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苏联支持中国的工业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谈中国民主改革的未来
历史学院：向贤柔2011201411
摘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现在标榜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模式有了一定的修正，但是，这种修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进程一直都只是处于徘徊阶段，与八九十年代相比，或者说是一种倒退。如今，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刚刚过去二十一年，那段历史犹如警钟始终在中国人的耳旁敲响，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踏上苏联的后尘?在这里，我想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谈谈我国今后民主改革的未来。
苏联演变的教训
要谈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的原因。首先，苏联体制僵化是苏联经济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斯大林之后，虽然赫鲁晓夫作了改造的试探，但体制一旦形成，自身的惯性极大，赫鲁晓夫的改革轰轰烈烈，虽有突破，但因方式有误、思考不深，最终功败垂成，连自身也被相对保守的同僚们剥夺了最高的领导权。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缺乏赫氏般的冲动和魄力。面对庞大的实力假象和艰巨的治国任务，勃氏更乐于歌功颂德、图饰太平，更乐于对外抓住美国的失误全力争夺世界的霸主。最终，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近二十年中，苏联的国家体制日渐僵化、老化，加上美苏争霸一度呈现的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迷惑了苏联的上层建筑，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无力激发应有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巨人陈疴日深，却反应迟钝、自救缓慢。及至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走马观花似的上台，苏联杂粮早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他们特别是安氏有心拯救，却年不饶人、天不由己。外表依旧庞大但体内千疮百孔的苏联，最后由根基并不深厚的戈尔巴乔夫接管。对于戈氏来说，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虽然戈氏有着新的思维，但苏联旧体制的红利期已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的利好基本完全耗尽，而弊端却淋漓尽致地显露，苏联内政的自我持续已经到了紧急关头。面对美国国际攻防态势的日益好转，苏联却昏招迭出，在美国撤出越南，结束雨林泥潭的同时，苏联却侵入阿富汗，陷进伊斯兰圣战的噩梦。由勃氏晚年启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为越南侵入柬埔寨背书，不仅使苏联内外交困，而且使戈氏面对的处境雪上加霜。
苏联绝对实力增速放缓甚至停滞，相对实力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在此背景下，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与自由民主思潮相结合，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风雨飘摇，给苏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巩固东欧亲苏政权，需要苏联大力支持，但苏联的自身问题都应接不暇，根本无力他顾;任凭东欧兄弟党和政府动摇垮台，这个即使不会引发苏联的连锁反应，也会造成苏联的孤立。面对这一格局，苏联给予过支持，但疲于奔命，最终以东欧剧变、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华约解体而宣告苏联在东欧绝对影响的落幕。这是真正的唇亡齿寒，苏联的命运已在此作了铺垫。
1990年之后，当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次第更替后，接下来的苏联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更加风雨飘摇。苏联与东欧大多数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对苏联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原政府的颠覆，还伴随着统一国家解体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却都是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联想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的天然亲近，这不得不令人遗憾和回味了。1991年注定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一年。经过戈氏不得章法的新思维的折腾，苏联国内经济更加艰难，加上外来的挤压和内部的争斗，苏联迎来了最后的挽歌。由于理论的含糊、组织的混乱，“8·19”事变不仅未实现发动者们自身的预期目的，反而加速了苏联终结，苏维埃的丧钟最终撕心裂肺的响起。随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其他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民主化的冲击难逃其咎，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不该重视民主、不该追求民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忽视民意、丧失民心是其根本;教训很多，但从过于防范民主向急切拥抱民主的非理智急转是其关键。在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致命错误：一是在扩大民主的最佳时机，却过分地警惕市场、防范民主，从而坐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二是在意识到民主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方向时，不仅没有自我把持、沉着应对，反而急不可待、急于求成，最终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同时，苏共的垮台乃至消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的俄国大体上还算一个现代国家，沙皇俄国时期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中西欧，但现代因素在俄国特别是贵族之间一直并不欠缺。由于俄国贵族及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俄国很早就出现了现代政党，但由于进步力量有限且沙皇专制独裁惯性的存在，这里并没有自发成长出平和的议会政治的成熟土壤。“二月革命”后，一度出现了议会政治的形式，但一大战的压力和民众的过高热情，挤压了温和民主政治的最后空间。此后，暴力的作用被无限扩大，暴力成为俄苏政治生活的主线。缺乏约束边界的暴力，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最终也扼杀了一般民众正常表达民意的热情和胆量。当暴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退回应该的位置后，忽视民意的倾向却未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地变成了对现实民主的提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中的民主原则被虚化，民主价值被牺牲。这是缺乏政党竞争和合作的一党制的苏联、东欧当时出现的场景。而且与在苏联刺刀护卫下的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仅仅缺乏本地民意充分认可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着有意扭曲民意的嫌疑。于是，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在被悬搁、供奉的同时，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论及民主却如谈虎色变。
前苏联没有“解放思想”，只有“新思维”。思想可以循序渐进地解放，但思维只能一步到位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继续解放思想”虽然老调重弹，但意味深长。由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始终未排斥民主，社会主义国度的民众虽缺乏民主的生活习惯，却对民主有着近似先天的信仰和崇拜。即使在立足拒绝国际和现代人类最新成果的朝鲜、老挝、古巴，民主的本义都绝非贬义。当时的前苏联更是如此。因此，当西方频频以“民主”为诱饵来逼迫时，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人逐渐失去免疫能力，这一方面在于压力，另一方面在于诱惑。抵抗不住压力，
源于自己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内忧深重，又无计可施;抵抗不住诱惑，是由于民主确实是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重要组成，反思社会主义的现状，民主的推进和实施却是在学理上需要整改的弱项。于是，在戈氏新思维的推动下，扩大民主成为苏联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由于形成这一导向的初始准备极不充分，面对西方压力并无信心，面对预期诱惑更无坚守，随后的扩大民主进程逐渐失控、无序，最终引发了国家的灾难。
苏联旧体制内的民主化实践，未能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方向不对。这个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开花未结硕果，首先源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缺乏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苏联实际的关于民主建设的特色化思考。这直接导致了苏联改革目标飘忽不定，推进或快或慢，使民众有点不知所措。其次在于改革的操盘者未能有效驾驭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之前，苏共党内即有利益集团的存在;改革之后，党内与党外诸多利益集团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利益既得者们能量很大，是体制潜在的颠覆力量，也可以成为体制的维护者。当党内主要领导人维护旧体制态度坚决时，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会尽力靠拢寻生，成为旧体制顽泯不化的拥护者和巩固力量;反之，当他们察觉到风吹草动，一旦发现主要领导人有易帜更张的动机时，他们便蠢蠢欲动，虽不挑头，但定会纷纷利用占据的便利，发出杂音，干扰决策，不仅会淹没普通民众的真实呼声，而且会把个体的意志强加给全民。俄罗斯的寡头们即是如此。当戈氏明确提出要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民主化诉求后，人心思变，他们直接推动了改革进程的加快。苏联改革由此走上了一个无序参与、难以控制的不归路。于是，在这个急于求成的过程中，未能出现急中生智的传奇，只剩下急转直下的败局。
中国现存制度的症结
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滞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与苏联相比，中国文革结束初期的国情几乎与苏联一样风雨飘摇，各种矛盾激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给当时的中共提出了严峻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滞后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对这些矛盾起到了相对缓和的作用，所以最终矛盾没有激化。但是，这种矛盾的长期存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亟待解决，时间越长，可能难度越大，危害也越大。执政集团乃至整个执政党的分化甚至分裂，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地方竞争，已经昭示着执政党内部的利益格局形成。而近日为十八大迫近而若隐若现的“入常”竞争，特别是重庆“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重重迷雾，似乎正预示着，现有权力交接方式的内在危机。
“王立军事件”无论细节与内幕如何，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有效性，都具有反叛和挑战意义。一方面，由于主人公从红脸变为花脸，让重庆几年来轰轰烈烈的“打黑唱红”突然从正剧变成了闹剧;另一方面，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虽然高官因违纪腐败等原因而落马已不希奇，但一个如此高位、最了解权力核心工具公检法运作内幕、集全国英模等多种荣誉于一身的“打黑英雄”，竟然要以寻求海外庇护的方式保护自己，谁还能相信执政党权力运行的透明与公正呢?
相信随着党内的分化与竞争加剧，在没有规范公开的竞选制度情况下，类似王立军这样的奇案丑闻还会出现，甚至可能成为催发民主变革的导火索。正如台湾因“江南案”而变，苏联因“八一九事变”而彻底转轨一样。
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为了增强自己的执政力量，扩大执政基础，都努力扩大自己的规模。苏共公开说要搞“全民党”。抛开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利益考量，从观念上说，这其实也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
但事与愿违的是，当党的组织规模超过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革命政党的那些特征，比如统一的信仰、高度的集权、严格的纪律、一致的团结、森严的层级等等。因为要让一个几千万人的组织维系上述特征，不仅经济成本难以承受，而且在管理与信息传导等方面，也将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失效。当前我们在中共身上就明显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它的领导核心花费大量资金与力量，不断地以各种宣传的、教育的、奖惩的手段，竭尽所能地力图维护革命党的高度集中和纯洁特征;其效果如何，只要看看党的权力阶层日益严重的腐败，以及相应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及空洞说教与现实巨大差距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就很清楚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式较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改革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追问应当首先转换为追问中国民主发展在哪出现了问题，其次才是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呈现自身的出路。我要加以声明的是，把握、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二个东西不能丢，即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是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批判，二是对国外正反经验的反思。
就中国的民主发展所遭遇的问题而言，我以为当前的困境依然是源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没能实现有机结合。我明确反对任何割裂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主张“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主张“社会民主倒逼党内民主”的一切说法。中国的民主道路，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践踏出来。但是践踏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的民众。这践踏的过程也是渐进式的，但主要的不是政府主导增量，而是民众民主的自我增量，从而增量政府的民主。„„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自我生成与发展，我简言之为民主增量。这个民主增量到一定程度，它将以存量的形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精神，从而它的继续增量，将不再是形成这个社会精神，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社会精神。”
低效率政府与大众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将大众民主等同于低效率的或者保守的政府是有失偏颇的。这种理论之立场因为看不到大众民主之历史趋势，而成了为当局辩护的阻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障碍。欧美的一人一票之民主，充其量只是大众民主发展自身的一种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如同东亚的经验模式乃至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一样，不能作为否认大众民主的趋势的理由，相反，它们的成功抑或失败，都将有利于推进大众民主之完善程度。问题在于，
如何通过尽人事之努力而减轻发展民主的失败经验所必然给社会带来的痛苦。
就中国的民主出路而言，不仅仅要深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深化和培育社会民主的发展。从中国的民主的基本制度看来，它的优越性依然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依然是目前能从根本上杜绝西方的政党轮流、派系纷争、政客表演的低效率政府的民主机制。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斥这样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则因为社会民主的发育不足或畸形而导致了该制度的虚设或悬置。但是希望在于，历史站在社会民主这一边，正如树叶虽然因为空气而漂浮但终究会落地。具体看来，中国当前的民主的基本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机制，(简要而言)即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起草相关政策、法律--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政府依据宪法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律的具体规划和方案--党中央依法选拔、选举合格执行具体规划、方案的核心领导成员及其班子(并在换届时，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一届新的领导集体)。中国的这一个产生政策以及国家领导人及其班子的民主机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派之争而导向类似西方的保守的低效率政府，另一方面也规避了所谓政策的辩论、竞争而导致不顾国民经济承载力的政客表演之下的高负债政府。这样的民主机制，它所产生的政策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渗透了在民众监督之下的各阶层代表参与了的民主遴选。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这个民主遴选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遴选。问题在于，如何使得这个民主的遴选同时具有它的实质性，如此中国的民主道路之未来方可光明而前途美好。因此，关注中国之命运的人们，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全国人民代表的有效选举与有效监督。人大代表来源于社会，因此只有社会民主的自我增量，方可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代表的代表行为。而要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其代表行为，根源不在于候选人的政策之争，而是在于候选人对人大代表大会审核、批准生效了的政策、规划和方案之认同以及全心全意的践行。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民主的不振，根源是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未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从而中国民主的出路也将是社会(当然包括政党、政府)自我培育民主、增量民主、驾驭民主。中国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其间需要跨越不仅是党内密室民主还是社会自发民主。中国的民主需要政治家的政见辩论，但是政见辩论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如何制定经由人大批准了的政策、法律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的操作层面，并且他们的辩论乃至方案的实施要置于阳光之下，即要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
结语
以上算是我个人对苏联演变教训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一点看法，可能还显得很幼稚和不客观，只能算是个人的一次小小的尝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老师指导。
第二篇：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众多原因中，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苏共最后解散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杜绝腐败。
关键词：苏联解体;腐败;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52-02
苏联，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老大哥，它的解体给苏联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的国家和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内出现的特权阶层不断壮大，贪污腐败盛行。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惩治腐败刻不容缓，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一、苏联腐败问题的历史演变
腐败是指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作风不正进而产生的结党营私、循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也可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苏联固然毁于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代，但有人认为苏共倒台的全部原因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苏联崩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结果，而腐败是一个过程，苏联的腐败则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
(一)列宁执政时期党内风气公开透明
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使苏联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执政期间，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对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联合夹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共产党人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完善而独立的纪检监察制度。列宁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一再告诫全党不要让腐败现象有任何产生的机会。当时强调党的纪律性，在成立了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之后，并于1921年党的十大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基于这一时期苏联各项国家权力是公开透明地运行的，使得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和特权阶级没法形成，因此有力地抑制了政府和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腐败现象开始滋生
斯大林执政后，为了快速巩固苏维埃政权，加速其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苏共中央管理一切，基本不受群众的监督，最后形成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必然伴随着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等现象的出现。随着斯大林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公开建立干部等级制，并按干部官阶高低赋予不同的特权。这就使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的不良风气开始扩散。
(三)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腐败走向普遍化、常态化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开始出现问题。他片面追求领导干部的稳定，最终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不但使领导阶层缺乏应有的活力，而且非常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果不其然，在其执政后期，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级，并且领导干部的特权进一步制度化。这个时期苏联几桩著名的腐败案，如“黑鱼子酱案”“钻石走私案”“驸马案”等，都与勃列日涅夫的直系亲属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有恃无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断膨胀，使苏共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分子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苏共垮台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当特权阶层不仅满足于自己享受，还希望将这些特权永久占有并传给后代的时候，他们发现只要苏联还是共产党执政，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通过特权得来的财产就得不到保护，财产就无法代代相传。因此他们认为原有的特权必须得到根本改变，而资本主义则是使他们需求得到满足最合适的制度。因此苏联搞了“公开化、民主化”的运动，最终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转而投向西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共产党员听之任之，特权阶级则只顾自己的利益，这样不仅继续为腐败提供有利条件，更将腐败分子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二、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究竟在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当中，腐败是怎样在党内迅速地产生发展，最终导致政党的失败、国家的灭亡呢?这既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在苏共内部特权阶级的强大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的原因，这些都造就了腐败在苏联的盛行。
(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执政期间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然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高度集权统治不断地发展为个人的专断，“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为几乎被神化的人”。[1]35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造成党群关系紧张，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缺失，这就从根本上腐蚀了执政党的根基，动摇了政权存在的阶级基础，是苏联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体制一成不变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
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期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几乎一成不变，没有经历任何实质性改革。1957年赫鲁晓夫失败的经济体系改革，使得苏联的“影子经济”开始产生，非法的地下作坊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获得国家严格控制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那么只能通过贿赂工商行政部门干部和国营企业负责人等非法途径取得。这种一成不变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影子经济”大量产生和快速发展，是苏联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特权阶级强大，官僚主义盛行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自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形成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之后，就造就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成员的新特点是他们本人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未必有很多存款。其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2]68官僚特权阶层十分反对来自党内党外的监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造成国家的损失和社会的落后也在所不惜。并且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由于特权阶层势力的强大，造成了裙带风、官官相护风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是苏联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亡党亡国对我国反腐建设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由于腐败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对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开展了高强度的新一轮反腐后，大批官员落马，我国反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反腐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防范腐败现象的产生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本身就容易产生腐败。为了避免我国在改革深水区腐败问题的滋生发展，我们要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更加完善，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反腐败斗争胜利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近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存在的权力制衡机制，对于解决腐败问题起了很好的制约作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在反腐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加大权力制衡力度，需要对监督权力机构进行调整和重新配置，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经济领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从体制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日渐加重的趋势，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遭受到了损害。腐败问题再得不到有效遏制，我国将和苏联一样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从当代国际社会看，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零容忍，在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国家公职人员会因为不申报财产或偷税漏税等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正是因为国家对腐败的零容忍造成了腐败现象无法生存。习近平提出了“要严格依纪依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3]，这使多年以来官官相护，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然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4]，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三)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保障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于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人民群众不是和党站在一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反而被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这都和苏共的党员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造成党员蜕化变质，使得党严重脱离群众是分不开的。
我国要从严治党首先就要加强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白“人民公仆”的责任和义务。一是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二是要抓好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的考验;三是要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廉洁操守。只有首先从思想上入党，从源头上控制腐败思想的产生，这样才能够杜绝腐败现象的繁衍。
第三篇：大国兴亡徐之明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苏联政党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散，曾经叱咤风云的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顷刻瓦解了。让人惊奇的是，当时苏共在全国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苏联的解体。这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苏联的解体，虽然是受到了当时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苏联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在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政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建设上出现了问题。
首先，苏联共产党政党的行政体系僵化，搞党政合一体制，党政不分，以党治国。政党有着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而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异化成了国家的一个统治机器，成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不再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了。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接近两千万的党员，但是在如此大数目的党员中，真正能对国家发展起到当家作主的作用的党员只是极少数。另外，在苏联高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级。其代表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相互利用和斗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负首要责任，《改革新思维》明确无误的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拜，反复无为，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引下以至于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的走向联盟解体的边缘。而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八一九事件”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不明真相的民意，跃居权力高峰，搞垮苏共和苏联。然而仅凭其二人是难以摧毁一个政党和社会制度的，真正的掘墓人是其自己培养起来的高层特权官僚集团。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没能挽救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漏洞。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戈尔巴乔夫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
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但是，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王长江的《政党论》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它最初从中产生的那个制度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专制制度。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是充当领导人民和专制制度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己任的政治先锋队。为了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真正起到意志统
一、纪律严明的政治部队的作用，党不能不在组织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组织。不要说帮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自身的民主，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成为执政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又成了党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能不能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既关系党所领导的事业，也关系到党自身的未来。过去的挫折和今天的成就，均与此有关。可见，一个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与成为执政党之后，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政党的性质来说，一个政党在成为执政党时候，更应该专注于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其次，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执政党的自身危机使其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1991年俄罗斯的选举，叶利钦的上台可以说明苏共失去了民心;而“八一九事件”的失败则证明了苏共已经失去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支持，也就是1900万党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苏联!不仅如此也使其失去了军心。究其根本要归结于苏联共产党长期以往的腐败，以及个人崇拜和功利主义的盛行，蒙蔽了苏共领导人眼睛，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边不顾，甚至侵害人民的利益。终究苏联共产党被人民给抛弃了。权力对执掌者有强大的腐蚀性。权力的巨大能量往往使掌权者在向政治目标前进时，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会挑战政党赖以使自身凝聚起来的价值，使政党原先的价值发生畸变。
另外，苏共的执政理论的停滞不前也是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苏共的垮台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马克思等人的具体论断当作如今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评论也处于一百多年前，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执政党需要科学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此，我想借用徐老师在课上用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文章，因为老师的这个结束语确是最好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要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对我们面临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出迅速的反应，科学地进行我们的政党建设。
第四篇：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的成败,结合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谈谈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一.如何看待苏联模式的成败，结合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谈谈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对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即苏联模式要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才能正确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才有助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即苏联模式成败得失的评价大体有两种:一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如戈尔巴乔夫之流。还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一是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承认它曾经取得的
中国对待苏联模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曲折过程，开始时接受苏联模式主要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不仅仅是苏联模式造成的，也有与我们在学习进程中未能充分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有关。
1苏联模式：斯大林战胜党内三个反对派后，随即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的道理，形成了后人所称的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苏联模式。
2苏联模式的三个方面：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发展战略：1片面的强调发展速度问题，而忽略经济效益。2粗放型发展方式，而非集约型发展。3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与外界联系不够紧密。4产业结构上，农业重比例失调，片面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发展。
经济体制：1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2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和农业发展。3忽视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1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忽视民主和法制。2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党的领导，以党代政。3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经，文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4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即全党组织和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3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决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事实雄辩证明：苏联如果不是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优势，就不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短期内集中调动国家有限资源实现工业化，打败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国家。当然斯大林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有深刻教训，对苏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些教训是应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
1斯大林模式比较成功的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中，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度很多的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2苏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就跑完了资本主义花费了一百年的路程。3由于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抢在二战爆发之前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存了民族的生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4总之，客观的说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历史上，斯大林模式留下的不是失败的记录，而是成功的骄傲。尤其是当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面临完全危机的时候，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震惊了西方世界。二战后，它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社会化大工业的基础，也起到过积极示范作用，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1在经济方面，它长期只注重发展工业和国防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人民群众特别是农业的物质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持续的提高。
2在政治方面，高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体制，缺乏民主的监督机制，致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而被肯定下来。
3在思想文化方面，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学术民主的消失。
4在国际方面，针对帝国主义搞封锁，反对开放，主张封闭，提倡关起门来搞建设。 5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危害性还在于，斯大林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模式绝对化和普遍化。
4当今社会对苏联模式的看法：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历史即苏联模式成败得失的评价大体有两种：一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如戈尔巴乔夫之流。还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一是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承认它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指出其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
5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对中国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认真总结这些启示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苏联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很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八十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的绝对数虽然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良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大多数人口在20年间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
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只要采用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国人一样生活，还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论主导的各类传媒讨论一切问题的核心。美国是刻意，苏联则是无意识地抹去了一个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国拯救危机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或滥发货币或高额举借外债，苏联，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
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的启示
按照西方的观点，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势。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强调了这一更深层次的影响：苏联解体没有使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其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俄罗斯。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由于宪法发条文的局限性，给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这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水雷，休眠了几十年，在合适的时机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改革而引发出“依赖性”这一生产社会的“毒瘤”，在沉重危机的刺激下加速发作，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当时提出所谓的各加盟国自治化，严重削弱了苏共总书记的领导权力。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他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第五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区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相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生了根本的突破和发展,并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特有的发展道路。前者与后者相比较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正确认识、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区别,就要把它们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根据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要用唯物史观来进行科学评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辩证区别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其特征是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重点发展重工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而斯大林去世后一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区别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科学评价,是一个重大而又疑难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社会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的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有的在斯大林在世时,神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的在斯大林去世后,完全否定其所有的历史贡献和作用。然而,对苏联模
式社会主义的评价,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类似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要求,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自身
的力量,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经常性的社会动员及政治思想工作,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又得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曾经有效地调动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二战后,它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工业基础,也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调整,其缺陷和弊端就日趋突显出来了,阻碍了其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一个崛起、强盛、衰变、崩溃的过程。如何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把斯大林以至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只能使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受到损害和歪曲,为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提供口实和良机”!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按劳分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它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正如邓小平
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区别
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则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它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表征其特殊性与个性;“社会主义”则是同质社会的共同本质,是普遍性与共性。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的统一,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在于它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也在于它有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主义模式的所有制结构;还在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条件,“人口多,底子薄”就是在人文条件方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一般指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由列宁开创的、斯大林奠基的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几个重要特征: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单一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他经济成份不能并存,并认为越大越公越好;在经济运行方面,坚持产品经济,否认商品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体制,否认经济手段,排斥市场经济;在管理方面,实施高度集中的管理,国家机关和中央各部门由上而下地管理和控制地方、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生产、供给、销售等全部经济活动;在政治生活方面,把马克思探讨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延续到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一个创新,但政治上始终过度集权且延续到经济领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
并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尖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排斥市场、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和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的体制。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在经济运行中,排斥市场机制,国家主要用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在经济管理上高度集中化,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和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破除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对公有制的认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突破,我国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具有单一性———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及生产力低下且发展不平衡、小生产者大量存在的客观实际,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排斥其他经济成分,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排斥市场调节的方式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在分配制
度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过于强调平等,甚至往往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
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具有封闭性与僵化性。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具有僵化性与封闭性特点,它无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事实,盲目自大,排斥资本主义,商品、人员、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无法自由流动,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严重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最新的科技成果,也极大地限制了东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规模,从而实际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拉大了与西方的发展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了历史上中国闭关自守导致落后挨打的教训,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苏东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教训,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竞争共处”的事实,作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新判断,放弃了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政策,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政策。2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分步骤、有层次、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全面展开的办法。到了21世纪初,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家
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外开放使中国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不断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实现后发优势。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备战性特征明显。
苏联在“世界革命论”思想的指导下,仍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里,固守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备战型发展模式,一切从备战需要出发,经济工作服从于战争需要。对内,大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对外,加紧军备竞赛,展开在第三世界的激烈争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联是被扩军备战拖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曾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作出了“时代主题仍是 战争与革命”的判断， “以阶级斗争为纲” ，经济建设围绕备战进行，大搞”三线” 建设，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人 在对时代主题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 逐渐上升为时代主题。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 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最为迫切的是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 。据此，中国政府确定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并要求今后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 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邓小平指出： “抓住时机，发展 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加速生产力发展又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中国国 情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全国“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基础、发展战略、政治文化体制诸方面，也 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 在理论
基础上， 苏联认为计划经济的程度越高越单一越好，排挤商品市场经 济， 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我们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 苏联以在短时期内使经济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作为战略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三步走”战略。 在政治体制上，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 强调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 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强调集体领导。 在文化体制上， 苏联采取中央严格的集中控制和过多的行政干预，使文化教 育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是世界文明多样性政策，强调 在多样性的文化生态中构建和谐文化，以和谐文化促和谐社会。 四 总结
本文认为， 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评价，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的科 学态度。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在资本 主义包围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类似战时共产主义制度。 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 时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要求，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 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经常性的社会动员及政治思想工作， 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稳定发 展， 又得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曾经有效地调动苏联的 人力、 物力和财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功勋。二战后，它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工业基础， 也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当时代主题由 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调整， 其缺陷和弊端就日趋突显出来了，阻碍了其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尽管有诸多方面的不同， 但前者并不 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 ，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 ，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采用正 确的改革措施，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苏联 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前者是在继 承了后者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发展而来的。作为苏联模式社会 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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