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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溯源
摘 要：对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理论的演变进行了回顾与疏理，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三个方面的政策设计：财政支出持续向农村倾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通过制度反哺，重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享格局；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农业、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强化城市在政策包容性和城乡产业一体化方面对农村的责任，解决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问题和农民就业机会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经济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乡关系自产生以来就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经济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生产力水平层次差异的客观反映。这种层次差异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强化，进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经济关系的论述进行归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经济关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是分工的结果，“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们首先肯定在城市化初期阶段，社会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乡体系中的经济、政治、技术等要素向城市的倾斜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指出，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向城市过分集中，城市对乡村统治的不断加强，最终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对立。并严厉地批判了城市的畸形发展，使农村人口“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他们认为，这种城乡对立在私有制下无法解决，应把城乡问题与所有制变革联系起来，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工农结合、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相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恩格斯于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就提出了“城乡融合”思想。他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
“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主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根据所查阅的资料，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他还进一步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城乡融合”的必要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可见，城乡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要求。工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病的解决，都需要在城乡之间合理地调配社会经济资源。城乡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在城市和乡村两个地理单元、两种不同居住形态之间进行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扭转城乡分离困局的办法是使现存的城市和乡村逐步变为既有城市一些特征，又有乡村一些特征的新的社会实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他们认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使它们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人口和工业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生产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偏颇和缺点，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这个科学的论断，从生产力的角度，提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正确方向，为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示人们，只有发展生产力，通过城乡互动的过程，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包括乡村工业化)、乡村人口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才能逐步达到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建立新型城乡经济关系的目的。
二、列宁和斯大林对城乡经济关系的论述
列宁曾经预言，当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不再存在它们固有的缺点的时候，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就能够克服了。他在领导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尤其注重通过工农互补推动城乡融合。他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他强调城市的大工业应该领导、帮助和装备农业，“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应该“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要的储备”，帮助农业，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列宁指出：只有在政权巩固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城市才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器化的大农业上去”。
列宁认为商品交换是实现社会主义工农联系和城乡联系的具体形式。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是由于社会及地域分工而形成的两大经济部门。它们各自的发展，均以对方的存在，以对方的产品满足自身生产和本部门的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为前提。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之间从而工业与农业之间，要想取得对方的产品，决不应该损害对方的利益，特别是不应该损害农业，损害农民的利益，只有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实行商品之间的流转，才能使双方都能够乐意接受。列宁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农业及城乡市场联系，“在活跃农业与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倡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而且要为这种联系创造物质基础。列宁认为联系工农业的物质基础就是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在他看来，“铁路是一个重要环节，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问
最明显的联系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种联系上的”。
斯大林坚信消除城乡差别需要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此必须努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工业。但是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进步，“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工业，至少要有三个前提：第一，要有国内的市场，而目前我们国内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第二，要在农业中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甜菜、亚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农村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供给工人。因此，……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斯大林还认为解决城乡对立问题不是单纯地消灭城市或乡村，他指出，“这不是说，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城乡对立消灭以后，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他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使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从现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斯大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在这里，斯大林显然把“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标志。这与恩格斯的看法(工农差别的消失，城乡人口均衡分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我国三代领导核心对城乡经济关系的认识
城乡经济关系的外在表现是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就协调工农发展消除城乡差距的执政理念而言，我国三代领导核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毛泽东确立以农业为基础，邓小平强调“农业是根本”，直至江泽民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三代领导人始终坚持应把在城乡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放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
毛泽东在对我国的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就如何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认为，工业部门要面向农村，帮助农业。毛泽东指出：农业是人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农业是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工业的广阔市场，农业是出口物资和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必须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必须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和投资的重点，优先发展，以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是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安全，实现国家富强之必需，“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必须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特别讨论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列举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曾经主张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含义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农业的发展，在分配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时，也应首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在制定重工业计划时，也要首先确保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他曾经批评前苏联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得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认为，国家、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哪一头。他要求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他主张摒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他认为同农民打交道，不能搞无偿调拨，也不能用不合理定价损害农民利益。要尽可能地缩小现实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处理工农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尽量不使农民吃亏。总之，毛泽东城乡经济关系思想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工农业并举，充分尊重和照顾农民的利益，逐步消除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
在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他把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视为共同富裕和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相信，改革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要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他说过，从长远的观点看，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邓小平特别强调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由于农村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有很大差异，9亿农民的生产生活、脱贫致富，靠政府是包不下来的。只有放开农民手脚，鼓励农民大胆实践，大胆创造，才能找到适合当地情况并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找到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有效办法。只有在总结农民实践创造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为农民接受、受农民欢迎的政策，才能对农村工作实施正确的领导。在城乡关系方面，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要忘掉农业这个根本。他说，“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并且告诫，“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因此，“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从宏观上管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工农应该互动，“工业区、工业
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他强调，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要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清醒认识，得益于他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始终不忘农业这个“根本”的发展谋略。
江泽民基于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强调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要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落实要求：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安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安排农业两大门类资金投放比例。他还对习惯思维和传统做法进行了纠正：“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现在条件不同了，应该调整结构，包括调整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结构。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紧迫需要。”。
江泽民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他深刻认识到以往单就“三农”而言“三农”存在着局限性，解决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必须要有全局观点和新思路。他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这一发展战略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是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高度，把农业发展与第二、三产业发展，农民分工分业与城市化进程，农村建设与整个社会进步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城乡经济关系的政策把握进一步走向成熟。
四、城乡经济关系探索的实践升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有了比以往更多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经济实力，也更有条件去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理解城乡关系发展的辩证法，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判断：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则正式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并将其作为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对历史形成的不合理的城乡经济关系进行系统性的实践纠错。其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轻待甚至是剥削农村的传统体制，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关心和爱护农民，支持农业发展，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第一，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是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支出要重点向农村倾斜，建立投入的刚性增长机制，使农民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理顺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加大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利益协调机制；财政支农应致力于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财政支农资金要尽量减少间接的和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补贴办法，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收入补贴、生产补贴、救助性补贴为主要方式的财政支农资金直接补贴模式。
第二，城市反哺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则。反哺不仅仅是增加财政投入，更重要的是改革和消除所有歧视农民和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平等地对待农民，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按照公平的原则，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为重点，改革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福利体制。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展开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的创新、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创新和劳动就业的机会均等的制度创新。明确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负有重要职能和重大责任，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五大体系，即建立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监测体系、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就业信息体系和建立维护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体系。
二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调整现行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和资金供给政策，建立与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相配套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开展金融服务；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新模式；积极稳妥地支持民间金融、特别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形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结合的有序竞争格局；建立符合国情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
三是改革征地制度。必须将健全法制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完善土地法规，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和维护农民权益。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并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补偿标准，做好“以土地换保障”工作，同时统一城乡土地市场，建立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定价机制，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办法；引入听证制度，强化社会监督机制，提高土地征用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四是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工业化进程，分两步走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步是目前按照低水平、广覆盖、有保障的原则，初步构建最基本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规范化的政府救济制度，使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第二步是到工业化中后期，可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从“有”到城乡整合过渡。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解决产业支撑问题、农民就业机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城市化和现代农业、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有义务在包容性和产业发展上给予农村支持与配合。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不仅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弱化了城市功能，使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充分分享城市本应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而且削弱了产业结构演进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显然，积极推进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可以有力地释放被结构扭曲所压抑的潜在生产力，有效地弥合城乡差距，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各地可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案：通过城市向郊区辐射，将郊区农村变为城镇；通过专业市场的建立和培育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形成城镇；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开发港口、矿产、旅游区、经济开发区形成城镇；通过产业转化、兴办工商业项目吸纳农村劳动力逐步形成城镇。同时创造条件让有实力的集镇(比如城关镇、经济强镇)发展为小城市，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在大城市周边发展卫星城，最终将大片农村转化为城市或郊区城镇。
发展现代农业，就是以资本、物质和技术等先进要素为基础，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以工业化的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农业，以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支持农业，以科学的经营理念管理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各类农业和农民组织在技术传递、信息集合、产业开发、规模经营、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作用，最终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及可持续发展。在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形成城乡产业一体化格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城市各经济主体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管理下乡。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完善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发展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和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同时推动农村工业布局的调整，吸引乡镇企业向重点城镇合理集聚，有效实现城乡产业对接。
(责任编辑 徐家英)
作者：赵 伟
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新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增收和维护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12个典型村（社区）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以政府补助和以产业联合为主三种路径，但是随着村级集体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村域间差异日趋显著；村级集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占比偏低，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村级集体收支不平衡还导致健康度和稳健度偏低。未来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以及鼓励村际联合和跨地区发展将有利于在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优化其结构。
关键词：农村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引 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区性集体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所有者，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组织载体[1]。1978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主要依靠兴办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一度形成国民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不断推进，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经营效率取得突破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布格局[3]。2003年全面实施税费改革之后，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进一步减少，制约着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质量提升[4]。近年来，一些地区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过去直接兴办集体企业，转变为主要发展集体物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出现新特点。然而，整体上，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乏力[5]，在提供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甚至出现空壳化的趋势[6]。
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而村集体却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性事务，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延伸政府行政职能以及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等多元化的职能[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这也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然而，受到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土地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村级集体经济仍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营性收入不稳定、外部政策扶持不完善以及内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村级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因此，本文在结合国内经济发达地区6个区（县）12个典型村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进一步发展产权清晰、收入稳定、分配合理和管理民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结构特征调查与解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经济发达地区6个区（县）的村级层面实地问卷调查。在每个区（县）中选取村级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和较为薄弱的村（社区）各1个，共计12个村（社区）。并将每个区（县）选取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村（社区）归为经济强村组，将每个区（县）选取的经济较为薄弱的村（社区）归为经济薄弱组。样本村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使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模、趋势、结构，以及健康度和稳健度等一系列指标刻划出经济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更准确地反映集体经济收入结构情况，对经营性收入的界定如下：
经营性收入I=总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经营性收入II=总收入-补助收入
（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规模
本文通过选取村集体总收入、经营性收入I、经营性收入II和净资产这4个指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样本村2014年村集体总收入平均为517.55万元，经营性收入I平均为92.45万元，经营性收入II平均为325.35万元，净资产平均为1 374.84万元。再有，2014年所有样本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均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有5个村收入超过500万元，有2个村年收入甚至超过1 000万元；从资产总量来看，调研地区有50%的村（社区）集体净资产规模达1 000万元。由此可见，村级集体收入与资产已具备一定规模。但是与苏南地区相比，该市农村集体经济在规模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据江苏省农委统计数据，2013年底苏州、无锡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分别为1 072 456万元和609 106万元，而该市则为337 880万元。同时，若以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I为统计口径，该市仅为苏州的29%和无锡的38%；若以全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II为统计口径，该市仅为苏州的25%和无锡的33%。
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村干部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各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平衡性日趋显著。从表2中可以看出，将集体经济强村与集体经济弱村进行比较，前者村集体平均总收入比后者高出2倍，经营性收入高出近5倍，净资产高出4倍多。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既体现在行政区内部，又体现在不同行政区之间。
（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结构
这里主要选取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补助性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结构。样本地区村级集体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土地、企业资产、园区厂房的使用与租赁收入等村级经营性收入；二是上级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经费及社会支持等补助性收入；三是征用集体土地补偿及税源经济分成等其他收入。
从样本村的收入结构来看，整体上村级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偏低，经营性收入I占比超过50%的村仅占20%，有的村甚至不足10%。相比之下，补助性收入的占比较高，大多数村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50%，个别村甚至接近80%。这反映出样本村集体经济总体实力不强，创收能力偏弱。实际上，村级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表3比较经济强弱村之间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看出，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占比都显著高于后者，而后者的补助性收入及其占比则远远高于前者。
（三）集体经济发展健康度与稳健度
本文使用集体支出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来衡量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健康度与稳健度。样本村（社区）的平均支出收入比为63.52%，与其所在城市情况基本吻合（样本市为66.96%）。同时，样本村（社区）的支出收入比和资产负债率均较高，且集体经济薄弱村更高，部分村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乏力，而村级刚性开支却逐年增长，导致集体负债呈现上升趋势。
具体而言，一方面，村级组织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公共服务功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近年来随着农民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而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与之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干部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使得管理费用支出加大，因为部分社区人口、地域规模过大，按照相关要求配备的社区工作人员数量很难完成相关工作任务，且部分离岗干部继续留用。这两方面支出的增大使得近年来村集体总支出不断上升。此外，通过计算每个村的“刚性支出/村总人口”，发现这一指标大多数集中在0.02～0.03，平均值为0.024（见表4），可以看出村集体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很大程度上增加其刚性支出，因此村集体的人口规模可以作为上级政府确定对该村（社区）补助程度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比较分析
该部分将进一步揭示各村（社区）如何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具体来看，样本村（社区）发展路径分为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以政府补贴以及项目扶持为主和以产业联合为主等三大类型。
（一）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
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为主要发展路径的样本村（社区）中，经济薄弱村组的年租金收入大约为30万元，相比经济强村组年租金120万元仍有较大差距。该发展路径的优势在于门槛较低，只需村（社区）有一定资金积累或者是上级财政帮助村（社区）获得初始资金后，通过购置资产并将资产进行出租即可获得租赁收入，不需要村（社区）再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或参与经营。然而，该发展路径也对村（社区）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该发展路径要求村（社区）拥有购买发展载体资产的初始资金，考虑到村级集体发展水平情况来看，通常需要市、区财政的大力支持；其次，在当前经济形势普遍下行和制造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资产租赁收入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最后，租赁收入是通过市、区（镇）财政再到达村（社区），资金存在被平调或挪用以支持其他事业建设发展的可能性。
（二）以政府补助、项目扶持和税源分成为主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资金和项目的大力扶持，在经济薄弱村中尤为突出。样本村（社区）平均补助性收入达190万元，占总收入36.7%。其中，经济薄弱村组补助性收入为136.5万元，占经济薄弱村组总收入的43.4%。从其他收入来看，样本村（社区）平均其他收入141.2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一次性征地补偿和税源企业分成。因此，该发展路径中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大多集中于政府财政补助、涉农项目扶持以及税源企业分成以及征地收入等。
该路径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府财政补助、涉农项目资金扶持、征地补偿收入虽能增加村集体收入，但是缺乏持续稳定性，特别是征地补偿收入，其收入不仅是一次性的，还会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流失；二是项目扶持往往不仅要求市、区（镇）财政出资，还要求村集体按比例配套出资，这让本来就无资金积累又无法获得外部融资的村集体难以获得项目支持。
（三）以产业联合为主
结合本次调研的12个村（社区）来看，选择以产业联合为主的发展路径的村（社区）均是来自经济较强村。产业联合不仅要求村（社区）投入相较之其他发展路径更多的资金，同时要求村（社区）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并实际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这对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某样本经济强村2014年通过一、三产联合发展，实现农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旅游收入共计210.43万元，占经营性收入I的60%。作为丘陵山区改造试点，该村大力种植经济林果，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农业。2002年该村主动推进产业升级，发展特色草莓产业。2008年以梅文化为契机，举办梅花节以有效带动旅游农业的发展，成为全国最美乡村，实现了依托一产和促进三产的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结构、健康度与稳健度等指标和发展路径的分析发现，村级集体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有诸多因素制约着其进一步增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限制较多
1.部分政策由于各种限制因素未能有效执行。其中，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最为突出。具体而言，为支持市、区（镇）发展建设，不少村（社区）通过2%的留用地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土地指标被无偿挪用，而本村（社区）农民宅基地、农用地等其他土地由于政策限制又不能进一步释放新的建设留用地指标，导致了不少村（社区）出现了有钱、有项目却无地发展的尴尬局面。
2.部分政策初衷虽好，但在落实中后未取得预期效果。就财政转移和补贴政策而言，虽然各市、区（镇）财政为农民增收以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大量财政资金支持或项目扶持，但由于项目资金分散在多个部门以及多种资金渠道导致了资金使用分散、资金被截留挪用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使得政策效果大大弱于预期。
3.部分政策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政策操作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虽然样本市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特别是薄弱村集体经济发展载体建设给予了扶持政策，但相比苏州（昆山）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而言，其政策扶持力度及操作方式仍有较大差距。
（二）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且缺少发展空间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是临近城镇、交通便利、具有区位优势或者资源丰富的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的城边村可以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农业，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是，相当一部分村（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村级招商引资吸引力小，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十分狭窄。例如，经济薄弱村组中地处样本市西南部的某社区，在招商引资和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交通问题一直难以克服，成为本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道路年久失修、粉尘严重、道路狭窄等问题不仅阻碍交通，更带来环境污染。再如某边贸小镇，由于边贸经济的衰落导致其一度成为全市重点帮扶村，其人口居住较为集中，加之地处圩区，土地资源贫瘠，村级集体经济缺少发展空间。因此，如何打破地域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先天禀赋不足对村级集体经济的限制显得非常重要。
（三）行政性任务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在公共财政未能完全覆盖的地区，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承担着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刚性支出，还要承担着诸如秸秆禁烧、美丽乡村建设等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延伸政府行政职能等支出。部分村支书反映，每年秸秆禁烧的费用平均要80万元，这对村集体来说是较大的开支负担，相比之下补贴则偏少。譬如，一个百户左右的三星级自然村建设需投入400～500万元，政府补贴仅100万元，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压力，若是无法寻求新的收入增长路径，容易引发一些村集体的新一轮负债。
四、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未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壮大集体经济规模，还需要优化结构，提高经营性收入和稳定性收入的占比，此外还需要缩小村与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控制非生产性支出水平。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政府放活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诸多政策，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下充分发挥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具体包括：
（一）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
首先，强化资产补贴政策、优化并落实土地政策以及提高财政扶持政策的效率和激励作用，提高集体经济收入的规模和稳定性。无论是农村产业招商还是依托旅游农业等产业融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土地，因此进一步优化并落实土地政策应当成为政策扶持的落脚点。同时，应保证帮扶力度要达到一定的阈值，从而有效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初期的资金资本积累。此外，扶持政策要能够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即在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村（社区）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将财政扶持与考核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以奖代补”，通过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自我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对薄弱村的财政扶持
继续强化薄弱村精准扶持政策，缩小村与村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加大扶持经济薄弱村财政政策力度，根据人均200～300元的标准测算村集体的刚性支出，并以此作为财政扶持的依据，确保经济薄弱村能够有效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完善薄弱村物业载体建设扶持政策，由市、区财政为主出资建设薄弱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社区服务用房和增加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性收入的经营性物业，帮助薄弱村构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载体。
（三）鼓励村际联合发展和跨地区发展
鼓励镇村联合或村村联合，以资金、资产或资源等入股的形式，成立多种股份制形式的法人经济实体，以合法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参与城镇综合体建设、农村综合体建设以及城镇物业服务设施经营等项目。实现抱团发展既能防止“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零打碎敲”，又能节约土地资源，发挥规模集聚效应。
（四）加强村级职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农村行政村和涉农社区是农村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农民增收和各项农村社会建设任务，所需经费都要由村里解决。村财政一方面要支持村集体的正常运转，同时还要为上级分配任务所带来的行政性支出支付相关费用。环境整治、秸秆禁烧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村财政更加举步维艰。因此，应当做到职权、事权与财权相统一，上级部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或者任务时，应当要考虑村一级财政的消化能力，给予合适的财政补贴支持，对于按质按量完成的村（社区），可以给予适量资金奖励，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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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rural economy；rural collective economy；operating income
作者：许泉 万学远 张龙耀
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篇3：
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实践演进及模式特点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经历了从城市发展为主、城市发展兼顾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演进轨迹。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调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国情的科学判断，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科学战略。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了规律、价值和约束条件的三维性结构特征和从城乡对立到城乡协调的过程性特征。
[关键词]城市；乡村；城乡统筹；社会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王勇，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讲师，陕西西安710100；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49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经历了从城市发展为主、城市发展兼顾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演进轨迹。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调整，是对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的顺应，更是对中国城乡发展进程的社会战略规划，体现了城乡并举，科学发展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社会发展新模式，体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规律和价值，具有结构性和过程性特征。
一、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变动轨迹
（一）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格局（1949年-1978年）。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特点是城市领导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以便在落后的农业生产基础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积累；二是面对西方社会对新生政权的围逼恐吓，迅速壮大工业。鉴于自身工业化水平低下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国选择了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已经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国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调控和配置，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工业化优先和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为了给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保障，国家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农产品剪刀差、严禁从农村招工、户籍管理制度、进城农民遣散制度等措施，实现城乡隔离。由于各种制度障碍和人为阻断，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发展。由于过度剥夺农业，造成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关系对立严重。
（二）城市发展为主，农村改革发展为辅的城乡发展格局（1978年-2002年）。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依然是以城市为主，国家政策虽然开始关注农村，但农村发展依然缓慢，二元对立格局未完全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也随之展开，1982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生产关系的理顺和劳动力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央政策向农村的“放活”，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给了农民更大的经营权和自主权，“促进了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优化组合，生成了家庭经济和乡镇企业两个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农业和农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也为整个经济向市场化迈进探索了经验”。农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体制上的城乡关系，户籍制度和副食品的统购统销依然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和障碍。随着农村经济的搞活和农产品市场化，通过直接的农产品剩余来支持城市化发展的比重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对经济的推动，大量劳动人口被吸引进城，城市土地占用增加，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资本积累，同时农民为城市的建设、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扩张，提供了大面积的廉价土地。节约了城市扩张资本。城市空间开始以空前速度向外扩展。另外，农民通过投资企业和城市工业、资产，把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城市。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重要原因。这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满足了城市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繁荣了城市，但农村的发展依然缓慢。
（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发展格局（2002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成效突出，社会经济总体运转良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但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根本改变，积累多年的城乡矛盾逐渐凸显。城市的扩张、工业的增长及其人口的增加。给当地资源及其环境带来许多压力。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城市的空间集聚。城市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需求空前膨胀，使得大多数城市均呈现出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趋势。能源、土地和环境压力十分巨大，产生了种种矛盾冲突。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的“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为我国的城乡统筹之路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城乡统筹，以城促乡，以工补农，城乡协调发展。农业和农村只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时代转折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02年我国GDP总值达到102398亿元，跃上10万亿元新台阶；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城镇化水平达到39.1%，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具备了反哺农业和城市的条件。从2004年起连续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农村的发展创造制度保障和政策条件。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发展战略的转移。表明中国社会城乡关系从重视城市、限制农村进人到了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二、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的理据与条件
（一）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设计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发展是主动干预和积极创造历史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们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积累，不断地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理性的选择、筹划与设计，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促进了社会形态螺旋式上升。因此，社会发展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城乡社会各种格局合理性转变的关键也在于创设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社会发展要遵循社会基本规律，规律是认识的范畴，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模式是联系认识与实践的中介和桥梁。社会发展模式既要体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又要结合主体的需求和价值，提出理论体系和具体方案。社会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来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体现了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设计和愿望。但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模式设计主体的差别性，自然会有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模式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相互关联，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创造模式、修正模式来实现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调控。统筹城乡发展是以中国城乡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为依据，分析原有城乡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实现中国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模式。新模式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城乡人口的价值需求为导向，考虑了新模式实现的约束条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社会发展模式。
（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1）经济发展指数和财政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在1978年之前，在“全球经济体实力排行榜”中前十位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的90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经济体排行的前十名，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进入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居世界第6位，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到了2012年，中国挤掉了老牌工业强国日本，以58790.61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拉动下，中国社会GDP增幅明显。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平均以每年8%左右的速率。连续递增。尤其是1992年-1996年，2003年-2007年的两个时间段内，经济增长连续四五年超过10%，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3104亿元，33年间增长了120多倍。经济指数的不断刷新，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国家财政收入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3亿元，到2010年收入达到了83080亿元，32年间增长了近73倍。财政收入的增加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三农”转移，为国家农村战略的事实和开放，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加大农村代表的比例。1953年的《选举法》中规定，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的人口数在全国为8：1。在省级选区为5：1，在县级选区为4：1。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农民参与政治，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了适应农民参与政治的要求，1995在修改《选举法》时，规定不管哪一级选区，农民代表与市民代表的比例统一为4：1。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另外，不断完善农村基础组织和村民代表大会制。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使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轨道。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实施，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权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农村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政治支撑。（3）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普及，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从1986年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到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家庭困难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相应的农村扶贫机会，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职业教育的减免、高等教育的扩招。都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广大受教育主体需要新的就业机会，要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劳动，都为挖掘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现有面貌提供了人才资源。
三、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特征
（一）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结构特征。（1）世界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是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律基础。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历史，城乡关系变革过程具有共同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乡发展失衡。由于工业革命，工业得到了急剧发展，城市发展一枝独秀，而农村的发展由于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力不发达，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第二阶段，城乡差别缩小。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下，农业生产力开始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业结构开始转变，原有的城乡对立开始解冻，城乡之间差别慢慢缩小。第三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二战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在财政、金融、技术、信息和出口等方面都给予农业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产业化”。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乡差别开始消失，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城乡差别消除过程，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表现为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业发展主要靠农业提供的积累。第二阶段，农村和城市平等发展。表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工农业靠各自积累发展。第三阶段，工业支援农业。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社会资本和资源开始向农村回流，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趋于一体。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城乡差别发展轨迹，消除城乡差别的一般规律可以概括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城乡区位优势不同，经济基础相差甚远，资源禀赋不尽相同，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必然向平均利润较高的城市转移和聚集，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当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其滴落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平均利润下降，农村地区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之政府的政策支持，生产要素会自然流向农村，从而缩小城乡差距。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城乡共同发展新时期。（2）城乡社会福利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按照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别都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进程。可是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拉大，就会带来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接近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任由这种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只会使中国社会各方面矛盾急剧激化。中国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4：1。如果把一些社会福利和保障因素考虑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大。二是城乡政治差距。城乡居民在政治权利、同命不同价、政治利益表达、公民身份待遇等方面差距较大，矛盾突出。三是城乡教育差距。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对称，受教育人数的数量以及人口的学历层次和水平严重失衡。四是城乡文化差距。因为城市的集中性和农村的分散性，以及各级政府投入的不同，加之相关因素的影响，城乡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的差别巨大。以上这些对立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的方式谋求化解。（3）生态社会和信息网络社会建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约束条件。首先，生态社会建设是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安全需求。生态社会建设是城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建立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机器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显得无所不能，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社会物质产品和可支配资源的同时，自然生态却受到了无止境的破坏。这种占有式的发展方式，让人们承受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另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法则，使得资本市场为了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不顾人类需求不断增长和自然资源不断减少的现实，把人类自身的命运和自然资源一起推进了资本掠夺的池沼，越陷越深。将生态环境作为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必须纠正为了城市发展而实行的对农村的生态掠夺和破坏，以牺牲农村的生态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条件。以城乡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视角构建生态社会发展新模式，城市的发展绝不能牺牲农村，通过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生态设施。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其次，信息网络社会建设是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条件。一是城市发展空间外扩。伴随着信息、交通的发展，中心城市发展速度减缓，并出现郊区化现象。城市空间的逐渐扩容，自然强化了城市和乡村的关联度，大城市人口的外溢使城市从传统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二是乡村发展方式的转型。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市场经济的农村化渗透，为农村带来了新的气息和观念，农村开始接受以市场化、现代化为内容的新的价值理念，农村人口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三是城乡和乡村的互动性转变。在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城乡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社会空间。在城市理念、信息、技术、资本向农村波及的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产品等也开始了大步的城市化推进，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程度大幅提高。在信息技术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中，任何经济单元要游离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背景，向“孤立国”方向发展显然是难以进行的。因此，为了适应信息化社会，在城市发展不放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市资源的农村化转移，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良好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的过程特点。（1）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发展理念的系统性。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谈农村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思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通盘考虑。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既有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统筹发展，又有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自身的统筹发展。城市和乡村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着各自全然不同的独立要素，要实现这两个系统走向一体化和融合，就必然涉及到城市和乡村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城乡各自的独立性决定了要实现城乡要素重新整合。必然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过程。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过程，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在制度和政策上统筹城乡，向农村大力倾斜；另外强化市场的力量，实现城乡资源、资本、劳动力等的自由流动，打通城乡之间的经济壁垒，奠定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坚实基础。（2）从城市“优先”到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加强顶层设计，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我国的城乡问题即有世界城乡问题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和国情。根据中国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社会矛盾，结合中国改革的实践，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新的城乡发展模式，即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兼顾农村，农村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保障，又是为了挖掘广大农村市场，促进农村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发展模式的改变不仅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更新，更是执政水平的提升。城市和农村同属于社会的基本单元，应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之前由于各种原因，限制了农村，发展了城市，现在必须转变发展模式，重点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环境，培训农村人口，加速农村产业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转变。（3）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规律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城乡发展经历了片面追求城市扩张、土地城市化扩展过快、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拉大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透支等外延发展阶段。科学的城乡发展规划和战略，是要走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协调，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城乡和谐的内涵发展新格局。走城乡内涵发展道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城乡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技术规律等的科学认知，是科学发展的体现。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中同城市一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不是为了从形式上把农村城市化或者被动的把农村并入城市，而是要实现内涵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赋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一样的政治权利，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村设施，保护农村生态，让城乡之间鸿沟不在，成果共享。（4）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科学性。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发展方式和思路的转变，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实现城市和乡村在产业上互补、待遇上一致和政策上公平。使整个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把城市和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研究。保持城市快速、平稳发展的势头，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要开启城市之外的发展空间，构建中国社会城乡并举的新格局。根据城乡的现实特点以及各地区乡村的地理环境、人口条件，因地制宜，探索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城乡发展新模式。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城镇化发展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格局，创设农民不离开乡土的城市化转移的新途径。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培养新型农民，在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城市化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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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勇 霍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