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古代艺术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好的判词不仅要正确适用法律、在解决纠纷中发挥作用，还应该起到教化社会的作用，而其说理也应该兼备文采与情理。中国古代判词言辞华美、声情并茂、引经据典、博雅晓畅、措辞简洁、短小精悍、富有气势，可以说是风格鲜明、独树一帜。
第一篇：中国古代艺术论文
中国古代艺术市场探幽
摘要：如果要勾勒出中国古代艺术市场发展的主干，结合社会影响和市场份额来看，可以粗略分成三大主体阶段：一是三代至秦汉的寄生性艺术市场，以寄附于王权为生的歌舞市场为代表——全国的市场消费主体是皇室;二是魏晋至五代的雇佣性艺术市场，以受雇于弘扬佛事的佛教艺术市场为典范——全国的市场消费主体是王公贵族扶持下的僧院寺庙;三是宋元至明清的自由性艺术市场，以牟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各类艺术市场的繁荣为标志——全国的市场消费主体是人民大众。
关键词：中国古代; 艺术市场; 主体阶段
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特色。总体说来，古代艺术市场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乃至衰落等几个阶段，而伴随不同的时期，历史上也呈现出性质各不相同的艺术市场。如从投资主体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皇家艺术赞助(消费者主体是皇家)、私家艺术赞助(消费者主体是权贵富贾)与公众艺术赞助(消费者主体是人民大众);按市场买卖对象看大致可以分为艺术劳务市场、艺术商品市场;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寄生性艺术市场、雇佣性艺术市场、自由性艺术市场;根据艺术商品种类的不同还可以分为美术市场、表演市场、文学市场等。
需要正名的是，皇家艺术赞助其实属于劳务经济活动，应该属于艺术劳务市场的一种，其中被买卖的商品主要就是艺术家的艺术才能。这是因为(1)其生产(艺术家的创作)、流通(文艺机构和社会商业部门)与消费(皇宫内的精神享受)的关系非常明确;(2)买卖双方的交换关系真实存在，皇室必须支付供养艺术家的费用，而艺术家必须按时回报艺术创造给皇室受用;(3)全国的艺术贸易活动一般是围绕皇宫而展开的，皇宫成为这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4)直接为皇室服务的艺术家出卖的主要是自身的劳动，他们实际上是以“工资”的形式完成了这种买卖关系;(5)围绕皇室而形成的一切艺术贸易活动可能会延伸到整个国家或地区，纵横交错的艺术贸易活动本身就构成环环相扣、无比复杂的巨大的市场群落，而这些皇宫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不过是皇宫内艺术赞助活动的外延市场;(6)把经济赞助活动摒弃在市场之外的唯一理由可能在于怀疑它交易的公平性和买卖的自由性，可绝对的公平交换以及买卖自由恐怕从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明码标价和愿买愿卖不过是买卖双方通过契约的方式达到的一种价值共识，艺术赞助行为对于赞助人和艺术家又何尝不是一种契约暗合下的共识呢?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艺术家还愿意寓居皇室的庇护之下时，他与皇室间的交换关系就真实存在而且合理。
因此把皇家艺术赞助活动归类为艺术劳务市场恐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拨乱反正，只不过这种市场是附加了太多束缚的市场，所以与自由性艺术市场相对而言。同上理，私家艺术赞助也属于一种艺术劳务市场，而公众艺术赞助就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性艺术市场了，而且主要是自由性艺术商品市场。
一、 三代至秦汉的寄生性艺术市场
三代至秦汉的艺术市场多以王室赞助为主，即地区范围内的艺术市场经济活动当是围绕王室的需求而展开的，由于依赖王权而生存，故我们称这一时期的艺术市场为寄生性艺术市场。从艺术商品的种类来看，三代至秦汉的寄生性艺术市场主要是歌舞市场、工艺品市场和文学市场。
三代统治者都酷爱歌舞，有些甚至淫乐过度，以至亡国。《管子·七臣七主》说商纣王：
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餔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
《史记·殷本纪》中也有记：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以此足见商纣王对乐舞的沉迷几乎已达荒淫之地。而商纣王于宫中供养大量乐师舞伎所费巨资自不必说，仅从全国搜罗、招募乐人，除了拥有庞大的文艺机构外还得拥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性乐舞劳务市场才行，只是此时期的乐舞劳务市场往往是宫廷主导性市场或寄附于宫廷的市场，即帝王是市场最主要的控制方和需求方。
除歌舞外，巧工淫技也会获取王权开心而攀附上统治者的荫护。
桀既弃礼仪，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之戏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待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秦汉时，艺术市场上的商品除了人(失去人身自由的艺术家)还出现了艺术作品，如到全国各地采集歌舞音乐(文艺作品)已成为宫廷一大盛事。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创建了一系列制度。在音乐方面，首次设置音乐机构“乐府”，将“六国之乐”集中于咸阳宫中。并收集各国民间音乐，创作了一些为秦王朝服务的乐曲。对音乐艺术的发展有所贡献。……
秦亡后，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这个时期，统治者改组和扩大了音乐机构“乐府”，使其更大规模地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并利用民间音乐创作新曲，以供统治者了解民情、巩固统治和奢侈享乐之用。
乐府的产生、乐工的招募、乐舞的采集都需要皇室花费大量资金，在皇帝的推行下，公卿列臣、乃至平民百姓必会参与到这一艺术的盛事之中，不管参与者出于何意，这样的寄生性交换关系是以皇室为轴心而展开的。甚至寄生性绘画交易在汉代的宫廷内也已初见端倪。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王昭君是否是因为没有贿赂画工而被送去匈奴和亲的已不必较真，但皇帝奉养画工为众多宫人画像选伴、画工依附于皇权才能授受到宫女的贿赂大抵还是可信的，不管是画工为皇上效劳还是宫女行贿画工，其中的利益交换关系都是显然的。另外，文学市场除采诗制度外，已出现直接的钱货交易，汉代司马相如《长门赋序》云：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一赋得百金，看来这笔交易对于司马相如来说很划得来。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始，奴隶制度的被打破使劳动人民普遍获得了人身自由，于是艺人的社会活动面更加宽泛了，人身依附性的减弱加速了寄生性艺术市场的瓦解，自由性艺术市场虽然并没有很快建立起来，但雇佣性艺术市场在秦汉后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自由性艺术市场的前奏。
二、 魏晋至五代的雇佣性艺术市场
时至魏晋，天下大乱、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经济凋敝、人心涣散，这一时期的艺术市场也一改往日景象，彰显独特风貌，经三百六十年而入大唐盛世。魏晋南北朝，皇权跌宕、交互更替中导致皇家艺术赞助出现暂时的衰落，而公卿贵族、阀门显达雀起，于是私家艺术赞助应时而兴。私家艺术赞助主要以艺术买卖双方的雇佣关系为主，也就是说雇佣型艺术市场兴起于魏晋而后盛，这是魏晋至五代艺术市场呈现出来的最主要特色。歌舞市场、书法市场、文学市场、工艺美术市场秉承前世而越为兴隆，甚至工艺美术市场自魏晋已有超前转向民间自由市场过渡的迹象。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幢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哤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
好一派蜀都繁景，好一幅市贸图画，“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异物崛诡，奇于八方”、“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足见三国时蜀都的珍宝市场之繁荣、织锦工艺之发达，而全国商贾汇聚也影射出当时国内工艺品自由市场已见雏形。
佛教、寺庙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成为雇佣性艺术市场的主力军是此时期最大的特色。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后，历经魏晋之长久的政治动乱、民族冲突、阶级斗争而逐渐本土化并日益成为中国各阶级的精神信仰，以至在六朝时期成为诸朝一致的国教。所以魏晋之后，国内修建寺院、凿窟立庙成风，一时蔚为大观。如西晋时全国寺院180座，东晋时寺院1768座，宋、齐、梁、陈见长有限，而至北魏，全国寺院一下达到30000座，北齐竟至40000座。如中国最著名的四大石窟都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敦煌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开凿于北魏兴安至太和年间(452—499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其他各大石窟也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
石窟开凿、寺庙修建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巨大的，如：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馀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这是世宗下诏地方上组织修建灵岩寺石窟时的壮景，所有相关的交易活动必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佛教艺术市场。佛教艺术市场主要是雇佣性艺术市场，就是通过地方上的王公贵族、豪门地主、僧院寺庙等出资聘请工匠、艺人从事艺术创作，劳资双方是一种雇佣关系。雇佣性艺术市场与寄生性艺术市场是有本质区别的。表面看来，两个市场出卖的都是劳力和技艺，都属于艺术劳务市场，但寄生性艺术市场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主要特色，对于没有人身自由的工匠、艺人来说更是如此。即便是有人身自由的工匠、艺人，在艺术贸易活动极不发达的年代也必须依附于权贵方能获取生机。雇佣性艺术市场在中国封建社会前中期始为发展：首先，该市场上的艺术家都是人身自由者;其次，该市场上的艺术创作是非自由的，即必须按雇主的指示来确定主题、选择题材、使用表现方式;最后，雇佣关系是临时的，市场周期比寄生性艺术市场短、贸易频率比寄生性艺术市场高。而佛教艺术市场出资方对艺术创造要求明确、创作主题单一、题材约定俗成、艺术创作自由度受限，显然佛教艺术市场就是一种标准的雇佣性艺术市场。
佛教艺术市场包含了歌舞、经文、雕塑、雕刻、建筑等艺术市场，其中绘画市场也是佛教艺术市场中不可忽略的重头戏，至今尚有留存的寺院、石窟壁画就是明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画家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等都曾为当时的佛教绘画事业做出过他们的贡献。
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
这就是著名的顾恺之于瓦棺寺(位于今南京)画维摩诘像捐钱百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发现顾恺之不仅仅是一个大画家，也是了不起的市场经营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画艺术大发展时期，亦是人文自由精神确立的重要时代。长年战乱与政局动荡导致文人士夫对政治仕途渐失迷恋之心而开始转向山水怡情、谈经论道，德行品藻、逍遥洒脱、及时行乐、活泼自在成为当时风气。如此，文人依附权贵的求生传统在魏晋时受到动摇，此乃文艺自由精神的滥觞。于是，文艺自由市场从意识形态上在魏晋适时诞生，为宋元自由性艺术市场奠定了基础。当然，魏晋时的书画家直接参与市场贸易的行为业已频繁出现。
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
一纸《道德经》换一群鹅，想必惟有王羲之这样的名士才能做得出，当然，交换双方各得其益也算得上是公平交易了，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萧子云)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性吝，自外答饷不书好纸，好事者重加赂遗，以要其答。
三十纸获金货百万，看来南朝梁书法家萧子云当时已属于市场行情看好的艺术家了。这样自由的书画贸易在魏晋南北朝开时代先河而直接伸展至唐和五代。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唐太宗)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曾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云，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命侍读。曾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
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
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
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
天子尚且如此推崇书法贸易，可想民间的收藏之风就更盛了。当然，此时的民间书画购藏尚非自觉所为，用来献给王宫权贵以获取仕途发达可能是其重要目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性艺术市场尚要等到宋元年间方才真正开启。
三、 宋元至明清的自由性艺术市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所谓的文治武功在宋代一下子变得残缺不全，罢武尚文的治国方略最终导致中原民族的统治权首次旁落异邦、初尝丧国之辱。究其然，大抵是因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战乱带来的历史教训令宋代统治者讨厌战争进而厌恶武功;再者，大宋的皇帝素有文化修养，喜舞文弄墨、善言诗作画者不在少数，所谓玩物丧志，沉迷诗文书画必然导致丧权辱国之罪过;另外，宋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黄庭坚、王诜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这样的人才如果统治了整个朝廷可能就会导致小农意识泛滥、长远方略不足，而有权势的门阀势力的消失使宋代皇权的制肘彻底消亡，皇权肆掠的昏庸腐朽也必然导致亡国。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宋代的平民阶层空前发展，大众社会、平民社会就此诞生。文化艺术的催生、平民社会的酝酿最终导致自由性艺术市场在宋代正式、全面地粉墨登场而历经元明之后一统江山。当然，自由性艺术市场诞生于宋代并非偶然，大致尚有如下几个历史原因：(1)时局状况：宋代政治腐败、国土沦丧、奸臣当道、忠良遭殃，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士大夫虽深受儒道思想熏陶，但苦于投效无路、报国无门进而追求自身洒脱、耽玩于书画古物、游乐于山水乡野、沉溺于歌舞戏场。(2)文化氛围：因皇室崇尚文风，文臣又当道，好文雅赏之习气深深影响至民间，特别是书画的喜好和张挂在民间一时蔚然成风。当时的药铺、熟食店、茶肆、园苑、甚至妓院都有张挂书画之习气。(3)商业气候：北宋时，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开始出现并流通于蜀地，随后相当于今天的大市场——“瓦舍”、表演场所——“勾栏”、市场中介人——“牙侩”纷纷产生，商业市场的逐渐完善加速了宋代自由性艺术市场的诞生。(4)社会意识：宋代对书画、古玩或艺术投资的风气与唐代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为了自藏赏玩，把玩欣赏者固然不在少数，而把艺术买卖当成可以牟利致富的意识更加自觉和浓郁。
所谓自由性艺术市场就是自觉地以赚钱牟利为目的的艺术买卖、艺术服务市场。自由性艺术市场最关键的标志之一就是艺术商人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如此说来，宋代成为中国古代自由性艺术市场之肇始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艺术的皇室赞助至宋除书画外都呈衰落之势，特别是歌舞的皇家赞助至唐成为绝响，自宋以降而一蹶不振、直至没落。私家艺术赞助自宋达到颠峰，公众艺术赞助自宋以来经久不衰。如宋代大臣贵族家蓄养舞伎歌伶成风。
昌言为发运使时，召范仲淹后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无所不言。仲淹怪问之，则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怿而去。其治家如此。
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苏东坡、辛弃疾府中也蓄有歌舞伎、吹笛婢若干。
而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所记张镃之办牡丹会的场景更是可比宫廷之盛：
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白衣，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除却王公贵族之雅堂，民间歌舞市场当以瓦舍中的勾栏为固定演出场所。瓦舍相当于今日的集市，勾栏是利用布棚或木栏围场收费的一种商业演出形式。
如北瓦、羊棚楼等，谓之“游棚”。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
如此可见，勾栏属于民间演艺的高级方式，至于“打野呵”就是“艺之次者”了，想必就是沿街卖唱之零散卖艺的形式。而明代的“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看来是宋代勾栏中“开呵”的继承。
宋人除了歌舞市场转向民间外，工艺美术、古董珍奇也开始在民间兴盛，特别是民间的收藏之风更是自宋而普及起来。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有一段关于赵明城的轶事颇有意味：
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赵明城、李清照夫妇二人因买不起徐熙值二十万钱的牡丹图而“惋怅者数日”，足见宋人对艺术品收藏是真心痴迷的。宋人陈亚与赵明城夫妇相比，其好古之心不分伯仲。
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唳，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以戒子孙：“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未几，皆散落民间矣。
说笑间足见宋人是如何的好古成癖了。宋人的购藏品之杂也前无古人，书画、碑拓、古书、乐器、古董、珠宝、曲谱、文房四宝、奇石等等没有不进入市场领域的。所以，专业的艺术品、古董商人在当时已经应时而生。
毕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书传，喜字学，粗得晋人笔法。少游京师，以买卖古器书画之属，出入贵人之门。当时谓之“毕偿卖”。兵火赴行在，遂以古器书画之说动诸内侍，内侍皆喜之。上方搜访古器书画之属，恨未有辨真伪者，得良史大悦。月给俸五十千，仍令内侍延为门客。又得束修百余千，良史月得几二百千，而食客满门，随有辄尽。当时号为“穷孟尝”。……会金人败盟，良史无所用心，乃教学，解《春秋》。及复得还，遂尽载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于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号“毕骨董”。
看来，毕良史不仅仅是个“出入贵人之门”的古董商人，还是一个能“辨真伪者”的古董鉴定家。商人、鉴定家都是自由市场繁荣的前提条件，恰恰有了宋代的培植与酝酿，才会有元明清更加昌隆的自由性艺术市场的发展与完型。事实上，元代赵孟頫“凄凉故宅属官府，零落诸孙随市人。空留遗迹传身后，一纸千金争买售。”的景象，明代文征明“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及“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的盛况，清代郑板桥“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的惊世笔榜无一不是脱胎于中国宋元自由性艺术市场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艺术市场从时间维度上大致呈现出三段历史主流：即三代至秦汉的寄生性艺术市场，以歌舞的皇家赞助为主;魏晋南北朝至五代的雇佣性艺术市场，以佛家雇佣艺术为主;宋元至明清的自由性艺术市场，各种艺术自由买卖全面开启。三段主流论仍然是笼统概括的，是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骨架，其上的血肉尚需慢慢添补和堆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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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成乔明 李向民
第二篇：中国古代判词的艺术之美
摘要：好的判词不仅要正确适用法律、在解决纠纷中发挥作用，还应该起到教化社会的作用，而其说理也应该兼备文采与情理。中国古代判词言辞华美、声情并茂、引经据典、博雅晓畅、措辞简洁、短小精悍、富有气势，可以说是风格鲜明、独树一帜。
关键词：古代判词;艺术风格;裁判文书质量
2016年12月，一份写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诗句的诗意判决书走红网络。谈及诗意判决书，就必然会提到中国古代判词。中国是一个诗歌之国，而古代判词也以其优美的语言、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说理论证，将其艺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1 追本溯源——古代判词的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判词，是古代司法人员依据法律作出判断和评价的结论。它的范围比当今的判决书的范围更广，即狭义的裁判文书、整个科举考试的判词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判词[1]。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判词也经历从萌芽到成熟直至完善的阶段。
1.1 初创阶段
古代判词滥觞于殷商时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判词材料，是西周晚期夷厉时期的亻朕匜铭文[2]。这一时期判词材料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甲骨文的诞生和实体法与程序法并存的法律体系的形成，前者为判词的记录提供了载体，后者使得社会产生了对判词的需求。但是，判词材料并非原始判词，难以反映判词的原始样貌。总之，在汉代以前的判词，是极其简单、粗疏的。在当时的判词中，刑事方面只涉及被告的罪名，民事方面也只划定了当事人的责任，判决的法律依据和据此裁判的理由偶有见到，案件事实几乎没有。因此，汉代以前是古代判詞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为后期判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发展阶段
唐宋时期，封建法律制度体系、思想和原则都已经确立，古代封建法制趋于成熟，司法判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考察的唐判较多，比如《龙筋凤髓判》《甲乙判》《全唐文》以及《文苑英华》中收录的大量判词。唐判以拟判为主，判词有“文辞简练”“表达准确”和“说理充分”三个要求，因此，其缺陷是很明显的。由于拟判的盛行，在假定的法律事实范围内，制判者根据既定的事实，作出判决。据此作出的判词往往忽略了事实的认定与证明，进而影响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与唐代判词不同，宋判不仅留存较少，可供考察的主要有《明公书判清明集》和《文体明辩》两本著作，而且大多为实判、散判。为适应社会发展，宋判重视对案件事实的分析说理，在保留唐判重视分析说理、文字表达准确、简练的基础之上，宋判还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引律为判。
1.3 成熟阶段
中国古代判词自明清时期开始步入成熟阶段。留存下来的判词不仅数量颇多，而且内容丰富，如《折狱新语》《醒世恒言》《于成龙判牍精华》《清代名吏判牍选》等。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表述、内容还是法律适用上，我国古代判词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判词与诉讼程序紧密相连。而且，还出现了刑名幕吏阶层，专门研习法律和公牍文书。
2 独树一帜——古代判词的艺术风格
自明清时期起，古代判词就确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语言特点上看，辞藻优美、旁征博引、声调铿锵、言简意赅;从内容上看，包括事实、理由和裁判结果三个部分;从逻辑推理上看，三段论的地位无须多言。本文主要谈论古代判词的语言风格。
2.1 言辞华美、声情并茂
中国古代司法人员所作判词言辞华美、声情并茂、对仗工整、逻辑严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法律价值。如苏东坡的《风流和尚杀人案》：
“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判讫，押赴市曹处斩。”[3]
在此份判词中，“秃驴”“修行忒煞”“空空色色今何在”等词都表达了苏轼强烈的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这一判决从道德和伦理出发，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文;其内容与判定罪过、裁量刑罚无关，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的自由心证却产生了重大影响。苏东坡“以诗入判”，将老套的公文变得趣味无穷，也使其判词名垂青史，在后世流传开来。
2.2 引经据典、博雅晓畅
司法官员在制判时引用典故来铺陈事实、阐明道理，以证明自己的判断合情、合理、合法。判决书引用典故，自然而不润饰、确切而不堆砌、流畅而不晦涩，从而达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尽情”的效果。例如白居易的一份判词：
“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鸟岂忘于返哺？旋观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断弦未续;孔氏出母，疏纲将加。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想芣苢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藟之义，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4]
本判共127个字，几乎句句用典，共计10个典故。典故虽然多，但是毫无堆砌、拼凑之感。在劝诫甲父子要懂得“荫庇其母就是荫庇其根”的道理时，引用《左传·文公七年》中“葛藟犹能庇其根”的典故;在劝诫甲子铭记母恩时引用了《诗经·小雅·蓼莪》;用《汉书·王吉传》中的“去妇复还”，描述甲的妻子有返家的意思。此类例证还有很多，无不彰显着典故在判词中的妙用。判词引用典故，知情动理，文风清雅，充分体现了判词引经据典的法学价值。
2.3 措辞简洁、短小精悍
与现代的裁判文书相比，古代的判词以措辞简洁、短小精悍见长。如《于成龙断冯婉姑抗婚案》一案的判词：
“关雎咏好述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隐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忽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馈，竟听谗言。遂以彩风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至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月明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双，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儿意为奇货。须知令甲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滑纨绔，市井浮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5]
此判短短300个字左右，对仗工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文辞优美、骈散结合、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整体看起来干净利索。若是将该案放到现在，其判决书可能要写洋洋洒洒上千字，与古代言简意赅的理念背道而驰。
2.4 声调铿锵、富有气势
法官在某些情况下扮演语言家的角色。凡是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立场的法官都承担着任务决策和口头表达的双重任务[6]。由此可见，法官不仅是居中的裁决者，还是善言的说理者。至于如何说理能让人们接受，以增强判决的公信力，还要看古代司法人员的判词。著名诗人元稹曾有一判，即《怒心鼓琴判》：
“感物以动，乐容以和。苟气志愤兴，则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岂情状之可逃。况乎乙异和鸣，甲惟善听。克谐清响，将穷舞鹤之态，俄见杀声，以属捕蝉之思。凭陵内积，趟数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既彰蓄憾，诅爽明言。详季札之观风，当分理乱。知伯牙之在水，岂日讲张。断以不疑，昭然无妄。宜加黜职，用刺褊心。”[7]
乐乃是人心对外物的感受，此判不仅阐述了用诗表达人的志向、用歌表达人的情感的一般原理，更叙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古代君主通过统一“乐”以达到统一民心的目的。当代法官们“流水作业”式的裁判文书，虽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但是却没有古代判词那种声情并茂的气势贯注其中[7]。反观古代判词，气势充沛、声调铿锵、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美。
3 鉴古知今——现代裁判文书的反思
如今的判决文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案情、事实与理由和判决结果，但是事实认定部分含混不清、裁判理由缺乏論证过程、法律条文引用缺乏解释等现象十分突出。而古人把“晓之以情”和“动之以理”当作两大说服策略，故“情理化说理”和“文学化表达”也是我国古代判词的两大优长。知往鉴今，当代法官应该从中汲取养分，力图作出“情理兼顾”“文采斐然”的裁判文书。
3.1 影响裁判文书的因素
我国的裁判文书处于一种不断摸索的阶段，就现状而言，裁判文书的质量不容乐观，其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受观念、制度和制作主体三方面的影响比较大。首先，在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的影响下，法官在撰写法律文书时，强调案件的结论报告、忽视裁判文书的制作，强调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忽视对裁判理由的论证，这就导致了裁判文书中论证和推理不足。当事人往往只看判决结果，而对其中的论证说理漠不关心，很难产生共情，裁判文书的公信力自然不会很高。
其次，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影响着裁判文书的制定。一方面，在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下，法官先进行书面阅卷，遵循过往审判经验，先入为主，导致法庭审理流于形式;而在法院内部，在院庭长审判监督下，法官十分重视结案报告的书写，忽视裁判文书的制作，使得裁判文书稍显粗糙。另一方面，裁判文书的考评缺失。与判例法国家追求优秀的裁判文书不同，我国法官一般没有这种追求。因为无论裁判文书制作得有多么完美，其判决理由也不可能像判例法国家那样当作法律来用。案件质量由“发回重审情况”“改判率”等指标决定，法官通常更重视案件质量，不会在意那些“华而不实”的裁判文书。一般情况下，当上级法院“掌握”否决下级法官辛勤工作的最终成果乃至下级法官“命运”的“大权”时，下级法官自然不会花精力在判决文书的撰写上。
最后，法官的素养也会影响裁判文书的制作。在案件数量多、人员配置少的条件下，法官“一人分饰数角”，要审理案件、调查取证和归档等，难有精力来精心制作裁判文书。另外，裁判文书的制作也受限于制作法律文书的主体的素质。在法院队伍，尤其是基层法院中，法官的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总体上还比较低。
3.2 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构想
中国古代判词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定纷止争的司法目的。提高现代裁判文书的质量，可以从古代判词中汲取养分，使裁判文书融情入理，富有“诗意”。
首先，必须转变轻视裁判文书制作的观念。在古代，判词之所以受到极大重视，是因为判词的制作一直被视为历代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和选官标准之一。因此，要提高当代法官的制判水平，就要充分认识到优秀裁判文书的有益之处，转变“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案报告、轻裁判文书”的传统理念。其次，要建立裁判文书考评制度。为制定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考核标准，不妨从修辞、格式等方面入手，同时严格把关法官的选拔、培养、激励、淘汰等环节，以提升法官的个人素质和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再次，裁判文书的说理可以借鉴注重唤起当事人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古代判词，如今这些情感因素依然烙印在人们心中，值得当代法官在制判时加以运用。最后，增加裁判文书的“文采”。若判词表述沉闷，毫无生气，无论说理多么严谨，当事人都很难产生共鸣;但是如果是在一种活泼生动又不失逻辑的语言环境中，当事人不仅乐于倾听，还能口口相传。因此，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可以巧妙地运用比喻、对比、引用、排比等修辞手法，来增加裁判文书的“文采”，增强其可读性。
4 结语
美丽如诗、理法交融的中国古代判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其拥有的法律价值和文学价值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尽管古代判词中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与当代判决书相去甚远，但依然能为如今的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注入新鲜的血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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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玲（1995—），女，湖北利川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作者：张玲
第三篇：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艺术精神
摘 要：在古代的中国，我国的陶瓷雕塑工艺曾是一度领先于世界的，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位于前列的。这也是中华儿女所自豪的。在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陶瓷雕塑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鲜明代表之一，中国的陶瓷雕塑不仅有美学特征，而且还具有艺术精神。文章就是从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和中国陶瓷雕塑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来进行探索研究的。
关键词：中国古代;陶瓷雕塑;艺术精神;艺术特点
中国古代的陶瓷雕塑是古代人的一种重要的发明，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也深刻揭露了我国古代工匠的高潮的手工艺水平和他们的辛劳与智慧。在古代的陶瓷雕塑的精美花案中巧妙地体现了艺术特点，彰显了艺术特征。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指的是我国上下几千年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髓，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这种艺术精神是受当值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所制约的，是与时代发展的主题是相一致的。文章就是从几个方面来了解这种体现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的艺术精神，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技艺精湛的陶瓷雕塑工艺。
1 中国古代陶瓷雕塑发展的历程
(1)中国的陶瓷雕塑工艺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手工艺，其发展历程也是非常丰富的。中国的陶瓷雕塑的起源要追溯到距今约五千年以上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陶瓷工艺的起源时期，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一点是女性子啊社会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也是母系社会的体现。我国古代传统的陶瓷雕塑的形状和类型是丰富多彩的，可以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是多么的勤劳和智慧。中国的陶瓷手工艺发展到夏商周的时候，手工艺水平明显有了提高。中国的陶瓷雕塑工艺发展到秦朝，秦兵马俑是高超技艺的典型表现。中国的陶瓷工艺发展到汉朝。陶瓷雕塑工艺主要以写实为主。这一时期的陶瓷雕塑工艺给人一种形象生动的感觉，非常具有吸引力。
(2)中国的陶瓷雕塑发展隋朝，有了更加明显的进步。隋朝是古代陶瓷雕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朝代之一。唐朝不仅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朝代，同时是中国陶瓷雕塑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唐三彩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这一时期中国的额陶瓷雕塑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范围上都达到了一个顶峰。两宋时期的陶瓷雕塑融入了外来的因素，获得了新的发展，使当时的陶瓷雕塑有了独特的特征。元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手工艺非常重视，陶瓷雕塑的产量迅速增加。明清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前朝的陶瓷雕塑工艺，产品远销海内外，其中以景德镇的陶瓷雕塑最为出名。这些陶瓷雕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手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
2 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的艺术特点
(1)中国古代的陶瓷雕塑不仅仅体现了美学特征，而且还体现了艺术特点。中国古代的陶瓷雕塑并不是独立而存在的，它们之间是息息相关的，都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联系。从中国古代陶瓷雕塑制成的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制作过程当中，要融入建筑学和美术学以及绘画学的好多知识点，同时还要加入艺术思维的构造还未陶瓷雕塑润色这就是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造型美上的艺术特点。
(2)中国古代的陶瓷雕塑特别注重意象美，这与西方的陶瓷雕塑所体系拿出来的艺术特点是迥然不同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中国与西方在对待陶瓷雕塑上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陶瓷雕塑都是体现了相同的神韵，而中国的陶瓷雕塑所变现出来的是不同的作者运用自己对事物不同的见解二免回出来的图案和神韵，是各具特色的，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相同的事物，不同的陶瓷雕塑反映在雕塑上会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并且中国陶瓷雕塑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所变现出来的艺术特点具有夸张性。
3 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的艺术精神
(1)中国古代陶瓷雕塑不仅仅是一门独特的工艺，同时也是一门传统的造型艺术，它通过以陶瓷雕塑的实物为物质载体，体现出当时是人的精神面貌和情感以及宗教寄托，还有当时的文化面貌，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中国古代陶瓷雕塑中的创造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艺术精神，具有独特的美感。在中国古代陶瓷雕塑中不仅体现了美学特征，还时时刻刻舞出不体现着艺术特征。中国的陶瓷雕塑是在造型上讲究形象美的，在语言上要求讲究写意与传神，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形成的艺术精神是与自然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讲，中国的古代陶瓷雕塑具有独特的东方审美特征。这是奇谈国家的陶瓷雕塑所不能相比的。
(2)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中国陶瓷雕塑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的每一点都是与当时某个朝代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息息相关的。中国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是离不开当时陶瓷雕塑手工艺所存在的时代背景的。除此之外，我国古代的陶瓷雕塑与我国古代的绘画，书法意义其他的一些艺术有着相同之处，在我国古代的中国陶瓷雕塑中不免也会体现书法或者是绘画中的艺术精神。这主要是因为陶瓷雕塑的手工艺者与当时的书法或者是绘画家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受同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所影响和制约。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的艺术精神还表现在中国古代新课劳作的劳动人民身上，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也是相当伟大的。
4 结语
中华民族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同样中国的陶瓷雕塑作文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一，中国的陶瓷雕塑也具有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艺术特点。中国的陶瓷雕塑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也就是处于某一时代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因此，研究我国古代陶瓷雕塑的艺术精神就是探索我国某一时期的艺术精神文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发展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艺术精神，分别是从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艺术特点以及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来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只有了解了中国古代陶瓷雕塑的发展历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处的时代发展背景，才能够了解当时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点，来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陶瓷雕塑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反应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研究这一课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对我国的文明也是一种间接地传承，希望我国的陶瓷雕塑文明能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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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