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哲学事实价值观批判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哲学教育意义的认识模糊不清，错误地理解了哲学对人的价值、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及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哲学教育现状是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尴尬局面。由此而来，笔者试图从哲学的本性出发，探讨哲学教育的使命及当代哲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哲学事实价值观批判论文 篇1：
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和未来
摘 要：俄罗斯哲学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俄罗斯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今天，这样的俄罗斯哲学死了，其原因与弗罗洛夫有关。弗罗洛夫着重研究全球性问题，关注全人类的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俄罗斯哲学传统在苏联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的失败终结了弗罗洛夫哲学思想在俄罗斯的影响，也终结了俄罗斯哲学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心。当前，面对人类生存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传统的儒家哲学解决中国社会以及人类文明遇到的问题，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新的生命。相比之下，人们听不到俄罗斯哲学的声音，俄罗斯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弗罗洛夫；苏联剧变；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安启念，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3年，在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著名学者说：“俄罗斯哲学死了。”这一说法让我吃惊，事后一想又十分赞成。从一定的角度看，也即从俄罗斯哲学特有的精神传统的丧失来看，俄罗斯哲学的确死了。这一结论涉及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重要启示。尤其是借助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复兴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对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及未来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一、为什么说俄罗斯哲学死了
在讨论俄罗斯哲学是否已死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明確所指。如果把俄罗斯哲学理解为俄罗斯哲学家的活动、著作、思想，那么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终结；如果把它理解为俄罗斯特有的哲学思想传统，则它完全有可能死亡。俄罗斯哲学在世界上受到人们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传统，这是它的价值所在。我们说俄罗斯哲学死亡，就是指它的这种哲学传统不见了。这一传统是什么？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宗教性，因为俄罗斯哲学最主要的成果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然而，宗教性只是俄罗斯哲学的特点之一，还不是它的传统。俄罗斯哲学的传统更深刻、更稳定、更有延续性，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之中。这一传统固然应当从白银时代的哲学中寻找，更应当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和俄罗斯文化中寻找。
关于俄罗斯哲学的特点，公认的俄罗斯哲学史权威作家B.B.津科夫斯基强调：它的首要特点是“人类中心论”，“俄罗斯哲学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虽然它的相当多的代表人物具有深刻的重要的宗教性），不是宇宙中心论的（虽然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俄罗斯哲学家的注意），它最为关注的是关于人的题目，关于人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的题目”[1]（C16）。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俄罗斯哲学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标摆在首要位置，哪怕是在各种抽象问题上。他还提出，与上述特点相关，俄罗斯思想全都带有历史哲学性质，持续关注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终结问题；“整体性”理想是最令俄罗斯哲学家鼓舞的问题之一，“除了很少的例外，俄罗斯哲学家们寻求的正是整体性，正是现实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的综合统一”[1]（C17）1。
值得注意的是，津科夫斯基本人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1942年成为神甫，但是他对俄罗斯哲学特点的概括所突出的不是它的宗教性，而是把它概括为人类中心论。他还进一步强调，这种人类中心论哲学，第一，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及其命运的思考；第二，具有唯道德主义倾向；第三，把现实的一切方面及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作为整体来看。对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是客观、公正的，是很准确的。
其实，津科夫斯基所说的正是俄罗斯哲学的传统。索罗维约夫为整个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但他本人哲学探索的出发点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认为其抹杀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把人以及对人的认识片面化了。[2]（C255）如别尔加耶夫所说，“C.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思想走向东正教过程中的核心人物”[2]（C255）。布尔加科夫大学毕业时是马克思主义者，随后转向唯心主义并很快接受了东正教。他的思想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他在对人的历史命运和解放道路的探索中，发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进步理论”所依据的科学理性没有解决人的道德如何提升的问题，因而这样的理论仍然是乌托邦。[3]（C273—277）布尔加科夫指出，他自己对西方进步理论的批判实际上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形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西方进步理论的质疑，而且赫尔岑就曾因这个问题而苦恼。[3]（C376）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曾经对科学理性和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严厉批判，发出呐喊：“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了。”[4]（P65）而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斯拉夫派便在与西方派的论战中，从对人的全面的精神需要出发批判过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理论支柱——科学理性。从上述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看出，俄罗斯思想家们一直在从道德和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对资本主义以及不断自我膨胀的科学理性加以批判，他们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强调人的精神价值和突出道德的意义，才把目光转向宗教，并按自己的需要对它做了解读。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对前人的哲学思想做了总结与系统化，宗教性不过是它的形式，关注人类的命运才是它的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刺激和启发了俄罗斯哲学家，他们从西方世界物和科学理性对人的奴役中获得了对自己历史使命与理论主题的清醒认识，形成了俄罗斯哲学的传统。
正是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俄罗斯哲学中不见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社会获得向往已久的自由，哲学家努力工作，各个领域都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例如四卷本的《新哲学百科全书》、《俄罗斯哲学（百科全书）》、大型丛书《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哲学》和《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哲学》等。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有关哲学家的著作一再出版，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多得难以计数。但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只是今天俄罗斯哲学家阐释的对象，他们思考的问题，即出于对人类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等问题的关注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却很少有人问津。霍鲁日是今天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方面的权威专家，但是他把人们引向远离现实的宗教问题，引向人的“灵修”。作为哲学家，霍鲁日的人格令人敬佩，学术成就值得高度评价，研究“灵修”问题也有积极意义，不过，他只是延续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形式，没有继承俄罗斯哲学在宗教形式之下的主题和精神。霍鲁日不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家。俄罗斯哲学传统是借东正教的思想资源研究解决人类遇到的现实问题，为人类文明寻找出路，然而在今天，现实问题在霍鲁日和绝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中隐退了，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灵魂看不到了。历史上的俄罗斯哲学或者演变为宗教理论，或者成为哲学史家的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哲学家，我能看到俄罗斯的哲学史家、认识论专家、科学技术哲学专家、逻辑学家、伦理学家、外国哲学专家、宗教哲学家，但是很少看到关心人类命运批判工业文明的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家。当然，从哲学史、宗教理论等角度研究历史上的俄罗斯哲学非常有价值，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值得尊重，然而，作为一种特色鲜明曾经在世界哲学舞台独树一帜引人注目的哲学流派的俄罗斯哲学，确实已经终止。俄罗斯哲学死了，我们看到的，是博物馆中的俄罗斯哲学。
二、俄罗斯哲学死亡的原因及其影响
俄罗斯哲学的死亡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1922年秋天，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的大部分代表人物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人们认为随着运载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船”的离去，以宗教唯心主义为代表的俄罗斯哲学在苏维埃俄国终结了。其实这一认识并不正确。1922年之后，苏联国内有被霍鲁日称作从事“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后卫战”的“被俘的东正教战士”А.Ф.洛谢夫[5]（C5）1，有白银时代便活跃在哲学舞台上的Г.Г.施佩特、П.А.弗罗连斯基，以及H.M.巴赫金等人。他们的工作被公认为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的延续。实际上，他们的确延续了俄罗斯哲学传统，但还不是这一传统在苏联时期的代表人物，真正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主义者И.Т.弗罗洛夫。弗罗洛夫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早期从事遗传学哲学问题研究，是李森科伪科学的激烈批判者。1955年，出于对核武器问世后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罗素和爱因斯坦等思想家、科学家发表宣言，呼吁人类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宣言引起世界上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其中包括弗罗洛夫。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出版，把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物质生产规模无限膨胀之间的矛盾及其严重后果尖锐地摆在世界面前。弗罗洛夫由此把全部精力用于对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物质生产力急剧膨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起初，他提出必须使科学技术伦理学化，随后大力宣传自己的新人道主义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號召哲学家们集中力量研究全球性问题，为人类文明寻找新的出路。他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化，全球性问题研究成为哲学领域的主流并且在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他本人从哲学家迅速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对外政策奉行新思维，对内以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这些思想几乎全部来自弗罗洛夫。弗罗洛夫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与以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为代表的俄罗斯传统哲学格格不入，但是实际上，一方面他是鲜明的人道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坚持“人类中心论”、批判科学理性和工业文明、关注人类命运的俄罗斯哲学传统。他曾多次强调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哲学是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弗罗洛夫的工作是从19世纪3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到1922年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做工作的延续。他和这些俄罗斯哲学前辈都是工业文明、科学理性的批判者，只是因为时代不同，弗罗洛夫针对的是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他的前辈针对的是当时工业文明造成的突出问题，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及科学理性的统治剥夺了人的精神自由，使人片面化，并造成激烈的社会对抗。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或者布尔加科夫，活到20世纪后半叶，目睹了全球性问题，他们一定会投身弗罗洛夫所做的那些工作。弗罗洛夫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他的思想体现了俄罗斯哲学传统的根本精神，他是该传统在苏联时期的真正继承人。
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存在的，他本人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理论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导致了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表明弗罗洛夫的思想与俄罗斯的实际相结合并未获得成功。就像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被人抛弃，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被俄罗斯民众原谅再次赢得他们的支持一样，弗罗洛夫和他的新人道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很少有人问津，再也无法得到俄罗斯哲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尊重。习惯于走极端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重要特点——要么全面接受，要么彻底抛弃。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哲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并没有认真研究总结。现实生活告诉俄罗斯哲学家，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肯定存在问题，然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弗罗洛夫的思想哪些应该抛弃、哪些应该修正，哲学界从未做过认真讨论。法国大革命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各国学者从各种角度思考讨论的严肃课题。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91年苏联解体都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遗憾的是，这段历史作为俄罗斯历史的一页，记载有戈尔巴乔夫和弗罗洛夫事迹的那一页，只是被简单地翻过去了。2001年莫斯科曾出版《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院士》一书，俄罗斯哲学界对他给与高度评价。在此之后，虽然弗罗洛夫的思想没有遭到公开批判，弗罗洛夫本人还偶然被人提及，但他和他的思想成为一个“微妙的问题”，人人绕着走，被搁置一旁。即使讲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哲学时，弗罗洛夫的思想也只是一笔带过。
这对改变了俄罗斯哲学并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历史的弗罗洛夫是不公正的。更重要的是，缺少对苏联哲学特别是弗罗洛夫哲学思想理论得失的认真总结，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自我认识和发展。俄罗斯历史上难觅立足之地的实用主义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界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逐渐抬头。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逐渐淡出。它们被和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历史。全球化和资源、环境、生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过去被称作全球性问题的问题仍然有人研究，但具有了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人们关注的是“全球化进程”，是俄罗斯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进程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怎样构建公正的国际秩序。批判的维度淡化了，带有鲜明批判意味的“全球性问题”概念被“全球学”这一以往主要由西方学者使用的中性概念取代。在俄罗斯，“回到欧洲大家庭”成为人们的主要向往。
但是，俄罗斯能“回到欧洲大家庭”吗？不可能。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差别也是重要原因。
在欧洲，除俄罗斯以外，大多数国家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拜物教盛行，人的本质丧失，整个社会成为以追求物质财富为宗旨的机器。这与俄罗斯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与冲突。斯焦宾院士说：“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当下的东西的价值，‘在这里和在现在的存在’的价值，传统上就在价值体系中不占有什么重要的位置。作为补偿，总是存有关于‘光明未来’的幻想，这种幻想往往被认为是最高的价值和目标。”[6]（C18）著名哲学家梅茹耶夫说，苏联的失败，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对俄罗斯一窍不通的小市民掌了权，“今天，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俄罗斯是作为一种重大的文化、文明的思想而存在着。19世纪的人对此有极好的理解。……仅仅依靠纯粹的经济合目的性生活的俄罗斯，世界上谁都不需要，包括俄罗斯自己”[7]。连俄罗斯经济研究所1996年的一份报告都说：“俄罗斯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物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永远被看作是第二位的，从属于政治、国家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东西。历史上形成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在事业的成功中起重要作用的传统，形成了道德、精神激励对于作为人的技艺和自我确证的表现形式的劳动的重要作用。……几百年的时间形成了俄罗斯人对财富和所有权的民族传统，这一传统浸透了集体主义、村社精神以及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8]以苏联解体后异常活跃的哲学家A.C.巴纳林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更是一再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俄罗斯救世论”。
由于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根本差别，批判西方工业文明才成为俄罗斯的哲学传统，即使在今天，俄罗斯哲学家也不可能完全步西方哲学的后尘，接受实用主义。由于弗罗洛夫哲学指导下的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俄罗斯民族的灾难，俄罗斯哲学家也不愿意继续沿着弗罗洛夫的道路前进，批判工业文明，宣传共产主义。这是俄罗斯哲学在今天深深陷入其中的两难处境。俄罗斯哲学失去了明确的价值目标，失去了中心议题，不知何去何从。
中断了自己的哲学传统却又不愿意步西方哲学后尘的俄罗斯哲学，虽然哲学家们才华横溢、工作努力、成果众多，但不能形成大家普遍关心的共同议题和强有力的思潮、流派，不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哲学家A.H.丘马科夫在第七届俄罗斯哲学大会（2015年，乌法）期间动情地说，这些年来召开了不少规模宏大的哲学研讨会，但是，没有哪一次大会留下了让人们难以忘记并认真讨论的话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A.A.古谢伊诺夫院士的文章《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哲学和哲学家？》。文章详细分析了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喜欢哲学的原因，并且引用别尔嘉耶夫的论述说明这是普遍现象。古谢伊诺夫院士指出的“人们不喜欢哲学和哲学家”，在今天的俄罗斯是客观事实，但它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白银时代，甚至在苏联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哲学是显学，受到人们的热捧，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哲学和哲学家今天受到冷落，原因很多，其中最基本的在我看来是俄罗斯哲学没有抓住现实生活中牵动人心的紧迫问题。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的俄罗斯哲学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
三、中国哲学是俄罗斯哲学的一面镜子
今天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和时代精神是什么？今天的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关心的问题很多，但从宏观的角度看，最重大、最尖锐、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转折问题。
中国的改革、苏联的解体，表明以往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从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主义回到现实，接受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在市场上人们作为独立的、自由的个体相互竞争，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无限制的自我增值是资本的本性。遵循资本逻辑，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物质欲望膨胀、精神追求萎缩、道德水平下降、社会产生两极分化和严重对立，必然造成人对自然的沒有节制的改造与破坏。由于市场经济在全球的迅猛发展，这些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更为突出。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腐败之风四处弥漫，社会冲突日益加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横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99%反对1%”的斗争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不断升温。放眼全球，人类借助科学的力量对自然界的肆意掠夺与破坏，导致地球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带来利益格局的急剧调整，恐怖袭击、核扩散如噩梦一般挥之不去。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人的身体，制造出新的生命乃至新型人类，而且智能机器人已经打败了围棋领域的所有顶级选手，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引起人们普遍忧虑。所有这些问题，一部分属于马克思主义长期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或罪孽，另一部分属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热议的全球性问题。它们对全人类的生存构成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文明面临重大历史性转折，我们正处在新的“轴心时代”。
但是，所有这些不正是弗罗洛夫20世纪70年代以后竭尽全力研究并呼吁人们重视的问题吗？不正是当时整个苏联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吗？不正是100多年以来俄罗斯哲学着重研究和批判的那些问题的延续与发展吗？今天的时代精神就在这些问题之中。俄罗斯哲学最早提出并且在一个多世纪里坚持不懈地研究它们，遗憾的是，正当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俄罗斯哲学发挥作用的时候，俄罗斯哲学陷入沉默。随着弗罗洛夫被淡忘，俄罗斯哲学传统中断了。在最需要俄罗斯哲学发挥作用的今天，人们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这是俄罗斯哲学的历史性悲剧。当然，当前俄罗斯社会正在经历再次向现代化迈进的重大转折，哲学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认真研究其中的种种问题。但是，这一转折是在现代化本身遭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即使撇开全人类的需要，仅仅从俄罗斯自身的立场出发，继续俄罗斯哲学对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批判性认识的传统，也十分必要。
如果以今天的中国哲学为镜子，我们可以对这种悲剧看得更加清楚。中国的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学。儒学没有形而上学的维度，关注焦点是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在自己的社会位置上应尽的义务和对待他人的道德原则，要求他们“克己复礼”，即自我克制，遵循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以便“天下归仁”，即整个社会尽管并不平等，但由于人们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能够互相关爱，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自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儒学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受到持续批判。1978年后，中国着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进入21世纪，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政府官员腐败、人的道德水准下降、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等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利益冲突加剧，战争危险增加，资源环境矛盾突出，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科学理性，注重阶级斗争，不能满足今天现实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在孔子的学说中寻找思想资源。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近年来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学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不仅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而且被广泛宣传，进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课堂。中国共产党还在它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把这种价值观落实到每个个人以及一切社会机构的实际行动之中。儒学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正在为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由于适应了社会需要，它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把儒学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面对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国际冲突和资源、环境、气候问题，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受到各方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3月1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引起广泛共鸣。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哲学正在为解决中国自身和整个人类文明遇到的现实问题发挥积极作用，它也因此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感慨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本是俄罗斯哲学从19世纪中期开始便大力研究和宣传的重要思想，是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核心理念。当弗罗洛夫等苏联哲学家研究全球性问题提出“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的思想时，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还在大讲阶级斗争，或者在埋头于发展物质生产力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然而，如今举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俄罗斯哲学家应因此而警醒。
因为苏联解体和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遭到冷遇，以及由此造成的俄罗斯哲学传统中断，俄罗斯失去的远远不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权。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使得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成为任何人无法否认与抗拒的客观规律。在当今世界，哪个大国抓住了这种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哪个国家就代表了历史方向，抓住了时代精神，就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旗手，引领时代潮流，众望所归。俄罗斯失去的，是历史提供的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历史需要俄罗斯哲学。西方哲学强调科学理性和个人的价值，中国哲学关注人与人的关系，都非常有价值，极为宝贵。但是，它们缺少对人的灵魂的深刻剖析，缺少对人的形而上学关怀，就哲学而言，只有俄罗斯哲学能夠弥补这一不足。三种哲学思想共同努力，才能满足“新轴心时代”人类的需要。
俄罗斯哲学死了吗？死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并没有死亡，只是因苏联解体的震荡而暂时休克。斯焦宾院士的“技术文明”（техног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理论，列克托尔斯基关于“后人”（постчеловек）以及“关于人的科学可能性”的思考，丘马科夫等哲学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每年都要举行的“弗罗洛夫思想报告会”（фрол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表明俄罗斯哲学传统依然存在。需要的是对苏联解体以及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深入、系统的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把俄罗斯哲学传统用于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问题的研究思考。这对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和俄罗斯国家的自我定位都有重要意义。只要做好了这项工作，俄罗斯人不会不喜欢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哲学家。这也是中国哲学家的殷切期望。
参 考 文 献
[1] В.В.Зенков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1. Ленинград， 1991.
[2] О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М.，1990.
[3] С.Н.Булгаков. ОТ марксизма к идеализму， М.， 2006.
[4]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ⅩⅩ века，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Лосев B.A.М.， 2009.
[6] Степин В.С.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ие идеи в социа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 М. ИФРАН，1998.
[7] Кто разватил Совс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запад？Ельцин？Горбаче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7，06， 01.
[8] Институт эканомики РАН：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о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4）.
[责任编辑 付洪泉]
Key words： Frolov， radical change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ty of all human
作者：安启念
哲学事实价值观批判论文 篇2：
论哲学教育的意义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哲学教育意义的认识模糊不清，错误地理解了哲学对人的价值、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及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哲学教育现状是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尴尬局面。由此而来，笔者试图从哲学的本性出发，探讨哲学教育的使命及当代哲学教育的重要意义。笔者把哲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培养人们的哲学观念，激发人们自觉的哲学意识，进行反思批判能力的训练及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哲学教育 哲学观念 反思批判能力
我国哲学教育规模之大、在国内文化教育的地位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生真正掌握了哲学，领悟了哲学精神，具备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在现实中能挥洒自如地应对各方面的生存挑战呢？大量的事实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广大学生并没有因为接受了哲学教育而产生对哲学浓厚的兴趣与热情，却把哲学当作无足轻重、可学可不学的学科，既不可信，也不可爱的学科；学生很难进入哲学的崇高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也少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而且还缺乏独立面对问题、把握问题的能力。为什么哲学教育的结果如此地不尽人意？有人说，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哲学等人文学科就相对边缘化了，因此，不再有人会费尽心机关注那些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尤其像哲学这样一门吃力不讨好的学问。也有人说，是因为哲学学科本身发展停滞不前，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人们对它的期望，而使其遭致受冷落的厄运。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长期以来为我们所忽视——哲学教育工作者对哲学教育的意义认识模糊不清，错误地理解哲学对人的价值、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及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也许这才是造成目前哲学教育尴尬局面的关键因素。
我们过去的哲学教育，特别重视哲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尤其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知识层面的掌握，与此相关，还存在着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从而使哲学教育变成永恒真理的灌输和时政论证，使哲学教学活动演变为政治、政策的宣传工作，完全忽视了哲学教育的神圣使命——传承哲学智慧，提高人们的哲学素养，让人们更智慧地生存。这样的哲学教育，瓦解了哲学，消解了思想，使哲学教育原本具有的重要意义被蒙蔽、被篡改。如今我们在思考有关哲学教育的问题时，应当澄清一些模糊不清的教育理念，明确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们的哲学观念，提高人们的反思、批判能力，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正确哲学观念的塑造
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它是为培养人们正确的哲学观念，激发人们自觉的哲学意识服务的。哲学观念即人们对哲学学科总体性的理解及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是我们通过系统地学习哲学理论知识，并理论联系实际，再反观哲学本身，所得出关于哲学本性的认识。哲学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哲学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有何价值；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敏锐的哲学意识，能否自觉地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一些事关全局的生存问题。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的思辨玄学，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它离得太远，大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有关逻辑推理的学问，那么哲学对科学家来说是思维的有效工具和技巧，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依旧用处不大，可有可无；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人生哲学，关于生存智慧之学，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哲学是无用之学，而把它当作我们通达智慧生存的钥匙，提携我们精神的伟大力量。
接受系统的哲学教育，掌握哲学理论内容和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领悟哲学家的哲学观念（哲学观），从而才能形成我们自己对哲学的看法、观点和态度,因此,对哲学观的把握是我们学习哲学的重心所在。简略地说，哲学观或称“哲学理念”，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是从哲学理论知识中提升出来的精华。展开来说，指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孕育、形成、演变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 ，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然而，由于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一个不断更新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所以，“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 同的哲学理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
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哲学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哲学是以“知识总汇”的面目出现的，其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探究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构成、人类社会的演化等等。当时人类精神关注的重点是外部世界和客观规律性，探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这个阶段的哲学观主要表现为追求高度的抽象概括，以便对当时的具体知识进行抽象和概括，从而获得更加广泛、更加一般的超越于具体科学知识之上的普遍规律的知识。当时的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
到了近代，哲学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由本体论的哲学转向了认识论的哲学。这时的哲学不再刻意追问世界的本原、本质、虚实、有无，而是转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进行深入的考察。康德就把“我能认识什么”、“人类的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要为人类的理性划定一条界限，以保证人类认识的真理性。这时，人类精神关注的是自身认识的有效性、合理性问题，把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转变为对自身认识能力的探求。这时的哲学总体表现为以逻辑性和反思性的理性主义。
步入现代，哲学正在发生新的转向，但由于这场“革命”方兴未艾，对现代哲学的性质尚无定论，然而，可以粗略进归纳为以下几点主要特征。哲学由对认识真理性的关注转向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哲学不再仅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也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及人的生命意义的学问。各派哲学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向人的现实生活回归的趋势；其次，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普遍不满，都试图寻找一种主客相融、和谐共生的思维模式，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包含非理性在内的新视域。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我们没有权力用今天的标准去宣判历史上的哲学的是非好坏，但却有权而且必须依据我们对历史的把握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提出并阐明符合自己时代标准的哲学观。因此，学习和反思反映人类实践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的思想材料，对于学习对象不仅较为容易理解，而且学习者的哲学意识也易于培养或激发出来。我们有必要重点学习集中体现哲学专业特色、充分代表时代水平又蕴含未来走向的现当代哲学，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哲学，理解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自觉地从哲学的高度、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反思、批判能力的训练
学习哲学，绝不止于背诵几个哲学概念和原理，而要学会用哲学的方式反思和批判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断地怀疑，反复地思考，批判的反思是哲学的真精神。“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以一种批判态度对这种关系作出评价。”①哲学向一切现存的权威挑战，向各种识见挑战，向原有的理论及其前提挑战。它从不轻信任何事物，总是怀着挑剔、质疑的态度来审视周围。哲学就是永不妥协地怀疑和批判。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异”，惊异中就包含了怀疑和批判。罗素说：“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它寻找任何可能存在于这些原则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它只有先批判性的研究的结果表明没有出现任何拒绝它的理由之时，才接受它们。”培根正是以这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提出了妨碍人的正确认识的四种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笛卡尔正是从“普遍怀疑”出发建立了其哲学体系。哲学的怀疑和批判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它们是为寻求真理扫除障碍的手段。哲学的怀疑还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它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猜测和臆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她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②
当然，我们所谓的批判决不能是无根据，无理由地胡乱猜疑和任意批判。笛卡尔曾严肃地说：“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③哲学家在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时，往往需要援引他们未加怀疑的预设、公理作为展开思考的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是科学的基本定理，有的则是人类的“健全常识”，还有的是逻辑思维的规则。因此我们说，反思和批判必须以深入、仔细地研究为前提，依据合理的理由，符合逻辑地进行。皮浪式的极端怀疑主义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罗素说得好，“如果我们接受彻底怀疑主义者的态度，采纳一种对一切认识都加以排斥的立场，并且要求某种不可能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怀疑论也始终不会被驳倒。因为任何反驳，都必须从论辩双方共同具有的某点知识出发，赤裸裸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哲学的认识批判若想取得某种成果，就不能用这种方式糟蹋自己。”④哲学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指向重构和创新。通过反思、批判，我们认识到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并在矛盾冲突中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从而构建起理想境界。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有“破”有“立”是哲学的根本精神。哲学的智慧正是体现在不断地克服矛盾，克服创造新生事物，永葆勃勃生机。
哲学的反思、批判对人的价值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传统和常识的基本信念，没有怀疑和批判地"跟着感觉走",而这样做有时是非常危险的。不可否认，传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从历史中传承而来的文化精华，人在既定的环境下生存，不可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听任未经检验的传统支配我们的生活是不可靠的，有时甚至于陷入危险的境地。例如，当初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传统地心说的挑战，可能我们永远与科学无缘。另外，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共识，意见有时也夹杂着愚昧和偏见。人们出于情感因素或习惯力量，一般不愿意对生活中的基本信念提出质疑。而且，人活于世，难免遭遇不愉快的境遇，或者自己无法把握的状况，是信念支撑着我们走出迷雾，所以它对于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对信念满腹疑虑，丧失对它的确信，会使我们失去行动的勇气和能力。但是，“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持之永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⑤哲学的作用就在于不断地审视传统和陈见，批判日常生活的信念前提，提出新方向，确立新价值，从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为深刻、合理、完备的基础。
哲学的批判蕴含着创新，在揭示现存事物的局限性的同时，揭晓未来事物的走向，构建理想境界。“批判活动的实质是以否定形式实现人与世界的肯定性的统一。”⑥在对原有的概念框架、思维定势、信念前提反思之后，批判蕴藏在其中的不足和局限，提出更加完善的理想体系。哲学的这种独特的批判功能不是简单、刻板地描述现实世界，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它并做出公正的评价，激励人们积极主动地探索人与世界的理想状态，创造更加美好的理想家园。
哲学的批判活动增进了人的自由意识。从总体上看，哲学的批判活动有着双向的理论效应，它既指向所批判、所反思的对象性意识或理论，又指向从事批判活动、反思活动的主体自身。就前者来说，通过哲学批判活动和反思活动，对象性意识或理论实现了解释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层次的跃迁；就后者来说，伴随着哲学批判活动和反思活动的展开，主体的自由意识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加强。哲学的批判活动之所以能够不断超越既有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形式，主体的自由意识之所以能够这种反思和批判活动中不断得到加强和提升，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否认有所谓超越批判的终极前提。由于一切理论对象都要经受批判的检验，一切思想前提都不能免于追溯更为基本的前提，从而也就决定了在这种批判和质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是自觉的，意识是自由的。由此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哲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武器。
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植
哲学教育有助于接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之更智慧地生存。
近年来，关于哲学教育塑造世界观的功能的提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认为这意味着把哲学界定为关于世界、人生和价值等无疑的知识和具体条文，认为这会导致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庸俗化，最终会宣判“爱智慧”的终结。其实不然，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从来所展示的是哲学家对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根本的看法，而他们又总是在为确立和论证对待人生、社会、世界和宇宙应该具有的基本信念和一般原则而不懈地在努力着，他们一直试图为人类更好地生存提供理想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问。另一方面，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出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最充分、最全面、最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他们的哲学理论可能超越他们以往时代的理论但决不可能超越他们尚未经历的时代。因此，一部哲学史所展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总体性问题的解释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层次的跃迁，同时展现了不断更新和提升的人类智慧。哲学教育传授哲学基础知识，理所当然也传播哲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这个时代的哲学教育，应该主要介绍代表时代发展水平的哲学，因为它是我们时代“在哲理层面上的极限性认识”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然，在教育的过程中，把哲学原理当作生活的常识、刻板的教条来灌输和教化，这无异于宗教的布道，是对自由批判的哲学真精神的蒙蔽和破坏。被动接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再正确，也不可能真正植根于心灵，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哲学教育在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哲学能力是不能传授的，但是该能力所需的哲学特有的抽象概括、逻辑推理和论证的技能是可以传授的。良好的哲学训练，能使我们思维更加严密，思考更加深入,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表面性。另外，哲学史的学习在帮助我们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凡是不知道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陈修斋先生曾说过：“要树立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此指导我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即立身处世之道，也只有通过学习哲学，通晓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已有和可能有的学说和观点，然后通过自己深入思考和比较以及实践的检验，来判定其是非优劣，择善而从之，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综合和创造才行。”⑧独立地思考，反复地比较，批判地学习以往哲学家的思想，有利于开拓我们的哲学视野，解放我们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哲学的精髓，从而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指引我从头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哲学教育的当务之急就是，放弃哲学只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当然不是说它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确立它是人自身发展之精神需求的观念；放弃以知识传授及真理教化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理念，转向注重哲学素养的培植，转向对人们的寻根精神、创新意识、高尚人格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江畅.走向优雅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http://www.lnsgdb.com.cn.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舒远招主编.智慧的芳香——哲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5］郭湛主编.哲学素质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6］欧阳康.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教学与研究,2001年10期.
［7］段德智编.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8］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主编肖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页9.
②参见《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http://www.lnsgdb.com.cn.
③ 转录《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86.
④ 参见《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http://www.lnsgdb.com.cn.
⑤ 转录《智慧的芳香——哲学概论》，主编舒远招，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页326.
⑥《哲学素质培养》，主编郭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68.
⑦《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欧阳康，《教学与研究》2001年10期.
⑧《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段德智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页48.
作者：吴晓云
哲学事实价值观批判论文 篇3：
赫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摘要：赫斯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德国与法国的比较及哲学现实化恩想两个方面。从文本研究角度探讨两者的关系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带来诸多启示，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回溯历史、面向思想与现实以及最终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
关键词：赫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文献标识码：A
赫斯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在青年时期，马克思思想中有着赫斯的身影这一点并不为奇。本文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内容人手，挖掘马克思思想与赫斯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借以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当时时代思潮及现实的联系。同时，这种探讨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方式与内容提供重要启示。
一、赫斯与《导言》：法国与德国的比较及哲学现实化
赫斯对马克思在《导言》中所形成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赫斯采用的法国和德国比较的方法对此篇著作的影响，其次是对哲学现实化思想的影响。
(一)德国与法国的比较方式
在《导言》中，马克思从德国与法国的对比探讨德国问题的方式，无疑受到赫斯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角度看德国与法国。赫斯认为，在法国，理论与实际是同步而行的，理论完全从实际中抽象出来。这是因为“法国人不是生活在理念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而在德国，理论要先于现实，人们得到的是精神的自由。这是因为“在德国真实至今只存在在理论之中，存在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赫斯的这种思想表明，德国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脱节，使德国的现实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法国。这种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升华。
马克思认为，“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并且“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可见，马克思同样认为德国的现实远远落后于思想。因此他得出了应该向德国的制度和思辨哲学开火的结论。虽然德国的现状依然落后于当时整个时代，即“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完成”，但需要对德国制度开火——这种对制度的批判不是目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他认为，德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对德国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第一，德国哲学能够适时地表达时代的问题。而只有从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人手，才能使德国跟上时代的脚步。第二，德国哲学只是现代国家未完成的表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所具有的缺陷就是没有关注现实的人。德国不仅要赶上时代的发展，而且要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不能以实现德国现有的国家哲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现实历史，即不能按照现有的国家哲学来指导实践。
2．从革命的方式问题看德国与法国。事实上，如果按照法国历史所经历的事实顺序看，德国现在正处于法国1789年革命以前的政治制度并且这使德国应当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但从德国发展的诸多情况分析，德国不应该照搬法国革命的道路，而应该走自己的新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无疑受到赫斯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德国革命原则的特殊性，即人的解放。通过同法同对比，赫斯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贫富悬殊、金钱贵族与赤贫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只能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弊病小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充分表明，赫斯已经认识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要实现社会层面的革命。他认为，即使德国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也仍然会陷人现代国家制度存在的问题，即人的贫困，这个问题也是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的革命要使德国不但能够达到现有资产阶级国家水平，而且要“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这是马克思对德国革命目的和原则高度的预期，也是对赫斯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第二，革命方式的特殊性，即整体性解放与无产阶级领导。对于这个问题，在赫斯1843年以前的著述中很难找到直接论述。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间接的论述，以证明赫斯仵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主要观点。赫斯认为，同法国相比，德国在思想上是最坚定的，而“存实践上却是不坚定的、错误的和糊涂的”。这是说，德国各阶级在革命的实践上是抱着犹豫和彷徨的情绪的。并且他认为，德国的民族精神是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和利益，而相对轻视整个国家的自由。这就是说，德同民族的精神倾向于利己主义，而缺少为同家整体利益考虑的精神。赫斯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要进行政治革命，首先要从市民社会中出现一个阶级能够激起群众的激情与狂热，并能够使自己的利益与整个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即使自己成为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阶级。并且，同时出现一个集礼会负面作用于一身的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障碍。这样，革命就注定爆发。但在德国，任何一个等级都缺少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德罔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已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革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政治要求明确的阶级，电就不可能像法国一样通过局部革命而实现整个自由，而只能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一同出发，实现全盘式的普遍解放，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明确了革命的方式，选择一个革命的执行者变成德国革命能够实现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既然革命是全局性的，那么就需要出现一个能够与整个社会全面对立的阶级。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在自己的锁链的压迫下产生自己革命的需要和能力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这个阶级代表着人的普遍丧失，而且只有通过人的复归才能，找到自己。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大工业兴起与旧制度解体的产物，因此它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否定提升到自己原则的高度。这个阶级能够使德国的解放变为人的解放。
(二)对哲学现实化思想的影响
在《导言》中，马克思的“哲学的现实化”思想已为人们所熟知。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点：一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哲学分析现实的重要作用，并坚持对当前现实进行批判的信念，二是哲学的最终任务是要指导实践，这个过程也是哲学现实化的过程。这是马克思强调哲学作为思想武器所能指导人们行动作用的最直接的表述，马克思这种思想的形成有着现实和思想层面的原因。从现实层面
说，英国与法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已经使德国哲学家感到德国现实的苍白无力。从切什考大斯基开始，德国哲学家便试图使哲学变为行动的哲学，变为与生活相关联的哲学。可以说，德国哲学从思辨哲学到行动哲学的转向是时代的需要与必然。从思想层面说，马克思无疑受到赫斯的影响。
首先，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层面看，赫斯认为，德国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得到最系统、最全面的发展。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已经把德国思辨哲学推到了顶峰。但这也只是限制在精神层面，即黑格尔作为一个思辨哲学家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完整的体系来“结束哲学”，但是当哲学与生活产生矛盾的时候，黑格尔便对“贯彻哲学感到恐慌”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完成了思辨哲学的任务．而现在要做的是改变哲学对生活的态度．使哲学成为行动的哲学。
其次，从哲学的任务卜看，赫斯明确提出，认识历史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认识历史，为未来在理论上推论出行动的先导。从过去和现在，从存在过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从这两个已知数导出生成第三个未知数即未来的东西。通过解决这个课题，历史的哲学也就成为行动的哲学。这也就明确了哲学能够指导实践的功能，即理沦的实践性。
马克思受到赫斯的影响，认为对实践的法哲学的批判不能从哲学自身的角度，要解决这个课题，只有通过实践。并且马克思强调理论与现实的关联性在于指导实践，在于使群众能够接受理论本身，即“理论只要能够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在马克思看来，在德国，哲学需要说服的主要是无产阶级，进而提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
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消灭哲学的思想。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中国化问题的逐渐升温，“消灭哲学”的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对“消灭哲学”思想合理性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是合理的而又正确的。此种思想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耍实现对德国制度和思辨哲学扬弃的任务，因此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是指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的思辨哲学；另一种思想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是“扬弃哲学”而不是“消灭哲学”。这种思想从德语aufhehen的含义出发，认为在《导言》中，此词语应该翻译成“扬弃”，即应有保存的含义。并且持此思想的学者还认为如果马克思要消灭哲学，就不会在《导言》中再提到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的思想。因此，说马克思要“消灭哲学”实际是一个伪命题。这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从论据上看似乎都十分充足，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的内蕴需要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人手。
通过赫斯与马克思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现实化的真实含义。它是指在德国的思辨哲学已经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在德罔的现实与哲学出现矛盾的时候，需要对哲学本身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能局限于哲学视域之内，而应该站到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角度。这种批判的过程是哲学现实化的过程，批判的结果就是思辨哲学的消灭。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对黑格尔以及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也是提出一种脱离于传统历史哲学的新的哲学观。因此，笔者认为，“消灭哲学”不是要消灭一切形态的哲学，更不是否定理论的作用，而是站在行动哲学的立场上建立一种新的能为历史服务并能指导实践的哲学理论。
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
首先，它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回溯历史。这里的回溯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回溯到马克思的思想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二是回溯中国历史，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内蕴，以期寻找到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从第一方面说，马克思的思想是时代发展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因此，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内涵需要回溯到马克思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从中找到其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与主线，也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才能够使之适应现时代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做到时代化。当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即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化与概念化，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学术资源。如脱离青年黑格尔派提出的行动哲学的思想背景，把马克思的“消灭哲学”思想进行泛化性研究，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因此，只有明确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现实背景，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内在思想与情怀，才能使之运用于新的时代，解决新的问题。
从第二方面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产物。这种借鉴并不是对前人思想的“注疏”，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对思想的再创造。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赫斯思想的吸收都是为了能够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时代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充分借鉴中国文化的精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时代问题的不断转换，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主题下，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共生、以人为本、大同世界等思想精华能够适应中国现时代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依旧能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引方向。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它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面向现实与思想。面向现实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面向现实是指面向物质现实，即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程度；而面向思想是指面向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正是站在赫斯思想的基础上，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出发，得出了要向制度和思想开火的结论。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需要把两者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从两者的关系看，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而中国的思想体系的建设却没有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其主要表现为道德价值体系的缺失与无限制的利己主义的突显。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实发展要快于思想的发展。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了一个目标，即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适应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体系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它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果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马克思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于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而得到群众认同的关键就是能够反映时代的诉求与适应且引导人民的需求。马克思在赫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人类解放的主导力量的思想，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切合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当代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果之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立就是要正确引导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变为物质力量的前提是其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而只有抓住当今中国的时代问题，体现人民群众内在需求的思想才能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依然是社会的主题。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切合时代发展与人民需求的重要理论，因此它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作者：陈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