品适用于所有硬品，并非针对某具体硬品，而其收益体现为环境性软品对所有硬品与专用性软品进行调节而产生的合作剩余，其成本通过所有的硬品的税价得以补偿。专用性软品的供给过程，是个人通过政府集体决策机制干预硬品供给及其成本补偿的过程，而被专用性软品干预的硬品因此具有了实际意义上的公共性，即实际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Kaul，2003），该过程可视为硬品的公共化过程。本文正是基于软品与硬品及其分类，从供给成本角度对公共品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扩展。 从某物品供给的成本来看，长期形成的非正式软品的成本平均到每单位硬品上的部分很小，可以将之忽略为零。因此，从一定条件下的物品供给的成本组成来看，物品的成本可以分为三部分，即环境性软品成本、专用性软品成本与硬品成本等。各部分成本在物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分别用a、b与c表示，其中，a、b与c均为非负数，且a+b+c=1。由于不存在没有环境性软品的硬品，也不存在没有硬品的环境性软品，且专用性软品如果存在也必须与一定的硬品相对应，因此，a与c均不能取0与1值，且b不能取1值，由此得到各比例的取值范围：0 （一）扩展的公共品定义 从物品供给成本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物品都包括专用性软品，即b可取0值。因此，借助软品及其分类，可以对物品进行分类并得到扩展的公共品定义，如下： 1. 公共品是指具有专用性软品的物品或一种特殊的软硬组合品，其特殊性在于b≠0，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该物品硬品部分的成本补偿方式的决策成本或与其相对应的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不为零，即b≠0；二是专用性软品决定了该硬品的成本补偿方式包括计划机制；三是专用性软品决定着该硬品供给成本中由政府（或税收）支付的部分占全部硬品成本的比例，记为c2，同时也就决定了硬品成本中由私人部门支付的部分占全部硬品成本的比例，记为c1，其中， c1+c2=c且c1与c2均为非负数 。 2. 纯公共品是指当b≠0且c1=0或c2=0时，不仅某物品的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不为零，而且该硬品的成本补偿方式只有计划机制一种，即该硬品供给的成本全部由政府支付，私人部门不直接支付该硬品供给的成本。其中，由专用性软品决定并用于补偿某硬品成本的税收，是政府组织为鼓励私人部门参与硬品供给竞争而给予私人部门的补助，用以弥补私人部门参与硬品供给的各项投入或保证私人部门的各种投入要素获得正常利润。补助的大小相当于硬品成本的一部分或全部；该补助占硬品全部成本的比例由专用性软品决定；它相当于政府干预物品供给以实现最优效率的杠杆资金，如果没有它，社会就无法实现该硬品的有效供给。 3. 准公共品是指当b≠0且c1≠0或c2≠c 时，某物品的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不为零，而且该硬品的成本补偿方式有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即该硬品供给的成本一部分由政府支付，另一部分由私人部门直接支付。准公共品的存在，并非说明专用性软品干预的失效，相反，正好表明政府组织基于个人和客观物品的差异性，选择了更能实现物品供给效率的制度安排。 4. 私人品是指没有专用性软品的软硬组合品，即b=0，表明政府不直接干预某硬品，硬品成本可以由市场机制得以补偿。 可见，是否具有专用性软品成为区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标志；物品硬品成本中政府支付占硬品全部成本的比例是否等于1，成为区分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标志。在公共品定义中，客观物品的特性十分重要，但物品供给的制度规则更为重要，本文基于软品与硬品对公共品概念进行的扩展，体现了物品有效供给的思想。 （二）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物品供给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硬品提供了可能性，当政府供给专用性软品的收益大于其成本，且其净收益大于私人部门供给硬品的净收益时，政府供给专用性软品是有效的。因此，政府对某硬品的干预是否可行与能否被通过，取决于政府供给专用性软品的净收益情况。 1. 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专用性软品是政府干预硬品的具体方式，是某硬品公共化的必要条件，需要专用性投入才能形成并得以起作用。专用性软品的成本包括三种。一是专用性软品的形成成本，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制定专用性软品而付出的论证、选择与决策等成本。例如参与人投入的时间、代理人的报酬与组织会议支出等；也包括一些附属性投入，如法律法规制度等的纸质本与电子文件等。二是专用性软品的执行成本，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执行与实施专用性软品的成本，如专用性软品实施过程中执行部门的运行成本、工作人员的报酬等。三是专用性软品的监督成本，是指对专用性软品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规情况进行监督并给予纠正而发生的成本。 2. 专用性软品的收益。收益的来源或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供给专用性软品，可以满足大部分居民对某种硬品的公共需求，各居民的利益得到较好的协调，从而改善了整体居民的福利水平。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干预可以实现公平等社会目标，使社会保持稳定。二是，集体决策与组织理性弥补了私人决策的非理性，并使个人对硬品的偏好得以更好地显示，提高了个体参与硬品供给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硬品的供给效率。三是，专用性软品可以取得额外的合作剩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间的利益矛盾，并合理利用了相互依赖性的优势，例如合作带来的规模经济、集体消费与联合供给等收益。四是，专用性软品可以稳定微观主体的预期，从而可能降低硬品的运行风险，产生部分风险收益。五是，由专用性软品决定的给予私人部门的补助及其比例，调控着硬品市场的合理竞争，弥补了市场在某些硬品配置上的失灵问题，从而实现效率改进。另外，软品成本与收益的形式多种多样，且难以准确衡量与独立测算，但个人仍可能根据自己的净收益情况或主观评价参与公共选择，最终形成专用性软品，实现物品供给效率改进。 三、公共品最优均衡的图解 为了简洁说明公共品的公共选择过程，以下从个人参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使用图形简略表示公共品及其公共选择均衡的形成过程如下。 （一）選择变量 1． 硬品的公共品化率。个体通过政府机制，选择（或取消）相对应的专用性软品，来干预某种硬品并为硬品成本提供补助，或干预某种硬品的一部分并提供补助以弥补微观主体硬品供给成本的一部分，我们称该过程为硬品的公共品化。某种硬品成本的多大比例由政府补助进行补偿，取决于硬品在不同供给方式下各净收益的比较状况。政府通过供给专用性软品干预并补助某硬品成本的一部分或全部，那么，用于补偿该种硬品成本的财政补助占该硬品全部成本的比例，就是该种硬品的公共品化率，简称公共品化率，可以理解为某硬品被公共品化的比例。某种硬品被公共品化的比例记为g，可以表示为g=(b+c2)/(b+c)。该比例体现了政府干预硬品的态度与程度，而被公共品化的硬品就是集体消费品或联合供给品。g的取值范围介于0到1之间；特殊的，当b=0且c2=0时，g=0，该种物品是私人品；当b≠0且c2≠0，g=1时，该种物品是纯公共品；一般的，当b≠0且c2 从物品供给的成本角度，专用性软品决定了政府通过税收方式承担多大比例的硬品成本，即决定公共品化率。如果政府没有干预需要干预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就會供给不足，甚至无法供给。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某种物品来说，公共品化率是由个人通过公共选择机制确定的，是该硬品的专用性软品博弈的均衡或结果。 2． 专用性软品的人口支持率。在公共品化率均衡结果的形成过程中，各个体对政府是否干预某硬品与政府补助比例的支持态度存在差异。集体决策必须反映所有成员的意愿，其有效性可通过成员对某专用性软品的支持与否表示，个体成员在综合考虑某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与收益后，做出是否支持“哪种硬品被公共品化及其公共品化率”方案的决定，其中支持该方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叫做该专用性软品的人口支持率，简称人口支持率。当人口支持率大于或等于事先确定的标准多数比例时，某专用性软品才能通过并得以实施。 人口支持率是一个重要的联系物品供给决策机制与物品供给效率的指标，它体现了多数原则的决策规则，同时把人们对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联系在一起，也把公共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联系在一起，集中地反映了居民参与物品供给决策的状况。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集体选择机制，把实现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制度安排与硬品的公共品化等，在最初决策阶段给予同时考虑，既体现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又体现了组织的选择是如何限制个人权利或非理性的，使得个人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其利益矛盾得以妥善解决。 （二）公共品最优均衡的图解 公共品专用性软品供给的成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组织与决策成本，二是效率与信息成本［4］；且软品成本对公共品两个部分的供给均形成重要影响。 1． 公共品化率与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在人口规模不变和人口支持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硬品的公共品化率升高，即政府干预硬品的程度的升高，引起政府干预的信息成本不断加速上升，导致单位物品的成本递增，如图1中的C1曲线；同时，公共品化率上升带来相关收益增加，体现了政府干预的目标得以实现；而收益的增加速度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人们对公共品的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如图1中的B1曲线。人们通过比较C1与B1曲线代表的各种公共品化率方案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后，必然选择净收益最大的公共品化率方案，即图1中的G1方案被通过。 同理，给定一个更高的人口支持率，与人口支持率较低时相比，人口支持率高说明个人偏好信息得以更好地显示，从而政府干预的信息成本下降，引起总成本下降，而居民从公共品中获得了更多收益，从而成本曲线向右移动，收益曲线向上移动，如图1中的B2与C2曲线所示。同样，人们比较B2与C2曲线表示的方案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后，必然选择最优的公共品化率方案，即图1中的G2方案被通过。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公共品化率与人口支持率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将两者的关系反映到二维平面上，可用图3中的Gopt曲线表示。 2． 人口支持率与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在公共品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公共品成本的大部分随人口支持率变化而变化。首先，人均公共品的信息成本随着人口支持率的提高而下降，原因是个人对公共品的偏好信息随着人口支持率提高显示得更充分，当人口支持率高到一定程度，信息与效率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很小，此时，信息显示充分的成本递减效应不再明显，导致总成本下降的速度减慢。其次，组织与决策成本随人口支持率上升而增加，在人口规模不变假设下，尽管不存在“是否接受某个人加入政府集团”的选择，但是存在组织与决策成本上升的规律。因为尽管组织的强制力是组织限制个人权利而维护集体利益的保证，但是组织的强制力随着人口支持率的升高而降低。 当反对的人数越少时，强制力越弱，该强制力的降低使得谈判时间延长、决策时滞效应扩大、讨价还价变得昂贵，引起效率损失，即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组织与决策成本。综合考虑以上两个方面的成本因素，当人口支持率低时，信息与效率成本比例大且下降快，从而导致总成本下降；当人口支持率高时，组织与决策成本比例大且上升快，从而导致总成本上升；因此，总成本的变化趋势是随着人口支持率的上升先下降后上升，如图2中的C1曲线所示。 软品的支持率越高说明某公共品供给方案带来的收益越多，体现了政府供给的公共品得到居民的认可，个人从公共品消费中获得的人均收 益就越高。但是收益的增加速度是递减的，因为人口支持率的升高，表示人们对组织提供公共品带来的收益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也表示将有越来越少的人均额外收益被再次发现，如图2中的B1曲线所示。人们通过比较曲线B1与C1代表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后，必然选择最优的人口支持率方案，由图2中的N2代表。 同理，给定一个更高的公共品化率，由政府干预的效率与信息成本随公共品化率升高而递增，专用性软品的成本上升，引起单位物品总成本的上升。而居民从更多的公共品中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体现了政府干预目标得以实现。因此，与公共品化率较低时的总收益与总成本相比较，总成本上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总收益上升，收益曲线向上移动，如图2中的B2与C2曲线所示。同样，人们通过比较B2与C2曲线所代表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后，必然选择最优的人口支持率方案，由图2中的N2代表。由此，我们得知人口支持率与公共品化率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将两者的关系反映到二维平面上，可以用图3中的 Nopt曲线表示。 3． 软硬组合品的最优均衡条件。由以上公共品化率与人口支持率两个变量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均得到：两个变量间存在一一对应的正相关关系，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点必须同时满足从不同角度中得到的这两种相关关系的两个条件或关系，从而得到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最优均衡条件，即最优公共品化率曲线与最优人口支持率曲线的交点代表的方案，如图3中曲线Gopt与Nopt的交点E（NE,GE） 代表的条件。 四、结语 公共品是软品与硬品的一种组合品。政府通过供给软品以调节硬品的运行、协调私人部门间的利益矛盾并维护市场运行，以实现其职能和目标。政府组织或制度的集体理性或有效性，体现在政府供给软品的过程中。同一硬品有时是私人品，有时是公共品，有的是全免费供给消费者而有的是部分免费，这取决于硬品被专用性软品干预的时机、程度与比例等。硬品的公共品性质通过政府供给的软品表现出来，政府供给软品与市场供给硬品共同实现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政府只能通过软品的供给间接干预硬品供给。政府虽然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并可以形成软品或规则，但其有效性需要另一种绝对的权利与之相对应，并限制政府对硬品的直接干预；而硬品正是政府强制力无法起作用的范围，私人部门对硬品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起到限制政府的作用。只有将软品和硬品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真正萨谬尔森定义的纯公共品。硬品难以满足共时消费与联合供给的性质，而软品却具有共时消费与联合供给的特点，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硬品遵循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供给机制，而软品遵循集体选择机制；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分为软品供给和硬品供给两个层次，可以避免“公共品市场化”与“政府必须供给公共品”等争论，例如我国教育产业化取得的成绩，与教育硬品部分的市场化是分不开的，而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却说明我国在教育软品部分的政府供给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可见，本文对公共品定义的扩展，对公共品供给实践有较强的解释力。 总之，本文从软硬组合品的角度对公共品概念进行的新扩展，是探索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的基础性研究和初步工作。个人如何通过公共选择形成软品、软品变迁的特点如何以及如何选择公共品硬品供给的微观主体及其形式等，均是该思路上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这将构成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 参 考 文 献 ［1］KAUL. INGE, et al.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P.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 ［3］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 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平新乔. 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1995. ［责任编辑国胜铁］ An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ublic Goods: A Combination of Soft Goods and Hard Ones ZHAO Bao-ting1,LU Zhuo-ming2 (1.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public goods; soft goods and hard ones; combination of soft goods and hard ones 作者：赵宝廷 路卓铭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特征及选择与设定初探 摘要：企业技术创新目标所具有的层次性、导向性、涌现性和不确定性等主要特征。在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上存在的目标模糊不清、盲目求新求大、脱离市场实际等问题。探讨企业在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方面应需要注意把握的具体问题，力图在这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关键词：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特征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是企业为了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依据市场需求，在技术研发上所制定的和要达到的阶段性目的，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主观意志与创新对象的统一体。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创新活动开展的目的，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企业技术创新目标反映着一个企业通过技术经济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经济预期。企业技术创新目标在本质上是企业为了从市场上获得所期望的经济利益。技术创新目标是一个涉及技术、市场、资源的复杂系统。在技术创新中虽然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创新目标，但是创新效果却明显不同。因此，研究探讨技术创新目标的特征及选择与设定，能够发现和解决企业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一、关于技术创新目标的研究 在技术创新目标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外，熊彼特把创新看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技术经济实践活动”。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活动的目的，是实现商业化应用”[1]。安东尼·伍维克从市场需求出发，将市场目标看成技术创新目标。“如果企业无法以现有产品、开发线上的产品来满足一项或多项目标成果，那么，成果导向的企业常会把它作为技术研发的目标，将这些未被充分满足的成果交给研发部门。将难以满足的顾客成果当成技术研发目标。”[2]爱德华·康斯坦特的研究表明，“技术实践是意向性的、目的性的和目标导向的”。同时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及其目标、目的和意向是时间依赖和路径依赖的，是偶然的和涌现的”[3]82。彼得·德鲁克认为，“成功的创新其目标就是要取得领先”[4]。在国内，傅家骥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总体目标是技术创新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战略是企业在正确地分析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企业技术创新总体目标部署”。“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谋划和根本决策”[5]。关士续认为，“就企业而言，搞好创新实施的必要条件是……以明确的创新目标为导向”，“经过技术创新实施，把创新目标变成直接的现实生产力”[6]。刘永谋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必须根据市场机遇和技术可行性，认真制定创新目标”[7]。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技术创新目标由技术创新的目的演化而来，即技术创新目标是技术创新目的的具体的、阶段性反映，目的是目标的终极状态。二是技术创新目标是依据市场需求目标而来，市场需求目标决定着技术创新目标，市场需求目标的变化影响着技术创新目标的变化。技术创新目标受到市场机遇和技术可行性的制约。三是技术创新目标是有导向性的，是偶然的和涌现的。明确的创新目标导向是搞好创新实施的必要条件。从上述研究看，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目标方面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切入，重点放在目标的战略性和实用性上，着眼于企业的经济利益。 二、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特征 1．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层次性 企业技术创新实践中的创新目标是多层次、有秩序、复杂的系统。企业里每个成员、每个团队的创新目标，支持企业创新的整体目标。低层次目标呈现推动高层次目标运动和发展的趋向。层次性是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一个鲜明特征。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按层级分，一般为战略目标（或长期目标）和阶段目标（或短期目标）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或长期目标）。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作用在于统领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各方面目标，其战略目标一般为3～5年。第二个层次是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或短期目标）。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分解，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按阶段、分步骤安排部署的目标或目标进度。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是现实目标，是企业急迫需要从现实市场获取其现实利益的目标。制定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大中型企业一般为1～2年，小型企业时间会更短。在企业里，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大体按照战略目标和阶段目标两个层次，分别制定和落实目标。以技术创新的战略目标为引导和限定阶段目标。 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基地）目标，即阶段目标。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目标，一般情况下都直接落实在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基地）。因此，也可以说技术研发中心目标就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目标。通常情况是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构建，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和借助外部技术力量，采取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方式来承担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目标。第二个层次是企业技术创新小组目标。企业的技术创新一般设有若干个创新小组。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是创新小组的首要特征，同时也有明确的创新流程，这是创新小组的制度保证。也有少数创新小组承担着突破性技术的研发，其创新目标因其创新难度而无法明确，这种组织有灵活性，向员工授权、没有严格的工作规则。创新小组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企业创新组织，是具体落实和完成企业技术创新任务的，具有一定人员规模的超越部门界限、等级界限、技术领域界限的创新团队，由研发、技术、财务、销售等人员组成。作为一个创新团队，必须有良好的内部交流，信息可以自由共享，人与人之间高度信赖，对小组目标的深入理解和奉献将每一个人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第三个层次是企业创新小组人员个人目标。创新小组每个人员都为一个共同的创新目标承担相应的目标。创新小组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创新目标任务，具体的完成时限。由于创新小组人员的构成决定着个人创新目标能否实现，因此，小组人员的个人能力素质、团队配合精神是关键因素。企业在创新小组人员构成上要依据个人条件进行选拔，不能迁就，更不能成为安置型的岗位。在这三个层次里，个人创新目标保证创新小组目标，创新小组目标保证技术研发中心（基地）目标，即阶段创新目标，一级保一级，通过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在企业技术创新目标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创新目标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连接”。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是一个整体目标，其中的某一项目标，哪怕是一项最低层次的目标，如果失去与其他目标的“连接”，都必将影响到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技术创新目标各个层次之间的“连接”紧密而有序，将会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 2．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 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是由目标的本质所决定的。搞好创新实施的必要条件是以明确的创新目标为导向，经过技术创新实施，把创新目标变成直接的现实生产力。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作用就是清晰、明确地引领创新方向，防止企业技术创新的注意力分散，把各种资源投向不合适本企业发展的创新方面，以及发展潜力小的机会上。 技术导向。技术实践是意向性的、目的性的和目标导向的。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技术导向，在创新实践中反映着一个企业所选择的技术路线。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推动模式和需求拉动模式。而技术推动模式又是企业最基本的发展模式。对于所有的技术型公司来说，战略中的关键因素是创造和企业独特技术竞争力的持续增强[3]80。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和路线，随着企业的发展历程渐渐稳定或固定下来，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变，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原有的设备要淘汰，原有的技术人员要更新，原有的市场要调整，同时面临新的技术路线的选择，而时间和机遇不等人，这一系列问题必须要经过充分论证。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形成了技术导向作用，企业的技术创新目标将沿着这一技术发展方向而设定。技术目的一经设定，就规定了人们的技术活动的指向[8]。 市场导向。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市场导向是技术创新目标集中体现和反映着市场需求目标。市场机遇和需求目标决定着技术创新目标，或者说技术创新目标来源于市场需求目标，并通过市场需求目标的实现，获得丰厚的报酬。市场的现实目标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目标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直接将市场目标看成技术创新目标，交给技术研发部门进行研发，或者依据市场需求超前进行研发工作。 效益导向。技术创新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通过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订单和利润。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的目标就是创造有价值的订单，或者说创新的基本目标是创造新的利润[9]。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实际上是同时反映着一个企业技术导向、市场导向和效益导向三个方面的“连接”。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仅反映技术导向不行，还要反映市场导向；仅反映市场导向也不行，还要反映效益导向。效益导向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也是“连接”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个方面有机“连接”，缺一不可，集中体现于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导向性上，需要企业很好地把握三者的必然联系和有机统一。 3．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涌现性 涌现的本质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技术创新实践中也是如此。无法预料，出其不意是涌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创新目标具有偶然的和涌现的特征，这一特征是由技术创新的属性决定的。 偶然性。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常常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创新中存在着的偶然性因素。在有些情况下，创新充满了无目的、未预料的结果。技术创新中的偶然性是存在于必然性之中的，往往又以偶然的方式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创新是出乎意料地或偶然地来源于创新活动。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技术创新，属于根本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这种创新不一定是大的创新，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是。其特点是经过长期积累和探索，偶然得之。突破性创新目标往往是很难明确的，一旦成功似乎就成为一种偶然的现象。美国微软公司的语音识别技术、通过电脑察看漏接电话、来电转移技术等，几乎都是以偶然现象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额资金投入的支持，没有研发人员的努力，没有一定的时间，这种偶然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微软公司为有线电视网络开发的软件，看似一朝成功，而实际上开发工作历时已超过了十年。。 颠覆性。颠覆性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是对过去技术目标的根本性否定，它甚至可以改变企业既定的技术路线。克莱·克里斯腾森在其关于颠覆性创新方面的力作《创新者的困境》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许多成功的、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都发现，要保持长期成功是如此困难。[10]面临这样的困难，哪一个企业想解决得好，这个企业就会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下工夫。在多数情况下，一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大企业，往往对颠覆性技术视而不见。这些新技术可能比现有技术更简单、更便宜，虽然在初期这些新技术还无法与旧技术相竞争。而一些小企业作为新的市场进入者，出于生存与竞争的需要会很快发现潜在的颠覆性技术，迅速提升绩效，并成功获取行业主导地位。在少数情况下，一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大企业，也能够成为颠覆者。这些大企业既可以继续使用现有技术，又以新成立的自主经营的部门使用颠覆性技术。同时，依据未来市场变化和自身需要来决定现有技术是否淘汰。在我国电信业由于技术进步，纵横制交换机取代了步进制交换机、程控制交换机取代了纵横制交换机、光纤传输取代了同轴电缆、数字通信取代了模拟通信，都对传统电信运营业产生了革命性甚至是颠覆性影响，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发展速度。 4．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不确定性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不确定性来自技术、市场、资源、政策、环境等多个方面。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带来了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不确定性。 基于技术条件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不知或者知道可能发生的事件和结果，但是不知道其时间和概率。技术条件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方向是一个企业所面临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选择，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风险大，难度大，没有确切的把握。在企业技术创新中，成功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向的选择上，并不是一味地求新，盲目追求越先进越好，也不是求全求大，在多种技术方向上四面出击，而是着眼于技术方向对于未来市场需求产品的适应性以及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注意把握技术发展的渐进式步伐，突出重点，稳中求进。二是新技术从研发开始，直到成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过程的复杂性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发展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可能。这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规律性的反映，正视和把握这一规律对企业、尤其是对企业管理层以及研发人员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会为下一步创新提供经验。三是技术研发人员能力、研发投入保障、信息资源支持等条件，构成了对企业预期的技术能力能否实现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过程，管理层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人员、投入、信息等方面的问题或困难，而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克服一个困难，技术创新活动就会向前推进一步，就会离技术创新的实现更近一步。 基于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竞争和市场对新产品需求变化。由于市场情况变化而带来的市场预测目标的变化，使原定的技术创新目标发生时间进度上、设计方案上，或者资金投入上、人力投入上的变化，影响着技术创新目标的正常实施。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时间赛跑，一旦与竞争对手慢半拍，将会因此使新产品失去市场机遇，企业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失。因此，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化和竞争对手的变化，对自身的技术创新方案和目标进度作出相应调整，是需要一个企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基于政策条件的不确定性。企业内外部的政策条件因素直接影响到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从政府层面看，原有的相关政策条件是否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保护和刺激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条件是否完善和健全，是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层面看，保护和激励技术创新的环境和制度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热情，也同样构成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企业内外部的政策条件必然会使创新实践不断深入，反之将束缚和制约创新实践，甚至会扼杀创新成果于摇篮之中。在过去，因政策限制过死，处处设卡，企业技术创新被捆住手脚，形成束缚创新障碍的情况随处可见；因政策朝令夕改，变化无常而导致企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技术创新活动无法按期进行或创新活动停滞的现象经常发生。目前这种现象虽有所减少，但也在个别区域和地方存在。因此，政策条件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极大，急需政府部门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政策和制度保证条件。 基于目标异化与分裂的不确定性。基于目标异化与分裂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目标因个别人的行为而改变为其他目标的异化现象所导致的目标的不确定性，二是一个技术创新目标被改变为几个独立的同时又相互冲突的的目标的分裂现象所导致的目标的不确定性。这类情况往往发生在大型企业里，由于领导人员的更替，原有技术创新目标被人为地、硬性地改变为另外的创新目标。由于大型企业里部门林立，部门之间过多地强调自身的目标，企业往往为了平衡，使创新目标之间形成对立局面，导致目标的异化与分裂。 三、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类型和选择与设定 1．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类型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类型有多种划分方法。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分法。归结起来，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类型和目标类型两个角度划分的。从技术创新类型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和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两类。从目标类型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现实性目标和延展性目标两类。现实性目标是企业应立即需要实现的技术创新目标。延展性目标是企业针对未来发展需要而确定的、具有持续性的技术创新目标。这两个角度的划分是对应性的，分别为目标的选择与设定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或限定。一个企业在选择与设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和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时，都需要依据自身的实际和预期，从这两个角度的关联和对应性来考虑。 2．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需要注意的问题 随着生产单元向大规模生产转变，创新目标从不确定，转向表达清晰并可以设计。企业技术创新必须根据市场机遇和技术可行性，认真制定和选择创新目标，并且技术创新项目的目标必须得到参与者的认同。国内外企业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教训，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作为企业不能片面强调技术创新目标越新越好，一味地求新。创新目标一旦脱离市场需求，将导致创新失效。最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3月宣告破产的、拥有当代最先进的通信技术的美国铱星公司。其投资57亿美元建造的66颗低轨道卫星组成的铱星系统，实现了可以在全球任意地点打通手机。但因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从偏远的岛屿或北极打手机，又因手机售价和通话费用过高，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国家，也使用户望而却步。对于市场而言，最新的不一定是最适应的。铱星公司运营不到10个月就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拉下马来，因此被称为“伟大创新的悲惨结局”。二是企业技术创新不能没有目标，目标也不能模糊不清。目标不明确将致使技术创新活动停滞，错过发展机遇。美国无线电公司是最早开发和生产电视机的厂家，曾经是电子领域的先锋和开拓者。由于他们在技术创新上满足于自身在市场上的优势，没有居安思危，对于今后的发展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创新目标，致使创新停滞，市场萎缩，经营困难，于1985年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兼并。三是企业技术转型速度不能比竞争对手慢。一旦技术创新目标滞后于竞争需要，将使企业陷入困境。从2０04年起，在我国电信运营市场竞争中，固定电话网运营企业渐渐处于下风，其大量的话音业务被移动运营企业分流严重，致使收入增长乏力，其原因是本应在20０0年公司化之后就应加快企业技术转型速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比竞争对手慢半拍，技术创新目标相对滞后于竞争需要，没有主打的新产品与对手抗衡，到2０04年竞争的劣势显现出来，因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加快企业技术转型速度和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3．企业技术创新目标选择与设定 企业技术创新目标选择与设定要依据企业的技术发展路线、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能力。就目前而言，按照国家的要求企业技术创新应立足于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创新目标选择与设定上应有企业的自主创新目标。企业技术创新目标要依据新产品的市场需求目标和企业效益目标，应定位在自主创新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的自主创新目标要集中在几个具体的创新项目上，不能把摊子铺得很大。 企业在具体的创新目标选择与设定上，一般是按照战略目标（长期目标）和阶段目标（短期目标）来考虑和设置。选择与设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应选择与其相对应的定性的、宽泛的、延展性目标。选择与设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应选择与其相对应的定量的、具体的、现实性目标。延展性目标是企业针对未来发展需要而确定的、具有持续性的技术创新目标，这一目标的特点是鼓舞人心、激发斗志、调动团队和员工在技术创新中探索、实验的精神和积极性，并使这一目标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现实性目标是企业应立即需要实现的技术创新目标，与阶段目标大体相似，其特点目标明确、任务落实、时间性强、有市场和效益预期。 企业在选择与设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时，要注意把握其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超越性的特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长期性，是企业对技术创新长远的考虑和目标安排，是企业对自身的技术创新活动的长期的目标部署。随着生产单元向大规模生产转变，大中型企业都要依据自身能力和市场需求，制定较为明确的技术创新战略目标。以创新战略目标引导企业时刻不能忘记创新，使技术创新活动坚持不间断地、持久地深入开展下去，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稳定性，要求战略目标一经确定，就不要轻易改变。企业在确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时，自身所选择的技术路线就已经确定下来，如果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发生重大调整或变化，就会失去其稳定性，将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方向的变化或者技术创新活动的混乱。特别是对于大中型企业中的国有企业，不能因为领导团队的更替，而轻易调整技术创新战略目标，使其失去稳定性，引发目标的异化或分裂，致使技术创新陷入困境。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超越性，一方面要求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要有自我超越和深化的较高目标，不能停留在原来水平上，不能因为目标保守或者不思进取，使技术创新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求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与竞争对手相比，不能落伍，不能在技术创新上处于劣势，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超越性，要求一个企业在制定目标时，无论是和自身比，还是和对手比都要有所提高，以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 企业在选择与设定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时，要注意把握其具有的目标具体、刚性，可操作性强，应在限期内实现的特点。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必须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确立创新目标是一个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首要任务。企业出于市场竞争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制定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是必须的。目标一旦明确下来，也就意味着方向已定，不能动摇。明确具体的目标一旦落实到企业中的部门和人头，压力氛围立即形成，进而产生动力，激发斗志，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目标必须在限期内实现。技术创新阶段目标是有限目标。对于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时间就是机遇，就是效益。再好的技术创新目标，如果错过时间和机遇都是没有意义的。对技术创新阶段目标的时间性要求，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是在一定时限内获取经济利益的需要。所以，任何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阶段目标都必须是有限目标。 企业在具体的创新目标选择与设定上，也有的企业按照技术创新的性质来考虑和设置。选择与设定突破性创新目标，应选择定性的、宽泛的、延展性目标。选择与设定渐进性创新目标，应选择定量的、具体的、现实性目标。 在选择与设定突破性创新目标时，要注意把握其具有的目标实现难度大、风险高、具有不确定性、但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企业又必须选择的特点。突破性创新所带来的是以全新的方式送达的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被看做在目标模糊、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所作的探索[11]。当微软公司提出要研发推出一款适合每个家庭的个人电脑的设想时，并没有期望可以很快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目的是让员工、顾客以及整个社会都来关注个人电脑的重要性，寻求如何才能让电脑走入每个家庭的解决之道。因此，微软公司设定了并不明确的定性的、宽泛的、延展性目标。 在选择与设定渐进性创新目标时，注意把握其具有的难度相对较小、风险较低、具有确定性的特点。渐进性创新是对现有产品和业务流程加以改进，是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对达到目标的方法所作的改进。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可以凭借渐进性创新取得巨大成功。对传统技术所作的改进是一种长期的渐进性创新。大多数企业进行的创新都是渐进式的，是一种不进行重大改变和巨额投资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进的方式[12]。由于渐进性创新不一定是小的创新，企业一般大都采取渐进性创新方式，部署创新目标。它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由于竞争而失去市场份额、利润。企业可以依靠渐进性创新目标的实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住并扩大其市场份额和利润。ＩＴ业芬兰诺基亚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起，瞄准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陆续在中国设立五个研发机构，通过一些小的技术改进，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手机，2003年诺基亚的中国销售量总额达到20亿欧元，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专为中国消费者开发的翻盖、手写输入手机——诺基亚6108上市一个多月，就进入中国销售市场前十名。 但是，由于渐进性创新只进行较小的改进，会使许多潜在的、有价值的改变被排除，所以渐进性创新常常会限制创造力。关于这一点，是需要那些长期依靠渐进性创新的企业高度注意的。 把握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特征，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把握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各种不同类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目标的选择与设定是必要的具体操作方法。目标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但一定是越明确、越具体越好。明确技术创新目标虽然非常复杂和困难，但也是可能做到的。选择与设定企业技术创新目标，必须从企业实际出发，从技术创新类型和目标类型这两个角度的对应性出发，不可相互混淆。在确定技术创新类型时，合理地设定相对应的目标类型。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目标在企业技术创新实践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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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roducing important incremental innovations on market share and business surviv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16:161-182. 作者：文 绪 资产减值政策 [摘 要]资产减值政策对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如何在真实反映资产价值与避免资本市场怀疑会计政策选择不良动机的夹缝中作出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资产减值政策产生与变迁的理论出发，指出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是企业真实体现资产价值、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理清目前资本市场对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提出应当从企业与资本市场两方面共同出发，修正各自的思想与行为，理性地看待资产减值政策选择问题，真正实现会计选择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资产减值政策；未来经济利益；决策有用论；企业道德伦理 引言 2006年2月15日《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政府层面制度规范的形成，同时也引起会计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展开持续的大讨论。截至目前，关于资产减值问题研究集中于资产减值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方面，并且强调企业有主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断探求政府监管部门如何利用制度设计的优势遏制企业的不良动机，将企业置于道德死角。即便是各种实证研究，也总是利用数据分析说明企业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亏损调整、临界调整和利润平滑的行为，力图证明企业资产减值行为的不良动机，唯独没有反思資本市场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实现完全竞争，资本市场是否利用信号反馈作用和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对企业实施的道德挤压，使企业为生存而被迫迎合资本市场的无理要求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 一、资产减值政策产生与变迁的理论基础 (一)符合资产本质要求：未来经济利益观 国际财务会计理事会于1989年4月批准，1989年7月公布，2001年4月被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采纳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第49段指出：资产是指由于过去事项而由主体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主体的资源。第53段对未来经济利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资产中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主体的潜力。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章第二十条指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间接导致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以上两个权威机构对资产的释义基本是相同的，都在特别强调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特征，可以理解为，资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未来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反过来，如果资产不具备这样的潜能，那也就不成其为资产了。这样的理念来自于经济学中对资财、财富的认定。经济学认为，只有在资产预期带来的经济利益高于或等于其取得时的市场价格时，企业才会作出取得资产的决策且为此付出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即为取得资产时的价格，它代表了主体当时对资产在其寿命期内所能产出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合理评价。因此，资产取得时，会计上予以确认记录的资产取得成本(市场价格)同资产预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资产在被企业拥有和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在资产取得时无法预料的不利影响因素，从而导致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与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在特定时点上产生差距，这个差距即为资产的价值变动。这种资产价值变动可能呈现两种方向，一是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高于现实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低于现实资产的真实价值。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企业可以从所拥有资产上获得取得时没有预期到的超额经济利益，会计本着保守、谨慎的态度不在会计信息系统中体现。第二种情况意味着企业将无法从所拥有资产上获得取得时预期的经济利益，那就是资产价值已经贬损，出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可靠性要求，必须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加以反映和揭示。 由此可见，为了深刻揭示资产的本质特征，企业必须根据资产取得时的交易成本与资产现实价值对比，一旦发现资产价值贬损，应当选择适当的资产减值政策，如实地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提供可供利益相关者信赖的会计信息。 (二)符合财务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论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应当理解为是政府主导型，强调政府发布的各项会计准则属于国家法规内容，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指出：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对财务报告目标进行了明确定位，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满足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信息需求放在了突出位置，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基本准则规定，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由此可以推定，在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过程中，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存。 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也促使财务报告目标由以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存转向以决策有用观为主。这就要求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对外提供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的信息，而不确定性的存在又导致稳健主义诞生。国际财务准则理事会《编制财务报表框架》(2008)第37段指出：审慎是指在有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估计时，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资产减值会计就是在稳健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它与中立会计’相比，的确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能够实现决策有用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 (三)符合会计选择本质要求：会计契约论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所以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这些契约，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由此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影响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由此可见，会计选择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会计技术手段的选择过程，更多情况下，是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机制的表现形式，是多个参与者或者参与集团斗争妥协折中的结果。企业会计不仅要计量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资产的多寡，更主要的是通过会计系统反映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揭示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和可能面临的风险，通过计量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即财务报告系统就是一个信号显示系统，是一个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管理者努力程度、工作能力以及企业未来发展空间和获利能力的信号系统。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着不同的信号。当企业选择市场价值已经低于账面价值的资产采用资产减值政策对会计信息予以修正，压缩资产水分时，这种行为表明企业在自愿向契约各方发出真实信号，客观反映公司经济状况，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管理层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和预期盈利充满信心。 会计也是一个计量体系，会计计量包括资产计量和收益决定，资产计量可以是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计量，所以资产计量是反映经济主体财务状况的重要手段。收益决定是要通过对收 入、费用和净收益等要素的衡量、比较，提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的定量信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有关决策的需要。不同计量模式会使会计信息系统产生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不同的信号，以致影响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评价和认识。而资产减值政策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计量企业所拥有资产的真实、可靠的价值。当企业所处的外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企业资产价值贬损，那么，原来运用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很明显不能够正确揭示企业资产价值，必定要求企业采用新的计量模式对此进行修正。由此可以肯定地认为，企业管理层必然会根据政府发布的会计准则框架，结合自身所处经济背景、经营管理要求、生产过程特点，选择既符合政府法规规范又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的会计政策，会高度、持续地关心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综上所述，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将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并导致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本质上是一项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企业担负着重大的经济责任。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时应当做到：合法性、独立性、一贯性、适用性、成本与效益相结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必须在此领域遵守职业道德，切实承担企业应当承担的、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求实的工作态度对待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问题。 二、资本市场对资产减值政策的态度与反应 (一)怀疑企业资产减值动机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理论以后，该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对人性认定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就是在利己动机的支配下，以期用最小化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的个体。穆勒(John Stuart Mill)进一步认为，“经济人”定义中应当强调人的“理性行为”。所有经济行为者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它们会利用自己所收集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通过趋利避害的原则对面临的选择以及将要实现的目标进行分析，最后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由此，资本市场先天地认为，企业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都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与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放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审视企业的经济行为，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 随着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会计准则制定的指导思想由规则导向改变为目标导向，因此会计准则体系为企业留下了可以想象的职业判断空间，企业拥有了会计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加之对会计信息而言，资本市场只是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人之一，不可能参与会计信息生成过程，必须被动地期望企业诚实守信，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因此企业亦即信息提供者具备信息优势，而资本市场亦即信息使用者处于信息劣势，导致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信息提供者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谋求对其有利的经济后果。产生行为中的道德风险。也正因为两者之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资本市场持续地认为，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上总是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有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谋求其经济利益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总是认为企业有异化会计行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加之国内企业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案例又屡见不鲜，并且严重程度不断增加，这种现实更加重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不信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会计行为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行为，对外披露的会计报告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将产生影响。Zeff(1993)指出，会计信息的有用“是指信息必须及时可靠地传播，必须是再现——被理解为再现——一个想要如实反映的经济现实”。作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者，要求“财务信息必须是无偏的——也即財务报表必须是平衡且公正的，而且必须是反映经济现实的真实表象”，但是“社会上总存在从一个角度或另外一个角度抨击财务信息的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市场坚持认为企业会根据自身不同需要(例如，扭亏为盈、配股、股权激励等)主动通过资产减值政策谋求预期的经济后果。多年来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所选取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顾振伟、欧阳令南(2008)指出：资产减值准备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且，资产减值准备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在若干年度中体现出来的。薛爽(2006)发现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陈小超(2008)认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直接激发了利益相关方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目的有三：一是为实现企业融资要求；二是为管理层实现高额薪酬；三是为了债务契约或合理避税。蒋义宏、李颖琦(1998)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与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动因的关系十分密切。丁方飞(2008)指出，在具有强烈盈余管理动机需求(如扭亏、保牌)的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被利用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财政部会计司在2008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上市公司2008年巨额资产减值损失也不排除某些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调低2008年利润以实现2009年业绩回转的可能性。 (二)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过程的理性 企业资产减值过程包括：资产减值迹象判断、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资产的计量方法有关)、资产减值后续转回等环节。 首先，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迹象判断的动机。《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可以通过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判断企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迹象，并且罗列出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表明的具体内容。所列资产减值迹象判断标准中不只包括定量判断标准。还包括定性判断标准，例如，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资本市场认为，企业如何确认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进而确认资产减值的幅度与范围，是否会出于自身需要认定资产减值迹象?再如，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这个证据是否具有公信力，是否需要鉴证? 其次，怀疑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可靠性。当资产出现减值迹象后，应当确认资产可收回金额，并与资产账面价值比较，可收回金额低于资产账面价值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在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过程中，资产公允价值与处置费用以及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是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准确的关键因素，而这需要有一个成熟且活跃的生产要素市场做支持。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市场的活跃程度不够，公允价值确认一直受制于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可能由于主客观原因产生技术偏差。所以，企业无论采用 哪一种方法确认资产可收回金额以及资产减值损失，资本市场都怀疑其可靠性。 最后，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转回处理的真实性。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不允许企业长期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转回，但是并不限制流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的转回。资本市场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给企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谋求自身利益留有缺口，使得资产减值政策演变为企业盈余管理、盈余操纵、选择性披露、财务包装、会计舞弊等异化会计行为的手段。 综上所述，由于企业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后果直接关系资本市场的利益，那么，资本市场有可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企业对其融资功能的依赖，发挥信号传导功能干预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形成迫使企业按照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信号传导效应。 三、摆脱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两难境地的方案设计 (一)重塑企业高尚伦理道德机制，以决策有用论规范资产减值信息 首先，企业应当坚持以决策有用论为主导，客观真实地选用资产减值政策。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包罗社会活动的全部，会计准则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以来，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由规则导向转为原则导向，给企业会计处理留有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活动选择最为恰当的会计处理原则与方法，提供高品质的、可供投资者信赖的财务会计信息。资产减值政策恰是这种信任的集中表现。对企业而言，资产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市场波动而波动的，当资产价值向上变动时，历史成本计量可能更可靠一些，但如果资产价值向下变动时，历史成本计量就失去了可靠性，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够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所以，出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论的要求，企业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和范围内选用资产减值政策，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提倡企业伦理道德意识。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含了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有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在处理这些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时，必须遵守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与秩序，必须承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必须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些内容即为企业伦理道德要求的内涵。所以企业管理层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背后体现的企业伦理。任何一个企业部不可能脱离其他企业独立存在，必须与整个经济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一旦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资本市场就会用脚投票，将企业剔除。所以，社会公平、企业及企业家的声誉、利益相关者利益等问题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决策。那么，企业在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时，应当在企业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完成，不辜负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任。不能损害企业及企业家的声誉，更不能将其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有选择性地向资本市场提供会计信息，干扰视线，制造“噪音”，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最后，建立企业伦理道德机制，增强企业自身伦理道德约束能力。一种机制的形成须有三个必备的基本条件：一是制度；二是说明和支持制度的观念；三是执行制度和培育观念的机构。机制在本质上既不是制度和机构那样的“实体”，也不是思想观念那样的“虚体”，而是由制度、观念和机构这三个基本条件整合成的工作机理或工作原理。企业伦理道德机制，就是由確认一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的制度和机构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执行手段整合成的工作机理或工作原理。这里制度建设包括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伦理制度建设层面。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比较完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明确要求企业遵循职业道德，但是企业的道德伦理制度建设尚需健全，应当形成能够指导企业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制度体系。制度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可以发挥其作用，企业领导层的企业伦理道德观念和理解就是保证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必须要求企业领导层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也是法律经济、道德经济，并落实到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机构是执行制度的中枢，没有良好执行机构，任何设计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发挥其功效，企业应当在其内部设计保证高效运行的机构。 (二)加强资本市场规范，以理性视角审视企业资产减值政策行为 首先，资本市场应正确认识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行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2000)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当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的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虽然经济学中关于理性行为的假设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意味着由此就可以肯定，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它所描述的理性行为行事。所以，人类行为动机存在多元性，自利只能是人类行为动机中的一种，但是不能成为唯一动机。由此出发，可以推出，在经济生活中，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应当以理性经济人的面貌出现，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理性的经济行为维持企业经济活动利益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业经济行为并不是狭隘的理性行为，它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资本市场首先应当理智地看待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不能先入为主，总是怀疑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动机不良。 其次，资本市场应当提高对制度约束能力的信任。会计准则就是会计信息产生到披露全过程的法规性制度，对上市公司具有绝对效力。根据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制度安排即为博弈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当事人所采取的对策，并产生相应的结果。博弈不仅存在静态状态，更主要的是动态状态，所以制度安排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参与人不间断的活动中不断寻求新的均衡点的。制度安排既能对当事人行为起到激励作用又能对当事人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在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的艰辛努力下，就其历史而言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对企业的经济行为已经起到了激励与约束并存的作用。但是就其发展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地改进，力求设计一定历史时期中最为合理、最为科学的会计准则，在更大程度和更高层面上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资本市场应当相信会计准则约束了企业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正常地看待企业资产减值政策运用。 最后，资本市场应当增加自身信号甄别能力。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作为处于信息劣势的资本市场应当根据企业财务报告等载体充分地获取信息，并对信息采取适当的甄别模型，判断企业信息的可靠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对策，避免陷入逆向选择的境地。 [参考文献] [1]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8[s].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83 [2]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s].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3 [3]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2 [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8[s].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71-92 [5]黄文峰.曾小玲会计政策选择本质探讨[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2)：62-65 [6]黄文锋.上市公司会计政策行为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7]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115 [8][美]zeff.会计准则的政治学[J].EconomiaAziendale，1993(8)123-124 [9]顾振伟.欧阳令南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00-105 [10]薛 爽.八项计提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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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安排与选择论文 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