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自帕特里克提出“跟随需求”和“供给导向”两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模式后，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主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现代金融于各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凸现了对这一主题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机构部门视角，兼顾理论框架和现实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论文 篇1：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高度重视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文献，而我国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很少，且在实证上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梳理，指出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展开该领域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多元化；资本结构；相关性
多元化指企业经营多元化，它是当今世界许多大中型企业成长的一种战略选择，实践中既有很多因多元化而成功的企业，又有许多因多元化而破产倒闭的例子。有些多元化的失败并不是多元化方向的选择失误，也不是多元化经营时期和方式不对，而恰恰是因为企业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速度跟不上等财务上的失误造成的［1］。西方学者高度重视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一些涉猎。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与综述，以期为我国深入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1．西方国家有关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对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负债能力”、“内部资本市场”和“代理成本”等多种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1.1 负债能力理论(the debt capacity theory)
负债能力理论不考虑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单纯从公司金融方面考察多元化企业和非多元化企业的区别，认为企业多元化的动机是为了提高总体负债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绩效的改进。
Lewellen (1971)［2］从企业负债能力角度考察了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他的基本分析思路是：银行作为债权人会根据每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比如一年，能够实现的现金流期望值确定一个该企业的负债限度，这个负债限度就是企业的负债能力，即企业在该期间可能的最高负债水平。从理论上看，银行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规避企业现金流波动风险：首先，银行可以利用资产组合原理，将资金分开，同时发放给现金流波动负相关的两个企业；其次，如果这两个企业本身通过购并结合成为一个企业，提高企业的多元化程度，那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通过数理分析，Lewellen指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后一种情况下，银行的预期收益更高；同时，对企业来说，由于它们的现金流波动负相关，通过结合也可以提高总体的负债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多元化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Li和Li (1996 )将Lewellen的理论进一步正规化，对多元化和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及其相互作用作了综合分析，提出多元化应该和财务杠杆的提高相结合，才能最大化企业价值。
1.2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theory)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又称联合保险效应（Coinsurance effect）理论，它是从公司金融角度考察多元化企业与非多元化企业的区别，认为多元化能消除企业收益的波动，所产生的现金流更为稳定，可以有效地为企业内部资金不足的部门提供资金，即形成内部资本市场，并能减少单一部门经营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产生联合保险效应。
在此方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联合保险效应对公司负债容量有正向影响。由于内部资本市场较少发生信息不对称，多元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多元化与财务杠杆正相关，并增加股东的财富和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内部资本市场有效，多元化公司可以较多地依赖内部资本市场融资，减少外部融资，多元化程度和财务杠杆负相关，并导致过度投资发生和公司价值减损。
Alchian(1969)［3］最早描述了内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增强作用，认为企业管理者拥有外部资本市场并不具备的信息和监督优势，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Williamson(1970)［4］认为多元化可以创造内部资本场，使公司从中受益。
Lewellen(1971)［5］指出从事多种非完全相关多元化的公司将有更加稳定的现金流，因而会得到更好的外部融资条款。多元化经营产生的联合保险效应对公司负债容量有正向影响。而且由于债权人可以更加准确地对公司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做出准确的估计，因此，这会增加公司的负债容量和借款能力，会导致公司采用较高的财务杠杆，较多地享有税蔽的好处。
Myers（1977）［6］的研究证明，在多元化的大企业中，整个企业的资源分配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分配来获得收益。当外部潜在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较强时，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无法按照合理的成本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而放弃一些有投资价值的项目。Myers与Majluf（1984）［7］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当公司管理层和外部潜在投资者之间对于投资项目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往往难以合理的成本筹集到足够资金，因而可能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通过多角化经营建立内部资本市场就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及时把握高效益的投资机会，提高经营业绩。”
Stulz（1990）［8］的研究指出，由于多元化企业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内部资本市场，它将通过企业内部的资金调度，较有效地解决上述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使多元化经营企业较之于专业化经营企业更不易失去较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当多元化企业内部的一个产业陷入衰退时，可将其产生的大量闲置资金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这样既避免了企业资源的浪费，又能保证企业其他产业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市场竞争。Shleifer and Vishny（1990）［9］也指出:“由于企业集团在经营环境恶化时可以出售那些流动性较强的产业资产，因而拥有较高的承债能力。” Comment和Jarrell(1995)的研究发现在他们使用的样本中，行业多元化公司的财务杠杆率为38%~40%，而平均财务杠杆率为33%~34%。Riahi-Belkaoui、Bannister(1994)和Singetal(2003)经实证发现，行业多元化公司与专业化公司相比会使用更多的债务资本，有较高的财务杠杆水平。Bergh（1997）发现联合保险效应是与非相关多元化相联系的最重要的增加公司价值的来源。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可以使用更多的债务资本，并从债务的税遁效应方面受益。
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内部资本市场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如果内部资本市场有效，多元化公司可以较多地依赖内部资本市场融资，减少外部融资，因此，多元化公司的杠杆比率较低。Stein（1997）［10］指出，多元化的企业可以通过给绩效好的部门资金和放弃绩效差的部门来提高整体效率，而这是外部金融市场针对单一企业所无法做到的。多元化公司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为其盈利的项目融资。而这样的项目在外部资本市场上由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得不到资金。多元化公司的低杠杆比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部资本市场力量的强弱。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元化程度和杠杆负相关，Matssaka and Nanada(1997)and Scharf stein 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Li and Li(1996)认为如果行业多元化公司采用低财务杠杆的政策，就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的发生，降低企业价值。Scharf stein和Stein (2000 )在其双层代理模型(SS模型)中，也认为企业集团中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分析保留这些低效益业务的一大原因，是经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融资。
1.3 代理成本理论（Agency cost theory）
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多元化主要来自经理人分散风险和获取私人利益两个方面的动因。Berger and Ofek (1995)［11］认为经理们通过多元化来加强壁垒效应。Amihud和Lev (1981)［12］指出，多元化是经理们为了降低他们的就业风险而进行的；企业出现经营危机，比如破产，经理人将面对失去工作的风险，并且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的损害他的声誉进而影响其未来收入。因此，经理人有足够的激励来选择企业多元化以规避这种风险，并从中获取私人利益：多元化可以增加经理们自身的报酬，当企业存在多余的或者自由现金流量时，经理们往往会倾向于过度投资，通过一些特定投资来侵占股东的利益，而多元化带来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会给过度投资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由于负债资本要求企业用现金偿付，它将减少经理们用于享受其个人私利的自由现金流，因此如果债权人对公司的监督增加，代理成本减少，相应的负债可以减少公司采取造成公司价值减损的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因此导致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有所缓解，阻止经理们做出损害公司价值的决策。
在经理层的工资和奖金不足的情况下，经理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资源的控制收益和在职消费。经理有动力扩大负债的比例，扩大公司的规模，以便增加资源控制的收益和在职消费。多元化公司在多元化的初期，他们能够使用较高的债务，债务市场把多元化看成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但当多元化程度不断加大，公司涉足的行业不断增多时，当管理层的壁垒效应增强，管理层就有了更大的选择债务政策的空间，多元化是代理因素所驱使，多元化程度与资本结构之间就呈现负向关系。
2．我国有关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同西方学术界相比，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多元化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更晚，且方法较单一，成果较少，主要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多元化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且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甚至相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2.1 资本结构与多元化程度正相关
雷良海、许永国 ［13］运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符合条件的44家深沪上市集团公司的研究发现，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负债水平越高，而偿债能力越低，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呈现出明显的被动负债特征。雷良海、杜小娟(2003)以1998～2000年沪深两市23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指出：适度多元化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绩效；多元化程度的上升降低了公司赢利水平的波动：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财务风险越大，长期偿债能力越弱。常勇、程宏伟［14］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角度来剖析股权融资偏好，研究发现：多元化程度与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长期负债率负相关但不显著；企业多元化程度越低负债率越低企业经济绩效越好；企业有动力降低负债率采用股权融资。研究还发现企业多元化战略已经构成融资决策的有效约束，股权融资偏好是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洪道麟、熊德华、刘力的研究表明，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多元化会造成其财务杠杆的显著提高；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2.2 杠杆水平与多元化负相关
王佳茜在2003年采用2001年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的样本公司数据，对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债务融资随经营相关性降低而递减，股权融资则与经营相关性成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杠杆水平与经营相关性负相关，她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和资本结构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显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林孔团、李建建、吴剑锋 ［15］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结构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公司负债规模与多元化经营程度之间负相关。
2.3 杠杆水平与多元化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邵军、邵兵2005年的研究表明，非相关多角化经营程度越高，负债水平越高，偿债能力越低，行业多元化与杠杆正相关。而且行业多元化公司的多元化程度与杠杆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邵军、陈树良［16］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模型利用2001～2003 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代理成本是影响多元化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程度与资本结构之间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此外，姜付秀、陆正飞［17］从资本成本角度研究了公司多元化的这一问题。从期权定价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所暗含的资本成本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入手，以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为例，对多元化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及总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多元化公司由于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实现资本在公司内部的最优配置，使各业务单元较好地实现财务协同效应；同时，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多元化公司的有成本资本的使用率极大地降低，即多元化公司较专业化公司获得了更多的不需要支付成本的资本，充分地提高了公司现有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总资本成本。因此，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是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的；最后，负债的使用可以降低公司的总资本成本，这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而言还具有一定的增加负债融资的空间。
3．我国研究存在的不足
根据涉猎的文献，我国对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研究方法单一。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有稀少的实证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简单的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涉及多因素的、更为严谨的回归技术的应用则很少触及，同时，对于学科之间的方法、模型的交叉应用也很少涉及。对于研究结论均没有进一步的定性思考，没有原因分析和理论解释。（2）研究深度不够。国外研究多元化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时，一般都采用标准产业分类SIC分类数据来衡量公司经营的多元化程度。在中国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于1984年制定并于1994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4754－94），有关中介机构、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规条例也出台不少，但执法不严。目前我国除了上市公司以外，难于找到一般企业的分行业资料，而我国上市公司年限短，目前对于大多数上市公司，其对外披露的关于分行业、分产品的信息很缺乏，而且标准也很不一致，披露也很不充分，因此各位学者只能在上市公司范围内使用自己搜集整理的带有主观性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由于企业多元化数据所限，这一领域研究分析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扩展。（3）研究范围狭窄。国内学者以上市公司的年报作为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由于上市公司是企业的一个特殊群体，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必然有一定的缺陷，从而产生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制度的变迁必定对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自然对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而现有的研究对制度环境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及其影响的关注极少。
4．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空间
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在我国独特的市场条件下，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债务融资不足，其资本结构与其他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异，西方很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并不适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在管理规则、法律制度、市场成熟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些环境因素的不完善将会对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国外的研究成果无疑为研究我国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因此，在坚持理论的扩展与实证的推进相结合、国内的个性探索与国际的共性研究相结合两项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该领域研究的空间广阔，可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1）多元化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多元化通过投资、管理等因素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同样资本结构也会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投资者信心等因素对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产生影响，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互动关系模型，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多元化和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具体的作用过程。（2）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以及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债权人的法律保护程度偏低，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健全的实践过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呈现的变动规律。（3）国际比较研究揭示国别差异的具体表征，并深入洞察转轨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解构其对多元化企业财务杠杆决策的影响机制及其影响程度。（4）在企业竞相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的热潮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优化多元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高企业价值。
总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将不断完善，企业年报中关于分行业、分产品经营情况的披露会更充分，借鉴国外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与制度环境，从而能够更深层次地研究我国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问题，这对于企业实施多元化策略将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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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孔团，李建建，吴剑锋.论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79~83.
［16］邵军，陈树良.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生产力研究，2006，（02）：197~198，219.
［17］姜付秀，陆正飞.多元化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J］.会计研究 ，2006，（06）：48~55.
［作者简介］袁堂梅（1969-），女，临沂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理论。
何洲娥（1979-），女，临沂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
［收稿日期］2007-2-16（责任编辑：翟超）
作者：袁堂梅 何洲娥
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论文 篇2：
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错位研究
摘 要：自帕特里克提出“跟随需求”和“供给导向”两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模式后，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主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现代金融于各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凸现了对这一主题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机构部门视角，兼顾理论框架和现实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未推动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增长，阻碍了住户部门经济增长，但是优化了机构部门构成，推进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发生错位，金融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机构部门；错位关系
一、引 言
针对这一主题，国外文献大致可以被归纳为宏观国家、中观产业及微观企业三种层面的研究。
宏观国家层面上，King和Levine[1]认为以银行或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水平皆对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率及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稳定的促进作用。Tadesse[2] 则认为随着一国金融部门发达程度的提高，相对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对经济促进作用会越来越显著。Hung[3]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表明当政府支出相对较大时，多重均衡便会实现，金融发展会增加通货膨胀，降低初始通货膨胀率较高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初始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时，金融发展才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促进经济增长。
中观产业层面上，Rajan和Zingales[4]认为金融发展会通过降低产业向外部融资的成本直接促进产业增长，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产业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Wurgler[5]以及Fisman和Love[6]从不同视角论证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微观企业层面上，Kunt和Maksimovic[7]认为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的国家，其能够提供长期债务的债券市场和提供股权资本的股票市场越发达，这样公司外部融资的可得性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公司增长也就越快。Castaeda[8]的
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尤其是当机构较弱时股票市场的形成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基于不同覆盖范围和不同视角做了大量的研究。基于国家整体的研究文献中，冉茂盛等[9]认为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袁云峰和曹旭华[10]认为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王志强和孙刚[11]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基于地区局部的研究文献中，钱方明等[12]以单个省市为具体对象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孙杨和杨俊[13]则进行了多地区或中东西部的比较研究。基于不同视角的文献中，韩正清等[14]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探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冉和光等[15]从产业视角对主题进行研究，孙佳钧等[16]基于资本账户视角对中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在资本账户不开放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供给导向说”在二者关系的争论中处于上风。国外的大部分研究覆盖了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包括中国，因而国外研究成果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国内研究的进展滞后于国外，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对产业、企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即使是中观层面上的分类，机构部门分类并没有产业部门分类那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创的这一科学性极强的分类思想被证明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的基石，与三次产业分类相比，将整体经济按此法分类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有利于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地分析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及其形成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总体现象，发现普遍规律。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切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二、基于机构部门视角的经济与金融构成分析
（一）机构部门构成分析
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同构成了参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部门，其中企业部门又可细分为金融机构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
中国经济总量的九成以上是由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增加值所组成，二者呈此消彼长关系，企业部门与住户部门总量贡献率的时间分布分别近似U型和倒U型，其中新千年作为各自贡献率趋势变化的转向时点，两部门生产增量贡献率变化速度均大于总量贡献率变化速度，而政府部门作为管理、协调和监督的部门其经济增加值比较稳定。由于金融机构部门与非金融企业部门规模差异较大，为客观评价二者贡献，采用反映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经过二次收入分配对社会贡献份额的相对贡献率来比较两部门社会经济贡献率。中国企业部门社会经济贡献率阶段性特征明显，金融机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相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对社会的贡献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融机构部门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意味着它在享受机会的同时，也将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一般来讲，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越大，说明该国国民经济增长所蕴涵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越强（弱），因而机构部门构成水平也就越高（低）。
（二）金融资产构成分析
中国金融体系呈现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的双重特征模式，具体表现在巨大的银行类金融资产份额约占金融总资产的70%以上和政府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机构中所占的绝对比重。据统计，截至2013年3月，在各类银行资产构成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为43.90%，由各级政府持大部分股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为18.00%和9.30%，这意味着不包括其他类金融机构中的政策性银行时，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银行总资产占据了全部金融机构的七成以上。
社会资金循环系统中，企业部门是资金的主要融入者，住户部门是资金的融出主体。从企业部门融入资金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以外源融资为主，内外源融资严重失衡，企业的留存收益过低，无法支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只能通过具有政策倾斜性质的高负债来融通资金。尽管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呈上升趋势，但是这种带有上升趋势的高资产负债率将成为银行和上市公司的巨大隐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内源融资
虽然中国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约束略有放松，但是对其贷款比重仍然非常低，它们只能依靠留存收益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进一步发展。另外，2006—2008年企业新增资金来源中直接融资比重较2001—2003年有了较大提高，说明中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为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增加了企业通过市场直接融通资金的便捷度，同时也缓解了中国银行的信贷压力，分散了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从住户部门融出资金看，储蓄存款依旧是中国住户部门的主要融资方式，除2007年，新增储蓄存款均占住户部门资金总融出的八成以上，这说明中国居民在选择资金融出方式上的传统观念并没有改变，仍然将安全性和保障性摆在首位，这一点也促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垄断特征。保险支出在2002年实现了跳跃性增长，随后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绝对额与融资比重仍然较小。
城乡居民存款结构较为稳定，城镇和乡镇居民存款占比分别维持在80%与20%左右，这种稳定性体现了中国居民存款分布的不均衡性，而不均衡性又反映了城乡可支配收入和参与潜在金融活动能力的差距。
定期存款占比的下降意味着活期存款比重的提高，说明住户部门具有高流动性、强交易性的资金需求的倾向性，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和生产经营意愿的增加，而近年来住户部门资金融入的增加也证明了这点。
中国住户部门资金融出方式以储蓄存款为主，当这一比重过大时，就导致了银行绝对垄断和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外源融资方式，这样三者任何一方利益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余二者，严重时会冲击到整个金融体系，而为了稳定风险，政府就会介入，政府的介入又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垄断，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融资结构仍然不会改变，如此往复，金融系统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三、中国机构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采用代表着企业实体经济总量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NFQY）和
住户部门增加值（ZH），并购建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XDH）指标，其由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增加值与住户部门增加值的比值构成，该比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
1992—2008年的各个机构部门的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得到不变价增加值数据，用GDP平减指数（1992年为基期）除现价增加值以剔除价格因素，而各部门现价增加值根据结构赋权平摊处理后得到。
2.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采用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
金融结构比率（FSR）和金额中价效率（SLR），但在处理方法上略有改进。FIR指标是存量指标与流量指标的比值，为了满足时间可比性，将上期和本期的金融资产加总再除以2倍的本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由存款余额、贷款余额、流通中的现金、股票市值、债券（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保险费收入和国外资产（由金融资产近似替代）构成，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其中，2005年和2006年企业债余额根据发行额、汇兑额与余额关系计算而来，2002年和2003年企业债余额根据EXCEL的规划求解功能近似估计而来；1991—2003年和2004—2008年储备资产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年）和《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储备资产数据需经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换算处理，汇率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 基于VAR模型的机构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检验与分析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将绝对量指标NFQY和ZH做对数处理后，再对各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LNFQY、LZH、XDH、FIR、FSR和SLR都是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在5%置信水平下平稳，即原序列都为一阶单整，且单位根检验的各个方程都通过了变量系数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检验等相关统计检验（如表1所示），故符合协整检验和VAR模型的准入条件。
2.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明，LNFQY、FIR、FSR和SLR之间有且只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协整向量为（1，-4.20，12.54，-14.51）′，即LNFQY和 FIR、SLR存在正向长期关系，而与FSR之间有负向长期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明，FIR、FSR和SLR都不是引起LNFQY变化的原因，LNFQY是引起FIR和SLR变化的原因（5%显著性水平），而它的变化对FSR有较弱影响（10%显著性水平）。综合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判断FIR、FSR和SLR的变化不会导致LNFQY的变化，LNFQY的变化会对FIR、FSR产生正向影响，对FSR具有弱负向影响。
3.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根据SIC与AIC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稳定，结合表4以及LZH分别与FIR、FSR、SLR的双间脉冲响应和方差贡献图（图略，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可知，FIR、SLR不是引起LZH变化的原因，FSR是引起LZH变化的原因。LZH变化是引起FIR和SLR变化的原因，它对FSR有较弱影响（10%显著水平）。FSR对LZH有较大的负向冲击作用，方差贡献度自2期过后一直维持在50%的水平。LZH变化对FIR和SLR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当给LZH方程误差项一个正向冲击时，会造成FIR的正向变化和SLR的负向变化，对两者的影响力度从3期过后均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虽然LZH对FSR有微弱影响，但整体看来FSR是LZH变化的原因之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4.经济现代化程度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根据SIC与AIC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稳定，结合表5以及XDH分别与FIR、FSR、SCR的脉冲响应图和XDH序列的Cholesky方差分解结果（图略）可知，XDH不是引起FIR、FSR和SLR变化的原因，而FIR、FSR和SLR都是XDH变化的原因。其中，FSR以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原假设，FIR和SLR分别在5%水平上成为XDH的Granger原因。在3个金融变量中，FIR对XDH的冲击最大，自2期过后，方差贡献稳定在12%以上的水平，且效用逐期增大，但增幅不大。与FIR对XDH作用方向相同，当给FIR方程误差项一个正向冲击时，经过各期传递，最终会使XDH做出同向响应，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短期看，SLR会对XDH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4期后），会对XDH产生负向作用，整体看来，正负效应相互抵消，作用效果也不显著。综合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XDH对FIR、FSR和SLR没有影响，FIR和FSR对XDH有正向影响，SLR对XDH有短期正向影响和长期负向影响。
（三）实证结果及其经济解释
1.实体企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关系
实体企业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表现为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而金融发展并不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近些年以来，中国不断地扩大金融规模，积极地大力发展以股票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但是为什么却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呢？或者说，为什么被西方国家普遍认同的“金融功能理论”在中国却失效了？从实证结果看，首先，实体经济增长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升，这与中国金融效率下降的事实矛盾，但却凸显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效率问题。其次，实体经济增长并不会促成金融结构的调整，相反存在微弱的抑制作用，但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是明显的，这说明中国金融结构的改变是政府强制牵引的结果。近年来，虽然中国一直在对金融结构进行着调整，但是对资本市场的扶植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主，股票市场的发展是为了以更小的成本获得融资，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和健康成长。但是，这些获得融资的企业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有效率”的企业，有些企业进行“圈钱式”的融资可能别有所图。相反，那些最有效率的、只能依靠内源融资的企业常常因为无法获得充沛资金而丧失应有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将资金贷给拥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这不仅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变得懒散、臃肿，反过来又导致金融中介机构丧失了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寻求利润的正常本性和动力，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资金并没有配置到最具活力、最有效率的实体企业。另外，即使商业银行“愿意借”，这些企业也无法负担高贷款利率的成本，中国确实存在融资渠道单一的缺陷，也说明中国银行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因而改变这种格局就显得非常重要。
2.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关系
中国金融发展对住户部门增加值没有促进作用，住户部门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规模的扩张，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也呈现了“需求跟随”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住户部门经济增长对金融规模有正向影响，而对金融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住户部门强调的是非法人企业，包括住户非法人市场企业和自身最终使用的住户企业两种。住户生产无论是从经营规模上还是管理层次上都与具有企业性质的生产单位不同，无法与现代化大生产相提并论。既然很多企业单位都无法获得外源融资，那么收益风险较大、利润率较低的住户部门就更不可能通过商业银行或资本市场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外源融资以扩大生产。虽然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并不是住户部门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却会对住户部门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和震荡较大给住户部门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3.经济现代化与金融发展的“供给导向”关系
中国金融发展为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与市场化提供了重要贡献力量，即二者存在“供给导向”关系。需要解释的是，虽然中国机构部门构成水平进步缓慢，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影响它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它的进步程度取决于各种影响因素的力量“碰撞”和“中合”，而对于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机构部门构成水平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四、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金融发展未推动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增长。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对中国经济贡献份额最大的机构部门，随着该部门增加值的不断扩大，该部门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从而推动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金融发展仍然处于“需求跟随”阶段，金融功能仍然停留在支付、结算水平，金融体系资金配置功能的失效使得资金流向不合理，削弱了企业部门创新能力，无法引导产业链升级，阻滞了企业部门经济增长和经济模式的转变。
第二，中国金融发展阻碍住户部门经济增长。住户部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其对经济绝对贡献仅次于非金融企业部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作为住户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户及乡镇企业增加值迅速扩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促进金融规模扩大。但是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满足住户部门的融资需求，这使得住户部门生产扩大化难以持续，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升级。
第三，中国金融发展优化了机构部门结构，推进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看，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与市场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核心地位。金融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使得中国金融整体水平不断提升，金融发展又使得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充沛的资金支持和保证，使住户经济为主的“乡村”向企业经济为主的“城镇”转变，也使得“农村”向“农业”转变成为可能，推动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发生错位，金融改革陷入两难境地。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余震未退，全球经济尚未恢复元气，中国未来经济前景不容乐观，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主导地位的争夺，金融资本的配置损失，由此导致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错位。改变这种关系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发展很快、如今却已陷入两难境地的金融改革。如果“按兵不动”，金融资本配置效率低，阻碍了包括民族产业的实体企业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下的产业链升级举步维艰，不益于国家整体利益。如果“全速行军”，金融资本食利集团越发壮大，金融业泡沫不断膨胀，金融系统风险日益加深，未来政府信用压力会增大，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实中可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认为“全速行军”的方法不是不可行，而是时机尚未成熟，它实施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以及人民币至少可以和美元、欧元、日元为核心的货币联盟分庭抗礼。因此，渐进式金融改革既是谨慎之举，亦乃明智之举，目前的关注点应放在对金融系统的适时整顿和对金融资本的合理疏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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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繁彬
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论文 篇3：
商务信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摘 要：我国商务信用领域存在着诚信缺失严重、交易风险大、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健全我国商务信用体系，首先需要从宏观层面了解商务信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商务信用总规模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GDP与商务信用总规模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商业赊购款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
关键词：商务信用；经济增长；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背景分析
商务领域的信用建设是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 年11月，商务部发布《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以发展信用服务行业为抓手”，加强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完善的商务信用体系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部分，也是当前世界各国致力建设的重点之一。然而，我国商务信用仍处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信用缺失、制假售假泛滥、消费信用滞后、证券市场隐患等问题使得商务信用的状况面临相当多的困境。近年来我国商务信用环境一直被评为B级（共分为A1、A2、A3、A4、B、C、D共7级），低于我国的贸易风险（代表企业平均付款风险）评级（A3）2个等级，是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风险评级差距的主要变量。
要加强我国商务信用机制建设，首先需要从宏观层面了解商务信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商务信用提到它应当具有的高度上受到其应有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其指引价值取向、规范商事行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以更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为国家和商务领域信用体系的完善奠定良好基础。
二、现有研究进展
国外研究方面，美国学者B. Friedman（1981）用简单比率法和向量自回归分析（VAR），考察了美国在1946年-1980年间信用变量与GDP之间的变化和关系，在信用研究领域首次发现所有非金融借款人的信用活动与美国非金融经济活动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并且非金融负债与经济的相关性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Fackler（1990）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估计了不同层次的信用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基础货币、联邦信用和私人信用规模等。Fink等（2006）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等6个国家1950年-2001年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信贷增长、债券市场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原因。Seifallah Sassi和Amira Gasmi（2014）用最小二乘法（OLS）对27个欧盟成员国1995年-2012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企业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拉动作用，而家庭信贷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信用规模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做了分析。主要成果包括：吴晶妹（2002，2005）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信用总规模和GDP年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信用总规模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且信用总规模每增长1亿元能带来GDP年增长3100万元。高霞、王然（2007）运用协整分析对我国1986年-2004年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GDP与信用总规模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信用总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沈钦华（2011）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经济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法（VAR）分析了信用规模及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为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运用最小二乘法、向量自回归法、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本国或本地区信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多是信用规模的扩张会带动经济增长。由上述国内外文献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而对商务信用和GDP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几乎是空白。本文基于我国1995-2013年经济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商务信用规模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与GDP的关系进行分析，这在信用研究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实际意义。
三、商务信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商务信用规模与结构的量化
信用规模是能够量化的。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将“广义信用”界定为：囊括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资金的所有来源，即对住户和其他非金融实体提供的所有信用，而无论这些信用以何种形式以及由谁来提供。因此最广义的信用规模，不仅包括国内外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而且包括各种债务性证券。
根据吴晶妹等学者的界定，信用总规模包括国内各个社会部门，诸如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商业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规模的总和，即：总信用规模=公共部门信用+金融部门信用+非金融企业部门信用+居民部门信用=（政府债券+政府部门应付账款）+（货币+存款+金融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应付账款+银行贷款）+消费信贷。信用结构与层次如图1所示。
本文将商务信用等同于上文中的“非金融企业信用”，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公司债券、商业赊购款、银行贷款等。
2.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来源
以GDP作为经济发展的代表变量，以公司债券、商业赊购款、银行贷款三者之和作为商务信用总规模（CS）的代表变量。根据各个变量的界定，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得性，以非金融企业公司信用类债期末余额作为公司债券的代表变量，缩写为CD；以企业贷款期末余额作为企业银行贷款的代表变量，缩写为EL；以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年末总额作为商业赊购款的代表变量，缩写为DR。有：CS=CD+EL+DR。用GDP平减指数p将名义变量调整为实际变量，再对其取对数形式以消除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令LRGDP=ln（GDP/p）、LRCS=ln（CS/p）、LRCD=ln（CD/p）、LREL=ln（EL/p）、LRDR=ln（DR/p）。
由于中国自1995起才有上市公司应收账款额的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3年，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均为年度数据。GDP及其平减指数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企业债券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银行贷款和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Wind数据库。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从长期来看，LRGDP与LRCS、LRCD、LREL、LRDR有相似的发展趋势。但GDP与商务信用总规模及其结构是否具有因果关联关系，我国商务信用发展从长期来看是否影响经济发展，还需要从统计学上予以验证。
3.模型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时序数据的序列非平稳性，需要首先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 检验法分别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的计量分析均利用Eviews8.0软件完成。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原序列的数据生成过程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于非平稳的变量，为避免“伪回归”问题，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由于所有原序列均为二阶单整（结果略），因此采用协整方法。
（2）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LRGDP与LRCS、LRCD、LREL、LRDR的一阶差分变量组合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检验结果如表2至6所示。可以发现，商务信用总规模CS、商业赊购款规模DR和银行贷款规模EL与GDP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表明彼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公司债券规模CD与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彼此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可以认为，GDP对于商务信用总规模的敏感性非常强，同时也受到商业赊购款和银行贷款变化的影响。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判断商务信用规模与结构和GDP之间的引导关系，分别对三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各组检验的P值看，商务信用总规模（LRCS）和银行贷款（LREL）的P值均处于较大水平，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可认为，商务信用、银行贷款与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引导关系；而商业赊购款（LRDR）与GDP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引导机制，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LRDR不是LRGDP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
综上而言，虽然商务信用总规模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赊购款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与GDP之间在统计上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是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商业信用变量都确定为GDP的引导机制，只有商业赊购款规模与GDP在稳定关系的基础之上存在因果引导关系，即，商业赊购款规模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
（4）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的分析，首先，商务信用、商业赊购款、银行信贷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三个变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公司债券与GDP不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公司债券与GDP之间在长期内不存在均衡关系。所以根据本文的分析，公司债券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变化的引导作用不大。第二，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商务信用、银行信贷与GDP之间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这两个变量与GDP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引导关系。第三，商业赊购款与GDP保持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并且存在因果引导机制，商业赊购款在长期变化中对GDP的变化有影响作用。这也体现了以商业赊购款为代表的商业信用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
商务信用规模与重要组成部分和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表明，商务信用、银行信贷、商业赊购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前两者与GDP之间不存在变化的因果性，也就是说在变化过程中它们之间只存在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商业赊购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基于长期均衡关系的因果引导机制，商业赊购款是决定GDP变化的的一个主导性影响因素。
对于下一步研究，要深入剖析商务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需从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入手，通过机理性分析探究商务信用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作用的“黑箱子”，这也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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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璐（1982- ），女，重庆荣昌人，汉族，管理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信用经济学理论、市场监督管理理论；李安渝（1963- ），男，美籍华人，工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信用
作者：王璐 李安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