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法律专业博士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博士留学生教育是留学生学历教育中最高水平的阶段;目前，和国际留学生教育领先国家相比，我国电子信息学科博士留学生教育还处于较落后的水平。本文以重庆邮电大学博士留学生教育为背景，探讨博士留学生教育中学术能力的培养与锻炼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思路及方法，供广大博士教学工作者参考。
第一篇：法律专业博士论文
第三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综述
摘 要: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三届。第三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在湘潭大学和张家界隆重举行。本届论坛强调学术争鸣和开放思想,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少数民族与外国法律文化、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国近现代法律文化三大主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在“圆桌论坛”平等对话的活跃氛围中,来自全国各地十多所高校的教授和学生言谈精彩、对话深入、高潮迭起。
关键词:法律文化;多元性;现代价值;博士论坛;学术争鸣
第三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于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在桂花飘香、书意正浓的湘潭大学和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张家界隆重举行。本届博士论坛由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和湘潭大学法律史重点学科主办,张家界市永定区区委区政府、益阳市检察院、湘潭大学研究生处和湘潭大学出版社协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10多位特邀指导教授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的20多位法律博士出席了论坛。
整个论坛气氛活跃、对话精彩、讨论深入、高潮迭起,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少数民族与外国法律文化
第一场研讨的主题是“少数民族与外国法律文化”。主持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忠信教授。评议人为西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金全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李秀清教授、湘潭大学夏新华教授和李伯超教授。本单元讨论共有七位博士生代表做了主题报告。
云南大学的马青莲以史学、法学及法律多元理论为支撑,从静态的描述分析与动态的司法实证的视角对清代西藏地区的司法审判制度尤其是动态的司法实证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的李剑以彝族人的独特见解重新解读了凉山彝族的法文化。他的论文主要是通过展示贯穿彝族人生活的“纠纷和解”这一现象从而揭示了彝族人特有的规范体系、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的程波其论文主要是对矶谷幸次郎《法学通论》一书的深刻考量并通过《新尔雅》为中介从而建立起矶谷幸次郎与孟森在《法学通论》教科书上的某种联系,他希望从这种联系中能更进一步地研究清末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秦文的论文题目是《礼、达摩与法》,她的视角非常新颖,对中印传统法律文化做了一个独特的比较:礼与达摩。从中印这两个文明古国漫长岁月里沉淀的法——礼和达摩中,她看到了中印古文明的共性和个性,探寻出中印文明的灵魂,更追求“法”的新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华胜的发言犀利精辟,对法袍和假发的起源、流变和其在当下的境遇做了一番系谱式的考察,对法袍的“穿与脱”做了理性的思考。
湘潭大学贺鉴的论文对当代非洲法律体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非洲法一直因其历史原因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在不同的时期,非洲法的内容亦有所不同。一个独立的非洲法系是不存在的,当代非洲法律体系主要包括非洲大陆法系、非洲普通法系和非洲混合法系。
北京大学黄韬的论文紧扣中国的司法现状,认为承担政治职能虽然是现代法院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在中国,法院在实施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并没有遵循一个既定的模式,而更多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自我体现。其论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法院的政治性功能承担和外在表现特征的表述从而探寻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并“预测” 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针对上述博士生代表的发言,陈金全教授、李秀清教授、夏新华教授和李伯超教授分别作出了主题评议。
陈金全教授认为马青莲的文章在对史料的把握运用上还有商榷之处,案例的选择方面也不太具有典型性从而缺少说服力。关于李剑的文章,陈教授认为李剑作为彝族人研究彝族确实很多年,但他的文章还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累年的知识沉淀——一是很多好的东西没有概括出来;二是对于某些问题也没有好好分析。
对于王华胜的文章,李秀清教授认为其视野广阔,从古罗马到现代中国,资料也非常详实。而不足之处是有些方面缺乏进一步的思考并且某些判断应该缓和一点。李教授认为贺鉴的文章给人一种非常宏观的感觉,但在另一方面又会让读者觉得不满足,阐述自己的观点内容单薄。
夏新华教授认为程波的论文很有分量,列了详表,资料非常详实。其进行的考据式研究很值得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夫和考据的功夫很好。但是,其一开始提出的假设看起来言之成理,其实给人的感觉有点想当然。此外,法学通论有关的作者无论中外都是很多的,对于相关著作应该触类旁通。而秦文的文章选题非常新颖;抓住的“点”非常核心。但文章的前言后语、展开等都有些不足。并且就印度法律体系来说,印度法律文化与宗教、哲学、伦理的关系太紧密,因此,论文在研究印度传统法律文化上还要狠下功夫。
李伯超教授认为黄韬的论文其实是对现在的法学提出了一种含蓄的批判。黄韬作为一个法学博士研究生,这么密切地关注现实问题非常可贵。但文章没有注意区别司法的政治功能和公共政策,并且缺乏具体的比较和有说服力的论证,需要更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在诸位评议人精彩评议之后,进入自由提问和发言阶段。各位主题报告人作出了精彩回应。在互动环节里,与会者或沉稳洒脱、或胸有成竹、或娓娓道来,展现了睿智和机敏,使少数民族和外国法律文化的探讨更加深入。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10月18日上午,论坛会场移师到美丽的张家界,在纬地酒店的会议室举行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研讨会。主持人为西南政法大学陈金全教授,评议人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教授、湘潭大学王晓天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徐永康教授。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东海针对一个非常细微的“牙人牙行”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牙人牙行这些中国本土特色很浓的商业中介在明清商业法律秩序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明清商业法律秩序到底具有哪些特点。作者通过对巴县档案和各地工商业碑刻资料的研读,对明清商业法律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西南政法大学的郭亮则从另一个方向——洪商精神的解读给在座的各位展示了一副美妙的历史画卷。商道文化及法文化是洪江发展的灵魂,是我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标本。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作者认为对洪江洪商精神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洪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一直离不开洪商精神,这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兼具学生和法律事务工作者双重身份的湘潭大学博士生魏建文从自身工作遇到的问题着手,通过对中国传统司法监督制度的流变追述和特征反思,进而得出现代法治的进程深受传统司法监督制度消极因素影响的结论。作者认为,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法治,消除传统司法监督文化中不利因素的影响。现代司法监督制度应坚持司法独立下的权利分配与制约、恪守正当程序原则和确立以预防为主纠错为辅的司法监督目的。
同样来自湘潭大学的姚上怡以新颖的角度选取了清代一位文人——方苞,作为其研究对象,对方苞的法律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方苞是清政府的一名官员,文名显著,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方苞紧紧围绕促进教化、改善民生来考察法律问题,将法律的价值追求与具体功能紧密结合,对现世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场最后发言的尤陈俊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尤陈俊的文章着眼于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日用类书”,梳理出其中关禁契约、讼学知识和律学内容三大类的法律知识,并通过围绕此三类法律知识在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比例衍变探讨潜藏于其后并支配其发生的那些文化因素与社会背景,进而揭示明清日用类书的文字空间是如何在具体时代与社会空间的微妙勾联。
评议阶段,赵晓耕教授认为郭亮对于洪商精神的解读有失偏颇。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类似的题目确实值得我们关注,法律史不局限于所谓的正史,而通过大量的文献的发现来阐述新的观点是可行的,但学者应该有个权重和把握,如何看待史料、运用史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赵教授认为正史的可信度更高。郭亮的文章并没有提供大量的可信度高的史料,而且关于洪商的这些文献和碑刻也不能单独解读,而应该放到已有的大背景中解读,这样会更有意义。对于尤陈俊的文章,赵教授认为其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也从旁印证了我们传统中经常提到、用到的观点,但文章最后的判断不够精准,给人一种“也许、差不多”的模棱两可的感觉。
王晓天教授认为姚上怡的选题有创新之处,其对方苞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但同时这个选题又有一定的难度,其文章哲学的色彩、味道不浓,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文章的材料不够全,法律思想方面的内容略显单薄,偏离了方苞某些特色的思想;另外,还要注意方苞所处时代背景的重要性。
徐永康教授则评议了黄东海和魏建文的论文。对于前者,徐永康教授认为其资料丰富、题意明确,很有自己的观点。但文章忽略了明清商牙纠纷所见国家商业社会控制的特点,大部分只点出了其类型。另外,文章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有的话应该联系起来进一步说明。而对于魏建文的文章,徐教授认为此文对有关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但在某些地方明显流于粗疏,需要更好地把握和研究。
10月18日下午举行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第二场研讨会。主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教授,担任评议的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忠信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湘潭大学张全民教授和吉林大学霍存福教授。
首先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郭成龙发言。其文章颠覆了一般意义上对“德治”的理解,提出了颇具见解的新思路。他认为德治并不是想当然地“道德治理”,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德”并不具体指称道德。文章通过对“德”的词义考证和对德治基本内涵的阐述从而得出“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下的产物,是贤人政治思想和民本思想两方面的有机结合的结论,“德治”在中国影响深远。
西南政法大学的段晓彦以儒家典籍“十三经”和《荀子》为文献来源,以“检察”之“察”为考析对象和切入点,通过考析“察”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原则、方法和精神等方面,勾勒出先秦儒家对“察”的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认识。作者探究出“察”之灵魂为人文主义、实体真实探知主义、督吏察民的监督官,更是塑造现代检察文化的“资源生长点”。
华东政法大学的钱泳宏则考察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清代的夫妻关系。作者具体论述了清代夫对妻的权利和妻对夫的义务,由此总结出在理学盛行的清代,妻的社会与家庭地位极为低下,法律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在夫妻关系中已经被扭曲。
来自湘潭大学的郑牧民以一个宏大的视野阐述了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基础。与西方的宗教核心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处于核心地位。作者从天道论、人道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证据文化中的哲学基础,以此不断细化和深化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
吉林大学的刘晓林的文章题目是《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证》。作者深入考释了《唐律疏议》中“故”的六种表义,之后进一步说明了“知而犯之”作为犯罪主观意图的表义辨证,从而考证出在唐代“故杀”与“谋杀”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区分,直到清代才在律文中予以明确。
西北政法大学的陈玺重点探析了唐代同职连署审判制度。同职连署审判制度在唐朝前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中唐之后,为了适应诉讼程序的变革,同职连署审判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章一方面展示了出土文书所见的连署审判制度,另一方面极具新意地搜集了唐人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资料,进一步阐述了唐代的同职连署审判制度。最后通过考察冥界庭审官吏之分工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探明了同职连署审判制度的实施状况。
中山大学的姚志伟探讨了清代抱告制度在当时的实践情况,文章通过对清代抱告制度中主体、资格、作用等各方面的剖析指出抱告制度在形式上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司法实践和律例规定的落差。
上海交通大学的石文龙研究视角独特,思路开阔。作者首先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情结”——冤案情结和清官情结,而与这两个情结相对应,又在司法中形成了特殊的“两级效应”——铁案效应和群众满意效应。这两个情结导致的结果都不容乐观,对法治建设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应该消除并矫正这两大情结造成的消极影响。
评议阶段,首先由范忠信教授评议郭成龙和石文龙的文章。范教授十分认可石文龙的论文,其有独到的角度和见解。不足之处是正因为这两个情结的意义重大,文章可以再写深一点。对于郭成龙的文章,范教授认为题目很有意义,但是内容大多仍停留在主流观点对德治的认知,应该重点谈在法治语境、背景下如何看待德治。
张中秋教授接着评议了刘晓林和陈玺的文章,张教授认为这两篇文章很像:基本观点都能成立,但两篇文章的特色和可圈可点之处又不在于观点,而在于它们的方法和资料——文献与文物、国内与国外、新材料与旧材料,互相印证,复杂的史实通过造表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同时这是长处也是弱处,这么多材料到底能不能基本形成一个核心完整的证据链来支撑其论点?所以张教授认为材料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找核心的直接的材料,并且要分清主要材料(正史和国家典籍)和辅助性材料(民间的、小说性的)。这样找到的材料才能更好地支撑文章论点。
张全民教授认为段晓彦的文章选题很有意义。检察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而段晓彦能从我国本土资源中寻找支撑,从儒家思想中寻找材料,这是很好的。但结论和论证有点脱节,观点好,但证明不够。另外,文中的“先秦儒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有点混淆。对于钱泳宏的文章张教授很感兴趣,但张教授认为文章引文有不确的地方,个别表述欠明朗。
霍存福最后点评了姚志伟和郑牧民的文章。霍教授认为姚志伟的文章标题、引注的材料都很好,资料详实,算做得比较成功的一篇论文。文章可以再关注一些与抱告制度相关的制度连接,深入挖掘往下做;郑牧民的文章凸显宏大,但一方面文化问题研究需要再提炼加强,需要补充一些基础考证和叙述描述;另一方面文章需要一个主导的视角和立场。
由于本专题的两场研讨会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各位主题发言人展现了不俗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专业素质。自由讨论阶段的气氛亦非常活跃。尤其是博士生做学问写文章是来“实”的还是来“玄”的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也有交锋。张中秋教授认为思想乃学术之王,仅仅还原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更应深入挖掘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和法理。而霍存福教授则认为学生现在脚踏实地来“实”的比较现实,而那些“玄”的思想理论应先由那些已经积累、沉淀了一定学术知识和史料的导师们来做更科学。其他学者也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辩论中频频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正是学术争鸣的实质所在,更是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的价值追求。
三、中国近现代法律文化
有关中国近现代法律文化的研讨于10月18日上午第二单元举行。华东政法大学徐永康教授担任本场主持。评议人则由来自西北政法大学的闫晓军教授、湘潭大学的章育良教授和洪永红教授担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峁巍首先发言,峁巍的论文注重实务,其论文探讨了在广佛同城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服务定位问题。作者建议从打击犯罪、预防职务犯罪、应对群体事件、落实环境权保护和保护知识产权五方面入手做好检察机关的相关服务职能。
吉林大学的马成则重点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当家作主的重要组织形式。作者认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因而对其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湖北警官学院易江波的论文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他的论题是《论作为近代中国江湖社会民间法的帮规——以汉口码头为例》。作者从小处着手,重点阐述了地缘型、业缘型和秘密结社型三类帮规的内容,考察了在近代国家法制变迁中,帮规的形态、作用、功能及其相应的变化与延续,认为以 “帮规”为重要解决纠纷依据的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有着广泛的、弥散性的生存和使用空间。
本场最后发言的易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易清重点梳理了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陶希晋的文集,并指出其中出现的修订失实之处。作者的意图在于理清陶希晋对于社会主义民法性质的真实观点,还原历史真相。
首先评议的是闫晓军教授。闫教授指出马成的文章政治性太强,文章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学术思路不够清晰。
章育良教授评议的是易清的文章,章教授认为易清的文章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和参考,指出的现象也让人很有兴趣,但此文更应该深刻探讨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单单摆出事实是不够的。
洪永红教授点评了峁巍和易江波的文章,洪教授认为峁巍的文章现实性特别强,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但是文章结构的处理不妥,一些概念也没有厘清,在史学方面的功夫要加强;对于易江波的文章,洪教授认为其选题非常好,“以阳春白雪的精神来研究下里巴人”。而且文章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条理清晰、思路正确,关键在于题目和内容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自由发言阶段,李秀清教授重点指出,易清的文章需要更多的论证,而马成的文章则需要在政治和学术中掌握好权衡的艺术。张中秋教授则表达了对易江波的论文的欣赏。由于本场讨论的是中国近现代的法律文化,与会人员比较熟悉,亦有浓厚兴趣,大家各抒己见,精彩纷呈,形成了浓郁的学术氛围。
第三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于10月18日下午胜利闭幕。闭幕式由张全民教授主持,张家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美林,市副厅级干部、永定区区委书记刘泽友出席闭幕式,并分别致辞。最后李交发教授对本次论坛作了精彩的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有三个特点:一是平等的讨论。此次论坛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形式,大家平等讨论,没有压力,学术本来就是追求平等争鸣;二是“尖锐”的批评。不管是指导老师对论文的评议,还是与会学者对论文的挑剔,大家都非常善意地指出文章的不足,这是很好的现象。有的批评难免会尖锐一点,但这种尖锐是一种深刻的善意批评;三是和谐的氛围。一方面大家能积极提出不同的评议和观点,另一方面发言者能够很虚心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意见,整个论坛的氛围活跃而和谐。
本次论坛还确定了第四届全国法律文化博士论坛将在2010年由西北政法大学承办。
责任编辑:熊先兰
The Diversity of Legal Culture and Its Modern Value
Summary of the Third Doctor Forum on National Legal Culture
XIA Xin-Gua, TAN Zhon-Gyu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作者：夏新华 谭钟毓
第二篇：通信与信息专业博士留学生培养探索
【摘要】博士留学生教育是留学生学历教育中最高水平的阶段;目前，和国际留学生教育领先国家相比，我国电子信息学科博士留学生教育还处于较落后的水平。本文以重庆邮电大学博士留学生教育为背景，探讨博士留学生教育中学术能力的培养与锻炼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思路及方法，供广大博士教学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留学生培养 博士培养 国际化教育 通信学科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的推动和高校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来华就读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官方统计数据表明[1]，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总数达39万人，涉及高校、科研院所811家，其中博士留学生14，367人，占学生总数的3.6%。博士留学生教育属于留学生学历教育中的最高阶段，博士学习期间强调研究的创新性，博士生经过了硕士阶段的科研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研基础，而且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活跃，没有繁杂的社会事务，可以专注于科研，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博士留学生的培养，在形成优质资源的同时，可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优质国际生源，形成一种优质生源与学校国际声誉的良性循环，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的博士留学生教育起步较晚，同时我国属于非移民国家，与欧美多数国家相比，有着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因此，中国博士层次的留学生教育规模远小于欧美发达国家[2];目前，从国家到高校，针对博士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博士留学生的教学、科研及学生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博士留学生培养中具有共性。针对这系列问题，学者与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调查与研究，形成了多篇研究报告与文献[2-7]。然而，目前为止，并没有专门针对通信与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留学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本文以重庆邮电大学博士留学生培养为例，探讨通信行业博士留学生培养的背景、存在的问题、解决思路等，供广大学者参考。
通信与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留学生教育对于推動通信与信息工程专业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专业博士留学生培养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英文授课的高级专业课开课不足， 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滞后和博士留学生教学管理经验相对不足等。为此， 要提高博士留学生培养质量， 应建立适应国际化教育的师资队伍、使留学生招生"质"与"量"并重、加强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提高专职管理人员的水平以及进一步总结博士留学生成才过程中的经验。
一、培养通信学科博士留学生的意义
引进博士留学生是学校高水平科研发展的需要。首先，从目前国内外科学研究的经验来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往往用于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以麻省理工大学通信与网络研究所为例，该所九名在读研究生分别来自六个不同国家。博士留学生在麻省理工学习期间，可以通过与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交流，实现互利互惠，避免闭门造车，有利于高水平学术的发展。另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科研水平的提升以及行业需求，具有优秀科研潜力的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往往选择了国际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深造，引进高水平国际留学生可以弥补本地优秀生源不足的问题。
培养博士留学生是我国通信行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需要。我国通信行业目前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除了中国自己的国际化人才，企业也招聘了海外人士从事市场发开、运行维护、技术研发等工作。以华为为例，2015年华为拥有17万员工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开展了电讯业务，其中海外市场员工本地化超过75%[8]。然而，这些国际技术人员并不一定完全了解我国国情与企业文化，融入企业需要一定的过程;通信行业急需熟悉国内与国际文化理念与商业规则的人才。通过培养博士留学生，我们可以为我国企业提供了解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当地市场、会独立解决科学问题的国际化人才。
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教学科研实力的体现。推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英国创造了稳定的外汇收入;美国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了其科技水平;澳大利亚在国际化的高等教育中获得了高素质的移民。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不仅实现了外汇、科技、移民等收益，更能展现综合国力，提升该国的世界大家庭的影响力，为人类文明做出突出的贡献。
二、通信学科博士留学生培养问题
本文主要从重庆邮电大学通信学科博士留学生培养上的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重庆邮电大学留学生规模与导致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开课不足。我们目前留学生规模较小，还没有达到开设专业课的人数要求。一些专业课只有一名学生需要上课，而为此专门开设一门英文课程会浪费大量的教学资源。由于语言问题，留学生亦不能参加中文授课课程的学习。这是学生对专业知识需求与教学资源之间的矛盾。
其二，我校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滞后，制约留学生教育发展。博士留学生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我校在博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建设上相对落后，课程设置跟不上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为了满足培养方案要求，某留学生参加了英文授课的《通信原理》本科专业课程的学习，知识深度不能满足博士研究生要求，学生感觉学起来很轻松，课后需要自己寻找一些专业书籍进行深入学习。这是学生对国际化课程的需求与课程设置之间的矛盾。
其三，留学生情况复杂、个体素质不一。由于博士留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他们的基础知识、科研能力、个人素质都有差异;一套统一的培养方案与要求不能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需求。这往往将博士培养由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博士生转变为了培养满足"技术通用指标"的人。这是个人需求与通用要求之间的矛盾。
三、通信学科博士培养解决办法
针对重庆邮电大学通信学科博士留学生培养的问题，我们简单谈谈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利用"慕课"等现代教学方式解决专业课不足的问题。
專业课开设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具有国际化教育能力的专业教师不足的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有：“走出去”与“请进来”。第一，“走出去”：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部委与重庆市各类人才基金、人才项目和校际交流等机会，有计划地分批选派教师出国进修、讲学、访问或短期交流。另外，学校可以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请进来”：引进海外优秀人士来校任教，促进教师来源的国际化。招聘国外专家、学者、教师长期授课或短期访问或讲学，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招聘国外大学毕业的优秀硕士、博士任教。
其次，对于短期内无法解决国际化教学的专业课程，我们可以推广使用“慕课”等远程教育手段，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安排高年级的学生或新进教师辅导学生功课，达到共同提高的效果。
(二)加强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
在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上，我们应当选择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的课程，大力引进国外优质原版教材，学习国外优秀教学方法;有条件的，可以与国外大学共建课程，课程信息与国际接轨。利用开放性课程资源，将国外优秀课程资源与学校共享。与国外兄弟院校建立学费互认机制，可以推广学生选修跨校、跨国课程。适时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构，发挥任课老师的作用，主动增加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核心课程建设。
在教学上，要求教师全英语讲授专业课。任课教师要注意教学内容安排，保证授课内容具有国际视野与理念。在教学方法上，任课教师应采用多种教学法，增加启发式、研讨式、开放式等教学方法，注重教与学的互动，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教学评价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着重考核和评价学生的创新素养和实践能力。注意总结教学过程中累计的经验与收获。
(三)推广个性化教育与针对性教育
在博士留学生培养中，注意推广个性化教育，针对学生的需求定制开发符合个人发展的培养方案，避免机械式的培养模式。要求注意博士教育与其他阶段教育的不同，在博士学习的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测试、考核与诊断，综合分析学生的潜质特征与自我价值倾向，结合现阶段学生个人能力与目标要求，与学生一起对培养方案进行研究与分析，量身定制教育目标、教育计划、辅导方案和学习管理规则，并将培养方案提交给相关管理人员备案审查。通过个性化定制的学习方法、知识培养体系、管理规则以及整合有效的教育资源，从潜能开发、素养教育、科研培养、能力构建、通识教育和身心健康等多方面，对博士留学生的工作态度、学术道德、个人情操、学术构建、思维与动手能力、创新力、技能与经验累计等展开教育和培养。
四、总结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具有国际化人才的必然选择。作为学历培养的最高阶段，博士留学生的培养是一个高等学府综合实力重要体现之一。高校立足通信行业，为祖国输送了千千万万通信学子;面对教育与通信产业国际化的大趋势，应继续加强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工作，学习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我国通信行业博士留学生的教育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智力支持与科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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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羽 王洋 陈前斌
第三篇：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分析：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摘要：多源流理论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模型，能透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有较强的逻辑解释力与场景适用性。本文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对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的源流发展、政策共同体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教育专业强烈的实践性特征与教育职业的专业化运动同单一的学术型学位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的问题源流；政府的理性选择、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和高水平大学的主动试点构成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的政策源流；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执政理念形成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2008年1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开启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的“政策之窗”。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公共政策；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
公共政策过程研究一般分为政策制定过程研究与政策执行过程研究。其中，政策制定侧重于作出决策的过程，而政策执行则偏向于行政管理的活动。在政策制定过程研究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W·金登（John W.Kingdon）通过对247人次深度人物访谈与23项案例调查研究，于1984年出版了《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Agendas，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一书。该书突破了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阶段分析的传统框架，将政策议题的变化视为多源流（multiple streams）互动的结果，旨在更准确地重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整体状态。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theory）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出了新的逻辑解释并重构了互动模型，能透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有较强的逻辑解释力与场景适用性。基于此，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对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Education，简称Ed.D.）的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等方面进行全盘扫描与探究，以期从中整体把脉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形成过程的历史脉络及其演进规律。
一、多源流理论：逻辑解释力与场景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是约翰·W·金登提出的一种决策过程理论。它以研究模糊状态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为目标，主要用来描述政府、国家和大学这类复杂组织的决策环境，以回答政策问题是如何引起官员关注的、政策议程如何建立等。金登认为，政策决策过程由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s）、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s）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s）这三种独立的源流组成。这三种源流也被认为是多源流理论解释议题被提交给政府机构审议的主要概念。
（一）问题源流
在金登看来，“问题”（problems）是公共政策议程分析的逻辑起点。问题识别对于政策议程非常重要，而备选方案也只有被标注为重要且紧急的问题相联系时，被提上议程的机会才会明显增加。金登将政策议程界定为“对政府官员及其周围的人们正在认真关注的问题进行编目”[1]。他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率先对诸如“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关注的，政府官员的决策据以选择的备选方案是怎样产生的，政府议程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为什么一种思想会适时出现”这样一些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回答 。[2]
问题源流（problems stream）主要是指社会环境中“漂浮”着各种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的关注进而上升到政策议程，取决于评价问题存在与否及重要程度的一系列指标、能够导致对于某个问题关注的焦点事件、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换言之，问题源流就是指对需要政府行动来解决的问题的觉察，就是阐释问题是如何引起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关注的。“有时，一个紧迫问题的识别就足以使某一个主题在政策议程上获得显著地位”，“把一个建议与一个被视为真实的和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确使那个建议更有希望被推上议程”。[3]一旦某一特定的问题开始引起重要人士的关注，某些种类的方法就会整个“得宠”，而且其他方法则同时会失去“天恩”。[4]
（二）政策源流
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是指政策建议产生、讨论、重新设计以及受到重视的过程。政策建议、提案一般由“政策共同体”（一般包括学者、政策研究者、利益集团、智库等）提出，政府官员、学者、政策研究者、规划与评估办公室和预算办公室的人员、利益集团的分析人员等都可能参与其中，政策思想在由这些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中四处“漂浮”。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抛售”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建议，力争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够被政策决策者采纳。政策共同体的专家们会选择一个或一些问题提出自己视角下的政策建议，这些“漂浮”在政策原汤周围的政策建议能否被重视和采用，主要取决于这些政策意见的技术可行性和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5]尽管“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多种意见主张，但是如同在一个自然选择系统中的情况一样，只有那些符合某些标准的思想才会坚持下来。有些思想幸存下来并且得以成功；有些政策建议则比其他的政策建议更加受重视。[6]
（三）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是指政治因素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即主要研究促使政策问题上升为政策议程的政治事件和活动。[7]金登认为，政治源流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国民情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organized political forces）的争夺行动、行政和立法上的换届（turn over）。国民情绪是指在某一既定国家中相当数目的个体都倾向于沿着共同的方向思考，并且这种情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利益集团的争夺行动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行政和立法上的换届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议程，新政府上台标志着潜在的变化即将发生。尼古拉斯·扎哈里尔迪斯（Zahariadis）对金登政治源流的三个要素进行了修正，将三者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即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整合对于那些拥有相对集权的政治系统和强有力政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8]
（四）三流汇合：政策之窗开启
多源流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结合”。金登认为三大源流在关键时间点上汇合到一起，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就会被打开。即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当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金登强调，政策之窗就是“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政策之窗是由紧迫问题或者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其开启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当政策之窗开启时，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必须抓住机会开始行动，否则机会就会失去，需要等下一次机会的到来。“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需要“政策企业家”抓住机会对政策制定系统进行软化。当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开启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它综合了三种源流、偶然事件和行动者三方面来解释政策议程的设置问题。
概言之，多源流理论重视突发性事件、政策倡导者和政策共同体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对涉及教育、医疗、环境、公共交通等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有较强的逻辑解释力和场景适用性。
二、“三流演变”：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
（一）问题源流：教育专业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和教育职业的专业化运动与单一的学术型学位之间的冲突
1.学位供给与学位诉求之间的矛盾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既是一个学术性领域，又是一个实践性领域。随着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教育领域既需要教育理论指导，又需要教育管理实践关怀。教育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这两种现实需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能在单一的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学位教育体系中得到满足。从人才培养的目标来看，学术型的教育学博士重在培养“专业型的研究人员”（professional researchers），着重培养学生在教育领域的知识创新能力，“学术性”是教育学博士的基本价值取向。专业型的Ed.D.旨在培养“研究型的专业人员”（researching professionals），强调通过科学研究创造性地解决教育领域实际存在的问题，“实践性”是Ed.D.的基本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单一的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同教育专业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和教育职业的专业化运动产生了冲突，社会上对教育专业实践人员的广泛需求呼唤高校致力于培养教育专业实践人才教育博士的出现。[9]我国自1996年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以来，为基础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据钟秉林教授等人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教育硕士已累计招收6万多名学员，3万余人已顺利毕业并获得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涌现出一大批教学名师、知名校长和学科带头人。他们对接受更高层次的Ed.D.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
2.世界发达国家（地区）Ed.D.教育实践的借鉴
为解决单一的学术型学位同教育专业强烈的实践性特征与教育职业的专业化运动之间的冲突，世界发达国家（地区）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Ed.D.教育实践的探索。世界最早的Ed.D.出现在美国。19世纪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师范学院，设置了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培养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高层次学术性人才。1920年哈佛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点，其目标是让那些有确定职业的人们获得特定的专业技术，培养面向实际工作岗位的教育领域实践人员和管理专家。[10]截至2004年，美国约有220家高等教育机构在教育领域授予博士学位，其中至少有180所授予Ed.D.[11]，培养了一大批面向实际工作岗位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政策研究人员。目前，美国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哲学博士与教育博士并重的局面。[1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于1990年首设Ed.D.项目。截至1996年，澳大利亚38所大学中有一半以上大学实施了Ed.D.项目，Ed.D.教育发展速度非常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于1992年诞生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Ed.D.。经过数年的发展，到1998年，英国已经有24所大学开展了29个Ed.D.项目计划，远远多于其他学科。截至2005年，英国Ed.D.项目已有40余个，成为英国博士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域。[13]我国香港地区从1997年开始设置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目前有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四所高校开设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课程。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开展Ed.D.教育实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为我国实施Ed.D.教育提供了鲜活案例和先进经验。
（二）政策源流：政府的理性选择、学者的谏言建议与高校的主动试点形成了政策合力
1.政府的理性选择
在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意志和行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政府出台的政策、决定、意见（诸如《中国教育年鉴》）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官员的讲话中来考察Ed.D.政策议程的历程。
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2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都强调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末我国确立科教兴国的方针。进入21世纪，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央政府先后提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等目标。通过梳理和分析政府文献，不难发现：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政府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治理基本上是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创新制度，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增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200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周其凤在首次全国专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专业学位教育作为我们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促进专业学位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同年，周远清指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特定职业（岗位）任职资格（条件）的联系”。2006年，吴启迪在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透露，我国将“不断增加专业学位类型，增大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的比例”。由此可见，政府对开展博士层面的专业学位教育有着理性的选择。
2.学者的谏言建议
与政府（官员）相比，学者们成为研究Ed.D.政策议程的主要群体。从20世纪末就开始，学者们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总体来看，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谏言建议。
一是设置Ed.D.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如北京师范大学马健生（2007）教授的《论我国教育博士（Ed.D.）专业学位设置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余国升（2008）的《高校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探究》等。二是设置Ed.D.的政策建议。如华中科技大学张应强（2003）教授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设置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政策建议》、马健生（2007）提出了《关于教育博士（Ed.D.）培养方案的构想》等。三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国外Ed.D.的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如北京师范大学洪成文（1997）介绍了《英国开设新型教育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文东茅与阎凤桥（2004）研究了《美国“教育博士”（Ed.D.）的培养及其启示》、华南师范大学袁锐锷（2006）提出了《关于澳大利亚若干大学教育博士培养工作的思考》、邓涛（2009）发表了《国外教育专业博士教育的成效与问题——兼谈对我国开展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思考》等。这些学者的谏言、建议与思想在政策共同体中相互碰撞、结合，就我国Ed.D.设置的迫切性和可行性达成了一致，他们对政策决策者进行软化，形成了Ed.D.政策议程在“政策原汤”中四处“漂浮”的画面。
3.高校的主动试点
在设置Ed.D.的问题上，我国一些高水平大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早在20世纪末，就有少数高校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开展了Ed.D.的试点工作。1999年，华中科技大学开设“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大学校长进修班”。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面向高校管理者的教育学博士项目[14]，培养了一批高校的高级管理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03年，北京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了“高级教育管理博士学位”（Ed.D.）的合作项目。[15]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于2003年12月组织相关教师访问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学习了解美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2005年6月，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和12所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院领导共15人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四所高校Ed.D.项目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考察[16]，并形成了《中国教育博士考察团赴澳大利亚考察报告》[17]呈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以上高校的主动试点为Ed.D.政策议程的设置提供了实践基础。
为了准确描述Ed.D.政策议程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与分布，笔者将其主要观点和政策建议加以梳理和归纳，具体见表1。
（三）政治源流：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影响
“政策制定离不开流行的思想观念等环境。”[18]组织社会学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建构政策范式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意识形态通过影响政治话语来影响政策范式。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人心凝聚力和社会认同感。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其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去分析Ed.D.议程设置的政治源流非常有意义。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鲜明地体现出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政策与措施共同作用于研究生教育改革，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源流。
1.科教兴国
科教兴国的要义在于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1995年，我国政府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1998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向世界作出庄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表明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了国家意志和政府行动。2001年发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专辟一章阐释“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的要义。2002年，为了应对后WTO时代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随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人才强国战略”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战略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毫无疑问，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既需要高层次的理论型人才，也需要规模宏大的实践型人才。
2.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其基本要义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不仅超越了“满足人类生存”简单的道德诉求，而且还印证了“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科学发展观要求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创新机制，优化结构，培养规模宏大的教学名师和教育家，造就从事实际教育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高级职业型和应用型人才。
目前，我国有1600多万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100多万中小学校长和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特级教师以及大批高校管理干部[19]，他们对接受Ed.D.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此外，我国自1996年开展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以来，涌现出了大批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型中小学校长，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何为教育领域培养更高层次的研究型专业人员，成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议题。
3.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的需求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动力，表现在教育产品的供应上，就是要满足人民“想要的教育”，社会要及时提供“应有的教育”，最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开门办学；体现在教育的发展方式上，就是要从以规模为主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在教育终极目标上，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教育科学发展的最高标准。这些都深深地浸润着对人的关怀与尊重。
1984-2006年，我国先后有2567人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活跃在高等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现有学位类型的单一性，教育实际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高级职业型人才难以进行系统的和有计划的培养。Ed.D.的设置，不仅将填补我国学位体系的空白，也将使教育领域高级学术性人才和高级职业型人才的培养相互协调，相得益彰。[20]
（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三流汇合与政策之窗的开启
Ed.D.的“政策之窗”是什么呢？笔者认为，2008年12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正是这样一扇“政策之窗”。在这次会议举行之前，Ed.D.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已经汇聚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Ed.D.被提上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在会上作了关于“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问题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政策企业家们一致认为，“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教育学科类型、结构和层次，培养教育实践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设置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在他们的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学位[2009]8号），决定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新突破。至此，Ed.D.的“政策之窗”被打开了。
三、结语
从Ed.D.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来看，该政策的出台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高级职业型人才的诉求，也切合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需求，更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生动体现。Ed.D.政策议程从学术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问题，历时5年之久（我国自2004年就开始了Ed.D.的招生论证工作），在政治官僚、学者和高校的共同推动下，经过了长期酝酿与科学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学者的谏言是开启政策之窗的催化剂。然而，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来看，Ed.D.的设置也并非完全理性的选择。15所试点高校在实际招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在招生对象与招生规模上“打插边球”等），以致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于2014年9月下发了《关于严格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规范的通知》，要求各试点高校要严格遵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等文件精神，不断提高Ed.D.的培养质量，自觉维护Ed.D.的社会声誉，促进Ed.D.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彰显Ed.D.的专业特色，实现“发现的学术”与“应用的学术”的有机融合，消除Ed.D.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地位；与学术型博士相比，Ed.D.的学费偏高也引起了一些非议；Ed.D.至今只有一届毕业生，其培养质量、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接受社会的评估和检验。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政策企业家的关注并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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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
作者：徐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