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周代王城制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东周王城是东周时期的国都，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代王城制度研究论文 篇1：
关于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造城郭时,一般会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至周代则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围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2.城址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址的选择也是城郭筑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原始社会聚落时期,人们选择居住在离水不远的地方,以便取用。进入阶级社会后水源仍然是城郭选址的重要因素,而且扩大到了生态环境的层面。李民先生在探讨盘庚迁殷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迁都的影响作用。“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已日趋激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知奢侈淫乐,不管民众死活,人民厌倦生产,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条件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仍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⑥这样的例子远不止一个。周人在营建辅都洛邑之时,即经过了反复考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曾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初步确定了营建洛邑的方案。后来周公又反复进行过具体选择。据《尚书•洛诰》记周公之语:“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他的这种卜宅,实则是对建都地望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反复观察和慎重思考。
春秋时期,晋国的一次迁都更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于城址选择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这一场围绕迁都问题的辩论,更多地注意到了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二、修建城池的时间
三代时期,人们通常在什么时间从事修造城池的工作呢?《左传•隐公七年》载:“夏,城中丘。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曰: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急需,而又妨害农工。《左传•隐公九年》:“夏,城郎。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冬,城漆。书,不时也。”杨伯峻注:修筑城邑,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应在农闲时。此时以秋城漆,但不敢于秋日修筑城时告祖庙,故意迟至冬闲始告祖,故经书“冬城漆”。
从以上杨伯峻先生的注文来看,春秋时期,修建城池、大兴土功的活动当在农闲时节,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也认为“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看来,春、秋两季不宜动土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但笔者在翻阅《礼记•月令》时,却发现略有差异。杨宽先生认为:“《月令》当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原则是‘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数。’”⑦《月令》中有关于城郭和宫室修建时间的记述如下:
“孟春之月”,“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以上三条材料都明确指出在春天之时,不要从事土建尤其是城郭的修造,以免妨害农业生产,而应将精力放置在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的筑造上。那么秋天能否从事城池的修建工作呢?“孟秋之月”,“完堤防,谨雍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意思是在孟秋七月,要完善堤防,检查水道有无雍塞以防止水潦,修缮宫室,修补毁坏的城墙和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意思是在仲秋八月,可以修建筑内外城郭,建造城邑,挖掘圆窖方窖,修建圆仓方仓等一些储存粮食的窖穴。“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
以上关于孟秋和仲秋的两条资料让人很是费解,秋天正是秋收秋种之时,此时修建城池不妨碍农事吗?是不是《月令》的记载有误?细加考察后发现秋收和修建城池并不矛盾。“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以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进入秋季后,国家已经留出了专门的时间用于收获庄稼。收获之后,大批的粮食晾晒之后需要入库,对以往的仓库进行检查修缮是理所应当的。同时,秋天收获之后,还要严防外敌的入侵,对宫室城郭进行筑造和修缮是必要而紧迫的。因此,在孟秋七月和仲秋八月,民众们一边继续收获未完的庄稼,一边抽出人力物力进行城邑的建筑和修补。综上可知:三代时期,城邑的修建时间会避开春耕时节,主要是在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敌的入侵。
三、城郭的规模
三代都邑的考古资料,总体面貌较清楚的要算商代早期。商代早期的都邑,至少可分两个层次,首先是商王朝的都城,其次是方国的城邑。
商代早期的都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近年在郑州商城的南、西两面还发现一道夯土城墙,有的学者推测是“外郭城墙”。城内东北部一带是宫殿区,在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址。其中有一座房基(C8G15),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13.6米,可复原为四周围以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殿堂。城垣外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以郑州商城为中心,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俨然是一座大都邑的规模。
商代早期方国城邑的考古资料,较为清楚的是湖北黄坡盘龙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内面积7.5万平方米,有城墙、城门和护城壕等设施及手工业作坊。宫殿基址坐落在城内南北中轴线上,其中Fl、F2组成为“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Fl宽39.8米、进深12.3米,比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殿堂还要稍大一些。⑧
周代城郭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周王都城(称为“王城”或“国”);第二类是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类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左传•隐公元年》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也就是说,诸侯之城分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国的1/3,“中都”(侯、伯)为1/5,“子都”(子、男)为1/9。此外,文献中亦有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城则方七里(公)、五里(侯伯)、三里(子、男)以及卿大夫方一里的记载。这说明周代各级城邑的严格等级关系,但是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执行,不得而知。就目前所知资料,还不能充分反映上述情况。自东周以降,周王室权威日渐衰微,各地诸侯势力不断膨胀,于是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因此各地诸侯的城邑筑造,就更加不受规定的约束而任意自行发展了,这里仅就周王城与各诸侯国的国都面积作一比较。
周代早期都城丰、镐早已湮没。在周王城洛邑发掘中由于叠压情况复杂,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此城形状大体呈方形,面积约10平方千米。⑨
鲁曲阜城: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国之都城,遗址在今山东曲阜,旧有面积为今曲阜县城之六倍,面积约为10平方千米。齐临淄城:周初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先构都于营邱,公元前894年始迁临淄。临淄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魏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系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城整体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3平方千米,建造时间为战国前期。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郑市,平面形状甚不规则,南北最长处达4.5千米,东西最广距离为5千米。楚郢都:楚国都城,位于湖北江陵市北5千米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此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6平方千米。秦雍城:秦国早期都城,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境雍水以北,始建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此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之方形,面积约10.6平方千米。
总体看来,周代的城郭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小城占地约1至5平方千米,大城10至30平方千米,面积已大大超过了西周时的礼制规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约合1.15平方千米,而春秋时期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实测面积是16平方千米,为规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积10平方千米,齐临淄、韩新郑之面积均约20平方地,秦雍城与鲁曲阜则约10平方千米。它们都大大超过封建城制的规定。
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城郭的初建阶段,城郭的主要功能是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筑造城郭时,一般会避开农忙,不误农时,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可有效防范外敌的入侵。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周代城郭面积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21页。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物》,《文物》1976年第8期。③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④如李自智:《东周列国都城的城郭形态》、《略论中国古代都城的城郭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1998年第2期;又见赵赟:《〈管子〉“城郭不必中规矩”探析》,《管子学刊》2009年第1期;等等。⑤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⑥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⑦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⑧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责任编辑:何参
作者：刘继刚
周代王城制度研究论文 篇2：
东周都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力作
摘 要：东周王城是东周时期的国都，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昭峰教授独著的《东周王城研究》，在详细梳理东周王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周王城的地望、成周与王城的关系、东周王城的城郭、宫城及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仓窖、王陵分区、墓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
关键词：东周王城;系统认识;东周都城研究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东周时期。周平王在洛邑建都，史称“东周王城”，前后经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历时500余年。东周是列国纷争的一个时期，虽然礼崩乐坏，王室式微，但作为天下共主国都的东周王城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周王城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上启下的规划意识、形制布局和建城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对于东周王城的认识，较早的文献如《公羊传》《汉书》《后汉书》《诗·王城谱》等，主要是辨析王城与成周的关系及二者的地望，这一争议一直延續至今。《考工记》《永乐大典》和《元河南志》都有周王城图，相关文献如《逸周书》《左传》《玉海》等都涉及王城的布局，《国语》《左传》《史记》等还记载有很多与东周王城有关的史实。
徐昭峰教授独著的《东周王城研究》201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对东周王城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在东周都城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东周王城的重要考古发现
根据《东周王城研究》，1954年，为配合洛阳市的基本城市建设并本着寻找东周王城的课题，首先发现了汉河南县城[1]。以此为契机，1954—1958年，通过一系列的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了东周王城城墙的轮廓、遗址的堆积情况和年代等一系列问题[2]。
从该资料公布至20世纪末，关于东周王城的发现、发掘及研究没有大的突破，除郭城、瞿家屯甲组夯土基址、西北部窑址[3]和中州路西工段260座东周墓葬[4]外，新发现了仓城内的74座仓窖[5]，确定了汉河南县城东北部一带是王陵区之一[6];另外就是零星的夯土基址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今洛阳市第十三中学及其附近区域，东不过王城大道，西到涧河，北不过行署路，南到瞿家屯村一带的区域;以及一些车马坑、墓葬、烧窑、房址、灰坑等发现。
进入21世纪，关于东周王城的重要发现接连不断，而关于东周王城的研究也不断引向深入。先后发现了宫城城墙和城壕[7];在王城北部发现了大面积的陶窑作坊遗址[8]，以及东周王城内其他几处作坊遗址。在东周王城遗址区的东南部，屡有车马坑和大型墓葬的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01年在洛阳市第27中学院内发现的一座“亚”字形特大墓、两座“中”字形特大墓与一座车坑和马坑，结合以往的相关资料，发掘者认为是周平王及其夫人的墓，并认定该区域为东周早期王陵所在[9]。2002年天子驾六车马坑其临近两座“甲”字形特大墓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该区域是东周王城春秋时期的王陵区[10]。对洛阳市区西南约1000米的周山陵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周山上的4座大墓是东周的王陵应该可信[11]。2004—2006年，在东周王城南城墙以南瞿家屯村东南部的涧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10000多平方米，发现了封闭性的特大型院落遗址的一部分，从其规格及规模看，应是东周时期的宫室建筑遗址，属东周王城的一部分。此外，在其外围，还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墙、烧窑、给排水系统及排列有序的水井等。瞿家屯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是东周王城考古的重大突破[12]，进一步深化了东周王城乃至东周考古的研究。东周王城的郭城，在2000年以后发掘有东墙、南墙和西墙，根据发掘情况，东周王城郭城的始筑年代为战国早中期，其外还有城壕[13]。墓葬和车马坑的发现也急剧增多，如《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14]《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15]等大型报告的出版。
二、《东周王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东周王城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其地望。关于王城的地望、始建年代及其与成周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在今洛阳市区及其周边存在3座周代城址：分别是位于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的瀍河成周城，汉魏洛阳故城一带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使用至东周秦汉时期的狄泉成周城和跨涧河而建的东周王城。研究表明，瀍河成周城应为召公所卜、周公营建于西周初年的成周城。狄泉成周城则是瀍河成周城衰败后新建的成周城，后周敬王迁居于此，东周时期仍谓之成周。跨涧河而建的东周城址始建于春秋初年，延续使用至战国晚期或更晚，占地约9平方公里，考古整合文献，此即平王所迁之洛邑——东周王城。东周王朝在春秋时期是以东周王城为国都的;战国时期敬王迁居成周，成周成为实际国都;考王之时，封其弟于河南，西周公国立，都王城;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后秦灭西、东周，周遂亡。上述论证基本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王城与成周关系、王城地望的学术迷案。
东周王城的营建则主要提出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东周王城存在宫城，二是东周王城不是仅有郭城而无宫城，而是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东周王城长时间以来多认为是仅有郭城而无宫城的城邑形态。通过对相关文献、考古资料的梳理、结合实际考古发掘情况，找到了东周王城的宫城，该宫城位于东周王城的西南隅，外有城壕、内有墙垣、四面环水，具有完善的防御体系。宫城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宫城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赧王西迁王城后，在宫城南的郭城外营建一座小城，同样具有宫城的性质。其中，东周王城的宫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而郭城则始建于战国时期，这已为多处考古发现予以确证。东周王城是从最初的内城外郛的都邑形态演进为郭城建成后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东周王城的宫殿区发现两处，一处即20世纪50年代在瞿家屯东北面一带铲探出被认为是东周早期的夯土甲南、北两组建筑。春秋时期的这组夯土建筑群，无疑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宫室建筑。其中北组建筑可能是“前朝后寝”式的宫殿格局，南组建筑应为北组建筑的附属建筑，可能具有“左祖右社”的功用。涧河和洛河交汇处瞿家屯村一带的宫殿建筑，为三重院落五组建筑，结合该建筑基址上限早不过战国中期、而其下限则在战国晚期或略后以及其所处之位置，初步认为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周赧王西迁王城所居之地。
在东周王城内，发现有面积广大、分布密集的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的陶窑址数量最多，陆续刊布了10余处东周陶窑遗址，时代从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其中的王城西北隅小屯北地窖址、涧河东省建三公司窑址和金谷园窑址是3处集中分布的窑址区。在陶窑遗址外，还发现冶铁遗址两处，其中一处为烧造冶炼工具的窑址，铸铜作坊遗址至少有两处，制玉、制石和制骨作坊遗址两处，以及与贸易密切相关的铸币相关遗址两处。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该时期独立的手工业者已成为重要的群体，文献记载的“百工”在东周王城内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东周王城的“市”在宫城北部、现王城公园一带，正与《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王城布局描述相吻合。
东周王城的仓城位于西南部王城大道西、洛阳市第十三中学东的九都路南北一带，铲探出74座粮窖，发掘了其中的3座。关于该仓城的时代，仓窖始筑年代约为战国中期，废弃于战国晚期或晚至西汉初。关于粮仓的设置、管理及建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严格的制度。一座粮窖可容粟米30余万公斤，是故其粮食储藏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仓储不仅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东周王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周王朝的王陵区王城内两处，王城外两处。其中，东周王城东南部周王城天子驾六车马坑博物馆南至洛阳市二十七中一带是东周王城的一处春秋时期王陵区，二十七中大墓应是周平王的陵区，这处春秋时期的王陵区应是平王至简王的陵区，按照左昭右穆的墓次排列。东周王城中部偏北的洛阳西郊M1-M4战国墓严格来说不是东周王朝的王陵区，而是西周君陵区。东周王城外的王陵区一处即位于洛阳市区西南约1000米的周山陵区，调查者认为周山上的4座大墓是东周王陵应该可信，周山陵区葬的是灵王、景王、悼王和赧王四王。东周王城外的另一处陵区——金村陵区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北部偏西，金村陵区11座大墓的排列方式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排列方式有相似之处，该墓地暂定为周敬王至周慎靓王的陵区。综上，东周王朝总计25王，其中10王葬东周王城春秋陵区，4王葬周山陵区，11王葬金村陵区，洛阳西郊M1-M4战国墓则是西周君陵区。
东周王城墓葬研究方面，主要梳理了关于墓葬研究方面的分类和分期。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墓葬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基本不出《洛阳中州路》七期六段的分期范畴。墓葬方面比较有新意的就是东周王城内的车马坑及车马埋葬制度方面的研究。洛阳地区东周王城遗址区内外的车马坑，既有车马分置的埋葬方式，也有车马一坑的埋葬方式，按照坑的规模、坑内车马数量等进行划分，车马坑有大中小型之分。从车马坑车马配置情况来看，春秋至战国时期，车马坑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车马数量配比关系仍以驾四和驾二为主，驾六现象较前代有所增加。这些不同既有历时性变化的反映，也有身份地位不同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东周车马埋葬制度的反映。并认为各种用途的马车比较齐备的大型车马坑，是以全面展示周王室的乘驾系统为目的，不隸属于某一周王，可能是以某一周王为中心的“各以其族”兆域内的共有祭祀坑。
相关问题研究中，主要从洛阳优越的地理区位、社会因素与历史背景等角度探讨了东周王朝定都洛邑的原因。对东周王城的布局特点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东周王城营建过程中充分体现的“因天材，就地利”的建都原则，以及“面朝后市与左祖右社”的规划布局特点。对“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历史事件从考古与历史整合的角度进行了确认。东周王城的营建，根据相关的考古发现，主要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主要的营建阶段，并对营建过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探讨，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该书在后记当中以东周王城为例，对城市考古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简略探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如何将碎片化的资料体系化、如何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考古与文献抵牾时如何整合，对于我们如何进行城市考古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三、不足之处或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如上所述，是东周王城研究的主要内容、系统的创新性认识，正如刘绪教授所言，《东周王城研究》初步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16]。
但本书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关注的一些问题。
一是资料仍需继续补充和丰富。如东周王城宫城北墙和北城壕比较明确，东墙可能已经不存，但其西墙和南墙还应该继续寻找和补充完善;城门似乎仅确定一座，即郭城西门梁门，其余宫城城门和郭城城门均未确认;城市道路网发现一些，但并不系统，应该对已发掘但尚未整理的资料进行全面整理，梳理出东周王城的城市道路网;宫殿建筑群虽然已经发现两处规模较大者，但很明显，宫城内的宫殿建筑群应远不止瞿家屯东北面一带的东周早期的夯土甲南、北两组建筑，应该还存在更大规模的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夯土建筑群;东周王城内的祭祀遗存和贵族、平民居地资料公布得尤其少，这严重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是一些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如东周王城的墓葬方面，除王陵区外，还应该存在一些族葬区，这可能需要加强对带铭文青铜器的研究，才能深化这一研究;缺少对东周王城出土的青铜器及金文的专题研究等。
三是一些研究还需继续关注。如宫城城墙、宫城和郭城城门;涧河西郭城西墙北部的问题;东周王城的城市道路网;宫城内宫殿建筑的发现与研究;东周王城的祭祀遗存、贵族和平民居地及相关问题;王陵与周王的对应关系等等。
肯望学界同仁继续关注东周都城考古，关注东周王城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新成果，推动东周王城的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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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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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J].文物，1981（11）.
〔6〕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J].考古，1959（0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资料丛刊，198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2（03）.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王炬.洛阳东周王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基址[N].中国文物报，1999-8-29（1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第十三中学大壕沟发掘简报[J].洛阳考古发现，2007.
〔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战国陶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3（04）.
〔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05）;洛阳体育场路春秋车坑.马坑发掘简报[J].文物，2011（05）.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J].中原文物，2005（06）.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瞿家屯发掘报告[J].文物出版社，2010.
〔1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东周王城城墙遗址2013年度发掘简报[J].洛阳考古，2015（04）.
〔1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6〕劉绪.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东周王城研究》序[N].中国文物报，2019-05-2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n Indispensable Masterpiece in the Study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Reading 《Research on King Cities of Eastern Zhou Dynasty》
SUN Yong-gang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作者：孙永刚
周代王城制度研究论文 篇3：
王城春秋
Port Leading to the World： Port and City of Ningbo
為纪念明州（宁波）子城建设1200周年，本次展览汇集了宁波城市考古六十余年来的重要成果，精选了百余件（套）与宁波港城发展历史相关的文物展品，分为“河海交汇，港城肇基（战国—唐）”“贾舶交至，港城勃兴（五代—元）”“内外兼济，港城共生（明—1840）”“时代巨变，港城转型（1840—1949）”“通达天下，港城新篇（现代）”五个单元，以宁波港口与城市发展历史为主题，解码“城以港兴”的发展基因，重现“港城互动”的千年轨迹，详实地讲述宁波从孕育到兴盛繁荣，又历经元明清的荣衰，再到近代的嬗变、当代的新生的历史发展轨迹。
据了解，展览期间，主办方将组织系列主题专家讲座、青少年社教等丰富的公众活动，进一步解读宁波的港城发展历史，实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时间：2021·09·08 —11·28
地点：中国港口博物馆临展厅（宁波市北仑区春晓港博路6号）
T brings together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achievements on Ningbo over the past 60 years， and selects more than 100 pieces （sets） of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ingbo as a port city.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exhibition tells the history of Ningbo city in five parts， from its founding to the present day，
A series of lectures by experts， youth socia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activities will be organized during the exhibition， to help the public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ingbo as a port city.
When： September 8， 2021-November， 28， 2021
Where： Temporary exhibition hall， China Port Museum （No. 6 Gangbo Road， Chunxiao township， Beilun district， Ningbo city）
王城春秋——东周洛阳文明展
Age of Wangcheng： Exhibition on Culture of Eastern Zhou’s Luoyang
本次展览一共分为“宅兹中国”“东周王城”“蕴礼器用”和“以器藏礼”四个单元。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洛阳两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及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东周时期洛阳地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水平，也使人们透过一件件青铜礼乐器，得以窥见东周时期的贵族气度和周代礼仪制度的繁缛精密。
时间：2021·09·21—11·21
地点：台州博物馆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including “This Is China” and “the Capital of Eastern Zhou”，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a collect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Western Zhou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It not only shows the advanced mater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Luoyang area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but also enables visitors to see the noble bearing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and its elaborate ritual systems through the bronze ritual musical instruments.
When： September 21， 2021-November 21， 2021
Where： Taizhou Mus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