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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分析论文 篇1：
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了地域文化与地域政治文化的内涵，分析了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价值，提出了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措施：扩大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资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活跃地域政治文化教学课堂。
【关键词】地域文化 地域政治文化 高中政治课程
地域文化作为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既有地理环境意义上的自然属性，也有历史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属性，包括政治文化属性。地域政治文化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充分认识并利用好其历史文化价值，对高中政治教学具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使语言修养与思想修养有机结合。本文为此具体探讨了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措施。
一、地域文化与地域政治文化
1.地域文化。文化在广义上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狭义上则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等。地域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比如作为学术观念形态的琼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南的本土化和具体表现形式，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积淀和发展，并对当前的海南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是海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2.地域政治文化。实际上，我们常将社会生活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或部门，政治和文化则是既有明显区别又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领域。在很多地方的现实政治中，“认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当然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惟一的诱因，“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的更重要的因素。地域政治文化教育就是让学生坚守于乡思的内涵，培养其健全人格，开发其智力，接触代表地方智慧的地域政治文化，为学生的成人成才奠定坚实基础的一种教育。
二、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价值
高中是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地域政治文化教育从高中生开始，就是要让他们做有德人，立君子品，塑造其良好品德。因此，地域政治文化的精华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人文精神，而高中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风气与精神。无论是漂泊者还是坚守者，如果心中拥有自己精神的“家园”，有民族文化的“根”，那么，漂泊中会有乡思，有心灵的归属和依靠，困守中也会有认同，不会因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而牢骚满腹或麻木不仁。
三、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措施
1.扩大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资源。地域政治文化是千古之作、永垂不朽之作，它值得学生用一生去理解、体验，用一生去感悟、回味。在高中选修课的设置中，建议列入“旅游文化专题”“民俗文化专题”等选题。比如当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为了配合早期清朝的政治文化宣传，专门请来了赫哲族民间艺人现场展示极具北方捕猎民族特色的鱼皮服装制作过程，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民族文化图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量读者驻足观看。
2.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只有切合现实生活及受教育者的认知基础，教育过程才能产生“共振”，从而收到良好的成效。在实际工作中，要巧妙地将教育内容融合在文化创造、文化传播之中，通过文化事业的发展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生存、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社会化需要的实践教育活动，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离开文化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及特定的支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文化发展提供导向和动力。而在政治中，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革命文化，历经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洗礼，逐渐锻造出了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的精神形态——沂蒙精神。沂蒙人民以其“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把厚重的沂蒙文化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了沂蒙大地的脊梁。
3.活跃地域政治文化教学课堂。学校要积极探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形式、内容和手段，以文学、音乐、书画和文化活动的组织方法等为主要内容，形成文化工作课程的基本框架，组织开展“第二课堂”能力训练，综合检验文化工作课教学成果。学校要建立地方文化工作课专修室，配备先进的电脑模拟演示系统、多媒体教学设备和高清晰度投影系统，满足各类文化工作课程的教学。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地域政治文化教学课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触动。比如当前湛江师院成立的“雷阳文化研究中心”，它秉承充实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的学术精神，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的号召，自觉担当起雷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努力打造地域文化研究创新基地。
总之，我们要努力实现地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即使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地域政治文化教育进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教学是回归人之本性的教学，值得推荐应用。
作者：陈玉华
政治文化分析论文 篇2：
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意蕴的三维解析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组织内部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化，既具备文化的一般属性，又具有政治文化与组织文化的结构特征。从理论层面审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意蕴，需要从文化、政治文化、组织文化三重维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本质、政治属性与组织特质，从而增进对党内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科学认知，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认知基础。
关键词：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组织文化
概念是界定事物本质、分辨事物特征的重要工具，也是展开一切分析推理与研究考察的基本前提。“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1]无论是在理论上开展党内政治文化研究，还是在实践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科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正确回答党内政治文化“是什么”，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2]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内涵实质，不仅需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论述，还要从学理层面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意蕴，进而科学界定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从党内政治文化的词组结构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无疑是文化的一种，有着文化的一般性特质。然而，黨内政治文化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既是一种有着组织形态的政治文化，又是一种有着政治色彩的组织文化，它是政治文化与组织文化的交集。因此，要准确掌握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有必要从文化、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三个理论维度进行审视。
一、从文化之维看党内政治文化的一般本质
“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3]可见，文化是人类独有之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然而，当论及文化究竟是何物时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切中实质。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与外延十分宏大繁杂的概念范畴，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都可以得出对文化概念内涵的不同认识。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柯享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的1871年至1951年80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种。[4]经过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精进探索，关于文化的定义诠释也在不断完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为什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世界上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一个名词有500多个定义，就证明了这个定义不好下。”[5]无独有偶，钱锺书也说：“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6]可见，对文化内涵实质的把握并非一件易事。虽然关于文化概念内涵的理解繁多且难以达成共识，但可以通过权威性、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以增进对文化内涵本质的认知，进而由文化的一般性出发去考察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实质。
在英语中“文化”一词即“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和“colere ”，原义指农业耕作和对植物的培育，主要包括五种内涵：“1.耕作;2.居住;3.练习;4.留心或注意;5.敬神。”[7]这是西方学界关于文化内涵的一般诠释，主要集中于对农业耕作与培育的物质层面。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其他的才能和习惯在内的复合体。”[8]这一概念界定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为后续文化的一般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文化的概念逐渐被引申到精神领域，泛指人们关于道德品质、能力素养、生活习惯等的培塑。如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所指：“‘文化’也在同一关键时期发生变化。在此之前，这个词基本上是指‘培育自然的成长’，此后类推为指人类训练的过程。后来这个用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却变成了自成一义的‘文化’，通常是指某种事物的变化，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和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9] 此时，文化的内涵已从原初泛指农作物的耕作及物质层面培育，发展到概指对人类生活方式、习惯等精神领域的培塑。而后者则是现代意义的文化内涵，可简单概括为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剑桥百科全书》中的文化定义：“人类学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其内容包括后天的行为类型以及逐代相传的思想，诸如群体的信仰、价值观、语言、政体、经济活动以及器具、技术和艺术形式（后三项为物质文化）。”[10]
汉语中“文化”作为完整的名词是近代从西方翻译而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指出：“我们最早译西文civilization为‘文明’，译西文culture 为‘文化’。”[11]（P68）然而“文”“化”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从文献记载看，“文化”最早是单独的两个词：“文”的本义指纹理，如《礼·乐记》中所指：“无色成文而不乱。”“化”的本义为变化，如《庄子·逍遥游》中所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鸟，其名为鹏。”最早将文化二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周易·贲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12] 钱穆先生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理解为中国古人的文化观。他解释道：“‘人文’即是人生的花样，人既然能在花样百出的人文中相安相处，就拿这个道理放大，就可以‘化成天下’。这个天下是各色人可以相安相处的天下。”[11]（P70）这里“文”“化”就包含了“以文教化”的意思。即用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这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13]时至近代，鸦片战争打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才有了现代的内涵。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14]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关于文化的见解。例如毛泽东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了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5]
可见，东西方学者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与内涵的解释莫衷一是。虽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但可以从众多的定义诠释中窥见关于文化的一般本质。而这些一般本质则是认识党内政治文化内涵本质的重要参照。
首先，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文化一般分为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文化两大部分。此为广义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财富，如道德、信仰、价值、习俗等。党内政治文化理论上也存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分，但是在长期管党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强调与使用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所以，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应该限定在狭义的文化范畴，指的是党组织内部一种无形的客观存在，属于精神文化的一种特殊。
其次，从文化的主体来看，文化是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群体所共同具有的普遍之物，是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交往的人们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共识。文化的主体只能是具有一定人员数量的社会群体，如团体、民族等。单个人或少数人所具有的观念、思想不能称之为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必然是一种集体所共有的精神结构，也就是党组织内部一定数量党员群体所共同持有的心理积淀。因此，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融入党组织这一集体的党员，而且是具有一定数量规模的党员。单个或少数党员所独有主观意识并属于党内政治文化范畴。
再次，从文化的形成与传递机制来看，不同的社会实践必然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文化在人们的实践进程中得以传递。文化的诞生总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长期积累与积淀，是社会实践的历史性产物，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积累性。其中实践性主要指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特征，累积性则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特点。党内政治文化形成是历史实践进程中精神产物不断积累沉淀的结果。党内政治文化不会在短时段内一蹴而就，也不会在短时段内彻底消失。另外，文化的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承从根本上依赖于实践中人与人的互动沟通，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则必然离不开政治实践中党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从纵向传承来看，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影响，是党内政治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途径;从横向传播来看，每一个共产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展现的行为作风，都是对党内政治文化最生动的展示与最有效的传播。
二、从政治文化维度看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属性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文化，屬于政治文化的特殊一支。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实质，有必要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角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属性。政治文化是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现代政治学概念，是西方政治学界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反思与复兴价值研究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56年发表在《政治学期刊》上的《比较政治系统》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每一种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16]经过对五个国家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指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我们谈论某一种政治文化，正如我们谈论某一种经济文化或宗教文化一样，它是对于一系列特别的社会客体和过程的一组取向。”[17]阿尔蒙德主要从政治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把政治文化理解为公民对政治客体的心理取向，主要包括对政治客体的认知、情感、评价等三个层面。他还根据这三个层面的差异把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臣民型与公民型三大类。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现，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国家为什么走向了民主政治？是什么使得民主政治运作良好或者不好？”[18]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关键作用。
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热潮在西方的兴起，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国情，科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合理修正，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概念。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中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来看有政治认识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认识;政治情感成分，即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感情;政治价值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评价、意见、观念;政治理想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寄望和未来发展的设计。”[19]俞可平则提出：“政治文化是人们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情感取向，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自觉、不系统的和不成熟的反映。”[20]还有学者提出：“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累积，包括政治认同、政治信念、政治感情等。”[21]可见，中国学者普遍将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运转的主观意识领域，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政治意识，即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关系决定，并反映它们。”[22]质言之，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领域的概念范畴，作为对政治活动的主观抽象是社会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的运作与开展具有巨大反作用。
从中西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来看，虽然对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多种多样，但都离不开政治主体、政治对象或政治客体、政治取向或心理取向三大核心要点。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解释道：“‘政治文化’被定义为针对客体的‘取向性模式’，这些客体包括政党、法院、宪法、国家历史等。”[23]这种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逻辑进路，对党内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具有重要启发性。
首先，政治文化属于主观意识领域，党内政治文化应该界定在主观意识领域范畴。党内政治文化是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主观意识，需要一定载体才能具化与显现。所以，党内政治文化并不涵盖党内规章制度。党内规章制度只是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有形反映，或者说是党内政治文化得以彰显、具化的一种载体。
其次，政治文化是对客观政治实践的主观抽象，党内政治文化则是政党政治实践的主观抽象。作为政党政治实践的一种主观抽象，党内政治文化必然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党内政治文化必然是政党政治实践的历史性产物。也许在发展进程中，党内政治文化会相对滞后或者领先于政党政治实践，但政党政治实践决定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规律不会由此改变。这里的政党政治实践主要包括党组织与党员的政治实践。
再次，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取向性模式，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必然也是一定政治主体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取向模式。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可以是作为个体的政党组织成员，也可以是作为集体的党组织，但归根到底政党组织成员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党内政治文化的客体可以是党组织、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党组织的政治系统等。由此，党内政治文化则可以理解为政党组织成员普遍所具有的关于政党政治体系、政党政治实践的一种政治取向与行为模式。
三、从组织文化维度看党内政治文化的组织特质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政治主体，是一种以获取和维持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虽然政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有着众多显著的不同，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政党首先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体系、组织边界的社会组织。所以，从组织学的理论视角看，党内政治文化属于政党组织内部的一种组织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具有鲜明的组织文化属性。因此，考察组织文化的概念内涵，对理解党内政治文化本质属性与界定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组织文化是组织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是文化学与组织理论相互融合而诞生的综合性概念，它既具有组织理论的特质，又具有文化学的基因。一般而言，组织文化旨在说明组织所具有的文化属性，阐释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内在驱动与深层缘由。著名管理学家W·理查德·斯格特在《组织理论》中指出：“‘文化’一词表现了一个集团内部的特征或品质。我们谈的是组织文化或亚文化。就这一点看来，文化是一种拥有相当稳定的一组想当然的假设，被分享的信仰、含义以及行为背景的价值观。”[24]（P297）此外，“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体。”[24]（P24）这揭示了组织的两大特点：有明确的目标、有规范的结构。美国学者达夫特更是将组织的共同特征总结为：“（1）社会实体;（2）有確定的目标;（3）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协调的活动性系统;（4）与外部环境相联系。”[25]通过对照以上四条组织的基本特征，政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组织：政党本身就是由具有共同目标的成员组成，并按照自身的纲领、章程，建构起一定的组织机构实现政党自身的运转与发展。政党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处在联系国家与社会的关键位置。所以，完全可以断定党内政治文化就是政党的一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与遵循的基本规律，必然也适用于党内政治文化。通过认识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内涵，不仅有助于增进对党内政治文化组织文化属性的理解，还有利于准确界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组织文化的概念最先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美日管理比较研究之中。自1979年Pettigrew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组织文化研究》、Pondy与Mitroff在《组织行为研究》发表《跨越组织的开放系统模式》之后，组织文化这一概念就开始在组织管理、企业管理领域流行起来。组织文化研究也成为了组织理论中重要议题。在众多组织文化的定义中，沙因对组织文化的界定影响最为广泛。沙因从组织文化形成过程的维度提出，组织文化是“一个群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和进行内部整合时，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为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一套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传授给每位新成员。最后这种假设变得根深蒂固，渗入员工的潜意识中，后来每一位新员工经过耳濡目染就会被潜移默化。”[26]这一定义不仅清楚地表明组织文化形成与传承的过程，还深刻揭示了组织文化的深层本质，即一套基本假设。在提出组织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沙因对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组织文化不是一个单一均匀的结构，而是有着三个明显区别的层次结构所组成：“（1）深层的默认假设。这是文化的精髓;（2）价值观。这是组织的理想目标，也是它希望呈现给公众的形象;（3）日常行为。这体现了默认假设和价值观与现实情境的需要之间的复杂妥协或折中。”[26]因为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沙因认为只是单纯观察组织成员的行为无法真正认识和把握一个组织的文化。因为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权变的因素导致组织成员的行为与组织深层默认假设和价值观念所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所以，要了解一种组织文化不仅仅要花大量时间去观察其成员的行为，还要深入探究组织成员认识和思维所遵循的默认假设或者价值观念。
从以上关于组织文化的概念分析来看，组织文化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与在发展演进中所遵循的一般规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组织特性与结构层次，也是科学界定党内政治文化内涵意蕴的重要前提。
首先，从组织文化的生成视角来看，组织文化是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实现内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也面临适应外部环境变迁与实现内部整合的重要议题。适应外部环境是党内政治文化得以与时俱进的基础，内部整合与团结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在党组织内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组织文化的内部构成来看，组织文化有着鲜明的层次结构。这意味着可以从层次结构的视角去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内部构成。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解为具有一种由浅至深的层次序列结构，不同层次的结构元素有着不同的功能效用。要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属性，就不能仅限于对其表层元素的了解，要深入到对其内核构成元素的认识。因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结构往往是区分于其他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标识。
最后，组织文化主要是在组织内部经过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行为模式和组织风格，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有着显著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必然也是政党组织内部长期实践经验累积的历史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在较长历史时段内影响政党组织发展与规范党员行为。
四、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
透过文化、政治文化、组织文化的三重理论维度考察党内政治文化，不难發现党内政治文化有着文化的一般属性，同时既具备组织文化的特征，又有着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党内政治文化归于组织文化或政治文化，而必须要从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则很有必要立足文化的一般本质，结合组织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与属性，充分体现党内政治文化既是一种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组织文化，又是一种有着鲜明组织特征的政治文化的特殊结构。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就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政治实践，在党组织内部沉淀而成的，为中国共产党员所广泛认同的，并且深刻影响党组织发展取向与党员政治行为选择的精神元素的总和。为了进一步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以及把握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前提赋予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是政党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这一基本前提的不同必然导致政党活动目标、行为方式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处于不同国家的政党有着不同的党内政治文化。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必然会因为政党所处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文化传承所呈现出的民族性，而渲染上鲜明的民族色彩。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与中国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互动融合，必然会形成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党内政治文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特性。
其次，党内政治文化是经过长期的政党政治实践积累沉淀而成的精神结构。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必然依靠一定载体才能显现与具化。同时，这也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演变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同其他文化的形成一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过程。这一特性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变迁是一个缓慢过程。而党内政治文化的新陈代谢则是政治实践不断推动的结果。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属于主观意识领域的精神产物，所以，党内政治文化不包括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属于源自外部的强制约束，而党内政治文化则是源自内部的柔性规范。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种文化，而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政治制度是对某一种政治价值的体现和维持，而党内政治文化则是制度有效运转的精神性支撑。
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是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的政治取向，是一种集体共同拥有的精神状态。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文化，其主体必然是全部政党成员，单个党员所具有的主观意识并不属于党内政治文化。不容否定的是，由于教育程度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造成政党成员自身对党内政治文化理解程度不一，有的政党成员可能因为身处政党组织的领导岗位而对党内政治文化有着深厚认同，有的党员则有可能因为长期疏远党组织活动而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边缘人。这不仅决定了身处党组织结构关键位置的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还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让更广大的党员群体甚至是人民群众增强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
最后，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并非是一种一元均质的简单结构，而是一种有着明显结构分层的复杂机体。组织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多元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序层次结构。从组织文化的结构视角看，党内政治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三层差序结构：第一层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核，是决定党内政治文化整体性质的基本内核，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在政党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保持结构和性质的不改变。这是区别政党与政党不同的根本标识，一般在政党诞生初期就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结构，同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其他层次结构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第二层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在党内政治文化基本内核与一定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文化传承相结合之后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精神产物，具有较强抗流变性，若非遭遇重大政治冲突或政党政治系统的历史性变革，中层结构能在较长历史时段内保持性质稳定。第三层为党内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是党内政治文化有机体的最外层部分。与中层结构与基本内核相比，党内政治文化表层结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流变性，是政党在一定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够成熟、不成系统的精神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内涵的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质内容，还证实了上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学术概念界定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本质属性，即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核;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构，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传承中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形成的革命文化与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党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外显特征，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必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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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崇磊
政治文化分析论文 篇3：
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分析
【摘要】城乡二元割据的是我国社会机具特色的现象。“民工潮”出现的同时不合时宜地爆发“民工荒”，高涌入率的背后史无前例地伴随着高回流率。有的理论大多遵循由乡入城的逻辑，从各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如何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则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进行逻辑倒置，探寻由城返乡的农民工又将会给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何种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文化；城乡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隔绝体制的废除，数以万计的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维系家族的土地，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从田野来到工厂，从边缘流入中心，从落后迈向先进，农民工挣扎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过渡的连续谱上，困顿于职业上是工身份上是农的二重角色定位中，徘徊在渴望融入城市与封闭内部群体的矛盾心态里。2004年，拥有九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遭遇“民工荒”。2009至2014年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长率都远小于回乡农民增长率，说明农民工退出城市的速度在逐渐加快。农民工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依附型乡村政治文化与参与型城市政治文化的不相容性，非协调性。回流的农民工群体尤其是被动回流的农民工群体也相应呈现出矛盾二元性，既承载着城市政治文化中的现代化因子，又潜藏着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无奈与不满情绪；既渴望打破原有的依附狀态主动探寻参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又苦于缺少相应素质及渠道完成农村传统臣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国家不能积极探寻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动因，正确引导被动回流农民工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发挥城乡政治文化互动的正面效应，激发积极参与的政治行为，将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一、农民工回流问题的提出
1、农民工：一个身份内卷化的流动阶层
农民工是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冲突下的产物。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目前理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众多学者一致认同的，即认为农民工具有特殊的“两栖”身份，即“农民”与“工”的结合，是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总和。而就当前情况而言，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变为市民。这反映出农民工在与城市的融合过程中遭遇到某种刚性反弹使之无法完成身份的市民化转移而选择回流，这些反弹来自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交往方式，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政治文化因素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在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意识、政治情感上融入城市的过程。
2、农民工回流趋势的显现
农民工回流是指农民进城务工又回到农村的现象。这不是主流，但确实存在并且也非少数。农民工一直在外出打工和回乡就业的天平上左右摇摆，然而近几年来选择的天平却逐渐倾向返乡就业的一方。
我国的“民工荒”正是发生于2004年，2007年开始向全国蔓延，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发生“民工荒”的关系。从全国农民工流动的空间形态来看，农民工回流呈现出由沿海发达地区退回内地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来看》，在2010至2012年间，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数量三年增长了11.05%；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三年增长了12.14%；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三年增长了13.91%。因此，由局部到整体，从时间到空间，一系列的证据都清楚地指向一个事实：农民工返乡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趋势，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伴生现象。
二、农民工回流的政治文化动因分析
政治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理论界学者对它的解释就众说纷纭，其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释义来自于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邹谠教授则认为，其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本文基本上认同邹谠关于政治文化中的文化是指一种政治活动中的非正式规则，而非意识形态在个体价值观中的复制再现。
1、盲目流入与依附危机
农民工初次入城务工的选择大多具有盲目性、冲动性，体现在为对城市生活运作、文化态度、政治参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知之甚少，表现为对长期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利益独占与利益分享、“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我群”与“外来群体”之间的潜在冲突采取选择性漠视的态度。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大多数农民工将入城期望仅仅锁定在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层次，而并未涉及较高层次的适应性需求，更谈不上发展性需求。农民工入城的动机盲目导致其在与城市融合碰壁时产生混乱的自我定位，入城的心理预期决定其只能徘徊在城市的生产生活而无法深入城市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认为，个人是其文化大小的创造物。农民工的主体是习惯于依附的农民，遵从的是以权威崇拜、臣民心态等为主题的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古代他们依附皇权的庇佑、权威的保护，对清官、圣主的期盼以及崇拜是他们广泛的政治情感。但是这种依附的心理却并未因皇权的陨落而得到弱化或质变，反而粘连着传统的部分因子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附的心理仍然根深蒂固在农民的政治心理中，只是依附的介质由以血缘为主的家族关系转变为以地缘为主的人情关系。
当农民进入城市天空，将不可抗拒地受到以公平竞争、参与心态等为主题的城市现代政治文化，即熟悉的人际关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后天建构的，早已养成依附土地人情且相对封闭政治人格的农民工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无地可依、无人可依”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理性的、非人情性的人际关系建立模式造成农民工群体的依附危机；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及相关政治组织对于农民工政治身份培养的忽视、对于利益表达渠道建立上的不重视，又导致以传统血缘、地缘为中心的依附心理，不仅没有因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的冲击减弱，反而因“无处可依”的窘境而得到加强。
2、参与无力与参与边缘
（1）“主体我”的参与无力
政治文化具有独立性，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的发展呈现非同步状态，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随社会环境的演化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尊民卑”思想，加之政治文化独有的路径依赖，使得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缺乏参与热情和权利意识的特点深深地烙印在农民的政治人格中并沿袭至今。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城市居民基本上都受过基础教育甚至有大部分还受过高等教育，权利意识、法律观念较强，掌握信息的方式多样，参与政治的渠道明晰，了解如何通过网络、大众传媒等工具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及要求。相比之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小学到初中的文化水平，且整日忙于生计，对于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相关的法律条文知之甚少也无瑕顾及，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的掌握处于起步阶段或仅仅是认知阶段，政治素质相对较低。农民工群体由于政治素质较低、政治资源困乏以及自古就缺少参与意识的政治人格，使得这一群体既无相应的制度渠道表达权利诉求，也无一定的政治自信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
（2）“客体我”的参与边缘
入城后的农民工深陷“双重边缘化”的困境，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人的职业，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既有别于城市居民，又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他们远离户籍所在地，既得不到农村政府提供的相应服务，同时又得不到城市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农民工缺少相应的制度化渠道参与城市的生产过程，而是大多选择通过同乡即地缘关系的非制度化方式就业。
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由于参与意识薄弱、政治素质乏困而选择性地放弃自己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与可能；另一方面，政府把农民工当作城市政治参与局外人的同时，农民工群体也选择将政府排除在外，转而选择强化其群体内部认同意识，这种过于同质性的交往容易引发他们政治生活的隔离化和“孤岛化”。主观上的参与无力与客观上的参与边缘交织在一起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在情感上、认同上、文化上产生更大的社会距离，从而导致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3）过客心理与落叶归根
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只是完成了社会角色、资源获取方式和空间位置，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大多农民工始终存在一种过客心理，即只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劳动场所，只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中转站，而农村才是自己永恒的生活家园才是自己最终的精神归宿。而农民的过客心理，农民身份的预先设定，农村政治文化的沉淀积蓄，注定其政治人格无法内生出现代化的因子。
盲目流入，使农民工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强烈碰撞的文化选择上不知何去何从；单一、同质的血缘、地缘关系在错综、多元的城市关系网络中冲散稀释，习惯依附权威、感性服从的臣民文化在公平竞争、理性合作的公民文化里迷失依附的方向；“主体我”中的参与无力与“客体我”中的参与边缘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张力，使农民工对城市的政治文化、行为模式无法主动吸纳和自觉内化；深厚的家乡情感、浓烈的乡土意识、“过客”的角色定位，种种一切捆綁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回归力，农民工纷纷选择离开城市归位于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3、城乡二元结构与一体结构的博弈
返乡农民工就是乡村版的海归，他们兼有农业文明与工业——城市文明的双重因子。在这个组合中，是传统与现代的博弈。现代性的因素将带领他们解放思想，创造提高自身的学习渴望，效仿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村民自治，当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新追求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又会倒推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制度供给，双方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然而几千年的依附习性、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早已成为制约现代性因素滋长的桎梏，回到臣民文化环境的农民工能否打破传统观念的封锁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农村在经济待遇、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物质）与城市接轨，同时更是政治文化的本质（精神）由传统性过渡到现代性的过程。在农民工高入城率的背后却伴随着高回流率，而“农民工者，农民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在政治文化上与城市的不相容性、非协调性。户籍制度长期的刚性隔离造成了城乡政治文化的二元分化，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则是实现城乡链接的主体阶层、关键阶层，农民工的政治文化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大量返乡的农民工身上即残留着以依附权威、感性服从为核心的传统性元素又潜藏着以积极参与，理性合作为核心的现代化因子，现代性不能经由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转化的结果与程度影响着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城乡继续分离还是最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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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