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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管理论文 篇1：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生态建构
摘要：随着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组织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此情形下，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生态的建构就成为城市发展内涵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与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软的指标，应与一座城市的经济、军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文化的最高表征是精神，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禀赋与文化气质，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将会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充实，更加系统完善。一座城市的发展，最终以其文化生态的建设及其繁盛为重要标志。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构建，所以从生命系统论的角度理解，城市是有其自身生长的功能、规律与发展阶段的生命体，对内而言，它应该是一个自足、自生而又充满活力，具有造血功能的生命系统；对外而言，它又是开放、包容、有机的完整系统。因此城市文化生态的建构可以从纵向、横向、活态和模态等四个坐标中寻求自身的定位。
关键词：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城市文化生态；文化建设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与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已成为21世纪国家或城市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的文件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方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也成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成为从下至上的共同诉求。在此情形下，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生态的建构就成为城市发展内涵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与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课题。
一、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生态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独特创造，广义上包含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总和（恩格斯），狭义上是与经济相对应的人类文明形态。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经济、军事而成为一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方式，也是城市竞争中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国际化所带来的“地球村”中，城市景观日益趋同，城市交往日益密切，城市市民衣食住行日益失却个性，城市气质禀赋日益模糊，在此背景下，唯有文化差异，成为了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的重要标识；唯有文化生态，不仅成为一座城市是否具有魅力、活力、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
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软的指标，应与一座城市的经济、军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文化艺术也是一种实力，一座城市或国家的强盛，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在现代社会，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文化方面。一座城市的创新活力、形象魅力、个性张力、长久影响力等都与该城市的文化生态直接相关。
文化的最高表征是精神，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禀赋与文化气质，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态。但所谓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将会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充实，更加表征化、系统化。
所谓生态（Ecology），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所谓文化生态、源于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首次提出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主要指不同环境的适应中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类型或模式。在斯图尔德看来，人是归化了的动物，在体质上完全受文化活动的影响；人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种形成的文化因素要超过体质的因素，因此，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与解释人的生物进化不同，不能从遗传上推导某种文化模式，必须从文化适应上做出结论。作为城市文化生态学的主体内容，城市文化生态的建构既应具有环境文化生态意识与文化生态思考，在决策层面又需要具有对于环境文化生态理解与建构价值的认识。中国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既压缩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发展空间、破坏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呈现，又忽略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内在价值。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是反映一座城市精神面貌与地域文化整体意识的象征，特别是处于隐蔽环境下的文化生态的忽视，为城市文化生态的建构带来了负面影响。
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更可以聚集精神，增强亲和力，促进精神的融合与交流，因此城市整体文化生态的规划和布局，不仅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新的要求，更应将其放在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统合与协调。一座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不仅应该重视其基本要素、特质、内涵等的建设，更应该重视其建设策略与可实施路径的探究。一座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应该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系统工程。对城市文化生态的塑造与维护，应进行整体规划和立体布局。
在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必须以文化生态建设及其繁盛为其主要标志，这主要体现为：其一，不是以经济、政治而是以文化为该城市的本质内涵或特征；其二，以经济建设为其基础，或者不必与经济基础发生必然联系（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其三，文化生态城市不仅应具有相当的文化资源传承、文化历史积淀与文化禀赋显现，更应具备其独特的文化理念；其四，文化生态城市首先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固然与政治、经济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但又不形成一种必然关系；其五，具有文化自创新机制与功能；其六，形态上应该是多样与多元的，更多体现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与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色。
二、城市文化生态的建构语境
关于城市，无论从词源上还是功能上，古代人们早有论述：“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城，以盛民也。”“城，所以守也。”“市，买卖所也。”“城邑也，都邑之守，筑此以资保障也。”“中日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功能无非两种，或围墙以为城，或聚货以为市，无论中外，城市都起源于一种军事防御和物资交汇的目的，有相互矛盾的双重功能：一面是汇聚与沟通，一面是封闭与排斥。对内是汇聚与沟通，对外是封闭与排斥。而城市生态的概念则超越了这些概念及其功能，对内而言，它应该是一个自足、自生而又充满活力，具有造血功能的生命系统；对外而言，它又是开放、包容、有机完整系统。
在具体的形态上，西方多是依山建堡，一道山门，成就城堡的吐纳功能；中国古代多为平原起城，四面设门，成就了城市四方沟通功能。建构于中国城市这一基本功能的中国城市的特点，表达的是全面的开放性与沟通的愿望，体现的是一种全面吸纳与全面辐射的理念。水至清则无鱼，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同理。一座城市的活力就在于与外界不断的交流、沟通与传播，这是城市生态文化的建构之本。这种沟通与交流，应该是良性的一种生态机制，也就是说不但要请进来，以开放的心态广招博引，更应该走出去，以自身的特色实现对等交流，而正是这一点，就连上海这样的国家化城市也很难做到。其余城市可想而知。
与西方城市发展形态不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处处体现着其宇宙论的基本原则：或按自然山水位置配置城市规格，或按星象配置宫室关系，这种理念至少在很早时就已逐渐成型。由此可见，《周易》中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于天，俯则法于地”，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城市规划的需要。正是这样的传统，使得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本质上体现出中国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思考，因此中国古代的城市理念，可以看作是包含了建筑、人与环境的文化生态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中国城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态，这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以下三种代表性风格：一为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主要体现为工整、对称的形制与格局，表明上天只需在人间的具象呈现；二为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依山傍水，山水城市合为一体，背后蕴藏着道家哲学顺从自然安排的意志；三为人文之城，儒商精神的江南小镇，小桥流水、宁静致远，一种对文化的尊重。这三种城市形态，典型体现着中国城市的文化生态观。
同时由于城墙的具体存在，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容器，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城，盛也”，城市是用来容纳的一只大型器皿，主要为聚居人口，以便进一步支撑国家的军事与生产之需，故城市的主要功能为居住以及对居民实施必要的管理。
中国古训曰“有容乃大”，因此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包容和扩容；而城市生态的概念，则完全推倒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城墙，使城内城外融为一体，使内在小宇宙与外界大宇宙完全融合，使城市成为整体的一个大生态系统。要满足生活需要，首先就需要广纳博容，精英与大众、老板与民工、老幼与青壮、白领与乞丐、强势与弱势各色人等，都应该能够获得自由的生存空间；造导弹的与卖茶叶蛋的、开宝马的与骑自行车的、亿万富翁与贩夫走卒、高富帅与矮穷黑、纸醉金迷与引车卖浆等都应该具有各自的职业存在空间。
从城市概念分析的角度理解，城市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是人类生活的既存事实与实然状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城市的出现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也为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文脉的承续绵延带来了新的契机。思考城市及其文化，就是思考人类的现实处境，就是思考人类的未来命运。关注城市文化发展，是一个具有人类视野和终极关怀意义的重大课题。
既然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构建，所以从生命系统论的角度理解，城市有其自身的功能与规律。第一，城市是一个有其生长规律、发展阶段的生命体，它起初来自自然，不断人化，而区别于自然，但其最终将回归于自然，成为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部分，在这种分化与回归的过程中，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作为生命体，城市要进行自身的生命运作，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进行物质的交换和精神的交流，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空间，同时它也不可以肆意地自我膨胀和掠夺。正是在精神的交流中，凸显出了其文化的功能；第三，城市的内宇宙、内空间，是其文化精神的本质体现，有自己的存在体系与运作规律，这种体系与规律需要人们去不断探索、掌握，协调规划，统筹处理；第四，城市有其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主要取决于该城市所独有的文化生态，或者说本质上取决于该城市文化生态的差异。在千城一面、千城一态的今天，独特城市文化生态的营建显得尤为重要。
城市是人的城市，所以从城市现实生活层面来看，城市也有其自在生态。《辞源》中把“生活”释为“人的各种活动”，因此城市生活指的是人类在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包括工作、学习、休闲、交际等。作为城市文化生态，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至少应当有以下几个标志：其一，和谐自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其二，便利高效：人的工作、交流等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应当更有效率、更便利；其三，丰富多元：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形态都必须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并存的；其四，休闲放松：城市生活应该是张弛有致的。通过休闲，人的肉体和精神世界都能够彻底放松，才有精力投入新的工作；通过休闲，人的灵感会更加丰富，创造力会更加旺盛；其五，传承发展：城市生活是文明的源头，既是文明发展演变的鲜活过程，也是文明的结晶，承担着创造与传播新的文明的功能。因此，文化城市的现实生活应当是和谐有致、工作愉悦、生活便利、身体健康、精神放松、物质丰富、不断创新、休闲多彩的高质量的生活。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将落实于具体的公共文化设施。上海作为率先将国际化文化大都市建设列为城市建设重要目标的城市，除了标志性建筑，更应该具有具备各种不同规模、覆盖不同空间地域、满足不同城市居民文化需要的硬件建设。并且要能够做到让市民进得去、用得起、回得来，不断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需求。
虽然中外文化城市形态各异，但一般而言，总要具有以下特质：当代社会，在城市景观、经济、功能、信息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文化不仅成为城市唯一可以识别的面孔，同时城市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文化的发展，否则城市发展将会跛足而行。因此文化城市要有文化理念，因为文化城市首先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固然与政治、经济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着密切关系，但又不形成一种必然关系。文化城市必须是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共建共赢的形态。文化城市注重局部功效，更注重长远目标；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软件与活件配套；注重外在景观与规模，更注重局部细节，注重形式，更注重内涵；力图避免同质化，更承续与坚守传统底蕴；注重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注重表面文章，更注重制度改良……。
既然要注重城市文化生态的建构，当然也需要对城市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角度理解。目前所倡导的城市文化生态建设，虽然面对的是当下，但其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核心内核，因外在城市景观日益趋同的今天，文化成为城市的重要区别。而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承续与否，则是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根本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思想作为统摄，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源头及核心理念，如和谐共处、阴阳协调、五行互动、家庭仁爱等，这些理念反映到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及其未来发展目标，应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生：生命、生息、生机、生气；其二，动：互动、律动、能动、灵动；其三，通：沟通、流通、融通、畅通；其四，和：汇和、协和、整和、亲和；其五，容：包容、兼容、宽容、从容；其六，乐：乐居、乐业、欢乐、喜乐。我们认为，只有体现了上述理念的城市生活才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只有包含了以上要素的城市，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文化生态城市。
三、城市文化生态建构的定位
，文化生态是城市发展建设中的“软件”。换言之，文化也就是城市的“魂”。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实质上就是城市文化之“魂”的建设。因此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能充分体现这个“魂”或紧紧抓住这个“魂”，不能脱离文化这个“魂”去搞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文化的本义就是“人文教化”，也就是“以人为本”，它最大限度地体现城市所折射出的人的价值。文化是感性的、温暖的，没有或缺少文化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文化沙漠”，因为沙漠对于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缺乏人性的地方。对于城市来说，一片片的楼宇大厦沉默不语，那是缺乏人性的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城市中的“文化沙漠”。举例来说。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的高楼不可谓不壮观，但在这里却感受不到那种温暖的可以让人亲近、让人驻足、让人流连往复于期间的文化氛围。这里除了永是高峰的车流和隐身于这些楼宇并只在早晚上下班时间匆匆来往道路上的白领人潮之外，不时浮散出一种空旷，身处其间，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空虚与孤寂。所以，上海的陆家嘴只能隔江而望，只能远距离地观赏，身临其间会令人产生一种精神的失落，那是一种类似于如临沙漠的感觉。关键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恐怕在于，我们在规划陆家嘴金融中心这个区域的时候，将“金融”这个概念绝对化、纯粹化或唯一化了。而排斥了许多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排除或忽视了文化。俗语说：“水至清则无鱼”，文化的生成也这样——“物相杂而成文”。当我们在陆家嘴的楼宇中从上到下布满无数的各类金融机构的时候，一个活的金融中心并没有凸显出来，因为它远离人们的生活，如盆景般脱离了生态，人们似乎依然感觉它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一种冷漠的形式。金融中心的建设不是几幢楼字或几十幢楼宇的建造就能兑现的。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是金融生态，金融生态也就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认为陆家嘴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文化的介入。通过具有个性和魅力的文化使之变得更加亲和、生动与温暖，让那一幢幢参天的楼宇活跃起来，不再沉默无语，开始做梦，开始与行人对话，开始不断地讲述关于自己的引人入胜的各种传奇和故事。
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自不待言。那么，作为城市文化生态建设，需要把握哪些具体要素呢？我们认为主要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文化观念与观念文化；与文化观念相吻合的人、物、事；将文化制度化的必要方式；塑造文化的最重要手段，也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文化传递、传播与输出、输入的工具；文化导向；文化城市的外在形式；城市创意的发展流变；体现文化的经济价值；文化城市的生态环境与细胞，我们将其分别概括为观念、表征、节庆、故事、传媒、政策、设施、时尚、产业和社区等十大要素。
城市文化生态建构，可以从以下四个坐标中寻求自身的定位。
第一是纵向坐标。，
回溯历史，寻求城市文化生态赖以建构的传统资源。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武术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生态，因此如何对其进行梳理、开掘、整合运用，既是城市弘扬历史、传承文化、保护传统的固有使命，又是寻求当代城市新的发展模式探求、新的生态体系建构的新使命。
第二是横向坐标。
回顾环境，寻求城市文化生态赖以建构的地域资源（或自然生态资源）。人们很早就发现了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南北文化相异的说法，典型的如将禅宗区分为南宗北宗，将学问区分为南学北学；不仅绘画有南宗北宗之别，而且人的性格也有南柔北刚的区分。其他诸如：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拳北腿等，都是对南北文化差异的一种具体描述或简略概括。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肓志、抒情之体。”在目前的城市文化生态规划建设中，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必须参照的一个重要文化坐标。如浙江省的小县城开化，作为钱江源的城市，地理环境位处南方，故而其文化自具有南方文化的总体特点。开化县又地处徽文化与江南文化中的吴越文化交错相杂的文化土壤，在此生态下，以木为主要原材料的文化生态及其衍生出来的竹文化、水文化、稻作文化、雕刻文化、印刷文化等，与北方的土文化、石文化、农耕文化等因鲜明的对比，成为其文化的重要表征。不便的交通，使外地人来之不易，但因此也为人们较长时间停留提供了可能，如何将劣势化为优势，如何让人们走进来并停下来，有许多文章可做。因此如何发掘与规划，值得深思。
第三为活态坐标。
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因此可以在衣食住行中寻求城市文化传承的鲜活生态形式。所有文化创造，莫不以衣食住行为其初始动力；所有文化生态，莫不以衣食住行文化形态最为生动、绵长、恒远，所以一座城市文化生态的传承与建构，莫不与该座城市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开化围绕衣食住行的独特文化，如饮食、服饰、婚丧、祭祀、舟船、节庆、传说等，需要科学定位、系统规划、分步实施。
第四为模态坐标。
城市特有文化生态模式的寻求与建构。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城市的差异，在于文化，而文化的发展，在于独特文化生态模式的建构。在文化生态建构中，既需要整合与理顺现实与历史、时间与空间、观念与实践、物质与精神、应然与必然的关系，更需要与该城市独特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机制的建构、文化管理的革新、文化产业链的打造等。因此如何在具体的一座城市中进行文化生态链的建构，并进而进行复制或推广，应当成为城市文化生态建构的衡量标志之一。
总之，随着信息的日益发达，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城市应该旗帜鲜明地营构与维护自己的文化生态；在国内文化交往与经济发展中，城市应率先建构和保持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生态。因为城市生态的建构，不仅可以为保护与发扬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彰显民族精神与智慧、树立全新的城市形象提供策略性参照，更可以提炼出城市文化包含的独特的创造力、亲和力，展示当代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富有民族智慧、充满创造活力与激情的全新形象。而一座座富有特色、富有个性、鲜活生动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展示，又会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更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林少雄
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管理论文 篇2：
大学文化生态及其优化
摘要： 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大学文化生态具有育人性、学术性、批判性、开放性等特征，由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和管理文化生态组成。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建设中存在着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失衡倾向。整治大学文化生态失衡，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生态；内涵；失衡；优化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大学社会评价体系和机制研究”（16BGL172）。
作者简介：范玉鹏（1989-），男，河南新乡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余小波，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2。
大学不仅是一个组织实体，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组织特性的标志，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今日的大学[1]，导致我国大学文化生态出现失衡态势，从而诱发了大学的本体危机。因此，对大学文化生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其构成
大学文化生态实质上是生态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或者说是对大学文化的一种生态考量、生态审视和生态思考，是大学文化生存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环境企求、一种制度渴望。为进一步厘清大学文化生态，有必要对其内涵、特征及其构成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大学文化生态的内涵及特征
生态一词肇始于古希腊字Oikos，通常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或生活习性。随着生态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不断深入，生态定义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其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将生态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事实上，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既可用于生物等相关研究，也可应用于人类相关的各项实践活动。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剧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的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拓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学文化生态就是借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大学文化的問题，研究的是大学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探求的是大学文化与其内外部环境的最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大学文化生态，是指大学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动态关系。其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文化生态中诸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组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各要素相互协调、动态关联，共同形成具有一定张力且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二是大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系统与其外部环境间的动态耦合。大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外部环境，正是这种环境为其生成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学文化生态作为大学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方式，既具有文化生态的一般特点，也具有自身秉性的特征。具体如下：其一，育人性。育人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体功能[2]。大学自他诞生之日起就把传授知识和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我们所谓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其二，学术性。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大学文化生态的生命表征。大学文化生态离不开学术，学术性是贯穿大学组织活动的始终并决定和支配大学一切活动进程的根本。大学的所有活动均是围绕学术逻辑而开展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无不以大学的学术活动为基础，并为其提供条件和服务。其三，批判性。大学文化生态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负有选择、批判和传承人类文化的职能，批判性是其固有性格和内在属性[3]。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和批判的权力，这使得大学可以超越国家、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束缚，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审视、省察和引导。其四，开放性。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系统，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维持系统的有序运转。大学文化生态作为一个层次丰富和要素多样的开放系统，与外界文化环境时刻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和能量的交流与交换，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构成
就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来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所以，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视角，这对于研究大学文化生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就生态主体视角来看，生态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活动的人。同理，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也必须是从事大学文化生态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主要由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组成。教师、学生和管理者通过教学、科研、教育、指导、管理、服务等关系形式联结起来，共同形成大学文化生态的“命运共同体”。同时，经大学“人”（教师、学生、管理者）、“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外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融合和演化，大学文化生态可分解为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学术文化生态、管理文化生态。
教学文化生态。教学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本质的属性、最鲜明的特征和最重要的职能。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便肩负起人才培养的任务，教学文化也就如影随着大学成长。大学教学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本”，是大学师生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集体价值取向，以及在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师管之间产生的一种相互作用的环境氛围[4]。大学教学文化生态不等同于课堂教学文化，它还包括课堂以外与教学相关的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例如教学精神文化、教学制度文化、教学行为文化和教学环境文化等。优质的大学教学文化是一种文化积淀，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学问、技能的功能，还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职责。以育人为目标的教学文化生态如若呈现失衡态势，势必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也会影响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社会的名声声誉，致使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失去根基、血脉和力量。
学术文化生态。大学之“大”源于学术，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支柱。大学作为“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5]，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文化殿堂，是以学术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学术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根，是由“学术-学者-环境”构成，为达到学术传承和创新目的而进行复杂学问研究的动态系统，具体由学术心态文化、学术制度文化、学术行为文化以及学术物态文化组成。学术文化生态一旦形成，就会融入到学术成员的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科研情感中，并且深刻影响学术成员的学术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可以说，一个好的学术文化生态能够形成良好的学风、研风和学术习惯，关系着大师的诞生、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产出；一个充盈歪风邪气和潜规则的学术文化生态必然带来学术功利与浮躁，诱导学术人对实际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学术成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因此，大学必须致力于建构良好的学术文化生态，无论是群体生态还是个体生态，都应该秉持学术至上的信念，使各种学术生命与环境共生共荣、相互作用。
管理文化生态。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皮特·德鲁克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该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的魂，是大学管理者基于大学文化组织运行的内在特性，以生态规律协调大学内部管理关系的动态系统。管理文化生态首先应该是一种民主管理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制度优先、科学民主、独立开放的管理理念，对教学文化生态和学术文化生态起积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同时，管理文化生态也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过管理互动生成的行为文化，对大学师生具有正面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规范、同化辐射等作用。管理文化生态是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大学管理文化生态运转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社会服务的水平。因此，大学要建设生态化的大学管理文化，用生态的管理理念经营大学并改革内部管理模式与机制，使之既具有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又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从而激发大学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
二、大学文化生态的失衡及其原因
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不再是一块“净土”，校园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教学精神遮蔽化、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正在贬低着大学的神圣与旗帜，消解着大学的品格与力量，吞噬着大学的努力与奋斗。
（一）教学精神遮蔽化
教学精神是指教师和学生在长期教与学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教学精神不同于其他精神，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引导大学生“学会做人”，对人之生存、发展的意义有所理解和体现，防止教育上的“单向度”倾向。但受文化市场化大潮的浸染与裹挟，大学教学精神逐渐被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所遮蔽，导致大学教育逐渐蜕变为“人力的教育”和“制器的教育”。具體表现在：一是教学内容方面，重实用轻修养。就现今的大学教育而言，实用性专业课程所占比重过大，人文课程和通识课程比重较小，普遍存在重技术传授、轻人文熏陶，重知识灌输、轻人品培养等现象，忽略了从意义和价值层面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忘却了教学精神的根本目的是“全面培植人性”，这既违背教育的本质规律，又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二是教学评价方面，“评”的工具性价值功能被不断强化，“教”的价值或被遮蔽或被异化。当前大学教学评价偏重于显性的定量评价，加之高校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风气，导致投入周期长、见效慢，难以量化的教学和教学建设成果难以得到应有重视，教学始终游走于评价的“边缘”[6]。三是教学效果方面，所培养的大学生容易出现人文知识欠缺、人文素养缺失的现象[7]。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大学生更容易形成急功近利的求学态度，对实用知识与实用学术的获取更为执著，导致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所”，丢失了其“精神城堡”的英姿。
（二）学术取向功利化
学术取向功利化是指大学文化生态主体把学术研究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手段，极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代社会由于受到工具理性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冲击，大学学术生态日益呈现出技术化和非教养化的功利倾向，致使大学成为多种实利的探求场所[8]。这既损害了大学的崇高形象和学术研究环境，又阻碍了学术与科学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学术动机功利化。“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做学问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知，致使科研变成工具、学术变成数字。部分大学教师的学术动机仅是评职称、获头衔、享待遇；部分博硕士的学术动机仅是拿文凭、美简历、找工作；部分管理者的学术动机仅是追排名、扩影响、获荣誉。其二，学术手段功利化。学界部分集体和个人为谋求团体和个人私利，在课题申报、科研、学术出版等活动中采取种种非理性和不规范的行为表现，例如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学术评审腐败等，致使学术失范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发生。其三，学术评价功利化。当前，学术界或是缺乏或是没有坚持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导致学者们过于重视论文、著作、专利的数量，甚至为此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互相吹捧、歌功颂德、认人不认材料等，从而使严肃、单纯的学术活动复杂化。
（三）管理体制行政化
所谓管理体制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来管理大学和组织学术事务[9]。管理体制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后者关乎大学的内部治理问题。首先，就管理体制外部行政化来看，政府以管理行政部门的手段和思维，将大学作为自己的附属部门加以管理控制，管办不分。具体表现在：管理职能上，政府通常忽视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存在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等现象；管理方式上，政府过于依赖行政命令手段管理大学，对各类大学事务均采用行政化的硬性管理方式，忽视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及其自身的逻辑性；管理作风上，存在官僚化、表面化、简单化等倾向，个别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人员官僚风气明显[10]。其次，就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来看，行政化主要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关系失衡乃至对立。具体表现在：一是大学组织结构生态科层化。组织机构的设置过于强调层级管理职权的区分，往往注重管理层级间的有序性和对称性，却忽略大学组织所特有的无序性。二是大学学术管理生态行政化。行政权力通过资源的配置、干部的任命、绩效的考核等方式对学术权力进行事实上的干预和控制[11]。三是大学管理决策生态集权化。大学的管理和决策依然遵循科层化与官本位糅合的管理逻辑，大学虽然设有学术委员会等，但大多形同虚设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大学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失衡态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高校内部因素的制约。就社会外部因素来看，经济市场化的侵蚀、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信息网络化的驱使以及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等，都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外部诱因。首先是经济市场化的侵蚀。市场经济天生具有无序性、盲目性、逐利性、垄断性等弊端，极易给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无序性对大学独立地位的动摇；盲目性对大学就业生态的冲击；逐利性对大学学术精神的蚕食；垄断性对大学官本位思想的强化等。其次是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作为长期浸润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一种亚文化，大学文化生态时常受制于社会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的博弈，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会促使部分大学人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困惑，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做出错误判断。再次是信息网络化的驱使。隨着信息资源的广泛开发和网络技术的推陈出新，网络在给大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的无限蔓延和监督存在困难，使得色情、腐朽、敌对等思想通过网络迅速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之中，给原本单纯、健康的大学文化生态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弱化了大学文化的精神整合作用。最后是高等教育过度大众化的裹挟。高等教育大众化改变了以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现状，满足了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纵深推进，许多问题也呈现井喷状态，例如教学质量的下降、教育公平问题的凸显、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等等。
就高校内部因素来看，行政本位的强化、工具理性的膨胀、政府依附性的固化以及大学定位的模糊仍是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内部诱因。首先是行政本位的强化。当前，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下，我国对高等教育管理仍是采取以行政命令与指导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以效率和绩效为主的行政本位仍主导着大学文化生态，致使学术权力被弱化[12]。其次是工具理性的膨胀。随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演化，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表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导致人文学科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技术科学和实用科学所取代，致使大学成了人力工厂，成了职业培训所，成了现代人追逐名利的竞技场。再次是政府依附性的固化。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既具有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传统，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大学没有经受住考验，开始成为政府的分支机构和附属品，忘却了大学的使命和宗旨，丢弃了大学之为大学的“精神气质”。最后是大学定位的模糊。定位问题关系到一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但受制于功利本位和行政本位影响，许多大学在发展定位上明显越位、错位和失位，例如在办学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发展定位上“贪多求全”；在办学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等等。
三、大学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
面对当下大学文化生态的种种问题和失衡态势，必须大力进行文化生态的整治与优化。整治和优化大学文化生态需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健全文化生态机制、重塑文化生态个性、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上着力。
（一）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大学文化生态也是如此，不能脱离政府、社会、高校等内外部环境因素而独立存在。它同这些内外部环境因素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以保持大学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优化大学文化生态环境，需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双管齐下、协同发力。就外部环境看，有必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原来属于大学、而被政府占有的权力毫无保留地归还给大学，从而规避大学对政府权力的“制度性依赖”，最终形成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还要理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社会文化环境对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都产生着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利弊兼有，需要大学文化在固守已有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善于理性分析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为己所用，以促进自身生态的健康发展。
就内部环境看，大学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予以支撑和维系，以确保大学文化系统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之间能够和谐发展。一是深化大学自治制度，改革现行权力生态分配结构，强化大学运行中的学术权力生态，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与协同一致，避免出现“人治”替代“法治”、“行政”决定“学术”的生态错位倾向。二是落实教授治校制度，通过健全完善的机制增强制度规范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对教授治校进行引导、规范、保障，充分发挥教授在课堂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强化民主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
（二）健全文化生态机制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是保证大学文化生态活动有效进行，使其功能得以实现的构造及其运行原理。根据机制构成的一般规律和大学文化生态的自身规律，大学文化生态机制主要由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组成[13]。当前，囿于大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种种影响，大学文化生态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运行不畅、动力不足以及约束乏力。健全大学文化生态机制，需要运行、动力与约束三个子机制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强化组织保障，通过建立相关规章制度来确保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有序运转；要完善舆情监控机制，借用现代化的信息媒体手段对大学文化生态的基本走向、相关内容等进行及时有效监督，以便能够准确判断生态舆情并提出有效的对应方案。在动力机制方面，要给予大学文化建设一定的经费支持和保证，例如在教学方面，应以“教学工作坊”等平台为契机，帮助教师发展教学技能，提供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的机会；在科研方面，应加强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激发科研工作的学术热情，在经费和平台方面予以保障；在管理方面，应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人本思想和民主管理相结合，促进广大师生的广泛参与，提高其制度自觉意识。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强生态主体的自我规范，教师应自觉摒弃功利文化，遵守学术规范、践行学术道德；学生应自觉抵制庸俗文化，专心学习，掌握知识；管理者应自觉抵制官本位文化，践行服务意识，做好相关服务。
（三）重塑文化生态个性
大学文化个性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是一所大学的优势所在[14]。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从九百多年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到七八百年前的英国牛津大学，再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洪堡大学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无不以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在大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学要想重塑文化生态个性，形成独树一帜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就必须从大学定位、学科特色和学者个人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坚持大学定位特色。大学定位就像生物在食物链中寻找自己的“生态位”一样，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大学既要遵循大学办学的普遍规律又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学校在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个性定位，扬长避短，办出自己的特色。例如，研究型大学要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创新方面“独领风骚”；教學型大学要办出教学特色。其二，坚持学科定位特色。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核心的办学特色，大学必须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按照一流大学、一般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所处的生态位，不断凝练和强化原有学科优势，积极推进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群建设。其三，坚持学者个体特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即大学教师的佼佼者，是塑造大学文化个性的关键生态因子，在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的角色。可以说，大学文化生态个性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教师队伍的个性和特质。
（四）提升主体文化自觉
大学文化生态的优化是大学文化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双向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主体是起支配、决定、主导作用的因素。大学文化使命与理念的确立、传播、执行和最终完成，均是由生态主体去实现的。因此，生态主体的文化自觉必然成为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所在。
就大学教师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是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神圣职责。这个职责之所以神圣就在于，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自觉当好正确方向的引导者和高尚心灵的塑造者；二是要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无论在课堂还是课外，教师都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生的表率；三是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自觉保障学术活动的有序、有效进行。
就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来看，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通过课内课外等多种途径，强化自身的文化觉悟意识、文化责任意识以及文化自信意识；另一方面，大学生要自觉增强文化鉴别能力，在多元的文化冲突中，坚持正确的文化批判原则和批判价值观念，绝不盲目跟随和从众，理性对各类文化进行恰当的、包容的审视。例如，大学生要理性辩证看待西方文化，自觉剔除西方文化的腐朽成分，以宽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
就以校长为首的大学管理者的文化自觉来看，其治校理念决定着大学文化生态及其特色的兴衰存废，其人格操守关联着大学文化生态的精神风骨，其专业修养影响着大学文化生态的学术质地与含量。因此，以校长为首的管理者应自觉践行正确的治校理念，以自己的理念和人格力量来引领和影响大学文化生态，并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者向文化领导者转变，不断加强学校组织文化的建设、明晰自身角色的定位、提升自身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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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作者：范玉鹏 余小波
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管理论文 篇3：
旅游城市化进程中广西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融合的景观设计
摘 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底蕴与资源都较丰富，本文选择从乡村文化生态着手，将其与旅游业进行融合，将充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文章对推动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融合的必要性进行概括，然后提出建设民族特色的旅游小镇、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庆典、探索与发展民族创意产业、挖掘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推动民族乡旅文化融合创新的建议，以期为促进乡旅景观融合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旅游城市化；文化生态；景观设计；广西
基金项目：2018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18CGL001）；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1KY0825）。
引言
美丽乡村建设是打造文化生态理念的主要体现，这不仅需要农业农村部进行顶层设计，还需要各地加以实施，它是建设文化旅游景区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需要保证广西生态文化建设活动的持续活跃性。为推进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产业的交叉融合，在乡村需要发展具有地域特色与价值的产业。为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需从景观设计方面着手，促进我国文化生态传承与发展。
一、推动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融合的必要性
合理运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可以进一步提高广西乡村旅游文化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同时也是振兴乡村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广西人民若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可以打造一个完善的乡村文化生态产业链，丰富乡村地区的文化产业结构。而广西人民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整合，可以推动乡村旅游经济与文化生态双向融合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赢得游客对当地人民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进一步拓宽广西乡村旅游的发展渠道，从而为乡村文化传播与新农旅发展夯实基础[1]。广西人民需要以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为基础，重新调控新农旅产业布局，以此可以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结构向现代化产业转变。根据乡村文化旅游融合调整景观设计，可以有效提高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稳固性。广西人民发展新农旅时需要保持传统产业生态不变，然后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特别是乡村景观设计可以融合当地乡土聚落的地方特色和和风俗文化，即将文化生态与旅游有机融合[2]。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发展，将民族特色产业、民族庆典、民族创意产业等融入景观设计理念中，以此打造出特色旅游小镇，使乡村民族节日影响力传播深远，推动民族创意思想有更好地创新。在设计乡村旅游产业时，要以局部地区为中心进行发展，调整乡村产业布局与新经济产业的规划模式，进而起到推进乡村向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作用[3]。
二、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业的景观规划设计
（一）建设民族特色旅游小镇
近年来，广西各部门与人民在建造具有民族特色旅游小镇方面投入很多精力，无论是特色产业还是地域文化习俗。其中，广西在建设特色县域文化资源的全过程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将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并加以利用，从而为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品牌效应的旅游小镇奠定了基础[4]。2018年，此项目在广西地区实施与开展，他们通过推荐、评审、讲解等环节进行评选，最后将被选定的特色乡镇名单进行公示，第一批评选活动广西选出了40多个特色小镇培育名单，随后在2019年和2020年先后将第二批与第三批特色小镇进行公布。此次确立了34个特色小镇，有关单位与社会组织加大了对这些地区资金支持，对广西人民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乡镇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将特色理念融入景观建设中，将有效提升当地的知名度与文化传承力度。在发展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时也需要根据民风民俗着手进行考虑，如宜州市的刘三姐镇，该镇具有浓郁而淳朴的壮家风情；坐落于北海市的银海区侨港镇，由于离海边较近所以具有海洋风情；以中渡镇为例，它隶属于柳州市鹿寨县，亦是洛江文化的代表；莲花镇具有浓郁的瑶族文化，它是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一个小镇；灌阳县的油茶小镇，它具有独特的饮食文化等，都具有显著的民俗风情特征，因而被选定为中国特色小镇进而发展起来。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如果给予足够的支持，可以让具有特色景观的小镇建设起来，推进广西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使特色文化小镇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效应，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乡村经济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二）打造有影响力的民族庆典
在建设具有特色景观规划设计的小镇时，需要充分融入民族文化，还可以将经济与旅游发展进行衔接，将民族节日庆典文化融入其中，以此可有效推动当地经济链的发展，同时还能使民族庆典在海内外都有深远影响。在建设文化旅游业时将广西影响最大的“三月三”歌圩节融入其中，以此可有效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三月三”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傳统节日，通过开展节日庆典，会推动民族文化深远传播，动员全体广西人民都参与活动。此期间不需要刻意渲染气氛，广西人民在庆典活动中会释放出饱满的民族热情，当游客来到广西旅游会受到他们的感染并参与其中，从而有效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促进广西乡村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在开展“三月三”节日庆典期间，可以对特色旅游产品进行打折销售，不仅可以调动游客的购买积极性，还可以促进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开展旅游消费嘉年华活动的同时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这将让游客具有欣赏与了解民族文化盛宴的最佳时间。开展“三月三”庆典活动，可以进一步提升广西民族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使特色民族文化效应传至海内外。传统节庆活动中的瑶族盘王节歌会与炮龙节都可以作为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并将其发展为联谊会，让所有庆祝丰收的人民能广泛交友，这将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参与其中[5]。
（三）探索与发展民族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广西人民以民族文化资源设计灵感为基础，然后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琢磨与创新，使其从传统运营方式转变为全新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应用高科技技术对其进行转化和发展，使其具有创新发展性。这样可以衍生出具有强文化内涵、高文化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并进一步提升广西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提高人们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广西以“文化+”为发展思路，以民族文化为主线进行积极探索，然后将旅游业与饮食文化、乡村产业等进行融合发展，可以推动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进而打造出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特色产业品牌。以北海合浦县的珍珠为例，此地因为盛产“南珠”而远近闻名，可以选择将其作为产业链进行发展，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可以将民族风情融入其中，让更多游客在特色小镇中准确猜出该地的特产与文化。自明朝开始“南珠”就享有较高声誉，随着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的提高，小镇讲解员可以同游客讲解“南珠”的来历与历史价值，将其以雕塑或是模型的方式呈现在游客面前，让游客了解与参观。同时可以将其置于博物馆、艺术园林，亦或是建设以南珠为主题的酒店，发展一体化的产业链，进而促进“南珠”文化的传播。有关人员可以以“南珠”为灵感，制作与之相关的动画片，便于历史文化的传播，将文化价值发挥到最大。左江花山岩画可以为广西文创创意产业提供发展契机，其属于崇左市的文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其文化内涵不可估量，影响力也非同凡响。崇左市若是以此为基础推崇花山文化，充分挖掘该地的文化价值。以此为基础举办夜游花山及演艺项目，可以促进手艺人拥有丰富的灵感，创作出更多产品，让游客对花山岩画有更深层次地了解。此外，还可以选择建设互动体验区，让民族特色文化拥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建设与之相对应的景观区，推动别具一格的生态旅游景区建设[6]。博物馆或相关单位以广西民族文化为主线，让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在景区内讲解当地历史文化。不同行业也可以进行跨界合作，向群众推出文创产品，在保证其具有强烈的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具有实用性。另外，广西当地可以举办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大赛等，以此加深人们对广西文化的印象，使具有民族特色风情的乡村旅游业长远发展，旅游资源得以有效开发。
（四）挖掘民族优秀的文化元素
现阶段的旅游就是生态文化旅游，只是需要在这基础上进行改良，将景观设计理念融入乡村旅游，可有效提升广西民族乡村旅游发展质量。评价乡村生态旅游的标准是景观设计规划水平的高低，根据乡村的核心发展理念进行规划可以有效增强文化底蕴，使特色民族文化发挥至最大，使其拥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思想。因此，要全面地认识与了解生态文化旅游所具有的真正含义，充分发挥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内涵，这是建设发展生态景观乡村旅游的关键要素。在建设乡村生态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应注重历史文化的导入，其对人们精神世界有引领作用。游客在乡村旅游时发现该景观设计融入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将会进一步增加游客对生态文化认识的清晰度，使游客心情愉悦，同时还能引起同当地文化的共鸣。若想找到适合广西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要素，政府相关部门、各大院校、科研院等需要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进行细致地剖析，对村寨历史、民族特色建筑风格、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传承至今的神话故事等文化进行研究，对该文化发生的背景、历史价值和传承至今的含义进行探索，然后分别传输给景区讲解员与景区规划设计人员，让设计人员将风格元素融入园区建设过程中，导游将当时人民的心情与见闻进行传播，可使园区景观设计成果充分展现该地的生态文化。在景观设计方面投入海量的精力，引入地区文化产业、特色产品、饮食民俗，这将对广西人民研究乡村生态旅游有较好地推动作用，进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
（五）推动民族乡旅文化融合创新
创新设计灵感可以使乡村景观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推动民族产业创新，是推进乡旅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乡村生态景观规划，对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创新，可以推动广西生态旅游景观规划更趋向于现代化，建设蕴含现代元素的乡村旅游，有利于乡旅文化的发展。广西进行文化旅游创新时，需要将乡村旅游民族文化融入其中，以便于乡村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所以在设计乡村景观时需要细致观察时局变化，重视形式创新，进而带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项目的发展。为使乡村文化能深入民心，需要对特色文化给予重视，重视发展旅游景区的亮点项目，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从而推动特色乡村生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在保持传统旅游体验的前提下，以现代化技术为指导，让民族生态博物馆展览形式逐渐朝数字化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挖掘出能刺激人们脑细胞的效用。要充分调动游客思维方式与行为，综合考虑旅游体验形式，将乡旅文化与景观设计进行融合，自然元素可以改变游客的思维，让其能更加喜爱广西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因此，广西人民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挖掘能让游客身心愉悦，记忆更加清晰的方式，融入区域特色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理念，可以是饮食文化、民族风情、风俗习惯等。在景观园区内设置亲子旅游活动、网红打卡地等，此类活动能很好地與乡村文旅结合，提高人们的体验度。具有独特气质的景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透人们的心理，让人们欣赏文化的同时摒弃其他杂念，这对乡村振兴与旅游行业的发展有推动效能[7]。
三、结语
在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的有机融合可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其可以对变化过程进行动态监测与分析，从而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城市旅游城市化进程。若将乡村文化生态与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景点与景观设计可以有效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更好地传承我国文化。广西文化生态与旅游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协调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文化生态与旅游业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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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