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策略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农业投资人要对决的，不仅仅是农企管理能力的低下，更多来源于先天不足：农业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环境因素和气候因素对农产品制约较大，价格波动明显；投资资金体量大、需要全产业链控制、周期过长，还有过低的利润率，农业投资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策略论文 篇1：
从顶层设计角度新解中国农业“走出去”策略
[摘要]本文从国家战略的层面阐述了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必要性，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中国农业“走出去”提出了系列发展策略建议。
[关键词]农业“走出去”；困难与问题；顶层设计
农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中国农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维护我国粮食安全、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试从宏微观等多个角度阐述和剖析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必要性、企业境外农业投资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策略建议。
一、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必要性
（一）中国农业“走出去”将加快全球农业一体化进程。目前，各国的农业禀赋与开发能力不均衡，全球农业资源不断向发达国家集中，将严重影响全球农业平衡发展。我国作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大国，实施农业“走出去”，有助于开拓海外市场，拓宽重要农产品进口渠道，保障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有助于充分发挥我农业大国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农业项目竞争与合作，优化配置全球农业资源，推动全球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中国农业“走出去”有助于维护我国农业战略安全。我国长期坚持“粮食自给”的基本国策，粮食自给率一直维持在95%以上，主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但我国农业生产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农产品需求呈现刚性增长。预测显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需求总量每年将增长80亿—100亿斤，增长率在0.9%左右。二是农业资源约束日益严重。1996年到2011年，我国耕地面积共减少了1.25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三是部分重要农产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的大豆、棕榈、橡胶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较高。因此，要实现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推动农业“走出去”，建立我国海外农业生产基地，切实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利益。
（三）中国农业“走出去”有助于我国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于我国在国际上争取权益、巩固外交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发展中国家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战乱及殖民的影响，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粮食短缺成为发展的瓶颈。如果能帮助合作国建立市场化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有助于互信共赢，对实现我国的外交战略具有深远意义。
（四）中国农业“走出去”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农业“走出去”，推动广大农业企业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以租赁或购买土地生产、投资或合资经营加工、全面开展国际农产品贸易等多种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加工、贸易的产业链经营，深度参与农业国际竞争，拓宽农业国际合作领域，实现“走出去”企业的国际化和先进化发展目标。
二、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近几年的农业对外投资实践，笔者发现，我国农业“走出去”在政策保障、企业定位、外部环境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亟待进一步落实和解决。
（一）国家配套支持政策体系尚待完善。农业行业生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经济效益低、易受自然条件等制约，自身风险程度较高，推动农业发展，尤其是实施农业“走出去”需要国家的配套政策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政策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一是我国农业“走出去”项目管理部门较多，审批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同时国家缺乏对农业“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及信息服务，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的最佳时机；二是企业“走出去”缺乏政府的资金补贴；三是我国缺乏必要的、有针对性的保险措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四是由于我国与部分国家尚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造成重复征税，同时对返销农产品也无相应的关税优惠措施，增加了企业负担；五是我国对外农业援助项目由于建设资金及内容有限，又没有后续大型商业化农业项目跟进，交付后大多经营不善甚至废弃，未能达到带动农业发展、培育长期项目合作的目的。
（二）“走出去”企业难定位。目前承担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其中国有企业在境外因国家背景而受到抵制和排斥，在境内受制于“一年一考核”的有关要求，难以开展规模化、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农业项目建设，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步伐；民营企业虽然决策链条较短，实施效率较高，但普遍实力不强，“走出去”经验不足，海外建设项目的经营规模、管理能力、资信状况、财务实力以及人才储备等多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难以独立承担国家农业“走出去”的重任。此外，部分企业由于对农业“走出去”认识不到位，又缺乏国家的统筹部署和安排，企业“走出去”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及逐利行为，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战略考虑，甚至相互拆台，开展恶性竞争，导致农业“走出去”成效不大、发展有限。
（三）对外投资环境变数较大。部分合作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政局不稳，存在政权更迭而引发动荡的风险因素；多数非洲及部分南美、亚太国家政策法规不健全、行政效率较低、税收及外汇政策严苛，并且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走出去”项目的长期运营；与合作国间较大的文化差异，导致合作双方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认识能力等方面不同，可能因此产生各类摩擦并引发纠纷，对“走出去”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欠发达国家配套基础设施落后，隐性的非项目直接投资成本较高，存在一定的投资陷阱。
三、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对策与建议
农业“走出去”关系我国农业安全与发展及对外长期友好合作的大局，是一项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重要战略。针对农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通过顶层设计将农业“走出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牢牢把握先机，统筹部署、方向明确、步调一致地开展农业“走出去”，以增加世界粮食总供给、保障我国农业产业安全为出发点，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强化农业“走出去”风险防控及产业安全管理，稳步推进农业“走出去”，为促进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和良好环境。
（一）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体系，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建议国家给予农业“走出去”企业享有与从事境内农业项目建设主体一致的支农惠农优惠政策。同时，加大专项扶持力度，一是加强金融支持力度，搭建农业合作金融支持平台，促进我国农业国际化经营，培育一大批重大农业合作项目。二是建立补贴机制，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发展经费或成立农业“走出去”基金，用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前期费用补贴和紧急援助等。三是放宽融资条件，针对农业“走出去”项目特点，予以全程、全额贴息补助，并放宽担保标准、丰富担保形式，切实帮助“走出去”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四是完善保险体系，设立专门针对农业对外投资的保险险种，主要承保企业在境外农业投资之后可能发生的非常风险。五是执行税收优惠，避免双重征税，首先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于暂无法签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应对已缴税额予以扣除；其次对于国内供需缺口较大的战略性、资源性农产品，返销国内时应给予免征进口环节税费的优惠政策，享受与国内产品同等待遇。六是提供信息服务，利用国家及有关企业的驻外部门及时收集境外农业相关信息，通过定期发布、会议对接等多种形式，建立信息沟通、共享的交流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决策提供有力指引。
（二）农业“走出去”与外援项目相结合，推动援外农业项目后续商业化可持续落地。我国对外农业援助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福利性项目；无息贷款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优惠贷款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通过多年的实践和运行，农业援外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但也存在后续发展动力不足、长期运营困难的实际问题。为更好发挥援外农业搭桥铺路作用，推动农业“走出去”可持续发展，建议根据受援国农情及需求，制定和完善现有农业发展规划，明确合作领域和方向，选择适宜的境内外合作平台，设计合理的工作方案及规范的运行流程，建设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援助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援贷结合”，充分发挥援外项目的引导和种子优势，以农业合作商业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目标，在援外项目基础上，引导中资企业或当地实力较强的建设主体，开发、培育大型农业产业化项目，进一步提高受援国开展农业合作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实现农业援助向农业贷款的良性转变，帮助受援国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其农业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并有助于我国与受援国深化互信、增进友谊，服务双方互利友好的外交战略。
（三）抱团出海、统筹联动，引导中国农业有序“走出去”。国家统筹组织引导，企业间密切协同合作，推动农业“走出去”强强联合、取长补短、有序竞争、互利共赢。一是建立“国企+民企”的经营合作模式，民营企业充分利用体制灵活、决策链条短、项目开发进度快、对投资风险敏感度高等优势，在国家配套支持政策的保障下，先走出去，当排头兵，投石问路。同时，还可弱化部分国家对我国国有背景企业参与农业合作的抵触，通过民营企业先期小规模、示范性合作，奠定政治互信、互利友好、长远合作的基础。时机成熟后，国有企业可发挥资金和技术实力强等优势，全面参与农业合作，拓宽“走出去”的宽度和广度，实现“走出去”的规模化。二是建立“总包+分包”的生产合作模式，“总包”是指民营或国有企业作为“走出去”项目的总建设方，直接与合作方就项目审批、建设、运营进行全方位沟通与协调；“分包”是指建设方根据项目实际进展，以构建农业生产产业链为目标，组织国内经验丰富的各类企业，深度参与农业开发与合作。“总包+分包”是指按照“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基本原则，分解农业“走出去”项目建设内容，分散农业项目建设风险，聚合各参与企业的专业优势，凝聚多方合力，确保农业“走出去”项目顺利建设和实施。三是建立“竞争+合作”的企业“走出去”模式，随着农业“走出去”的不断深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国有及民营企业投身农业“走出去”、广泛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势，在此种情况下，我国有关部门及驻外使领馆、经参处等应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引导中资企业间发挥各自优势，汇聚合力，建立对内互利合作，对外有序竞争的良好关系，“不拆台、不挖坑”，步调一致、着眼长远的服务国家农业“走出去”发展大局。
（四）总结推广海外农业开发成功模式，实现中国农业“走出去”规模化。从近几年中国企业对非农业投资的实践看，民营企业可根据具体国情借鉴推广如下成功模式：一是组成政、银、企专班，统一与所在国政府协调，争取有利政策和优惠；二是选用国内高水平设计院对投资项目规划设计，统一规划配套、仓储和加工全产业链；三是选用有经验农业工程建设公司，统一农田、灌溉和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投资主体统一融资、土地租赁、建设、经营计划、设备建材配送和收购、加工及销售、承担投资和经营前期风险，同时采取“订单农业”方式，以“农田承包到户、统一农业机械租赁、统一技术指导、事前成本核算、产量保底、节约或超产分成、全部定价收购”等生产组织与管理方式，有效理顺“农场所有者、农田承包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有效解决农田承包者“资金投入能力有限、无法规模化加工、规模后销售难”的困扰。
（五）整合有效资源，打造符合我国需要的国际粮商和农商。当前，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农业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对农业“走出去”企业的经营实力、核心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均有较大程度的挑战。纵观国际知名的美国阿彻丹吉尔斯米德兰公司（Ard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公司（Bunge）、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公司（Louis Dreyfus），即“A、B、C、D”四大公司参与农业国际竞争的历程，无一不是由所在国政府协调配置大量资源，并提供多项优惠政策，扶持企业从农业生产原材料到农产品生产、种植、加工，再到产品物流、运输、贸易全产业链的参与建设和发展，最终形成垄断经营，达到控制国际农产品的目的。鉴于此，为长期推动农业“走出去”，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四大粮商的发展轨迹，由国家统筹资源、制定相应政策，培育和扶持符合我国农业“走出去”需要的“国家队”。一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资源、做强做大，国家应从政策层面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引导农业企业间的强强联合，同时支持农企与工企的融合并购，将个别从事农业“走出去”的企业整合成规模更大、经营更加多元化、具有自主创新实力、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承担最核心研发和生产任务的企业集团。二是选择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作为我国国际农商、粮商，予以重点培养和扶持，支持其加快完善国内粮油购销、农产品加工布局，建立在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既为稳定国内市场提供有力抓手，又为“走出去”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同时，通过国家政策配置，赋予企业参与国家重要及紧缺农产品调控、进口的职能，如粮油托市收购、成品粮油供给调控、生猪活体和冻肉储备等，为全面、深入参与农业国际竞争增强话语权及掌控力。三是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参股国际粮商，间接参与国际竞争，适时收购运营。一方面利用国际粮商成熟的基地、市场和营销资源，充分扩大我国有企业的知名度，并通过现有资源拓宽和发展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国际粮商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影响力，广泛开拓国际资本市场，丰富我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手段，增强自我良性发展的“造血功能”。当出现收购时机时，由国家主导，果断决策，通过直接注资、主权基金入股、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方式给予国有企业资金支持，收购国际粮商全部或部分业务单元，平稳、快速地跻身国际农商、粮商行列。
作者：钟友芳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策略论文 篇2：
农业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农业投资人要对决的，不仅仅是农企管理能力的低下，更多来源于先天不足： 农业是个“靠天吃饭”的行业，环境因素和气候因素对农产品制约较大，价格波动明显；投资资金体量大、需要全产业链控制、周期过长，还有过低的利润率，农业投资充满着机遇与挑战。本文重点从农业投资的概念，农业投资的基本情况，西方国家农业投资的比较，我国农业投资的途径以及农业投资的方向进行研究，提出农业投资风光无限，机遇与挑战并存，农业投资最好的方式是投资相对成熟的全产业链公司，全产业具有竞争优势。作为一个全产业链的企业，控制上游才能保证下游做深加工企业的稳定性，取得比较效益。
关键词：农业 投资政策 农业投资 全产业链 市场竞争 发展策略
一、引言
我国的农产品收入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模式，散户式的小农经济，没有地租、没有工资、没有折旧、没有设备购置和更新、没有技术进步投资，与之相比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经常陷入低利润困局，甚至由于成本太高而亏损。环境因素和气候因素对农产品制约较大，如渔业、种植业、养殖业均是“靠天吃饭”的行业，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可控性比较差，价格波动最为明显，其盈利水平也随之波动。种植和养殖这些弱势产业国家有许多减免、补贴等优惠。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和着力重点：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新认识、方略的新发展、举措的新突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我国粮食供需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靠天吃饭”还没有根本改变，今后粮食消费还将刚性增长，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谁也“背”不起，只有靠我们自己。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李克强强调，如何守住管好“天下粮仓”，推动“新四化”，仍然要靠改革创新。如何深化企业、财税、金融、户籍、土地管理制度、价格改革；释放粮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潜力、源头活力和持久动力；如何最终使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得到红利、收到实惠。
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农业生产中基本而重要的要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不断延伸，它们各自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变化。由于人口的增多，土地有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投入的重要性就更为显著。投资政策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杠杆工具，它的应用效果具有见效快的特点。粮食安全是全球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保证农业市场和粮食供求的流动性。作为实现粮食安全以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石，对小农户农业的支持应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
二、农业投资的一般概念
1.农业投资是为了使得农业生产领域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为获取利润而投入资本的行为，追求利益的形式。
中国的农业具有独特的特点。农业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改善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发展农业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同时也讲求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农业投资的效益是投入的资金同产出的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一般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额所增加的产值，要能大于增加的成本时，才有经济效益。农业投资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又有其特点：大部分直接成果（如扩大灌溉面积等）只是获得最终成果，即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或产值的手段。
2.评价农业投资，不仅要关注它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要关注它的长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采取不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衡量。
（1）经济效益的主要评价指标：单位投资的农产品年产量、年产值、利润或纯收入，投资回收的综合期限，农业机械、设备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以及单位投资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量等。
（2）社会效益的主要评价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变化，农产品商品率，国家、集体、个人收入的比例等。
（3）生态效益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植被率或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面积或土地沙化面积，土地肥力的消长，自然资源的增减，土地、水等资源的污染度等。有时某些指标之间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须对比各种投资方案，兼顾微观与宏观、目前与长远，统筹权衡。
3.提高农业投资效益的途径包括：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对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提高人力、财力、物力的利用率；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采取新的技术措施时，通过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分析，把资金、劳动投到收效最快、最大的地方；采用新的技术、工艺和新的管理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
4. 农业投资模式
（1）自种模式，即把土地流转过来后，自己种植和经营管控，产品出口或者加工出口。
（2）返租倒包模式，即先把土地租赁过来，把果园建起来，然后把它分成若干小块，再把它返租给农户，并对农户进行种植技术等培训，且保证按市场价收购农户的产品。
（3）合作社模式，即跟农户合作经营，农户出土地和劳动力，合作社出技术、品种，并负责运作市场，收购农户的产品。
5. 农业投资机会与挑战
各种高端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市民花钱买放心、买健康，中高端市场正在形成。绿色、创意农业种植最吃香，创意农业的市场潜力正在释放。风投和私募在农业领域开始大量投资，风投通过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打造高端特色创意农业，投资领域涵盖茶叶、花卉、蔬菜、鸡蛋、育种、疫苗、水产养殖、肉食品加工、豆制品加工、生物肥、农药等。投资机构“下乡”已成一股新潮。高端市场已经成为农业投资新机会。
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创意农业是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目标，在农产品研发、生产、加工、营销、服务过程中，以及在农业节庆、农业科普、农业电子商务、农业总部经济、农业审美、农业旅游、农业创新活动中进行生产创意、生活创意、功能创意、科技创意、产业创意、品牌创意和景观创意，通过营造优美意境，创造农民独特增收模式。
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制度创新，发展低碳高效农业，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用粪肥、堆肥或有机肥替代化肥，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等，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重点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创意农业集中发展区等项目，向精细化发展，已经成为新的投资机会。
建成一个创意农业科技园，整个园区GDP可超过100亿元。建成一个创意农业高端水果产业带，可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一些大超市专门开辟高端水果销售区，“卖艺术、卖欣赏”，其价值远远超过食用价值。高端客户对精致水果、创意水果礼盒、水果篮和即食水果套餐的消费需求增长强劲。
著名的市场环境威胁理论告诉我们，农业投资在有机农业；传统养猪；转基因产业；造林产业；网上卖菜方向，存在着重大的挑战与机会。
三、农业投资的基本情况
1.分类和比例
中国的农业投资按来源可分为国家财政拨款和信贷资金、合作经济的积累以及农民个人投资3类；有时还包括国外资金。1985年用于发展农、林、牧、渔业和水利的基本建设投资为35.91亿元，约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3.3%。国家财政拨款的项目还包括国营农业企业新增的固定资金（不列入基本建设的技术改进措施费用）和流动资金拨款，农业各部门的事业费拨款，支援农村拨款以及用于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农业教育的拨款等。 此外，国家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实际上也是国家支持农业的一种投资。农业信贷除大多用作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外，也有一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金和新增流动资金。农业合作经济的公共积累（包括社员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劳动积累），一般用于合作经济独立进行的规模较小的农业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购置。1979年开始在农业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社员）投资包括个人或合股用于购买小型农业机械、畜生、农具、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资日趋重要，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劳动积累则有所减少。据统计：1950—1980年的30年间，中国农业投资总额中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约占46%，银行信贷资金约占23%，合作经济自筹资金约占12%，农民个人投资和劳动积累约占19%。1980年以后农民个人投资有较大增加。
2.发展和问题
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长较快。2006年，我国财政农业投资总额达到3172.97亿元，比 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了20.06倍，比1990年增长了9.31倍。财政农业投资增加不仅直接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还间接地带动了银行信贷资金、企业农业投资、农村集体以及农户农业投资的不断增加，形成了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目前我国政府财政农业投资存在着缺乏平稳增长机制、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管理体制有缺陷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我国农业滞后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农业不仅现有基础相当脆弱，而且缺乏后劲。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就农业生产本身讲，最主要的是要素投入不足。在诸多要素投入中，关键是资金投入不足。农业投入总量的绝对数虽有所增加，但相对份额变化不大且有下降趋势，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波动不定且份额极小，1990年为1.51%，1992年降到1.44%，1994年降到0.88%，达到最低点，1996年又增长到1.28%，1998年增长到1.89%，2000年增长到2.69%；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近几年虽有较多的增加，但财政支农数占国家财政支出数的比重连续下降，1990年为9.98%，1993年为 9.49%，1995年为8.43%，1997年为8.30%，2000年为7.75%；同样，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重也是波动不定且份额极小，1995年为5.97%（1995年包括对乡镇企业的贷款），1997年为4.42%，1999年为5.11%，2000年为4.92%，2001年为5.09%。农业投入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难题，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水利失修，基础设施老化，抗灾能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森林过伐，草原过牧，沙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锐减；农业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农技进步缓慢。由此可见，加大我国农业投入十分迫切，加大农业投入也是形势所需。
3.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大农业投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党的十八大提出集中精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加大农业及农村投入。
加大农业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所需。“三农”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则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加大农业投入是WTO机制所需。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框架下，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使我国农业有好的发展前景，则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投入。
加大农业投入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所需。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把农业的发展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时期，加大农业投入，为农业系统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要面临的难题。
四、发达国家农业投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很少进行农业投资，还以农业所提供的利润积累，作为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一个来源。农业投资主要靠农场主自筹资金和贷款。在资本主义工业趋于发达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虽逐步下降，但其绝对量则不断增加。其中较大的开支是用于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的抵押贷款、价格补贴、休耕补贴、灾害补贴、出口津贴以及用于农业科技开发等。日本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农产品价格补贴和改进技术、生产结构，同时也对农民提供大量低息和无息贷款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投资的比重很大，对农业现代化起决定性作用。
美国是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但美国政府早就对其农业经济事务进行了插手和干预，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用计划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每项农业计划都有相应的投资手段作保障。美国的农业已处于高度发达水平，政府提出的农产品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配套了相应的目标价格、差额补贴、贷款率、无追索权贷款、休耕补贴和灾害补贴等投资手段。这些投资手段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它是有吸引力的，这关系到农场主的切身利益，他执行这项计划，将从利率上得到好处，不执行这一计划，将在利益上受到损害。因此，投资手段既是诱导农场主生产行为趋向农业计划目标的“胡萝卜”，也是迫使农场主接受农业计划的强制性的“棍子”。这就保障了农业计划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日本农业还处于中等发达水平，政府提出的农业计划旨在提高农业效率。如1973年曾提出“实现农业高效率十年计划”，1978年提出“农业十年对策计划”，要求加速农村的农林水企业现代化，改革农业现有结构。为了保障农业发展计划的实现，相应地进行了计划的经费预算，并落到实处。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改造传统农业中遇到的首要障碍是基础设施的缺乏。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初期，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改善方面。美国的大型灌溉设施都是由联邦和州政府投资兴建，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也要给予一定的资助。英国农业法规定，凡修建农场的道路、堤坝、供电系统，国家承担费用的2/3。法国政府对农村基建工程的投资一般占工程费用总额的1/4以上，日本政府不但直接投资兴建大型工程，而且提供小型水利工程全部投资的4/5，并为农民负担的部分提供优惠贷款；日本农田改造所需要经费的95%。
五、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中国历朝历代遵循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三个矛盾在粮食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一是，生产不稳定与需求相对稳定的矛盾；二是，季节性生产与常年需求的矛盾；三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三个矛盾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粮食弱质的特性。尤其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粮食的弱质特性被放大，形成“蛛网效应”。由于粮食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而农民的价格信息存在滞后性，这是一种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所以，粮食产量和价格总是波动的，而且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像一个放射型的蜘蛛网。粮食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粮食生产既是自然再生产，又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公共产品，粮食具有不可替代性，粮食的安全是由其不可代替性要求的。我国的农业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农业投资，国家为农业投资制定了许多的发展政策。
当一种资源处于稀缺时，其价格要上涨，抑制其需求，价格上涨导致开拓这种资源技术的进步，最终某种资源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用城镇化发展中国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城镇化建设是发展的需要，更是市场的需要。粮食价格的涨跌有其自身的规律：内生性、关联性、比效性、联动性。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市场自然内生涨价；大豆价格上涨，进而引发小麦、玉米、大米价格关联上涨；种粮的比较效益上升，农民就有积极性，没有比较效益，农民就不种粮了；粮食供求有联动性，一旦中国粮食供应紧张，世界资源不会充裕到哪里。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弹性小，粮食如果涨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量不会减少很多，如果降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不会增加多少。粮价是社会的基价，粮价连百价。农业投资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有利于农村发展经济，有利于农业投资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农民致富。
在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发生不平衡，用城市化的办法，提高人们生育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抑制人口增长；用城市化的办法集中人口、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减少分散发展造成的土地浪费，重新节约出更多的土地。由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的产量却大大增加。在这样的过程中，除了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外，需要各种形式的农业投资。企业看到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流转了土地，获得了明显的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了有别墅和庄园，城市企业与农村有农场的梦想，过上人类未来的有机生活。农民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工人，农业围绕着企业的产业链运作，达到和谐发展。
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天赋资源是不同的，人多地少的国家，避开土地少并稀缺的劣势，将土地配置到比较收益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发挥劳动力多且便宜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地多人少的国家，则避开劳动力少且昂贵的劣势，规模化利用土地，产出粮食，将地多人少劣势在交换中转化为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人多地少的国家用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换取粮食产品的进口，人少地多的国家用农业产品换取在自己国家生产劳动力费用太高的产品，双方在国际贸易中都获得了利益。中国的农业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大批农业投资企业来做，未来农业企业的发展前途越来越好，前进道路上充满着春天般的希望。
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经济问题，就是每人每天生命需要1Kg的粮食。世界粮食市场不是中国可靠的粮仓，13亿人口每年需要消耗4.9亿吨的粮食，世界粮食市场每年总供应量仅为2.36亿吨。世界粮食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用出口换取它国政府补贴的农产品，经济上是合算的。恩格尔系数的研究告诉人们：当社会人均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对粮食和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已趋近等于零，粮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对稳定。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告诉人们，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那么，帕累托一阶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是可以实现的。农业投资是长期的事业，利在当前，功在千秋。
六、农业投资途径
资金不足是近年来影响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但简单地就农业投资数量上的多少及变动状况并不能解释农业资金不足的根本原因。投资不足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是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投资主体的动力目标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政府投资向“三农”倾斜，新增教育、卫生等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农村。2005年开始农业占中国政府投资的比例将每年提高2.4个百分点以上。预测未来的农业投资保持16.0%的平均增速，2011—2015年期间保持15%的平均增速，按各年平均增速计算，2011—2015年农业投资分别为5045.8亿元和8496.5亿元。
1.借鉴国际农业投入方式。我国农业投资的途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多方位、多渠道地筹集农业资金。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没有这一保证，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就是一句空话。深化财政职能改革，调整地方财政的存量分配格局，重点用于加强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包括农业在内的一些重点基础产业。
2.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调整农业信贷结构，增加农业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对中长期农业贷款要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以实现保本经营；增加政策性业务资金来源。农业发展银行可到国内外金融市场融通较长期的资金，其筹资成本高于资产收益的差额，财政适当给予补偿；建立风险基金，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3.建立农业风险基金。资金来源从几方面筹集：国际粮农组织的部分援助资金；从在我国境内经营业务的商业性财产保险公司每年税前保险费收人中提取1-2%的资金，作为农业保险基金；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村财产保险的结余积累；从县、乡以工补农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从每年国家救灾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各级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增值部分；其他。国家财政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性亏损补贴和资金投入，国家给予免征税收的优惠。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应较广泛。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县以下（不含县）农业加工企业、村办企业、农民房屋和农民家庭财产保险。加强立法。对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保险责任、保险利率、理赔办法、政府对农业保险企业的补贴等制定法规，用法律形式约束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保证农业保险的正常运转。
4.提高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积极争取更多利用外资。国家财政资金可以引导农民和集体明确农业投入方向，而贴息或补贴性投入又对农民、集体投入给予一定的经济刺激。农村集体和农民投入是农业投入的大头。通过政策引导，使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以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加大农业利用世界银行项目贷款额度、外国政府（混合）贷款项目额度、商业性贷款项目额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额。
5.农业产业化投资就是根据我国农业体制的具体情况，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根据我国农业投资体制的现实情况，提出的一套有别于现行的国家农业投资体制的农业投资策略——政府规划和银行贷款相结合的农业投资管理模式。农业产业化投资重点方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草原（场）建设、优质粮食基地、经济林、蔬菜和药材等种植六大综合开发项目将继续作为农业产业化投资的主攻方向。其投资策略：加大国家对农业生产性的市场效益高的投资；加大对农业中小企业的投资；国家财政担保的银行转贷款；国家财政投资农业再保险作为银行转贷款的担保；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项目抵押式的银行贷款；政府负责农业区域经济规划，回避推荐项目和审批项目。
七、无往而不利的农业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健康饮食、科学饮食等越发重视，自然会引起整个农业的产业升级，尤其是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抗周期性甚至反周期性等特点，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进入21世纪，农业投资形成了一波高潮。据统计，2006年至2011年三季度，中国的农业行业共披露184起VC/PE投资案例，投资总额达50.19亿美元。2010年出现井喷式增长，披露57起案例，投资24.15亿美元，投资数量及规模均达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至今已披露40起案例，投资总额达5.64亿美元。
中国的农业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种植业、畜牧业等一直成为资本追逐的目标。据统计：2006年至2011年VC/PE投资中，24.22%投资了种植业、23.2%投资了农业及肥料等生产资料领域、21.18%投资了畜牧业。这三个领域就占据了近7成的投资额。作为农业来说，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具有极强的投资价值，如果要寻找农业行业中新的投资亮点，那么农业产业中最值得投资的领域为：“种”业、农产品流通、农业机械化。
1.“种”业。包括种植业所需要的种子，畜牧业、海水淡水养殖所需要的“种苗”。正如IT行业的芯片一样，这属于整个农业产业上游，自然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中国持有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大约8700家，一方面按照新的种业企业标准，将至少有90%的企业不达标，未来的整合和并购将成为常态，加之目前国内种业市场几乎被国外品牌垄断，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另外一方面则是种子的回报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比如中国种子商品化大约5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中国种子价格与粮价之比平均约为5～8倍，远低于发达国家20～25倍的水平。考虑到未来转基因等因素，必将会引发资本的强烈追逐。畜牧业、海水淡水的“种苗”行业是比种植业更落后的产业，中国目前养殖所需要的猪、奶牛、肉鸡、蛋鸡、鱼苗等等，优质品种几乎全部是进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的命脉不能够掌握在他人手上，整个行业的发展机会潜力巨大。
2.农产品流通行业。近年来的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买难卖难等问题的频繁发生，这与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农产品流通分为两部分，农产品流通和生产资料流通。从渠道上分为线上和线下渠道。线下渠道分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超对接等模式，线上模式主要是农产品的电子商务。农业品流通领域缺乏较大的流通的企业，必将成为未来农业行业发展最具潜力的领域。
3.农业机械化领域。2015年中国农作物机械化率将达到60%以上。中国农作物耕种收获综合机械化率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为49.1%和52.3%，中国整体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不足。
4.新型城镇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倒逼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将成为投资必争之地。种植业、畜牧业成为农业产业投资的新亮点。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木桶效应的三农问题关联中国二分之一的人口，农业关联的人口数却是百分之百，吃饭、穿衣任何生活基本状态的需求满足都与三农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经济角度给出了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
农业经营体制上的变革会渐进式的推进中国农村文化、社会组织架构的演变，农户传统的意义上的单打独斗式的经营无法适应商业化的发展需求，“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农民运用现代化的运营手段重新组合资源，实现土地使用、转换的多赢。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向中国社会的发展释放巨大的正能量。“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内地现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政府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形成一定规模，有利于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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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志强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策略论文 篇3：
中国保险两百年（下）
“大后方”与“孤岛”一起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华东、中南地区迅速为日军侵占，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国民政府从1937年8月，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保险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本飞机到处轰炸，这项业务的风险极大。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期间，曾被派赴英国伦敦考察深造，是一位保险专家，在国内外同业中有比较高的声望。他多次劝说华洋保安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但是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运输兵险费率较高，由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标准，赔付率也相当高。1939年，中央信托局还开办了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国内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意从上海保险界选聘了13个精英，南下昆明联系业务。他们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保险界誉为“十三太保”。中央信托局的这两个战时险种，对工厂内迁，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后，大后方的局势比较稳定，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看好保险带来的高回报，纷纷开设保险公司。一时间，保险机构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仅中国小小的西南一隅，加上抗战前就存在的，1945年民营保险公司已达到50多家。然而，僧多粥少，官方保险机构又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民营保险公司竞争异常地激烈。
大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在二战爆发后，就陆续撤离回国，留在重庆、昆明等地的，只有太古、怡和还在经营与自身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友邦人寿也在坚持着惨淡经营。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由于日本依赖英美为其提供物资，在他们面前还比较驯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撤后，日本攻占了上海，但止步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占区的包围下成为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孤岛”。“孤岛”的平静，很快就吸引了众多沦陷区的富有阶层来此躲避战火。他们将所携的大量游资投放于工商业，孤岛的经济畸形地增长。上海的保险业随着涌入租界人口的激增，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收益也相应增加。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举着刺刀，进驻租界。进入租界后，日军就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保险公司停业，外籍工作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以为将外商保险机构驱逐出去，上海保险市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由日本十余家株式会社联合投资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却在中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下毫无作为。后来，他们转换策略，与太平保险公司合资开办了华商名义的“通惠水火保险公司”，但不久人们了解到该公司的日资背景后，都对其敬而远之。日商保险始终没能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
与上海日商保险公司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保险业的异常繁荣。由于日伪政府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投机囤积物资之风盛行。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工商业者，以及有保险业务的掮客，竞相投资保险业。但是他们并不志在保险事业的发展，只是利用保险公司，吸引游资，进行投机，囤积居奇，谋取更多利润。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占3/4，整个上海保险市场无序而混乱。
抗战胜利后保险业的混乱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旧都南京，战争期间迁往重庆的官办和民营保险机构相继复员或返沪，被迫停业的洋商保险公司也纷纷复业。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东移，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此时的官僚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金融垄断势力。官僚保险机构在抗战时已经包揽了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此时上海官僚保险机构的数量更是由战前的8家增加为24家，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控制了企业财产、船舶、货物运输、人寿及再保险等业务，形成了官僚资本保险集团的网络。民营保险机构逐渐在保险市场上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及时治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不少商人利用保险这一渠道，积聚游资，从事投机买卖，保险公司数量一时激增。1948年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已有178家，良莠不齐，较有基础、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不到1/4。保险机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市场的需求，以至于保险业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币值残跌，物价飞涨，保险效力锐减，已经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尚有余力的民营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或港币承保，惨淡经营。整个保险业在解放前已陷入了瘫痪状态。
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孕育与搁浅
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中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民政府开始对旧中国的保险业进行了整顿改造。1949年1月起，地方军管会相继在解放了的城市对官僚资本保险机构进行了接收、清理。上海是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集中地，自然成为接管工作的重心。在接管的24家保险机构中，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复业外，其他保险公司对未到期的保险单一律退保，终了保险责任。
中国产物保险公司1931年由中国银行拨资成立。解放后，考虑到它组织健全，经营稳健，国内外都有分支机构，基础较好，军管会决定恢复办理其各项保险业务，特别是办理已被接管和初步改造的各国营工商企业的保险业务，和进出口货物运输的外币保险业务，帮助解决私营保险公司分保问题。复业后的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起了国家保险机构的作用。
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营公司，促其复业并对其团结改造。解放后复业的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脆弱，承包能力都非常有限。1949年7月20日，上海成立了“民联分保交换处”，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交换。它的创办，打破了依赖外商的心理，增强了民族保险业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源于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为恢复国民经济、平衡财政收支，中央政府批准了组建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且以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公司，专门进行对国际贸易有关的外汇保险。
人保公司成立以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以国营公司的实力开展各种保险业务，并组织民间联合分保机构，统一办理私营华商公司的溢额分保。这样，外资公司保险业务来源渐渐中断，陆续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其中，友邦保险也于1951年6月撤退回国。
50年代初的保险业务，对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财产和运输工具的旅客实行强制保险；在城市开展自愿保险，包括火险、运输险及人身自愿保险；在农村采取自愿投保方式，先后开展牲畜险和农作物险。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期间，保险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但保险业还是在整顿中稳步发展。
然而，1958年末，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立刻停止国内保险业务。自此，新中国保险业滑入了低谷。此时只有涉外保险业务得到极其有限的延续。尔后国内又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剧烈跌宕，中国经济严重受损，保险业几近夭折。
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重获新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1979年4月，中央政府做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沉睡了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中国保险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85年以前，一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是1988年深圳设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它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人保、太保、平保三巨头的形成使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呈现。
中国保险市场的新变化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保险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代表处。直到1992年10月，带有浓厚“中国情结”的美国友邦获准在上海经营业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企业，这位久违的“老朋友”又重新被请进国门。他第一次将个人营销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首先市场培养出了第一代寿险营销员。随后，寿险个人营销之风席卷中国大陆，中国寿险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目前，友邦保险仍然是内地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足可见国人对“老朋友”的特殊情怀了。
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80年代初期的传统法规早已不适应市场经营管理的需要。于是，1995年6月30日，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它的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保险立法支离破碎、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谓中国保险法制史上的分水岭。中国的保险业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作者：周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