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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传播学论文 篇1：
传播学视角下广播理论节目形式的新探索
摘 要 广播理论节目是新时期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讲理》节目为例，从传播学的视角，认为广播理论宣传节目应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同时，广播理论节目也应该开拓新媒体的讲理阵地，提升理论“解释效果”，拉近科学理论与公众间距离感。
关键词 广播理论节目；节目形式；解释水平理论
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这些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在改革攻坚期强大的思想武器。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法，丰富理论传播形式是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广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走出广播理论节目大众传播的局限性，达到更深层次的传播效果？在网络语境下，根据网络交往和大众心理变化的特点，广播理论节目如何提高理论宣传的“到达率”？抽象的政治理论如何在广播节目中更容易被接受？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新时期的理论宣传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广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播形式受众面广、传播效率高、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有理讲理》而言，把专家、草根宣讲员请到直播间，通过主持人的引导讨论某一主题，然后经后期制作剪辑后播出，这是节目的常态。然而，这种理论宣传形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大众传播的重要特征是单向性强，缺乏实时必要的反馈。即使节目中引进了微信网友的提问互动环节，现场的嘉宾也无法一一做出针对性的回复。其次，节目时长所限，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很难在短短的30分钟内讲透彻。再次，大众传播的传播手段无法满足分众化的差异性需求，节目中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对理论问题的困惑和不解。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创新节目手段，采取“请进来”加“走出去”的方式，扩大了《有理讲理》栏目的影响力。“走出去”有区别于“请进来”。到基层去宣讲，更多地表现为人际传播。当地的草根理论宣讲员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聊近期国家的理论热点，打破了节目录制时的条条框框，表现更为真实，讲述的故事也更为动人。这就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带来的传播效应。
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多样。传播者不仅可以用语言，而且能够运用表情、动作、眼神等多种渠道和手段来传达信息；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接受信息。
《不朽民族之魂——杨靖宇精神》《抗联精神——中华民族不屈之魂》两期节目录音制期间，由于陵园内没有取暖设备，加之冬季气候寒冷，馆内很多群众都冻得直搓手、跺脚。宣讲员吴艳滨讲了一段关于杨靖宇将军的故事，他说到：“当年杨靖宇将军就是在比这里气温还低上30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坚持抗战，没有后勤补给，穿草鞋，啃树皮也绝不投降，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作为英雄的后代，在将军战斗过的土地上，这点寒冷真是不算什么。”这段话让很多现场的群众感动。理论宣传常告诉人们，我们今天和平舒适的生活是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视英雄精神，敬畏英雄。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精神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然而，通过宣讲员动情地讲述、现场环境气氛的营造加上人们切身的感受，“珍视英雄精神、敬畏英雄”就不再是一句“空话”。这样直观丰富的理论宣传效果是在直播间录制所无法达到的。
其次，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在人际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不断交换角色，每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也就是说“走出去”弥补了“请进来”缺少及时反馈的局限性。在“走出去”的宣传活动中，业界专家、草根理论宣讲员、群众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多，而且不受节目录制时长所限，更多人对理论政策的疑惑可以从根本上得到答案。
第三，人际传播还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活動，尤其是在说服和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
理论宣传本质上就是说服。草根理论宣讲员来自基层的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用故事把文件上的话将给百姓听。这种理论宣传形式是高质量的，是深入人心的。此外，草根理论宣讲员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也扮演着理论层面“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是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增强了大众传播中理论宣传的效果。通过近一年的实践经验总结，让“大众传播”形式和“人际传播”形式形成优势互补，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能够提高理论宣传的“到达率”，让科学理论真正在百姓心目中落地生根。
2 互联网+“讲理”，坚守理论宣传新阵地
互联网像一根纽带，给传统的理论宣传形式赋予了新的生机。新时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互联网空间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群众意见表达的重要渠道，是理论宣传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在做好传统广播宣传的同时，《有理讲理》微信订阅号“738有理讲理”的宣传制作也紧紧跟上，每日推送，并以清新亲近的话语方式、音视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赢得了好评。
微信每日推送的有理讲理节目精彩内容，相对与广播播出的整期节目来说更为短小精悍，嘉宾的精彩观点辅以引人瞩目但不流于俗套的标题，充分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比如《农民不再羡慕城市户口的真实原因是……》《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的这张诊断书过时了吗？》《<莱茵报>黄了之后，失业的主编写了这样一本耀眼的著作》，这样的“讲理”形式也符合新媒体浪潮下人们碎片化学习的特点，每天3～5分钟，“讲理哥”为粉丝送上一份“知识大餐”。吉林广播网、中国吉林网上也开辟专栏跟踪推介《有理讲理》。节目还尝试视频直播的方式，让听众更加全方位的感受到理论的魅力。互联网+“讲理”，让传统媒体在理论宣传新阵地上焕发光彩。
3 不断提升理论“解释效果”，拉近科学理论与公众间距离感
理论宣传的核心工作是把宏观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易于接受的观点。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政治理论被解释的越具体，与自身生活的联系越密切，理论与自身的距离感越小。
心理学中“解释水平理论”认为，“解释水平”有高低之分，“高解释水平”是指解释主体运用抽象的、核心的、主要的、连贯的话语方式来反映、解读与自身距离较远的解释客体，相反，“低解释水平”则强调解释主体运用具体的、表面的、细碎的话语方式来反映、解读与自身距离较近的解释客体。民众与解释客体之间存在心理距离，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距离感”则是体现解释效果的重要标志。
《有理讲理》栏目，根据广播特点和受众的实际情况，常常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解释水平”虽有“高低”之分，但却没有优劣之别，只是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广播中，被认为“低水平”的解释恰恰在节目操作中体现了一发千钧之功。草根宣讲员采用“低解释水平”的方法，用故事、用感受来解释理论，这种方法虽然生动可听性强，但其解释的理论政策往往不系统、完整。节目中“理论专家”的设定弥补了这个问题，专家一般在几位草根宣讲员发言后进行总结归纳，用“高解释水平”的解释方法把政策理论的理念、目标、实现途径表述清楚从而激发听众的认知、态度、直至情感上的共鸣。
在节目的选题和编排上，《有理讲理》从整体上对两种解释方法进行了充分结合，把要讲的理论和近期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先由近期热点引入，再落脚到某一理论上。比如：从养老服务业的改革进程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从里约奥运会上的“中国制造”、中国人金牌观念的变化看世界舞台上的中国自信；从网络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看“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这种做法突破了既有理论宣传节目理论先行的范式，将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作为理论宣传的逻辑起点，提升了宣讲理论的“解释效果”，拉近了与公众间的距离感。
《有理讲理》节目是对新时期广播理论宣传方式的有益探索。把握传播规律，敢于创新传播形式，把握听众心理，既要坚守“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又要坚守“大主题”的选题视野，贴近当下的时效原则，这样才能做到让真理真正走近大众，增强全体中国人的理论自信。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小燕.政治传播中的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趙晨竹，王林，郝峰.挑战广播理论类节目“定势”的思考与实践——以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讲理》为例[J].北方传媒研究，2016（5）：10-13.
[4]袁中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为核心焕发广播新生命——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讲理》栏目的创新探索[J].北方传媒研究，2016（5）：22-25.
作者：赵晨竹
广播传播学论文 篇2：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作用的传播学解读
摘要：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宣传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之所以在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和瓦解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与当时历史条件下广播这一新媒体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契合了传播学规律，即信源的可信性、权威性和恰当的劝服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延安新华广播；宣传功能；信源；劝服方法
一、延安新华广播的宣传作用
1940年12月30日，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发出了一个响亮的、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这声音向全中国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了。
特殊的战争时代赋予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要的宣传使命。它密切配合当时形势，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打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舆论垄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和瓦解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延安新华广播的强大宣传作用与其明确的定位和采取的符合当时形势的宣传策略有密切关系。
1940年冬，电台试播的前一天，朱德骑着马来到王皮湾视察时说：“电台就要播音了，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首长很高兴。同志们!目前的战争形势很紧张，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一定要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起全国亿万人民大众，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1941的4月1日，朱德总司令前来参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讲，“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朱德总司令的讲话即是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定位与宗旨的明确表达。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台后，和当时的革命报刊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传媒系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我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被进步学生誉为“黑夜中的指路明灯”。同时它还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进行了充分揭露，并有力回应敌方电台蛊惑人心的宣传，以正视听。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新华日报》报道事实真相受到阻挠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及时、反复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和有关新闻报道，揭露蒋介石国民政府屠杀新四军的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径，传播了正义的声音。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电台广播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说“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延安新华广播强劲的宣传攻势使国民政府当局十分恼火，惊恐不安。1941年3月至7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每日指定专员收听，逐日俱报”。并多次布置河南广播电台“就近干扰”。
1946年夏季，中国上空内战阴云密布。延安新华广播使国民党统治区渴望独立、和平、民主的人民了解了时局的真相，看到了希望。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就是由于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经常收听延安台的广播，认清了国家的前途，决心脱离内战，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到达延安的。1946年9月，在延安新华广播恢复播音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题为《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文章说：“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的广播工作同志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得到巨大的成绩。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作了极重要的贡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延安新华广播宣传作用的传播学解读
如上所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自诞生之日起，便积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前线战场的战况讯息，大长革命军队的威风，灭敌人的士气，充分发挥传媒的宣传功能，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的胜利、革命的成功作出了特殊贡献。
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发挥传媒的宣传功能过程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强的传播效果，是与广播媒体的特点、信源的可信性及劝服艺术的运用有密切关系的。
(一)广播媒体的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充分发挥其宣传功能
加拿大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eLuhan)认为“媒介即讯息”，就是说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当时人们获取信息、认清时局、作出选择提供了新的途径。广播媒体与报纸媒体相比较，有快捷、生动而富有感染力和能够承载个性化传播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在发挥宣传功能时，更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产生感染力、影响力，保证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效果的充分实现。
无线电广播在战争年代显得特别重要。革命导师列宁曾称赞无线电广播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并在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的信中提出要求：“发展无线电广播，使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读的报纸，这件事十分重要。”中国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报刊、通讯社的宣传在时空上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在敌伪的封锁下，共产党的报刊与宣传品很难到达大后方与沦陷区，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打破了敌伪的舆论封锁。广播的消息播报或节目制作都要比报纸程序简单，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电波传送消息突破了报纸发行中的种种限制。所以它的快捷顺畅的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传播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时比报纸更加迅速及时，更加有穿透力。它使大后方与沦陷区的广大群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与某些事件真相，了解战争形势与政治动向、社会动态，大大激励与鼓舞了亿万军民的爱国抗战热情。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就是首先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在当时的信息极度匮乏条件下，人们对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是充满期待的。早一点知道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了解时局变化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鼓舞信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广播是以声音传送信息的媒体，播音员对信息的播读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工作，可以融入理解、融入情感。所以广播的信息传送是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这一特点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传播军民英雄事迹和讲述革命故事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承载着深厚感情的声音传播，更容易打动人的内心，影响人的认知，激励人的斗志。此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在活跃军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用电波送出了许多激励斗志和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革命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等。
广播能够承载个性化传播这一特点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发挥其宣传功能时运用得非常充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后，党中央领袖人物曾多次走入播音室，对着麦克风发表时局见解、进军命令、新年祝词等，解放区人民闻其声如见其人，备受鼓舞。每次重要讲话都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号召力。有资料记载：1947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写下了向全国同胞庆贺节日的《新年祝词》。这一天，朱德也赶到裴庄，在电台的播音室，对着麦克风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七年的十大任务》的讲话。最后，他站了起来，捏紧拳头呼喊口号：“中华民族万岁!”“祖国的独立万岁!”“国家的和平民主万岁!”他的激情而充满信心声音，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元旦过后，各地胜利的战报便像雪片般飞向延安。
(二)从信源的可信性及劝服艺术的运用分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宣传策略的效果实现
霍夫兰(Hovland)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传播过程中，信源的可信性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传播者可信度与传播效果成正比，可信度越高，劝服力越强。以宣传为特征的传播活动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本身就是党的喉舌，党中央对初创的延安新华广播十分关心和重视。在1941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连续发出通知、指示，表现了对人民广播事业的极大关怀。毛泽东指示说：“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中央宣传部的文件则进一步阐明在当前形势下建设和发展广播事业的意义和作用：“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宣传统一政策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当时的革命报刊对延安新华广播的宣传，也有效提升了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试播成功后，1949年1月16日《大众日报》第一版作了报道。以后《新中华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也都作了报道。他们号召各根据地“备有收音机者，可赶快按时收听，借以收罗一切正确真实之新闻材料，并可粉碎敌伪投降派所进行之欺瞒国人之一切虚妄宣传也。”以当时的党群关系而论，相互之间有很高的信任度。党中央对延安新华广播的高度重视及党报对延安新华广播的褒扬宣传，对建构其在解放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可信性、权威性有巨大作用。当时人们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是从不置疑的，把播出的社论当作指明方向的灯塔来理解和接受。所以，延安新华广播播出的内容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还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实现了较强的宣传效果。
霍夫兰研究结果还告诉我们，传播技巧在传播活动中的恰当运用有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国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还谈不上自觉运用传播技巧实现最佳的宣传效果，但事实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挥其宣传功能的诸多做法却’与霍夫兰研究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好吻合。
首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导向清楚。当时广播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革命故事等。
1943年春，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不得不暂时停止广播。1945年8月中旬，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第一天播出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寇全面大反攻的进军命令。这在当时产生了显著的宣传效果，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它之所以产生良好宣传效果，是因为契合了传播效果实现的规律。霍夫兰对“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何者传播效果更好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对受众原来就倾向于接受传播者的观点，简单明白地给出结论能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清晰准确，有助于其坚定立场。
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对象性强，明确的针对性收到了良好的劝服效果。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对解放区人民广播时，多以党中央领导人讲话、战地捷报、群众文艺节目为主，收到了增强人民信心，鼓舞军民斗志的宣传效果；而对国民党广播时，多以晓以利害的心理攻势内容为主。1948年秋冬的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主席亲自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在《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中播出，起到了极大的分化瓦解敌军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听了陕北电台的广播宣传，纷纷向人民投诚。
第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进行舆论宣传时“理智型劝服”与“情感型劝服”并用，收到理想宣传效果。
媒体在进行舆论宣传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另一种是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一些革命报刊的社论就是用充足的事实依据、严谨的逻辑阐述宣传内容，以说理的方式宣传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重视“理智型劝服”的同时，更加重视“情感型劝服”，因为一般来说，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加有效。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更容易与富有激情的演讲产生共鸣，更容易被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所打动，所以党中央领导人的广播讲话便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更是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革命斗志。
综上所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历史使命。它借助广播新媒体的特点和顺应传播效果实现的规律，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目前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广播如何才能有效、有力地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整合并引领人们的价值观念，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再立新功，我们除了对延安新华广播时期宝贵的历史经验进行借鉴而外，更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对广播事业进行改革创新。
作者：郑 萍
广播传播学论文 篇3：
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传播学既不能取代新闻学，也并未统治新闻学；传播教育也并未伤害新闻教育；相反，通过对传播学的吸取，新闻学将更加完善。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新闻教育与传播学的关系的争鸣与探讨，其中有必要认真反思和商榷的问题，大体上可概括为3个：一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二是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三是新闻学应当如何吸取传播学?对上述问题，
笔者略呈浅见，以备参考。
一、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都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一新闻学一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呢?我曾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一文中指出：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都是无法相互取代的，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做出的不切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幻想。的确，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请看有关论述与判断：“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笔者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之时，我们在其文章中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黄旦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
二、传播学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如何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相互交织的学科与专业状况呢?《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大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随着现代社会与传播业的发展，美国主流传播学以及传播学应用学科公共关系、广告、媒介管理等学科专业与新闻学尽管都设在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但同样可以在培养新闻人才的同时培养传播人才，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事实上，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目录设定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目录设定为新闻学、传播学，已不言而喻地体现新闻人才与传播人才分别培养的理念与规定。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分途发展，其实是各得其所，两不相害。
其次，新闻专业引入一些传播学课程，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我们承认美国主流传播学以及传播学应用学科公共关系、广告、媒介管理等追求的是工具理性，是直接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服务的。美国传播学者凯利曾批判说，“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因而主流传播学及其应用学科并“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像中社会结构的理解”。国内著名学者郑保卫也指出，新闻教育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这种观点无疑是有警醒作用的。然而，凯利的批评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批判学派传播学恰恰注重被凯利视为新闻内在生命的“民主”以及“自由”“解放”等价值理想与人文关怀的关注与追求。批判学派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恰好有利于“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像中社会结构的理解”。退一步说，即使是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学习一些主流传播学的内容以及公共关系、广告之类的课程，拓展知识面，做到知己知彼，又有什么不好呢?
三、新闻学、传播学如何互动吸取?
既然传播学无法取代新闻学，传播学更没有“一统”新闻学，新闻学引入传播学课程也有利于专业发展，我们就应当尊重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独立性，使其学科特质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获得更大的发展，而不必人为轩轾，制造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
诚然，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互动与吸取是双向的。笔者此前在《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历史回顾》一文中，就已述及传统新闻学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借鉴、吸取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从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走过的历程来看，新闻学吸取传播学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新闻学研究吸取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来改革传统新闻学，使其“涅柴”为“新闻传播学”。
1986年6月，我国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召开。吴文虎认为，黄山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着手讨论了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新闻传播学’，并且提出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框架”。1988年，芮必峰发表《传播学·新闻
学·新闻传播学》一文，较早提出“新闻传播学”的构想。在他看来，“‘新闻传播学’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结合的产物。是传播学的一般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它既不像传播学那样，抽去所传信息的具体内容，把注意力集中于传播的一般形式上，也不像新闻学那样，过分局限于自己所规定的‘新闻’内容上，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传播者一方，而不十分关心实际新闻传播的全部过程，甚至忽略了其中影响传播效果的一些重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闻传播学’可以说是将传播的具体内容和一般形式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新闻传播学’所关心的具体内容就是实际新闻传播活动中所涉及的内容。”当然，但在研究如何结合，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作者还语焉不详。
探索的步伐并没停止。从1994年开始，以“新闻传播学”为书名的著述不断出现。1994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高永振、丁国宁、文言著《新闻传播学》，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宁远著《新闻传播基础理论》。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邵培仁、叶亚东著《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黄旦著《新闻传播学》。199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小鸽著《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胡钰著《新闻传播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广增著《新闻传播学》。1999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卫东著《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兵、展江、郭青春著《新闻传播学原理》。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兵著《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程世寿、刘洁著《现代新闻传播学》。200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李元授、陈扬明著《新闻传播学》。200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蔡铭泽著《新闻传播学》，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天策主编《网络新闻传播学》。
从有关探索历程来看，对于“新闻传播学”是什么，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新闻传播学是不同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邵培仁说：“新闻传播学位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边缘地带，但它并不准备通过对传统新闻学作系统勘正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地，也不准备通过对西方传播学作整体移植来淡化自己的学术个性，因为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相反，新闻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却可以促使当代传播学向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推进，因为它的研究不是简单、机械地嫁接和拼凑，而是对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合理融汇和重新整合。”作者的这种看法，是与其明确提出要“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想法互为表里的。不过，由于作者把新闻传播学定位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边缘地带”，就其《新闻传播学》所呈现出来的面貌而言，很难说摆脱了“简单、机械地嫁接和拼凑”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某些知识的境地。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闻传播学是吸取传播学的某些知识、理念、方法来改革、更新、完善传统的新闻学之后的现代新闻学。高永振等所著《新闻传播学》提出：“新闻传播学不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而是新闻学的基础理论”。不少学者强调：新闻传播学是传统新闻学顺应时代的发展，“走出原来狭隘的圈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传播科技高度发达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与自身相关的各种问题”。具体说，就“是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吸收传播学的一些学术成果，运用传播学的一些学术名词，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新闻传播现象，考察新闻传播过程，讨论这种不同于大众传播的新闻传播的特殊规律及其原理、原则。”因此，“新闻传播学不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削弱，而是对其的充实与提高；新闻传播学也不是西方大众传播学的翻版，而是取其精华式的学科改造。它综合了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特色与优势，内化了它们的基因与营养，它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研究信息时代新闻传播的特色与规律”。显然，这是主流性意见，也是科学的意见，代表了新闻学吸取传播学的基本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新闻传播学”并非包括了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作为一级学科名称的“新闻传播学”。后者的准确称谓应当是“新闻学与传播学”，英文表述是“Journalism＆Communication”；而前者的英文表述只能是“Journalism”。在“Journalism”的意义上，已出版的各种以“新闻传播学”作书名的著述还存在着概念不清、表述模糊等问题。正如郝雨所批评的那样：“通观近年出版的这一类教材，其中往往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种是既讲新闻理论，又要同时介绍传播学理论，这不仅在结构上存在着两层皮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侵犯了新闻专业的另一门主干课——《传播学》的内容，这样的弊病在徐小鸽的《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中尤其明显。”既然如此，所谓吸取了传播学某些知识、理念、方法来改革、更新、完善传统的新闻学之后的现代新闻学，是否非要表述为模棱两可甚至引起歧义的“新闻传播学”，看来已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编：510632
作者：董天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