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世界形势政治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再到当前的信息革命，世界地缘政治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特征也逐步类人化。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大陆与人体进行类比，提出大陆类人说，分析了其在功能上和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提出大陆是类似于人的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
世界形势政治分析论文 篇1：
“民主化”悖论与反思
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世界步入政治“新生态”的重要标志。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深刻矛盾与缺陷暴露无遗。危机之后这些年，西方世界出现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来中国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成为全球和地区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极。在当前东西方权力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基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经验，树立自主意识，深入挖掘并彰显中国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适时推动和引导包括“民主化”研究在内的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一、“政治西方”的颓势与民主“一元论”的式微
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引爆了西方世界积聚多年的“金融泡沫”，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弊病，戳破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种种所谓民主“神话”与政治“泡沫”。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东西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西方”颓势渐显的大趋势也正在不断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2013年1月13日，德国《世界报》刊发文章指出，到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而在此之前的近两三百年间，由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世界一直雄霸全球。德国的《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2013年第1期也推出了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文章指出，历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发达经济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西方又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到19世纪中叶，西方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统治者。近两百年是西方大跃进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科学方面，西方在所有领域都是领先者。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状态”：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将重新把权力交给约占世界人口85%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将是一个新的问题。总之，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相对位置的下降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近两三百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世界政治的“新生态”正呼之欲出。
在“政治西方”显露颓势的同时，“民主”这一西方世界借以主导国际政治议程与话语权的核心武器也正在不断走向式微。冷战结束20多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2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日裔美籍学者福山随即发表言论，宣称“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在福山颇具“使命感”的宣告中，对西式民主“一元论”的肯定与推崇显露无疑。而在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主”也已经被毋庸置疑、天经地义地定义为通过举行“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来选拔和确立政治领导人。从源头上看，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要素的民主理论主要来自熊彼特关于“精英民主”的论述。时至今日，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一元论”式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已经被提炼成“民主”的唯一真谛，甚至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政治宗教，以“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的形式，成为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利器”。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阿拉伯之春”在经历了初期的喧嚣之后便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在经历了无数由“民主”所带来的困惑甚至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
二、对战后世界政治中民主与发展悖论的反思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最终崩溃，广大被殖民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探索本国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当年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风的日子看似已经到来。对于这一现象，一位西方学者曾不无兴奋地指出：“民主的观念和信仰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间，反民主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那些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式自由民主并未落地生根，盲目的民主化不仅未能解决社会固有的一系列积弊，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最终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回顾战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民主已经被严重地“异化”甚至“神化”，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和认识上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迷雾，破除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神话，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近年来发生的西方国家的债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政治模式”的缺陷，国际思想界开始将视角转向政治制度与政治道路的比较与适应上来。因此，无论是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还是在勾画未来政治选择与国家治理研究中，都需要转变“话语范式”。
1.强调民主发展的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必须与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定，而不应将一国的模式强行推销给他国。冷战后大量国际案例表明，鼓吹所谓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站不住脚。
2.强调民主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民主应是具体的，单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发展，不能只凭人们的良好愿望，脱离国情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民主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照搬别国模式。民主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3.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发展既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要有近期阶段性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是有条件的，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制约，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民主化进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实践表明，忽视民主成长性和阶段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往往不会带来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宁。苏东国家的“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只会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和政治衰败。
4.强调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虽相对完善，然而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阶级烙印。民主是有阶级和有差异的。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有序的，是一个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民主发展也有其成长的顺序和维度。应当正确处理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关系。法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发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5.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宣扬“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不仅无益于世界民主进程，而且给世界和谐带来严重威胁。动辄以“民主、自由”划线，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唤起“新冷战”。而打着民主旗号，不惜诉诸武力，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则是在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其目的是妄图缔造新的“超级强权帝国”。
三、中国道路的政治内涵与价值追求
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与政治格局变迁而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迅速崛起无疑是引领世界政治格局步入新生态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揭示世界政治发展新格局与反思战后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悖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涵及价值追求，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并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越来越多。但细心观察后却不难发现，在热议“中国奇迹”的背后，西方研究者宁愿多讲“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也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绩”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国际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不惜精力，试图从亚洲文化传统等领域寻找中国成功的历史密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等则选择性地“失明”。可以说，西方学界习惯了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评价中国问题，他们或偷梁换柱，或盲人摸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误读”或“误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框架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不仅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同时也不可能找到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固有的“冷战对立”思维，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经常假借“中国政治话题”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断言中国的发展无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权威专制政治”或“独裁重商主义”。他们认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社会必然“崩溃”，不民主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威胁。
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没有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避免了苏联式崩溃和俄罗斯衰退的悲惨命运。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而且成功地实现6亿多人口的脱贫。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国际上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与西方世界面对危机的乏善可陈不同，中国以其积极有为的政治姿态和高效的治理能力，成功地克服和化解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并以其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未来也必将在世界文明的图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性价值理念，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提供了非凡的答案。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中国拒绝了国际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见和政治短视。中国政治发展显示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曾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在其《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再也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问题了。
实际上，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中国注重立足本国国情，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民主、个人自由、国家稳定和政治效率的关系，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中国的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就发展的价值追求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表现出的是一以贯之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中国的政治发展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的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破除了“民主激进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干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拒绝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讨论，有效地驾驭了“民主化”进程，超越了狭隘的西式“民主、自由”说教。在发展的实践中，这种政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开阔的政治实践视野，使得中国的思想者得以在政治发展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以全面、务实的政治发展方略提升政治发展力，以持续、稳定的政治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包容性成长。
此外，从外部关系上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要求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表现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和谐。提倡政治发展的“包容性”绝不意味着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应当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来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强调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与进步。
四、国际上政治与民主领域的评估：历史、现状与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针对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开展进一步的评估与测量的做法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趋势。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评估不仅涉及对一国或地区政治发展成果、绩效的认识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强弱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因素考虑，关于民主评估的研究与实践都应引起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二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浪潮，整个战后世界的政治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领域面临的任务和道路无疑显得更加艰巨而漫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实现政治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在争取尽快摆脱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局面的同时，这些国家要求在政治发展领域尽快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无论从国家数量还是现实的发展任务上看，占据世界国家和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主角。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占据了世界政治发展舞台的中心位置，却并没有在相应的话语权方面取得主动。战后至今，在民主化及其测量与评估领域所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评估领域的强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被动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进而被纳入西式政治评估的话语权下，或者在政治发展评估领域虽有所尝试和努力但却被迫在西式话语霸权之下被动性地“失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国际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这一扭曲局面，只有站在全面、客观的立场之上，从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多个侧面出发，反思并破除对西方在民主评估领域强势话语的迷信，才能更好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开展。
从本质上讲，战后民主评估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民主概念被简单化甚至被异化为选举民主。实际上，在当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的背后，体现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核心“软件”——选举民主。可以说，自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在西式民主中确立统治地位以来，选举民主的观念已经完全渗透于西方的政治文化之中。这种对民主极简主义式的理解认为，民主至少应该具备一条普遍的、本质性的特征，即一国的最高权力必须能够通过自由、公平、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实现更替，而这种更替主要通过代表不同利益格局的政党之间展开。此外，除了对选举民主的“迷信”，当前西方民主评估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缺陷即意识形态偏见。在西方占据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战后至今的国际民主评估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然问题重重，难以从根本上反映战后全球政治发展的全貌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对政治发展评估的多样化需求。
时至今日，在国际民主评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大多数话语权的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它们几乎完全把持了对全球范围内民主自由状况的话语权，肆意挥霍着对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状况的解释权和建议权。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和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们均通过选取一定的衡量指标来对世界范围的各国政体的民主程度进行划分。可以说，无论是前者中的“自由”、“部分自由”与“专制”，还是民主指数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体”与“独裁政体”，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这一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会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的形式而被简单甚至粗暴地贴上各种标签。
例如，“自由之家”2015年度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以西式选举民主为核心理念，延续了其在民主、自由标准问题上的固执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自由状况一贯的歧视与偏见。该报告在其开篇前言中就历数了2014年全球民主状况恶化的种种表现，包括对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的指责以及对埃及、土耳其、中国等国家民主自由状况的“担忧”。对于中国自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该报告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习惯性地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之上，声称中国近年来在沿袭威权体制的基础之上又加大了对包括互联网、民族宗教、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控制力度。相应地，在其列出的一份对个别国家民主自由状况得分的加总排序中，中国在15个选定国家中以17分位列最后一名，远低于乌克兰的62分和泰国的32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份排名表中，伊拉克的得分为24，埃及的得分为26，也均高于中国的得分水平。在肆意对他国进行评判的同时，该报告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状况却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谈。可见，在片面的民主观念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评估必然难以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状况作出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相反，其所形成的最终评估结果还极有可能会被持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场的媒体或公众人物所利用，进而沦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误导国内外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
在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2014年度民主指数报告中，其对全球民主自由状况的总体评价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西方强势话语权下的傲慢与武断。该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民主政体之下，但就“完全民主”的角度而言，这一数量仅有12.5%。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有近26亿人口也即超过1/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各种形式的专制与权威之下。在此，该报告还刻意强调指出，作为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中国显然在这26亿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在掌握强势话语权的少数西方评估机构的肆意解读下，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被刻意地歪曲并进行了选择性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价值预设之下，符合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即被定义为“民主”和“改善”，不符合的则被肆意贴上不民主、不自由甚至独裁等标签。这种对民主、自由的简单的标签化式的理解显然难以反映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
五、积极开展政治评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如前所述，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面对以民主评估为主的国际政治评价领域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我们有必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以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1.西方评价指标体系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虽名目繁多且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西方唱“独角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失语”的扭曲状态。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大多充斥着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因而也必然无法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的面貌与内涵。可以说，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论从评价指标的选取，还是从发布机构的属性，以至到其发布背后的动机等方面来看，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是政治意图背景。
2.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垄断世界政治的话语权。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借助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上“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3.评估世界政治需要“中国标准”。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振通
作者：张树华 赵卫涛
世界形势政治分析论文 篇2：
大陆类人说：地球大陆在功能和结构上的类人特征
[摘 要] 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再到当前的信息革命，世界地缘政治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特征也逐步类人化。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大陆与人体进行类比，提出大陆类人说，分析了其在功能上和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提出大陆是类似于人的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谋求全人类的福祉。
[关键词] 大陆;地缘政治;全球治理
一、研究背景
早在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历史开始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上并不接壤的各个大陆也随着日益活跃的人类活动而联系日益密切。
人与自然或社会的类比研究并非本文首创。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灵枢·邪客》中书：“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重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與天地相应者也。”其将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以阐释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对自然与人和社会的类比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理论，他将国家比作人体，认为其边疆部分属于末端器官，扩张的地域为四肢，交通通道为循环系统，首都则为维持生命的主要器官[1]。随后，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他认为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类似，是由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等构成，将社会有机体分解成家庭、阶级（或种族）以及城市（或社区），其中家庭是社会的真正元素（或称之为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或社区）是社会的器官[2]。斯宾塞则在孔德提出的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有机体论。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分工类似于动物有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同时，社会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一样，也具有相对应的营养、分配、调节系统，即提供营养（生产）机能的劳动阶级，提供分配机能的商人阶级，提供调节生产的整个社会管理者阶级（政府和各种机构管理人员）[3]。
此外，还有多位学者的观点涉及相应的类比研究。例如，约翰曾经将各个阶层比喻成身体的某一部分，并成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各阶层各司其职[4]。伯伦知理则明确将政府、议院等国家机构比喻为人体的四肢器官，这个身体在宪法的支配下结合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改革被喻为身体的成长变化。在伯伦知理的“国家身体图”中，每个喻体都有其不可替换的指涉对象，代表了伯伦知理对国家应有形态的构想[5]。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交织与碰撞。部分国家或地区置逆全球化风险于不顾，大行单边主义，实行贸易保护，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稳定国际局势搅乱，使原本正走向整体共同发展的国际社会再度风起云涌，区域性冲突不断，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
中国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视作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就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中，正全面拥抱和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对当今以至于未来国际社会的责任和胸襟。
本文将通过论述各个大陆在国际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世界主要大陆类比为人体的组成部分，将其功能及相互之间的某些结构关系与人体相对应，在大陆与人体的类比过程中将整个世界视作和人一样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以整体性思维看待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联系及其协同发展的未来趋势。这对解决当下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困境或许能在理论上提供一定的支撑，同时也期望为当代中国所秉持的全球治理观增添理论补充。
二、地球大陆与人在功能上的类似性
地球上的大陆与人的功能类似主要体现在大陆和人的主要功能的类似。人有心脏，大陆也有“心脏”，人有大脑，大陆也有“大脑”，而且大陆就像背对着地图的一个人，“心脏”和“大脑”的位置也和人类似。
（一）心脏功能上的类似性：世界的心脏在欧亚大陆的中部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提出了陆权论的核心观点——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或枢纽区域[6]。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欧亚大陆中部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一区域由大河流域形成广阔的低地，恰如被包裹着的心脏，在陆上作战中具有较强的机动性，有利于汇聚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对其他地区造成威胁。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能源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攀升，石油更是被称作工业的“血液”。“心脏地带”作为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珍贵的金属资源。油气资源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至关重要，大国需要确保石油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来源，从而在经济上占据主导位置，并在地缘经济战略上抢占制高点。因此，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组织都积极与作为“心脏地带”重点区域的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目前，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已经向多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正如心脏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一样，作为“心脏地带”重点区域的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世界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及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而国际上也早已注意到中亚对世界的重大作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实施的“中亚经济专门计划”，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丝绸之路区域合作项目”，都旨在推动中亚的能源优势普惠世界，为整个世界的“血液流动”提供动力。中亚地区充分发挥了麦金德所述的“心脏功能”，是大陆与人功能类似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二）大脑功能上的类似性：世界的大脑在北极地区
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海冰的逐渐融化，北极不再是一片神秘的“荒原”，其各方面的价值逐渐显现。自2007年8月2日，俄罗斯在北极极点4000米以下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以来，世界各国对北极的争夺愈演愈烈，不仅北冰洋沿岸国对这片区域的归属权进行激烈争夺，大量的非北冰洋沿岸国也对这片“白色地带”予以高度关注。北极有什么价值能吸引世界那么多国家的目光，甚至可以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呢？
从军事战略价值角度而言，北极地区的军事角逐，作为一个缩影反映了世界军事格局，并将对整个世界的军事对抗产生影响，这正如人体的大脑，能够见微知著，产生一定的政治意识，并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北极地区地理环境较为独特，这里冰层深厚，人烟稀少，便于各个国家隐蔽地使用核潜艇，不易被察觉与追踪，而对军事专家而言，磁场环形封闭的北极地区还是战略导弹的“最佳发射场”[7]。可以说，北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对新型军事武器的使用非常有利，而一旦有强國占据这片区域，这些高精尖的军事武器将在巧妙的地理庇护下成为扰乱世界格局的“定时炸弹”，打破现有系统内的平衡状态。此外，随着海冰的融化，北极地区海上交通愈发便利，加之丰富的油气资源，有利于增强海军军舰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便于各国在此的军队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得北极者将会大大增强其海上力量，提高其控制该区域航海活动的能力，夺取一定的“制海权”，从“海权论”的角度而言，这将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北冰洋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确切的归属权，无论是北冰洋沿岸国还是非北冰洋沿岸国，若是想要在北极地区的势力角逐下有所收获，有时就会在此彰显一下军事实力，以强化在北极的存在感。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之下，近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生态建设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高，北极作为人类的最后一片净土，对全人类的生态环境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类似于人体的大脑可以接收客观信息并控制人体行为一样，北极地区恰如世界的“大脑”，能够迅速地对客观的气候变化做出反应，及时反映出生态环境现状。同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又会反馈给世界其他地区，以一种引领性的姿态对整个世界的环保行动及生态战略进行控制。北极地区生物种类少，食物网链简单，自我修复性和自我净化能力脆弱，生态环境较为单纯。该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尤其是在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应上，在过去的十几年，北极地区的平均温度升高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近2倍。此外，北极生态环境的变化并不仅仅影响着北极地区，更会对全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近年来，北极地区大气臭氧层不断损耗，臭氧空洞问题日益严重，大大降低了大气层对紫外线的吸收量，这将对整个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不论是从航运经济还是从能源经济角度，北极地区发生的变化都将影响到整个世界范围，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将会因为北极地区的变化所暗含的指向性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这和大脑对人体行为的控制作用如出一辙。随着《北极油气资源报告》（2018年）的发布，北极地区的能源价值也逐渐被发掘，据该报告的预测数据显示，北极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堪称世界的“第二个中东”。北极地区的能源战略价值对于北冰洋沿岸国而言，既能在军事战略方面保障足够的供给，又能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则会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随着北极地区的能源供应量逐步上升，将会对整个大陆系统内传统的能源供应地区产生一定的冲击，也会对系统内部的能源流向、交通运输、经济及政治战略地位产生相应影响。此外，随着北极地区寒冰融化，北极航线的开发也提上了日程。北极航线一旦全线开通，将大大带动北冰洋沿岸国沿岸港口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丰富其原有的交通方式，并加快高纬度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进程，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这对原有的世界航运格局乃至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三、地球大陆与人在结构上的类似
系统思想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美国哲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即系统。一般系统论用相互关联的思想取代零散思维方法，突破了以往分析事物的局限，如实地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事物的特征和运动规律[8]。大陆间存在的某些结构关系可与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几大主要系统相互对应起来，而将大陆内部的某些结构关系类比于人体几大主要系统也正是运用系统思想将大陆视作整体加以审视的重要体现。
（一）地球大陆与人的血液循环系统的类似性
人的血液循环系统通常指的是心血管系统，是由心脏、血液、血管等部分组成的一个封闭的血液输送系统。通过对大陆与心脏、血液流动过程、血管等方面相似性的探讨，可以阐明大陆内部的某些结构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相似性。
如前所述，麦金德曾在陆权论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世界心脏地带”（也称“世界枢纽地带”）。如该观点所述，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的“心脏地带”，欧亚非大陆是世界岛，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中部就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6]。大陆类人研究遵循陆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欧亚大陆的中部是世界的核心区域，尤其是中亚与中东地区之间，蕴含着全世界巨大的油气资源和珍稀金属资源，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而心脏作为人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主要功能就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把血液运行至身体各个部分。上述论述表明，东欧以东、中亚及中东地区在部分功能上与心脏作用类似，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珍稀金属资源向全世界供给，这些石油和天然气就像血液流动所携带的氧气一样，为被称为血液流动的经济活动提供基础动力。而纵观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工业社会阶段，为谋求自身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仍然与日俱增，这就使得石油这种资源依然是当今世界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由此可见，“心脏地带”辐射全球，与人体的心脏向全身供血别无二致。
血液是人体中在心脏和血管腔内循环流动的一种组织，在机体中起到运输物质、维持组织兴奋性、调节机能等作用。如前文所述，常被喻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如同血液流动运输氧气一般，为大陆的“血液流动”提供最基本的动力，而人类在世界各大陆开展的经济活动，便如同血液在人体内部的流动。如今，愈来愈频繁的人类经济活动将整个世界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经济活动不仅承担了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传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促进和带动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在维持贸易、贸易互通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活动过程中可以调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异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的各个部分逐渐成为经济、贸易、交通等相互联通、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有机整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地区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成为有机整体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有机整体不但承担起了联通各个部分的重任，同时也将各部分的功能与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得整个世界主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目标，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地区边界逐渐弱化，经济、贸易上的趨同和一体化特征使得整个世界成为联系紧密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态势已成为大势所趋。人类的经济活动如同血液流动一般，将世界有机联系在一起，而各种能源资源的运输就如同血液携带氧气一样，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基础性动力，世界主要大陆也基于此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巨大有机整体。
纵观当今世界，密布的交通线路将世界主要大陆以及国家和地区相互联通起来。通过交通线路，无论是相隔万里的国度还是近在咫尺的邻域都可以通畅地进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沟通与合作，这与人体中血管的作用的相似度极高。血管作为生物运送血液的管道，遍布于全身，无处不至，负责将心脏搏出的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满足机体活动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以交通线路作为互联互通的最基本渠道，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血管遍布全身，将身体各部分联系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联动整体，而交通线路的遍布，也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编织进一个巨大互联互通的网内，将各个大陆以整体性思维加以审视，与美国哲学家贝塔朗菲所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一脉相承，将一切有机体视作一个整体，用相互关联的思想取代分析事物的零散思维，突破了以往分析事物的局限，如实地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
（二）地球大陆与人的神经系统的类似性
神经系统是机体内对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起主导作用的系统，主要由神经组织组成，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中枢神经系统与地球大陆之间的结构相似关系。中枢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由明显的脑神经节、神经索（或脑）和脊髓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成分组成。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大量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有机地构成网络或回路，其主要功能是传递、储存和加工信息，产生各种思想活动，支配与控制动物的全部行为。脊椎动物的许多活动都带有整体性，这依赖于脑与脊髓之间的联系来完成。人是脊椎动物的一种，因此，人类活动也具有整体性特征。基于此，大陆类人研究把世界主要大陆整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神经遍布于人的全身。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都被一条条无形的“神经”——互联网所连接，进而将各个大陆上的国家各地区编织进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中。这个巨大的网络体系宛如人体中的神经系统，而相互联通的无形的互联网则如同人的神经系统一样。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人类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互动和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信息的存储和加工越来越依赖当今互联网体系，而互联网的诞生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思维模式的变化。曾经思想产生的方式表现为由少数精英人士独立产生并将其大众化传播，而随着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通过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作用参与到思想产生过程中来。同时，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社会基本运作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互联网技术的支配与控制，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无人码头、无人驾驶、无人超市等，移动支付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主要支付方式，智能手机的应用与普及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可以说，如今的互联网体系与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有诸多吻合。
同时，中枢神经系统还是调节某一特定生理功能的神经元群。通常，一些简单的反射中枢范围较窄，但调节某一复杂生命活动的中枢范围却很广，可见反射中枢并非仅是中枢神经系统内某一局限的孤立区域。互联网系统亦是如此，它既可以在小范围内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也可以在更广的范围里协调和组织整体性活动，将各个小范围以互联网为纽带组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使得其中各部分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而即使同一水平的某一神经中枢内部各个神经元之间，也还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决定着这个中枢的机能活动状态。这就如同每一个小范围内的互联网体系都与其他范围内的互联网体系通过互联网本身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了如今几乎覆盖全部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系统。结合前文北极是世界大脑的观点，北极由于距离全球多数发达国家最近，也成为互联网和海底光缆建设的最活跃区域，正在发挥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此外，中枢神经系统更像是一部容量巨大的信息加工器，加工的结果可以出现反射活动、产生感觉或记忆。中枢神经系统在完成上述功能活动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协调与整合。协调指整体作用中的各个作用结合成为和谐运动的过程。整合是指把单独的、部分的活动变成为一个完整的活动过程。在这里，输出不再与输入呈一对一的关系，可以是多个输入转化成单个输出，或者相反。互联网系统也是如此，互联网系统在进行信息传递和储存时，也是以整体化方式协调各个组成部分。此外，互联网的传输与贮存也并不只是一对一的单向关系，而是一个更加繁复庞大的网络体系，这一点要比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在完成其功能时更加复杂多元。
四、地球大陆与人的类似的启示
地球大陆与人的类似性不仅体现在大脑、心脏、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功能和结构上，而且地球大陆与人有更多的相似性，为此应将地球大陆看成一个生命有机体，更好地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一）加强整体观念与全局意识
当今世界，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南北差异，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对立现象，且局部地区偶有纷争，经济制裁屡见不鲜，但是总体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还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整体前进中谋求自身发展。
在理论层面，处理国际纷争、维护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时应遵循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识到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世界的普遍联系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内在体现，并坚持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观察事物，树立全局意识与大局观念。
在现实层面，应意识到经济活动的整体波动性，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经济整体形势相对式微的情况下，经济强国与国际组织应及时向经济情况面临崩盘的国家给予援助，加强南北合作，找准自身在世界经济环境中的定位，摒弃“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阻碍全球化进程的观点和做法，共同推进世界整体经济发展。同时，应重视除国家之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要意识到越来越模糊的传统边界及相互联系着的各个主体都推动着个人、集体以及国家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全面把握，应在多边合作机制下更好地凝聚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力量，进行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正如前文所述“大陆类人”的观点，应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强整体观念与全局意识。
（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加强整体意识与全局观念的过程中，“全球治理观”应运而生。所谓全球治理观，是指国际行为体在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和目标，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的全球规则、程序和机制所共同构成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世界逐步发展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也逐渐增多。虽然，由于现有的国际公共产品存在供给决策的排他性、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供给收益分配的竞争性三大失效问题，导致全球治理暂时失灵，但各方依旧在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为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中国针对全球治理观的一种新型提法，体现了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内涵辐射、合作共赢等一系列特征。
在现阶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一个突出的国际实践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它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增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非排他性，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的引领性作用，力促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性，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分配的非竞争性，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的滞后阶段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推动了新型国际秩序的建立，作为一个供给良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的失灵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改革的推动等国际实践均基于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并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通过多次的实践检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卓有成效。
（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破土而出。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则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便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藏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该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基础，从协和万邦到天下大同，都体现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对共同体思想的一种阐述和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立的，在其指引下，意识形态的对立及政治制度的对抗被逐渐弱化，人类的整体目标趋于统一，各个国家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再狭隘地关注本国利益，也兼顾他国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原有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强制扩张等资本主体性思维，更倾向于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等方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努力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单一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频繁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推动全球治理、解决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基于“大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趋势下的突破性思维，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追求全人类的福祉意义深远。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西方已有的思想及研究，将地球大陆类比作人体，纵观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从功能与结构的角度进行论述，并以整体化思维塑造当前世界的发展逻辑，准确把握未来全球化发展局面，促使全球化朝着历史发展规律稳步前行。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秉承和合主义的新型国际发展观，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倡导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定的大局观与整体意识，用联系的眼光看待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关系，并坚持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去，推动整个世界走向和平统一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更是世界发展的必然之路。
参考文献：
[1] RATZEL F.Politische Geographie [M].Munich： Oldenbourg，1923：220-221.
[2]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M].伦敦：富兰克林出版公司，1975：103.
[3] 斯賓塞.社会学研究[M].张红晖，胡江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3-232.
[4] SALISBURY J. The statement’s book of John of Salisbury-Being the Fourth，Fifth，and Sixth Book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Seventh and English Books of the Policraticus[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1963：5-18.
[5] 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11）：115-124.
[6]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武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71-105.
[7] 李振福.世界的大脑：北极地缘政治地位的新定位[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9）：63-70.
[8]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25-27.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责任编辑：丁浩芮]
作者：李振福 王艺璇 王雪彤
世界形势政治分析论文 篇3：
2005~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载文评析
[摘要]文章以2005~2009年我国《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为样本，对近5年来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论文进行统计，得出了一些统计结果，并对这些统计结果进行概要的分析，得出我国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研究载文的选题分布、作者发文情况、核心作者的分布，为了解我国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研究动态，评价单位和个人的研究实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核心期刊；载文评析
[作者简介]皮军，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黄秀菁，厦门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福建厦门361005
[文献标识码]A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该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综合性学术月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坚持自己的办刊方向，致力于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选题精确，重点突出，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际问题类)名列前茅，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该刊曾经连续两届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本文对这一优秀期刊2005—2009年的载文(不包括简讯、介绍、消息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载文的选题分布、论文与论文作者群的分布、核心作者分布、基金论文等情况，为了解我国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研究动态提供参考。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栏目的选题分布
自创刊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始终贯彻“理论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办刊方针，辟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海外专稿、中国与国际组织、战略研究、世界经济、学术争鸣等栏目。《世界经济与政治》栏目的选题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是《世界经济与政治》载文的重点，体现了世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有机结合的特色，但世界经济的比例逐年下降，说明刊物更侧重于国际政治。海外专稿是该刊的一大亮点，透过这一窗口可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随着形势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选题进行了相应的变更，使之更切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的实际。
二、近5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载文的基本概况
2005～2009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累计发表论文582篇，每篇均以第一作者统计，共计412人，从表2可以看出，发表1篇论文的占73.06％，这一数值远高于洛特卡定律中某一学科领域内写过一篇论文占60％的量，说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瞬间作者多，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从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研究成果由一个作者独立完成。2005～2009年间，每一年发文量及基金论文量见表4，《世界经济与政治》每年发表的论文超百篇，稿源较丰富。
三、论文来源的分布情况
1 发文按区域的分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作者区域分布面广，涉及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及时反映世界经济政治研究动态，透过这个窗口可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各国和地区的发文情况见表5。
2 我国(大陆)发文作者按单位所在地区的分布
《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作者单位涉及我国22个省、市、自治区，地区分布面广，主要稿源来自我国较发达的省、市。各区域的发文数差异很大，从表6中可以看出。5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稿源近一半是北京地区的，北京地区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将5年来发表10篇及以上的作者单位列出如下，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5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发文最多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济济，研究基础好，是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活跃单位。
3 发文4篇以上的作者，
根据文章量的情况，界定发表4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发文4篇以上的作者见表8。
四、结果讨论
1 通过对近5年来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刊物上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愧为我国国际问题类的核心期刊，研究热点突出，稿源面广。
2 北京地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国家应对研究力量强的单位和个人增加投入，让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
3 《世界经济与政治》基金论文偏少，但逐年增加，应更多地吸引作者，将更多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投到刊物，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
4 应加强作者之间的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舒生]
作者：皮 军 黄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