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冲突与融合范文
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 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 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 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 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 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 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
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 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 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 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 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 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 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1996年出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现》，是提醒了世界文明关注这种可能性，从而把文明冲突的范围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之内，我觉得这是很负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在事实判断上是有道理的，指导了人类文明的批判。盲目批判的历史学家是不懂文明史的，要了解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了解世界的昨天。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3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
4 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5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8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
9 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欢迎它吧，一个东西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三篇：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姓
名
任津辉
教育层次
自考本科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
校
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
张俊杰
目 录
一 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 2 二 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 5 三 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 8 参考文献： ...................................................................................................................................................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 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 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1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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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其衣至损，不鲜浣濯。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 不改也。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④正是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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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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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基于这种政 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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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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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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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 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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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 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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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
(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
(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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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冲突与融合——唐近豪先生的抽象艺术
石莉
抽象画最容易画，也是最难画的。它可以抽离一切具体的形象，摆脱既定的形式法则，信手涂鸦，但是也因为它的自由，高度解放人类意识，抽象绘画变成了“一场走向精神世界的极限运动”，是对“艺术本体”的探索。所以，要想创造出独树一帜、超越当代的个人画风，可能会比具象画的创作更为艰辛。然而，新加坡艺术家唐近豪先生却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在抽象世界里耕耘30多年，用自己的才情才性，为抽象艺术的未来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
抽象艺术源自西方，始于1900年康定斯基第一幅抽象画的诞生，其后在60年代达到高峰，发展成以波洛克、罗斯科、德库宁、托姆布雷等人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绘画不乏抽象性元素，但为什么中国画最终未能发展成西方的“抽象艺术”?现在关于人类大脑的研究已经得出最新结论，证实东、西方人大脑工作模式的不同，是导致文化差异的根源。人的左半脑倾向逻辑思维，右半脑倾向形象思维，西方人在动左脑时，右脑受到完全抑制，反之亦然。而中国人在动左脑时，右脑的局部还在发挥功能，如同太极图，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习惯在关注物体的同时更多关注整个场景，强调互相依赖性。表现在艺术上，西方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作风格。一种是“写实”(Realistic)，忠实摹绘物象，依据自然科学原理和“客观”、“理性”的创作理念，努力的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空间，甚至利用“暗箱”，将逼真做到极致。另一种就是出现于20世纪初，彻底去形象、去主题的“抽象”(Abstract)，并在后来发展出偏向逻辑性的“冷抽象”和偏向感性抒发的“热抽象”。西方艺术追求的是绝对客观或绝对主观，即使是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的后印象派，也只是纯粹抽象的先声。而中国的艺术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写实和抽象，是在情理之间找到平衡，透过那个可以分辨的形体写胸中逸气。思维方式的不同最终产生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艺术精神和形式。
西方现代艺术传到中国后，如何借鉴融合，如何让中国艺术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成为中国几代画家为之魂牵梦萦，一直在实践探索的事业。但不同思维培养出的“文化根性”很难真正发生密切的关联，要想超越中西间的藩篱和隔阂，摆脱冲突走向融合，使艺术得到发展和突破，可能只有抽象绘画才能实现
最终的圆融。因为它是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极致发挥，能将东西方的优点做到完整的结合，不相冲突。中国人中较早创作抽象画的是一批旅居海外和其他地区的华人艺术家，唐近豪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身处艺术气氛比国内更加宽松自由的新加坡，以前瞻性的眼光和超前的思想，选择了抽象之路来完成自己的艺术生命。
唐近豪先生未曾接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这个经历反而形成他不囿于成规的创新精神，在创作之初就开始探索各种视觉材料和技法表现的多种可能性。他的抽象画是从具象画起步，经过三次蜕变始成。在八十年代以前，他综合运用胶彩、蜡染等工艺材料创作了一批具象的城市风景现代画，讲究笔触和颜色的堆积。八十年代初，他逐渐转向抽象绘画，创作出《蓝色系列》和《蓝色太阳》等作品，但还能从中辨识出某些物象的痕迹，尚属实验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他画风大变，彻底舍弃形象，去“中国性”符号，用胶彩和喷枪，以抽象的方式，赋予色彩象征性,创造出一个气势撼人、神秘绮丽的宇宙世界，是为《银河系列》。这个系列有“爆破艺术”的视觉冲击，有“未来派”的动态表现，有“行动主义”恣意的甩动滴流，有后印象派大胆不羁的光色流转。红、黄、蓝、赭尽情挥洒，倾泻于静止的画面上，甚至飞溅到画布外，仿佛要超越时空。艺术家激情汹涌的创造力，若银河飞溅般爆发，浩然气势充盈于宇宙之间，是集大成之体现。至此，唐近豪先生个人风格已经趋向成熟，《银河系列》也给他带来了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继续挑战自身创造力的极限。他在《银河系列》的基础上又朝前迈进一步，开始了《梦幻银河》的创作。
“每一个实验的创举都要求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狂热阐释”。在《梦幻银河》中，唐近豪先生在延续西方“潜意识”观念和自动主义的同时，融入了自身的“文化根性”，他的激情挥洒中有了内在控制，透着从容和冷静。这是老庄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即在虚静中返观内视，然后解衣涅槃，驰骋于六合八荒，遨游于玄黄宇宙。他改用单纯的色彩，以纯度高的湛蓝、明黄、青绿或殷红为主色调，将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丰富色层与东方大气淋漓的泼墨手法相结合，在虚静冲融的意境中传出动荡和激扬，在二度空间中创造出三度空间的张力，激扬与冲融完美共存。画中爆发的力量不再是《银河系列》中肆意挥洒，大面积的释放，而多是聚拥在画面一侧或是中心，仿佛在蓄势待发，等待
极其绚烂后，复归天地之根。
西方艺术有着征服自然的强大野心和欲望，即使波洛克的作品也是用画作本身的强势力量在征服世界，征服生命。而中国的艺术精神是“天人合一”、“心物相融”，化宇宙万物为自我生命，升华到“共体至美”的境界。意中生象，象中尽意，倾注艺术家的生命精神。在《梦幻银河》“春、夏、秋、冬”组画中，时空在流动呼吸，大气运行其中，那是宇宙细微却又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勃勃生意，亦是唐近豪先生充满生意的心灵和思想精神的映照。他给我们呈现出一个神创世纪时的原初宇宙，带着人类远离科技时代的精神荒芜之地，回归到自然本真。恰如透过媒介产生的闪动炫目的光，是宇宙之光，心灵之光，是从艺术家的思想深处升华而出的人性之光，落入我们的眼中，穿透灵魂。其实这些在《银河系列》的后期已经初见端倪，但直至《梦幻银河》时期，他才将西方极端、“纯正性”的抽象语言与东方传统的艺术哲学和“泛我精神”真正的合而为一。东西方的艺术精神和形式在唐近豪先生的笔下得到最佳的展现，他的作品是东方的，更是世界性的，这正是他能够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在当今抽象绘画中享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进化又似生物的新陈代谢——‘种’进化乃由于种属、环境、时期的不同，其活动速度亦异。有些在某一时期完全静止下来，要等待另一个时期才急激变化以达至完成。”西方抽象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唯有突破自身局限才能继续发展。适逢全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文化在冲撞和交汇，抽象艺术在这个契机中得以激变再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唐近豪先生则以自己融贯中西的全新抽象诠释，赋予抽象艺术绵延的生命力，形成了自己跨文化的国际风格，为后进建立了典范。我们不禁期待着，他的下一步又会迈向哪里!
石莉(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
2014年2月于北京
第五篇：高职院校多元文化冲突与对策
摘 要：在多元文化冲突的教育改革转型期，高职院校采取怎样的办法进行应对，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院系特色文化建设为例，阐述了校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人文文化与技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儒家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院系特色文化；多元文化冲突；融合对策
当代高等教育，正处于多元文化冲突的教育改革转型期，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争创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院校以及精品课程、示范实训基地等重点建设项目的热潮中，各院校之间、各院系及科目之间，不仅在教学资源、办学条件、硬件设施、学科水平、科研实力上进行了激烈竞争，也在文化软势力上进行了博杀。本文阐述高职院校多元文化的主要冲突和融和办法与应对对策，供同行们抛砖引玉。
一、 校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湘环学院）坚持以农林为特色、园林和畜牧兽医为亮色、护理药学为底色的办学定位；坚持“正德强技、爱国荣校”校训，“勤俭勤奋、至朴至善”校风，“爱生爱教、求真求精”教风，“好学好问、吃亏吃苦”学风之一训三风；坚持“人才强校、专业兴校、质量立校、勤俭持校、特色名校”的办学理念；与此相适应，坚持“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科学决策、依法治校、协调发展”的治校方针，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依法办学”与“让学生学到真本领，找到好工作”的教育教学方法。这就是“湘环文化”，即校本文化。
医药系以药学专业群为主，医药系特色文化，就是医药系在长期教育教学、实验实训、管理和服务活动中形成的、教职员工共同持有的良好行为规范和为师道德准则的总和，是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在学习生活、实训社交等成长成才过程中总结积累、传承发扬的优秀品格和良好风貌之集成，是以“药”为核心，整固药学文化的基石、辐射系部文化的魅力，是传承药学知识、培养药学人才、开发药学资源、通联药业四方、结交药界朋友，是以药正德、以药强技、以药授业、以药办刋，是医药系广大师生共同拥有的一种价值观和文化理念。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社会化，客观、普遍存在的外来文化逐渐被人们接触和认识，文化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外来文化泛指外国文化、外地文化、外校文化，而与校本文化相冲突的外来文化主要为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征服改造”、对家庭关系的“个人本位”、对民族临邦的“征服天下”与我国我校倡导的“天人合一”、“家庭本位”、“怀德修远”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影响着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削弱了大学生对道德观念和先进思想的形成。有的学生学习不努力、表现不积极，评优评助却大显身手，找关系、套近乎，甚至吵着争着要，拜金主义作祟；有的学生有公寓不住租民房自由，欠学费不交抽名烟喝名酒，追求享乐；有的学生集体卫生想法躲避，不爱劳动连自己衣服都租洗，好逸恶劳。
应对校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既不是一律排斥，也不是全盘接纳，而是要积极吸取其精华，自觉抵制其糟粕。实行文化开放与对话，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渐进开放策略，趋利避害，以求得自己的发展；根据校情院况和时代特点，坚持校本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反省和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坚持校本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建立稳定、有序、协调、互动与共存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二、 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积累和流传于中华民族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中华文化叫中国传统文化。我院在60年中专办学35年大专办学及近年专业硕士培养的教育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并保留下来的办学理念、一训三风等被称之为湘环传统文化。湖南省基层党建示范点、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文化成果熠熠生辉。中华传统文化之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重义轻利的处世哲学、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湘环传统文化之好学好问的求知风尚、实干兴校的工作作风、重能培养的教育观念，就业导向的培养目标等，格调高雅、意境悠远，对完善大学生人格、加强大学生修养、培养大学生进取、提高大学生素质、增强大学生能力、丰富大学生生活、实现大学生就业具有指导、借鉴、塑造和推动作用。
新潮文化范指现代文化、潮流文化和非正式组织文化。现代文化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现代实践中形成的活生生的文化，反映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存在实然性的现实合理，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多样性、功利性和快捷牲之特点。新潮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崇高科学反对迷信、求真务实创新进取、讲求效率竞争提高。但现代文化之重个体轻群体的特点容易引导大学生强化个人利益取向、削弱集体价值意境，导致利己主义思潮泛滥；追求经济利益的特点也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影响大学生精神追求和思想素质的提高；重功利轻价值的特点使得大学生产生急功近利思想，出现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现在大学校园里流传着雷锋出国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普遍存在；宿舍里还时不时出现内盗；重视专业课学习而忽视品德课甚至公共基础课的选修，有的学生见到非专业教师连招呼都不打；电脑玩得娴熟却不会写毛笔字。潮流文化在校园的传播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网络黑客、新闻炒作、信息诈骗、传销强卖、好殴喜斗，有的上课玩手机游戏，有的恋爱比换衣服还快。
传统文化是新潮文化的根基，新潮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未来文化生成的前提。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存在结构、制度、形式、观念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冲突，院系文化建设，以保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为大学生所推崇和学习。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要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古为今用”与“以今为主、为今所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优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大环境，营造浓郁传统文化的校园好氛围，推进改革传统文化的教学新进程。注重教学内容的把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师生双向沟通，改革考试考查方法，采用现代教学手段。
三、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高校教授如云、博士成堆，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精英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辐射地；高职院校培养具有高技能的生产一线实用型人才，也是大众文化较为流行的地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我们学校常常发生冲突与碰撞，也常常出现双方的交流和融合。
精英文化是一种以探求真、善、美的价值为基本职能的文化，是学术创新、科研产出、服务地方经济的高雅文化，是我们学院的精华部分。学院现有40几个教授，200多个副教授，20几个博士，10几个省级学科带头人，有园林技术等2个国家精品课程、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2个国家示范建设项目，油茶改良推广等6个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课题。这些精华，构成了湘环学院的亮点。这些亮点，照亮了整个湘环，辐射了衡阳乃至湘南，对区域农林经济增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城市文化氛围营造、市民素质普遍提高，大众文化内涵提升，提供了知识支持、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
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大众社会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湘环的校训、校歌、校风、教风、学风等传统文化，湘环学院报、湘环广播台、湘环校园网等校园媒体，湘环技能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心理健康节、读书节，校运会、学代会等“四节两会”，计算机过级、大学英语过级等资质证普及，毕业生双证书制度推行，等等，需要全体湘环学子的参与，是湘环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既具有商品产业性、巨大数量性、娱乐消遣性、强烈渗透性和意识形态性等特点，也具有社会主义性、师生性和湘环高职性的特征。湘环大众文化的主体内容反映的是党和国家的高职教育方针和政策，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她既为湘环师生所创造、实践和发展，又为湘环师生所消费、感染和服务。她继承和发展了湘环传统文化中许多优良的文化形式，赋之以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学习和生活内容，体现了湘环职业特色。
湘环大众文化推动了大学生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平台，促成了湘环学子统一价值观的形成，在湘环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我们的大学生现在崇尚香港的“四大天王”、文体明星，甚至通俗文学或电子游戏里构造的超人、英雄，冲击、弱化了学习雷锋、孔繁森、谭千秋，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大学生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象QQ农场等大众文化的量、面和速度都非常的惊人，这些虚拟的梦幻享受，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生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和亲身体验的实际感受，模糊、淡化了大学生的社会理想、人生抱负、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浸渍、消解着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也抵制不了西方文化糟泊的侵蚀，色情、暴力、享乐、拜金等腐朽价值观四处漫延，封建迷信、蒙味主义、反文明、伪科学等文化垃圾也不时在校园出现，潜规则、性意识得以突显，容易导致青年学生迷失价值方向。
建设和谐院系文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促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第
一、精英文化应调整、靠近与校园现实状况、社会现实生活的距离，变“曲高和寡”为“众星捧月”，以一种更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目光审视湘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一身更正气、更具自省精神的形象尊重广大师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石鼓文化大讲台的红火，衡山科技示范园合作实训的辉煌成绩，常宁益阳等地油茶技术推广的效益，足以证明湘环精英文化走近了师生、走近了地方，走进了生活，实现了自我调整和完善，获得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广大师生和社会的价值认同。第
二、大众文化要进行人文提升，全面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提高健全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能力。第
三、规范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大众文化发展，强化学生管理等大众文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制定校园文化制度，规范校园文化市场，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第
四、一方面利用精英文化的智力支持、学术培养和思想指导对大众文化进行全方位、高密度、长时期地渗透和改造；同时，大众文化也为精英文化提供学生思想动态、刺激动力和受众示场。第
五、相互借鉴、共同发展，逐步走向兼容与综合。
四、人文文化与技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精神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在高职院校科技文化的体现形式就是技能文化，人文文化的体现形式主要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高教之基，技能文化是职教之本。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称之为人文素质教育。医药系在重视德、智、体等知识传授的同时，更注重人文素质的提升。从2007年起，开展了大学生素质提升工程的研究与实践，增强人文知识，拓宽创造思维，创新学习方法，凝炼人文精神。08年创办了《药韵》文化月刊，开高职院校主办系刋之先河，树系部特色文化建设之大旗，造专业院系特色教育之氛围。举办“药学杯”班级文体赛事，举办演讲赛、辩论赛、书画展等“李时珍学习节”系列活动，举办“药韵﹒民生”系司联合文艺晚会、“药趣”校企联合文化沙龙，提升了大学生的人文精神。
技能文化是一种以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为物质载体的知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它包括技能知识、技能成果、技能思想及教育传播，属于认识和实践的范畴，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文化。医药系在注重素质教育的同时，也加大了技能文化打造的力度。一是实施了课改工程。制订了“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融教、学、做、走为一体”的课程培养方案¸建立纵横式结构体系、单元教学计划和模块教学方法，形成菜单式课程配方、拼盘式个性发展的教学设计模式。二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学结合。把“讲堂”变成“学堂”、“课堂”变成“店堂”，校门连着厂门、教室连着科室，系企合
一、系科合
一、系店合一，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开办“民生堂班”、“江南班”、“宏康班”等订单培养，开辟了上海、深圳、长沙等地的58家医药企业、医疗卫生单位实习实训基地，完善了连桥中药集市见习考察、南岳深山采药实践、暑期药品超市团体打工锻炼等职业实践。三是成立专业技能协会，开展技能活动。09年4月，以我系牵头，成立了全院性“医药营销口才与策划协会”、“中草药形态与功能鉴定协会”等专业社团，开展了卓有成效技能活动，尤其是“普及与提高、训练与考核、活动与课改、培训与展示”四结合的技能节竞赛活动很受欢迎。现在，校、系、班三级技能活动如火如荼。四是采取“校企对接”，融入企业精神。以医药院所、药品企业、社会区域为依托，采取顶岗实习，实行校企合作、校社对接，强化职业技能的培养铺垫，有效地促进学生毕业上岗角色转变的快速适应。
技能文化体现人类求真、求实、理性、规范、公正、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人文文化则体现人类求善、求美、寻求真爱等人文精神。技能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真理”，人文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价值”；技能文化追求“合规律”，属于工具理性，人文文化追求“合自的”，属于价值理性；技能文化讲客观世界，讲“天道”；人文文化讲主观世界，讲“人道”； 技能文化教你“做事”， 人文文化叫你“做人”；前者研究主体，后者研究客体。这两种文化教育在校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碰撞，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整合、交融。不仅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两种教育的交融，而且也要文化所蕴涵的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的全面交融。两者交融就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 。如何交融？最根本的就是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紧密结合。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首先，在学院、系部、专业的建设发展规划上，要树立两种文化教育双管齐下、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其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再次，在教育培养方式上，要把人文教育融入专业技能教育。最后，在管理服务策略上，要善于把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结合。
五、儒家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
湘环学院座落在湖南境内，受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感染较深，而湖湘文化受几千年专制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湖南经济掘起、政治发达、文化进步；然而，儒家文化的遗存仍清晰可见、根深蒂固，特别是人治文化的阴影还或多或少的弥漫于湖南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情感和行为当中。社会上流传，“黑头”（法律文件）不如红头（党的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的白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者个人说了算）。“经济要上，法律要让，红灯要闯”，等等，都体现了人治观念，家长制、一言堂、官本位、任人为亲、以言代法。湘环学院作为高职教育单位，虽然没有社会上的儒家人治盛行，但一是不可能封闭于真空，二是以湖南生源为主体，所以，仍摆脱不了这种文化残余的侵扰。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重礼轻法的社会风气。一些大学生的利益被侵犯时，不是拿起可靠、公正与客观的法律武器，而是“私了”，找关系、送人情去寻找解决；评优、评助、入党、就业等，不是以积极奋发、品学兼优等条件上去争取，而是请吃送礼、托人打招呼，甚至死缠蛮要。二是遵例从众、随波逐流的认识思维。按老规矩办、按惯例办，按领导办、按潜规则办；大家同意我也同意，他们几个考试舞弊了我不舞弊就吃了亏，泯灭了自由民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三是势力观念。尊贵卑贱，谁有奶谁就是娘，谁有权我就跟谁，谁有吃我就与他玩；看不起特困学生，忽视心理疾障、成绩差的学生等弱势群体；自卑认命，消沉懒惰。四是重义轻利、重色轻友。老乡会、哥友会有酒大家喝，有事共同担，遇见不良现象不指出、不报告，反而包庇、纵容。五是不关于集体，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职工的待遇提高，都是领导（“君主”）的事，寄希望领导与上层的关系。凡此种种，影响着湘环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造成湘环发展的负重前行、步履艰难。
制度文化是团体成员在法律和民主社会里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国家和公民讲法律法规，乡村和农民讲乡俗民约，高校和学生讲制度纪律。湘环学院素有制度健全、纪律严明、办事规范的传统，尤其是近年来，依法治校已写进了治校方针里，绩效制度顺利实施、南北校区深度融合、二级院系重组整合、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权财事宜阳光操作，深入师生、深得民心。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要进一步从师生员工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等方面进行法律精神、校规制度的教育熏陶，实现观念和精神层面上的人治文化向制度文化的转变。
培养师生的三个意识：第一，要培养师生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高职教育的激烈竞争，生源市场的生死博杀，我们再不能也再没有资本可吃，必须要有危机感和主人翁意识，每一个师生员工都是湘环的主人，各人做好各人的事，各人看好各人的门，为湘环的发展、进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第
二、要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健全学院的各项管理制度。第
三、要培养师生的公共精神和团队意识。遵守公共道德和行为准则，教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管理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学生尊师爱友、文明诚信、勤学苦练。
寻找创新的四条途径：第
一、加强硬件建设，加快发展步伐，夯实湘环制度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第
二、发展民主政治，营造和谐氛围，优化湘环制度文化建设的政治环境；第
三、加大监督力度，执行严明纪律，巩固湘环制度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第
四、普及法制教育，加强制度学习，提高湘环制度文化建设的主体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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