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我国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为了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文章运用统计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贵州省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对策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1：
浅议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以及高等教育学费的主要问题
我國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979年的10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108.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最近几年则更胜以往。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其中高校学费问题备受人们关注且最具争议性。在对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进行说明之后，本文将在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学费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1、高等教育成本及其成本分担
高等教育成本一般指在高等学校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费用，也即是高校的在校生在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参照教育成本的定义，我们认为，所谓高等教育成本就是指为使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它既包括以货币支出的教育资源价值，也包括因资源用于高等教育所造成的价值损失。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创立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理论，该理论基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把高等教育成本分为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以及学生机会成本三大类，认为按适当的比例向受教育者收取一部分学杂费以补偿教育成本，同时对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是必要的。简而言之，所谓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实际上是指出了高等教育费用的承担主体应该包括各级政府、用人单位、学校自身及受教育者个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即为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即谁受益，谁支付；谁受益多，谁支付多。
2、高等教育成本的核算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成本已经由政府、个人、社会共同分担。对学费标准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由于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通常我们选取的是后一种办法。这一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呢？需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成本究竟应该怎样计算，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究竟一年需要多少经费。二是分担的比例应该怎样确定，学费在培养成本中占多少为合理。现行的高校学费标准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规定的，有其合理性，但按日常运行成本核收，其科学性尚有欠缺,当前高等教育学费也存在一些问题。
3、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3.1、高校学费涨幅过快且收费太高
自1997年全国范围实行高校招生并轨及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宣告了我国免费上大学的历史结束。高等教育的学费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现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考虑较多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和经费投入的不足，以及受教育者的成本计量问题，较少兼顾到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引起各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同，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在地域、城乡分布上的不均衡。对所招收的学生不论其来自城市还足农村、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收取同样的学费。伴随着高校学费的逐年攀升，却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尖锐的内在矛盾，即公众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有限付费能力的矛盾。
3.2、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缺位
在抱怨高校收费太高的同时，高校也叫苦连天，办学经费紧张甚至入不敷出，学费只占高等教育成本的一小部分，还可以继续提高。这就暴露出了成本分担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在实施成本分担政策的过程中，如今出现了成本分担缺位的现象，即政府没有提供全部的基建费用，为了解决基建支出的问题高校高收费便成为了合理的借口。其次对于高校成本的核算技术一直是广大研究人员努力探究的对象，由于教育事业本身的特殊性质，很多东西难以量化，这样也就使得高校成本无法准确地制定学费标准。
3.3、学费标准不合理
学费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教育成本中个人所应分担的部分，教育成本则源于高等教育的费用和支出。高等学校在制定收费标准时，总是把高校费用中的所有项目都归入教育成本。同时，现行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高校的资源与经费不合理消耗与开支数额巨大，浪费严重，直接表现为高校的费用不合理，特别是其中包括离退休人员费、公费医疗费或非教学人员费等在内的“非教育性”费用比重过大，如此导致教育成本在“不合理”地攀升，使得按教育成本一定比例收取的学费超出了学生个人分担成本的合理范围，导致了教育公平的缺失。
3.4、收费有违收益规律
首先，我国教育财政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所投入的资金是不一样的。这种财政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客观上造成了各教育阶段学费难以体现不同的收益规律，其中以研究生收费最为典型。研究生目前采取免全部学费、单位交、个人交几种收费方式，但学校为了增加收入，除大力扩招自费生外，还大规模举办各种专业学位或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利益驱动下，有的学费偏高，学校对这部分研究生疏于管理，致使研究生总体质量下降。
其次，不同学校或不同专业间的收费差异也不明显，指导价或区别定价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失效。实行指导价政策旨在合理体现学校、专业间的成本或收益差异，但几乎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按规定的最高限额收费，这就使指导价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应有的效果。确定具体学费标准的主体是学校，在高等教育仍属“卖方市场”时期，学校自然就有按最高标准收费的倾向，且在目前体制下各专业的培养成本与收益在技术上也无法加以区别汁算，所以也就导致了学生交纳了超过了合理收费的高教学费却没有享受到高校所应提供的相应教育服务及其所带来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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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春元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2：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摘 要：为了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文章运用统计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贵州省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投资；贵州省
高等教育是我国三级教育中最高一级，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各种专业教育以及少量高等教育机构设置的一般教育课程计划所提供的教育。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投入一定量的资源，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般采用的是预算内教育财政投资。本文主要应用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数据分析来探索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1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状况
1.1教育投资占国家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较小
就全国教育投资量来看，教育支出占全国一般支出的比例还是比较小，2015年，教育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4.9%，2014年和2013年分别为15.2%和15.7%（表1），整体保持不变但略有下降趋势。
1.2高等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较小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分布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与各地区经济的互动越来越受到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出来，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晶，也就是高等教育下的高等人才，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部门，形成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财政投入对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表2）。
1.3贵州省教育经费占省GDP的比重高于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由表3可以发现，贵州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结果虽出人意料，也可以解释：贵州省经济落后，GDP过小，就算投入的资金少，也会使计算结果稍微偏大。这个比例也足以说明贵州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已竭尽全力支持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经济落后，其教育经费投资的缺口仍然较大，制约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2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状态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影响
2.1投资规模过小
自1999年高校扩张之后，政府虽然竭力提高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但由于受支出结构和预算等现实问题的制约，高等教育财政融资的缺口依旧难以填补。财政资金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规模太小导致受教育个人投资比重太大，对于落后地区或是贫困家庭，会造成一部分人无法完成高等教育的现象，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
2.2其他非财政融资匮乏
在发达国家，国家会承担大学的必要经费，也会通过一些教育机构对高校提供补助金，并且接受民间对于学校的捐助。而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尽管高校通过改革收费制度，“公办民助”等方式扩大高等教育非财政融资来源，但由于融资体制的发展不成熟，仍存在投资额偏低和种类偏少的情况。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的高校拥有成熟的校办企业，大多数的高校缺乏校办企业，同时也缺乏社会的捐赠和投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地区，这样的现象显得尤为明显。
2.3财政对各地区拨款不一，影响教育公平性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是按各个地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进行拨款的，在这种效益优先的政策下，财政资金必然会偏重于经济效益好的地区，这也使得落后地区的高校得不到一个好的发展，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对经济落后地区来说，高校所得的财政投资少，便意味着教育硬件、软件设施必然得不到好的配置，无法吸引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完善贵州省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对策建议
3.1进一步加大国家对贵州省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
高等教育属于国民经济中的人力资源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和社会要提高财政支出中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加大对特色学科和服务性学科的資金支持力度，培养针对各行各业的专业型人才，提高高校毕业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3.2在财政拨款方面应加入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指标
投入—产出效益是指在经济学中投入与回报的一个比值，把这个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中来，就是财政前期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教育回报的比值。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学生和毕业生即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产出，应逐渐放宽社会对高校的捐赠，例如校友捐赠和企业捐赠等形式，提高社会对高校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
3.3保证高校拥有自主办学权和管理权
在高校的招生和专业设立方面，应该坚持去行政化，支持高校用最科学的方式选拔学生，同时，各高校也应探索最适合自身的高效管理机制，不要让过于冗余的管理方式拖慢了高校的发展进程。在融资方面，高校也要合理运用自身的资源，采取适当经营获得资金，特别是对于企业捐赠和校友捐赠应大力欢迎，营造出社会回馈高校的良好氛围。
4结语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政府、社会和学校都不可推卸的重任，在我国现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条件下，完善和改革我国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方式，引导高校发展更多的融资渠道，既能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也能帮助高校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教学环境，从而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人才。
作者：韩佳莉 张宏娜
我国高等教育论文 篇3：
识读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新目标，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各种观点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概念，分析其特征，解读其意义，期冀帮助人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使之有利于加快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目标
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0.6%，跨越了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转变的预警线[1]，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调整政策目标，提出建立“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体系”任务，并首次使用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十四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三章中专门阐述了“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相关问题。这一切表明：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来临，高等教育必然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将发生深刻性变化。这既是一种新机遇，也是一种新挑战。从机遇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从挑战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其体系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思想方面，人们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述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果可能会导致实践中概念混搭、迷茫困惑。因此，本文旨在从分析“高质量发展”概念入手，阐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意义，进而加深人们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增强自觉践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获得良好效果。
“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内涵解析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从哲学意义上看，“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变化趋势总体是向前、向上和进步的。“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发展不仅包含了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孕育着质量的提升。“质量”一词本身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术语。只有当它被某些形容词或副词限定时，含义才能更加清晰，才会被赋予意义和价值。例如：“高质量的/地”或“低质量的/地”……那么，如何区分一个事物或产品质量的“高”或“低”呢？换言之，怎样的“发展”才称得上“高质量（的/地）发展”呢？
尽管这是一个难以测量和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本质是规模数量基础上的品质提升，是追求事物差异性和一致性相统一的变化过程，必须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能满足个体差异性的审美需求;二是要能符合社会客观标准，为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一方面，就差异性而言，不仅由于不同个体所处历史阶段、地域环境、民族文化以及教育背景不同，他们对高质量的理解和诉求必将出现较大区别，而且这种差别也会伴随这些内外条件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例如：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纯正的“中餐美食”传到国外都不得不改造为迎合外国人口味的“中华料理”。因此，“高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个人内在主观感受和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高质量标准的感受性和认可度往往与其受教育程度、审美能力以及个人偏好有很大的关系。宛如有人追求“物美价廉”，有人则“只求最好，不怕最贵”。另一方面，从一致性上看，虽然个体对高质量标准的认知和判断上的表现千差万别，但这不排除高质量存在着标准的客观性。一般而言，“高质量的”几乎是“优秀的”“卓越的”和“精致的”等形容詞的同义语。高质量的东西一定是高品质的，物有所值，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感和满意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尔文（Garvin）研究发现：高质量产品至少具有八个显著特征：高性能;显特征;可靠性;符标准;耐久性;可用性;美感性;高认可度[2]。换言之，高质量是有一定社会客观标准的。好的事物或者产品一定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或者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
在讨论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就本文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即如何识读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其水平高低、质量优劣与高校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产出多少人才以及怎样培养人才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正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首要问题。”从其运行规律上看，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符合两大逻辑要求：一是适应、引领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从而满足其自身发展的“外在逻辑”的需求;二是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满足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从实现方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开展“五育并举”的高等教育活动，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这些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本”（本质属性）、“道”（内外部规律）和“器”（实现方式）的理解，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具有五个方面基本特征。
1.鲜明时代性
从社会功能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应答式”（Responsiveness）发展，是对当下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机遇和挑战的积极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进入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3]。知识生产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人力素质和技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培养出具有前沿知识和掌握先进技术，能够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环境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将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其次，伴随着以人工智能、互联网+、5G、虚拟现实、生物医学等技术作为支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开始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和充足财富，并被赋予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未来劳动力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正如美国学者奥托·夏莫（Scharmer，Otto）指出，未来社会需要的将是“大脑、心智、实践”三种知识有机结合的创造性人才[4]。最后，便利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仿佛成为一个地球村。例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描述：“世界是平的”，平得宛如召开全球供应链会议的那块大屏幕一样[5]。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教育服务国际贸易的兴起，知识和人员流动速度加快，促进了教育国际化发展。“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6]，成为经济全球化对学校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和目标。
2.守成创新性
从制度变迁上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创新性（Innovativeness）”发展，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中外先进科技和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起来的。我国是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高等教育传统。夏商时期就建立了早期的高等学府，如“辟雍”，之后又相继出现了“稽下学宫”“太学”“国子监”和“书院”等。清末民初，我国开始学习西方，建立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京师大学堂、北洋学堂、南洋学堂和求实学堂等。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既包含受欧美大学影响的国立大学，也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红色大学，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大学的模式和理念，之后又经过了1958年和“十年动乱”（1966年-1976年）时期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式”的自我改造[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新开始学习西方大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扎根中国大地、创建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双一流”大学：即植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肩负国家使命担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一流”大学。回顾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道路，其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历史。当下的中国大学，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大学基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大学的制度模式和观念，堪称“守正创新”的典范。高等教育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发挥这些优秀的品质，不断求新和改进，强化“双创”人才教育培养，创造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美好明天。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创新，也必将成就于创新。守成创新性发展将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最具挑战性、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3.持续改进性
从发展方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内涵式”（Connotation）发展，是水平不断提高，品质不断改进，从一个“卓越”成就向另一个“卓越”成就的累积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术语就已出现在政府文件之中，这说明一些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意识到重视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还是粗放型扩张式的。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政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启动“211工程”“985工程”和“质量工程”等，但基于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等任务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仍然更多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在现实改进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内涵式发展”这一话语重新出现在高等教育文件中。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期，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30年前预计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既对高等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出战略性要求，更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巨大的政策、经济和资源支撑。从数量规模上看，我國高等教育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从粗放型扩张式发展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这是摆在党和政府，乃至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曾强调指出：“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8]从某种意义上讲，重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预示着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标志着高等教育质量发展2.0时代的来临，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升级版。在内涵式发展的2.0时代，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加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建立和完善形式多样、分层分类管理的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系。通过培养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和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满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和受教育群体的需要。
4.全面发展性
从任务目标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一种“整体性”（Integraty）发展，是从局部或单项发展向全部整体发展的转变过程。党的“十九大”和“全教会”报告都着重强调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充分和发展不均衡”。进入普及化阶段后，虽然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不合理，如布局结构上东部多西部少;学科分布上传统多交叉少;层次结构上“中间大两头小”等。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全日制大学和学院2，500多所，东西部之间、院校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双一流”建设大学有42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大学95所。“双一流”建设大学大部分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西部“双一流”建设大学寥寥无几。再从高等教育经费预算上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2021年，清华大学预算经费高达317.28亿元，名列全国榜首;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分别为228.16亿元和221.34亿元;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等研究型大学预算总经费也均超过100亿元。[9]在我国，普通地方院校年经费预算不过5亿元～10亿元左右，两者之间相差数十倍。少数研究型大学经费投入增加，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创办“双一流”大学和提高办学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费保障。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少数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代表我国高校整体实力水平。相反，巨大的差异性不仅严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且也限制了研究型大学成为世界引领者的可能性。我国地方院校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作用不可替代。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高校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估成为一种国际惯例和有效管理经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分类标准体系，如《美国的卡内基分类标准》。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走多样化、多元性和多层次发展道路，实现分类分级管理，以此适应和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体对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和需要。
5.公平均衡性
从评价结果上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发展。高等教育不是为少数人发展提供服务的，而是为大多数人发展而设计的“准公共产品”。换言之，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追求 “全纳式”和“公平性”的发展。根据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平等性”（Equality）和“包容性”是高等教育公平发展两个最基本的含义[10]，这种包容性发展深深植根于公正和平等机会的民主原则，并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各个环节之中。高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民主和透明，能否对待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的学生一视同仁，是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是衡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有机会获得到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传統意义上的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缓解。仅仅实现入学机会均等是不够的，因为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更高期待和诉求。他们希望进入大学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和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11]。目前，我国仍然属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国家，地区之间、院校之间办学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富裕家庭子弟主动放弃国内高考和大学，选择到国外高校留学和深造。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距离“高质量”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无法实现“包容性”发展。高等教育高质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开始放弃过去几十年一直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注重品质提升和包容性发展，把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和诉求。
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是一个关乎高等教育任务目标、运行模式和实施效果等问题的概念，是我国党和政府对普及化高等教育做出的积极应对，是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资源大国迈向资源强国目标而采取的关键性举措。这一概念提出对丰富和发展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共识”（Consensus），顺应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直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门话题。1982年，美国卡内基教学质量委员会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公布，揭开了新一轮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帷幕，并将改革重点聚焦于改进高等教育和教学质量，追求大学和学院的卓越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大量国际组织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相关主题报告的问世，国际高等教育迎来了“质量保障的十年”。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巴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将建立“非大一统的国际质量标准”列为大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12]。质量意识、质量保障、质量评价等术语很快成为最热门的流行语和讨论话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化社会的高等教育》报告中写道：“教科文组织的承诺是在日益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领域保障其全球供给的质量”[13]。随后，一些有关质量保障的国际、地区和国家质量评价和专业认证机构也相继成立，如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ENQA）、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CHEA）、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印度认证和评估理事会（NAAC）等。这些机构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4]
第二，追求质量发展是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行动策略。我国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2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十二字方针[15]，基本上确立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先数量，后质量”的发展与改革工作思路。1999年，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这一年，高校新生人数从108.4万人增加至159.7万人，增加幅度达47.3%[16]，并于2002年提前完成“十五计划”提出的高等教育规模毛入学率达到15%的发展目标，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7]。然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也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付出某种代价，尤其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质量滑坡问题严重，表现为生均投入不足、生师比较高、就业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9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教学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指出：“教育质量的问题要引起高等教育战线的高度重视，要大声疾呼：质量问题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质量意识要升温。”[18]同时，教育部开始采取多种举措，旨在制止我国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一时间，“提升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质量升温、升温、再升温”等思想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发展观。200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成立，开始举行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2012年，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本科评估中心”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本科评估指标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并行发展。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党和国家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教育部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将质量发展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加快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这个时期，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质量意识、质量革命、质量中国”三步走改革路线图，积极倡导以新工科改革为领头的“新学科改革”，深化本科教育改革，强化“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的发展理念，实施“六卓越一拔尖2.0计划”和“高校双创计划”，推进“信息化2.0建设项目”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是围绕提升质量、服务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使命展开[19]，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三，追求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必然选择。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超额完成预期的任务目标，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新阶段。虽然从规模数量上看，我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世界第一[20]，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从水平质量上看，我国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根据QS《全球高等教育系统排名》（2016年），我国大陆综合实力落后于美、英、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荷兰等国，名列第八位[21]。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2]根据这一精神，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必将是：深入学习“十九大”和“全教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发展方面的“九个坚持”，通过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上的差距，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現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智力支撑。
总而言之，追求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高校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角色转变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做出的一种政策目标选择，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也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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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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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