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开放的今天，演讲稿成为了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编写出逻辑合理、观点明确的演讲稿，可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支持，让更多人愿意深入了解我们的观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张维迎演讲范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第一篇：张维迎演讲范文
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视频 （张维迎 刘震云 演讲）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 【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刘震云：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第二等是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这个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里昂有两条河。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我说，好。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同学说：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哲学层次。我也热血沸腾，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什么是同学?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 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本文来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
第二篇：张维迎在2010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张维迎在2010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差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吗?
你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杏树，它伴随着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3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后，我就会跑到杏树地，有时会睡在杏树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了，变成小小的果实，我就会迫不及待摘下来吃。你们知道，刚成果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的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煎熬。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嘴。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我家的杏尽管个头较大，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与我们家杏树朝夕相处。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们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子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的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海研教育——专注北大光华金融学考研辅导
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既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杏如万物，长在阳地的开花早，长在背地的结果迟;杏又同人一样，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是苦，而是长于背洼，每天太阳光照少，加之或许不有品种问题，因此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它还木丁酸丁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的好多倍!
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砌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行，成熟是自觉自悟。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幸福将伴随你一生!
第三篇：我怕你们急于求成——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
在一次聚会上众多实业家、明星谈笑风生，其中，有著名的汽车商约·艾顿。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回忆起他的过去。
他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挣钱，将他抚育成人。姐姐成家后，姐夫将他撵到舅舅家。那时，他正在读书，舅妈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拾马厩、草坪。刚工作时，他租不起房子，有一年时间，在郊外一处废旧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些?”艾顿笑道：“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苦难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
他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战争了苦难并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别人听到你的苦难时，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你能说什么呢?在别人听来，你诉苦无异于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这时，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在苦难中锻炼品质、学会坚韧吗?”
艾顿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你战胜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当苦难战胜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我怕你们急于求成——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祝贺你们!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你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你们有的拿到了博士学位，有的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差的也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且，这个学位是北大的，这个学历是光华的。在中国，谁还能获得比这更“牛”的学位吗?
你们来到北大，选择光华，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北大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光华没有让你们失望!对你们一生来说，知识是重要的，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智慧比知识更重要。北大能给你们知识，但没有办法给你们智慧，因为知识可以来自书本，智慧只能来自生活;知识是他人经验的积累，智慧是自己经验的积累。这话是印度哲学家奥修说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
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棵杏树，它伴随着我成长，留下我童年的记忆。这棵杏树现在还活着，还在结果。即使在离开30年后，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去看看它，摸摸它，甚至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爬上粗壮的老树杈。
小时候，到农历三月，杏树开花了，春天也就到了。每天放学之后，我就会跑到杏树地，有时会睡在杏树下，仰望蓝蓝的天空，等待着洁白的杏花结成绿绿的杏果，因为杏是我重要的口粮。杏花凋谢
的杏，一咬就咬到嫩嫩的杏仁，非常非常的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下来尝一尝。等待杏的成熟真是漫长的煎熬。慢慢地，杏核变硬了，果实也变大了，我就开始大规模地吃，当然杏还是酸的，酸得让人龇牙咧嘴。到农历五月底、六月初，杏开始发黄了，但我们家杏树上的杏已差不多被我吃光了。我拿着最后剩下的自家的杏与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吃，结果发现，我家的杏尽管个头较大，别人家的杏都比我们家的香甜可口。为此，我曾几次向父亲建议，把这棵杏树刨了，栽一棵新的杏树。当然，不知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在我记忆里，我家的杏是全村最酸最苦的杏。
1978年我上大学了，就再没有与我们家杏树朝夕相处。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们从西安回到家乡。我一到家，妈妈就给我端上来一盘杏。她知道我爱吃杏，又听说城里没有杏树，这杏又大又甜，真是好吃，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杏。我问妈妈：这是谁家的杏，这么好吃?妈妈说，就是咱们家的杏啊!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我们家的杏子比别人家的熟得晚，即使表面上看上去发黄了，还得等上十天半月才能真正熟透。熟透了，就是最香最甜的杏。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熟透了的杏，难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杏总是酸的。
同学们，在你们既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与你们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想告诉你们，杏如人生，先苦后酸，再由酸变甜;
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我家那棵苦杏树不是天生就是苦，而是长于背洼，每天太阳光照少，加之或许不有品种问题，因此成熟得比别人家的晚，别人家的杏黄了，它还是绿的;别人家的果实熟透了，又香又甜，它还木丁酸丁苦。其实，只要多等十天半月，一旦熟透了，那种清香美味胜过别人家早熟果实的好多倍!
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不担心你们没有远大抱负，但很担心你们急于求成!到了新的岗位，你们会期待早早得到提拔，早早涨工资，早早成名成家，甚至早早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但你们应该记住老子《道德经》中的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成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伟大是由耐心堆砌而成的!耐心意味着要经得起眼前的诱惑，意味着要道法自然，耐心不是压抑，而是修行，成熟是自觉自悟。
只要你顺其自然，不急于求成，你吃到的杏一定是甜的!幸福将伴随你一生!
注：老子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意思是踮着脚尖无法长久站立，迈着大步无法长远行走。就是说做事要有长久的耐心，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要持久的努力，急躁是不行的，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一个成语叫“欲速则不达”，这个意思与“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为之“道”的反映，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
要成功不妨先做个“近视眼”
东北老兵郑建伟于2006年正式被吉尼斯世界总部和国际徒步联盟联合认定为“世界徒步行走第一人”。他自1999年7月1日开始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发开始了漫长的徒步走中国之旅。11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最北到过漠河，最南去过海南岛，最西走过新疆大漠，最东抵达乌 里江，总行程约17苏万 里。沿赤道环绕地球公四圈还要多，几乎靠双脚走遍了全中国。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不懈走完那么多路程时，他笑着对记者说：“这17万公里，并不是我最初的目标，我当初是想走6万公里，超过美国大兵杰克就可以了。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目标，我把大目标进行了分解，每天定的目标都不是太远，很容易完成，我每天都只想把眼前的事做好，结果一路走来感觉都很轻松，时间一长，我竟然创造了徒步行走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如果我天
6万公里那个目标的话，巨大的精神压力肯定会把我压垮。”
郑建伟就凭着这“把眼前的事做好”的简单想法，取得了人生巨大的成功。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多少年来他把“把眼前的事做好”当作座右铭。用他的话说就是“珍惜机会，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不去想太高太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信念，让身为科学家的侯建国能够把科研做得毫不枯燥、乐趣无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获得事业的巨大成功，实现了“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强大做些实事”的人生愿望。
他们两人的成功之道都是脚踏实地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从不好高骛远。这一点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很多年轻人变得很浮躁，很多人都是“远视眼”，目光远大，志向高远。每天脑子里都是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却很少有人愿意做个“近视眼”，不肯关注从现实到理想之间有多少距离、有多少具体的工作要做，不肯俯下身子把眼前该做的事做好。这样的人追求成功，不过是镜花水月难以实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一个人若想成功，不但要有远致千里的长远规划，更要有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的近期目标，既要做个远视眼，更要做个近视眼，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哪怕工作再琐碎、再枯燥，也要俯下身子，踏实工作，打好基础，积少成多。只有专注于眼前的一砖一瓦的积累，才能成就人生大厦的辉煌。
第四篇：听张维迎教授
听张维迎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讲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转载请说明。
前几天就收到学会王老师的短信，告知张维迎教授要回西安做报告，作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听。于是周末早早起来，直奔丈八宾馆，到了礼堂一看，座无虚席，看来慕名前来的听众不少啊。
作为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的转变很是令人羡慕的。意味着从体制内的官转变为可以自由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太缺少这样的自由职业经济学家了。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其经济基础，所以如果是体制内的教授，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体制约束的学者而言，所谈的看法必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教授谈到中国的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人，那么目前中国的改革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当官与做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来改革的深入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准备。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积极转变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更好的稳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闪烁在礼堂，不由得想起10几年前上大学时，老师就在讲的权利的寻租现象，现在我们还在呼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见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时间这把利剑也无法快快削掉前进的肌瘤和障碍。
回来在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老公忽然给出一个观点，其实中国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对农民的成功改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把8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低廉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额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富起来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轮额改革肯定要对经济降温，也就是说10年内维持7%的增长速度，保证既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体制上会加大私有化的步伐，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期待祖国的繁荣，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财产界定更清晰。与各位分享讲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观点，欢迎质疑和探讨。
第五篇：张维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张维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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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经他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如今，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摄影_刘浚
黢黑健硕的蒙古壮汉一丝不挂，向脚下鱼贯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对面的老子瘦小干枯，侧身吐舌瞪眼，似是讥讽壮汉的滑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楼门前的这两尊雕塑，是院长张维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见到如此先锋的作品难免惊讶。一个光着屁股，一个挤眉弄眼，什么意思?这不是丑化光华吗?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长，要不要弄走?”有人问。张维迎说，不急，先放一段时间，不接受再说。两年后，怪异的雕塑已是光华最受欢迎的拍照地点。时间终教人们习以为常。
不久前，张维迎新书《市场的逻辑》上市。为市场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张维迎已是庞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市场经济，终以自己的逻辑通行于世。
金刚到菩萨
去年是张维迎的天命之年。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传说中，老子五十岁那年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字西去不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里的语句，张维迎信口拈来。
三四年前，张维迎开始精读中国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觉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上，至今还没人比老庄说得更透彻更到位。”
那是张维迎经历人生剧烈振荡，亦是他引发诸多争议的时间。2006年9月，当了八年“第一副院长”的张维迎接班。他推行强力改革，两位教授受到处理，他们在网络上奚落张维迎是“著名的陕北农民”，称他“挟私报复”。早些时候，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一夜间变身“人民公敌”。
针对张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连累”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
“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的。”张维迎跟学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对媒体坦诚，在政府只担任“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张维迎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学术生涯。“一般而言，责难体制的人天然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张维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大众，和大众共鸣，但骂他最多的也是大众。”一位接近张的光华人士说，体现在张维迎身上的却是两边都怎么不讨好。
对于张维迎的遭遇，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写道：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体前的张维迎对此显得并不太在意，老庄之道似乎让他有所了悟。他承认，重读经典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持内心的安稳”，他甚至说要“大慈大悲”，“社会很复杂，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战胜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长，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这种菩萨低眉的姿态多少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毕竟他曾经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
土与洋的结合
“大众是什么?全世界67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张维迎笑笑，几年前的金刚怒目已然不见踪迹。“说影响大众，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
话虽如此，但他听说自己7月推出的新书《市场的逻辑》普通人读来并无障碍，脸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边上的小书摊，此书竟有了盗版，他大感意外。“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虽然比较通俗。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他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谈话者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点好奇与善意，就会激发他的灌输冲动。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绝，他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例子阐述自由市场理论。他不厌其烦地重申那条在各种场合被阐释过成百上千遍的市场逻辑-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
《市场的逻辑》的飘口作者像上，张维迎手抚下颌，一脸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
这张照片上的张维迎看起来太严肃了，其实他是个善用比喻和开玩笑的人。在国内学者里，他仍然算是个说话风趣的家伙。
近20年的农村生活背景让他受益，至少他能举出一些富有田园野味的例子来。2010年夏天的光华毕业典礼致辞上，他以老家门前那棵老杏树为例，教导毕业生们等待成材应如摘杏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他，擅长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道理。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中国没出问题很万幸。他就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25岁的张维迎就凭自己出色的表达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注意。1993年，张维迎原创了一个“斑马村寓言”总结中国改革。“无论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变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
那个带有一点农业学大寨色彩的故事，后来受到很多国内改革研究者的欢迎。人们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兼具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依此认为张维迎的幽默感仅仅是一个陕北农民的天赋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今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王石说，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随后上台点评说，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他顿了顿说，“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学经历给张维迎留下了一些印迹：爱穿温莎领，谈话保持距离，偶尔也会摊摊手耸下肩。但言语间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倒是不时提及他的农村生活。
“他那种陕西农民的质朴，我觉得还在。”光华工作人员岑科说，张维迎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在光华的聚会上，张维迎的保留节目便是深情演唱陕北信天游。唱之前，他会先把歌词念一遍，一般都是情爱之类。岑科的印象里，张维迎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没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会，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棉袄，头系羊白肚头巾，咚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戛然而止，羊倌转身，追光灯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损害了影响力
张维迎的陕西老乡张艺谋曾说，陕西人性格执著，比较“一根筋”。无论是打官司的秋菊，还是追求爱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他远没那么随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张维迎有点“一根筋”。不过，张维迎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这种相信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近乎于迷恋。作决定时，如果逻辑推演上他认为没有错的，必定不依不饶。
“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在《大学的逻辑》里，他这样写道。
他喜欢以逻辑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学的逻辑》是《市场的逻辑》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作为北大师资人事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提出“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称“癸未变法”。一公布即引发风暴。是年底，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经过长时间修改，方案被“打折”实施。在《大学的逻辑》里，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2006年，北大给光华学院3个评正教授、6个副教授名额，但最终学院只提了1个副教授。光华前任院长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张维迎，“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厉同时指出，张维迎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应该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二是光华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从校长助理做到副校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人士感叹，张维迎的“一根筋”损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现在的影响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决策层的影响力有限，“人家也不会找他去开会”。张维迎有时说话不太给人面子，包括他爱人，当然也包括官员。他会当着爱人的面，毫无保留地夸赞爱人的女友漂亮;他也会当着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的面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没用的。2009年的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级单位)总裁高西庆为外汇储备的事情争论起来。张维迎情绪激动，他说中国人说话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数成反比。人越少话越真，人越多话越假。“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大多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张维迎在亚布力是受欢迎的，他是这个中国企业家年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理论，为他天然地赢得了这个圈子的赞赏。张维迎与很多企业家交情不错，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对;万通董事长冯仑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里，冯仑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华院长的位置上，学院领导、师生、校友、官员、企业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触，“一根筋”的张维迎却也算应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应付的场面更多。”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一根筋的人给人稳定的预期，大家合作起来比较简单。”张维迎对此曾有个比方：人跟恒星一样，只要你分量够重，别人就围绕你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对张维迎的介绍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记者曾问张维迎：你为什么不讲点策略，把话说得漂亮些，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张答道：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学者怎么认为就应该怎么说。如果给学者施加过多的负担，学者都像政治家那样，学术就没有了。
四年院长当下来，张维迎变得圆熟而豁达。访谈中，他尽可能用平缓的语调，寻找一些中性而温和的表达。他说“人不能老唱高调”，并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理解。他仍旧强调逻辑的力量，但他承认“生活太复杂，逻辑会打架”。
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在近来一些公开活动上，他频频发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张维迎将研究生毕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原因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虽然提前上班几天，但是工龄可以早算一年。”从这件事多少能看出，张维迎并非总是“一根筋”。
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会转轨初期是官僚系统对经济知识需求大量增加的时期。体改委里汇集了很多如张维迎一样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如今当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可以在体改委里找到他们年轻的影子。
那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满足感。年轻的研究员们今天聊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十天之后就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报告里。张维迎回忆说，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有幸见证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深感自豪。
“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经济学圈内，一个时常被拿出来与张维迎作比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张年长9岁，但两人经历大体相同。上世纪80年代，张效力于国家体改委，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各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二十年后，两人在体制内的影响却大有差别。周其仁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张维迎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顾问头衔。
一位与张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将二人的差别概括为“陕西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两人在学术上的洞见能力都很强，为什么老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我觉得是地域差距带来的性格差异。张不大会去修饰他的言辞，不讲场面话。周很少绝对化的看问题。”因为言辞温和，观点也并不激进，周被称为“中国挨骂最少的经济学家”。
尽管二人在一些学理问题上会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场，反对政府的调控干预。“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挨过骂，他们自己也都在争吵。但如果把茅于轼、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陈志武、樊纲、林毅夫他们凑在一起，写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并且排序，你会发现结果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说。
在傅小永眼里，作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产生了动摇，开始论证自由市场的弊病。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救市那么强烈，缺的应该是反对调控的声音。但张维迎坚守住了阵地，在去年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也为20多年的坚持引以为豪。”
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张维迎“有点走火入魔”，“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但徐友渔也承认张维迎的独到之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个思想。”?
张维迎似乎已对自己的理论获得承认寄予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期。访谈中他多次强调，“好多伟大的东西诞生的时候是不被人关注的。历史上看，有时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来。”他说要像庄子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责难者对张维迎的批评似乎形成了定势：几年来网上积攒下来的骂声还在不断被转载;每个新版“叫兽语录”总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论。张维迎感到蹊跷的是，临近光华新一届院长选举，他频频遭遇各种“丑闻”：学历造假门、艳照门„„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三千字的声明，澄清学历相关问题。对于后者，他没有回应。网上流传那张图片里的画中人，实在太不像他了。
≌盼悦教灞裙ジ咏魃鳎泄厮饺说奈侍舛啾凰岳衩驳奈⑿乇埽踔敛辉溉啡献约菏翘煨5圆煌揶硐峦纾和绻究考傩挛盼慊髁浚碳蚁奂倜拔绷硬罚峭耆谎陌伞B艏倩醯某隽宋侍馑峤粽牛裁吹羌傩挛诺耐揪兔蝗私粽拍兀? 但他仍然有些随意。一位女记者问他，如果遇到诱惑你怎么办?他说：我没遇到过那么大的诱惑。假如有人要给我10亿元让我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这个诱惑，也许我能经受，也许我经受不了。
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成“10亿元可以出卖信仰”。几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记者来问，给你10亿元你是不是可以写本反市场的书?他只好改口：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对话
人生就像市场，别想着精心设计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岁，现在知天命了么?
张维迎：只能说这几年比原来明白更多吧。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经历多了，会更从容一点吧。但你很难说自己没有急躁甚至浮躁，聪明的人只是学着不断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现在还会受到诱惑吗?
张维迎：如果一个人不受到诱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诱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为任何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接受记者的采访，我是在传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视禁不起诱惑没风骨的知识分子么?
张维迎：你可以用这个词，当然我们还是柔和一点吧，有时候对没风骨的人你也应该有一种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个境地说不定还不如人家呢。佛教讲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来自人的理解，因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承担了不少骂声，觉得委屈吗?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有好多的冤假错案，但不能说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话，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换位思考，才能释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个逻辑世界吗?
张维迎：理论的世界一定是逻辑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有时候逻辑打架太厉害，你会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个逻辑主导的话， 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逻辑是什么?
张维迎：还没有归纳，但我想跟我的市场逻辑没什么区别。人生在世，你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你身上吴堡的印记更多，还是牛津的更多些?
张维迎：每个人的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人生就像市场，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改革现状?
张维迎：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我呼吁重建体改委，就是说需要一个专注领导改革的机构。发改委现在是分配资源，它就选择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发展意味着分钱，意味着项目，这当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动既得利益，当然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