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功能电子政务论文

2022-04-23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反腐功能电子政务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部门推行电子政务是大势所趋,而反腐倡廉工作是全党一向项重大政治任务,为了使反腐倡康工作得到深化和人们的认可,政府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网站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力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反腐功能电子政务论文 篇1:

新时期网络反腐研究综述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利器。近年来,学界基于多重视角对网络反腐的内涵、功能、特点、模式、优势与劣势、困境与对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究。

关键词: 新时期;网络反腐;研究综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在普及率达到约四成的同时,中国网民增长速度延续了自2011年以来放缓的趋势,2012年上半年网民增量为2450万,普及率提升1.6个百分点。”[1]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凭借其快捷、普及、高效、方便等优势深受广大网民喜爱。互联网技术在快速发展,网络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也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利器。近些年来,通过网络揭发的腐败案件并不鲜见。抽天价烟的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被网络曝光后锒铛入狱;“猥亵女童”的海事局书记林嘉祥也在网民的齐讨声中落马;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多块名表也难逃网民的法眼;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董锋终成阶下囚;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不雅视频、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给情妇的离婚承诺书也浮出水面;这些事件充分显示出网络在反腐倡廉权力监督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学界基于多重视角对网络反腐的内涵、功能、特点、模式、优势与劣势、困境与对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究。

一、网络反腐的内涵

对网络反腐的内涵学界众说纷纭。绝大多数学者对此内涵的诠释主要从反腐的实现路径来看,认为网络反腐就是借助网络媒介平台,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举报,把新兴发展的网络科技作为反腐的有力抓手,作为推进反腐倡廉的工具和手段。如谭世贵就认为:“网络反腐就是广大网民和国家专门机关通过网络揭露、曝光和追查各类腐败行为的活动。”[2]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网络反腐主体、网络反腐的外延、网络反腐的配套机制等方面来充实网络反腐的内涵。这一视角下的内涵解读,扩大了网络反腐的主体力量,网络反腐的主力军概括之为网民,这里的网民不仅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也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阶层、各组织团体。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网络反腐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不仅包括监督主体的检举,同时还包括反腐客体加强网络反腐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如2009年《农村工作通讯》第5期对网络反腐具体阐释为:“不仅是指利用网络平台听取网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还包括接受、处理和反馈网民的信访举报及有关投诉。这是一个受理和处理互动的过程,同时,还包括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建设和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的网上监督系统的推广和应用。”[3]

二、网络反腐的功能

网络反腐的功能,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看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牛先锋从网络自身的特点入手,总结了网络反腐具有“举报腐败现象、监督公权运行、制造社会舆论”[4]的反腐功能;李娅等将网络反腐与传统模式的反腐相对照,将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考察点,认为网络反腐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网络反腐以其强大的舆论推力,提高公职人员的行政作为,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弥补传统反腐模式的不足;[5]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的功能主要是监督功能,并从微观视角具体阐述网络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弥补传统监督体制的缺位”、“提振民众反腐防腐信心”、“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6]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网络反腐的功能多是从宏观角度泛泛而谈,并未概括出具体的功能,此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网络反腐的特点

对于网络反腐的特点,学者各抒己见。杨公遂等认为,网络反腐具有公开透明、快捷高效、成本低廉、直观互动等特点。[7]牛先锋认为,“廉价性、快捷性、互动性、隐蔽性和追踪性”[8]是网络反腐的主要特点。刘树彪认为,通过网络媒介可以培养公民主动反腐的意识,实现官方反腐与民间反腐的互动,增加反腐的透明度,突出腐败检举揭发的隐蔽性。[9]通过上述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学界对于网络反腐具有公开性、透明性、互动性、廉价性、快捷性、隐蔽性等特点已达成共识。但是仔细研究这些特点会发现,主要还是网络自身普遍性特征,而网络反腐的独有特性还有待进一步提炼挖掘。

四、网络反腐的模式

现阶段,有关于网络反腐模式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李立景认为,目前网络反腐的模式主要有“诉诸新闻范式型、政府推动型、传统反腐败网络化型、民间网络组织专门型。”[10]芦苇认为:“中国现行网络反腐模式主要有网络信访模式、网络招投标管理模式、电子监察行政审批模式、网络管理专项资金模式、网络村务公开模式等。”[11]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网络反腐模式的研究比较零散,视角单一,理论概括单薄,缺乏宏观整体架构,着力点在微观视角下各种模式的表现、成因、特点、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五、网络反腐的优势与劣势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初见端倪并卓有成效,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不少学者从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来概括网络反腐的有利之处。梁华平认为,网络反腐的优势在于通过网络这一新型的传播媒介,可以弥补传统反腐模式的不足,扩大反腐监督的主体,完善权力监督方式,提高行政监察效率,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12]邓帅萍则认为,网络反腐优势在于,它是“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演练场”,“是实现群众监督权的实战所”,“是输送违纪案件线索的直通车”,“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13]另一部分学者则是从网络反腐的特点入手来探究网络反腐优势所在。如严圣明将网络反腐的优势概括为:及时、高效、隐蔽、透明、方便。[14]贾丽云等认为网络反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反腐成本低,受众群体广,扩散范围大,传播速度快,威慑力猛。[15]纵观学界研究的成果,网络反腐的优势和特点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两者到底有没有区别,如何严格将其区分开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网络反腐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达成基本共识:首先网络自身存在缺陷,如网络信息真假难辨,网络信息具有不可靠性,这些不符合事实的信息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形象;其次,网络反腐容易变成发泄情绪、打击报复的工具;最后,网络反腐有可能侵犯反腐客体的自身权利,如个人的隐私权,产生民事侵权,甚至引发违法犯罪行为,影响司法公正。同时,网络反腐因过早暴露信息,增加司法难度,影响案件的侦破,这也是其明显的不足。

六、网络反腐的困境与对策

网络反腐是伴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前进中的困境。学界也充分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释。首先,从网络本身的视角来看,严圣明认为“网络信息的公开化、受力面的大众化很容易使举报信息过早暴露,使被举报人销毁证据、转移财产、订立攻守同盟等来对付组织和司法机关调查,给案件查处带来难度。”[16]其次,从网络反腐的主体来看,严圣明[17]、张亚明[18]等认识到作为网络反腐的主体——网络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网络因地域差异,知识文化结构参差不齐,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这些主、客观因素对主体的情感、观点、利益、视角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从网络反腐的客体——公职人员来看,严圣明指出,网络世界鱼龙混杂,大量的举报信息难分真假,治理腐败的机关如果处理腐败信息的速度不能让监督主体满意,就容易造成误解,对网络反腐失去信心。[19]张亚明等则指出,网络反腐客体存在“行政权力运作不透明,如操纵网络打击举报者,漠视网络舆情不作为”[20]等问题,制约网络反腐的发展。姚则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络反腐的案件被曝光,公职人员在公众媒介下就会小心谨慎,刻意回避,这无疑增加了反腐的难度。第四,从网络反腐的目标角度来看,网络时代加剧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但是在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还会有不对称的现象。腐败分子凭借着手中的职权,贿赂网站管理人员,及时删除举报信息,而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远不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等方面法律还存有漏洞,腐败分子就有可能游离于法律的边缘,钻法律的空子,逍遥法外。此外,冯治[21]、吴玉英[22]等学者还指出,网络反腐还存在体制不完善、法律不规范、网络反腐行为过程的“非理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网络反腐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学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王忠明主张:“以电子政务为轴心,推动公共网络网民监督与官方监督机关专门监督网络的有效整合,搭建统一、高效、衔接快速的网络反腐体系,提高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23]对网络反腐主体的问题,王忠明[24]、龚迅锋[25]、林鹏[26]、王美兰[27]、牛先锋[28]等学者认为,发达地区要加大对贫苦地区的帮助,国家也应在资金、技术上加强对偏远地区的扶持,实现信息网络的普及,扩大网络覆盖面积,构建社会各阶层都参与网络反腐的新局面。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加强网络反腐主体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网络反腐主体的政治修养和辨别是非能力,增强网民对腐败的理性认识,实现社会、政府、网民“三位一体”反腐监督的良性互动。对于网络反腐客体问题的解决,毛蔚兰认为:“政府要搭建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平台, 完善网络举报制度,还要注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加强网络监督立法,保障网络反腐依法进行,加强网络反腐调控,保障监督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与信息的真实性。”[29]汪金川也强调政府在完善网络反腐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还认为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专门的反腐网站,完善各级政府公职人员信息公开制度。[30]贾丽云等认为,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对网络反腐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31]不少学者还从完善法律和制度层面来探讨破解困境的路径。牛先锋[32]、林鹏[33]等学者提出要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完善网络反腐的法律体系,实现网络反腐有法可依,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力来规范网站管理和反腐主体的监督行为,推进网络反腐的法治化进程。王忠明[34]、林鹏[35]、贾丽云[36]提出,要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反腐的责任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快网络信息引导制度建设,构建反腐倡廉科学体系,实现网络监督的透明化、公开化、常态化,扩大网络监督范围,增强电子监察的实效,弥补传统反腐机制的不足。

六、网络反腐的多重性视角

学者还将网络反腐置于多重视角下加以研究。如张亚明等就以经济学为研究视角,通过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对比,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并构建“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中国特色网络反腐体系。[37]姚晓娜则从网络反腐伦理诉求、伦理支持、伦理制约因素、伦理发展等方面进行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38]李斌则从政治学的视域对网络反腐的内涵、机理、机制、特点、构建等方面展开研究。[39]这些学者从不同视野对网络反腐的研究,无疑更加丰富了网络反腐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网络反腐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学理保障。

学界对网络反腐的研究时间不是很长,但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成绩较为喜人。一些学者敢于开拓新兴的研究领域,提出富有实践意义的见解和观点。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网络反腐自身的不足,亟须深化网络反腐研究。

参考文献:

[1]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ic.cn/xw/rdxx/ 201207/t20120720_3619351.html,2012-12-07.

[2]谭世贵.网络反腐的机理和规制[J].党政干部文摘, 2009,(7):25.

[3]徐明.网络反腐[J].农村工作通讯, 2009,(5):52.

[4][8][28][32]牛先锋.网络反腐的功能及其完善对策[J].理论视野,2009,(5):44-46.

[5]李娅.中国网络反腐的经济学分析[J].人才开发,2009,(9):12.

[6]史永铭,高立龙. 论网络反腐的监督功能[J].行政管理改革,2011,(11):85.

[7]杨公遂.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及对策建议[J].新会计,2009,(9):44.

[9]刘树彪.中国网络反腐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27):215.

[10]李立景.网络反腐:模式、问题与制度创新[J].学术交流,2011,(5):75.

[11]芦苇.中国现行网络反腐模式分析[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2):63.

[12]梁华平.我国当前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J].宜春学院学报,2011,(1): 1.

[13]邓帅萍.网络反腐: 渐行渐强的监督力量[N] .组织人事报,2009-04-21.

[14][16][17][19]严圣明. 网络反腐:发展历程、利弊及对策分析[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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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张亚明.制约我国网络反腐的瓶颈与对策[J].学习与实践,2011,(4) :73-75.

[21]冯治.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J].唯实, 2011(Z1) :86.

[22]吴玉英.网络反腐:缘起、困境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5) :81.

[23][24][34]王忠明.网络反腐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J].中国城市经济,2010,(12):226-228.

[25]龚迅锋.网络反腐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J].湘南学院学报,2011,(3) :104-105.

[26][33][35]林鹏.网络反腐——腐败治理的新路径研究[J].传承,2010,(15):21.

[27]王美兰.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09,(10):218.

[29]毛蔚兰.关于网络反腐制度化中政府功能的思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5):66-67.

[30]汪金川.网络反腐的缘起、困境及规制探析[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13.

[37]张亚明. 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网络反腐研究 [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 12.

[38]姚晓娜.网络反腐的伦理分析[J].理论前沿,2009,(15):23-24.

[39]李斌.“网络反腐”的政治学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9):15-18.

作者:徐建飞

反腐功能电子政务论文 篇2:

探索新形势下兴安盟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电子政务

摘 要: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部门推行电子政务是大势所趋,而反腐倡廉工作是全党一向项重大政治任务,为了使反腐倡康工作得到深化和人们的认可,政府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网站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力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关键词:电子政务;兴安盟;反腐倡廉

Explore New and Effective Ways to Deal With Corruption Xinganmeng - e-government

XU Chang-an

【Key words】e-government; Xing’an Meng; anti-corruption

0 引 言

党的十七大再次把坚决防止和反对腐败作为全党一向项重大政治任务提出来。目前,各级政府都在积极组建电子政务网站,并且很多网站已成规模,运行良好。为了使工作得到深化和人们的认可,政府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网站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力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所谓电子政务,就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和全方位的、规范而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务信息的流通方式。现在,借助于成熟的网络技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信息传输易如反掌,这就为政务信息加上了多重保险。如何利用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电子政务,加大对于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腐败问题,预防比惩治更重要,这也是对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广大纳税人切实负责任的体现。200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一词收录其中,这是网络监督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中国执政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自从2000年兴安盟电子政务网建设以来,兴安盟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为建立务实高效的政府运行新机制,树立廉洁勤政的政府新形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盟委、盟行署非常重视发挥网络技术在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并把电子政务预防腐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的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已经建立了信息网络系统,将举报、信访、审查、审理等办案业务过程,在网上进行综合处理,以实现资源共享、网上办公。

1 电子政务能提高反腐倡廉的效能

我国电子政务已开始由政府上网工程逐步向政务应用、公共管理服务等方面发展。电子政务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电子政务的发展还将对我国各行各业信息化的发展,包括电子商务和电子社区的发展,起着示范作用。政务应用系统主要以业务流为主线,一个一个地实现政府业务流的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规范和整合,并在关键环节上设置不同的权限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程序的规范化。电子政务不仅仅是现有政府业务的电子化,更是对现有政府形态的一种信息化的改造,即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时代的政府结构和运行方式,使政府组织形态及其管理方式由传统金字塔模式的垂直结构向错综复杂的、水平的网状结构转变。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及企业和公众对政府的主要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腐败机会,起到了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作用。

电子政务通过对岗位、职责和行政行为的信息化规范管理,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纳入信息系统中,使日常工作程序规范化,电子政务设立清晰的政务流程,每个环节不能回避,否则无法获得最终结果,分散公职人员的审批权,政务过程在网上公开,使网上“电子痕迹”的记录和核查变得轻而易举,使腐败者逃避监督和消灭痕迹的企图几乎无法达成,从而使腐败者无法利用职务以权谋私。传统条件下的腐败,又无“痕迹”遗留的状况得以根除。为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了有力工具。正确认识电子政务 信息化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电子政务则是推动经济与社会信息化的主导因素。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将对政府权力方式的变革和创新产生重大影响。实现跨部门的协同和整合,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时空限制,在纵向上减少管理层次,在横向上优化、重组业务,增强政令响应的时效性,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可以使项目审批等工作更加及时有效,通过电子政务能更快捷、更经济地处理各种政务,用电子技术代替主观的人为行为,可以减少管理造成的腐败和漏洞,规范政府权力方式,使政府行为更加公平、透明,增强监督,减少腐败。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网络曝光”,75.5%的人选择此项。接下来依次是:“举报”(58.2%)、“媒体曝光”(53.8%)、“信息公开”(48.0%)、“信访”(30.6%)、“审计”(30.1%)。

2 兴安盟利用电子政务进行预防腐败的主要做法

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对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对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和提供高效便民服务,都具有重要意义。盟委、盟行署始终把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原则,把政务信息公开与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相结合,坚持高标准建设了内蒙古兴安盟电子政务综合门户网站。网站内容分为绿色兴安、今日兴安、财政公开、办事指南、事服务等14个栏目,设置面向居民、面向企事业、面向公务员、面向投资者、面向旅游者、面向农牧民6个服务频道,开设了政民互动、办事指南、政府文件、人事信息、盟长信箱、百件实事网上办等栏目,并连接了盟直80多个部门和单位的网站和主页,实现了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工作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上网公开,形成了以电子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查询、社情民意反馈为主的政务信息公开和社会服务网络平台。内蒙古兴安盟电子政务综合门户网站的开发利用, 提高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降低了行政成本,减轻了企业负担,加快了我盟“阳光政府”的建设步伐。

乌兰浩特市创新教育形式,构建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乌市纪委按照《全市反腐倡廉新闻报道工作实施意见》,明确了宣传报道工作的指导思想,整体要求,宣传重点和主要措施,结合全市工作实际,加强与盟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协同配合,拓宽了宣传教育工作的覆盖面,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展所长,广大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加大反腐倡廉的宣传力度。其中“红城廉政”网,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更新,已包含了廉政教育、理论研究、学习园地等12个栏目,宣传教育效果明显。 开展了“专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礼金”和“专项治理小金库”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果,其中的“专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礼金活动”受到了自治区督查组的好评。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转变工作作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从政,预防腐败的宣传教育。继续整治借“升学宴”敛财歪风,在《兴安日报·红城版》公开发表了《致高考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严禁考生家长特别是党员干部借升学宴敛财,营造了“廉荣贪辱”的良好氛围。

3 兴安盟电子政务预防腐败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思想认识方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时,部分公职人员特别是一些以工资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公职人员,在思想认识上不能正确看待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导致心理不平衡,产生了相互攀比的心理甚至贪婪的欲望,萌发了权钱交易的念头。此外,由于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培养“权力圈”,建立牢固的关系网,在这个巨大的关系网下,如果不参与腐败,就很难生存下去,就会被边缘化,即使是清官,也不得不如此了。因此,一旦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会把权力作为私有化的商品进行“寻租”,换取金钱,同时为自己的继续高升铺平道路,最终走向了犯罪的深渊,走上了不归路。

3.2 办事程序上存在漏洞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正是由于在政府办事程序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有的党政领导干部便暗中把手中所掌握的稀缺的信息资源透漏给那些能满足他自身利益的人,或是通过划定一定的范围,设置一定的标准,由他们来投标、投资,利用在办事程序、法律或政策制度上的漏洞采取暗箱操作来获取暴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开、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已经是交了“定金”了,以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满足个人欲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权力监督和制约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

3.3 网络反腐倡廉教育成效的问题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资源开发不足,许多反腐倡廉理论著作、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等资料,仍然以纸介质承载,数字化处理工作滞后,使得网络上的宣传教育信息资源显得单薄;由于对在线视频、电子邮箱、电子留言板、BBS互动论坛、电子虚拟社区等网络功能还没有充分开发运用,使网络反腐倡廉教育形式单一,灵活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差,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4 兴安盟电子政务预防腐败的对策建议

电子政务可有效地起到预防腐败作用。计算机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非人化特性。发展电子政务,是我们更好地推进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一种新途径、新尝试,应用科技手段实现业务、提高效能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作人员应用水平和技能需要进一步提高。要将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引入反腐倡廉的建设中,通过发掘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的预防潜力,弥补制度预防的不足,这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至关重要。在电子政务预防腐败的实践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政府机构运用电子政务预防腐败的成功经验,从兴安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电子政务平台,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努力建设符合信息社会要求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阳光政府”,更好地为兴安盟改革发展的大局服务。目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预防腐败工作同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电子政务这个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将以信息、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手段引入反腐倡廉建设中,积极搭建科技反腐新型平台,构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防火墙”,进一步提高预防腐败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4.1 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组织领导

电子政务的计划与实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长远的眼光和谋略,还需要强大的来自领导层的推动。对于习惯了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的挑战。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迎接挑战,勇于突破自我,不断转变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的组织领导。政府领导应深谙电子政务建设的战略意义,熟练掌握信息网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切实在电子政务建设中起到带头作用,不断实现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要切实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各职能部门要把运用网络技术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要围绕政务公开、行政审批、财税增收、政府采购等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及时了解和掌握反腐败源头治理网络建设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做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4.2 依托电子政务平台,构建内部监督网络系统

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利用网络“端到端”、“点对点”的信息传输方式,构建内部监督网络系统。通过内部监督网络系统,可以直接越过“人情网”、“权力网”,实现越级监督,“多对一”的监督,对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的现象实行跟踪监督,同时对招待费、会议费、办公用品及重要物资购置处理等经费使用的情况实施动态监督,对大额资金和重大事项进行跟踪督查,充分发挥民主监督机制,强化党内监督。由于抓住了对权力进行制约这个核心,因而提高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对预防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

4.3 推行政务信息公开发布制度,建设阳光政府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是推行政务公开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实现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比如,河北省肃宁县建设的“肃宁阳光网”,把需要公开的内容全部在网站公开,同时在网站上增加互动功能,群众需要了解政策、咨询事项办理程序、投诉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政府部门沟通,切实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还利用现代化传媒技术覆盖面广、操作简便的优势,在电视台开通“视频点播频道”,将政务信息通过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

4.4 积极构建“效率高、刚性强、成本低”的新型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

如建立“网上审批系统”、“网上执法系统”、 “网上评议行风系统”、“中介组织信用系统”、 “网络档案管理系统”等网络平台,借助网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网上信息公开制度,打造廉洁、高效、公开、透明的政府形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效能办、纠风办等在网上开设网络投诉系统,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受理办法,对投诉要做到件件有回音,与网民建立良性互动机制,扩大监督的力度和范围。对一些涉及重大事项的网络举报,纪委信访室可根据情况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及时介入处理,迅速核查,逐步形成一个“全覆盖、全过程、全关联”的“网上大监督”格局。

4.5 依托信息化载体,创新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模式

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活动中,要坚持把网络作为反腐倡廉的前沿阵地,传达党风廉政建设的方针政策,宣传各个阶段的反腐败工作形势任务和所取得的成效,剖析典型案例,为人民群众提供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

回看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稳步推进,由此推动的反腐倡廉工作必将取得新的成果。

实施电子政务,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向社会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如政府的政策导向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信访服务、管理服务等,这些服务,为企事业单位、群众个人及时了解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政府公共服务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通过优化政府业务处理流程,不仅可以减少机构和中间管理层次,减少政府的公职人员,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力、物力、资金成本,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还有利于政府克服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勤政建设。

发展电子政务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增强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加强勤政廉政建设。从国内外电子政务建设经验来看,电子政务以其公开性、交互性的特点,可以加强政务的透明度和依法行政,有力地促进廉政建设。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长安. 兴安盟电子政务实践与探索[M]. 远方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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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钱冠银,梁振雄. 关于电子党务建设的几点思考 [J]. 秘书工作,2005,5.

作者:徐长安

反腐功能电子政务论文 篇3:

揭秘大数据反腐


2015年2月14日,李克強考察贵阳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详细了解贵阳利用执法记录仪和大数据云平台监督执法权力情况。

“信仰是不是淡化了,思想是不是放松了,情趣是不是低级了,工作是不是松懈了,都能通过大数据找到蛛丝马迹。”5月27日,刚回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方金云博士,这样介绍他研发的系统。

过去五年,方金云一直低调地致力于一件事——与地方纪委合作打造大数据反腐系统,从碎片化的电子政务大数据中发现疑似腐败问题线索。

2019年5月初,随着一则“大数据反腐系统在偏远地区因运行效率太高被关闭”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方金云无法再低调,他斥消息为不实报道。为了回应与澄清,当时正在沈阳出差的他还发了条朋友圈:“大数据监督平台已经成为不能腐的利器,沈阳纪委监委走在前面……”

这一面向纪检监察系统的试验,始于湖南省麻阳县,目前已在全国三十多个县(区、市)应用。方金云相信,这个数字还会增长:“最近想做的单位特别多,很多地方纪委给我们打电话。”
缘起:村干部腐败惊动中纪委

麻阳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怀化市西北部,是省级深度贫困县。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个有着40万人口的小县成了大数据反腐的源头。

2015年6月,麻阳县一名村干部的腐败问题经群众举报后惊动了中纪委。在中纪委直接督办下,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三级纪委成立了专案组,对谷达坡乡白羊村村委会主任段国文展开调查,发现在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期间,段国文伙同村支书侵吞扶贫资金,向危房改造户索取所谓押金。该案最终导致25名涉案责任人被处分,包括7名科级干部。

“这件事情出来后,大家都感觉脸上无光。”麻阳县纪委书记易勇曾向媒体表示,当时怀化市领导要求麻阳县想办法,把麻阳的纪检工作搞上去。

2019年5月12日,怀化市纪检系统副处级干部李明(化名)回忆,因为查办段国文案的过程非常曲折,怀化市、麻阳县纪委的干部们开始讨论,能不能建立一个数据库,录入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信息,“一旦这些人享受了什么(不应享受的)东西,比如扶贫资金,后台就能直接体现,相当于亮红灯报警”。

在技术公司的协助下,麻阳县纪委打造了“互联网+监督”大数据平台,2016年1月起正式运营,主要目的是监督民生资金去向,防治基层“雁过拔毛”式腐败,李明深度参与了相关的论证工作。
义乌市数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该中心承担着政府部门大数据应用开发、运行管理及维护。

根据公开资料,麻阳县监督平台的核心部分由两个数据库组成,一个是人员信息库,内有八万多条数据,包括公职人员及亲属关系、买房购车人员、门面业主等,另一个是民生资金信息库,麻阳有107项民生资金(如民政局发放的低保、住建局发放的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每一笔的发放时间、金额、对象都被记录在信息库里。

两个数据库碰撞对比,就能发现许多疑点:有的人有房有车却还在享受廉租房补贴,有的人既拿国家工资,又领取贫困人员才能享受的危房改造补助……发现这些疑点后,平台会自动报警,成为纪委追查的线索。

中科院计算所曾一度参与麻阳县的系统设计,后来负责该系统在怀化市的推广。“运用的是数据互斥规则。”方金云解释,民生资金政策规定了很多限制条件,而违规发放则意味着有限制条件被突破,“就像开宝马车的人不能领城市低保,购车和城市低保是互斥关系,两个名单的交集应为空,如果实际非空,非空集合就是涉嫌违规领取低保的疑似问题线索。”

尝试与地方纪委合作后,方金云发现,和自己过去的研究相比,大数据反腐“用于数据处理的技术都是一样的,但在算法和解决问题的模型上有实质性的不同”。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切入纪委,是因为纪委有比较强的获取数据的能力。”方金云说,十八大后反腐工作日益深入,开始有地方纪委人士苦恼于人手不足、查办案件手段有限,于是向中科院计算所寻求技术支持,其中就包括管辖麻阳的怀化。
推广:主动交代处理从轻

“我们多年想办的事,麻阳办成了,此经验值得推广。麻阳能办成,其他县也能办,关键是领导要有这个意识。”2016年,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对麻阳的探索作出了批示,之后湖南在全省推广大数据反腐。

许多地方纪委开始到怀化市和麻阳县学习经验,他们都关心一个问题——大数据一下发现了许多腐败问题线索,纪委如何处理?

“(麻阳)平台刚建立起来,初步运行时发现疑似问题线索上万条,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李明向来取经的同行介绍,当时麻阳县发了一个通知,针对大数据反腐发现的疑似问题线索,如果相关人员主动向组织交代情况,可以从轻处理,“因为涉及面太广”。

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哪家曾经多领了几千块公益建设补贴,只要交代清楚并退还钱款,就原则上不作违纪处理。一万多条疑似问题线索,最后以违规违法处分的,只有一千来条。

“我们的初衷不是查以前的旧账,而是给领导干部提个醒,上一个‘紧箍’。”李明表示,大数据反腐真正的目的在于预防腐败,“以前你利用政策打擦边球,现在你知道,我们有办法把网织得很密,用科技手段让你不敢腐”。

运行一段时间后,通过麻阳大数据反腐平台发现的问题数量已大幅下降。“公职人员心里有数了,不该享受的东西就不能争。”李明举例,他父母退休后在农村生活,前段时间村里河道涨水,父母主动提出不领水灾补贴,“他们知道,只要领了补贴,就能查到儿子的名字,儿子是在职的公职人员,那就可能有麻烦。”

为了打造大数据反腐平台,麻阳县前前后后已花了近300万元。县纪委觉得这笔钱花得值,相关人员2018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平台已为麻阳县挽回损失高达5000万元。

2016年12月到麻阳县取经后,湖南常德市澧县也打造了一个大数据反腐平台,名为“澧州智慧监督云”。澧县纪监委委员刘长春说,澧县的平台建设费用不足100万,“目前可以说是县级平台中花费最少的,但还在继续进行后续研发”。
湖南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便民服务站,摆放着一台“互联网+ 监督”终端机器。

方金云(右)给工作人員讲解怎么区分两类有交叉的名单

刘长春介绍,平台对全县四万多名党员和近一万名监察对象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全方位收集,解决了日常监督像“大海捞针、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自2017年运行至今,平台通过数据碰撞对比,发现各类疑似问题线索9100条,涉及资金近2000万元,澧县纪委已责成相关单位清理核实各类违规问题3720条,立案查处334人,收缴违纪资金810万元,澄清不实线索932条。

“从程序设计和运算规则设置来看,只要相关录入数据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率是100%,不会出现误报的问题。”刘长春说,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他们反倒发现一些部门存在行政审批程序倒置、信息登记管理不规范、村(居)集体组织上报数据不及时(如去世人员信息)、闭门造车数据不真实等问题,于是专门开发了数据校验功能,对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析预警。
阻力:难在打破数据壁垒

推广大数据反腐的过程中,公职人员最担心会泄露个人信息。

“当时要我们填很多信息,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大家有些疑虑。”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位处级干部说,县领导那时不断做工作,保证数据采集后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运行,不对外公开,公务员们才安下心来。

2016年任湖南某县纪委书记的吴冬(化名)接到任务后,带头登记个人信息,“如果领导干部都不带头,其他人更担心”。

吴冬当时提出,要对负责信息采集和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把这个放在第一步,谁泄露谁负责,他们都签了保密责任书”。

比起采集公职人员个人信息,更难的是要求不同政府部门共享数据,第一个吃螃蟹的麻阳县就遇到过数据壁垒。

“车管是一套系统,保密、不联外网,税务又是一套系统,工商、房产都是单独一套系统。”李明表示,对于大数据反腐,公务员的工作好做,老百姓也欢迎,最难的其实是说服政府部门开放数据。

“他们说,数据本来是在内网封闭存储的,现在如果给你们(纪委),以后泄露算谁的呢?”李明说,不愿开放数据的政府部门一方面害怕追责,另一方面也有特权思想,觉得交出数据就是交出权力。

麻阳县纪委只好把各部门召集在一起开会,统一思想,说搞大数据反腐“让百姓明白,让干部清白”,对维护基层公职人员的形象有好处,而且纪委只是使用信息,并不负责信息登记和审批,没有影响职能部门的任何权力。

得到麻阳县委明确支持后,纪委“先礼后兵”,对经多次督促仍不愿开放数据的部门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

“大数据反腐,需要各个部门基础数据库的支撑与配合。”刘长春称,据统计,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着三千多个数据库、80%的社会信息数据,但是相互连通的数据库不到30%,“一部分职能部门打着‘保密’的幌子推脱,实质上是不愿‘晒’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杜家毫书记批示以后,(大数据反腐)推行起来就更有依据了,基本打破了数据壁垒。”李明称,目前怀化13个区县已全部建立大数据反腐平台,数据全部导入市一级“互联网+监督”云计算中心。
升级:瞄向“唐僧肉”

不仅是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份一些县(区、市)也进行了大数据反腐的探索,焦点集中在民生资金领域。

2017年12月,沈阳纪监委找到方金云的团队,提出一个特别的需求:除了民生资金,他们还希望围绕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大数据监督,焦点在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这与方金云的想法不谋而合。方金云做过一个分析,国库资金扣除“三公”消费、工资福利支出等项目后,剩余部分约10%作为民生资金拨付给老百姓,约90%是用于工程建设。“(政府投资项目)这一块才是大头,腐败高发,很多人想吃‘唐僧肉’。”

之前在为湖南宁乡打造大数据反腐平台时,方金云的团队也设计了围绕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系统。方金云原本对招投标一窍不通,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设计算法。于是,研究团队和负责招标的基层公务员开会,请教建筑公司的老板们,终于获知其中窍门。

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找多次一起出现,甚至局域网地址都一致的招标单位和投标人,因为如果几家公司总是一起竞标,且总是其中一家中标,就有围标的可能。

但因为相关招投标数据归属于长沙市,其下辖的宁乡市纪委无法获取,所以这套系统在宁乡仅发挥了部分功能,缺失了招投标模块。

与沈阳市纪监委合作后,系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监督功能得以补齐。“2016年以后的招投标数据我们全要过滤一遍。”方金云说。

在沈阳市纪监委的安排下,方金云团队的技术人员还与七八名被留置的官员做了访谈。据《新京报》报道,沈阳市纪监委的一名领导称之为“捉贼要向贼学习”。

一名被留置官员事无巨细地总结了招投标过程中的猫腻,包括监理公司替投标公司制作标书、评标专家分数作假等。技术人员将这些问题融入大数据反腐系统,通过对数百家公司、上万个标段的分析,找到了52家公司、69个标段的问题。

2018年末,沈阳市纪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建设的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建成。2019年初,沈阳市纪监委开始向各政府部门讲解大数据反腐监督项目,截至目前听众超过3300人,其中不少是处级以上官员。
未来:能否大面积推广?

2019年1月,“电子政务大数据关键技术及纪检监察应用”由中科院提名,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首席科学家正是方金云。

公示材料显示,该项目已在纪委反腐工作中全面应用三年以上,支撑了包括怀化、宁乡、沈阳、修水在内的30个不同类型县(区、市)的纪委业务系统信息化,实现了对所有国库支付资金、民生资金、扶贫资金、政府投资项目、小金库、加油卡等涉及民生领域的全覆盖,共发现问题线索三十一万余条,涉及金额八亿多,涉及人员五千多人,发现政策漏洞311处,制定政策文件298件。

方金云说,这些年他一直战战兢兢,“我们一直是在探索,没有谁说它百分百是对的,也没有谁说它百分百错”。

但方金云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数据就是权力的载体,各个部门的数据实际上就记录着它们权力运行的轨迹,(大数据反腐的)理论基础就在这儿。”方金云说。

“在当今信息量‘爆棚’的时代,庞大的数据信息靠人工分析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刘长春相信,大数据反腐目前只能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起步,但在未来会成为一种趋势。

也有地方纪委人士担心,大数据反腐技术若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将会遭遇强烈反弹,“毕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方金云安慰他们,“对于过去一些腐败‘存量’,干部们提心吊胆,担心受到牵连,大数据扫过一遍以后,有问题的主动交代,从宽处理,干部们普遍感觉轻松了。”在方金云看來,大数据不仅监督干部,同时也保护干部。

(金丽新荐自《南方周末》)

作者:谭畅 李馥含 桂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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