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大制片厂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许多经典戏剧舞台演出，在电视普及之前被拍成了电影。通过电影，更多的观众享受到了戏剧家们精湛的技艺。在电视普及之后，戏剧舞台演出被拍成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如今，数字科技日新月异，戏剧舞台演出被压缩成数字光盘供更多的人随时欣赏。在音像制品的货架上，存储戏剧舞台演出的数字光盘琳琅满目。
大制片厂制度管理论文 篇1：
电影百年与时代风云
中国电影已度过不平凡的百年春秋。
回首百年，时代风云，银海波澜，感慨万千。电影作为综合艺术与新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不断与时俱进，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再到环形银幕，从模拟到数字，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从内涵上看，中国电影不仅从银幕上真实地记录和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翻天覆地的时代风云，而且充分显示出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电影自强不息的艺术生命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美学特征，以及中国进步电影人感应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脉搏、洋溢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精神和审美才华。
百年电影，经历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风云变幻，时代演进，百年电影，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如果说，1905年问世于北京的首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与世界新文明的一次极有意义的握手，显现出中国电影与生俱来就与民族戏曲和民族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血缘联系；那么，之后的“五四”运动掀起的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倡导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虽然也直接影响了萌芽状态的中国电影，催生了如批判封建遗产制度、提倡平民义务教育的“感化人心”的《孤儿救祖记》这样的成功作品，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大量的社会片（如《弃妇》）、爱情片（如《玉犁魂》）、侦探片（如《红粉骷髅》）、神探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古装稗史片（如《梁祝痛史》）等等，都主要接受的是流行的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思潮影响，致力于“营业主义加一点点的良心”，而在不同程度上疏离了时代主潮。唯其如此，这一时期稚嫩的中国电影仅在日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做出了初步探索，而百年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创作高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至40年代末才真正形成。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左翼文艺家和进步文艺家纷纷介入电影，力主把“镜头对准严酷的现实生活，脉搏应和强烈的时代节拍”，将好莱坞经典通俗剧的艺术技巧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相结合，“以真实、感人的银幕形象，帮助人民看清自己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可悲地位，认清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的可憎面目，唤起他们团结战斗，去埋葬可诅咒的旧社会，有力地配合了中国革命。”一批优秀影片相继问世，一批杰出人才大显身手，电影观众越来越多。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吴永刚导演的《神女》，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袁牧之编剧并导演的《马路天使》和沈西苓编剧并导演的《十字街头》等，以及抗日战争中史东山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还我故乡》），阳翰笙的《八百壮士》、《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周贻白的《明末遗恨》，阿英的《洪宣娇》等，解放战争中史东山的《八千里彩云和月》，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阳翰笙的《万家灯火》，沈浮的《希望在人间》，金山的《松花江上》，陈白尘的《乌鸦与麻雀》，费穆的《小城之春》等，都以电影艺术的独特吸引力和感染力，在银幕上奏响了时代强音，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士气。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电影《桃李劫》中的主题歌《毕业歌》，更是广为传唱，脍炙人口，成为唤起民族精神的号角，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此次高潮，成果颇丰，持续时间较长，令世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它不仅在中国电影史、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百年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由于大力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坚持“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评价标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电影人的创作积极性。他们拥抱现实生活，讴歌新的时代，努力克服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出现过的“左”的或右的尤其是公式化、概念化和题材决定论等不良创作倾向，相继推出了《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红旗谱》、《刘三姐》、《杨门女将》、《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早春二月》、《阿诗玛》、《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优秀影片，培养造就了水华、崔嵬、陈怀恺、汤晓丹、谢晋、谢铁骊、王炎、李俊、苏里、林农、刘琼、武兆堤等一批优秀导演艺术家和一批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拥有很高的上座率，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此次高潮，将中国电影的思想艺术质量，从总体上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准。
之后，“左”的思潮愈演愈烈，直至经历十年浩劫，中国电影跌入低潮。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国电影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二为”方向，感应时代脉搏，深入变革生活，反思人的价值，审美化地拍摄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针砭社会时弊、讴歌时代精神的佳片力作，出现了百年电影的第三次高潮。如《生活的颤音》、《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邻居》、《沙鸥》、《西安事变》、《喜盈门》、《城南旧事》、《人到中年》、《乡音》、《红衣少女》、《黄土地》、《黑炮事件》、《青春祭》、《野山》、《芙蓉镇》、《孙中山》、《红高粱》、《老井》、《人·鬼·情》、《开国大典》、《本命年》、《焦裕禄》等。这些影片，努力实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国电影的历史品格、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都登上了新的台阶。
抚今追昔，银海徜徉，立足现在，瞩目未来。三次高潮雄辩证明：百年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是坚持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多样化的文化特色，坚持从技术上艺术上不断创新。这既是维系中华民族电影事业可持续发展繁荣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电影为世界电影做出的独特贡献。电影与时代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电影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电影是人类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门艺术，必须从哲学层面和创作层面坚持辩证思维，力戒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防止在处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上的两种偏向：一是令电影艺术疏离乃至脱离政治，实质上也就随之疏离乃至脱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趋时媚俗，该把时尚当时代，将电影艺术从属于流行时尚。如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于萌芽状态，便遭遇到流行的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的时尚影响，于是“营业主义”即商业目的支配了当时不少电影从业者的思维，利润方式取代应有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媚俗也就势在必然。这样的“软性电影”不仅不能提升、反倒会降低民众的精神素质。个中教训，极为深刻。二是令电影艺术简单地直接地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当政治错误时即背离民心时（如十年浩劫），电影艺术便可能沦为“阴谋文艺”，当政治即便正确时也可能为违反艺术规律的对创作横加干涉提供依据，总之都会造成以政治方式取代应有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为公式化概念化和题材决定论泛滥开方便之门。个中教训，同样极为深刻。
当然，“时运交移，质文化变”，这是古往今来文艺发展的共同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电影与时代的关系，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科学把握时代的本质，艺术再现时代行进中的重大事件，生动塑造活跃于这些重大事件中并决定着时代发展走向的时代英雄和时代典型人物。这里的关键，在于电影创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养。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先生曾在《谢晋电影十思》中深刻剖析过这位著名导演创作生涯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精辟论断。是的，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代，造就谢晋导演出《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等爱国主义佳片，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代，又造就他一发不可止地导演出《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反思历史、关注人生的力作；但是，十年浩劫却误导他无奈染指《春苗》，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导演的《清凉寺钟声》、《女儿谷》，却多少带有片面“开掘人性深度”的时尚印记。“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深情地饱含着一位卓有见识的资深电影理论家对一位成就斐然的电影导演的耿耿真情和殷殷厚望。愿一切有志向的电影艺术家，不仅能自觉地长期地无条件地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更能以充足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养，对时代作出独特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
(200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2005年11月12日上午，“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电影演员”评选结果，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隆重揭晓。
从2004年年初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为庆祝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表彰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表演艺术家，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批准，主办“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电影演员”的评选活动。为此，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聘请了国内100位知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电影教育家和制片人担任评委，组成了评选委员会，从一百年间（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至2004年12月）所有参与拍摄过电影的大陆演员和港台演员中遴选出100位佼佼者。
为了保证评选活动的公平与公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制定了明确的《评选条例》和《评选细则》，并于2004年11月间的新闻发布会上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评选条例》规定了两条评选标准，即：一、表演精湛，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受到观众的喜爱;二、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规定此次评选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即每位评委投票时要署上自己的名字。
“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获选演员名单(分时期以姓氏笔画为序）
(1905-1949):35人
上官云珠于洋于蓝王人美王丹凤冯田方白杨石挥刘琼孙道临阮玲玉
吴茵吴楚帆张平张瑞芳李纬陈强
周璇金山金焰胡蝶赵丹项秦怡
袁牧之陶金黄宗英舒适舒绣文谢添
蓝马鲍方黎莉莉魏鹤龄
(1949-1976):34人
于是之王心刚王玉梅王晓棠王馥荔卢燕归亚蕾田华 仲星火刘晓庆成龙张良
张瑜张艾嘉李小龙李仁堂李默然杨在葆周润发庞学勤林青霞郎雄柯俊雄祝希娟赵子岳赵丽蓉唐国强夏梦秦汉郭振清陶玉玲崔嵬 谢芳潘虹
(1976-2004):31人
王志文王铁成宁静刘佩琦刘德华吕丽萍巩俐朱旭宋春丽张丰毅张国荣张曼玉
李连杰李保田李雪健陈冲陈佩斯陈宝国陈道明周星驰郑振瑶姜文奚美娟梁家辉梁朝伟梅艳芳章子怡 斯琴高娃葛优蒋雯丽濮存昕
(《大众电影》2005年第22、23期)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电影制片厂
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年2月初，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在北平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同年4月21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北平改名为北京，北平电影制片厂也随之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
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6月初，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电影厂。同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北京电影洗印厂：1950年9月成立。
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12日，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光明、大中华、长江、华光等公私合营和私营影片公司，改组成立公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2月2日，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195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在北京成立，1956年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3年2月2日成立。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3年7月7日在北京成立。
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珠江电影制片厂：1957年3月29日，广州电影制片厂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建成投产，改名为珠江电影制片厂。
上海电影制片公司：1957年4月1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海燕、天马、江南三个故事片厂及美术片厂、译制片厂、技术供应厂、乐团和演员剧团等单位。1958年10月，公司改为上海市电影局。
天山电影制片厂：1958年年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成立。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1958年8月1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成立。
西安电影制片厂：1958年8月23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成立。
湖南电影制片厂：1958年6月在湖南长沙市成立。1977年11月改名为潇湘电影制片厂。
峨嵋电影制片厂：1958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3月12日成立。
农业电影制片厂：1964年6月，在北京的农业电影社改名为农业电影制片厂。
(《大众电影》2005年第22、23期)
作者：仲呈祥
大制片厂制度管理论文 篇2：
肥水流入外人田——戏剧演出团体的版权问题
许多经典戏剧舞台演出，在电视普及之前被拍成了电影。通过电影，更多的观众享受到了戏剧家们精湛的技艺。在电视普及之后，戏剧舞台演出被拍成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如今，数字科技日新月异，戏剧舞台演出被压缩成数字光盘供更多的人随时欣赏。在音像制品的货架上，存储戏剧舞台演出的数字光盘琳琅满目。
是谁授权了发行商发行戏剧舞台演出的数字光盘？笔者调查发现，戏剧演出团体没有授权，授权的都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没有一家戏剧演出团体对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出卖戏剧舞台演出的版权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或异议。长期以来，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收取着出卖版权所获得的利益，这是一个不应当再持续的错误。
这个错误既不能归因于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的恶意，也不能归因于戏剧演出团体的疏忽。导致这个错误产生并且持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在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十分细致和复杂，各项权利以及权利的客体极其抽象和晦涩，戏剧演出团体的法律顾问绝大多数不具备版权法律事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无法替戏剧演出团体识别哪些属于戏剧演出团体的权利，更无法维护戏剧演出团体的权利。戏剧舞台演出被拍成电影或电视片，至少涉及三个法律问题，这三个法律问题是绝大多数戏剧演出团体的法律顾问想都想不到、想到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也正是存储戏剧舞台演出的光盘一直由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而不是由真正的版权人——戏剧演出团体授权发行的根本原因。
一，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在《著作权法》中是录像制品？还是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以下称“类似电影的作品”）？
二，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还是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使用关系？
三，如果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是电影作品或类似电影的作品，著作权人是戏剧演出团体？还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
这三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一，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是电影作品或类似电影的作品，不是录像制品。
是录像制品，还是电影作品或类似电影的作品，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戏剧演出团体在《著作权法》上的身份是表演者，还是著作权人。身份不同，享有的权利截然不同，因而，这是一个首要问题。
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不是录像制品。有很多光盘中存储的、与戏剧舞台演出相似的舞台演出，比如演唱会的舞台演出，是录像制品。之所以是录像制品，是因为这些录像制品是对“表演”的录像。这里的“表演”，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著作权法》中的概念。《著作权法》中的“表演”的概念，是指对作品进行表演，在表演过程中，除了被表演的作品以外，没有产生新的具有独创性的东西而使表演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比如，歌唱家演唱一首歌，被演唱的“歌”属于音乐作品，除了被演唱的音乐作品以外，歌唱家的演唱产生不了任何新的独创性的东西能使演唱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这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戏剧舞台演出，从通常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之为表演，但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之所以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是因为戏剧舞台演出不仅仅是对作品（即剧本）的表演，除了对剧本的表演以外，戏剧演出中的服装、道具、动作、布景等的设计均具有独创性并且构成戏剧舞台演出的主要部分，从而使戏剧舞台演出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即戏剧作品。既然戏剧舞台演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作品，那么，用摄影机或摄像机将戏剧舞台演出拍成电影或电视片就是电影作品或类似电影的作品。（从通常意义上说，用摄影机或摄像机拍摄也可以叫做“录像”，因拍摄而固定在载体上的也可以说是“录像制品”，但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录像”和“录像制品”有特定的含义，不能从通常意义上理解。）
二，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不是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使用关系。
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戏剧演出团体不敢问、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戏剧演出团体不敢问？原因不必说明。为什么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不愿意回答？因为，越往下问，就越发显现没有任何合同条款可以作为其享有版权或使用版权的依据。
在我国，广播电影电视业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如果戏剧演出团体需要将自己的戏剧舞台演出拍成电影，只有找电影制片厂，因为，只有电影制片厂具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摄制电影的许可证。如果需要将戏剧舞台演出拍成电视片，只有找电视台，因为，只有电视台才具有制作电视片的许可证。电影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电影电视的摄制或制作，摄制电影或制作电视片不再限于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但摄制电影或制作电视片必须取得行政许可的制度没有改变。如果在拍摄之前，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与电视台明确约定戏剧舞台演出的版权转让给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或许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在一定期限内独家使用版权，那么，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与电视台之间的关系就是版权转让或版权许可使用合同关系，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就是其拍摄的戏剧舞台演出的版权人或专有使用权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那么，戏剧演出团体与电影制片厂或与电视台之间的关系只能属于委托关系，即戏剧演出团体委托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拍摄电影或电视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关系。
三，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的著作权人是戏剧演出团体，不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
据笔者了解，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无论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还是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没有一个有关于版权转让或版权许可使用的约定，因而，光盘中存储的戏剧舞台演出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基于与戏剧演出团体之间的委托关系而拍摄的。既然是委托关系，那么，电影制片厂将戏剧舞台演出摄制成电影或电视台制作成电视片，只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作为受托人履行合同义务，无论合同是口头的或书面的，亦无论合同是有偿的或无偿的。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不能因为履行合同义务而获得戏剧舞台演出的版权或版权的使用权，亦不能获得任何其他权利。
建筑公司接受他人的委托建造房子，不能因为房子是建筑公司建的，房子就是建筑公司的或设计图纸的版权就成了建筑公司的了，这个道理很容易被接受。可为什么戏剧演出团体委托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拍摄舞台演出，被拍成的电影或电视片的版权就成了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的了？！这与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所处的优势地位有关。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处于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或者说垄断地位：不仅摄制电影或制作电视片的只能是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电影公映或电视片播放的许可申请也只能由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来提出。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所处的优势地位让不太景气的戏剧演出团体觉得能请动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来拍片子就已经感激不尽了，欠着人家很大的人情呢！而且，电影能不能放映、电视片能不能播出还得靠人家。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也觉得拍了片子以后戏剧演出团体似乎真的欠他什么，于是，将片子（电影或电视片）的版权视为自己的囊中物也就心安理得。这种心理，不仅当事者双方有，政府主管部门有，很多其他人也有。
戏剧舞台演出的电影或电视片的版权包含了多大的利益？笔者还没有取得个案的会计数据或司法数据，但是，笔者曾代理涉及王洛宾、施光南音乐作品的舞台演出的电视片的版权案件，从这一案例来看，发行存储舞台演出的音像制品（包括卡带、DVD光盘、VCD光盘、CD光盘、MP3等数字多媒体）的利益有时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刀郎—喀什葛尔胡杨》VCD光盘，存储了“亚克西”（王洛宾词、曲）、“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两首音乐作品，法院认定的发行数量是90万张，单张批发价格是6.50元，单张光盘的制作成本大约是1.00元左右，照此计算，发行商发行一张光盘可获得的利润大约在495万元。《刀郎—喀什葛尔胡杨》属于流行音乐，市场的生命周期只有一、二年的时间。戏剧舞台演出，虽然在相同周期内的音像制品的发行量无法同流行音乐相比，但是，戏剧舞台演出的音像制品拥有一大批固定的、长期的消费群体，发行总量与流行音乐的音像制品的发行总量应该不会相差太多，可获利润也应该比较接近。出于这样的考虑，法院对发行商的处罚力度与其可能获得的利润也是相称的。如：笔者代理的《刀郎—喀什葛尔胡杨》一案，法院判决发行商向版权人支付的赔偿金是每首音乐作品15万元。笔者担任关牧村的代理人对发行商提起的诉讼案（2002年2月26日，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上海大剧院主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外经典爱情诗歌朗诵会”的演出，关牧村、克里木、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应邀参加了这场演出），法院判决发行商应支付的赔偿金是9万元。
在我国，版权人对音像制品发行商提起诉讼，从2000年开始形成第一个高潮，笔者作为国际唱片业协会委托的律师担任环球唱片有限公司、华纳唱片有限公司、新力唱片有限公司、正东唱片有限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代理人对一百多家音像制品发行商提起了诉讼。同时，笔者也担任国内许多知名企业的代理人，对二十余家音像制品的发行商提起了诉讼。在笔者的委托人中，包括词曲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是戏剧演出团体。在音像制品市场上，侵犯戏剧演出团体版权的音像制品如沙滩上的贝壳俯拾皆是。笔者的这篇文章，意在“唆使”戏剧演出团体打响维权的第一枪。
作者：居永和
大制片厂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简介
编者按：俗话说“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建设项目由于规模大、工期长、形成材料多，特别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单位和环节众多，所以要想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做到规范化、标准化，仅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工程档案部门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更别说档案人员自身也存在着惰性及水平不一的问题。因此，加强和完善有关的制度建设，就成为做好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的根本保障。下面，谨以举例的方式，简单介绍一下现阶段各地、各部门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所实施的几项制度。这些制度或为举例的地区和单位独有，或与其他地区和单位共享，这里就不一一点明了。
北京：业主负责制
各建设单位是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组织中枢，在保证工程建设档案管理质量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为此，北京市档案局联合主管部门在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中始终强调实行业主负责制，以抓建设单位档案工作为重心，通过业主职责的充分履行，推动该项目档案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在实际工作中，承担重点建设项目业主单位都能明确机构，配备专职档案人员，加强档案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各项档案管理制度，将档案工作纳入工程管理程序，实施合同制管理，并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档案工作的组织、协调与管理，使他们能够明确任务、分清职责，做好各自的档案管理工作，保证了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如，北京城建集团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的要求，将工程资料的形成和管理纳入ISO质量管理体系，对建设过程中的工程资料实行全过程监控。国家体育总局奥建办将档案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纳入对总包单位工程进度款支付审核范围，保证归档工作与工程进度同步进行。北京建工集团建立档案工作领导责任制，定期对工程项目档案进行检查。市自来水集团将档案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并采取档案保证金合同管理办法，保证了竣工档案的及时接收。北京电力公司以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档案为重点，探索电子档案归档模式与方式，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中形成的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
福建：项目档案登记制度
随着重点项目数量的逐年增加，单从过去的点上指导已很难达到对全省重点项目档案的全面监控。为了及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以及档案工作情况，以便及时跟踪服务，福建省每年在省政府颁布重点项目名单后，即主动与重点办联系，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办法》和《福建省档案登记办法》、《福建省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办法》的要求，下发重点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工作的通知，提出重点项目档案登记的范围、时间及具体要求，依法开展重点项目档案登记工作，并及时对登记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项目档案登记，使他们基本掌握了个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形成档案的管理情况，对明确重点项目档案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阶段监督指导和服务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各设区市档案局也都能及时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情况进行登记。
重庆轨道公司：“工程档案技术交底会”制度
为了保证施工、监理单位从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项目档案工作，重庆轨道公司从轻轨工程开工建设时起，就坚持实行了“工程档案技术交底会”制度，有针对性的对已中标合同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时进行工程档案技术交底。通过工程档案技术交底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使每个参建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从工程开工建设时起，就能够明确本合同工程对项目档案有哪些要求，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证项目档案收集齐全、内容准确、整理规范、按期归档和移交；从项目经理、技术总工到质检员、施工员、测量员、内业资料员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特别是在轻轨工程的重大合同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重庆轨公司还针对项目档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及时召开项目档案工作协调会的方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并对参建各方履行档案工作职责提出具体要求。工程档案技术交底这一措施的推行，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在轻轨项目档案管理工作中形成了参建各方职责清楚，沟通及时，工作到位，措施有力的良好工作局面，保证了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项目档案信息通报制度
为组织开展好项目档案工作，航天档案馆加强了组织和管理，加大监督指导的力度，实施项目档案信息通报制度，定期以书面和简报等形式对各单位项目档案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加强各级档案部门之间、档案部门与投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保证有关领导和部门能够及时了解项目档案工作动态，支持档案部门能更好地开展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工作；
“三三制度”
任何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和完成的很重要一点在于执行。在制定了项目档案工作方针后，要确保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加强措施。为此，航天档案馆从制度、人员、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措施。肖俊主任明确要求项目档案工作实行实行“三三制度”，即在检查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下发整改意见，整改完成并通过审核后3个工作日内下发档案验收结论。有关部门要指定1名人员对单位和项目实行责任制，并负责对口单位的项目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在进行具体项目检查前，对有关检查员集中召开1次情况交流说明会，就项目建设及项目档案工作情况和有关问题进行交流和说明。在项目检查验收后及时对有关情况和数据进行汇总。
山东：全方位服务制度
针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形成周期长，时间跨度大，流动性较强等特点，山东省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开拓思路、创新方法，运用多种监管手段，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全方位监控管理，保证了档案的收集齐全、整理规范、移交及时、保管安全。山东省档案局为加强对省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掌控，对每个项目单位发放档案登记表，要求各项目单位分别于项目开工后6个月内、每年度12月底前、档案预验收后1个月内填写有关档案登记事项。在项目竣工验收前对每个项目都组织进行档案专项验收，按验收标准逐项打分。济南市档案局对城市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实行跟踪监督指导，自城市建设指挥部成立起即积极介入，印发《加强指挥部档案管理的通知》，明确指挥部应归档文件材料范围和归档要求，不定期到各指挥部检查文书档案收集归档情况；对在建项目及时送达《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监督通知书》和《济南市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表》，督促各项目单位做好档案管理。青岛市档案局的做法是首先建立信息提报制度，根据事前掌握的项目信息提前介入，向项目建设单位制发《重点项目档案管理监督通知书》和《青岛市重点项目档案资料管理情况登记表》，各项目单位按要求填报有关信息，档案局再将信息输入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数据库中，实行科学管理；其次是及时跟进，加强事中监督，把项目档案管理与档案目标管理认定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对档案管理薄弱的单位实行经常性的监督指导；最后是参加档案验收，把好事后监控关，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求项目单位及时整改。其他各市、县（市、区）档案局也都把档案登记、档案验收、积极介入监督指导作为监管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重要手段。
江苏润扬大桥：声像档案跟踪采集制度
江苏省长江公路大桥建设指挥部重视工程档案管理，在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工程项目（简称“润扬大桥”）工程建设管理期间，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了项目档案与工程建设同步推进，实现了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双套制归档，并形成和完善了声像档案跟踪采集制度。工作中，为形象再现工程建设全过程，反映工程建设重点、难点以及运用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指挥部聘请南京电影制片厂专门对工程建设实施跟踪摄影，制作了多角度反映工程建设的专题片。聘请南京浩清广告公司专业人员跟踪拍摄工程照片。指挥部还依靠施工、监理单位的力量收集施工现场第一手照片，在《润扬大桥工程项目竣工文件编制办法》中明确施工、监理单位编制声像档案的责任，要求参建单位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和内容，拍摄能够反映工程建设的图片，连同竣工文件一并移交，确保了润扬大桥工程建设照片档案的系统与完整。
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单位间协作和交叉检查制度
为了贯彻执行档案法及规范化管理办法，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经济科技档案工作的规范和标准，促进全省企业、科技事业单位档案的协作交流，提高全省经济科技档案管理水平，四川省档案局按片区组建省属及中央在川企业、科技事业单位经济科技档案工作协作组，建立单位间的协作和交叉检查制度。重点建设项目单位属于其中的重要组成单位，共十七个组，其中几个组长单位就是重点建设项目单位。2006年9月底已完成组建工作，年底全省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经济科技档案工作网络。2007年起将适时开展交叉检查，已有几个协作组将重点建设项目单位档案工作纳入检查计划之中。
重钢集团公司：技改建设项目档案三级验收制度
为了保证项目竣工档案齐全、完整、准确，整理符合规范要求，重钢集团公司坚持实行了技改建设项目档案三级验收制度，即项目监理单位负责对项目档案进行预验收，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对项目档案进行交工验收，重钢集团公司（重大建设项目由市档案局负责）负责对项目档案进行专项验收。通过三级验收，对工程竣工档案的质量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上一级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下一级验收，凡档案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项目竣工验收。为了确保竣工档案的质量，并按期归档，重钢集团公司还实行了严格的竣工档案审查签字程序，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技改处、质监站、档案处层层审查合格后，签署意见，办理竣工档案移交手续，合同预算处才能办理工程决算。
湖北：档案管理纳入建设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制度
湖北省档案局在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监督指导工作中，十分注重与有关主管部门的沟通与配合，充分发挥他们的行政职能作用，建立了将项目档案管理纳入建设项目整体竣工验收的制度。省发改委领导将档案管理作为工程质量的重要内容，积极支持、配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重点建设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单位之一参加整体竣工验收。省发改委每年及时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报重点建设项目名单，有关职能处室在组织重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认真审查其档案的管理和验收情况，并向项目建设单位提出档案收集、整理和验收的要求，较好地保证了重点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省交通、林业、水利、电力等重点建设项目较多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高度重视本系统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将档案质量提到与工程质量、资金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湖北省水利厅领导对长江堤防工程建设档案管理，明确提出要求：要做到“三个一”，即:创一项优质工程、交一个清白财务、建一份明白档案。成立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分管领导负总责、办公室主任负全责、领导小组成员各负其责、专兼职档案人员具体负责的档案工作组织网络。领导亲自参加项目档案专项验收，及时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汇报工程进展情况、档案同步管理情况，有效地保证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工程档案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辽宁：竣工档案验收监理制度
要做好重点工程档案工作，关键之一就是必须有一批业务能力强的档案监理人员，以落实竣工档案验收监理制度。为此，根据辽宁省档案局、省建委、省计委联合发布的《辽宁省基本建设项目竣工档案验收规范》，他们每3年一次，联合举办了5期竣工档案监理培训班，邀请国家档案局、省发改委、省建委、省经贸委相关处室的领导和专家授课；请项目档案工作先进单位介绍经验。由省档案局、省发改委等单位联合聘任“辽宁省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档案验收监理”，颁发监理证。由省直单位联合聘任监理，加大了监理员在监督指导工作中的力度和权威。竣工档案验收监理员持证上岗，活跃在全省各个国债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第一线，为确保全省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完整、准确和系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西：竣工档案专项验收制度
省档案局坚持取得省发改委、省重点办等重点建设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档案工作的支持，坚持与项目主管部门加强联系，相互合作，积极认真做好省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档案的预验收和验收工作，确保了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如：2003年，江西省档案局与江西省电力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对城市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档案进行专项验收的通知》，对全省城网工程档案进行了专项验收。通过开展重点工程竣工档案专项验收工作，使项目建设单位进一步加强了工程档案工作的领导，落实责任，使我省重点项目档案基本达到了收集完整准确、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的目的，为工程建设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档案局100032《中国档案》杂志社100050）
作者：王红敏 何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