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现代财政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现代财政理论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围绕公平与效率，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财政、税收理论，基于此又提出了许多税制改革建议。介绍了现代税制理论的主要理论，归纳了众多学者针对税制改革提出的种种建议，探讨了现代税制理论对国际税制改革实践的影响，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呈现的不同特征。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 篇1：
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摘要：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出台不只产生一种影响，而是产生一系列效应并最终影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稳定”的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本文分析了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必要性和目前结构性减税的实施现状，提出了未来的税制改革就是要纠正现行税制中同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发生的偏离，让税收制度既能发挥组织收入功能又能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节。
关键词：结构性减税 实施 条件 经济增长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下滑，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的方法包括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税。其中，以减税扩大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具有基础性意义。
从目前结构性减税政策运作的情况来看，整个经济形势已经有了好转的趋势。但回升基础并不牢固，主要靠的是政府政策拉动，来自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尚显不足，因而在目前条件下结构性减税政策不易过早退出。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已超过10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获得迅速提升。经济波动走势一直在遵循周期形式，有繁荣的高峰也有衰退的谷底。在经济繁荣期，财政收入要远大于支出，也就是实现财政盈余，而在衰退期则正好相反，往往会出现财政赤字。现代财政理论把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盈余或者平衡，视为是财政工作的追求目标，而不会去苛求每个年度的相关指标优化。依此理论出发，当下我国的财政状况恰恰到了透过减税手段，来抚平经济周期的关键时刻。
一、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性减税对于贯彻“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宏观调控决策，有其现实意义和充分条件。
（一）结构性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
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既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也有利于刺激民众消费，扩大内需，同时，还有利于增强居民和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当中，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财富分配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是效率最高的配置形态，在每一次成功抵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减税都功不可没，其效果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因此，目前对企业和居民减税必将减轻企业的负担，扩大企业的生产，刺激居民最终消费能力，并使居民的消费与企业的生产形成对接，完成良性循环。
（二）结构性减税时机渐趋成熟
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减税计划。比如墨西哥2008年出台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税率在内的减税措施，减税总额约为131亿比索；英国宣布自2008年12月起下调货物销售增值税税率，预计使消费者获利120亿英镑。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减税”的原因，一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企图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增速减缓或滑坡的形势下，主张减少政府和税收对经济的干预，把减税作为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的思想重新占据上风。而从我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大都注重减税政策，维持较低税率。我国的财政收入已经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再加上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具备了“盛世减税”的客观条件，所以，国家更应该实施减税政策，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
（三）减税让利有利于缓解税负上升的压力
从税收总量上看，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由2008年的19.0%，上升为2011年的19.4%； 而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由2008年的20.3%，上升为2011年的22.01%。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意图在“减”，为何变成“增”。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减的少，增的多，比如 2011年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6 935.93亿元，同比增长14.2% ；2011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 266.64亿元，同比增长15.0%（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27%）；二是在税收任务计划制度压力下，各级税务机关通过严格执法充分发挥稽查职能作用，竭尽全力增加收入。2011年全国稽查重点工作成效显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全年共立案查处各类案件21.2万起，入库查补收入（含税款、滞纳金和罚款）923.5亿元。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对税负水平的要求不再是与旧税制相比，而是税负水平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就使得目前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负水平相比仍然过高的问题暴露出来，也为政府进一步减税，降低税负水平制造了机会。
（四）继续减税空间已经具备
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51 327.32亿元，完成预算的111.9%，比2010年（下同）增长20.8%。中央公共财政支出56 435.32亿元，完成预算的103.8%，增长16.8%。2012年全国财政收支预算差额比2011年执行数减少500亿元， 财政支出的压力有所降低。全年来看，虽然受经济形势影响，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行，但前5个月也已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统计显示1-5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2 755亿元，增长12.7%。其中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45 821亿元，同比增长9.4%。 如此看，只要后期税收完成额同比增长不为负数，全国今年税收收入超额完成年初计划将既成事实。这样，税收收入的乐观预期，将为实行结构性减税留下充足的空间。加上防范和管理通胀的考虑，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中作用也极为有限。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深入推行不失为加速我国经济回升的一剂良方。
（五）结构性减税体现政府意志
政府实施结构性减税收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内需、调整宏观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差距，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从目前的税收政策定位来看，过度强调财政收入的增长，使中小企业税负繁重，使大多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能力薄弱，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因此，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减轻中小企业和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负担，扶持服务企业、高科技企业、技改企业、研发创新企业的发展，限制“三高企业”的比重，同时借助货币政策、社保政策之互相联动，形成综合调控势能，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减税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且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只有实施“藏富于民”的减税政策，更多的消费也才能被拉动起来，也才会有更多的实力创造更多的财富，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国家最终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有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实践中的效应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
二、国内结构性减税政策分析
不管是对税收结构还是税制改革的分析，我们都发现其中活跃着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身影。实际自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已陆续推出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使全国8亿农民受益。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 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二是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从2008年10月9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是提高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扣除费用标准。2011年，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从2008年每月2 000元的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了3 500元。
四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课以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对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优惠税率征收所得税。
五是调整印花税，暂免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从2008年4月24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下调至1‰。2008年9月19日起，股票交易印花税改为向出让方单边征收。从2008年10月9日起，对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比照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政策，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六是大幅度地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了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
到2008年底末，面对宏观经济的变化，中央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要求后，又一轮结构性减税政策在2009年密集出台。主要有：
一是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工业企业由年应税销售额100万元以下下调至50万元以下，商业企业由180万元以下下调至80万元以下；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这些改革静态估算就能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1 200多亿元，有利于促进企业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进一步降低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购买1.6升及以下排气量的乘用车，将车辆购置税税率由10%下调至5%。
三是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先后提高了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摩托车、缝纫机、电导体等产品；纺织品、服装、轻工、电子信息、钢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平均出口退税率接近“征多少、退多少”的水平，初步扭转了外贸出口下滑的趋势。
四是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国务院2009年12月18日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决定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同时决定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成品油价格。
五是实行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1）运用税收机制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首先是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的收入，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免征营业税。其次，国务院决定自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税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大幅提高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免征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印花税，实行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税优惠、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等政策。（2）实行鼓励先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3）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按每户8 000元扣减当年应纳税款等。
六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为完善增值税税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服务业发展，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试点实施办法中，将仓储、配送和货运代理明确作为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低税率。对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综合2012年上半年来看，中央财政在继续落实好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确实给企业和个人减轻了一定的税收负担。但客观上说，除增值税转型改革外，其他的措施更多的是临时性救市措施，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并没有大的作为，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只要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积极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就能切实提高结构性减税的有效性。
三、总结
我国税收环境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经济增速加快和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使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都发生了相应变化；从税制进程上分析，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促使税收的作用机制产生变化，自身税制进程和税收政策也是不断推进；我国的税收结构、税制体系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借鉴的角度而言，发达国家的技术层面的做法比制度层面更具有借鉴意义，这也导致我国税制改革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再加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更带来了调整的内外部机会。以上种种分析都表明税收制度和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本文的研究就是想抓住这个机遇，调整税收结构水平，整顿宏观税负结构，在财政保障的前提下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而判断的内容主要有：一方面通过激发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力来实现增长的长期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性的税率调整，引导企业投资，以税收制度自身的完善来解决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将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途径，形成一种优化了的增长方式，向节能减排的绿色税收体系逐步变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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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世扬.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0.
作者：马丽亚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 篇2：
国际税制改革思潮及其借鉴意义
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现代财政理论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围绕公平与效率，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财政、税收理论，基于此又提出了许多税制改革建议。介绍了现代税制理论的主要理论，归纳了众多学者针对税制改革提出的种种建议，探讨了现代税制理论对国际税制改革实践的影响，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呈现的不同特征。最后，根据主要的税制理论、税制改革思想以及国际税制改革实践，提出了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税制改革；公平；效率；税制结构；税收负担
DOI： 10.13483/j.cnki.kfyj.2015.02.023
一、现代税制理论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关于如何征税存在着很多争论。早在重商主义时期，古典税收原则已被系统地提出来，其中以亚当·斯密的“赋税四原则”最为著名，即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节约原则。而在现代财政理论中，公平和效率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对纳税人的行为造成扭曲。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中，横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缴纳同样的税收，纵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的税收。
公平和效率原则对税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税制的几次重大改革也都是围绕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展开的。本文在此介绍对现代税制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税制理论：公平课税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
公平课税理论将公平原则置于较高的地位，认为税收制度应该实现公平的目标。正如上文所言，公平原则主要是根据纳税能力来确定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那么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呢？由于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例如，工资和薪金、资本利得、租金等等，那么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应该可以由各项收入的总额更好地衡量，而不是单单考察工资或其他单项所得。因此，公平课税理论主张以综合所得为税基，课以累进的个人直接税，从而综合所得相同的个体需要缴纳同样的税收，即实现了横向公平，至于如何设置累进税率以实现纵向公平，该理论并没有过多涉及。同时，以综合所得作为课税基础，有利于扩宽税基，在税收总额固定的情况下，税基越宽则名义税率越低，有利于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和福利成本，即有利于效率原则的实现。公平课税理论对现实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税制改革，都采纳了公平课税理论的思想，主张以宽税基、低税率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
最优税制理论并重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有效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最优税制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用数量方法解决了如何课税的实际问题，之所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该理论引入了社会福利函数，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同时考虑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并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进行了量化，还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的量化指标同时纳入社会福利函数。当然，如何设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就成为决定最优税制的关键，它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因素，因此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相差很大，从而导致最优税制的国体之间的差别。最优税制理论通过综合考虑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特别是纵向公平，根据政策制定者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设计出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税制结构，制定合理的税率结构。虽然最优税制在理论上可以制定最优的税制政策，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如何对公平与效率进行合理量化和取舍，如何设定个体的效用函数，如何准确获知所有个体的技能和收入，这些都制约着最优税制理论的实施，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影响相对较弱。
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该起到刺激供给、促进生产、提高收入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来激励要素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工作、储蓄等要素的激励来影响经济的，而不是通过改变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变总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相对价格理论为供给学派的税收主张提供了依据，相对价格理论认为税收改变了消费与储蓄、闲暇与工作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改变了对生产的刺激，边际税率的影响尤其重要。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对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损害越大，甚至导致地下经济、资本外逃、人才外流等后果，但是这也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无论是对现代的税制理论，还是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公平课税理论和最优税制理论主要是研究如何对个人所得进行征税的税制理论，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与企业的税收更为相关。根据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政府为取得财政收入必须设定大于零的税率，一般而言，税率越高税收收入越高，但税率增高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升高就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不仅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使得税基随之缩小，相应地税收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当税收负担较高时，供给学派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发展。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何如此息息相关呢？税制改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而这些税收负担最终要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承担，体现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根据相对价格理论，劳动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闲暇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消费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激励人们工作、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税制改革思想
基于不同的税制理论和税制思想，各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税制改革的建议，归结起来，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呈现现代税制改革的思潮。
（一）降低资本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充分考虑不同税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降低资本税的税改建议。Diamond（ 1967）研究了利息所得税的归宿问题。他采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代表性个体只在第一期工作并储蓄，第二期靠储蓄维持生活，研究发现利息所得税导致总的收入税率上升，进而有效工资下降。Chamley（1986）认为从长期来看，最优的资本税税率应该为零。他在政策层面指出，资本税存在着短期和长期的冲突，政府希望通过对资本收入征税来提高短期的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对资本收入征税才是最佳选择。Lucas（199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把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增长的因素引入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社会应该尊重来自于资本的收入，并且不应该对资本进行征税。Judd（ 1997）的研究更是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经济中，对于资本收入的平均税率应该为负。
（二）以消费税替代所得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用消费税代替所得税的税改建议。这些建议大都主张消费税能够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拉动经济增长。Summers（1981）研究认为，如果将资本所得税完全转变为消费税，那么产出将出现大幅增长。Fullerton等（1982）建议将当时美国的收入税制改为累进的消费税制，人们将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减少初始的消费，从而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将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平衡增长路径，在新的路径下全社会将有更高的消费和资本积累。Altig等（2001）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了消费税的优点。他们的研究指出，相比于收入税，消费税有利于刺激工作、减少消费，从而使得储蓄和投资增加，然而，消费税也存在着不累进甚至是累退的特点，这与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设计目标有所背离。
（三）尝试单一税率
Hall等（1985）提出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行单一税率的所得税，即对个人所得设立一个较高的豁免额，而对剩余部分的收入适用单一的比例税率。这一思想对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高一档边际税率由1981年的70%，降到1988年的28%。出于公平性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单一税率”的思想未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只有俄罗斯（2001）等个别国家采用。俄罗斯在个人所得税领域取消了12%、20%和30%三档累进税率，居民纳税人的主要收入适用13%的单一税率，另外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近年来，OECD国家的税制改革都呈现了“低税率、宽税基”的特点，这一趋势也与单一税率的思想相吻合。
（四）复合税
Mirrlees（ 1976）提出实现最优税收制度的方法是非线性所得税和线性商品税搭配，这种搭配做到了将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兼顾。但是，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Atkirlson等（1976）证明在劳动和商品偏好是弱可分的情况下，非线性所得税可以独立实现次优，而不必与商品税搭配使用。Saez（2004）的研究认为，从短期来看，商品税等间接税可以协助累进的所得税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然而，从长期来看，间接税是次优的，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应该仅仅通过直接的累进所得税来实现。Fleurbaey（2006）认为，理想的税收制度应对某些消费免征商品税，并且对工作的穷人给予相对较高的补贴。他还提出即使在所得税不是最优的情况下，商品税也可能无法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而Kaplow（2006）的研究指出，无论所得税是不是最优的，差别商品税都不是最优的，在任何商品税和所得税搭配的制度中，取消商品税都可以得到一个帕累托改进。然而，Cre-mer（2001）的研究表明差别商品税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政策工具，间接税作为最优税制的工具，其作用严重地被低估了。
（五）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King等（1990）通过内生增长模型重新研究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证明国家税收可以大大影响长期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本充分流动的小的开放经济体，税收政策很容易导致“发展陷阱”或“增长奇迹”。从福利的角度出发来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所得税增加10个百分点的福利成本比在新古典模型框架下大40倍。Barro（1990）将政府服务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都会随着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上升而下降，随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这些研究都涉及政府规模、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规模过大必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巨大贡献，那么如何寻求最优政府规模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现实来看，许多国家已经在减少税收，却并没有相应减少开支，甚至导致严重的赤字和政府债务。
三、国际税制改革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税制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呈现如下特点：第一，降低税率、拓宽税基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主要是减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有所下降，不过所得税的税基却有所增加，从而实际的税收规模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第二，近年来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使得税收规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表现为宏观税负水平的下降。第三，税制结构发生变化，增值税迅速推行，商品税比重有所上升，社会保障税地位提高，特别是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变化更加明显，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和商品税都占有重要比例。第四，资本的税收负担减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税负较高，改革初期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增加资本的税负，然而这却抑制了资本积累，因此，近年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又成为一种潮流。
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推进税制改革。第一，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建立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推行商品经济，同时，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形成了商品和服务课税、财产税、所得税共存的局面，但仍然以商品和服务课税为主体。第二，增值税被普遍采纳，并成为主要税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了增值税，在许多国家增值税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其中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具有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出口竞争，优化产业结构等诸多优点。第三，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逐步调低税率，包括关税、企业所得税等，由于税收负担的减轻，对外贸易和国内企业都得以迅速发展，促进了就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逐步扩大税基，但是由于某些收入难以统计，使得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受到阻碍。第四，简化税制，强化征管。许多国家进行了税制简化，例如，减少所得税的税率档次，合并税种，从而提高了效率。同时，各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例如，实行税款的源泉扣缴，根据综合所得申报税款，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税收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归纳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改的共性是扩大税基，合理化税制，税收更加扁平化。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侧重不同税种的协调，结构的优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实现税收目标。可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诉求，既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税制差异，归结为税制结构和税收水平两个层面。
从税收结构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低收入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进口关税占有重要地位，所得税及其他税份额较小，无社会保障税。（2）下中等收入国家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税制仍以流转税为主，但商品税份额较低收入国家降低，所得税比重特别是公司所得税比重增大，社保税比重较小。（3）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呈现所得税与流转税双主体的特征，普遍征收社保税。（4）高收入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社保税为重要税种，税收种类较多。由此我们看到，经济越发达，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越大，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对间接税的依赖性更强。
从税收水平上看，随着经济发展，税收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一国税收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负担，下面我们主要以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的宏观税负。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英国等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普遍较高，平均税负在30%～40%。其中，以丹麦、芬兰、法国等国为最高税负的典型代表，税负普遍高于40%；次高税负国以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为代表，税负介于30%～40%之间；此外还有以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低于30%税负的一般高税负国家。（2）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水平一般为20%～30%，平均税负低于30%，属中等税负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税负较低，但有些国家税负水平却比较高，内部差异较大。如智利税负水平基本在20%左右，而匈牙利则高于35%。（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税负在20%左右。（4）低收入国家税负则大部分不足20%，有些甚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税负高低与经济发达程度大致呈正相关性。
四、借鉴意义
国际税制改革围绕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展开，出现了降低资本税、实行商品税、合理设计所得税累进程度、减轻企业税负等税改思想与实践，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也越来越被重视。不过，国际税制改革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收竞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降低宏观税负与政府债务攀升的矛盾，等等。
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借鉴国际税制改革经验的同时，我们要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基本国情的税收政策与税改方案。对此，笔者建议：
第一，坚持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逐步扩大直接税比重。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收来源，而发达国家基本以个人所得税为最大税源，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判断两种税制结构的优劣，更何况发达国家也在试图以商品税代替所得税以刺激储蓄和投资。同时，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导致所得税的税基较小，也没有达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以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税基的扩大，逐步提高直接税所占的比重。
第二，稳定税收规模，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虽然税收水平提高会抑制经济发展，但政府支出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目前，国际上减轻宏观税负的呼声很大，许多国家也在缩减税收规模，但也引发了政府债务攀升的困境。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税收规模的调整，避免引发经济发展受阻、债务危机等问题。相对于税收规模的调整，我们更应该注重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将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简化税制可以降低税收的履行成本，避免重复征税；扩宽税基可以避免税收逃避，有利于促进公平，扩大税收收入来源。我国目前所进行的营改增就顺应了简化税制的趋势，解决了重复征税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营改增。同时，我国需要在拓宽税基方面多做努力，一方面强化税收征管水平，避免偷税漏税现象，例如，某些行业不开或少开发票的避税行为，又如，没有纳入税收监管的地下经济；另一方面要根据现实开展新领域的税收工作，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加强该领域的税收征管，否则会巨大的税源流失，等等。
第四，给予知识与技术行业更多优惠，特别是对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行业。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和技术对经济有巨大的带动作用，税收应对这些行业给予更多优惠，鼓励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目前，我国为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较低的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有效推动了知识和技术行业的发展，不过我们还需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工作，杜绝将非高新技术企业审批为高新技术企业，否则将起不到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还会造成税源流失、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第五，有效利用税收手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根据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税收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进而影响整个经济，我们应有效利用税收的这个作用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例如，可以提高环境污染严重企业的税率，抑制这类企业的发展，等等。
作者：李承健 赵景涛
现代财政理论论文 篇3：
混中西,质为清
[摘要] 尽管财政研究开放度不断增强，呈现一片纷呈景象，而繁荣之后静思国内财政研究，财政本质依然不明。该文从现有的文献和研究出发，提出关于财政本质的研究反思。
[关键词] 财政本质 公共财政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论 学科定位
1 国内财政学研究演进及现状
多年来，国内财政学研究主要的焦点围绕“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以及从“国家分配论”到“公共财政论”的演变进行①。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财政作为分配工具的影响力受到市场的削弱。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西方财政理论界占有主流地位的“公共财政论”传入我国，地位不断提高。目前，国内公共财政研究依然以国家分配论为主线，一些学者如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坚持在国家分配论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学者坚持国家分配论、反对公共财政论，也有些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杨志勇放弃国家分配论、坚持国家财政论。
一切财政理论都离不开实际国情，经济体制转轨是我国财政研究的背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市场论、公共论、预算论还是福利论，国内财政研究探讨依然局限于财政性质的争论——即当今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公共财政，是否应该定位公共财政的性质，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层次，这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公共财政探讨有着本质的不同。退一步说，我们所把握的，只是财政朝着公共化方向大步迈进，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围绕财政规范内涵、现实制度演变建构的财政学基础理论框架，也没有综合出科学实际的研究方法——甚至同西方相比，我国财政研究方法和财政实际需要的差距相当之大。
2 财政的学科定位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 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 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 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 mics）”的名称。就专业性而言，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它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许多人把传统财政学看作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视角下的财政学，其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应该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以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以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研究对象。然而财政学就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财政学研究的方法论能完全按照经济学方法论开展吗？邓子基（2000）作为国家分配论代表，主张坚持、继承“国家分配论”的合理部分，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中的有益成份，发展“国家分配论”，如以“市场失灵准则”来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蒋洪张认为，“财政学课程的基本任务在于阐述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它应能反映一般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基本理论这一层面上，没有什么东方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之分，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西方财政学只表明它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是说它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东方。”陈共在其主编的《财政学》导论中说:“原有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论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明和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定过去的一切，不问中国的现实，简单照搬西方财政学，不是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决不是中国财政学的出路。基本思想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财政学，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通过百家争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吴俊培、杨灿明出版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一书，并将其财政系改为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表明财政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另外有的学者主张政府支出经济学，代表是丛树海，他在近年来多次强调“传统财政学必须向支出经济学转轨”，并于1999年出版了其专著《公共支出分析》，系统阐述了财政支出理论，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出理论体系。以上理论观点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论更新中国传统财政学体系，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好中国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的兼容性问题。
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现代财政学定性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不够全面的，现代财政学也包括了大量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内容。
3 财政本质的研究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国内财政研究日趋繁荣，诸多学者在不同的理论学派间各有倾向。财政认识本身的目的是接近真实情况，是一种思考，是先验的，而非可操控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其自身演进，而必须要有切实的理论进行指导。尽管国内财政理论不断发展，然而依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未从实际出发，混合中西理论后财政本质依然不明，这是财政认识论需要反思的问题。
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决定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以及近些年出现的公共财政论、 双元财政论等观点和学派，都对财政本质进行了归纳。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剩余产品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特征是对剩余产品的分配”；公共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社会为满足公共需要而进行分配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国家资金运动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资金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价值分配论认为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以价值形式进行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是“国家对价值的分配”。
细看这些理论，我们发现财政学的体系几乎都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西方存在理论，国内通常是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在于学习中混淆自我，套用时脱离实际。杨志勇（2005）表示，因为只有我们（国内财政情况）已经有类似对应物才能借鉴西方理论，而原先没有的，要填补空白。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国财政理论还缺少对效率、公平、稳定问题的分析，相对于西方财政理论还缺少计划性财政向市场性财政转变和公共选择问题的分析等。
张馨认为，公共财政的特征是弥补市场失效、一视同仁的服务、非市场营利性和法治化②。高培勇认为，我国公共财政的实质含义主要体现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赢利性和收支行为规范化三方面等③。与理论研究相映成辉的是实践的发展，继1998年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后，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实践的快速发展， 促使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不断向更丰富和更深入的方向前进。但当我们冷静下来， 便会发现无论是在财政理论界，还是在财政实践部门，公共财政都是一个被广泛赞同却未达成广泛共识、被广泛使用却未被清晰论证的概念。混合中西之后直接的问题就是对财政本质认识不明。由于理论的大综合趋势，西方财政理论、传统理论和新兴财政理论有的互相矛盾、有的互相补充、有的自圆其说，有的陷入悖论，国内财政研究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不明。财政本质是财政学认识论的最根本理论问题，也是争论最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问题。前面说过，我国财政公共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改革步伐进行着，社会各界都在运用“公共财政”一词，然而公共财政的本质，以及所谓公共财政的本质却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混沌了。
传统财政理论将财政本质定义为一种分配关系，而公共财政论学者张馨对此提出质疑，指出“财政定义为一种分配”与“财政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财政定义本身就是对财政本质的一种概括，从而出现定义中对本质的认识与明确表述中的财政本质存在着矛盾。对此，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公共财政论导致国家财政作用领域范围过分缩小，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减弱，财政完全退出生产，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相悖。同为公共财政论的倡导者，杨志勇（2005）认为财政本质是一种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其他有些学者，例如赵志耘和郭庆旺（1998）认为公共财政所对应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吴俊培（1998）和杨灿明（1999）认为“财政”就是“Pubilc finance”。近年来关于公共财政的学术作品如雨后春笋，但其对财政的本质认识参差不齐，与以往传统财政学的表述似无差异。有学者发出质疑:公共共财政与我国以往的财政有无区别? 区别几何? 使人看后茫然无知④。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上，典型、非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我国改革的经验中，国内财政学理论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自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确定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国内财政研究都聚焦于公共财政，努力为公共财政建设献言献策。相比于传统财政理论如国家分配论，目前国内公共财政论主要还是借鉴西方理论、混合西学和中实，不免对西方经济财政理论移植套用，不顾西方理论的哲学前提和中西实际情况的差异，忽略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和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其自身演进，而必须要有切实的理论进行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府职能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等多制度变革都需要理论指导，并且这样的财政理论具有宏观性、长远性和切实的指导作用。中国是非典型、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体制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和文明古国。基于这样特殊的国情⑤，没有本土化、没有创新力，单纯引进和借鉴是不够的，中国财政本质不会在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中清晰，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财政学对实践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
4 小结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于财政本质问题有较多的研究，而之后对此的争论越来越少，可以说，这是各个财政流派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混合中西之学反而导致本质未清，对于什么是财政本质，亟待中国财政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致谢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雷艳红副教授在授课时提出关于国内财政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和框架，作者获益匪浅，写作灵感和部分观点来源于此。故在此特别向雷艳红老师致谢。
注释：
①林江,海滢.财政学[M].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②张馨. 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③高培勇.财政体制改革攻坚[M].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④吕炜.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⑤高培勇.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勾画“路线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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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馨.论公共财政[J]. 经济学家，1997(1):96-103.
作者：蔡笑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