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抽象理性西方哲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维柯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创者，在《新科学》中，维柯对历史观念、历史规律、人性与神性均有丰富的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作为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与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有着共鸣与碰撞。维柯与马克思在与抽象理性的抗争上形成了历史视域；在人的理解上，维柯理解为抽象的人性，马克思则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人。
抽象理性西方哲学论文 篇1：
牛顿自然哲学的哲学与自然神学背景
摘 要：在哲学领域，中世纪神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15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一大主题就是自然的发现。牛顿是古代物理学、神学向近代自然科学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他的自然哲学不仅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一次集大成，也含有丰富的神学和哲学思想。牛顿学说的这一背景表明，近代科学与基督教自然神学有着极深的渊源。
关键词：自然哲学；自然神学；近代自然科学
在哲学领域，中世纪神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15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一大主题就是自然的发现。自然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自然哲学的思辨、奇异科学的实践以及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这三个途径发展起来的。除了人文主义者，自然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中吸取了物活论、生机论和泛神论的因素，把自然看作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运动实体，研究自然与研究上帝属于同样的工作。这一转变是从中世纪神学到近代自然科学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哲学家们反对经院哲学把抽象的理性模式强加在自然之上，要按照可以感觉到的自然本身的原则解释自然。虽然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还常常与占星术、巫术、魔术、炼金术、通灵术这些“奇异科学”掺和在一起，但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以实用为目的，要求可感的经验证据和检验——这些在原则上符合经验科学的一般标准。
一、哲学背景
（一）经验论
培根以知识论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问题，他把改造人类的知识，实现科学的“伟大的复兴”，建立一个能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新哲学，当作自己理论活动的目的。他坚信人类的理智能力，认为只要人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愿意尝试和发挥这种力量，就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多的东西。他认为知识起源于经验，提出“人们若非发狂，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助于感觉”，并以此作为其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要获得知识就要面对自然，面对事实，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他在《新工具论》第一卷的箴言里，開宗明义宣称：“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超乎于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1]。从而把经验从一向受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为一种科学原则，一种考察方法，使之成为科学上、哲学上一种不可缺少的依据。同时，也不能迷信感觉经验，对于无关的因素的要排除掉，对于直接用感官感受不到的东西，要借助实验机器加以感觉。
洛克对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做了新的规定，认为传统哲学在用理智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往往不考察理智本身的能力，不知道人类知识的起源、本性和范围，结果便妄谈天赋观念的存在和作用。人们只要运用天赋的能力就可以自然地获得相应的知识。洛克提出，要把对人类理智本身性质和能力的考察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通过这种考察，“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信仰、意见和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无论在思辨领域，还是在道德实践领域，都不存在作为知识源泉和基础的天赋观念，必须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主要障碍进行批判。人生之初，心灵犹如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后得的经验才在这块白板上写上观念的文字。
（二）唯理论
笛卡尔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摧毁旧的经院哲学体系基础，同时证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合理性。他认为，批判经院哲学，推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理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已有的观念和论断很多是极其可疑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他把怀疑看成积极的理性活动，以理性为公正的检查员把一切放到理性的尺度上校正。
唯理论哲学家无不关心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基础和范围等问题，在前人没有涉足之处开始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与经验论的分析归纳方法不同，唯理论提倡数学演绎方法。唯理论以数学为知识的模型，因此，唯理论者无不推崇数学的方法，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自然科学需要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数学是理性能够清楚明白理解的，所以数学的方法可以用来作为求得真理的方法，应当以这种方法找出一些最根本的真理来作为哲学的基础。
（三）机械论
机械论是近代哲学的普遍特征，不管是唯物论、唯心论，还是经验论、唯理论，都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并有机械论的倾向。唯物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为感官活动，并最终还原为机械运动。唯理论把心灵作为与物质不同的实体，心灵活动与物质运动属于不同的因果序列，因此产生了身心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经验论把因果关系等同为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产生出因果联系是否普遍有效的问题。
其自然观把世界看作由因果链组成的大机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直线因果链，一切都按照因果关系必然出现。必然性就是这条锁链中绝不会错的和不变的联系，一切原因都必然产生确定结果。偶然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字眼，是人们把不了解的因果联系归结出来的，是掩盖人们无知的遁词。自然界也是没有变化的，它只有数量的增减和机械的运动，而运动的原因则是外力的推动。遵循着力学定律，研究自然的方法主要是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各个部分孤立起来加以研究，分析之后的归纳，也只是停留在机械地加和上。人是世界这架大机器中的小机器，组成其部分的零件一个一个推动，造成人的生命运动，人体和心灵的一切活动都只是机械运动的一种表现。
二、自然神学的兴起
（一）历史背景
17-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切尔伯里的赫伯特（Herbertof Cherbury）和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之前，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起点。在此时期，自由派对政治家和在教会中“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及形式的人”有着重大的影响，欧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论证了在宗教事务中摆脱专制的理由。英国早期的启蒙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在这样的两个极端之间所展开的尖锐争论，一极是反对权威的自然神论者，另一极是为等级制度和正统作辩护的高教会派。业已形成的启蒙运动，与以前的某些价值如宽容、自由和合理性相比，被认为更值得重视。它与独裁主义势不两立，拒斥对教会权威的过分张扬，这与它特别尊重世俗的观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既与自然神论的理论不可分割，又与怀疑主义须臾不离。
这一历史时期的科学理性并没有立即成为另一种替代的权威（像今天这样），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很长时间内还受宗教传统的影响，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它还要受到经验的制约，正是这种“健全的理性”才成为新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发展的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从一种权威向另一种权威过渡的时代。无论如何权威是理性的障碍，反对权威是理性复兴的必要前提。
（二）基本观点
自然神学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法所进行的理性的构想，它透过现象领域达到终极实在的领域，达到经验世界之唯一解释的神圣秩序的领域，否则，经验世界便晦涩难解，令人迷惑，面目不清。自然神学有一神论和理性两个要素，即上帝只有一个、上帝的创世行为可为人的理智所认识。实际上理性是基督教自然神学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基督教理论化程度高于其它宗教的主要原因。因而自然神学是一种理性神学。
自然神学的基本观点是把上帝看作外在的造物主，他创造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然后就单独丢下世界不管。塞缪尔·克拉克在《论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中把自然神论者分为四个类别：第一，一些自然神论者自称相信一个永恒、无限、独立、理智的存在物的存在；这个至上的存在物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又想象上帝本身根本和这个世界的管理没有牵连，一点也不注意，或者一点也不关心那里所做的事情。第二，一些自然神论者承认自然中有天道。第三，一些自然神论者进而还有关于上帝道德圆满性的意念。第四，一些自然神论者此外还承认人对上帝的义务，看到需要一个有奖惩的将来状态——但是有关这点的一切都只是“就他通过自然之光可以发现的而言。”[2]上帝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把上帝的意志显示给我们；一本便是万物，把上帝的力量表现给我们，而由事入理，万物可作为圣经的钥匙。人们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理性思索和研究，就会对上帝有适当的思量忖度。
（三）代表人物
洛克从来就不是一个偏激的清教徒，拒绝研究各种精致的经院神学理论；而他在宽容理论上的最初尝试是与这样一种观点联系着的，即在宗教中，“思辨性意见的条款应当是少而宽，而礼拜的仪式则应当是少而易。”他的《论宗教宽容的信》、《人类理智论》、《基督教的合理性》等著作屬于自由主义神学的历史，同跟着而来的自然神论有密切联系；他论述宗教就像论述任何别的一门学科一样，他解释圣经就像解释任何别的一本书一样；而在他对宗教本性的看法中，他倾向于把宗教说成仿佛它几乎完全在于一种理智信念的态度——一种在18世纪进程中变得更加突出的倾向。
洛克直截了当地诉诸《圣经》：奇迹和预言使他的理性确信这些圣经的权威；同样的理性也被用来理解圣经所揭示的学说。他并不留恋宗教的外在证据，其兴趣在信仰的内容上。这一时期，所有关于神学的辩论都是在理性法庭上进行的。这论战并不是理性主义者与那些不相信理性的人们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应当相信什么。
洛克不只为理性的运用辩护，也不只抨击基督教神秘主义，而是对那个时代流行哲学观点进行表达。塞缪尔·克拉克说：“上帝的意志始终使他自己按照万物的永恒理性而行动，”而“一切理性创造物也不得不用同样的永恒理性法则支配他们的一切活动。”[2]
（四）结论
启蒙思想家大多走渊源于洛克路线的温和的怀疑主义，即怀疑宗教和形而上学，但不怀疑科学。“人们现在正在清除他们对自然哲学中的假说和体系的热望，除了那些来自于经验的东西，他们不会相信任何证据。而现在正是他们在各种道德研究中尝试改革、拒斥各种伦理学体系的时候，不管他们是深奥的还是机智的，只要是没有事实和观察根据的，都应如此。”[3]
尽管自然神论是宗教范围内的一种合理化倾向，但并不是“理性主义”的必然伴随物。理性主义者赞成建构知识系统的理想，他们认为，应当像通常所说的几何学知识那样，根据来自于自明的真理的论证来建立这种体系。并非所有的理性主义者最终都批判神学，都背离正统或追求一种哲学的宗教。因此成为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者并不必然意味着成为宗教问题上的理性化者，进而成为有这种倾向的自然神论者。
参考文献：
[1][英]罗吉尔·培根.新工具[M].许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Semuel Clarke，A Demonstration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London：1738.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段玉
抽象理性西方哲学论文 篇2：
维柯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研究
[摘 要]维柯是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创者，在《新科学》中，维柯对历史观念、历史规律、人性与神性均有丰富的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作为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与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有着共鸣与碰撞。维柯与马克思在与抽象理性的抗争上形成了历史视域；在人的理解上，维柯理解为抽象的人性，马克思则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人。在历史动力的判断上，维柯认为抽象的神意推动历史，马克思则认为人的实践活动生成历史。
[关键词]维柯；马克思；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新科学》
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史中以人类历史规律、民族意识为研究主题的先行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是历史观研究、思想史研究上重要的历程碑。虽然《新科学》没有在它所处的时代获得应有的赞誉和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维柯的历史哲学对此后哲学家历史观念和历史原则的形成，以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拓宽对维柯与马克思的双向理解。
一、与抽象理性抗争：历史视域的形成与发扬
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的共同原则即历史发展和历史规律的问题。将哲学研究开辟历史视域，这在維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挑战性的突破。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追寻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自明性为主要目标，而笛卡尔哲学无疑在这方面成就突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尔寻找到了牢固基础的自明真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自明性的观念成为了判定标准。如此一来，那些无法用几何演绎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历史、社会、诗与修辞、经验知识，在笛卡尔处被轻视尘封。
维柯所做的正是对笛卡尔核心问题的挑战：思想并不是“我”存在的原因，也不是一切科学知识存在的基础。在《论意大利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的著作中，维柯表明了对于这一认识的判断：“真理即创造”。人类所能够认识的，只有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即人类创造的历史。自然界等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对自然的真正认识。在《新科学》中，维柯这样表述：“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1〕维柯的这一原则，把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对于人类认识对象的理解完全颠倒了过来，哲学研究应该从人出发，历史维度的哲学研究在维柯处解禁并成为可能。哲学的目的不是探求外在世界的永恒真理（这一点在哲学与科学真正分离后，便成为了科学的主要任务），而是认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的历史，并不断创造人类发展的历史。
尽管维柯开创了探究人类历史的社会规律的研究路径，但这种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法国启蒙哲学认为，人人天赋理性，遵从理性的指导历史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进步。为了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构想，启蒙哲学家把历史的描述单一化、简单化，将文明与野蛮、无知与理性进行对立的理解，无疑遮蔽了历史延续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德国，赫尔德、洪堡对世界各民族的特性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德国历史研究和历史主义的传统。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其哲学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无疑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马克思从黑格尔处那里继承历史的视域和历史的方法。但黑格尔对于历史的思辨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被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也不是主题的想象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对于忽视历史知识的考察，忽视社会现状的观察的哲学家门来说，“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马克思指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3〕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4〕实际上，马克思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的交往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研究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回归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
不难看出，维柯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形成和选择，都处在以追求抽象范畴作为演绎、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论支点和前提的哲学时代背景中。维柯作为先行者，敏锐地发觉到人类对人类历史实现认识的可能性，把历史发展及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马克思则在维柯的基础上，直指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的自足、真理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症结，从抽象的精神世界转向现实的社会和人。
二、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抽象的人性与现实的个人
《新科学》中的“科学”，是一种怎样的意义呢？科学的对象往往被定义为真理，即普遍永恒的原则。在此，维柯也提出了他重要的创建：“真理就是创造”。可以说，这也是维柯的《新科学》中的逻辑起点。科学是追究原因的知识，而“新科学”就更有资格来满足这一要求。维柯富有创见地认识到，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作为，才能得到科学的认识。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着，并非人类的创造，因此，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要留给创造自然界的上帝。而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对于人来说，历史是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民政世界的原理和原因“必然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5〕维柯的这一原则无疑为人类能够科学的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正是通过人类创造性的活动，人类活动的现实性与人类自我认识的真实性真正结合。有学者认为，维柯的这种把“创造”与“知道”等同的思想，是近代“实践”理论的源头之一。
M.H费希曾经指出，维柯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一个同是否定的看法，认为从单纯个体中找不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是各种制度在发展中的体系。的确，由于人类能够不断地创造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人类发展形成了一个生成的过程。在维柯看来，人类的创造性源于“诗性”的活动，而非完全自觉。最初人类凭借富有想象和创造的“诗性智慧”创造历史，人们借助自然神学想象出诸神，借助逻辑学发明了语言，按照伦理产生出英雄，通过经济学创建家庭，通过政治学建立起共同体。这种诗性智慧中包含着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物理的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地理的知识等等。但这种创造性力量归根结底在于“神意”。神意即使人类智慧的开启和所有必然性的实现的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些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一观点的，将历史放置于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实践联结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间维度，以及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转换的空间维度。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和生活条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起点。
三、历史发展动力：神的指引与人的实践
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维柯发现了人性的历史作用，并阐述了利益因素的作用。由于维柯把历史活动仅仅看作是人的意识活动，因而未能从现实的人类劳动剖析历史，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结为“天神意旨”。对于维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者，还是打着上帝旗帜下的无神论者的争论颇多，但在对人性的根源理解中，维柯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将其归结于抽象永恒的理性神。维柯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考察上的，因而，它无法认识到历史动力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它对历史动力的探寻也只能是建立在人性的变化上。
与前人把历史发展动力视为理念之类的东西不同，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展开，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类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的矛盾、革命和改革，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等影响社会发展的要素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人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没有被预先设定好并且历史没有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来建立唯物史观的，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必然形成一种客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参与历史创造的人类意志。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进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化，历史的发展是人的现实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在历史中获得了创造历史的力量和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因此，人类历史并不是天神意旨所安排的，人类的历史是人们现实活动的主体化的过程。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通过实践活动，人确证了自我，改造了世界，也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着人自身，从而实现人的否定、突破和超越。
〔参 考 文 献〕
〔1〕维柯著.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0
〔3〕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2：10-12.
〔5〕维柯.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北京，2012：3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责任编辑：谭文富〕
作者：李瀛霓
抽象理性西方哲学论文 篇3：
英汉旅游文本对比与翻译
摘 要：旅游文本起着导引的作用，其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宣传效果。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进行分析，旨在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使旅游文本翻译达到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旅游文本;差异;翻译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文本翻译的质量也越来越受到业内和业外人士的关注。本文就英汉旅游文本的各自特征与差异展开论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实例，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以期为翻译人员提供参考，推动旅游文本翻译的发展。
二、思维差异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受思维的支配，而思维也离不开语言来表述自身。西方人的思维一般来说是直线的，而中国人的思维多是曲线的。语言是思维的体现，思维决定了语篇特点。所以英语行文结构为直线，汉语则为螺旋曲线。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导致了语言中修辞、用词手法的差异。汉语的旅游文本中，经常使用对偶结构和四字格，达到音形意皆美、诗情画意盎然的效果，多仰仗辞藻的渲染而不是物象的明晰展示。
相对的，英语旅游文本大多风格简约，结构严谨而不复杂，信息的准确传递是最为注重的地方。对景物的描写一般是具体的罗列，是对景象的再现。
例：Tiny islands are strung around the edge of the peninsula like a pearl necklace. Hunks of coral reef， coconut palms， and fine white sand.
译文：小岛玲珑，座座相连，如珍珠项链、绕岛周边。珊瑚通透，椰影成片，沙滩似银，美景如诗。
原文就像一張照片，将景物罗列：珍珠、珊瑚礁等。而译文充分利用四字格的表达形式，把原本代表景物的词语变成了一副生动鲜活的海岛风光图。
三、审美习惯差异
汉民族独特的美学观念是社会和文化历程的浓缩，是社会历史和生活经历在心理的沉淀，反映了其特有的思想和审美习惯（包惠南，包昂，2004）。
传统西方哲学则强调抽象理性思维，在物象关系上，强调模仿以及再现。亚里士多德主张美学之最高境界应该是 “照事物原本的样子去摹仿”（包惠南，2001）。客观理性的思维特点就体现了出来，而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是句式严整、逻辑理性、简洁自然。
例：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成就了长江三峡绝妙的景色。气势雄浑的瞿塘峡，逶迤的巫峡，礁石林立的西陵峡，无不风姿美妙，光彩夺人。
译文：The great Three Gorges of Yangtze River created by Mother Nature in all her glory. The grandiose Qutang Gorge， meandering Wu Gorge as well as heavily-shoaled Xiling Gorge， all coverd in splendid colors.
译文把“气势雄伟”等四字形容词组，化为英语中单个的形容词，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直接形象地称之为“Mother Nature”，结尾处四个松散并列词组，全部融合成为与上下文衔接的一句话，更反映出英语行文注重逻辑性的特点。
四、各展其长
在翻译旅游文本时，要考虑到翻译的受众——也就是目的语读者的自身特点，使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词语，从而有意识地填补相应的文化空缺，尽量使译文能够让读者乐于接受，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
在各类文体中，古诗词是非常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如果能够把文本中的诗句翻译出来，不仅会让读者对景点有更深刻的理解，还会给整个文本增色不少。成都杜甫草堂中有一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一句诗是杜甫晚年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可以说是对自己诗涯的总结。许渊冲先生曾将其译为如下两个版本：
译文1：A poem may long， long remain，
Who knows the poet’s loss and gain （joy and pain）？
译文2：A verse may last a thousand years.
Who knows the poet’s smiles and tears？
第一种译文采用浅化的方法，不但使读者了解原诗内容，还具有意美和形美;第二种译文则以具体的笑和泪取代了抽象的得失，虚实相化。这样的译文放在景点介绍中，不仅不会造成语篇衔接断裂，还会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五、结语
思维的不同造成了语言表达形式、风格的不同，翻译其实是在两种思维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理解语言差异背后的原因，还需要理解原语的实质，脱去原文的外壳，把汉语的“虚”转化成英语的“实”，虚实相化，各展所长。
最后附上许渊冲先生模仿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所写的《译经》作为总结。“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作者：何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