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

2022-04-29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中国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都有着悠长的历史,由于地理位置、生存环境、人文习俗、饮食习惯等因素,中西方翻译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立足于中西方翻译理论,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对比,并提出在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我国翻译活动发展进步的方向与策略。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 篇1:

浅谈西方译论的本土化和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摘 要: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西方译论涌入中国,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许多国内学者借鉴国外译论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完善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本文从引介、研究和应用三个阶段介绍了关联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并从多元互补论的内涵、特征和对发展现代译论的贡献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关键词:关联理论;本土化;多元互补论;现代化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译论不断涌入中国,为国内译学界译介、移植和引用。关联理论是在语用学相关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认知理论,很多学者都研究并探讨过如何引进和借鉴该异域理论。多元互补论是以翻译标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认识方法论,对于发展现代译论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旨在以关联理论和多元互补论为例探讨西方译论的本土化和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二、关联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

关联理论是斯波伯和威尔逊提出的一种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有关语言交际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心理学、语言哲学、交际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将交际与认知结合起来,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威尔逊的学生格特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对语言学界特别是翻译学界影响很大,开创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关联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可分为引介阶段、研究阶段和应用阶段。

1.引介阶段。最早把关联理论引进中国的学者当属沈家煊(1988),他在《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一文中介绍了《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第一章“交际”和第三章“关联”,同时还比较了关联理论和格赖斯理论之间的差异。桂诗春在解释语言学习的心理问题时也引述了关联理论。张亚非提到关联理论从认知学的角度阐述并修正了格赖斯会话理论,指出语言交际是必须依靠推理思维来进行的新的语用学概念,是一个认知过程,并建立了颇具解释力的关联原则。

2.研究阶段。林克难(1994)的《关联翻译理论简介》标志着国内关联理论研究的开始。何自然对关联理论和翻译进行了专门介绍和研究,此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关联理论的概念解析、理论建构和应用实践。1999年,赵彦春在《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中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的本质,指出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并初步构建了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关联翻译。宋旭和杨自检提出了译者原文理解推导模式,并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关联性体现层次的对应和关联度的对应。

3.应用阶段。国内关联理论的应用可谓角度广,数量多。在基础理论研究过后,该理论迅速进入了应用阶段,而我国学者更注重研究如何应用关联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关联理论可以解释翻译,黄燕红(2008)认为法律术语翻译是一个动态的双语明示——推理过程,描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术语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解释法律术语翻译中不一致的现象。关联理论可以解释文体现象,曾萍(2000)用关联理论解释了隐喻、反语、拟人等修辞手段,文章还列举了许多汉语修辞格,这是用西方语用学理论来解释汉语语言现象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其对翻译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自引入中国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翻译理论研究,为翻译科学的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从多元互补论看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译论历史悠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代翻译家心血的结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辜正坤先生针对翻译标准提出的多元互补论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精华,并以辩证的思维补其不足,构建出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后中国译论第五个阶段的重要代表,体现了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1.多元互补论的内涵。多元互补论用辩证的方法推翻了自古以来翻译界试图建立一个绝对标准的设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若干个具体标准组成的相辅相成的标准系统,包括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其中,绝对标准指原作,要想绝对忠实,只有照搬原作;最高标准指“最佳近似度”,即译文与原文在各个层面的最佳近似程度;具体标准指分类标准,由于翻译具有多重功能,人类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性,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性,因而衡量翻译的具体标准也必然趋于多元化。绝对标准是最高标准的标准,最高标准又是具体标准的标准。

2.多元互补论的特征。多元互补论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译论,其特征包括:(1)包容性:辜正坤教授博采众长,把具体的并行不悖的多个标准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多元互补论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古今中外几千年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2)互补性:翻译标准的探讨历来是中外翻译界的热点问题,而那些有争议的翻译标准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不仅弥和了译界的许多争端,还构成了一个更加实用的多元翻译标准系统群。(3)实用性:多元互补论的具体标准可满足人类对翻译作品和翻译实践的多样化要求,可用于各种翻译实践,如作为理论依据来指导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和评价翻译作品等。

3.多元互补论对发展现代译论的贡献。多元互补论使人们站在一个更高点,以一种综合、全局的眼光审视翻译标准,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译者可运用多种衡量标准来判断译作的价值,可采取多样的译法以全面发展自己的翻译才能,以多元互补精神建设现代翻译学能促进中国译论的现代化。

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中国翻译学的建立是中西译论相激相荡、相参相照、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结果。中国翻译学今后的发展仍需本着多元互补精神,只有融多种翻译标准的优点于一体,才能完善中国译论,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多元互补的体现是多方位的: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互补,传统与现代互补,东方与西方互补,理论与实践互补,科学性与艺术性互补,综合与分析互补,译学各个分支互补,各种研究途径互补……本着这种多元互补精神,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译学体系必将屹立于世界译学之林。

四、结语

翻译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关联理论强调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翻译是语际间明示—推理的阐释性言语交际行为,其本土化使中国的翻译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辜正坤提出的多元互补论没有完全照搬古人,而是有选择地与中国传统译论进行融合,做出了有创见性的探索,与传统翻译标准相比,其在可操作性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些正是中国译论现代化的体现。总之,西方译论的本土化和中国译论的现代化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翻译界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争得了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J].中国翻译,1989(1):16-20.

[2]黄燕红.法律术语翻译的关联理论视角[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4):74-77.

[3]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4(4):6-9.

[4]沈家煊.迅递和认知的相关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3):62-65.

[5]孙迎春.“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43-45.

[6]尹继伟,张轶前.关联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7(7):152-155.

[7]曾萍.从关联准则看修辞手段的交际功能[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8):21-24.

[8]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3):273-295.

作者:王秀花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 篇2:

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研究

摘要:中国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都有着悠长的历史,由于地理位置、生存环境、人文习俗、饮食习惯等因素,中西方翻译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立足于中西方翻译理论,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对比,并提出在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我国翻译活动发展进步的方向与策略。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中国翻译理论;理论差异;差异对比

前言: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1]。学术界通过对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多以为我国的翻译活动是从东汉时对佛经的翻译开始的,到今天,我国的翻译活动已经发展了两千余年。另外,在公元前3世纪时,犹太学者翻译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自此,西方翻译活动开始出现[2]。在世界发展的数千年间,翻译活动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不仅产生了完善的体系,也出现了不同的翻译理论[3]。本文研究探讨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并从对比中得到启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开展与进行提供指导思路,对我国翻译活动具有理论意义。

一、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

(一)实用性与理论性的差异

中国翻译活动与西方翻译活动在进行时,实用性与理论性就是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异点。我国的翻译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翻译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问题,并对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困难十分有研究,基本情况下,我国的翻译家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具有实用性,在解决问题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针对性,以此来确保我国的翻译理论可以在国际之中获得认同。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则更加具有抽象性,同时,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在实用性和理论性的差异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翻译作品具有明显的差别。

(二)翻译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中西方翻译活动进行的同时,就推动了各自翻译理论的形成。因此,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之中,也存在着表达方式的差异。一方面,我国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使用精炼的词语与句子,并不会将细节过于放大,这样能够为读者带来较大的想象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产生其独特的画面感。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时,更多关注的并不是原本的既定概念,而是读者在阅读后对该论述的理解。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更加强调在语言形式方面的表达,更加注重将原文中的内容讲述清楚,因此,学术语言的翻译更加丰富。从此方面来看,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对比中,表达方式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

(三)翻译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以说是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中特别鲜明的一个差异,其差异的主要缘由为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大不相同。我国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儒家、佛家与道家学说都着重强调人自身的领悟能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就能够代表我国重视悟性的思维。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国的翻译家在就翻译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时,大多缺乏系统的阐述与说明。另一方面,西方的翻译家更加注重在翻译活动之中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会更加重视总结翻译理论,并不断进行超越与突破。

(四)翻译中宗教方面的差异

宗教在中国与西方都有着较长的历史,不同地区的人民所信仰的宗教并不一致,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差异同样巨大。因此在翻译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方面的不一致也成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点。我国在宗教方面的翻译活动更加中立,虽然翻译活动最开始是由宗教翻译开始发展的,但是翻译活动也存在于文学方面,并不局限在宗教翻译之中。西方在宗教方面的翻译理论更加具有神秘色彩,虽然在如今看来,具有神秘色彩的翻译内容并不贴合实际,但是在西方社会与宗教群体之中,具有十分大的作用和影响。

(五)保守性与挑战性的差异

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当地的思想而产生差异。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封建社会,尊崇古人古言、尊重权威的风气十分明显,对后世也带来了十分大的影响。因此,从古至今我国的人们都更加愿意接受、传承古人圣贤所发表的言论。因此在翻译活动中,我国的翻译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守一些,在翻译时更加尊重前人之言。但是在西方,翻译家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则会更加具有挑战性与突破性,在尊重权威的基础上,不断的挑战前人的理论,始终都更加注重创新与突破。

二、中西方翻译理论差异对比的启发

(一)注重翻译的创新与开拓

相对于西方翻译理论,我國在开展翻译活动时,缺乏了一些对理论的创新与开拓。由于翻译工作是文字工作,是针对于语言而进行的活动,语言的习惯与表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翻译理论更加保守,哪怕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已经十分成熟,也缺乏一定的创新与开拓。因此,我国的翻译家应该立足与传统文化,在现有的、成熟的翻译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时代发展进行翻译理论的创新与拓展,使翻译理论更具突破特性,不断完善我国的翻译理论。

(二)注重翻译的客观实践性

人类社会发展十分漫长悠久,发展到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着不同,我国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能够导致我国的翻译理论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差异十分明显。在我国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影响之下,我国的翻译家更加习惯进行总结与整理,而西方的翻译家更加注重分析与论述。因此,从这一方面而言,我国的翻译理论更加具有主观性,翻译家的主观感受对译文的影响十分大。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我国的翻译理论也需要更加具有客观实践性,在学术方面拥有更多造诣。例如科技方面的翻译,我国在此方面的翻译缺少一定的指导性与理论性,从事翻译工作需要不断建立客观思维,在翻译活动中加以利用。

结语:综上所述,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不小,在地域、文化、习俗、宗教、思维等不同的影响下,二者的翻译理论也各具特色。本文经过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对比,得到了我国的翻译工作需要更加注重翻译的创新与开拓、更加注重翻译的客观实践性的启示。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理论才会更加完善,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持续发展,不断在国际上得到认同,提升我国翻译工作的国际知名度。

参考文献:

[1]李静.中西方翻译标准的比较与发展[J].英语广场,2021(25):20-23.DOI:10.16723/j.cnki.yygc.2021.25.006.

[2]胡逸捷.中西方思维对翻译的影响——就思维与行为要素相关性研究[J].汉字文化,2021(15):151-152.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1.15.064.

[3]李珺.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英语翻译问题探讨[J].海外英语,2021(14):247-248.

作者:封雨彤

翻译理论下中西文化论文 篇3:

奈达与林语堂翻译思想比较

【摘要】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及翻译家。他们在翻译的思想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本文就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策略,翻译准则及翻译文本的取向等对他们的翻译思想进行浅析,简论它们的相异之处,旨在全面认识两位翻译家,而且对其翻译理论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奈达;林语堂;翻译思想

一、引言

尤金·奈达(Eugine A·Nida,1914~)是著名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自50年代以来,他共发表过文章200多篇,关于语言与翻译理论的著作有20多部,可谓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描写语言学阶段;②交际理论阶段;③社会符号学阶段。奈达在这三个阶段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种种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他的翻译思想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他是旗帜位置美国翻译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当代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集作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著作及中英文译品五十多本透过这些作品,他曾被《纽约时报》盛誉其作为中西方文化桥梁的地位无人可出其右。林语堂对翻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林语堂在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作的序最系统、最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翻译思想,从多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他提出了自己的三条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译者的责任,分别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及对艺术的责任。他是国内第一个提倡应用现代语言学及心理学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的人。

二、奈达与林语堂翻译理论的共性

首先,两种理论都主张以读者为中心。奈达指出:“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源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还指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对等翻译理论强调利用读者本土文化知识来理解译文,对一向受忽视的读者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他认为译文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由此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以林语堂译著的《浮生六记》为例,该书是清朝沈复所著的自传体古汉语小说。林语堂在翻译时并没有采用古英语,而是翻译成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现代英语,这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思想。并且,从林语堂提出的翻译的三准则,即忠实、通顺、美来看,其中的通顺就强调了译者对于译文读者的责任与忠诚。

其次,奈达提出“功能对等”和林语堂提出的“忠实”的相似性。奈达把翻译分成两种类型:形式对等和动态功能对等。形式对等是指以原语为中心,尽量再现原文形式和内容。功能对等注重读者反映,以最贴近、最自然的对等再现原文信息。奈达的形式对等要求严格地再现原语的形式,其实也就是“逐字翻译”。奈达本人也不主张形式对等的翻译,他认为严格遵守形式无疑会破坏对内容的忠实。奈达对等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逐渐形成的。1964年,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的观点,认为动态对等翻译是“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1969年,他又将翻译定义为“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近似的对等,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后来,为了避免误解,奈达又用“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继而提出翻译对等的两个重要概念:“最高限度对等”和“最低限度对等”。最高限度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应当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文读者理解和领会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领会译文”;最低限度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以往的理解应当达到能够想象出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领会原文的程度”。奈达提出应把译文读者反应同原文读者反应进行比较,看两者是否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在“动态对等”中,他认为原文的内容是翻译的首要之点,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在两者不能同时翻译出来的时候,应把内容放在首要位置。

林语堂指出“忠实的第一结论就是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并且说“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是零字所组成的语义”。由此可见,林语堂提出的“忠实”是指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内容。林语堂还把忠实的程度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同时,他还提出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翻译时不可一味追求一百分的忠实,应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否则就会胡译或死译。

第三,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提出“翻译科学”。 奈达当时“翻译即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曾有过较大反响。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奈达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对这种转变,奈达认为: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和实际的“翻译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的研究是能够,而且应该用纯粹科学的方法加以进行;而对于后者,其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或者一项技能。 “翻译科学”的内涵也就是将语言学、符号学、交际学等与翻译过程密切相关的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是一种描述的研究。奈达虽然曾提出“翻译是科学”的观点,但最后还是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而翻译学才是一门科学。而林语堂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在《论翻译》一文里,林语堂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翻译的性质“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水平,能写出顺畅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要有正当的见解”。

三、奈达与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差异

首先,奈达和林语堂在翻译策略上有所不同。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最早使用异化翻译法和归化翻译法这两个术语来描述翻译策略。异化是指有意识地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异化派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展示异国文化,读者应以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异语文化。而归化翻译法是指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自然流畅、本土化的译文。奈达认为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翻译,他很重视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而林语堂则认为异化和归化应是并驾齐驱的。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中,林语堂斌没有使用单一的翻译策略,而是恰当的交互使用,即让译文通俗易懂,又达到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林语堂在《浮生六记》翻译中的异化策略表现列举:

(1)(芸)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沈复1999:58)

She tucked it round the waist and put on a makua on top.

林语堂在对“马褂”的翻译上采用了异化的手法。这里的马褂是指清朝满人穿的无袖外衣,它与西方的夹克并不相同。

林氏译著的目标读者主要为西方读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如何为他们服务,因此林语堂在《浮生六记》中也交替地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语文本所想表达的信息。下面是表现林语堂译文《浮生六记》归化方法的几个例子。

(2)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沈复1999:1)

I was born in 1763, 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 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on.

中国传统的时间记录方式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在位皇帝年号,十天干,十二地支。但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这样的记录方式。如果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进行直接音译,那么外国人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想表达的意思。

(3)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沈复 1999:48)

On the first and fifteenth of every month, we burnt incense and prayed together before him.

“朔望”是中国传统阴历计时法,即阴历“初一”和“十五”,为祭祀神灵的日子。在西方的国家里,没有阴历,只有阳历,因而就没有与之对应的英文说法,林语堂译成每月的第一日和第十五日,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其次,林语堂的翻译以文学作品为主,他翻译标准的第三方面“美”也是其翻译思想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他尤其强调在翻译“西洋艺术作品时”,“不可不注意文字之美的问题”,并且他认为在翻译艺术文中,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同时,林语堂认为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可译的。他认为文学作品里的“美”在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如果形式改变了,那么作品里的美也就丢失了。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里,还有“传神”论。“传神”一说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传神”既是“忠实”的体现,也是“美”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忠实”与“美”的完美组合。

奈达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要保存信息的内容,那么形式就必须改变。由此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比较注重语言学层面,而对文学作品里美学观点并没有提到。

奈达的主要翻译理论“动态对等”是他从事《圣经》翻译的经验总结,有其局限性,但是在是《圣经》翻译领域,其理论很好地显示了它的实用价值。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尽管他们都认为翻译是服务于读者的,但是奈达的“读者反应论”表明他更倾向与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不仅认为翻译需要服务于读者,而且认为翻译是中西文化的传播,因此认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应交替使用,使读者在轻松地阅读译文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异国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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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复.浮生六记[M]. 林语堂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5]张经浩,陈可培. 名家名论名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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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熊德米.奈达翻译理论评述[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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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冠英,赵霞.试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的翻译策略[J],2009(20)

作者简介:

骆薇(1984.4~),汉,武汉新洲,硕士,语言学和翻译,助教,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本文为武汉市教育局科研立项课题,科研项目编号2010102

作者:骆薇 汪玲 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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