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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思路论文 篇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主要特点
摘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规划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m经输水隧洞穿越巴颜喀拉山分水岭入黄河上游。阐述包括向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和缺水的黄河调水的必要性；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以及工程方案技术。
关键词：跨流域调水规划；主要特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1 从湿润、半湿润地区向干旱、半干旱地区调水，并向缺水的黄河补水的必要性
1.1 西北地区水资源地理环境的历史演变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之一。虽然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 100亿m3，排世界第4位，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m3，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在时空分布上又极不平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愈来愈严重，在半干旱区降雨量200～400 mm、干旱区降雨量在200 mm以下，由于水文状况的恶化，一些河流逐渐枯竭，湖泊水位下降，面积缩小，植被减少，绿洲衰退，荒漠侵蚀。因此，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水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是相对自然水资源系统而言，人为的调配水资源。
我国西北地区曾是雨量丰沛、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繁荣富庶的地区。有专家认为，在距今100多万年时，开始由湿润向干旱环境变化，其主要原因，是青藏高原不断隆起，阻挡了西南季风北上，降雨量减少，气候干燥。
距今5000～2000年间，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水量丰沛，物产丰富。汉唐时期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沿河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点。到了距今七八百年的宋元时期，丝绸之路已趋衰退。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石羊河等河流下游干旱沙化日趋严重，河流的尾间湖全面干涸，大片绿洲、村落相继被废弃。
历史上的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条繁荣的绿色走廊，其终端湖－罗布泊，也曾是浩淼的大湖。在湖西侧有楼兰国(公元330年后废弃)的古绿洲。据推测，200多万年前，罗布泊湖面面积有2万km2，1942年只有3 006 km2，1962年仅剩660 km2，1972年这个浩瀚大湖在西北大地上消失。
古时青海湖面积相当大，据推算在全新世以来的一万多年中，青海湖水面缩小2150 km2，水量减少20多亿m3。1957年湖面积减少到4 635 km2。公元6世纪建于湖西畔的伏俟城(早已废弃)，现在，该古城遗址距湖岸10 km。可见，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严重的。但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当代，人类已经有能力兴建大型调水工程，调整水资源的地区分布，解决干旱地区缺水问题。
自古以来，水与地理环境、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在干旱地区有水就有绿洲，无水就会变成荒漠。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国内的引水、调水工程和国外调水工程所发挥的效益，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水在我国西北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是西北地区和黄河的关键资源。
1.2 黄河缺水严重，系资源性缺水
黄河是我国西北、华北的重要水源。随着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年均耗水量307亿m3，比50年代增多185亿m3。人海水量，90年代年均120亿m3，比50年代年均减少360亿m3。黄河缺水严重.属于资源性缺水：造成黄河下游频繁断流.当地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水质污染加重，对河口地区的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导致主河槽淤积增加，平滩过流能力减小，防洪负担加重。
1999年对黄河干流实行水量统一调度以来，断流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据预测，在充分考虑节水的情况下，正常来水年份，黄河上中游地区2010年缺水40亿m3，2030年缺水110亿m3。枯水年份缺水更多。
解决缺水的根本途径，是实施从长江上游调水，开凿隧洞穿过巴颜喀拉山分水岭，输水入黄河上游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西线调水人黄河后，可利用黄河上游的水库控制工程，为宁蒙河段冲沙减淤，改善生态环境。有一部分水量供给黄河中游水沙调控工程体系，必将对水库塑造理想人工水沙过程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黄河下游河道的减淤冲沙、遏制下游河道泥沙的淤高，并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下游的断流问题。
西线调水入黄河后，将对生态脆弱的西北受水地区增供水资源，促进防沙治沙，为遏制土地沙漠化创造条件；可增加植被覆盖率，恢复和建立新的生态系统，大大提高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促进西北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开发，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保障，统筹实施水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地调配并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工程，从湿润、半湿润地区向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和缺水的黄河调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庞大的生态环境工程。2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工作
早在1952年，具有远见卓识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一些专家，就组织了从通天河调水入黄河的线路查勘。这是我国第一次南水北调查勘。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视察黄河时，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根据上级指示，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配合下，从1958～196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西线调水查勘，涉及的河流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等，范围约115万km2。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了几次西线调水查勘。1987年原国家计委决定，在“七五”、“八五”期间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超前期规划研究工作，研究从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大渡河调水入黄河上游的方案。调水工程范围为30万km2。这项工作历时10年，于1996年6月结束。
1996年7月开始规划阶段的工作，2001年上半年水利部调水局组织专家评审了西线工程的6个规划专题报告，2001年5月27～29日，水利部组织专家审查通过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交的规划报告。水利部张基尧同志在审查会上指出：规划报告的审查
通过，在西线工程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水利部布署了第一期工程及时转入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工作。2001年8月，水利部张基尧副部长、高安泽总工、黄河水利委员会李国英主任等领导，考察了西线第一期工程现场。
从1952年8月至2002年8月，历时整整50年，有5000多人次在青藏高原查勘，付出了艰辛劳动，有些人受伤、致残，有的献出了生命，取得了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社会经济等大量基础资料，完成了数百份工程和研究报告，有些填补了国家空白，从而使西线工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主要技术特点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一项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社会经济等都有特殊性，技术上也有其特点。
3.1 调水工程的技术特点
3.1.1 工程方案思路的转换回顾50年的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作的实践和认识，不断地调整工作思路，从而不断地增加或改变工作内容。
(1)从大范围调水到切合实际的较小范围调水。1958～1961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人员在西部地区115万km2范围进行调水查勘。1978～1986年，提出从距离黄河较近、调水量适宜、相对工程规模较小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调水，三条河共调水200亿m3。这是工作思路的第一次转换，从研究115万km2缩小到30万km2的范围。
(2)从明渠为主转变为隧洞为主，从着重研究抽水方式转变为着重研究自流方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水利部和专家们肯定了缩小研究范围的思路，1987年7月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10年超前期规划研究工作，此任务于1996年6月完成。
根据青藏高原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频繁的特点和开凿隧洞技术的迅速发展，将输水线路最长达6 000 km的明渠转变为以隧洞为主。这期间研究了采用抽水方式和自流方式等若干方案，鉴于青藏高原寒冷缺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调水工程区没有电网，需自建大型电站，经分析比较，目前宜采用自流方式。这是工作思路的第二次转换。
(3)从高海拔转为相对较低海拔。1996年7月至2001年6月，开展了5年规划阶段的工作，这是10年超前期规划研究的继续。从1987年到2001年。研究的范围为北到黄河源头(海拔4 500 m左右)，南到四川甘孜一带(海拔3 000 m左右)，提出了许多引水方案，并比选出12个代表性方案。结合青藏高原的实际，推荐位于海拔3 500 m左右的工程方案，形成从金沙江调水80亿m3，雅砻江调水50亿m3，雅砻江、大渡河间5条支流调水40亿m3，共调水170亿m3的总体布局方案。
海拔3 500 m地区，自然环境较好，有森林、农田，适宜于人类活动，有利于工程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此总体布局方案具有“下移、自流、分期、集中、渐进”的特点。本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的思路，选定雅砻江、大渡河间5条支流调水40亿m3方案为第一期工程，雅砻江调水为第二期工程，金沙江调水为第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先行实施，二、三期工程输水线路都从一期工程近旁集中通过，可以利用一期工程的地质资料和临建设施，加快工程建设。这是工作思路的第三次转换。
2001年5月在规划报告的审查会上，专家们赞同这个思路，赞同分三期开发，分期实施的方案。水利部汪恕诚部长说：规划思路明确，工程布局方案突出“下移、集中”是正确的。根据水利部的安排，将第一期工程及时转入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从2001年7月到现在，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投入：大量人力在一期工程现场工作。
3.1.2 深埋长隧洞是关键技术一期工程由“五坝七洞一渠”组成，5座坝高65～123 m，长244 km的隧洞自然分为7段和一段16 km的明渠。输水隧洞开凿支洞后，最长施工洞段37 km。洞线埋深一般300～600 m，最大埋深1 150 m。从当前施工技术看，37 km长的隧洞，属于常规工程。地质岩性主要有三叠系砂、板岩或砂板岩互层，抗压强度一般为40～100 MPa，属于中等坚硬岩类。输水线路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部分为0.10 g，部分为0.05 g和0.15 g。初步探查，全线穿越断层22条，大体走向NW～sE。
(1)筑坝技术。我国对各种坝型的建筑技术已趋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和推广土石坝类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型。这种采用当地石料，分层振动碾压堆石的施工方法，使坝体密实，面板较少出现裂缝，防渗效果也好，具有断面小，安全性好，施工简便，造价低的特点。当前，大型、多功能、高效施工机械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加快了施工进度，更降低了工程造价。1999年，在广西与广州交界处的南盘江建成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高179 m，1999年建成的青海黑泉(海拔2 000 m)面板堆石坝坝高123.5 m，最近才开工建设的湖北清江水布垭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高233 m。这说明，西线工程虽有海拔3 500 m地区的气候寒冻问题，但当今的筑坝技术方面，完全可以解决。
(2)开凿长隧洞技术。开凿长隧洞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开凿短隧洞，一般采用钻爆法。随着开凿长隧洞技术的发展，已采用适用于硬岩的开敞式掘进机施工法，以及适用于软岩、土砂层隧洞施工的盾构掘进机施工法。掘进机技术的特点是：高度机械化、专业化施工，掘进、出渣、衬砌、灌浆等工序一次完成，进度快、质量好，近年来掘进机广泛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对全部作业进行制导和监控。英吉利海峡隧道，在掘进过程中，安装约200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每天读取的数据120个，运用计算机分析掘进机的运转效果，指出机械和电器存在的问题，从而明确机械维修保养的目标，使掘进机的时间利用率提高到90％，整个系统的时间利用率达60％，从而，使掘进过程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其掘进速度一般较钻爆法高好几倍，已广泛用于管道铺设、交通与水工隧洞的开凿。
从隧洞施工段的长度看，我国已建成甘肃引大入秦30A输水隧洞长11.6 km，成洞洞径5.5 m：西康铁路秦岭隧道长18.4 km，成洞洞径7.6 m；国外已建成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高速铁路两条平行隧道，即欧洲隧道，每条长38 km，成洞洞径7.6 m；正在施工的瑞士圣哥达高速铁路两条平行隧道每条长57km，成洞洞径9.6 m。这些长隧洞的特点：1)皆采用掘进机开凿。秦岭隧道采用开敞式掘进机，欧洲隧道和引大入秦30A隧洞采用盾构式掘进机。2)埋深
大。欧洲隧道在海水面以下平均40 m，最深达130 m：圣哥达隧道上覆山体最厚近3 000 m。3)没有条件开凿人工支洞。仅圣哥达隧道在山体上开凿了一个直径12 m、深800 m的竖井。由此可知，无论是通过山体或水下的长隧洞，也无论硬岩或软岩，从宏观地科学技术水平看，运用掘进机开凿，技术上皆可行。
3.2 受水区的技术特点
3.2.1 江水和黄水难以区分第一期工程调水40亿一，在黄河上游海拔3 400 m处注入黄河干流，由于没有专用的输水渠道，调入的江水与黄河水难以区分。如何将西线水配置到受水地点，有两种意见：一是国务院给黄河上中游各省区分配有用水定额，超定额者用的是西线水，就要收取较高的水费；二是认为调入黄河的西线水，融入了黄河水资源，亦可称作黄河的增供水量。与黄河水一起统一配置，统一调度，按省(区)、区域或河段统一水价。
第一种意见，实际操作困难，不仅在水价上出现了双轨制，弊病很多，而且有关地方部门会表明，从黄河取水，用的当然是黄河水，怎么能说是长江水呢!很难有一个量取的标准和尺度。
赞成第二种意见，江水调入黄河后，与黄河水一起统一管理，统一配置。统筹的水价，一般也能承受，这就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这是当前就需要着手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3.2.2 供水对象把生态环境用水放在第一位西线调水入黄河后把生态环境用水放在第一位，并供给生活和生产用水。地处黄河上中游的青、甘、宁、内蒙古、陕、晋6省区，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生态环境脆弱，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并予以保护、改善，需要水利条件的支撑。计划供水到条件较好待开发的土地资源区，建设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绿地，然后实行生态移民，把山区群众迁移到得到供水以后水利条件较好的绿地，使原来的山坡地，退耕还林退草。这里有个问题，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如何计算!生态环境效益是社会公益性的，属于社会效益，但作为工程项目的供水效益，需要有经济效益，笔者也采用过几种计算方法，尚需探讨。生态环境用水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
3.2.3 黄河上游有大型水库可以调蓄调水入黄河后，黄河上游有龙羊峡、刘家峡以及待建的大柳树等水库进行调蓄，居高临下，可以充分发挥调水的作用，既可解决西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又为黄河的治理开发提供了水源。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实施后，在黄河水资源统一调配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下游断流问题，为黄河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4 结语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这是一个寒冷缺氧、人烟稀少的特殊地区，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上游，在地理环境和工程技术上都有其特点。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经历了半个世纪，几代治黄人，为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宏伟工程，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加快前期工作步伐，力争一期工程2010年或再提前一些时间开工，以适应西部大开发和黄河对水资源的需求。
作者：谈英武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思路论文 篇2：
南水北调，可能的后果
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虽然四川学者已经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想必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我们这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中线和东线工程最后会完工，应当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即使南水北调最终只是出现了东线和中线工程，它也仍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水利工程，它就像是在中国这条巨龙身上人造的两根大动脉。就对国家未来的影响而言，恐怕远非大运河、三峡工程等等可以比拟。不仅是前无古人，就是世界范围内，也难有来者。
传统思维可能会坏事
在笔者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十多年前家乡的一件轶事，一件不算小事的逸事，不断勾起我的回忆与思考。一次次打开与南水北调有关的官方网站，虽然专家和媒体的利好之声不绝于耳，南水北调工程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工程——“是一个科学的工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程，是一个具有综合效益的工程，其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这并不能让我的记忆变得淡漠而遥远，相反，它变得更清晰、更让我震撼，更让我觉得对南水北调工程不应该缺乏政治角度的思考。
我家乡湖南M县有条河，叫辰水，贵州T县在河的上游，他们原来已经在辰水上修了电站，而后又准备在另一条支流跟辰水的汇合处再修一道坝。自然，这对我们县辰水两岸的灌溉、生活、发电、环境等等，带来不小的影响。最初，是雇外地人去炸T县人还没有修好的坝，进而发展到武装对峙，连机枪都架上了，我堂兄家紧挨着贵州，连孩子都寄住在我家，与贵州交界处的民兵们则日夜戒备。双方对峙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事从来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过。一般人听来，也犹如天方夜谭。
辰水不过是沅江上一条支流而已，南水北调工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是辰水河上一道堤坝所能比拟的。虽然不能凭一斑就说能窥全豹，但我相信，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性。小可以见大。所以，只要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他能保证南水北调工程100年（还不说1000年）万无一失，那么，就有必要分析和探讨南水北调工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其中包括政治风险，尤其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目前的体制和制度，是否跟南水北调必须长期安全运行的需要相适应。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跟南水北调必须长期安全运行的需要相适应的体制和制度，是确保南水北调利民而不是造祸遗患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冷静、实事求是地评估我国现行制度，能不能承载得了南水北调工程完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从报纸和宣传手册上那些抽象的理论出发，把现实中不存在的制度和机制当作今后可以利用的条件。从宪法上讲，水流资源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换句话说，那条不大也不小的辰水，既不是属于我家乡所有，也不属于另外那个省所有。全民所有，就是西藏海南岛人也有份。可是真要具体到某件事上，“国家”就不能不面对不同的利益方，不能不考虑各方的现实利益。在这一点，抽象的“国家”、“大局”、“整体利益”等等，在实际中帮不了多少忙，如果没有能够充分反映和协调不同利益的机制，麻烦就会拖延和积累到未来。在遇到利益协调方面的问题时，过去人们习惯的那种传统的集权观念和思维会坏了大事。
可以说，“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思维，让我们不少人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赋予了“上级”许多想象的权力、能力和效率，实际上，即使那样的权力是写在文件或法律里，而在现实中，很可能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是难以行使或非常有限。只要肯睁开眼睛，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如果现实中确实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力和能力存在，淮河怎么可能成了污水沟，而这条大污水沟还越治越臭？如果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偏偏又寄托在只在想象中或理论宣传中存在的权力和能力之上，那在实践上最后就不免会陷于尴尬，陷于失望了，甚至酿成悲剧和灾难。以为我国存在集权优势可以化解未来南水北调的种种难题，比如水资源的调配、污染等方面的纷争，那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冒险念头。
批评质疑不会停止
南水北调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上马后来自社会的批评之声里，其中就有未经人大审议批准这一点。反对者认为，既然三峡工程都交付过人大审议表决，为什么南水北调工程不通过同样的程序呢？
对南水北调工程合法性的质疑，过去存在，将来也不会消失。事实上，这种声音不会对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经过人大审议这道程序，可以避免将南水北调可能出现的种种争执掩盖起来，不引发或激化地区间的争执，其间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具体解决哪个问题，从纯粹的保证工程就是要上马这个角度而言，不通过人大审议表决确实是一种可行的政治技巧。
但是，从长远而言，工程不经过全国人大审议就上马，地方各级人大也没有对跟本地相关的问题审议表决，只要工程在那里，除非能够确保今后各地不会因南水北调发生争执，否则，这个潜伏的政治问题，就随时可能被引发或被激化。谁都可以将未经人大审议表决这一点作为不满意的理由。就长治久安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质疑南水北调工程不经过人大审议的人，往往忽视了另一个相关的疑问。那就是，以目前的国情，即使南水北调交付人大审议，那又怎样？
可以说，南水北调工程不交付人大审议是一个问题，可是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交付全国人大审议，同样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还缺乏在审议表决上可以信赖的制度条件。一名工程院院士就南水北调西线是否需经人大表决的问题表态说过，“三门峡也是人大表决通过的”。三门峡如今是什么样子，举世皆知。虽然这名院士是在为南水北调无须动人大的大驾辩护，但说的却是实话，而且是不能不严肃对待的实话。
不错，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是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不过这名院士似乎忘了一点：实际上陕西方面早就提出过反对意见。人大一致通过恰恰表明，在中国特色的议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或者它本身还有待大改革时，人大审议表决也会出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当时不存在真正可以决定三门峡工程命运的民意代表机构。
要绕开人大的声音，还是耐人寻味的。有的人打着“科学决策”的名号，以水利工程涉及诸领域大多十分专业，而且背景资料浩繁为由，认为人大代表能否在短时间内判明利害，作出决定，值得怀疑。更有人认为，由人大表决就意味着没有人对工程的后果负责。这种以专家学者名义指责人大无能的现象，依旧从一个侧面讲出了我国人大的制度缺陷。
不过，笔者想提醒那些主张绕过人大的人，不应该混淆水利技术问题和政治决定，绕过的严重后果将会一代代地不断显示出来。就像如何制造原子弹是技术专家的专业问题，而要不要制造，何时制造，制造多少，却是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那不是由科学家技术专家说了算的，而且如果是一个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作出某项决定，怎么可以说这样做就是没有人负责呢？要是以这种观点，不仅我国的人大应该关门，就是英国美国的国会都应该关门才对。养这一帮竟然可以决定战和等重大问题的门外汉干什么？
在目前的国情下，确实不是经过“全国高层次的民主决策程序”决定，就可以轻言如此浩大的工程。即使来个那样的“民主决策程序”，并不能够从实质上消除今后必定会存在的严厉质疑，比如表决结果的民意基础脆弱。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水北调工程放到若干年后再来议定，恐怕更合适一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一项工程真的不合适的话，中途下马总比建成后再收拾残局要好，毕竟未来国内的安宁与和平，要远比金钱更重要。
区域利益平衡是个难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制度本身有待变革和完善。换句话说，南水北调工程是在一个制度条件并不成熟的背景下进行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预言登月工程也将比南水北调要顺利。
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和舆论环境里，虽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讨价还价，但总体来说，地方领导公开场合都会声称坚决拥护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决策，可以拍胸脯保证工程顺利施工。但是，这并不能够消除眼下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更不能消除未来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在缺乏法治基础上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以集权思路和模式来包揽南水北调问题，到底能够走多远、能走多好呢？这是探讨南水北调潜在的政治风险时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水资源的紧张并非没有可能演变成地区紧张、社会紧张。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和人民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融合和认同感，是相当脆弱的。当把长江的水往京津地区调的时候，你可以讲，这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资源属于全体国民，所以湖北人也好江苏上海人也罢，都应该有全局意识，要有牺牲精神。但这种说辞在利益分歧严重的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比如调出水源的湖北人他们背井离乡到天津、北京打工的时候，他们却被当成“外地人”，只能暂住，他们的孩子并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希望从湖北调水就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要有牺牲精神，可当我们离开自己家乡打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说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姐妹了呢？一旦水资源分配出现纷争，这种平时的点滴感受，就会汇聚，就会放大，只要想想非典时期各地设置壁垒的那种劲头，就能够想象出，在确保自身的水资源分配利益会怎么样。
比如中线工程，主要向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及天津五省2市供水，重点解决北京、天津、石家庄等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的缺水，并兼顾沿线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一旦工程完工进入运营，华北就会形成对长江水资源的依赖。此时，长江流域的淡水资源，就不能不考虑北方地区的需要了，而且也不只是某一代人的问题了。这势必形成靠大讲特讲“孔融让梨”故事所无法解决的南北矛盾、省际矛盾。即使汉江流域的人永远高风亮节，但是用什么办法保证水渠到北京，甚至到石家庄不是被雁过拔毛弄干了？谁现在能够讲清楚，可以保证北调的水大约40亿立方米一定能够分给河北？没有人会认为长江的水就是多得用不完了，因此，箕豆相煎的淡水资源纷争一定会出现，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或形势下，纷争的烈度会有所不同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污染、水资源分配等，都是潜在的地区冲突的导火线。比如，一旦东线和中线全部贯通，也就意味着华中、西南、华北和华东被水污染问题联结成一个整体，原本关联程度很低的问题，就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不仅需要防止南水北调路线的污染，还要防止长江水系以及所经过地区水系的污染，其工程之浩大，难度之艰巨，以目前趋势来看，非一两代人所能解决。乌江、潇水的污染原本跟河北天津没有直接关系，可有了南水北调，就直接涉及天津、北京的利益了。可是就污染而言，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成功的跨大区域的治理案例。南水北调一旦成为污水北调，所可能引起的麻烦和扯皮就足以让人挠头了。挠头的过程也是积累地区间、上下间矛盾的过程。
工程贯通之日，可能就是沿线地区拦截水问题出现之时。我们很难想象，除非以摘乌纱帽作为手段，迫使沿线政府保证水不被擅自截流，甚至将水的截流列为犯罪予以严厉打击，线路两岸到处立着牌子——“擅自取水违法犯罪”，否则的话，如果河北和北京同时缺水，还要让沿线都心悦诚服地看着一渠清水向京流，是否有点太苛求了？即使是开始强制措施可以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很难想象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长期配合，因此就得一直把弦绷得紧紧的。但是，这不仅会使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且也会紧张各地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可以说，我国远没有法治下的成熟的中央地方以及地区利益协调机制，即使是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完工了，这样一个机制也未必能够出现。这一现实和前景，将会为南水北调的未来带来难以逆料的政治风险。
南水北调将影响中国制度转型
南水北调不是一条空中走廊，它们要穿越一个个的村、乡、县、市和省。那么如何保证，在经过如此漫长的线路之后，北京、天津等地还能够获得预期的水量？怎么能够保证水源地始终愿意调出预期的水资源，而沿途的乡村城市不擅自截流，等等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靠建立一个比如南水北调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是难以奏效的。以目前的国情，我们最容易想象得到，也是最可能采取的手段，就是会倾向于强调和采取集权的方式。“治水社会”的政治效应将会在南水北调上集中地体现出来。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中国的全面现代化，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南水北调对我国全面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集权的思路代价是多重的，对政治、行政等方面的现代化影响会尤为深远。
比如，其一，为了保证南水北调，就会在“异地做官”、把关代表选举、把关行政首长选举等问题上，尽可能保证上级的权威，以做到能够把南水北调的水资源控制跟他们的乌纱帽捆绑在一起。依照宪法和选举法，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正副职行政首长，都是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和罢免。村委会成员则是由村民选举产生。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说，上述职务都不是实行委任制，“上级”政府并不能够决定他们的去留。也就是说，哪怕省长和省政府也无权决定谁当乡长或村委会主任。随着政治民主的应有进程，如果不能事实上有能力决定从村主任到选举产生的各级行政首长的任免，那么，甲县选举出来的县长就可能更看重本县的地方利益而故意“治水”不力。其二，加强对舆论以及舆论载体的管理，避免南水北调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浮出水面，更要防止这些问题演变为公共话题。这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利用舆论作为施加压力获得更多利益的筹码，也可以防止由于利益分歧的表面化而导致纵向或横向的关系恶化。其三，加强中央财政权力，更加灵活有力地运用财政手段，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强化南水北调所经各地区在财政上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从而培养这些地区对“上级”指示的服从意识。其四，为了防止南水北调的敏感问题在人大会议期间成为焦点，引发地区间分歧的公开化和严重化，就需要在议题、会期、住址、代表资格审核等方面加强管理。其五，水资源的管理者异地化、流动化，以防止因为管理者本地化自然容易出现的不能“秉公”而陷入“狭隘的地方利益”。
当然，为了南水北调所可能采取的政治或行政措施远不止这些，但仅仅就上述这些问题，就足以影响我国政治和行政的现代化了。这个影响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这也将会是南水北调的一个沉重制度建设代价。
作者：黄 钟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思路论文 篇3：
张金良：36年，只为守护黄河安澜
黄河，母亲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孕育了华夏文明。黄河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凝聚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人文精神，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36年，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仅算作浪花一朵，可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分量。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金良，36年都在专注做一件事情：治黄。
“幸福河”的深刻内涵
历史上，黄河洪涝灾害频发。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将会为黄河的岁岁安澜奠定坚实基础。
198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张金良，成为一名治黄科技工作者，如何实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一直是他的梦想。转眼间，他扎根黄河、坚守黄河治理一线已36年。期间，他担任过黄河调水调沙原型试验技术方案和调度负责人，将小浪底水库拦沙库容用于下游滩区防洪;他担任过黄河古贤、泾河东庄、南水北调西线、黄河下游生态治理等重大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促成了重大工程建设落地……
关于“幸福河”，张金良有着自己的理解：“幸福河”的内涵包括河流健康和人民幸福两个层面。在维持黄河河流自身健康的基础上，能为沿河流域的人民持续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服务，能支撑整个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黄河而言，大堤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就是成为“幸福河”的基本前提。
2019年9月，是黄河治理史上一個值得被记住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提出“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求“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自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同年，张金良担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组组长，带领团队仅用一年时间完成规划思路报告、水安全保障规划报告和9个专题报告，成果被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中央政治局审议并发布实施，为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黄河流域必须下大气力进行大保护、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由于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不同气候带，自然条件复杂、河情特殊，治理与保护需要统筹考虑、整体布局、综合施策。同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黄河干流适宜河段旅游通航和分段通航”。今年10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到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入海口，并在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这让两鬓斑白却一直心怀黄河的张金良深切感受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按下了快进键。张金良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黄河中下游其实是通航的，后来因为黄河断流，航运也就中断了。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从郑州到渤海的黄河生态航道正在规划建设中，黄河中下游河段实现复航也将指日可待。
的确，近两年来，黄河流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如今黄河流域的治理思路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已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为主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为主。水资源管理的思路更加强调节水控水，沿黄河各省区的思想认识和发展观念已经统一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上来。全社会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治理黄河“一盘棋”思想得到显著提高。
抓住治黄的“牛鼻子”
俗话说，“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泥沙”。因为挟带了大量泥沙，黄河素来“多淤、多决、多徙”，水沙关系不协调一直是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所在。这一自然属性导致了黄河下游800多公里的河道泥沙淤积严重，形成河床高于两岸地面的“地上悬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
作为黄河水利枢纽建设专家，张金良深切体会到创新技术、科技支撑在治理黄河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张金良结合多年治黄经验，提出了“水沙关系协调度”、“水沙调控度”等概念。
张金良认为，“黄河泥沙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要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作为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心脏”，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确定的黄河干流七大骨干工程之一，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战略地位。为解决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问题，必须尽快建设古贤水利枢纽，推进黑山峡、碛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构建完善的水沙调控体系，充分发挥水沙调控整体合力，提高黄河水沙的调控能力。
为此，张金良带领团队发挥工程实践经验，完善了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运行机制，发展了多沙河流水库减淤兴利运用关键技术，针对超高含沙量河流开发保护难题，提出“双泥沙侵蚀基准面”设计理念，发明了极具特色的枢纽建筑物新布置方案，针对特高含沙量河流，提出“水沙分置开发”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特高含沙量河流水资源利用世界性难题。同时，创立了库区滩槽同步塑造、水沙库容互换等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对黄河水沙关系和水沙调控规律的认识，避免了小浪底库区支流拦门沙的形成，使支流40多亿立方米库容得以充分利用，延长了水库拦沙年限，充分发挥了大型水利枢纽的作用。以上述技术为支撑形成了多沙河流水库“蓄清调浑”设计运用方式，把我国多沙河流水库设计运用技术由“蓄清排浑”提升到“蓄清调浑”新阶段。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金良和团队针对TBM掘进装备存在“超硬岩掘不动、刀具磨损高、设备寿命短”等难题，创新破岩机理，自主研发的、国际上首台超高压水力耦合破岩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TBM成套装备，解决了深埋长隧洞施工TBM遇超硬岩“破岩难、掘进慢、磨损高、寿命短”等重大技术难题，为南水北调西线等国家战略工程实施提供了技术储备。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黄河泥沙的根源，目前仍有约27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未得到系统有效治理。针对黄土高原存在的溃决风险高、管护压力大、拦沙不充分三大问题，张金良团队专门自主研发了高标准免管护淤地坝技术，助力黄土高原高标准、新工艺新型淤地坝建设。
早在《关于构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战略根基的思考》报告中，张金良曾警示，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因为当前小浪底至花园口尚有1.8万平方千米无工程控制区，洪水预见期短，导致黄河下游“悬河”及“二级悬河”发育严重，299千米游荡性河段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比如今年7月份以来，受强降雨影响，黄河中下游防汛形势异常紧张。特别是九月下旬以来，黄河2021年第1号、第2号洪水退水过程尚未结束，3号洪水已经形成，小浪底、陆浑、故县、河口村等中下游干支流水库高水位运行，黄河下游河段面临长时间、高水位、大流量洪水的考验。
据张金良介绍，黄河下游河道是黄淮海平原生态安全屏障，滩区总面积3154平方公里，人口190万。下游滩区既是黄河滞洪沉沙的场所，也是滩区群众赖以生存的家园，下游防洪安全和经济发展矛盾长期存在，仍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洪水威胁之下。黄河设计院研发了库容多元化利用技术，利用小浪底拦沙库容，解决了下游滩区中小洪水的防洪问题，提出了黄河下游生态治理新方略。
在张金良的推动下，“洪水分级设防、泥沙分区落淤、三滩分区治理”的黄河下游生态廊道建设规划工作全面启动，为滩区190万群众解决后顾之忧，为中原城市群发展提供生态空间，如今已在原阳滩和长垣滩先行启动试点，滩区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成为现实。
讲好“黄河故事”造福人民群众
黄河生态治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黄河治理工作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张金良背后千千万万个治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四代治黄工作者一直坚守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国家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足迹踏遍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我们的勘测设计人员为西线工程树立起了一道丰碑。黄河设计院也被评为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英雄团队。”
谈到西线工程，张金良心情再也不能平静，声音近乎哽咽着回忆过往的故事：西线工程是个庞大的工程，从1952年首次查勘开始，黄河勘测设计队员跋山涉水开展西线工作超50年。仅西线工程的超前期研究，从1988年开始到1996年结束，前后历时8年才完成。面对着最恶劣的天气和生活条件，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汗水，甚至还有鲜血和生命。比如作为西线项目设计副总工程师的崔荃，已经先后18次登上了青藏高原，经历了数不清的危险。1989年查勘雅砻江自流线路出口，他从马上摔下来而背气失语;1997年查勘雅砻江仁章线，因下雨路滑，他左手腕被摔骨折……规划是勘测工作的先头兵，为了查勘调水区引水线路，再大的困难大家也没退缩过，项目组最终圆满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实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接过接力棒的张金良，带着水沙治理的中国经验，率领团队积极走出去，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2016年11月，厄瓜多尔辛克雷水电站并网发电启动仪式上，厄瓜多尔副总统格莱斯对这一工程的设计竖起了自信、友谊、合作共赢的大拇指。
2017年9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孔戴对张金良团队在凯乐塔水电站、苏阿皮蒂水电站、福米水电站等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卓越表现表示感谢。其中，几内亚凯乐塔水利枢纽被称为西非“三峡工程”，建成了之后成功解决了首都的供电问题。凯乐塔水利枢纽设计图还被对方政府印到了钞票上，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典范工程。
作为治黄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张金良，已经坚守黄河治理一线36年，现在依然在为水沙治理这一世界性难题寻找答案。他呼吁，在植被覆盖度较高、水土流失轻微的黄河源头、祁连山、甘南草原、六盘山、子午岭等区域，实施封育保护，减少和避免人为干扰破坏。同时因地制宜，全面开展旱作梯田改造和建设。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要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实施路径，全面加强算据、算法、算力建设，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利用技术手段推进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全覆盖、常态化动态监管，严控人为水土流失，力争到 2035 年黄土高原宜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全面有效治理，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控制。
“黄河宁，天下平。这是水利科技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治黄人必须要有担当，牢记国家和人民的嘱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积极投身治黄主战场，查找治黄工程短板，加强治黄战略研究，破解治黄技术难题，努力谱写新时代治黄事业新篇章。用科技力量守护大美黄河，用行动书写新一代治黄人的黄河情和爱国心。”谈及未来，张金良还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未来的黄河将实现通江达海，为区域人民打通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
作者：段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