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1：
马克思的财富理论
摘要：马克思关于财富的基本观点包括财富的物质内容、财富的社会形式及财富的尺度等。财富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财富一般是生产力或生产力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财富作为社会形式来表达时，衡量财富的尺度只能是社会劳动时间。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取代后，衡量财富的尺度将从劳动时间转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有利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差别，突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基石地位。
关键词：财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尺度；政治经济学
财富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近代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财富含义的理解伴随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逐渐形成。重商主义把金银货币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财富形式；法国的重农学派把一切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归于财富；而英国的斯密把国民财富界定为一国由所有部门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总和。在近代政治经济学产生中，财富是被看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正是这种研究对象的确定，才使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詹姆斯，穆勒分别提出了经济学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对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的体系之上，这种体系或结构被一直沿用下来。近年来，国内关于财富的讨论有所发展，这种讨论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相关连，并反映着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人们的理论探讨兴趣。不过，在讨论中对马克思理论的引述、理解上存在着一些分歧，也形成了某些尖锐对立的观点。本文拟就马克思关于财富的理论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一、马克思论财富的物质内容和“财富一般”
什么是财富?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也即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讲：“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马克思不仅从物质内容上说明了财富，还从这个意义上讲到了“财富一般”。马克思在讲资本的历史局限性时说：“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即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在“生产力”一词之后用“财富一般”一词是对“生产力”进行解释、说明。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撇开财富的社会形式不论，财富就是由无限多样化的使用价值构成的总体。凡是对人来说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都属于财富的范畴。按马克思的说法，能概括这种无限多样化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一般”，或“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而在这种意义上的“财富一般”就是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与财富一般在实际上讲的是一回事，即生产力的表现、体现就是一般性上的财富。人对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就是生产力的表现或体现，同时也就是人类的财富。马克思在这里，用财富一般解释了生产力。同时也指明，财富一般的性质也要从生产力来揭示。
二、马克思论财富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讲财富的物质内容时，已经同时讲到了财富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特别重视研究财富以使用价值作为物质基础(这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形式)时的社会形式，以及这种社会形式的演变。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财富社会形式产生、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些分析可以归纳如下：
1、财富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说：“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财富的自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质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财富的自然形式也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形式，一方面，个人的社会性直接由他所处的共同体或社会团体所决定，他的个人生产直接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个人需要的满足受使用价值本身特性的限制。对个人来说的相对剩余或过剩是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决定的。
2、财富的商品形式。在财富的自然形式上已存在交换的可能，所以，财富的自然形式向商品形式转化具有必然性。马克思说：“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领域。剩余的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在这时，财富的社会形式就不再是建立在单纯的个人与占有物(或客体自然)的关系、个人对个人的直接统治与服从关系之上，而是要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
在财富的商品形式上，财富的积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仍像自然财富时那样当作使用价值积累，另一种是当作交换价值来积累。马克思说：“……其他一切商品，或者当作使用价值来积累，这时，它们的积累方法决定于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例如，粮食的积累需要有特殊的设备。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积累奴隶和土地使主奴关系成为必要，等等。特殊财富的积累要有不同于积累本身这种简单行为的特殊过程，并且发展着个性的特殊方面。或者是，把商品形式的财富当作交换价值来积累，这时，积累就表现为一种贸易业务或特殊经济业务。经营这种业务的人变成粮商、畜贩等等。”
3、财富的货币形式。商品交换价值的发展必然产生出货币的形式。马克思讲，剩余产品转化为商品后，“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长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货币……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只有在一般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因而可以当作单独的商品保存的时候，才可能发生。”“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财富本身的积累。”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货币形式上，一般财富，或财富一般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在这时：一方面，“商品只是代表着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而金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
在。”也就是说，“如果说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着一般等价物或抽象财富——金，那么金在它的使用价值上代表着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金因此是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社会财富的概括。从形式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从内容上说，它是一切现实劳动的总汇。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
三、马克思论财富的尺度
在财富的社会形式中，货币又转化为资本的形式。马克思说：“作为适当的交换价值(货币)从流通中产生和独立化，但又重新进人流通，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而使自己保存并增大(增加)的价值(货币)，就是资本。”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分析中，提出了“财富就是可供支配的时间”的观点，并论述了衡量财富的尺度从劳动时间转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思想。
1、财富就是可供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在分析“剩余劳动的性质”时指出：“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更确切的表述是：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这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被奴役的时间。”“正如植物以土地为生，动物以植物或者以食植物的动物为生一样，社会中占有自由时间(即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的那部分人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因而，财富就是可供支配的时间。”可见，在马克思的观念中，(1)劳动群众(或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2)剩余劳动(及剩余产品)是劳动阶级以外一切阶级和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3)剩余劳动的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因此，一方面是形成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对劳动阶级而言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就是不劳动阶级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4)这种自由时间又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基础。由于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都反映着人类生产力的水平，由于生产力的表现或体现就是财富一般，所以，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可供支配的时间，或者自由时间。在这里，在财富一般=生产力(或其体现、表现)的公式上，又可加上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即：
财富一般=生产力=可支配的自由时间
2、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是劳动时间。不过，上述表达是就财富的物质内容及性质而言的。当财富作为社会财富出现，或当财富以一定社会形式被表达时，就是自然财富、商品、货币、资本等等。而在这些社会形式下，它们作为交换价值，衡量的尺度只能是劳动时间。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人们熟知的。
3、财富的尺度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转变。在马克思看来，衡量财富的尺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将从劳动时间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转变。他在分析固定资本时指出，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特别是在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形式下，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而矛盾的结果将走向劳动者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论述了在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实现的转变。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变为机器体系是提高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趋势的实现。与机器体系的价值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趋于消失。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固定资本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社会生产力以固定资本来衡量，“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取决于劳动时间，较多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现实财富表现在已耗费劳动时间和产品惊人的不成比例上。这时，劳动不再像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而是表现为人以监督、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介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已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种转变中，成为生产、财富的基石的，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直接物质生产摆脱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不为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直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方面发展。
马克思在上述讲的是机器大工业创造了这种转变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这种必然的趋势是资本的生产方式最终解体，而由劳动者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讲到资本的生产方式基础在两个方面的消失。第一，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因为机器大工业已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和生产的形式，原来的直接劳动变成了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第二，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在这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不再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物，“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
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财富的货币、资本形式被取代后，衡量财富的尺度也自然而然地从劳动时间转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四、关于财富讨论中的一些观点
全面准确梳理和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进行关于财富的讨论。
I，多年来国内曾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进行过讨论，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较为具体的分析，并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更为清楚地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的财富理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将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这种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具体化或转化为经济学中的概念和范畴。具体来说，哲学中的生产力范畴被马克思解释为经济学中的财富范畴，解释为财富一般，这样就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地确定在财富上，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确定了财富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把财富的物质内容确定为使用价值，把财富的社会形式确定为交换价值。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财富的使用价值本身作为被设定的经济规定性与交换价值一样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是由人的劳动和自然界一同创造出来的，而交换价值作为社会形式，反映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只是由劳动这一个因素或源泉创造出来的。当马克思确定财富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时，财富这一范畴就在财富的社会形式上(即在交换价值这一规定性上)把哲学上的生产关系转化为经济学中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了。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区别开来了，西方经济学虽然实际上也研究人们的经济关系，但总是一般地把自然的因素，或者把过去的、物化的劳动也作为创造价值或交换价值的源泉。也因此，西方经济学一般来说总是强调并停留在财富是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规定上。
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把生产力解释为财富一般，因此，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或生产力在意义上是一回事。但是，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这一意义上的财富内容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这就表明了，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生产力或财富在具体物质或技术上的内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把生产力的表现或体现，也即财富这一范畴中的物质内容作为一种形式规定—使用价值确定下来，并把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也只能在这样规定的使用价值的各种形式基础上，才能展开对财富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在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上的分析。很显然，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财富或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准确的；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当然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但是，只有全面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力、财富等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是如何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与生产力或财富物质内容相关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的。
2、在关于财富的讨论中必然涉及财富的内容和形式。在讨论中，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财富本身需要做出新的全面的理解。有的人把人的发展作为尺度，认为财富“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同时也包括精神财富、文化财富、人力财富等。”有的提出“精神财富”的概念，认为“‘精神财富’是指那些不能被商品化的但又能让人们感受得到满足的非物质的东西。例如：安全感、自由感、受尊敬感和受关怀感、公平感、幸福感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精神财富是与可以商品化的文化遗产等不同的。有的学者还提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互补品的关系”，并提出精神财富的量化设计。这一类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关于财富的内容和形式可以也应该在很多方面展开。不过，讨论具体财富的内容和形式时，简单地把一些概念排列在一起，而不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分析来讲是不够的。比如上述把安全感、幸福感等作为“精神财富”，就存在不妥之处。财富或财富一般就内容来说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某种东西，包括物质形式的和精神形式的，它们可以是给人带来安全感、幸福感等等感受的物质或精神形式的东西，但决不能是这些感受本身，这些感受本身与财富一般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又比如，作为“物质财富”之外的“人力财富”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指人的生产能力吗?如果是人的生产力，它就是马克思讲的财富一般，也属于物质财富的范畴。是从生产者的主体地位来与作为客体的“物质财富”相区别吗?实际上，人即使作为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它作为主体本身也仍是一种物质的自然的力量。
3、在关于财富的讨论中，财富的源泉和尺度更成为焦点和中心。在讨论中，有些人注意到了马克思讲自然与劳动一起共同创造财富的论述，因而提出“要素创造财富论”。在讨论中，强调财富的物质内容，强调这种物质内容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从而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的财富不是只有劳动一个源泉，这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意思。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财富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的物质内容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和自然一起创造的，这要说明的是劳动只有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以一定的方式相结合，才能创造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财富。另一方面，作为物质内容的使用价值的财富又必然同时以一定的社会形式出现，交换价值(商品、货币、资本等)即是这种财富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指明，作为反映人们生产关系的交换价值，只由抽象劳动创造。在这里，从使用价值来看的财富是由具体劳动和自然一起创造的，而从交换价值来看的财富则是只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这是一个过程在二重性上的表现。如果把“要素创造财富论”看作是对传统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实际上是肯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方面的内容，而否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方面的形式，割裂了财富内容与形式的联系，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关于财富的讨论之所以与劳动价值论相关也正在于此。在这里表现出马克思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重要分歧之处。实际上，有的作者是较为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别，把马克思的观点称为“财富与价值二分论”。但主张财富的实物论和价值论必然合流、价值论和价格论必然合流，则直接站在了马克思的对立面。
在关于财富的认识中，有人也注意到马克思关于“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论述。不过，他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的几种尺度：劳动、“社会个人发展”、“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等，并把它们划分为两类：劳动尺度、人的发展尺度，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财富尺度问题时。从来没有离开劳动尺度抽象地谈论人的发展尺度，后者就是从前者自然引伸出来的。”在这里也存在一些误解。第一，“劳动”和“人的发展”都不能作为尺度。劳动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是作为劳动者的活劳动加以定义的，人的发展本身则是指一个历史过程，它们二者都不符合尺度的性质。尺度是天然
客观存在的，用以衡量同质事物的一种标准。第二，马克思是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或尺度的。在财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财富采取了交换价值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财富的交换价值；同时马克思指出，在财富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同时，劳动者的直接劳动通过交换价值的形式成为社会劳动，并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不劳动者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而财富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劳动者超过必要劳动时间所提供的、而由不劳动者获得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只不过在财富必须采取交换价值的社会形式下，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表现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并且只能用“劳动时间”作为尺度衡量社会财富。第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财富一般就是生产力，也就是“社会个人发展”、“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人的发展”等，它们与财富在这种意义上不过是同义语，它们不能作为财富的尺度。第四，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机器大工业形成着资本(交换价值、价值)这类财富社会形式解体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一旦这些基础和条件完全具备，财富将不再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劳动时间”的尺度也将被“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取代。因此，用“劳动时间”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和用“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取代“劳动时间”尺度，是建立在人类财富发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在交换价值这种财富的社会形式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时，只能用“劳动时间”这一种衡量尺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并不存在并列的几种尺度。
4、从关于马克思财富理论的讨论中反映出，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第一，更为清楚地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差别，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基石地位。离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去“修改”、“发展”，很容易走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第二，在理论探讨中，应该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新特点，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了哪些新的社会生产形式，这些新的生产力及其新社会生产形式可能在什么程度上，提供着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从而为“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取代“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提供物质基础。第三，注意社会生产力发展，或财富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采取的对立形式和对立性质，也注意财富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对立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要研究发挥社会主义的何种优越性，避免和减少哪些对立形式所造成的危害。比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固然要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但在追求价值目标的同时，应该也可能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好地合理分配和利用各种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因为真正的财富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人的生产力的体现，也即人类必须身居其中的自然界本身，而社会主义将公有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应该也可能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眼界看到这一点并可能创造更多的手段或能力达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和谐。
作者：姚开建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2：
马克思财富观的理论渊源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关键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
马克思最早开始研究财富体现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论述着眼于古典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展现出来的蕴含深刻哲学创建的财富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早期的财富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在于它揭示出财富的劳动本质。
1.重商主义的财富观
重商主义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摈弃神学，从世俗利益、新的社会关系和实证的角度来研究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的运动。威廉·配第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他将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也将个别劳动财富提升为社会财富，这里，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就反映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尽管威廉·配第还仅仅是将劳动看成是能动的要素之一，而且对社会财富也只是简单粗糙的抽象，但这却使人类能够开始认识财富生产的主体性来源。威廉·配第对于财富来源的发展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对于财富的物质形态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把财富归结为货币，并把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2]
2.重农主义的财富思想
重农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这种指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他们反对为了纯粹的货币积累，而过多地干涉经济生活，提倡尊重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的财富思想是重农主义一切思想和主张的核心。
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把“纯产品”视同财富，认为财富产生于生产领域，通过社会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实现。在《经济表》中，魁奈认为：财富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能够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在魁奈看来，劳动成果或者是财富的分配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合理的分配会降低生产者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依赖劳动者的农业生产。重农主义对财富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有了初步判断。然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他们所谓的财富也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密切相连的物质及其形态，他们并不认为工业和商业劳动能够带来新的社会财富。
3.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财富思想
西方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自然界第一次、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被动的对象，人类开始改造和作用于自然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被世界逐步确立下来。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财富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3]财富来源于劳动，而且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初始来源，没有劳动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的存在意义。李嘉图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自身的财富思想，他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看作“评价经济现象的法则”，在这里经济法则取代了自然法则，从财富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退步，客体成为独立的存在，摆脱了主体意义，主体不再是主动的、乐观的，反而成了客观世界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财富背后的另外一种隐性的不为多数人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对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运用矛盾分析、历史分析和科学抽象方法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黑格尔哲学中的财富思想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财富观念内含于其法哲学体系当中，特别是对劳动的论述和对国家权力与财富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的分析，真正开启了财富思想的哲学之门。
1.黑格尔的“劳动观念”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历史研究片断》最早提出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在近代的国家里，保障私有财产是全部立法绕之旋转的枢纽。”[4]正是在这里，他从哲学层面肯定了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现实。要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对“需要”与“劳动”关系的论述，才能更好地研究其哲学中的财富思想。在自然本质上而言，人与一般动物一样都有需要，物质是人和一般动物得以存活的首要条件和必要前提。但是人与一般动物又是有区别的，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不能够仅仅依靠自然的供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来获取。人对自然物质的索取和需要，除了自然的本能之外，更重要的在劳动中赋予劳动对象以主体性特征，并取得其“内在确定性的根据”——即人的本质存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杰出的代表，“绝对精神”在其法哲学体系中至高无上，同时劳动观念在法哲学体系中也相当重要。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劳动的自我异化，主体意识（观念）要想获得自身的确定性，只有使自身外化并对象化到现实世界中去，这样才能通过对对象化了的现实的否定回归到更丰富的自我当中，而完成这一外化的就是劳动。
2.黑格尔的“普遍性”与社会“个别”的关系
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黑格尔还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现象——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但是在发现这种现象后，他并没有运用思辨哲学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来分析这些关系，而是简单地将其区分为普遍性的财富创造和特殊性的财富分配，对整体价值的崇拜，从而抹杀了对个体的关怀。具体的个别对普遍财富的享有表现为特殊财富，特殊财富的创造和享受受到资本和自身技能的制约，技能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多少，而同时，资本又会反作用于个人技能，可以这样说，财富或者是资本越多，人们所拥有的技能就越高，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财富或资本来实现技能的提升。因此，技能的多样性就产生了不平等和差异，不可避免。
黑格爾的财富思想包含着哲学思辨的光辉。黑格尔对财富的论述起初是具体的，而后又发展为形而上的抽象，但是其拥有的丰富的现实性论证，促进了人们对财富思想之主体性的深入研究，人们研究财富的角度从经济学转向人学或哲学，财富的主体性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突破。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财富思想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继承和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空想社会主义带到了鼎盛，马克思财富观中的社会人格和社会发展方向受到他们对现今社会的深刻批判和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的影响。
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最初源泉，也是财富创造的基本，但有所不同的是，圣西门将劳动这一实践活动限定在人类劳动中的生产方面，他认为：“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5]。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生产组织的好坏、生产制度的好坏以及“人的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根本所在。“温和的苦役场所”“复活的奴隶制”“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一切都是恶性循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充满了讽刺与憎恶。与古典经济学家漠视人的主体性不同，在面对工业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时，傅立叶认为应该使“劳动与享受同一”和“劳动与财富同一”，并且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劳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意义，劳动是一种需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劳动不再是被动的劳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各种具体的劳动；建立“劳动、资本、才能”财富获取和协作共生制度等等。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同圣西门、傅立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欧文认为未来社会建设的焦点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上，人类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亡，必将走向一个联合原则上的理想的合作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为财富的多少而劳动，而是为了人们的普遍幸福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空想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并构想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在贫富差距和普遍幸福等方面与马克思的社会人格有着高度的一致。然而他们大多都还只是纠结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只是从财富分配现状的不平衡性出发。对此，马克思认为，他们的财富思想只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没有认识到作为客体的私有财产同主体劳动的关系，也还不知道规划未来社会道路——从财产的分配和改善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出发。然而，不深入到财富异化的主体层次，必然是空想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都太过于幻想性，不具备可操作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6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
[4]黑格尔.历史研究片断[M]//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0.
[5]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9.
作者：刘涛
马克思财富理论论文 篇3：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财富思想的哲学读解
摘 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其丰富的财富思想，不仅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对资产阶级“财富生产”的实质进行了界定，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的三种拜物教观念及其实质，而且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上论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历史作用、资本的文明意义以及财富生产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与社会价值。对这些思想进行哲学解读，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双重视野领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财富；资本；剩余劳动；人的发展；社会发展
如果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马克思终生都在追求的社会理想境界，而马克思奠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通过对资产阶级财富的阐述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共产主义的话，那么贯彻《资本论》创作过程所阐述的丰富的财富思想，毫无疑问为我们从经济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双重视野研究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搭建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一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马克思在他过去十多年间所写的经济学笔记(主要是1844—1847年间的《巴黎笔记》和1850—1853年间的《伦敦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总数达50多印张的七本经济学手稿，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手稿，就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为自己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所写的一篇总的《导言》和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既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部分”，也是《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在这两部手稿中，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得到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丁科学阐述，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对资产阶级“财富生产”的实质进行了界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研究的当然是“物质生产”。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究竟如何研究物质生产的问题上他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的和庸俗的)，都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作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把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作为了他们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这样，在他们那里，既然物质财富的生产成为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于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就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结果，本来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就变成了生产一般，本来是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就成为了永恒的自然的关系了。正是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而且应该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这里，马克思用了两个“一定的”用语，不仅表明了他从社会的和历史的双重高度对“物质(财富)生产”的界划，而且暗示了财富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直接同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财富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一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问题：“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主要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原则。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笔者在此只想从本文立论的角度指出一个经常被学者所忽略的事实：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时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了“劳动”是如何在范畴中和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在论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时又以例举的方式说明了“资本”是如何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而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以我的看法，马克思通过这种例举的方式，不仅提炼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而且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对立性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就是说，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其实是一种“活劳动”，它既然具有生产性，因而也就成了生产财富和增加财富的一般力量。就此而言，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由于劳动被并入资本而形成的过程，从物质内容上看表现为物质生产过程或者劳动过程，这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从社会形式上看，它却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或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劳动过程的根本之处。正是看到了这种财富生产的不同社会形式，马克思从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所具有的“伪善形式”及其本质：“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二)论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
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具体的阐述，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实际上是他以“社会财富”为基础论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及以此为尺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纲领”。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这样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时期、形态)。其中，被马克思赋予较多祈盼和情感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其典型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联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未来社会中劳动性质之“自由劳动”与财富尺度之“自由时间”的多次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个性”、“自由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有机统一，而他关于这三者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财富的人性回归问题——“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只有成为“发达的生产力”，他才能够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他本身成为生产力中的“真正的财富”，从而使他在“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最大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的统一中获得发展，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即“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从人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关于财富创造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他对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深刻洞见。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以下论述中：“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部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以我之见，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最好地说明了财富创造与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密切关系：人的劳动创造财富但并不仅仅为了创造财富，而是经此实现自身的发展；财富表现为人的作品不仅确证了人的实践本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载体，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说，人的发展的目的，必须实现于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之中。
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通过劳动与财富的关系如何从原始的统一进展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立并发展到未来的高级统一这样的发展历程，从目的与手段、个人与社会、必然与自由等多重视角，深入阐述了他对于财富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和辩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从财富生产的视角看，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因为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相反，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正因为看到了现代世界中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性，马克思才对未来社会中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的相互关系给予了科学论述与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正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财富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他并不仅仅站在道德评价的立场上一概地否认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而总是同时站在历史评价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历史意义。他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这一现实后，一方面认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可以说，正是从“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辩证角度出发，马克思才科学分析了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及其“历史使命”，认为作为“现代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将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过程中成为历史的“被扬弃之点”。
(三)论述了财富的本质及其三种基本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从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生产中的三种拜物教观念及其实质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的本质是体现在物的关系背后的人的关系，因此，财富既是一种物质产品，也是一种价值关系：“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财富形式。
就商品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论述了它的“二重存在”，即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存在”和作为价值的“纯经济存在”，认为商品本身就是这两种规定的统一。马克思关于商品财富的这种思路在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现：他不仅认为“商品”是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原素存在”和“元素形式”，而且认为商品本身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财富的物质内容及其社会形式的统一。马克思关于商品财富的这种规定不仅成为他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抽象”概念，具有重要的始源性意义，而且也成为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块重要基石。
就货币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始终把它放到同商品财富相对照的角度来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货币除了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职能之外，它在获得“充分发展”后还具有“第三种规定”，即它可以“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第三种规定把货币财富同商品财富区别开来：货币可以“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具有相对于商品而言的直接性(不需要中介)、普遍性(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与独立性(可以离开流通领域)。就是说，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货币既是“财富本身”，又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正是看到了货币财富的这种本质，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这种本性必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
就资本这种财富形式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总是把它放到同货币财富相对照的角度上来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比之于货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作为结果实的东西”，能够“从作为能动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的自身出发”，获得自我增殖的能力。马克思说：“资本吃掉这个果实以后，可以重新结出果实。它可以代表享用的财富，而并不失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这是简单流通中的货币不可能做到的。从前，货币必须实行禁欲，才能继续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或者说，货币如果被用去购买现实的财富，被用于享受而耗尽，它就不再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正是看到了资本财富的这种特性，马克思不仅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统一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统一性，而且从劳动与资本这两种财富形式只有从对立走向统一才能使个人和社会获得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种财富形式时，实际上已经从财富的科学内涵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拜物教”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财富既是一种“物”，也是一种体现在物的背后的人的“关系”。就是说，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资本，“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财富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发生了颠倒，使得财富生产中“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必然代替使用价值而成为目的本身。这样一来，由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于是，人们生产关系的物化，人和物的关
系的颠倒，必然成为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基础。
二
1859年6月，当马克思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基础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工作后，他就开始了出版第二分册(即继第一分册的《商品》和《货币》两章之后的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准备工作。其最终成果就是马克思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所写的大约200多印张的手稿，这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二手稿”。就财富思想而言，除了继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财富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批判外，更为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的理论质点。
(一)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更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实质及其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特征，就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正是这种生产性质的颠倒决定了其颠倒的物质生产结果：“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就此而言，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从客观上可以通过其“劳动剥削手段”带来“社会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产品量的增加”，但由于其“物对人的统治”的基本特征，其物质结果必然带来劳动能力的异化。因为在这种生产制度下，“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物质结果总是表现为这样一种目的：“劳动能力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只有把劳动能力变成片面的和非人的东西，才能达到这种目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活劳动)的这种目的手段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导致劳动者自身的贫穷：“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能力的这种异己化不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自身的贫穷和他人的富足，它还造就了劳动者贫穷的社会机制：“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作为资本]来增殖。”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本质的分析，比“第一手稿”更为丰富也更为透彻了。
(二)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更为深刻地阐发了“财富就是自由时间”的思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继承了匿名作者迪尔克的思想，提出了“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的思想，认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并认为随着社会由资本主义向高级社会的转变，“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1861—19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继续并深化了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里，情况却总是反过来了，“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财富就是自由时间，因此，在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一是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即他们“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二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作为自由时间的财富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因此，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人们物质存在的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人们的自由时间，创造人们的发展的范围。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承认自由时间是在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历史性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而且也成为资本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的一种历史理由，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财富就是自由时间的思想在此获得了具体而辩证的阐述。
(三)在论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时，比较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财富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及其意义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从哲学一般层面上论述过科学之于财富的作用和意义，认为科学就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它“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认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层面转向了经济学的实证层面，深刻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作用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来是作为财富生产的产物而出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出现了物化劳动、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颠倒关系，因而科学技术反过来也就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帮凶”。马克思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正是科学技术所具有的这种力量，把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在内的过去劳动直接变成了与活劳动相对抗的“武器”，使得过去劳动不仅不受活劳动的支配，反而使活劳动反过来受它的支配。马克思形象地说，正是这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的事实，使得“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很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机器对劳动的代替而实现的财富生产过程中社会真实与工艺真实的统一，马克思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显然已经把活劳动变成了“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
三
马克思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后，便开始了为他最新确定的《资本论》进行“整理手稿、准备付印”的工作。为此，马克思不仅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期间写出了《资本论》的“第三部手稿”，而且从1866年1月起开始直到1867年4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整理、修订与校对。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革命的实现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宏观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突出了以下财富思想的阐述与发挥：
(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现实与历史趋势等多个方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及其历史暂时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曾经反复地研究过商品和价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产品会采取商品的形式?为什么劳动会表现为价值?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了“永恒的”、“自然的”、“合理的”生产制度。由此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不仅说明了在商品、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生产关系是什么，而且说明了商品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必然采取了物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就是“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使得工人阶级虽然作为“财富的人身源泉”但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而且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因目的与手段的颠倒而带来的矛盾与对立：由于“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由于“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因而，“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其积累过程中体现出来，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情况也在事实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及其暂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二)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露并批判了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进行的一切批判都带有一个原则性的缺陷，这就是他们无法对拜物教现象做出科学的分析：“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沿着这一思路，从“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的角度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拜物教就如同“宗教世界的幻境”一样，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中，都有拜物教这种颠倒现象的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拜物教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而且还得到了逐层深入的体现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这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在经济学观念上的具体体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作辩护，从而掩饰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通过拜物教观念，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并以此来表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财富生产的“自然永恒的”、“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拜物教现象及其本质在“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 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 利息)，土地地租，劳动 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明白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魁奈等)何以对这一“三位一体”公式趋之若鹜了。
(三)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上，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生产的历史作用以及资本的文明意义，而且还科学地预测了财富生产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与社会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总体和全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意义，由此也使得它成为向未来高级社会形态进展的“过渡点”和“必经环节”。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文明作用不仅决定了其“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及“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而且也“不自觉地”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提供着从物质条件到制度基础的一系列条件。诚如马克思所说：“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指资本家——引者注)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随时都在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对财富生产在未来社会的社会经济意义做出了科学预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在剩余劳动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产品、剩余时间是财富的当然基础，因此，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就应当“始终存在”。就此而言，不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条件下，即使消灭了剩余劳动的对抗性质，但也不可能消灭剩余劳动本身。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仍将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预见，实际上成为我们考察未来社会财富生产的理论依据。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与旧式分工的消灭和劳动性质的改变并列起来作为“按需分配”的三个历史条件，而且还将它放在它们之后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他们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并作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此而言，马克思对于财富的未来发展显然给予了极高的期待。
责任编辑 张颖超
作者简介：杨端茹(1973—)，女，陕西大荔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杨端茹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