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之下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生物物种以及自然遗迹进行保护的区域。通过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约，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平稳发展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对于生态平衡和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观念认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 篇1：
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思想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以人为本和和谐管理的思想作为当代管理思潮之一,指引着当代图书馆的发展。作为现代图书馆先锋的高校图书馆,在管理过程中应当将“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思想运用到其中,作为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转变方向。基于此,本文提出高校图书馆实施以人为本、和谐管理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以人为本;和谐管理;管理;高校图书馆;现代图书馆
作为当代管理思潮之一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思想以其独到之处倍受各国管理者的青睐。在当代社会,和谐的理念被运用于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形态中,包括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社会管理,并用于处理人类各大文明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果将和谐管理应用于图书馆的管理中,对推动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1.“以人为本”是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转变方向
以人为本,倡导人文关怀,实行人本和谐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人性化服务,是现代图书馆在21世纪的一个发展方向。它对于提升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现代图书馆的服务潜力,改善现代图书馆的服务环境,树立现代图书馆的自我形象,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为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思路。现代高校的图书馆是建立在服务性质基础之上的,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方便知识资源的传播,以书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以藏为主还是以用为主,是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最本质的区别。尽管“书本位”与“人本位”仅一字之差,但它们却从本质上反映出传统图书馆与现代化图书馆不同的办馆理念及运作模式。
传统图书馆是以藏书建设为主,重视的是书的保存和传承,它在选藏图书上注重的是书的本体价值、未来的价值,为的是更多、更好地收藏有保存价值的书,它往往很少关注、考虑当前读者和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对读者满意与否并不在乎。
而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不同的是:无论是文献的收集与加工,还是文献的传递与为读者服务,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读者对文献信息的多样化的现实需求,重视文化知识在现实社会的传播和运用,所选藏的图书更侧重于书的信息价值、现实价值、使用价值,目的是更好的为现代读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所以“人本位”是现代图书馆管理的转变方向。如何尽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的潜力是现代图书馆需要思考的重点。
2.现代图书馆人本管理、和谐管理的含义及实质
所谓人文管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它注重对人的管理,注重宽松和谐的气氛,注重灵活的领导方式。就是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资源。就图书馆管理而言,以人为本包括“以读者为本”和“以馆员为本”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一是在读者与馆员之间,以读者为中心,即奉行“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使图书馆的全部工作都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图书馆的自身价值。二是在图书馆内部人员中以图书管理员为根本,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原则出发,充分发挥管理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图书馆共同的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现代图书馆人文管理主要指管理者在坚持科学管理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而采取的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方式。管理者在尊重人、认识人、发展人、培养人的基础上,善于团结组织人才,灵活运用各种语言,注重对馆员进行情感管理,疏导馆员的不良情绪,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把每个馆员的个人利益通过有机整合,汇聚成集体的共同利益,树立管理者的良好自身形象,调动和发挥馆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达到图书馆预期的管理目标,同时在图书馆的服务中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关注读者的人生发展、价值取向,引导读者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把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重点都渗透在维护、关爱读者的服务之中,让读者真切感到来馆如到家。
在现实生活中,不和谐状态的存在是绝对的,而和谐则是相对的。和谐管理的目的即是使系统由不和谐逐步趋近和谐的状态。一个系统在要素、构成、组织、精神、内外协调以及总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和谐问题,和谐管理的基本思想就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通过优化组合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在图书馆系统中,协调好书与书的关系、人与书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例如“和谐的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才有可能促进其本身的生存发展。例如,在处理读者与馆员的关系中,就必须认识到,图书管理员与读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没有读者,图书管理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没有图书管理员,读者也不可能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基于此,作为院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有必要采取双向的,互动或者换位的教育模式,让图书管理人员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性质,让读者体验图书管理人员的辛苦,使双方都能够换位思考,相信效果会事半功倍。
3.高校图书馆实施以人为本、和谐管理的初步构想
3.1更新服务观念,强化人本和谐管理思想
图书馆的价值体现于读者对它的利用之中,而图书馆的管理工作通常又是单调、枯燥和烦琐的。吸引读者、满足读者需求,除较高的书刊利用率、现代化设备、诱人的特色服务外,还应有一种人文关怀。如果没有较强的“读者是上帝”、“为读者服务是天职”的观念,就容易产生厌恶的情绪,工作就不会有热情,态度当然也就不会好,对人对事都冷眼冷脸相待,就容易使读者反感,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图书馆价值观的凝结与提炼,它给图书馆的行为准则和发展目标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对社会昭示了更加细微之至的服务,对馆员唤起了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服务热情,这是高校图书馆适应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只有“读者第一”,并以高水平、高效率、高热情地为读者服务,才能实现图书馆管理的全面和谐。
3.2学校应尽可能保证图书馆经费和人员的投入
高校的和谐发展当然包括其内部图书馆的和谐发展,因此学校在统筹兼顾、全面权衡的基础上把图书馆的发展真正纳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切实保证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保证图书馆的专业化。当前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大家都认为图书管理工作很简单,在院校的层次定位中也往往把图书管理工作放在后勤行列,把一些不适应其他岗位的教职员工安排到图书馆工作,殊不知,这就是管理者没有深刻认识到图书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的、科学的工作,图书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最终要从图书馆的综合形象体现,如果任由拖沓松散的作风发展,则图书馆的整体形象就会打折扣,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就要下台阶,图书馆的保障服务能力就无法体现。所以在图书馆的人员安排上,除了尽量使用文化水平高、热心为师生服务、态度好、懂管理的高素质人才之外,应加大培训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对不得已而安置在图书馆的教师家属或富余人员,亦应下大力气对其进行培训,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和谐管理的需要。在图书馆的综合建设中要努力培养人文素质,升华图书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它需要通过人文知识、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熏陶后内化而成。图书馆的人文精神是指图书馆在实践、理论研究和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思想,以满足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创造美与和谐作为图书馆活动的宗旨。它是现代图书馆实现人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3.3尊重、理解、信任馆员,建立馆员与读者之间、馆员与馆员之间的和谐关系
尊重理解是信任的前提。图书馆所有服务都是通过馆员辛勤工作实现的,各个工作岗位都有不同要求。信任馆员就是要相信他们的人格、人品、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尊重不同性别、年龄、资历、性格及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各个馆员,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用一种尺度、标准来衡量所有馆员,同时管理者要善于对馆员取得的成绩多加赞赏,用人性化的、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来管理馆员,使更多人具有成就感,使他们自觉地、主动地去实现知识和智力的碰撞。并积极配置能体现其工作特点的工具、设备,为馆员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减轻馆员的工作负荷。根据每个馆员的特点,将馆员的事业发展同整个图书馆的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让馆员既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又和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作为管理者,必须理解人们正常的需求。例如:休息的愿望,成长进步的要求等,这都是人之常情,是他们追求进步的表现。所以,作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还要努力协调各方关系,在编制员额允许的情况下,努力营造活泼向上的环境氛围,最大限度的为所属馆员提供成长进步的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拴心留人的环境,才能使全体馆员安心本职工作,才能让外部人才乐于来馆工作,才能保持图书馆的勃勃生机。
3.4与时俱进,确保高校图书馆与学校同步发展
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学校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时常抓各种偶然出现的机遇建设各种新专业,开设新课程,图书馆在做好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同时,应对学校的规划做研究,配合学校的发展,使图书馆的一切工作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在图书的采购中,应以读者需求为导向进行选书、购书。例如除了根据读者的阅读倾向购书外,采访人员可以通过直接采访读者和有关专家来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等等。因为,读者不仅仅是图书资源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图书资源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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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慈武.以人为本: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新理念[J].图书馆,2005,(4):92-93.
[3]樊晓勇,彭晓丽.论公共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J].图书馆,2005,(5):73-75.
[4]龚月新.论高校图书馆的和谐管理[J].图书馆学研究,2005,(8):8.
作者：高智红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 篇2：
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摘要：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家相关法律的保护之下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生物物种以及自然遗迹进行保护的区域。通过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约，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平稳发展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对于生态平衡和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观念认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加强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规划，寻求环境保护的各种相关的措施和方法，对于四川省地区的环境发展以及生态的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管理和规划；生态环境
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处在四川省的凉山州东南部地区的金阳县，地理位置属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百草坡自然保护区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类型进行保护的区域，在不断发展中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百草坡地区的环境和动植物的保护也为更多的人所关注。本文分析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就解决的方法提出建议。
“四川省省级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南北长17公里，东西宽35公里，面积235平方公里，北部主峰狮子山海拔最高达4076.5米，最低处金阳河与尼依达河交汇处海拔1350米。百草坡这一个区域内，有着有利于植物生长、动物繁衍的气候、海拔和温度等。整个区域之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因地处长江中上游地区，水资源十分充足。据统计，在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域之内树木有300多种，草本植物有800多种，脊椎动物和爬行动物等都有200～300多种，因此更需要引起重视，不断提高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划。
1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保护在当下受到高度重视，对于百草坡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近年来通过四川省地方政府和相关工部门的努力，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完善。例如对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持以及该区域内生态的平衡发展等都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1.1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低下
四川省金阳县属于我国发展较慢的地区，在发展中资金和技术都比较缺乏，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当中资金等投入明显不足。使得保护区内无法引进先进的管理设备，也无法去吸引和利用更多专业性的人才，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对于树木、物种和动物保护的常识严重缺乏，导致在管理当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1.2自然保护区内人与自然矛盾突出
金阳县属于一个不发达的县，当地的人们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经济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等都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金阳县地区人们经济的收入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所获得的，因此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必然会使得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保护难以进行，该地区环境和动植物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3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识缺乏
自然资源保护中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不够强，尽管近年来自然资源保护的责任和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还缺乏更大的积极性。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的观念意识认识不足，也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在这当中存在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同时地方政府对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投资力度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对于保护区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够有效的解决，缺乏主人翁意识以及要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心。
2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管理方式
2.1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宣传和教育
对于百草坡自然保护区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为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机遇和条件，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相关部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地利用政府职能发挥最大的宣传效果，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使人们认识到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性。
2.2投入充足的资金，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管理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在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中也应该积极地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强对区域内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保护区管理工作，加强管理和监督的力度，对于病虫害通过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行遏制和防范。
2.3重视法律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对于各种破坏植被、杀害野生动物等的行为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处罚，完善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1998年设立了森林派出所）加强对于恶意或者非法破坏森林等行为的打击力度，遏制在保护区内乱砍滥伐、采矿、打猎或者挖药等行为。
3结语
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需要四川省政府的强制力和感染力，需要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热心，需要当地群众足够的重视，共同为百草坡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促进生态的平衡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彭贵平.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系统园分类系统的选择与植物配置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27）.
[2]李春娇，董丽.试论植物园专类区规划[J].广东园林，2007，（02）.
作者简介：杨拉里，大专学历，四川省百草坡自然保护管理局，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自然保护区管理。
作者：杨拉里
人与自然和谐管理论文 篇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
摘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在行动。在生态文明行动语境下，行动主体生态责任意识不强、行动目的偏差导致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失衡、行动过程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行动保障呈现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帕森斯认为，任何一个行动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必须满足与子系统相对应的适应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模式维系功能（L），这四项功能需求被称为“AGIL”模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以整体性视角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需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重塑文化系统，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理念走向生态行动提供可能路径。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AGIL模型;行动机制
全民行动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迫切需要“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1]。学界从生产、生活、制度等不同视角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建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生产关系[2];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生活[3];优化制度设计，坚持生态和谐的价值立场[4]。这些理论成果为生态文明行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从整体性视域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行动体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出发，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
通过行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伦理共识。202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主题为“我是行动者”。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行动主体、行动目的、行动过程和行动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
（一）行动主体困境：生态责任的缺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主体是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公民等参与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行动实践的单位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复合行动主体系统，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主体基础。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生态责任意识不强，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缺失制约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福建省部分海域因管委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足，“对规划环评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要求落实不力”[5]，以及对部分污染企业管控不严，造成水质恶化情况严重。某些地方政府在“唯GDP”理念引导下，行政决策往往以追求利润增长为目的，导致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错位与分离。部分地区在发生重大环境问题之后才对企业生产、公民生活进行环境监管，缺乏环境问题预警能力，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决策不当，甚至违反环保法规。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生态责任意识不强，对环境问题缺乏高度重视，出现决策失误，未能取得良好的生態治理效能。企业生态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大多数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逐利润和从事生产活动。2019年生态环境部对珠三角地区和渤海地区的排污单位进行专项质量监察，发现多数企业存在监测不规范、超标排放废弃物和废水等情况[6];2020年又有多家企业因环保文件造假被生态环保局判为失信积分。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和生态行动的主体，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增长，生产模式与生态规律相背离，对社会和人民缺乏生态责任意识，将会对环境带来不可逆的破坏。公民生态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分离。一方面，公民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但是绝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是生态行动主体，自己是生态行动中的看客，导致公民生态权利的虚化和空置;另一方面，公民也应当承担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宣传等环境义务，但是在实际行动中部分公民疏于履行应尽的环境义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显示，在“践行绿色消费、减少污染产生、关注生态环境和分类投放垃圾等行为领域，仍然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7]，反映了虽然公民生态危机意识加强，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动脱节的现象。提升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引领公民深度参与环境保护行动，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动目的困境：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失衡
任何行动都是行动主体在行动目的指引下实施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行动意图。行动目的决定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过程中，行动主体缺乏生态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行动者主要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而行动。在资本逻辑的制导下，行动主体的行动目的是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在“绿水金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中，行动主体倾向于选择“金山银山”，在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不惜以牺牲“绿水青山”的方式来换取“金山银山”，这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理念相悖。行动主体的行动目的偏差造成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失衡。
自然生态是以物的自然本性为准则，从自然整体利益出发理性控制人类欲望，追求自然的本然状态。人文生态是以具体的、现实的人为起点，强调人的尊严和幸福，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是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相统一。但是，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自然“是倾倒垃圾的所在，自然需要人类社会的支配和开采”[8]，对人和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行动目的出现偏差，把逐利作为最高行动目的，带来“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9]的盛行。也就是说，采取剥削性和集中性的劳动形式、扩张性的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走向对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生态行动的实现，由此造成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自然价值被边缘化，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出现失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走向对抗。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是本质统一的，不能割裂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关系，既不能忽视人文生态来讨论自然生态，也不能无视自然生态来讨论人文生态。
（三）行动过程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
行动者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行动过程呈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社会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由自给自足、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财富迅速积累、人与自然深度异化的黑色发展模式。工业文明时代无限度开发自然、追求利润至上的发展方式，导致无限的资本欲望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矛盾激化，自然在资本逻辑驱使下沦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这种生产模式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无视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和关系价值，未能看到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自然的生产力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占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赶超西方经济发展的加速时期。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重心落在工业上，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生态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推动粗放式经济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只强调发展的速度，而不考虑发展的质量，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凸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与自然相异化。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是人在劳动中与自然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换，但生产模式的反生态性造成物质交换过程发生断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冲突和对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难以真正在生态行动中实现有机统一。
（四）行动保障困境：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
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导致生态行动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正在不断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具体来说，横向维度的碎片化表现为中央各部门生态治理体制和机制上的碎片化。生态治理是复杂的、综合的人工治理系统，职责涉及环保部门、发改部门、教育部门、监察部门、农业部门等多个国家部门，生态治理不仅需要环保、农业、国土部门等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也离不开监察部门的督察和管理，同时还需要发改委、财政部给予资金支持，教育部门普及生态文明教育等。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概念，中国为生态治理设置了以生态环境部为核心的多部门共同参与体制，一方面，从整体上为生态治理的有序推进奠定基础，在协调各部门工作上发挥统筹作用;但另一方面，各部门在工作中会出现任务交叉、责权归属不明确、职能缺位等弊端。纵向维度的碎片化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生态治理碎片化，即各地在生态治理上不能完全执行中央政府下达的治理任务。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行动与中央政府的生态政策出现断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和保护难以共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内在冲突的解决面临着科技创新和制度完善难题。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难题还亟待解决，这需要地方政府在促进绿色技术转型升级、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和义务。二是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保护措施和任务难以具体落实到下级执行部门。各级政府在实施生态行动时，一般都会对任务目标进行分解，并分配给下属部门。但是目标分解过于细致，导致农业部门只为了农业上的收益开发利用土地、环保部门为了生态质量的改善强调保护优先，也就是“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就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1]47。
在生态行动中出现了行动主体缺乏生态责任、行动目标不够明确、行动过程遭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困境以及行动保障难以落实等现实条件制约，其根本原因是未能在整体性基础上构建系统性行动机制。帕森斯的AGIL模型是在整体性视域中构建的行动模型，可借鉴这一行动模型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
二、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分析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是在整体性和系统性方法论基础上，对行动系统进行构建的理论。不同的是，帕森斯讨论的是社会行动机制，笔者所要建构的是生态行动机制。社会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生态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但共性之处在于，两者讨论的都是行动，行动的要素相同，都需要有行动者、行动意图、行动条件和行动支持系统，都要从整体性上构建行动机制，行动系统的维持都需要有四个功能模式。因此，可以借鉴帕森斯的“AGIL”模型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帕森斯提出，任何一个行动系统得以维持和发展，必须满足与子系统相对应的“四功能范式”，即适应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和模式维系功能（L），这四项功能需求又被称为“AGIL”模型。“AGIL”模型是对社会系统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任何社会系统都不可缺少的要素，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一）经济系统承担适应功能
适应功能（A），即“对一个行动者或一个社会系统来说，其目标的状态指参照系和上述那些情境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他方面相等，这样的情境一旦出现，则趋于维持;如未出现，这个系统的一个或更多单位的行动则趋于谋求这种情境”[12]，也就是指社会系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必然与环境产生密切的联系，二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系统得以维系和发展就要求其通过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因此，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应根据环境的要求进行优化，提高从环境中获得可支配资源的能力和适应环境的手段。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分配，经济系统承担着适应功能，决定着行动机制能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应对发展变化。在帕森斯看来，经济系统的运行离不开技术，经济系统适应功能必须以科技发展为载体，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保证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经济发展需要。
（二）政治系统承担目标达成功能
目标达成功能（G），即“由于与情境有关的各种关系出现了问题，于是人们在对情境的诸方面加强和改进控制上产生了广泛興趣，当然，这种控制与追求特定的目标有关”[12]17，也就是目标得以“实现”或“完成”，要分别明确目标导向和实现系统目标。社会行动系统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首先要明确目标导向，确定社会系统各要素所期望达到的某种状态或具体方向，并不断调整和提高自身运作能力，集中调动系统内部各要素力量为实现预设目标服务。借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生态行动机制需要政治系统的保障才能落实，“古典经济学设想的经济联系只有在有秩序的框架里才能大规模出现——在这个框架内，由于存在着秩序，暴力和欺诈起码受到了限制，其他人的权利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13]13，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强制性地保障目标的达成。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为生态行动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三）社会共同体系统承担整合功能
整合功能（I），即“在一个系统的过程中，无论互动单位是何种单位——在促进因素作用下的个人单位（需要安排）、社会系统中的个别角色或更宏观社会系统中的集体角色，它们的行动可以相互支持，并因此有利于这个系统的功能”[12]17。任何社会系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和资源相互作用构成的共同体，“它是在一个不加限定的一般生活和利益范围里的比较宽泛的契合（solidarity）关系。它是一个命运（Schicksal）共同体。”[13]774在这个共同体里的各方在共同享有利益的同时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只有整合好这些要素和资源，相互形成合力，才有最大可能发挥社会行动系统的功能。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行动机制，充分整合协调社会各系统各主体各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协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行动机制服务，最大限度发挥行动机制的功能和效用。
（四）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系功能
模式维系功能（L），即“一个系统，在面临要求改变其制度化的价值系统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愿通过文化渠道来寻求稳定的倾向可叫作‘模式维系’”[12]16，系统各要素在社会中遵循秩序和规律运行，能保证在运行过程中即使发生中断也能依靠这种秩序和规律重新有序运行。文化体系既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又对行动起制约作用。按照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配，文化体系承担模式维系功能。在生态行动机制中文化系统的核心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生态价值观为生态行动提供精神动力，是社会稳定状态得以维持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通过生态价值观的濡化将价值取向通过纵向传播在代内和代际之间传承;同时，生态价值观对反生态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等起约束作用，使公民、企业、政府自觉形成共同参与生态行动的意识和习惯，维持行动机制的良性运行。
“AGIL”四项功能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社会系统的过程都必须服从于四个独立的功能必要条件或‘问题’。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12]16。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维系这一生命共同体内部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协调，同样要满足这四项功能。因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需要完善四个子系统，各系统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建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从生态理念迈向生态行动。借鉴帕森斯的“AGIL”模型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在整体性视域下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相互配合，形成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行动系统，为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困境提供可能路径。
（一）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
社会共同体系统承担整合功能。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不仅要成为政府、产业部门、企业的自觉行动，而且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19]117，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充分整合协调社会各主体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构建生态行动机制服务，需要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的整合功能。
社会共同体系统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公民为基础的多元主体系统。政府是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主体利益、落实国家政策的主导者，建设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型政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要务，也是统筹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保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政府确立整体性思维和生态优先理念，自觉履行政府的生态责任。生态型政府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方略，实行生态治理，完善政府生态绩效评估和考核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生态治理的监督，完善生态行政问责制。企业在生产活动中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自觉承担企业生态责任。企业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角色，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对企业生产理念、目标以及生产模式进行全方面的改造和升级，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和生态转型。生态企业以绿色文化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生态公民秉承尊重自然、关怀自然的价值理念，遵循保护自然的行动要求，按照自然规律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德性论层面看，人与自然地位上是平等的，将道德关怀从人类自身拓展到非人类，人类行动才会走向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从规范论层面看，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自然环境也是所有个体的共同家园，作为生态公民，应秉持生态价值观，清醒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保护大自然是每个公民的生态责任，要自觉摒弃反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践行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坚持德性论和规范论的统一，注重公民内在德性培育和外在规范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实现高认知度与高践行度的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有共同的行动目标和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生态行动。只有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民行动观，动员政府、企业和个人以积极行动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努力，才能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维行动机制奠定主体基础。
（二）重塑文化系统，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
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系功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高度文明的表现形式，“精神生产是影响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也是生态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14]，行动机制的运行和维系关键在于重塑文化系统，确立生态价值观，指引人们以合乎生态的方式开展行动。
重塑文化系统，需要将生态价值观融入本体论、规范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是超越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在承认自然主体地位的同时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延续和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二者共生共存。从规范论意义上来说，生态问题主要是由人类反自然的经济活动造成的，解决生态问题也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找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重要论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转变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传统发展方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发展中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互融共存。从价值论意义上来说，人类“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最大程度保护自然，维系自然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以生态价值观为引领，指引公民理性、自主选择生态行动，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机制厚植文化根基。不管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还是有意识地引导公民形成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旨在推动全社会形成生态行动意识，自觉践行有益于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个体影响家庭，从家庭延伸至社会及国家。生态价值观既能引导社会、企业和公民在政治决策、生产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自觉践行生态行动，也能将生态行动内嵌于精神领域，从而使生态意识内化为生态行动长效机制的文化基因，承担行动模式的维系功能。
（三）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经济系统承担适应功能。优化经济系统，关键是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载体促进经济系统的革命性变革。经济发展的转型要以科学技术为中介，自觉遵循自然系统运行法则，以生产力的质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生态生产力是生态文明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标志，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20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们生活，促进生产力的质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必须创新生态科技、发展生态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和中介，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产生活中衍生出来的。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本身不具有善恶价值，但科学技术的使用具有道德属性。基于正当理由，合乎道德地利用科学技术，技术就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媒介;滥用科学技术，则成为加速环境恶化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衡量标准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长，还应该同人和自然协同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要把传统的征服性科技转换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科技。生态科技是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统一体，是以绿色创新为内在驱动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创新的方向和归宿，是維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平衡的重要依托。经济系统作为承担适应功能的子系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机制中决定着行动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技术和生产方式上效率提升与创新、经济循环性的强化……经常在促成各种新选择和可能性”[15]，因此经济系统的完善离不开生态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以生态科技为支撑。
（四）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系统承担目标达成功能。“制度变革是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16]实现系统的目标达成功能，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政治系统的日趋完善，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健全的制度是生态行动机制建构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保障。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生态行动面临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相矛盾的困境，主要不在于生态制度的缺失，而在于执行力度不够。我国在生态文明实践中深入探索，逐步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实现了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只有加强生态治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生态制度指引和保障作用。可从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优化政府内部职能结构的设置及行政功能。政府是遵循并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制度、统筹协调生态行动的最大责任主体，在生态行动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各部门必须按照精准原则，对各部门的内部机构进行优化，取缔部门职能相重合的机构;对于整合过的机构明确职能范畴，加强统一有效的管理。二是规范责任体系，明确严格的问责机制。政府问责制在我国政府中成为常态，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规范责任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机制，才能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不当行为和决策进行约束，杜绝地方政府行动决策违背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现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以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行动保驾护航，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力，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制度保障。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在行动。行动主体生态责任缺失、行动目的出现偏差、行动过程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悖论、行动保障呈现系统性生态制度与碎片化生态治理并存的困境，制约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借鉴帕森斯“AGIL”行动模型，在整体性视域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维行动机制，需要整合社会共同体系统，强化行动主体生态责任;重塑文化系统，促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协同发展;优化经济系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完善政治系统，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维行动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走向行动提供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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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 凯 李 亮）
作者：唐凡 徐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