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互联网金融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近几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决策层、监管层、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作为当前一种特有的爆发性发展的新业态，其对现阶段我国金融效率的影响如何尚无定论。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金融创新直接影响金融效率，可从传导机制入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第一篇：互联网金融发展论文
聚焦科技金融发展互联网金融
“双轮驱动”：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
10月24日至25日，来自政界、金融界、科技界等数百名社会精英齐聚东湖之滨，共襄武汉金融博览盛世。24日上午，第七届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暨中国中部(湖北)创业投资大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
中心开幕。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王国生致辞。王国生在致辞中说，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武汉金博会已成为银政企合作的桥梁和科技金融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极大提升了湖北金融业的
综合实力和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品牌效应。今年的金博会以“推进科技金融改革创新、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增效”为主题，紧扣改革新要求，顺应发展新常态，进一步拓展了科技与金融同步创新、融合发
展的新空间，必将为传播金融文化、促进金融改革，推动湖北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发挥更重要作用。王国生指出，近年来，湖北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技
金融创新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2013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3600多亿元，金融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跃入全国三甲。湖北科技金
融改革创新既任重道远，又潜力巨大。我们将以本届金博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快湖北金融业改革发展步伐，推进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自主创新战略的能
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为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科技金融：已成为湖北金融业重要名片
会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还有很大空间，需从四处着手：一是要完善多元化金融业态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要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机制;三是健全科
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四是进一步构建科技金融风险分担体系。“科技金融已成为湖北金融业一张重要名片。”潘功胜认为，湖北科技金融创新卓有成效，科技信贷资金的投放稳步增长，科技金融
产品与服务模式日益丰富，科技金融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他向湖北提出希望：“我们正与湖北探讨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试验区的建设，希望武汉能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国保监会主席助
理梁涛认为，保险业在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增强融资能力、化解创新风险、分散经营风险、为从业人员提供保障等方面都大有作为。其中，在助推科技企业抵御创新和经营风险方面尤为突出。以
湖北省出口信用保险为例，保险机构与省商务厅、财政厅联合搭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托管平台，省政府专项支持300家小微企业参保。根据海关统计，投保小微企业出口平均增幅28%，其中46家实现
80%以上增长。
5年左右：实现武汉城市圈金融服务一体化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在武汉金博会上提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增效的重要推动力量。《武汉城市圈科技金
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方案提出，我省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实现武汉城市圈金融服务一体化，基本形成有效支撑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科技金融紧密
融合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初步建成实验股权资本化、智力资本化、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特区”。曹广晶认为，为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通过金
融杠杆促进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另一方面通过科技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新技术集聚。其次，要发挥科教大省优势，推动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构建功能完善、机构健全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同时，打破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地域限制，充分发挥区域金融协同效应，深化和扩大区域科技金融合作。
科技金融：要诞生符合自己规律的产品
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巡视员邓天佐表示，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平台把分散的资金与项目联成链条。“建立平台是第一步，但科技创新项目和金融工具不是‘拉郎配’。”邓天佐说，科技金融只有诞
生了符合自己规律的产品，才能谈科技金融创新。这种创新过程，既是对科技企业的挑战，也是对金融行业的挑
战。邓天佐建议，像武汉这样高智力集聚的城市，应促进烽火等领军企业搭平台，积极探索帮助院校原始创新产业化，实现从跟踪创新到引领创新。中国银监会创新监管部副主任杨晓军表示，银监会将
结合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面向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杨晓军说，大力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势在必行，应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此外，建立
培育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多种形式的中介服务平台，推动创业投资、银行信贷、科技企业改制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全防伪专业化和定制化投融资解决方案。杨晓军表示，银监会将鼓励金融机构根
据科技企业成长状况，动态分享相关收益，完善科技贷款审批机制，提高科技贷款审批效率。作为证券行业的一名“老兵”，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葛伟平坦言，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将是深化市场体制
改革的必然要素，其中，证券业有效服务了不断增强的直接融资需求。谈及湖北证券行业，葛伟平表示，除传统业务外，将支持湖北券商积极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探索新型互联网金融业务，实
施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此外，他还指出，将支持证券经营机构拓宽并购融资渠道，“尤其是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促进湖北加快行业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将鼓
励券商全方位参与湖北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重点支持长江证券柜台市场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证券机构通过报价系统开展业务”。
一种事实：让中国企业“走出去”
美国史带战略伙伴集团总裁钮小鹏表示，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资本的流动走向开始出现多选的情况，中国目前如果希望引资进来的话，必须要存在很强的差异化，在差异化的过程中，“双向”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以前我们讲国际化，在招商引资中，都是外资引进来，而现在是让中资走出去，全面超过外资引进来的数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钮小鹏表示，当GDP需要下行的时
候，很多传统的行业、中小企业，也包括国企，都可能会面临业务上的一些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在海外的一些市场去发展，是整个业务发展的必要范围。钮小鹏提到，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已经不光
是一种现象、一种趋势，更是一种事实。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投资已经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新的金融所驱动的中国企业全球性发展的新生态链发展之下，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更多的“引进来”。不光是资金方面，不光是人才方面，不光是企业本身落地方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方面。钮小鹏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新金融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从湖北、武汉未来发展的角度讲，金融作为支撑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实体经济最终都要靠金融推动。武汉作为中国中部重要的城市，有非常大的实力和机遇能够乘着这个“东风”做大做
强。
辜胜阻：给科技金融开“药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科技+金融’，而是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的创新安排，产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叠加效应，以创新为本、双向融合、相
互促进。”他首先承认湖北是传统的科教大省，但却指出湖北与科技强省存在着差距，也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人才和成果“东南飞”、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湖北如何从科技大省转
变成科技强省?
辜胜阻认为，关键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显著提高股权投融资比重，改变金融“短板”。“支持高科技企业，不能只靠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往往厌
恶风险，只有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才能承担高风险、分享高回报。”辜胜阻用数据来论证：2011年，VC新增投资额对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拉动系数为1：7，远高于同期银行
贷款对经济1：1.02的拉动系数。又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科技金融”?辜胜阻给了一张“药方”：首先，要吸引投资机构的集聚，大力发展VC和PE，培育更多天使投资人，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其次，要推进湖北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天使投资、VC和PE退出渠道。用好新三板的全国扩容机遇，争取打造新三板的“湖北板块”。此外，构建多层次信贷体系，大力发展类似美国社
区银行的“草根金融”，推进政府金融担保回归公益性，解决“担保难”和“抵押难”问题，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并以东湖高新区作为载体打造资本特区和人才特区，营造良好发展的“小环境”
，打造技术企业“蔬菜大棚”，让科技型企业在冬天也能“活得好”。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有五大金融风险需要警惕：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使信贷风险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产能过剩领域的贷
款已经成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流动性错配形成“钱多”和“缺钱”并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辜胜阻还表示，长
江经济带与中部城市群面临发展机遇，近10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约四分之三以上的城市和90%以上的城市人口和
经济规模。在此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望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人口超过1亿。长江中游城市群如果能达到长三角城市群的水平，将可以增加
2万亿元的消费内需。他说，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无论采用T型战略或弓箭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成为战略支点，有着其他一些城市群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将成为落实和推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支
撑。武汉得“水”独厚，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得“科”独厚，科教资源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得“中”独厚，中三角地区具有连南接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3小时高铁圈内，聚集着数亿人
口;成本优势明显。长江经济带水运优势十分明显，水路运输成本仅为铁路的1/6、公路的1/28、航空的1/78。本届金融博览会暨创业投资大会由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联合主
办。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为大会支持单位。开幕式后，举办了主题论坛。全国189家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总部领导出席开幕式。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举办了多场
专题论坛和地方金融发展专题研讨班等系列活动。
第二篇：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效率
摘要：近几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决策层、监管层、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作为当前一种特有的爆发性发展的新业态，其对现阶段我国金融效率的影响如何尚无定论。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金融创新直接影响金融效率，可从传导机制入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而基于省际面板和第三方网络支付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脉冲响应方法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和冲击可以发现，从静态来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从动态来看，尽管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大部分都是负向的，但这种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分区域来看，互联网金融对东部地区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因此，为早日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传统金融部门应当在系统认识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及其与区域金融效率关系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增长需要，积极主动迎接新生事物，提高自身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策略之间的关系，化解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区域路径依赖。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区域金融效率;金融创新;VAR模型;区域路径依赖
一、引言
P2P网贷行业2014年的“野蛮生长”和2015年的乱象频发作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进程中最具鲜明特征的事件，引起了决策层、监管层、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16年8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共中央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透露的监管与扶持并重的思路既反映了决策中稳定与创新的博弈，也体现了决策层对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发展倒逼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的默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行业内的创新和改革会集聚风险，提高风险爆发的概率，但也会加速直接融资市场对间接融资市场的替代，引致金融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阶段的核心驱动力。[ 1 ]金融在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因此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矫正要素不合理配置、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重要推手。[ 2 ]然而，互联网金融作为近几年我国所特有的爆发性发展新业态，对于其在现阶段我国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生态构建中所起的效用具体为正还是为负，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金融效率的视角出发，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方法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和冲击。
二、文献回顾
(一)金融效率研究
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内涵界定和层次探讨两大类。在内涵界定方面，王广谦[ 3 ]、沈军等[ 4 ]、孔祥毅[ 5 ]基于麦金农(McKinnon R I)的金融深化论和赫尔曼(Heilmann T)的金融约束论，分别提出了具有不同内涵的金融效率。本文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4 ]表示赞同。该理论认为，金融效率应主要反映金融资源在宏观经济系统内的配置和协调水平，特别是其在金融系统内部的协调程度，即主要着眼于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而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这决定了金融效率必然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王振山[ 6 ]、沈军[ 7 ]、周国富等[ 8 ]、谢家智等[ 9 ]分别对金融效率进行了概念外延的划分。其中，普遍金融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微观金融效率和宏观金融效率两类，同时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也可将之分解为金融部门效率和金融功能效率。沈军[ 7 ]认为，金融效率可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其中，宏观效率又可进一步分为适应效率和配置效率，分别对应金融的系统和资源两大属性，而适应效率把区域金融系统看成区域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主要度量金融子系统产出对经济系统的贡献程度。正如斯诺所言，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可见，金融适应效率与本文研究目的切合度很高，因此下文提到的金融效率均指金融适应效率。
在实证研究领域，与金融微观效率研究规范的方法和众多的成果相比，其宏观层次的实证研究方法尚处于发展过程中，不过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借鉴其他领域的效率研究和测算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沈军[ 7 ]运用因子分析和GA-BP法对我国金融适应效率进行了测算;黎翠梅等[ 10 ]根据周国富等[ 8 ]提出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测算;孟兆娟[ 11 ]以各省贷存比和存贷差作为各省金融效率的代表性指标，通过计算泰尔指数来反映我国区域金融效率的差异;谢家智等[ 9 ]使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的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度了宏观金融效率的数值和变动情况;温红梅等[ 12 ]运用四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县域农村金融效率。基于此，本文采用谢家智等[ 9 ]的方法构造区域金融效率测算模型，并进一步利用BCC模型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规模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其中，金融创新效率实际上衡量的是模型中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益，而规模效率衡量的是投入规模是否达到最佳。在DEA测算中，以我国31个省市区作为决策单元，利用区域均值分别测算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金融效率及其创新效率和规模效率。
(二)互联网金融研究
与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反，互联网金融并非一个基于理论研究而诞生的概念，因此学者们在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影响方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谢平等[ 13 ]认为，互联网金融带来了金融业态的彻底革新，通过创新支付方式、加速信息处理、优化资源配置等三条路径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对传统金融行业产生冲击，倒逼金融结构改革，促進经济增长。吴晓求[ 14 ]认为，互联网金融仅仅是金融业务模式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主要是金融服务获得和销售方面的创新，而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出现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相互融合的状态。陈志武[ 15 ]认为，从本质上看，互联网金融产品与银行、资本市场等经营的产品并没有区别，仍然是交易各方跨期价值和信用的交换，而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交易安排上存在期限错配、流动性错配、信用风险等潜在问题，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基于此，许多学者还从中外比较、风险集聚机制、监管模式等方面入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进行了研究[ 16-18 ]。不过，由于现有研究缺乏互联网金融与宏观金融体系之间互动的实证研究，尚无法回答互联网金融在现阶段我国金融生态构建与金融结构改进中所起效应为正还是为负的问题。本文将从金融效率的视角出发，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和冲击，对互联网金融与我国传统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回答，为探讨和改进我国金融结构、转换经济增长驱动模式提供有效路径。
三、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机制
由文献回顾部分可知，近年来诸多学者围绕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和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接下来，本文试图从传导机制入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提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与验证假设。具体而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金融创新是直接影响金融效率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可从上述三个角度着手进行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是否降低了金融市场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从本质上看，金融行业的核心资源是由各类信息构成的异构化数据集合，而众多信息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互联网金融利用云计算、云存储、大数据等技术，可以确保市场信息的可达性和有效性，同时市场交易主体通过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信息获取新渠道，可以提高信息获取的可能性和准确性。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得到很大程度的降低，从而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并不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自行降低，反而会随着金融服务获取渠道的增加，使得市场交易主体的平均信息获取能力和识别能力出现下降，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并最终导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现有研究还缺乏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加之在传统金融业务中微观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暂时无法实证比较两种金融环境下市场主体的情况。
(二)互联网金融是否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概念自阿罗(Arrow K J)[ 19 ]正式提出并使用以来，在企业行为、市场深化、制度建设等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交易成本可分为外部成本和制度成本两部分。学者们普遍认为，基于技术进步，互联网金融可改进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模式，扩大交易可能性集合，让潜在的金融需求因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得以显化，同时使原有金融系统中过高的交易外部性得到约束，进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过，关于互联网金融与制度成本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将发挥“鲶鱼效应”，倒逼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市场制度改革。也有学者认为，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多种业态均存在游走于法律监管灰色地带的嫌疑，而我国监管层一向是安全重于创新，类似打擦边球的创新是否会延缓制度改革、无益于降低制度成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创新是否增加了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呢?毋庸置疑，互联网金融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对传统金融的运营模式和风险管控模式均作出了颠覆性的改变，但至于这种创新是降低了原有金融系统的风险还是增加了风险，学者们持不同态度。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很快，信用风险在信息传导过程中被分散，从而使得个体风险能够得以充分化解。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易出现由风险导致的极端损失。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金融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风险放大效应下风险扩散的速度会更快。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弱势金融群体保护不周，以及互联网技术安全性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对现行风险控制体系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而现实情况为两者均提供了例证。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分析视角的丰富性，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静态的，而是恰恰相反，应该是不确定的、动态的。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由于体量太小，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大，只是原有金融系统的有益补充。总之，在对两者间关系的认识方面，还缺乏严谨证明，且暂未形成统一观点，上述每一个视角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文受篇幅和水平所限，仅尝试从宏观和实证的角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四、研究方法和模型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现实例证的支持，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学界尚无统一的理论或模型对此进行描述。因此，基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效率的影响，需要解决金融效率测算、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度量以及如何定量衡量两者的影响程度这样三个问题。接下来分别予以阐述。
(一)金融效率测算方法
在效率测度和评价的实证方法上，目前应用比较广泛且比较规范的方法是综合评价法和前沿分析法。综合评价法以因子分析法最受广大研究者欢迎。而前沿分析法可进一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中，参数法以随机前沿法(SFA)、自由分布法(DFA)为主，但与其他参数法一样，随机前沿法、自由分布法等同样要求数据对总体和残差等估计量服从某些特定的分布，即生产前沿面需要通过特定的函数形式来构造，因此本文选用非参数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综观各种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计算所得的效率值是相对值，或者说是某个决策单元(DMU)技术效率与前沿面技术效率的比值，从而可以得到对投入量或产出量的投影变量。而它们的主要区别，一是前沿规模报酬是否可变。比如，CCR模型是规模不变的，而BCC模型是可变的。二是属于径向模型还是非径向模型。如果属于径向模型，需要考虑产出导向和投入導向两种情况;如果属于非径向模型，需要考虑采用何种方法计算距离函数，如最小距离法等。三是在计算中参比单元是否改变。比如，在CCR模型和BCC模型中，在计算所有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时，是利用所有的单元共同计算前沿面，而在某些模型(如超效率模型)中，在计算相对效率时，构筑前沿面的单元是不包含被测算单元的。本文借鉴谢家智等[ 9 ]的方法，选择目前应用最广泛的BCC模型来测算我国的金融效率，并将金融效率分解为创新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指标选取上，本文借鉴任晓怡[ 20 ]的指标体系，以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K)表征资本投入，以年度就业人口总数(L)代表人力投入，以年度区域各项贷款余额表征金融业对经济系统的投入，以区域GDP总量表征产出。上述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效率计算主要利用DEAP2.1软件完成。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测算和衡量模型
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测算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状况实证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涵盖范围较广，部分通过文本搜索、互联网用户数量等指标来度量其发展水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认可。在公开可查的文献和资料中，北京大学2015年首次发布的互联网指数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度量。但由于出现时间太短，数据时间长度不足，无法用来进行计量分析。因此，本文借鉴管仁荣等[ 21 ]的方法，以占互联网金融比重较大、统计较为规范的2003—2013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规模数据作为衡量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脉冲响应
如前所述，学界尚无相关理论或模型对互联网金融与金融效率进行描述，因此传统的计量模型既没有办法也不足以对两者间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行严格的理论阐释。即使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模型，也会因内生性问题的存在而导致估计有效性降低。此外，也对工具变量的选择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基于此，本文采用西姆斯(Sims C A)[ 22 ]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所有变量的滞后变量来构造模型，以有效降低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的影响，使最小二乘估计变得可行。基于对我国金融效率的测算和分解，本文尝试通过建立VAR模型来估计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其中所运用的主要是脉冲响应方法，该方法使用一个发生变化的误差项来模拟模型受到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去分析来自互联网金融(第三方网络支付规模)的一个冲击对金融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创新效率的影响，并比较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影响的差异。若上述效率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反应为正，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且该反应的系数值越大，表示冲击越强。反之亦然。
五、实证结果描述及分析
(一)金融效率描述分析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31个省级区域作为效率测算的决策单元，且为了避免行政区域划分变化而造成的数据缺失，选择2005—2016年共1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测算。相关数据来自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劳动力投入并无相应指标，本文根据年鉴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之和计算得到。利用DEAP2.1软件，可以测算省级区域金融效率及其规模效率和创新效率。受篇幅所限，原始结果不再列示，仅列示各年份分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效率均值。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标准。其中，东北地区由于样本单元数目较少(仅辽宁、黑龙江、吉林)，特根据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将辽宁省划归东部地区，将黑龙江和吉林划归中部地区。
区域金融效率反映的是金融部门对区域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程度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BCC方法，因此效率值最大为1，其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地区金融部门对区域经济的作用越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表1表明，從全国各省份平均来看，金融效率达到0.85，且各年份基本稳定，说明各省市区之间金融效率的差异变动较小，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相比较而言，12年间，西部地区的金融效率平均为0.70，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效率值差距较大且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这说明，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经济基础条件差距较大的前提下，金融效率仍然是导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
区域金融创新效率所反映的更多是剔除规模效应后各省级区域单位金融投入的产出效率，与金融效率一样，其数值越接近1，说明金融部门的贡献越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表2中的结果表明，各省市区金融创新效率平均达到0.87，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和运用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与金融效率一致，西部地区的平均效率只有0.78，说明西部地区金融系统的发展并非仅仅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是制度缺失和人才匮乏所导致的效率低下。
表3表明，区域金融规模效率2005—2016年的均值为0.96，说明全国各省市区金融资源投入规模都很大，接近最佳投入规模。从规模上看，金融系统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是比较高的。但分区域看，西部地区的效率值只有0.92左右，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说明金融资源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值得后续制定政策时注意。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创新效率、规模效率呈现出以下方面的规律：从纵向看，三类效率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各区域范围内，其变动幅度均不大，说明近年来我国金融效率稳中有进;从横向看，三类效率的区际差异十分显著，特别是西部地区，其各个年份的效率值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据此，本文将引入互联网金融发展这个因素，进一步分析导致效率值变动和差异的原因。
(二)互联网金融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艾瑞咨询发布的第三方支付年度报告中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年度交易金额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代表指标，不再列示。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其年均增速超过50%，显然是非平稳数据，因此采用对数化方法来平抑波动，指数化后的变量设为lnif。
构建VAR模型首先需要指定模型的构成变量以及内生变量的滞后阶数。在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各区域的动态影响时，首先需要构建互联网金融变量(lnif)与全国或各地区各类效率值的两变量VAR模型，然后再通过单位根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等方法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和滞后阶数。利用Eviews7软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互联网金融指标和各类效率值的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平稳，具有协整关系，同时最佳滞后阶数均是二阶，因此本文可建立12(即3×4)个两变量向量自回归滞后二阶模型。分别对每个模型中的互联网金融变量(lnif)施加一个标准差的脉冲，并选取滞后一期至十期的累积响应系数，所得到的结果分别参见图1、图2、图3。具体数值不再列示。
实证结果表明，脉冲响应各时期的系数最终稳定在0的附近，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对全国和各地区金融效率、规模效率、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均不高，各时期的系数普遍在10的负三次方以下，有时甚至达到10的负五次方。其可能原因在于，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期(2005—2016年)，互联网金融的各个业态均处于诞生或萌芽阶段。尽管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等行业增长较快，扩张迅速，并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引起了政府、学界等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但其体量与传统金融相比仍然较小，因此尚无法对区域金融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有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规模为24万亿元，而同一时期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所处理的互联网支付业务金额达到2 042万亿元，相差近百倍，而P2P、众筹等行业的总体规模还远远小于第三方支付。
尽管从系数的大小看，各模型脉冲响应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但从符号的正负上看，各模型却表现出了不同的趋势。接下来将分别予以分析。
如图1所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正向冲击，无论对全国范围还是对各地区而言，其金融效率累积系数均为负。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和制度供给条件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不能对金融效率的提高产生正向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累积系数逐渐趋近于0。这说明，从长期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不一定永远都起反作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新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互联网金融将迫使现有金融部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投入产出率，并最终提高传统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区域看，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正向冲击对东部地区金融效率的负向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次之，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这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相符的。
互联网金融的正向冲击对区域金融规模效率的影响与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根据图2，无论是从全国范围看还是分区域看，其影响基本都是负的。从全国范围看，全国整体金融系统资本规模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较大，偏离最优规模，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种趋势。而分区域看，很显然这种影响对东部地区而言更加严重，这与金融资源主要聚集在东部地区的现实相符，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这种聚集更多地显示出了一种规模递减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则可理解为因投入不足而导致其未达到最优规模。
与前面两者相比，互联网金融对金融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根据图3，从全国来看，第一期到第十期的累积系数同样为负，但从第二期起，负的程度逐渐减小;分区域看，这种影响有所分化且差异显著，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是负向的，而对东部地区而言，这个冲击带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最高达到了0.009 8，是12个VAR模型脉冲响应中累积系数绝对值最大的。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传统金融行业运营能力低下的問题进一步暴露，受此影响，传统金融行业需要逐步提高单位资源配置效率，重视长尾客户以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竞争。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同东部地区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技术运用得较为充分、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更加匹配、运营效率更高，而中西部地区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需求、无法较好地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有关。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对互联网金融与区域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主要得到了三个结论：一是从静态来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平均并不显著，对一个冲击的平均响应只有0.000 8;二是从动态来看，尽管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大部分都是负向的，但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三是分区域看，互联网金融对东部地区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
基于此，本文认为，传统金融部门和监管当局需要在系统和动态认识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及两者间关系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迎接新生事物，提升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与经济增长间的适应效率，助力中国经济早日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具体而言，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应着重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
本文实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由于体量不大，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其影响力增长迅速。由此可以预测，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趋势上行时，可以达到与传统金融互融共生的状态，形成新的稳定的金融生态并由此提高金融效率;而下行时，则可能出现破坏性创新，成为系统金融风险新的爆发点并因此遭到来自政策层面的抑制。未来究竟会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的协调程度;二是监管层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尽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2016年以来主流的政策建议，但面对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与经济增长趋缓的大形势，我们仍然认为应当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优化，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提高各区域金融效率，优化资金配置，扭转资金脱实向虚的趋势。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尽管带来了一定的潜在风险，但仍然不失为倒逼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有效推手。
(二)应着重协调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结合当前我国政策层面在应对金融“不可能三角”时所采取的组合是金融创新和零道德风险，本文认为，监管层面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业态的监管不宜采用静态、稳定的监管策略，而应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和水平、系统风险聚集程度、空间分布差异采用动态和差异化的监管策略。所谓动态，即根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行业模式的变化来制定监管策略;所谓差异化，即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细则和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削弱它的消极作用，使之与我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相符。
(三)应着重化解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区域路径依赖
与众多研究相同，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得到了我国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影响较小的结论。但与此同时，在较发达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当地金融创新效率的提高是有正向作用的。其原因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基础依赖性很强，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因而东部地区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中西部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然具有市场空间广阔的比较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冲击能否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也与其能否适应区域传统金融需要并实现协调发展有关。化解路径依赖，推动不同区域互联网金融有序发展的主要推手是，进一步完善对互联网金融的动态和差异化监管体制，着力完善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征信及风险提示制度，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解金融风险微观聚集渠道。而这需要政府层面进一步采取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措施，发挥有为政府调节作用，这样才能真正促使互联网金融在有效市场引导下与现有金融体系形成竞合关系，提供差异化服务，提高宏观金融效率。
参考文献：
[1]杨锦英，温庭海，刘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6(1)：53-62+97.
[2]沈軍.金融效率理论框架与我国金融效率实证考察[J].金融论坛，2003(7)：2-7.
[3]王广谦.真正把金融业作为现代产业来发展[J].金融信息参考，1997(1)：32.
[4]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1)：22-28、96.
[5]孔祥毅.金融协调的若干理论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3(10)：36-38.
[6]王振山.银行规模与中国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研究[J].财贸经济，2000(5)：19-22.
[7]沈军.金融效率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7(6)：139-140、145.
[8]周国富，胡慧敏.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8)：15-18.
[9]谢家智，王文涛.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影响因素与传递机理[J].财贸经济，2013(7)：59-67.
[10]黎翠梅，曹建珍.中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的动态分析与综合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2012(3)：4-12.
[11]孟兆娟.中国农村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J].南方农村，2013(11)：59-63.
[12]温红梅，姚凤阁，常晶.基于四阶段DEA的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来自中国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07-112.
[13]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14]吴晓求.互联网金融：成长的逻辑[J].财贸经济，2015(2)：5-15.
[15]陈志武.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J].新金融，2014(4)：9-13.
[16]王达.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中美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基于网络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与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14(12)：47-57.
[17]李博，董亮.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与发展[J].中国金融，2013(10)：19-21.
[18]魏鹏.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J].金融论坛，2014(7)：3-9、16.
[19]ARROW K J.A diffi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4)：328-346.
[20]任晓怡.我国中部地区金融效率测试及效率差异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5(1)：103-112.
[21]管仁荣，张文松，杨朋君.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影响与对策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6-64.
[22]Sims C A.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J].Econometrica，19804，8(1)：1-47.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Improves 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VAR Impulse Response
LI Bin and ZHAO Dan-n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dong，Guangzhou510521，China)
Key words：internet finance;regional financial efficiency;financial innovation;VAR model;regional path dependence
作者：李镔 赵丹妮
第三篇：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与农村普惠金融的互动发展
摘要：建立为全社会所有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是普惠金融的宗旨，但是农村的金融排斥是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挑战，所以农村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点。传统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正好可以弥补传统金融的这些不足。但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必须注重风险的防范，更要依托传统金融的发展。本文基于苏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调研，强调传统金融与传统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及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的互补与融合，最后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与农村普惠金融的良性互动与发展共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普惠金融互补融合
一、传统金融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与不足
(一)传统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中的重要性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因此要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传统金融机构因为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比较完善、资金实力比较强大，所以比较安全与稳定。另外，传统观念上，传统金融机构一般是农村各群体认可与信赖的，应该作为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正规金融机构为核心，以根植于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为补充的传统同金融体系，该金融体系相对健全，然而也存在很多不足。
(二)传统金融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中的不足
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建立为所有群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那么人人都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那些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以外的农村各群体尤其要得到重视。所以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等微型金融应该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但是传统金融在这个方面却存在先天的不足。
1交易成本高。传统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对客户信息的要求比较高，有严格的信用评估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这样交易成本、人工及管理费用比较高。大企业因为管理制服比较完善和规范，因此信用信息比较容易获取，信贷额度大也可以降低单位成本，所以传统金融机构比较倾向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户等农村各群体信用信息获取比较困难，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等，所以金融服务成本比较高，这也就使农村各群体会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
2业务品种少。农村的金融需求往往存在多樣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金融需求在地区、行业、阶段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农村金融机构最主要的金融产品是储蓄存款或者信贷供给，很难满足农村金融的各式各样的需求。另外，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业务品种都有相对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农民和农村涉农企业贷款额度比较下、客户分布比较分散加上符合要求的抵押品比较少，难以获得贷款。所以，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品种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需要。最后，在农村金融机构从业的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硬件设施水平不高，对金融产品的创新也比较缺乏能力，这使传统金融在发挥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上打了折扣。
3信用透明度低。农民居住的地区比较分散，信息获取上比较困难，也就很难进行建立信用信息档案，没有一定的信用体系建设，信息不透明不对称，这将导致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贷款的信用风险。风险大再加上贷款管理成本高等，削弱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也使金融机构在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中有一定的阻碍。
二、互联网金融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一)互联网金融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借助互联网技术形成互联网金融的新型状态。互联网技术具有处理大量信息数据的能力，这就可以对农村群体进行信用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大大降低了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小额金融服务时的成本。互联网金融的开放性、共享性及高效率性和普惠金融的宗旨是互通的，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平台。
1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下金融服务更多的依赖互联网技术和通讯信息技术，这样可以减少物理网点，也节约人力物力投入，这就降低了网点建设成本及人工成本。初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搭建的成本比较大，但是建成使用后的边际成本比较低。随着客户群体的扩大，互联网金融的成本优势会不断显现。随着客户认知度的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互联网通讯技术获得金融服务，很多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都可以得到整合，那么银行就可以满足客户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
2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传统金融在提供信贷供给时是有门槛的，也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并且提供信贷的模式是固定的，创新的功力也不足。互联网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时不需要中介，不需要传统金融机构，这就使银行在压力和冲击下进行业务和产品的创新，满足农村群体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传统金融机构由于盈利性及安全性的考虑，会倾向于高端客户，小额的金融需求一般被排斥。互联网金融自身的草根性使更多的农村群体可以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也可以运用自身大数据挖掘的技术优势降低寻找其目标客户的成本。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运用数字化信息，增加对客户的了解，针对不同客户类型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和落地率，这就大大的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3缓解信息不对称。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存储功能可以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者的信息进行搜集，做到个性需求挖掘、信息高效匹配，也可以实现信用风险评估，信贷流程中的跟踪等，这就使传统中的信用信息不健全，不透明的问题得到缓解。缓解信息不对称可以提升传统金融风险控制能力，这就降低了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
(二)互联网金融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不足
在我国，2013年互联网金融才蓬勃发展，相关的制度规范及发展经验还比较欠缺，在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不能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1金融风险高。互联网金融下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运营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金融中的网络信贷平台成立门槛低，本身缺乏风险控制，信息的真伪难以辨别。2016年数据统计，全国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数量3000多家。其次，互联网金融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所以网络技术安全问题是核心，根据国家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网站感染病毒的有300多个，网络平台数据被篡改的数量有15000多个，信息系统安全漏洞近1000个。最后，我国互联网金融缺乏相关的合规标准，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及法规等落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些企业存在“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比如2015年e租宝借贷平台因为逾期无法支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
2接受度有待提高。农村各群体由于知识观念等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产品应用的活跃度不高，即便有些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产品比较熟悉，接受度也高，但是依然会比较习惯于应用传统金融的服务模式。所以提升农村群体的互联网金融意识及技术接受的熟练程度是农村很多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互补融合
(一)传统金融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
互联网金融创新了金融业务，但本质上还是金融的属性，所以还是需要传统金融产品与服务作为坚实的基础。互联网金融如果缺乏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支持，也是泡沫化和虚无化的，会导致金融风险。所以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是必须要借助传统金融模式的支持，也要借助传统金融模式的风险防控，强化互联网金融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开展主要是在农村传统金融机构中，苏北的所有县域农村金融机构都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微信银行业务，经过调研，运用这些功能获得金融服务的县域的及农村客户占50%以上。
(二)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创新的方向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传统金融需要加速金融改革，适应这样的发展和趋势。所以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和互联网金融进行合作，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实现合作共赢。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在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络直销银行等一系列产品出现在市场中，满足了农村各群体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合作，可以实现金融服务的广覆盖，也可以控制金融服务的风险，同时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普惠金融共享、有序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所要求的。
四、促进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与农村普惠金融互动发展的对策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互联网金融有很多异于传统金融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风险与不足，其发展的基础还是传统金融。因此，必须实现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互补融合，共同发展，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一)发挥传统金融应有的作用
1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支持农村金融普惠。政府对大型的银行金融机构，应该鼓励其支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很多县域金融机构贷款融资脱离农村现象进行引导。必要时应该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加强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往来资金进行分析，保证农村的存款用在農村。另外，政府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人民银行可以对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支持;也可以对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准备金的优惠措施，适当提高存款存款准备金的利息支付。
2创新传统金融机构适应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传统金融机构就是为资金匮乏的个体提供融资的，那么传统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其本身的作用，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加速传统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化，创新金融业务和产品，根据农村各群体的特点设计和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另外，农村各群体的风险是固然存在的，这是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所以需要从传统金融机构本身去设计风险防范的体制，改善风险管理的方法，有针对的进行风险管理。在融资的流程和条件上，可以进行合理的改变，在抵押品上可以尝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使用权等作为抵押品，为农民贷款提供更多符合要求的渠道。
(二)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优势
互联网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与基础。需要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方式的与时俱进，风险管理更加复杂，所以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发挥作用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建立覆盖面广泛的统一社会信用体系;互联网金融还应注重技术的提高，做好安全防护，加强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互联网金融的微观主体要增强自身的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对互联网金融用户普及互联网金融方面知识，让农户有理财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及全民金融意识。
(三)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优势互补助推农村金融普惠
传统金融在资金方面、合规方面和风险管理方面比较有优势，互联网金融具有创新优势，二者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互联网金融具有草根性，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比较低，金额小，交易成本低，效率高。传统金融的金融服务门槛高，金额相对比较大，效率不高，所以二者可以效率和安全上寻找平衡点，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传统金融使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转型方向。
(四)加强金融知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
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对农民进行金融知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非常重要。农民由于观念落后及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对很多金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比较低，对消费者应有的权利不明晰，不会利用金融服务，也不会在消费中正当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传统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教育辅导作用，在为农户提供服务时，要做充分的说明，让农户更好管理自身资产。另外，对于很多新的金融产品，也可以通过农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让农民有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上做正确的选择。如果农户在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通过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得到及时保护。
(五)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
加强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帮助农户及涉农企业建议信用档案，并定期进行更新，动态管理。也可以建立信用信息平台，覆盖一切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农村各群体，对这些群体进行信用评价，发挥征信的信用识别和信用增进功能。但是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控制机构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制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根据办法制定相应的激励扶持农村各信用主体的政策措施，让农民感受信用的力量，发挥信用的效应及辐射力。
参考文献：
[1]侯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J]青海金融，2014(8)
[2]阚怡然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差异比较与互补融合探究—基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分析视角[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7(3)
[3]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
[4]夏斌，陈道富未来10年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Z].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4)
[5]李国华“普惠金融”是怎么回事[J]求是，2014(3)
[6]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互联网金融视角下苏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409)研究成果。〕
(钱娜，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教师。蒋微，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教师。)
作者：钱娜 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