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反贫困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这种特征要求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必须以“文化—教育—经济共生”为根本向度。
反贫困文化论文 篇1：
“文化资本”视阈下 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反思
【摘 要】本文基于“文化资本”视阈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研究进行反思，论述目前国外和国内学界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的概况，提出将“文化资本”理念引入到对贫困生资助问题的探讨中，通过针对性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消除隐藏偏见减少贫困歧视、校社合作建构社会支持系统等措施，纠正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中重实践轻理论，以及关注单一经济资助的问题。
【关键词】高校 文化资本 贫困生资助 研究 反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追求教育强国过程中，教育公平问题是关键，教育公平又取决于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分配与再分配的核心问题。高校贫困生资助是当前我国确保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措施，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有国家干预的资源再分配举措。目前，贫困生资助相关问题得到了各类高校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应该说，当前不论是在实践措施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更是建立了完善的贫困生识别、认定、资助、跟踪等资助体系，设置奖学金、助学金，引导学生勤工俭学等相关资助方式也不断丰富完善，可以说聚焦于贫困生经济层面的实践与研究均成果显著。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贫困生资助相关讨论逐渐成了一种单一的经济行为，似乎贫困生所面临的只是金钱问题。有关贫困生因家庭贫困而引发的超出于金钱之外的问题，比如社交障碍、缺乏自信、认知偏差等社会、心理问题关注严重不足。在国民经济收入日益增长的当下，经济上的困难容易资助也容易克服，但内在于长期生存环境培养出来的个人习性极难克服，如果贫困生不在大学期间得到科学有效的引导，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影响终身的。
一、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视角与问题
有关贫困生资助相关研究国内国外均已硕果累累，相对来说，国外已经过了研究热潮，而国内正处在高峰期，从中国知网数据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出国内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精准扶贫”的提出等，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我们可从国内外两方面进行梳理。
（一）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粗略梳理国外在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上的相关成果，大致能够区分出两大类：一是聚焦于高校资助相关政策历史与政策理论的梳理探讨;二是专注于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觉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与问题。本文着重以美国为例进行介绍。
现代大学体制原本起源于欧美，因而相对国内，它们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在贫困生资助问题上有着更多的经验教训。为此一些学者专注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梳理，有些从理论层面梳理，有些则运用了实证调查的方法。比如，《美国高等教育史》一书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美国贫困生资助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依赖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模式，慢慢转向为以助学贷款为主。这其中意味着资助理念的变换，从对高校公益性认定到准公益性的认定，逐渐将学生自身的義务重视起来。在《重塑经济资助体系—— 为什么高校与联邦政府应该交换角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政策理论脉络，分析了具体资助体系的运作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完善建议。
还有一些学者运用实践方法，统计了入学率、毕业率与资助政策之间的关联，分析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几个结论，他们之间互相矛盾，其中易达（Iida）2003年的一个调查认为，对于大学生的经济资助并不能直接体现为毕业率的提升，它的作用并没有预期的显著。而且相对于上面所提到的历史、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学者并不乐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对于自己研究出来的结论态度极为谨慎。这与国内实证研究的态度对比鲜明。之所以如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实证研究往往只是对一时一地的细致调查，所得出来的结论难免就有偏颇，要上升为理论层面和政策举措具有较大的局限与风险。
当然除了我们从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两大类型，还有更细致的分类方法，研究体系也更为庞杂。总的来说，我们梳理这些成果的目的是想说明，即使是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仍然存在他们尚难以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国内外在教育环境、文化背景、经济基础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解决中国的问题还需要回归中国的实际。
（二）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贫困生”可看到14100多条回应，输入“大学生资助”同样有超过7000条回应。这说明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仔细研究，又显得极为单一，可以说大同小异。比如，在方法论层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实践研究，多是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件套”模式，缺乏具有理论深度、新颖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国外研究还能够非常丰满的分出理论与实践两大类的话，国内则很难形成对比。当然，这与我国本身贫困生资助实施的时间较短有关。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仅仅是一些大经济学理论的粗浅运用，比如一些学者尝试从人力资源理论、成本分担理论展开研究。仅有的一些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过于空洞、对于当下实践较少实际指导的问题。
目前对于贫困生认识和界定的研究比较多。首先在“贫困生”这一概念上本身就存在着认识差异，除了均以经济为核心标准外，各自所要强调的面向并不一样。比如冯友梅认为所谓贫困生就是在缴纳学费、基本饮食、基本生活用品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张剑锋则认为贫困生存在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区别，并不一定取决于某一的单一的标准;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等层面认为贫困生有着较多其他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关注贫困生发生的原因，大致有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及经济因素等;由此对于贫困生又可以分为原生型、灾祸型、家庭结构变化型等;比较被政策认可的分类主要是生源地认定，分为农村、老少边穷、家庭子女结构等几种分法。
另外，学界对于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主要研究路径是对策研究。比如王晖等对于资助体系管理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赵炳起等从贫困生资助的资金来源方面提出见解;更多的学者在具体实施层面建言献策，包括完善奖、助、勤、贷几个体系和社会保险的引入等。还有许多学者从贫困生认定视角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总之，这些研究均极为细致入微，有其政策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大家都关注细微，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相互重复，且缺乏学术性。
二、“文化资本”视阈下贫困生的代际传承
从综述中可见，国外的贫困生资助研究理论与实践两端较为均衡，研究方法路径较为丰富，而国内的贫困生资助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多数视野微观，观点重复，在方法上绝大部分是一种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缺乏学术性、前瞻性的理论研究。究其原因，没有认识到贫困生资助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系统层面展开检视，查找病根，分析病源。尤其是在学术探讨时，应该汲取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已有前沿理论框架强化问题讨论的深度。
（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國思想大师，涉猎人文社科多门学科，尤其在社会学、教育学领域建树极高。在教育学届，被誉为“再生产理论家”，主要对阶层的再生产有深入研究，“文化资本”正是其中的关键词。从思想的批评性层面讲，“文化资本”概念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且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谓经济资本约等于金钱，所谓社会资本约等于声望，而文化资本是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一项财产与资产，且有着更显著地代际传承特征。
文化资本包括从父母传承下来的有形文化资产，比如书本、文具等，更包括一些无形的资产，比如受家庭环境熏陶而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文化习性、兴趣性格，等等。显然后一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具有根本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能够获取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那么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家庭命定论的理论？并不如此，因为除了家庭传承外，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文化资本”的重要来源就是学校。而且，因为有了国家的参与，学校所提供的文凭认定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最重要的证明。因而，布迪厄说，学校扮演着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角色。
（二）文化资本理论在贫困生资助实践中的表现
文化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一方面不能与经济资本进行量化换算，但另一方面又的确受到经济资本的影响。因而，经济资本掌握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文化资本获取的不平等，这也是教育不平等的最显在表征。从根本上来说，家庭是文化资本获取的起始，不同的家庭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不一样，因而实际上每个人一出生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就是不平等的。布迪厄认为，实际上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把遗产全部给了子女，因为人的社会化初级阶段是在家庭开始的，而初级社会化对于人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具有隐蔽性。一般来说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上必然存在劣势，但并非绝对，贫困家庭现对于富裕家庭在文化资本的传承上主要相差表现在有型文化资本，即物质文化资本的欠缺。但是，在崇尚“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贫穷家庭中的孩子在无形文化资本方面并不一定低，这也就是常见的所谓“寒门出贵子”“鲤鱼跃农门”等社会现象。
只不过，当中国社会进入到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实际上文化资本的争夺已经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一种经济资本的竞争，也就是开始强调文化资本的物资传承，包括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挑选方面。现在的状况越来越表现出布迪厄所描述的因文化资本获取的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方面。表现为，“富裕家庭的孩子（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由于可以从家庭中继承到较多的文化资本，所以起点自然也高。而出身于贫困且文化资本匮乏家庭的孩子们，从家庭中则只能继承到十分有限及可怜的文化资本，那么，他们在社会空间的起点也低。通过社会化，具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子女，继承了他们父辈的文化资本的精华，从而使社会成员间的差异代际相传”。
当然，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获取绝非如经济资本那般容易传承，它需要接受一方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获取，也就是富家子弟虽然具备很好的传承条件，但如果自己在接受过程中放弃了，而贫穷家庭的子女却能够花费大量精力去获取有限的文化资本，同样能够逆袭。从这个角度说，虽然贫困限制了文化资本的供方，但为受方提供了竞争的空间。只不过，即使如此，文化资本的家庭传承的不公平仍然是主要方面。这种不公平最终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一种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如果国家不从中干预，进行资源再分配，就很可能造成所谓“阶层固化”现象。这也就论证了国家贫困生资助的合法性问题。
三、“文化资本”视阈下高校的代际贫困阻断功能
如前所述，贫困生所面对的教育不公平起始于家庭，现代社会由于有了学校，这种不公平便有了转机：要么进一步加深不平等，要么转变这种不平等。正如布迪厄所说：“学校是教育的场域，一种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它扮演着家庭外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生产角色”。
（一）针对性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
所谓“扶贫扶志”，贫困生资助最终是为了帮助大学生自力更生。在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往往过早的承担起家庭、社会职能，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尤其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常态化，使得当前的基层教育信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改变命运”，到当下的“读书无用论”，“不读书照样当老板”的功利化、经济导向的教育信念正在成为阻断贫困生向更高阶层迈进的主要因素。学校如不着重强化贫困生的教育信念，仅仅注重经济资助，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二）消除隐藏偏见，减少贫困歧视
每一间学校理论上对于每一个学生都是公平公正、价值中立的，比如所有的设施设备都一视同仁的面向学生，老师也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面对学生。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学校以最为平等的态度面对家庭起点完全不同的学生，必然会导致一种不平等的延续。这种不平等在学生之间是显而易见的，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往往社交能力较强，再加上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本更丰富，因而能够更为迅速地融入大学这一场域之中。相对也能够更便捷地通过原本占优势的文化资本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更良性的互动，从而建立起更为有利的师生关系。简单来说，家庭贫困所导致的不平等文化资本传承正在通过学校的隐藏式不平等蔓延，这种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表现为择校的不平等，到了高等院校则表现为尚未得到重视的教育功利化、目标短浅化、师生关系异化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
（三）校社合作，建构社会支持系统
高校贫困生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作为价值观念基本成型的个体，仅从思想层面用力，成效必然有限。及时消除偏见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人际间，而应该内化为贫困生自尊自信的建构，这种建构同样不仅仅来自思想教育，更根源的取决于自我价值在学校与社会中的实现。这就需要学校联动社会，在就业条件、培育机制及生涯规划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完整链条。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目的在于弥补贫困生家庭支持系统的匮乏，让贫困生在融入社会的档口能够获得客观环境上的公平，为最终实现个人阶层的流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创造机会。
当然，除了我们上述列举的贫困生心理层面的信念建构、学校层面的偏见消除及社会层面的系统支持三个方面外，还有诸多方面可以入手，篇幅所限，本文仅仅抛砖引玉，提出问题，目的在于探寻当前高校贫困生资助在实践及理论研究层面的不足。
“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分配上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学校层面它应该得到正视和调整。这种调整绝非将富裕学生与贫困学生进行“铲平主义”对待，而是强调政府、社會、学校应该对贫困生从其“文化资本”获取的方式上就进行资助，这当然包括经济资本的资助，但绝非单一的经济资本资助，而这方面我们目前尚未得到重视。将问题聚焦到“文化资本”的目的在于将贫困生资助相关问题的讨论拉出“唯经济”的巢穴，拓宽对贫困生的关注视野，从代际传承、阶层固化的角度解决贫困生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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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黎 原）
作者：莫海燕 孙坚
反贫困文化论文 篇2：
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选择
摘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这种特征要求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必须以“文化—教育—经济共生”为根本向度。在“文化—教育—经济”共生系统中，教育通过培养能将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盘活文化与经济关系，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上实现“共生”，达到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目标。
关键词：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反贫困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而言，西南民族地区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该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特点内在的规定了此种贫困只是相对的贫困，而非绝对贫困。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而现有反贫困战略选择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向度，注定会出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社会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和条件是多方面的。除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外，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也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论，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其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人们仍囿于颇具原始色彩的生产观念与生产方式之中，如生产中的靠天吃饭，粗放式耕作与田间管理等，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区域内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仅以经济扶持和发展作为反贫困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而应兼顾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可继承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顾，避免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呢？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进程中战略选择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向度
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而在以往反贫困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关注经济指标，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失传的两难困境。事实上，“贫困地区发展的任务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东西，把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优势。那么，如何把自然与人文的发展优势转化成经济的发展优势呢？转化成社会水平的发展优势呢？实际上只能靠教育，教育是这一转化的‘活’的关键”。“没有西部‘人’的发展，是谈不上西部教育的发展，更谈不上西部贫困农村‘脱贫致富’的”。但是，长期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主要以经济扶贫导向为主，未能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进行战略选择，发挥好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而陷入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因此，要使西南民族地区真正脱贫，并走出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矛盾的尴尬处境，需要发挥好教育的作用，提升西南民族地区人民的人力资本存量，走民族地区内生经济发展之路；同时需要发挥好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然而，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后，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具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教育投入与经济效益回报不对称，巨额的教育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众多贫困县仍未能从教育获益并真正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其二，教育对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作用甚微。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成员在与现代化相依相随的大众文化中迷失了自我。传统的民族文化精髓或被视为愚昧落后之物而予以抛弃，或媚俗于经济发展的猎奇心理而扭曲变形。在民族地区，新一代的民族成员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不懂本民族特有的“符号”内涵；而且，他们在面临文化选择之时显得无所适从，甚而不免自卑。在对本民族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向无任何主见的情况下，一任趋同。笔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查发现，教育反贫困战略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推崇整齐、划一的教育发展模式，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实际需要。西南民族地区多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文化背景复杂、经济形态各异，千人一面、简单移植的教育决策必将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前期推行遭遇的困境追根究底，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缺乏联动共生机制。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构成当地社会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存在服从于社会整体存在的需要，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其他子系统制约。唯有当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之时，教育的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特点才能得以体现，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因为就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民族教育来说，其本身是多民族、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上来看，发展水平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从文化上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于是有不同的开发的利益，就会造成强势、弱势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应该考虑有学者提出的在西南民族教育中灌注和谐共生之道的想法。
由此，在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实践中，文化、教育、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三者共同为该地区的整体、良性、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生相息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促使这三者协调发展便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的根本向度。
二、文化一教育一经济共生机制的构建
“共生”本为生物学概念，由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De Bary）提出，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生命现象。1969年，斯科特（Scott）指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玛格里斯（Maga—lies）在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进一步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
共生的方式可以分为寄生方式、偏利共生方式和互惠共生方式。其中，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一般不产生新能量，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偏利共生是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关系转化的中间类型，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尽管产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某一方流动，总的来说是对一方无害而对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双方的利益交流机制。可见，共生不仅指一种状态，更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联。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民族文化传承需要教育，优势转化需要教育，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改造社会的行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行为，这诸方面的行为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西南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我们绝不能只顾经济的发展，而失掉文化的发展。教育应该成为“扬西部自然人文资源之长，改经济科技滞后之短”的关键。文化、教育、经济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其三者共存共生于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共同为西南民族地区整体、良性、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教育、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方式上是互惠的，是三者形成的一种最佳结构关系和存在状态，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三者关系中，教育是作为沟通文化与经济关联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因此，如果以教育作为平衡点，我们可以将三者的共生结构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教育本身，面对人，即教育对象；中观层面，关注的是教育与其他子系统如文化、经济的辩证关系；宏观层面，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民族、社会或共同体向下一代传授他们认为对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或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的过程。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虽然人生之初对文化是茫然无知的，但随着教育的力量，人逐渐习得了本民族、社会和共同体所需要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人的一生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某种文化的特定载体。
西南民族地区立体的天地系统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从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民族文化，也造就了承载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人作为各自文化载体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必须关注这些具有差异性、个性的文化影响之下的文化载体，这是教育的出发点，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的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了重现实轻发展的倾向，即只关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忽视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出现了“现代人”与“民族人”的矛盾，造成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二元对立”的状态。
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主要教育形态，对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普适性的取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体现的是文化的单一性和全球性。这种教育制度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之后，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学生自身所承载的独特的、多样的民族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学校教育以统一性和主流文化的形式，消解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承担的就是培养适应主流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现代人才，忽视了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前所接受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忽视了教育还要担负着培养传承本民族文化、本民族合格成员的使命。从而出现了现代经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
要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状态，使学校教育在培养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的同时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思路和理念。教育只有“以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来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形成的‘人’的发展，继而来促进、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以培养人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既要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时也要关注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层面上达到了“共生”。学校教育从只关注现实转变到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未来，即培养现代人的同时也要培养民族人，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观层面
教育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教育的发展无论在目的、规模、速度、结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处于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具有双向性和耦合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是与一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契合的。文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影响着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教育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纵向上，教育保存和传递着文化；横向上，教育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工具；性质上，教育改造和创造着文化。
教育不仅与一定的文化相互制约，与一定的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关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次，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内容和手段；同时，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产生于人们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因此，文化和自然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着一定的教育，教育也只有与其相适应，才能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西南民族地区所蕴含着的丰富自然人文资源，内在的要求该地区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个性，同时也要让人们尊重产生这种多元文化的自然环境。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对文化是充满尊重与敬畏之情的，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就不会采取单一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式，无限制的攫取这些资源以获得经济上的短期发展。
教育受文化、经济制约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今世界教育出现的三个“第一”，即“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足可以说明这种独立性。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要走出当前困境，对教育、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予以理性审视尤为必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学角度看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也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的态势。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文化之间，教育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更新文化，同时文化也制约着教育的内容、教育的观念以及教育的模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则在教育的协理下互相作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前期推进，正因为缺乏对此共生关系的正确认识，忽视了反贫困战略作用发挥的具体环境，因而最终无法解决教育贫困、经济落后、文化传承等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的实现是以与文化、经济等子系统形成共存共生的关系为前提的。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的现实不应推衍出二元对立，而是要借助教育，通过教育培养的具有共生发展理念的人实现现实意义上的转化。转化的前提不是外显的文化与经济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人作为实施转化的主体的内在理念的更新。只有切实做到了这一步，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状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宏观层面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本质上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且，这种交流与沟通已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密。这种频繁不仅体现在次数上，更重要的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将与经济全球一体化一样走向趋同，而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这种多元是在沟通和交流之上的多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显出“我”的存在的多元。
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变化的发生一般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外部到内部。因为，一种事物出现变化，如果是外部条件引起的，总是先由局部变化开始，或是从外在的变化再到内在的变化。若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作为内部和中心，把以生产为主要因素的经济作为外部和周边，那么，经济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和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是外部和周边，所以首先出现变化。此种变化推动了居于内部和核心的文化也发生变化。但是，较经济变化而言，文化的变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速度上是缓慢的。如果说经济中生产的变化像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而由人们直接掌握的话，那么，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则必须要通过教育引发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才可能得以实现。
对于相对落后和贫困的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培养掌握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人才是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选。现代化的人才，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取得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将教育的功能仅仅定位在这个层面，其背后的思想只看到社会变化的表层，关注度远远没有到达变化的核心，是治标不治本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传承和保存，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教育不仅要关注表层的经济生产，更要关注深层的文化核心，既要培养发展经济的人，又要培养传承文化的人，只有两者兼顾，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避免短期的片面发展，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还是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其核心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整个社会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社会要想取得发展，根本上是使人获得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促进人发展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基于此，西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促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将优势文化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长久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这也是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关系的最终目的所在。如图1所示。
为了将此联动的共生关系描述得更为清楚，可以将每一个待发展的西南民族区域，视为一个由外至内分别由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层、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层构成的系统。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是社会系统的最外层，因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工具改进相关，接受新的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反贫困的最基本策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在该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承接内外。教育发展与社会制度完善相连，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又基于物质条件满足之上。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处于最里层，表明民族文化对民族精神构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居于中心的民族文化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发展中相对稳定存在。一方面，系统中心若发生本质改变，系统便不再是原来的系统。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以其民族精神为核心，保护和保存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系统是要素的系统，当其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之时，系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系统变化又将导致要素的新一轮形态更新。因此，没有绝对稳定、固定的中心，经济和教育的变化对民族文化必将产生影响，在保持精神核心不变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结合时代发展需要也应该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
总之，“文化—教育—经济”的共生结构不仅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同时也将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纳入思维框架之中，是统一性和现实性、多样性和未来性的结合。这一新的发展理念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突破以往文化与经济对立的二元结构，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把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有机融合于同一个“共生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人是核心，文化是生态，教育是中轴，经济是方向，共同促进该地区走出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反贫困战略的切实性分析
由于受历史、地域、观念、政策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和长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中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以往反贫困的战略中选择发展区域经济和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脱贫，这对西南民族地区贫困的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具有扩散效应，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现有的反贫困战略照搬东部汉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对其具有独特“民族性”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教育为连接点，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作为西南民族地区未来反贫困战略思路，符合西南地区的民族特性，将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二者矛盾的调和。
教育具有多功能性质，其中传承本民族文化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创新科技、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是现实社会中主要的功能。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和配置能力、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等方面。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主要是少数民族人民能力的贫困，在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中，教育与经济的联动就是通过各项资源投入促进教育改革、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向经济生产活动施加专业技术人才供给刺激，同时施加消费品需求压力，诱导生产部门投资方更多地发展那些能够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生产活动，从而改变生产活动的产出结构，提高生产活动的产出效率。这样，走依靠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道路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教育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是一种独特的高级文化体。教育是建立在人类文化活动基础上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又必须接受文化性质和水平的制约，为其文化服务。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时代背景等共同作用的集体结晶，也是民族地区的人们的智力、情感、品质等形成的基石。民族文化的传承必须以教育为载体。因此，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的反贫困战略，教育与文化的联动能通过教育有效传承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存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性质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又可以充实民族地区的教育内容，提升和延续少数民族特殊的人力资本和生存方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以教育为连接点确立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可以实现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目标。
责任编辑 曹莉
作者：张学敏 史利平
反贫困文化论文 篇3：
当代大学生反学校文化的成因探析
摘 要： 大学生反学校文化是在大学校园里客观存在的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现象。本文从社会越轨理论出发探讨了反学校文化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并从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学生个体四个层面探讨了大学生反学校文化的成因。
关键词： 大学生反学校文化 越轨行为 成因
近年来，随着我们对学校文化的深入研究，一种潜藏在学校内部的反文化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众多专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反学校文化，如果不及时处理，就极有可能扮演出特洛伊木马——内部颠覆者的角色，对学校文化乃至整个学校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一、反学校文化的界定
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它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引导的作用。
但是社会上某些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标准和思维方式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反文化现象。
我国台湾学者蔡文辉认为，所谓“反文化”系指某些团体试图分享社会价值，却受到不断的严重挫折，起而反抗并以推翻现有文化规范或价值体系为目标的一种亚文化。［１］就其从属而言，虽然“反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但是因为它在规范、态度与价值上与优势文化相互冲突或抵触，所以通常是社会主流所不允许的。
英国学者拉森（Larson，1991）曾将反学校文化行为定义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性的破坏行为”，认为学生的目的主要是与学校文化的权力相互竞争，打破学校所安排的制度性设计，意图重新设计教育符号。这种行为会藉由群体的力量形成一种“反抗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非正式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特征，以便与学校中正式的、严肃的、制度化的主流文化相抗衡。反学校文化最明显的层面就是反对“权威”，最直接的表现是对于学校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信仰的逆反。
反学校文化是建立在“学校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概念基础上的，是指学生中客观存在的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与学校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对主流文化产生强大的排他性，因此往往是学校所禁止的一套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反学校文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学校文化功能或权威相对立的学生运动，一些社会学家将其看成是劳工阶级文化在学校里的一种延伸，但也有人认为是学生的自主反抗；另一种是反对学校制度对教育的垄断和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希望在打破现有学校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非学校化社会”。
大学生反学校文化是指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性较差，对于大学里的规章制度不能完全遵守，并以各种违规或不当行为来反抗学校中的权威。
二、反学校文化的理论基础——越轨行为理论
社会学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指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背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存在于不同时空和制度的国家或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均受当时社会主导价值评判体系的否定性评价，亦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2］群体中存在着一定的规范，成员被要求遵守一些行为的规则与标准，当行为偏离或违反团体的规范时，这些行为就是越轨行为。对越轨行为的解释很多都是来自社会失范理论。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或趋于多元化。迪尔凯姆认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所导致社会规范不明确、冲突或分散，从而使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容易导致越轨行为。处在失范的社会环境时，个人可能极端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此时要使个人过符合众人期望的生活是很困难的。越轨行为的产生就是因为社会体系没有提供清楚的规范，以致让人们无可遵从，而产生越轨行为。
当越轨行为发生在大学校园中时，就表现为一系列的反学校文化行为。当大学生对大学校园的规整制度和多元文化感到无所适从时，他们往往产生适应上的困境，从而产生对学校主流文化和规章制度的抵触与对抗。其表现有大学生迟到、旷课、考试作弊、酗酒打架、偷窃、赌博、侮辱师长、网络成瘾、怪异发型、课桌文化与厕所文化等。
三、大学生反学校文化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层面
1.社会转型造成价值观念偏差。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也正进入转型期。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模糊性和弥散性，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社会本位逐渐被个人本位所替代。西方的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大学生相对恒定的主流价值观陷入迷茫，发生偏差，价值趋向陷入混沌之中。
2.社会文化多元化导致精神向度混乱。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坚冰”已经打破，多元文化格局正逐步形成。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并存，加上外来文化如欧美流行文化、日韩文化、激进文化的冲击，大学生文化选择越来越困难，从而导致精神向度处于混乱状态之中。大学校园一直是社会文化的前沿阵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最为严重。大学校园文化较之社会文化更显活跃、浮躁和混乱，“自由思潮”、“自我中心”外来文化等乘虚而入，攻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扰乱了正常的文化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本应纯洁真善的校园文化阵地造成了巨大冲击。一些外来文化的糟粕在大学校园里病态发展，逐渐走向了校园文化的对立面，成为反学校文化的重要诱因。
3.大众传媒文化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使大众文化与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贴近，为大学生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它的繁荣又猛烈地冲击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的主流文化。报纸、杂志、影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中蕴涵的日益突出的暴力、色情、享乐主义等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大众传媒中蕴涵的日益突出的暴力帮派、色情赌博等，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大学生的传统理想断裂，心灵受到污染。我国学者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性开放程度较前几年有明显提高，在校大学生同居、未婚先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3］大学校园中的暴力事件也日益增多，前几年的马加爵杀人事件，暴露出当代一些大学生的偏执心理，应引起学校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二）家庭教育层面
大学生幼年时期接受的不合理的家庭教育是导致大学生反学校文化的深层次原因。家长对孩子的启蒙和教育预示着他们未来的人生方向，而家庭对孩子的心理造成的问题是日积月累的，在以后的行为上就表现为偏离社会所要求的正常轨道，在学校就会以反校园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多为“80后”，他们的父母多为“60后”，其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教育方式可能不合理，从而造成他们心灵的创伤。特别是一些家长十分放纵或极为专制无理的管教方式，很容易产生“代沟”，形成叛逆性格。在大学生家庭教育中存在着过于严格、专制的教育，也存在着放任、溺爱的教育。两种教育产生的结果是大学生要么孤僻、任性、报复性强，要么骄横、抵触、逆反挑战以致目无法纪。另外，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也为反学校文化的学生群体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成员，贫富学生成为反学校文化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家庭的学生。
（三）学校教育层面
1.学校管理的不合理。过于严格的学校管理，特别是对大学生进行的过于组织化的管理模式，也常常是导致大学生反学校文化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模式管理下，大学生丧失了许多其他的乐趣和机会，充沛的精力得不到发泄，从而导致对主流学校文化的反叛。学校管理缺乏人文性，使大学生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形成大学生反学校文化。
2.师生关系欠佳。史基米德的研究发现，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会影响学生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教师的态度愈倾向人性化，则学生愈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认同学校的文化；反之，教师愈具有专制的倾向，则学生的学校生活品质愈差。一般而言，教师所运用的权威越多，学生的反抗行为就越多。由此可知，不当的师生互动容易导致师生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师生关系欠佳易导致冲突与对立。学生对老师印象不好，自然就不会尊重教师，就不会服从教师的教导，学校的主流文化就很难通过教师有意识地向学生传递。
3.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问题。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也可能导致学生的反抗。威利斯的研究发现，反抗学校的学生往往认为学校所提供的知识与技能与将来的工作无关。既然学校的课程本身就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学校再对学生学习这样的课程提出过高的要求，则更加可能导致学生反抗行为的发生。尽管大学校园不乏优秀的教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照本宣科，不关心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出勤率靠点名来维持。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使其容易产生违规行为，如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甚至经常迟到、旷课等。
4.同伴群体的影响。在大学校园里，同伴群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伴的思想、行为往往较父母和老师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如果大学生将同伴不良的行为表现方式内化于个人人格，将有产生违规行为的可能。当有反抗意识或行为的学生在学校中互为同伴并密切交往时，也就出现了学校反文化现象。例如如果看到同学逃课去玩电子游戏，那他也会去尝试；看到同学抽烟、赌博、敲诈勒索，等等，他们会因为有伴相陪，胆子大些，而心存相互比“酷”、比“炫”的心态也跟着做。
（四）学生个体层面
1.身心发展不平衡。虽然当代大学生已步入成年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可能不会同步成长。如果大学生心理的成熟跟不上身体成长的脚步，就会导致身心无法平衡适应。心理学研究认为，当人们头脑已经形成的某些思想或心理因素，阻碍他对社会行为规则的理解，从而不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自己需要，叫作意义障碍。出现意义障碍就会影响其行为表现，在情绪上表现出强烈、不稳定性，常常会意气用事，不计后果，从而形成与主流文化不相容的性格特征。这种意义障碍也常常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导致大学生对学校主流文化的抵制，从而产生反学校文化现象。
2.迁移作用的影响。正当求学时期的大学生如果无法在学业上有满意的收获，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与掌声，那么他们很容易将经历转移到其他方面，以寻求失落后的满足感。当代大学生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大学生之间的矛盾往往出现于利益冲突之时，如奖学金的评定、班干部的选拔等。在竞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会丧失竞争优势，从集体退缩到“小我”的圈子中，转而形成对集体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成为消极的反学校文化者。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压力之下，会选择课桌、墙壁、厕所作为自己的宣泄对象，从而形成所谓的“课桌文化”、“墙角文化”和“厕所文化”。
3.法律意识淡薄。在大学校园里，法制课通常是作为“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是以公共课程的形式而开展的，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大学生也不够重视，而且学生会觉得这门课枯燥乏味，对这门课缺乏兴趣，所以接触学习的法律知识比较匮乏，导致法律意识淡薄。很多学生特别是那些不服学校管教，试图与学校抗衡的学生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屡屡发生。“激情犯罪”与“游戏犯罪”在大学生中也屡见不鲜。
参考文献：
［1］贺新宇，王德清.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反学校文化浅析［J］.教学与管理，2007：32.
［2］林添福.大学生群体越轨行为分析与引导［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66.
［3］王婷，穆建亚，余兰.当代大学生反学校文化形成的原因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9）：19.
作者：辛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