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温的急速增高, 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全球已达成共识, 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中国已承诺到2020年单位GPD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对二氧化碳排放来源的追溯是二氧化碳排放 (以下简称碳排放) 治理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现有文献分别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出发, 将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归为以下六类:其一, 化石占主导地位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是二氧化碳产生的根本原因 (郭正权等, 2014) ;其二, 城市化进程是二氧化碳产生的主要原因 (张捷和赵秀娟, 2015;李胜兰等, 2014) ;其三, 车辆尾气排放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直接“贡献者” (何爱平和石莹, 2014) ;其四, 环境容量透支、生态失衡是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陶长琪和齐亚伟, 2012) ;其五, 城市人口与消费是二氧化碳产生的间接原因 (李国志和周明, 2012) ;其六, 政府环境管制失效是二氧化碳高排放产生的另一因素 (李玲等, 2012) 。
上述研究各有侧重地考察了碳排放的分解问题, 可是低碳经济不仅包含碳排放的降低, 还有经济持续增长 (李小平等, 2014) , 对碳排放的溯源仅涉及到碳排放, 其实低碳经济包含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两个目标, 而针对此类问题的分析是碳强度与碳生产率。
1. 碳生产率的由来
以往一般从碳强度着手讨论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与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 即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 它是GDP总量同碳排放量之间的比值。碳生产率由Kaya和Yokobori在1993年提出, 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 2008年麦肯锡在《碳生产率挑战:遏制全球变化、保持经济增长》报告中再次提到碳生产率这一概念, 由此碳生产率受到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尽管在数学表达式上与碳强度互为倒数, 但碳生产率把“碳排放空间”视作与劳动、资本一样的投入要素, 明晰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 更好地反映当前碳排放空间的稀缺性与紧迫性。因此, 碳生产率同样是一种要素生产率, 它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一样。由此, 碳生产率越来越成为碳排放治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潘家华和张丽峰, 2011;张成等, 2013) 。把碳排放视为同资本、劳动力一样的投入要素, 其实是对碳排放的抵制。
2. 碳生产率的测算
在采用碳生产率来刻画碳排放治理的内在机理时, 现有研究侧重考察碳排放测算与碳排放治理内在机理两类问题并形成如下一般性研究范式, 即:在碳生产率评估基础上考察碳生产率相关影响因素, 进而探讨低碳治理相关举措。
当前对碳生产率都是基于“单位碳排放所对应的GDP”进行测算, 无论是参数的SFA方法还是非参数的DEA, 一般都从单要素、多要素与全要素的角度进行的。由于单要素忽略了多要素 (全要素) 生产效率、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 全要素方法计算碳生产率得到广泛应用。当用全要素碳生产率刻画碳排放治理的内在机理时, 有基于前沿分析方法的中国工业部门广义碳生产率指数测算及变化分解 (赵国浩和高文静, 2013;祝树金;2015) ;基于DEA模型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与影响因素研究 (张丽峰, 2013) ;区域差异对碳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张成等, 2014;许冬兰和王樱洁, 2015) , 等等。当然, 相关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方面。尽管视角不同、方法不一, 但综合起来普遍认为以下四个方面:自主创新 (张成等, 2014) 、能源结构 (潘家华和张丽峰, 2011) 、产业 (行业) 结构 (何建坤和苏明山, 2009;张丽峰, 2013) 和 (4) 政府规制 (高文静, 2012;谌伟等, 2010) 对提升碳生产率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过, 以仅仅以“单位碳排放所对应的GDP”表征碳生产率还值得商榷, 它仅仅是一个实证指标, 并不能判断当前的生产状况是否有效, 更不能用于远期预测。因此, 为切实反映碳生产率实际状况, 必须在生产有效前提下核算经济增长的碳成本, 或者考察给定GDP下的最低碳排放水平, 或者考察给定碳排放量下的最大GDP。基于这一考虑, 有研究者提出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测算碳生产率以弥补生产状况与远期应用的不足 (Marin G., 2013) 。但是, 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碳生产率时, 需要每一期都构造一个相应的技术前沿面 (即生产状况是否有效) , 这给技术基准的选择和技术非效率的测度带来困难。因此, 在Acemoglu et al (2012) 偏向性技术进步框架下, 基于SBM模型的松弛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全局Luenberger指数测算碳生产率 (即GML碳生产率) 成为研究的热点。它将技术进步体现为各决策单元对全局前沿技术的追赶过程。一方面, 能有效刻画现有技术条件下及技术进步条件下低碳治理的成效差距, 更好地反映通过技术进步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优化后低碳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度问题;另一方面, 有效解决以往碳生产率在测算方法上的不足, 为碳排放治理机理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考证。
3. 碳生产率的进一步研究
现有相关文献主要涉及到碳排放现状、低碳治理的内在机理以及低碳治理的政策模拟等问题, 分别就碳排放的溯源、碳排放的内在机理与碳排放的政策仿真展开针对性分析。然而, 现有的碳排放治理研究缺乏基于碳生产率视角下针对新常态下碳排放治理内在机理、影响机制和政策仿真的系统研究, 这将是碳排放治理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 加强低碳排放的自主创新以及排放治理、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等相关理论之间的联系, 有望部分弥补现有碳排放治理研究中缺乏系统理论分析的局限。再之, 在碳生产率基础上提出基于SBM模型的松弛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全局Luenberger指数进行碳生产率测算;在碳生产率的增长方面, 侧重在技术偏向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突破了测算技术效率的局限, 这将在碳生产率测算结果的应用上更具指导性。
摘要：本文主要从背景、内涵与测算等三个方面对碳生产率进行了梳理与综述, 在此基础上, 对碳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与展望。以期总结概括碳生产率已有的成果, 为相关研究下一步分析提供指引。
关键词：碳生产率,碳排放,碳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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