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内涵界定下大学廉政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从廉政文化和高校廉政文化的内涵入手，分析了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及原则，以期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改革创新提供依据。
内涵界定下大学廉政文化论文 篇1：
廉政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与新维度
前不久，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年会主题专场“党的纯洁性视域下的廉政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召开。来自中共上海市纪委、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等相关职能部门、高校和学术团体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一、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文化与制度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巡视组副组长赵增辉巡视员从“对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对制度建设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了廉政建设中文化与制度的命题。他指出，十四大以来腐败案发率的起伏与反复表明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已进入胶着阶段，而隐藏在这种胶着状态背后的则是一场文化力量的交锋。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化表现形态的浅层面，而要深刻理解和认识文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在一定程度上，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建设性的廉洁文化如何与之角力显得尤为重要。就文化对制度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浮躁的文化心态导致形式主义抬头，形式主义的制度致使制度执行力受到局限；二是中国文化中的“变通”思想致使制度执行变形、走形，影响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三是“突破”制度与“破坏”制度二者间的界限因受文化价值判断的影响而使制度在执行中缺乏严谨性，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是个大命题，不能仅仅依赖制度建设，还要聚焦文化建设，发挥文化的内化功能，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挖掘资源，通过对党员干部教育的强调，让廉洁文化内化到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共同推进廉政建设的发展。
复旦大学教授浦兴祖认为任何政党的纯洁性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腐败现象是当前党的纯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他指出，多年廉政建设实践的启示可以概括为“制度+文化”。他认为，就概念的界定与辨析而言，文化与制度之间是存在交叉的。为了探讨二者关系，可作一简明的划分：文化是内在于人的软性的、柔性的精神因素，制度是外在于人的硬性的、刚性的各类规范。“制度+文化”的关键不仅在于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内外相济，而是要认识到外化的制度与内化的文化在实践中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要用文化去导引制度，让文化为制度开路。这就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培育“关于制度的文化”，即一种尊重制度、敬畏传统的基本理念和规则意识。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原空军上海基地司令员王春瑞少将指出，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实践，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智慧，这是每一位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应该持有的基本立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教授认为，在探讨文化与制度问题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在廉政文化基本概念的界定、标准的制定和内容的涵盖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更深入地探讨党的纯洁性建设背景下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
复旦大学副教授李冉认为，应把廉政文化当作一个文化系统来建设，要想方设法让它有效运转起来。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的廉政文化应当包含制度、道德、价值、楷模和评估等子系统，在其运行中要引入文化安全评估和风险控制，要弥补传统廉政文化建设中“内向性”与“外延性”之间的落差，使我们党的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趋于一致，这样的文化系统不仅要成为我们党的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更要成为公民文化的子系统，唯有此，才能使其从抽象的价值判断落脚到具体的事实判断和方法判断。
二、党的纯洁性、党的宗旨意识和纪律观念与廉政文化建设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朱华教授指出，宗旨意识是党性的根本体现，大公无私则是宗旨意识的必然要求。当前的种种腐败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宗旨意识淡化、宗旨意识丧失的表现。因此，廉政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以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作为核心价值尺度，在科学认识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的立场上，对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零容忍”。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陈挥教授指出，廉政文化建设要继承“两大传统”（其一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汲取智慧；其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党的优良传统中收获启示）、坚持“两个面向”（其一是面向领导干部，使其成为廉政文化建设的表率者和实践者；其二是面向社会，塑造和改善社会的整体环境和风气）。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处长袁志平认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生产力和推动力，它具有两面性，即正向的生产力和反向的生产力。因此，在廉政文化建设中，首先要解决二者间的角力问题。他以“胜利之师睡马路”等历史事例为基础，分析并指出加强纪律观念是提升文化正向生产力的基础途径，进而强调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纪律的约束，需要通过加强纪律、确立牢固的纪律观念来推进，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辛的实践历程。
三、党的纯洁性视域下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的反思
中共上海市纪委常委王永伟在书面发言中，从“注重理念创新，增强廉政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注重方式创新，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重制度创新，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三个方面，对近年来上海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和探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从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廉政文化品牌创建”、“廉政文艺精品创作”、“廉政传媒建设”、“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六大工程切入，对上海廉政文化建设的纵深发展进行展望。他指出，实践的经验启示我们，廉政文化的建设首先要以历史的传承为基础，其次要与所处时空的实际情境相适应、相融合。
原海军舟山基地政委刘苏闽少将认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繁荣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更是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构建军队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任务。实践中，海军以科学理论为引领，以“五进十廉”为抓手，通过确立“反腐倡廉大文化”的理念、构造各具特色的军营廉政文化品牌、优化廉政文化建设的支撑环境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廉政文化的表现力，来培育和弘扬崇廉尚廉的风气。
华东师范大学唐莲英教授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已不仅仅是一个党的建设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问题，需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她指出，就现有廉政文化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而言，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概念、内涵价值、研究对象等基础性问题缺少权威性的论断；二是研究的出发点局限在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方面，较少关注社会整体廉政氛围的构建；三是研究的结论以“应然”的价值判断为主，较少关注“实然”问题的应对，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些都导致全社会在廉政文化问题的认知方面尚不能形成共识。对承担高等人才培养、社会知识文化生产与引领重任的高校而言，在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邬思源教授对网络监督文化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监督文化”是在网络监督实践中形成的、以规范指导网络监督实践的一系列价值观、理念和态度。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的特征，即主体的广泛性、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技术与传播方式的开放性、以及文化形态的多元性，承载着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对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促进、对公民意识与公权力机构管理能力的提升等三大基本功能。他进一步指出，健康的网络监督文化应该具备民主的精神、法治的理念、诚信的意识和自律的观念。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纪检监察室主任朱志龙结合房屋保障与管理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践，对如何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二是要逐步实现廉政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三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复杂性，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准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教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白璇煜
作者：宋霁
内涵界定下大学廉政文化论文 篇2：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从廉政文化和高校廉政文化的内涵入手，分析了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及原则，以期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改革创新提供依据。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0.078
1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要研究廉政文化，首先要明确文化的概念。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在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适应制度和组织，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反映，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作用。狭义上说，文化是指由思想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科学技术等。
作为文化概念的一个分支，古代和现代，人们从他们的文化观上对廉政文化进行“解读”，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内涵。所谓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政建设和廉政文化，是人们对独立知识、信仰、规范和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的总和。具体来说，从政治诚信的角度来理解，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中体现的政治行为，而概念是“廉洁”的特殊性和“文化”一般的有机统一；从廉政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廉政文化是以先进的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独立的文艺形式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思想体系和相应的制度和活动，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廉政概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一个进步科学的概念，廉政文化的内涵在中国市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的集中具体体现，体现了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创新。
作为培养人才、传承文明与先进文化、服务社会的多功能组织，高校是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担负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同时也担负着倡导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高校廉政文化的“高校”二字起到了限定、界定的作用，意在表明它是在高校领域内形成、发展和传播的一种廉政文化形态，因而，它既是全社会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和行业特色。基于此，高校廉政文化可以定义为：清洁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题，通过传播廉政知识、弘扬廉政精神，廉政制度的建立，为人们创造教育，教书育人，精致气的积极的教育环境，用廉政信仰陶冶情操，推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2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2.1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加强师生自身廉政素养、培养合格人才、完善高校教育功能的需要
2.1.1构建高校廉政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高校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教师是主角。教师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与地方经济建设的职责，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水平与学生的德育发展息息相关，对高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高校扩招、扩建工作的深入发展，高校违法违纪案件也时有发生。究其根本，长期以来，科学的廉政文化建设评价体系的缺失，使得廉政文化建设的价值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体现和反映，广大教师的头脑中也没有牢固树立起廉政文化建设的科学地位，没有做到真正的深入人心。然而，教师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传播科学文化、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进一步的，其所培养的人才素质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积极培养廉洁的道德品质和诚信务实的工作作风，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传播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具体来看，通过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能够使广大高校教师及行政教辅人员既能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把握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原理及内容，又能从实践中揭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际价值。这既是从根本上不断加强高校教师自身修养的重要途径，又是从源头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治本之策，对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2.1.2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大学生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大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受到的廉政文化熏陶对提升其思想道德水平具有导向、督促和规范作用，对其成长与成才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当前，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个别大学生出现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对于其个人自身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直接关系到其未来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廉洁做人的价值观念，增强大学生抵制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品质，进而提升其明辨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具体而言，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是高校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对培养具有廉政文化素质的高级人才，引领社会廉政风尚、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
2.2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发现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问题、加强管理的需要
在高等院校内，廉政文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例如：缺少廉政文化宣传的环境文化建设，忽略培养师生廉洁自主意识的精神文化建设，尚不健全、监督不力的制度文化建设，这些问题都成为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障碍。通过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的建立，全面收集三类高校主体有关廉政建设的信息，可以发掘具体建设领域存在的不足，进而解决问题，不仅能够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也能够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并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
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管理水平。在建设廉洁廉政文化建设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管理对象不强、方式单一、缺乏说服力和号召力等问题。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管理，就需要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评价结果是高校廉政文化各个层级、各个视角的具体表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够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还能够提供具体可行的目标，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发展的智力支持和外在推动力。
3构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设计过程中，应制定一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达到科学、有效地调查廉政文化建设的目的。 具体而言，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3.1系统性与完整性相结合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是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看作是一个整体，对其其进行评价应当涉猎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而不能仅是考核其某一环节，确保评价的全面性，这也是完整性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完整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全面地反映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各方面，避免评价的片面化与局部化。基于上述要求，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应当力求全面、综合，囊括廉政建设的各项主要内容；同时，各评价指标之间应当界限分明，且具备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保证不同层次指标能够全面地共同反映廉政文化建设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更好地发挥其导向与诊断作用。
3.2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
针对性原则要求各高校应当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在同一所高校内，针对行政功能不同的各二级单位也应当进行分别设计，有所差异。与此同时，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不是一劳永逸的，应当进行阶段性的补充与修改，以适应各高校不同时期的新情况，从而推动高校的快速健康发展。这种针对性的设计也为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保障，由于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涉及内容繁多，覆盖面广泛，需要科学、适用、可操作性强的廉政文化建设指标体系从“听”、“查”、“议”等多角度进行考核评价，以确保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效果的客观与公正。
3.3循序渐进性与可评价性相结合的原则
鉴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特点，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立足当前、着眼于未来，增强指标的时效性和循序渐进性。评价指标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且与时俱进的，因而应当坚持边制定边修改边完善的原则，力求评价体系的科学合理。另一方面，在建立评价体系时，应当选取可量化的评价指标，细化评价机制、细化评价内容，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任务具体量化形成评价指标，便于各指标之间的比较，优化评价方法，准确、客观地反映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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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慧一
内涵界定下大学廉政文化论文 篇3：
清廉中国：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
摘 要：2019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一共收集了135篇学术论文，涉及历史、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与会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带来了调研的真实情况、带来了创新的实践经验、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管用的建议”，通过畅所欲言和热烈讨论，与会人员达成重要共识：清廉中国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这一共识为“清廉中国”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清廉中国;廉政教育;监察体系
2018年第八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提出把“清廉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战略设计，推动廉洁行动成为国家战略行动。在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中，与会专家及务实工作者积极建言献策，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清廉中国”的历史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事长李秋芳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我们共同认识到一部中华文明史当然包括了丰富的反腐败政治史。”诚如斯言。陈延庆就发现，中国廉政文化与廉政实践紧密结合，创设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但是传统廉政文化本身并不天然具有优化当代政治生态的功能，只有经过发掘、整理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作为廉政文化“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于清正廉洁格外重视，管子就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廉洁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蒋铁鑫的论文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道德伦理和监察制度两条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认为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应该切实关注基层公务员的生活实际，避免陷入“文官不爱钱”的理想主义陷阱。还有学者从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出发，认为先秦诸子对于“清廉”思想的阐释，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还能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对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也进入了廉政学研究者的视野。王学青总结了古代监察官管理制度发展变迁中的若干规律，认为当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应该真正做到制度选人、考核有据、优胜劣汰、运作公开。刘社建则分析了清代监察官员选拔、激励、约束的种种情况，认为当前监察体制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有效作法，在严格选拔、健全激励、促进流动、加强约束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健全完善的措施。
二、“清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坚决反对腐败，正如李秋芳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代表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才会更全面，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田美琴的论文认真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法德融合”的原因和表现，对边区政府反腐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认为在新时代应该借鉴边区政府廉政文化建设、严肃党纪与树立清风并行的实践经验。
叶国文将反腐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从人民、国家、政党三个公共议程出发，运用触发机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反腐败的政治逻辑，认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党为中轴，党、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反腐败结构和体系。在政治实践中，因三者在不同时序的政治优先和价值不同，反腐败斗争呈现不同的策略和行动。
近年来使用软件对文本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成为未来廉政学研究的方向。毛立红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Ⅲ对建国以来2090篇期刊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历经不同时期，监察制度、贪污受贿以及寻租等相继成为腐败问题研究的主题，关于腐败的研究视角也从历史学和法学，拓展到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
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腐败斗争认识不清楚，甚至有人将中国的反腐工作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纸牌屋”。周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运用Jieba中文分词组件和Python语言开发程序，以科学视角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质疑，并认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李慧勇也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制度效能明显提升，无论是制度建设和执行能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制度变迁，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借鉴。罗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演进历程与内在逻辑，提出新时代要推动党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坚持把政治建设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要善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发展，还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这就为我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可行性强的建议。
三、“清廉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清廉中国”不仅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李雪勤研究员从历史事实出发，通过对国际经验进行比照及对现实有利条件的充分论述，认为我国将在2035年左右实现“清廉中国”的目标。郭秀兰指出“清廉中国”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则引领和助推着“清廉中国”战略的实施。徐喜林认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将会成为中国反腐倡廉的旗帜与追求，他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理论创新、部分省市的实践为“清廉中国”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创造了条件。
实现“清廉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正如张兆松所说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却也面临治本力度不够、刑事追究比例下降、腐败犯罪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周兴君也认为“清廉中国”战略的提出虽然带有非此不可的必然性，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制度性不公正的问题，所以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各阶层利益诉求，兼顾效率与公平。面对纷繁复杂的反腐问题，杨茂林就从党内政治文化视角出发，提出要传承中华文脉，培厚“清廉中国”建设的文化底蕴。在具体措施上，要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约束。何旗则分析了十八大后35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指出“一把手”腐败对我国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并提出了保持反腐持续高压、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推行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一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清楚。例如2019年1月29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2018年最新贪污观感指数排名，中国从去年的41分下滑至39分，排名也从去年的77位下滑至87位，这显然是与我国反腐形势不一致，所以我国亟需构建“清廉中国”话语体系。邓志宏就指出要对“清廉中国”的公权意蕴进行创造性表述，深刻剖析腐败问题的公权属性、公权内涵，建设“清廉中国”必须确立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
四、“清廉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林泰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纪法衔接”机制发展在具体规定上进一步完善以及实践操作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纪法衔接”却也面临政治话语进入法律体系带来的理解、适用问题和形态转化畸宽导致执纪非罪化趋势等问题。林泰同时也提出了将政治话语改造为法律话语，并从制定操作细则、完善转化程序两方面入手解决形态转化畸宽的问题。冉红音则强调不能将党纪处分条例视为“党内刑法”，必须认识到纪律处分条例在目的、原则和性质上与刑法的根本不同，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确保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经济领域是腐败问题的多发地，国企因为资产不断增长，日益面临腐败的压力。罗晓波就列举了深圳国企党内监督缺乏独立性、法人治理监督缺乏权威性、国企内部监督力量分散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制度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也开始在私人企业中蔓延。2017年2月由京东集团倡议，腾讯、美团等联合知名企业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共同构筑反腐败、反欺诈、反假冒伪劣、打击信息安全犯罪的安全长城。互联网企业内部对于反腐败的诉求不断高涨，于琴的论文着眼于互联网企业腐败的成因，认为互联网企业结构性资源困境、企业内部反腐制度供给不足、国家和社会监管缺位等是造成腐败泛滥的主因，于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腐败更是呈现寻租手段隐蔽化、寻租空间多元化以及寻租成本虚拟化的特点，反腐难度更大。王阳的论文则比较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腐败治理的情况，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量刑标准不平等、私企立案与举证困难、国企更具威慑力和持久性、反腐手段各有侧重等不同点，并认为国有企业的反腐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私有企业则更加务实。这些对于互联网企业腐败问题关注的论文，将腐败问题的讨论拓展到了更加宽广的空间。
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清廉中国”的战略正在落地实现。四川省大竹县今年就结合“清廉中国”战略，提出进一步抓好“优化政治生态、锻造干部队伍、培育清廉细胞、厚植清廉文化”等方面工作，逐步实现清廉大竹建设成熟定型，全社会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清廉建设的基层示范样板。贵州铜仁也提出了建设“清廉中国”的铜仁路径——强化全局统筹，构建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落实，构建责任体系;强化督导考核，施行刚性推进。
县级纪委监委在反腐败斗争的基层第一线，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任务。但是张国岚也发现县级纪委监委存在着基层派驻监督职能作用弱化、配套工作制度滞后、基层纪委监察机构编制补充困难等短板。如何解决这些短板？彭鸿就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的实际，认为应该加强群众监督、主张上下联动、健全权力管理机制。易恢节介绍了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经验，指出聚焦规定权力运行，建立集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流程于一体的“四单一流程”制度，以及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管用、监管有力的权力运营模式等“廉洁道县”经验，是一个易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范本。
清廉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如何保证营商环境良好发育，预防权力寻租腐败案件发生，成為处理政商关系的重中之重。成群鹏就从海淀科技园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历程出发，总结了海淀科技园不同发展时期政商关系，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与政府互动的特点，提出应该建立和完善“规范行为”的制度体系、搭建信息技术平台加强政商互动、以党建工作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发展、构建企业家综合培训和交流机制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建议。浙江省舟山市纪委则在实践探索中提出推进清廉营商环境的举措：强化组织领导，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完善制度建设，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机制保障;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具体抓手。
在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操作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思考。米卿就从舟山市检察机关的实践出发，认为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监察机关的过程中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职能定位不明确、问题及线索处理程序缺失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米卿认为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案件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完善提前介入阶段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个案制约程序，强化问题线索移交处置流程发挥提前介入实质效用。诫勉谈话是我们党进行廉政教育的重要手段，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就认为，通过创新廉政谈话制度，将马克思党建理论、廉政思想和法治思维紧密结合，促使党员干部转变思想，强化自律意识，通过他律引导自律。
五、廉政教育納入国民教育体系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也已经进入了大学象牙塔，甚至是小学生的课堂。2018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安徽怀远县一小学副班长受贿多达几万块钱，此类新闻让更多的学者关注下一代人的廉政教育，李秋芳也说，“应将清廉品德纳入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廉政教育进课堂关乎祖国的未来，不能听之任之。
陈金波认为目前的学校普遍存在着对清廉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存在问题不改进、机制不健全的严重不足，并且造成了清廉教育“虚空化”的现象。在分析了青少年清廉教育的当代样态和逻辑后，陈金波认为应该明确学生清廉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完善学生清廉教育的平台体系，构建学生清廉教育的长效运行体系，创新学生清廉教育的评价体系。
张发平从理论层面阐发了“高校化腐败”，提出“高校化腐败”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为谋取个人或团体的私利而滥用手中的权力或资源，或由于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导致的事物变味、变质和腐化的行为和现象。关于概念的界定历来充满争议，但张发平的观点为我们推进高校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马文静的论文以江苏省57件校园受贿案为例，多维度、多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是主要受贿领域，招考、招聘上行贿严重，以购物卡的形式进行，并形成了完整的受贿链。
大学生是我国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值得持续关注。肖生福选择广州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廉政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共管理本科生存在对廉政意识重视不足、对廉政意识所指对象认知出现偏差、对相关廉政意识政策了解程度不高、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认知暧昧、对自身廉政意识现状没有清晰认识等问题。从论文中可以看到，廉政教育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依旧突出。
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会期虽短，但收获颇多。从历史脉络、执政经验总结、话语体系的构建、理论创新与实践、廉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五个方面对“清廉中国”的主题进行了充分论述，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达成共识：清廉中国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
责任编校 王学青
作者：周兴君 蒋铁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