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都从异化现象或物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异化或物化理论上在概念、根源、扬弃途径、产生背景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篇：马克思理论论文范文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理论比较研究
摘 要：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都是强调劳动者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虽然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它有关人的价值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容，不仅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都是强调劳动者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虽然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它有关人的价值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1.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1]李建民教授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下了定义：对于个体，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对于群体，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一個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群体每一个人体之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整合。
人力资本理论的定义在我看来应该是指，由马歇尔、舒尔茨、贝克尔等众多不同时期的学者提出并创立的关于人力资本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并包括其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我国有许多学者也在从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他们的定义大多沿袭了舒尔茨等人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定义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的学者观点大体是一致的。
2.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西奥多·W·舒尔茨是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他通过对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长期研究，发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投入的大量增加，而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2]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现今经济飞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一国人力资本的存量越大，质量越高，那么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同时，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一样，并非是免费获得的，而是需要投资才能得来的。因此，舒尔茨也被成为"人力资本之父"，并于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弥补了舒尔茨只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的缺陷，系统进行了微观分析，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贝克尔学术研究特点在于他把表面上与经济学无关的现象与经济学联系起来，并运用经济数学方法进行分析。他提出了"时间价值"理论、儿童"量-质"权衡理论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均衡模型， 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
爱德华丹尼森对舒尔茨论证的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了修正，他将经济增长的余数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改善，知识应用上的延时效应以及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本身的提高等等，从而论证了1929至1957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率应是23%，而不是舒尔茨所讲的33%。
雅各布明赛尔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完整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型，从而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同时他还研究了在职培训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包括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与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理论、借贷资本理论和地租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前者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多倍的简单劳动。他把可以提高人的智力和技巧的科学技术与教育看成是生产力的重要来源。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劳动力的价值构成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又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就是指劳动者受教育、培训以及保持劳动能力的那部分劳动。
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劳动，必然是人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从而也就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劳动者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能动因素。马克思以劳动创造价值为起点分析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
人力资本在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
二者的主要联系有：
1)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这种人的能力或劳动能力只能存在于劳动者身上或者说存在于"活的人体中"。
2)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内容也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强调"我们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人力资本投资。"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
3)舒尔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马克思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人力资本、强调活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4)舒尔茨人力资本数量、质量的论述和马克思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论述极为相似，都是强调劳动力质量，强调复杂劳动的重要作用。
5)舒尔茨关于"劳动者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也是极为接近的，他们都是从研究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入手，而深入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6)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的劳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机制高度评价了人力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首先阐明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然后再进一步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建立起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是先从现象形态上提出"索罗技术进步残差"问题，然后再进一步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者和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这种对比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
5.结论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迫使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轨道上来，正确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实用内容之间打开一个基础性的通道。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对现实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认识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付小平.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管理科学.2010(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作者简介：王昊宇，(1987- )，西安工业大学，在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李莹莹，(1986- )，西安工业大学，在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作者：王昊宇 李莹莹
第二篇：辨析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
摘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都从异化现象或物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异化或物化理论上在概念、根源、扬弃途径、产生背景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
关键字：马克思;卢卡奇;异化理论;物化理论;辨析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异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勇于创新，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将异化的理论与当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异化劳动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试图恢复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本文将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要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论述异化理论的。异化劳动是特殊形式的劳动，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主要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P.41)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生产行为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勞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 (P.43)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P.47)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P.47)
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卢卡奇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把“物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来考察，成为自己哲学思想的独特内容。但是他是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所作出的系统表述。马克思的《手稿》是马克思早期谈到异化问题的重要著作，在1932 年才发表。而卢卡奇的《意识》一书发表于1923 年，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
卢卡奇是从批判商品拜物教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角开始对“物化”现象的分析的。“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3](P.224)他的物化理论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上就蒙上了一层物的纱帘。人们对商品的崇尚和追求，使人们的目光愈来愈短浅，人们只注重眼前的物和物的关系，而忽视对未来前途的思考;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失去其整体性，社会生活分解为一块块碎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作用，人们的职业愈益专门化，其生活局限在狭小范围内，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更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的物化，物化意识侵入人的内心世界。在资本主义整个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本身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一切劳动都以一种机械化、标准化的方式来处理，劳动者的精神意识受到机械化的压抑，从整个人格中分离出去，变成一种物品。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三、辨析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相同点物化或异化，分别构成了卢卡奇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维度，即二人都从物化现象或者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批判都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都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和社会实践性特色。对于相同点，这里不多做论述，本文重点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不同点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包括对象化，也包括异化;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和对象化却有明确的区分。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异化、物化概念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 (P.91)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只有与主体相分离、相对立，才有客体的客观存在，这本身并不是异化。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P.91)此时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因此，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才表现为异化，异化只是对象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卢卡奇没有把对象化和异化相区分，而是把它们混同。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它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一种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3](P.96)显然,卢卡奇把对象化与异化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
2.异化、物化现象产生根源的差异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是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然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商品生产的奥秘在于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这种物的形式，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掩饰。卢卡奇在《意识》中认为，劳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
人性格上的倾向。这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和分工相互作用的体现。
而马克思则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从人类发展史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探讨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并着重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异化劳动的根源，揭示出异化现象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并和私有制相互作用。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后果,随后二者就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了。由此可知，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却加深了劳动的异化，改变了劳动的性质。
3.扬弃异化、物化途径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地消滅异化，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支配自己的产品。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身内在的需要直接分离，即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把私有制的消灭于异化劳动的消灭看作同一过程;其次，异化的消灭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实现。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是通过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实现敌对于工人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消灭私有制关系;最后，异化的彻底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克服和消除异化的根本途经是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认为扬弃物化，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企图在改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时，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自我意识，这时，通过无产阶级实践从总体上彻底改造社会和自身，因此，自我意识就是“革命过程本身”，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在其中融合为一体。卢卡奇把对物化的扬弃归结为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并且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显然是不科学的，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4.异化、物化理论产生背景的差异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统治地位还未形成。阶级矛盾的对立是尖锐的，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问题，在革命中还没有突显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学说，从《手稿》到《资本论》，是从劳动异化的概念，深入到分析商品拜物教，并从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入手，逐步深入地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与根本变革私有制联系了起来，为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写作《意识》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科学技术不但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所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没有简单重复马克思的思路，而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基础之上，从对当时科学理性支配下的商品经济的解剖出发，阐述物化概念，并追溯到劳动的异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0.
[4]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秦慧杰]
作者：张文雅
第三篇：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比较研究
［关键词］ 公共产品；社会需要；市场失灵；市场需求
［摘 要］ 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从以人为本、从整体和供给角度，围绕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研究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本质及其供求问题，市场只是当做供给公共产品的手段。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以个人或消费占有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围绕着消费偏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研究其供求问题。比较研究两种公共产品理论，有助于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本质和特征、表现形式、供给方式及选择标准等，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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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扩大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重要论述为公共产品理论提供了研究的新方向。
一、公共产品存在的原因和本质
公共服务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它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从个人和社会存在以及发展的最基本需要出发，从整体和供给角度探讨了公共产品的存在原因、本质及其供求等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分析社会总产品中作必要扣除的方法，并通过对社会公共工程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举例分析，把握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及其选择标准等。这一理论对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公共服务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用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的本质说明其具体消费的特殊性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分析道，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必须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等。［1］（P302、303）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关系到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必须得到有效满足，然后才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个人分配，才能谈得上个人的消费和发展。从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基本需要部分，实质上指的正是理论界所探讨的公共产品范畴。不过马克思是从整体和供給的角度研究公共产品，认为公共产品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导致的，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
显然，满足这部分共同利益需要的社会总产品与进入个人分配的社会总产品在消费上具有不同的属性，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消费的均等性、非排他性。这种消费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不是由于市场失灵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是社会总产品中满足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共同需要部分并直接由社会提供，社会成员个人不用等价付费而共同享用，由此它才在具体消费过程中表现出均等性、非排他性等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消费特殊性。但是，不能因为某一产品或服务具有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这些消费特殊性，就说它是公共产品，只能说公共产品在消费的过程中会表现出这些特殊消费属性。比如，许多私人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过程中也会表现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像一些新技术、新管理方式等都具有正的外部性，消费过程中也表现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但它们都是私人产品。由此看来，不是用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具体消费属性来界定公共产品的本质，而是应该用公共产品的本质来描述这些具体现象属性。
（二）从整体和供给角度把握其供求及方式
针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马克思曾举例做过明确地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P145)可以看出，这里马克思给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两个主体，即“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和政府；两种供给方式及其选择标准，即市场和政府供给方式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下的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性质标准。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公共产品满足的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必然要求一个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来提供，政府和私人企业家结成的自愿联合都是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才能在实践中承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角色。同时，以整体为研究出发点考察这种共同利益需要，围绕着这部分社会需要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这就表明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共同需要，而不是现实中因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市场需求。
从公共产品供给所满足的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来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品比较少，所以绝大部分必须用来满足维持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方面。比如，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部落氏族将所有的劳动产品当做共同财产满足衣食住行的最基本的共同生存需要。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时，社会共同利益需要也相应地丰富起来，不仅仅停留在维持社会生存的一些基本的共同需要上，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所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1］（P303）
就供给方式而言，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时，共同利益需要主要体现为维持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方面，供给方式也就比较单一地依靠共同利益的代表机构直接从社会产品中扣除。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共同需要也在不断拓展，满足社会共同发展需要部分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多元化，开始在计划和市场两种主要资源配置方式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
就选择标准而言，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强调根据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下的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性质，来决定到底适合政府计划供给还是应用市场手段供给。马克思举例说，在当时的西方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这种社会共同利益需要不仅仅是生存的基本共同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共同需要，并且这部分社会需要是那些私人企业家进一步发展自身企业所必需的共同利益需要，它的社会效益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这些市场主体身上，因此它适合在这些市场主体之间应用市场方式来解决这部分社会需要的满足问题。而在东方，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幅员辽阔导致这种社会需要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来满足，使其不适合应用市场的方式来供給，如果等到应用市场的方式来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也就会由政府从社会总产品中直接扣除相应部分来满足。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本质评析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无论是早期的公共产品思想火花，诸如，大卫·休谟的“搭便车”思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思想，还是奥意财政学派以来形成的系统公共产品理论，抑或是萨缪尔森以来形成的现代公共产品理论等，都是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公共产品现象。所以，它们不是历史地对待公共产品所反映的客观现象，而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作为立论基础，把它作为适用于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绝对现象，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从个人或消费占有方面界定其本质，围绕着消费偏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研究其供求问题。
（一）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界定公共产品的本质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从资本家这种实际生产当事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一个完全在市场作用下的体系，一切都借助市场来解决，一切都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前提出发。当一方面面对那些日益发展的维持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共同利益需要时（比如国防、司法、行政、教育等）；另一方面面对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紧密联系的市场体系而凸现的社会发展共同利益需要时（比如，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市场基础设施等，现实中这种共同利益需要又由于存在着外部性和无法界定私有产权或界定成本太高等原因，市场不能有效引导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觉地满足它），就将能够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并与私人产品具有不同消费属性的公共产品看作是市场失灵的产物。
显然，这种市场失灵观来源于局限于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研究公共产品现象得出的结论。比如，早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为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因此，照正当道理，这两者应当来自全社会一般的贡献，而社会各个人的资助，又须尽可能与他们各自能力相称”。［3］(P374)可以看出，亚当·斯密从社会各个人的资助角度来考察社会一般贡献如何满足社会一般利益支出，其研究出发点正是个人或消费占有。后来，奥意财政学派更进一步明确从个人及其消费占有特性上来认识公共产品。比如，马左拉认为公共产品不能被分割使用，也难以排除不付费者，因而通过市场供给往往会导致供给不足。［4］（P13）马尔科也从个人消费的角度揭示出公共产品需求的隐蔽性。［4］（P14）
当前，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如何从个人或消费占有的特殊性上把握公共产品的本质。比如，保罗·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下的经典定义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减少的产品”。［5］（P387-389）虽然后来西方经济学界对萨缪尔森这一定义提出了诸多疑问，但是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仍然坚持这样一种出发点。比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认为萨缪尔森严格定义的是一种极端情况，“更为一般的情况是，有一类商品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对该商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6］（P620-621）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俱乐部理论则认为存在这样一种组织，它仅对组织成员提供商品，即俱乐部产品，俱乐部内部成员对产品的消费是平等的、非排他的，如果俱乐部的规模为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私人产品，如果是全体人，就是公共产品。 ［7］可以看出，他们的认识仍然集中于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把握公共产品的本质，只不过对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作了连续性处理。
我国理论界对公共产品本质的认识受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影响较大，不少人是从公用品、公益品等表现形式来描述公共产品，将公用品定义为由于产品的物质技术特点，使其使用价值具有多个人共同享用性，人们可以不付费地获得这种产品和共同享有其使用效果。从这种定义的角度和内容来看，显然它仍然局限于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来考察公共产品现象，相对于私人产品的消费属性来界定公共产品的本质。就物质技术特点决定的使用价值而言，只有在它被用作公共产品时才会表现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消费特殊性。一旦它不被用作公共产品，而进入到个人分配领域，其消费特殊性将会消失。比如，钢铁被用作国防产品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殊性，但如果被用作于私人小轿车的原材料时，它在消费上就具有严格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等。同时，就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消费特殊性而言，这些只是对公共产品消费属性的一个有限罗列，远不能完全概括出公共产品的属性，还会陷于公共产品纯度衡量的纠纷之中，比如，用公共性来判断公共产品的纯度。公共性本身就是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角度来判定的，现在又反过来用它作为标准来判定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程度，显然会陷于用现象解释现象的循环之中，掩盖住对公共产品本质的认识。
（二）围绕消费偏好显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探讨其供求问题
在这一本质认识的决定下，对公共产品供求问题的探讨就集中于如何把握其消费需求偏好，并以此来决定如何以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公共产品。比如，林达尔的自愿交换理论，认为拥有充足理性的消费者一定会真实地将自己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出来，从而能够根据这种偏好显示供给相应的公共产品量，满足那些由于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市场需求。［4］（P16）萨缪尔森虽说并不同意林达尔的观点，认为公共产品消费存在“搭便车”行为，消费者并不愿意真实地表露自己的偏好。但他还是通过假定知道个人的偏好函数，求得公共产品的一般均衡条件。然而萨缪尔森认为，“分散的价格体系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5］亦即，由于偏好显示难题、“搭便车”行为等原因，使公共部门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并没有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也就是说，让市场机制自己发挥作用，这部分由于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收益/成本比最大化的有效满足。
其后，蒂布特提出“用脚投票”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作为居民偏好的反映）不逊色于私人部门的部门”。［8］居民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选择最有效满足自己公共产品需求的社区。这样居民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选择过程也就是自己的偏好显示过程，从而解决了偏好显示难题；地方政府之间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竞争，也有效地解决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之后，华莱士·奥茨、布鲁斯·汉密尔顿、威廉姆·费雪等进一步对蒂布特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证。但总的来说，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只有在非常特殊和不合理的假设下，居民在社区间的选择过程才导致帕雷托最优”。［9］（P6）由于存在流动成本和流动限制等一系列不可忽视的理论前提，蒂布特理论对公共产品偏好显示机制的设计，在现实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面对通过市场获得公共产品偏好的困境，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除了进一步在市场范围内设计相关的偏好显示机制，并没有进一步探索这种困境背后的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是转而探索非市场途径的可能性。布坎南、戈登图洛克等人从实证与规范的角度和市场机制的特点，研究政治决策过程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开创了一种与传统经济的市场决策理论相对应的政治或集体决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用经济方法研究这种政治决策过程。然而，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否会诚实地表露其偏好，政治市场是否会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等一系列问题，使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产品的偏好显示、有效供给等难题。
三、两种公共产品理论比较及对我国当前公共产品问题的启示
（一）研究出发点比较
针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同一现象，两种公共产品理论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其研究出发点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指导方法的差异。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强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考察公共产品现象，强调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产品的提出实际是以人为本，生产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这一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关部分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创造和分配等问题。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是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绝对化地看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当它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发现那些市场不能引导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效满足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时，就用市场失灵来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失灵的本质，并局限于与私人产品属性的对比，将公共产品看作为市场失灵的产物。
整体和供给的研究出发点，切合了公共产品的本质，所以不会因为公共产品不同于私人产品的特殊消费属性而将之与市场对立起来，能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将市场看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种手段。而以个人和消费占有为研究出发点，就难免将公共产品的消费属性与私人产品的消费属性对立起来考虑，将公共产品看作为一种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的特殊商品，从而将公共产品与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
（二）研究内容比较
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内容重点在于，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角度考察公共产品的本质及其供求等基本理论问题，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需要，更有利于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所以，它不是围绕着市场需求来提供公共产品，而是强调围绕着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提供公共产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从个人和消费占有角度把握公共产品的本质，必然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公共产品的供求问题，强调围绕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机制无法满足的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市场需求提供公共产品。
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经济过渡时，当垄断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竞争的展开和生产力发展时，市场就强烈需要一种能够规制垄断的公共产品出现。显然，这种产品是市场机制无法作用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身上的，面对这种私有制失灵情况，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时，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会主动积极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比如，1890年美国就制定了规制垄断的《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及《罗宾逊—帕特曼法》等。可见，事关整个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市场需求必定能够得到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而这与单个资本家的利益并无直接的关系。
然而针对环境污染的公共产品，虽然是一种社会需要，但只有当这种社会需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利益的市场需求时，也就是发展到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给资产阶级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损失的时候，它才得到有效的供给。比如，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1948年美国曾发生过多诺拉烟雾事件，使全镇43%的人口患病。但直到1969年才通过环境保护基本法《国家环境政策法》。这就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次序的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市场需求，而不是社会共同利益需要。
同时，就公共产品供给量而言，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认为限制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总产品中能够用来满足这种社会需要量的份额。这就决定了公共产品供给量的质的因素只能是社会总产品中用来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共同利益需要部分量的大小；至于其他一些因素，诸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只能影响其暂时的供给量的变化，而不会改变这种质的规定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绝对化地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决定必须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为前提。因此，它重点强调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途径，探索如何避免“搭便车”行为，如何通过适当的机制测量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等，结果既不能有效衡量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又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需求能够得以体现并能得到满足，有的需求却只能被掩盖。实践中，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也主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殊消费属性，研究其供给意愿和供给效力不足等问题；理论探讨也主要致力于如何通过机制安排、利益诱导等提供适当的供给量；方法上也只能局限于采取均衡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努力寻求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显示机制，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对供求均衡的把握寻找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量，而看不到公共产品供给过剩的例子，不能进一步探讨是什么因素决定其供给的过剩或者不足。
（三）对我国当前公共产品表现形式认识的启示
从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对公共产品本质的界定来看，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社会总产品中维持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需要部分，促进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部分。我国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通过一系列满足这些共同利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体现出来。比如，维持社会存在共同利益需要的国防、教育、水利基础设施、环保基础设施、廉租房等；促进社会发展共同利益需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政策、规划，科技、信息以及金融公共服务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财力会大幅增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质量会越来越高，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共同利益需要的公共产品形式和内容都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比如，维持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需要不断地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发展，所需的维持社会存在共同利益的公共产品会不断地被创新出来。比如，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大型基础水利设施、以退耕还林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等，这些只有在不断提升的社会公共财力水平条件下才能被提出。
促进社会发展共同利益需要的公共产品也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下，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公共财力支持下不断被创新出来。比如，以招商引资、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基础设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区域公共营销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以提升公民参政议政能力的教育产品、促进民主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发展型公共产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塑造等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型公共产品等。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虽然局限于从个人或消费占有角度把握公共产品的本质，但其对公共产品现象的把握比较具体，操作性比较强。因此，对研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它对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虽然，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并没有从这一角度来界定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但在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业园区提供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的形式，积极提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各种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美国在1982—1994年间，在约37个州和哥伦比亚辖区就创造了约3 000个工业园区，从1995年开始联邦政府又选择了9个区作为授权园区。）［10］（P553）各地可以通过创办各种工业园区、高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等，在园区内通过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配套的公共服务等，起到聚集要素资源，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对我国当前公共产品供给方法及其选择标准的启示
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认识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在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弥补市场失灵思想的指导下，认为市场不能有效供给公共产品，但是只要围绕着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消费特殊性，对利用市场的机制或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还是能够利用市场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比如，针对其消费偏好隐蔽性而言，设计一种能够反映其消费偏好的机制就能有效利用市场，或者由政府来弥补由于均等性和非排他性等消费特属性导致的无法收费或收费成本太高带来的损失，也能利用市场机制有效提供公共产品。
以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为指导可以看出，这种利用市场的观点是可取的，但应当端正利用市场的出发点，利用市场并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或对市场失灵进行校正，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以私有制商品经济这种制度为基础看问题，而应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来看问题，只把市场作为方法，能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就利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不失灵的方面，如果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利，我们也不会利用市场方法。我们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逐步扩大公共服务，建立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全体民众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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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and the Western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HU Jun， JIA Kai-ju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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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 钧 贾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