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问题提出《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平等发展”的基本原则，要求“从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出发，着力解决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将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这对于有效解决我国农村青年女教师在工作与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论文 篇1：
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中国画像文献综述王
摘 要：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相比较传统文明来说属于一种新型农民，他们整体的文化素质高于传统农民，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他们的生活也更加地充满科技与文化色彩。以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知网关于新生代中国农民文献的分析，归纳农村青年的创业、公共事务参与、农村青年婚姻、青年农民培育、生育状况和务农能力这六个方面的形象，以期凸显出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的画像，更好地促进相关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中国画像;文献综述
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种地，新一代的他们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影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改变。为了总结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的形象便从创业、公共事务参与、婚姻、培育、生育以及务农能力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面研究，做了相关论文的文献综述，以期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画像。
一、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画像研究的文献分析
在中国知网，以“农村青年”为关键词，总共搜索到的相关文献共计2 679篇，发现关于农村青年的研究多集中在创业、公共事务参与、婚姻、培育、生育和务农能力这几个方面。于是本文便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做了相关方面的文献综述。其中以“农村青年创业”为关键词，搜索到了103篇文献，以“农村青年公共事务”为关键词搜索到了7篇文献，以“农村青年婚姻”为关键词搜索到了50篇文献，以“农村青年培育”为关键词搜索到了42篇文献，以“农村青年生育”为关键词搜索到了36篇文献，以“新生代务农”为关键词搜索到了20篇文献。从中可见，研究农村青年创业、婚姻以及培育的文献较多，多数集中在2012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年。从研究新生代农村青年的文献中来看，他们多是选取某一点来研究，几乎没有把这些点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生代画像的研究文献。
二、研究内容
（一）农村青年创业
关于农村青年创业这方面的文献较多，但研究内容大多重复、趋同。本文选取其中几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为文献综述内容。
对于创业素质、现状及致富情况，首先给出概念界定。饶静（2015）将青年农民创业概念界定为：年龄介于15～34岁之间，把乡下当作基地且不具备城市户口的人口，用主动搜寻创业机会的相关信息且对搜寻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把握的方式，借由家族和周围的好友组建成新组织或者是小型松散框架，将生产要素和所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找到或开发新的生产域或创造新的经营生产方式，使本身找工作或赚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作者认为，创业素质的概念是一个集合体，意指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在创业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的综合身心素质，一般包括创业意识、创业技能和创业知识三方面。
在创业现状方面，黄宏磊（2014）基于湖北五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发现农村青年的创業现状为：一是意愿较强烈，有62.6%的人有这方面意愿。二是创业规划不明晰，有确切目标及计划的人仅为这62.6%中的19.3%。三是创业途径选择范围较窄。在有创业计划的人中，创业范围主要聚集在种植、养殖、小本买卖等几个行业。四是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偏低。从统计的人数中来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为36.6%，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高达63.4%。五是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缺乏。农村青年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8.9%。六是创业政策关注度较高。农村青年创业迫切希望得到政府在创业政策方面的支持，并且对政府政策的需要呈现多元化。
从创业的致富情况方面，黄鹤群、罗玉琪（2012）基于南通市八个村新生代农民创业致富情况的实地调查表明，八个村中新生代农民占总人口的16.7%，其中有63.5%的人留在本地。大致分成四种情况：一是把本地当作优势，依靠这个优势在当地办厂经商务工;二是运用在外地学到的经验，然后再返乡创办企业;三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本地从事“五匠”手艺;四是结合当地的各种优质资源创办养殖业。
（二）农村青年公共事务参与
农村青年的公共事务参与方面，文章选取两篇出自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展开论述。
卢春天、朱晓文（2016）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不同媒介类型和社会网络对地理空间距离及公共事务参与所起到的中介效应。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农村居民到达周边城市所需要的距离越长，所需时间越多，就越有可能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其内在的行动逻辑是，从空间的角度看，偏远的农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距离城市越远，越需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才能满足他们参加公共事务的需求，因此参加农村公共事务反而更多。从时间的观点来看，农村居民对时间赋予了更多的模糊性和非经济性，经常以小时或时辰来度量时间，这种时间观的反差也使得远离城市地区的青年农民有更多时间去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
李天龙等（2015）建立了公共事务参与行为次数的模型，分析发现新闻类节目作为宣传社会价值观的主渠道，给西北地区的农村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带来了正向的引导，而且还发现了性质不相同的媒介接触强度给这些农村青年参与公共事务行为的次数也有不同的影响，接触传统媒介越频繁的农村青年越是乐于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事务，而新媒介接触强度越高的农村青年，参与农村事务的积极性反而低。
（三）农村青年婚姻
关于新生代农村青年婚姻方面研究文献较多，文章选取的多是出自中文核心期刊的优秀论文作为文献综述内容，以期更形象地展示新生代农村青年婚姻状况。
魏晓娟（2015）分析了闪婚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认为下列心理原因给农村青年闪婚带来了影响：一是由于农村适婚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外加缺乏优质的资源，造成了农村两代人对婚姻怀有焦虑心理。二是婚前投资持续增大的现实下，对婚姻经济投入、时间成本的担忧心理。三是当今契约的约束力逐年下滑，农村青年对婚恋态度存在不确定的心理。四是青少年性成熟过早，引起对婚姻包含期待的心理。五是身边例子的示范作用下给农村青年对于闪婚行为带来了认同心理。六是由于闪婚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的可接受心理。
王会、欧阳静（2012）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了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的事件不断增加的更深层因素，分别是对婚姻的憧憬、责任意识和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分析发现，由于底层社会的资源有限造成资源匮乏现象，再加上社会竞争又很激烈，从而促使农村青年产生了独有的阶层地位焦虑感。与过去农村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社会压力也使他们的责任意识淡薄，两种因素一起促生了他们这种“闪婚闪离”的现象;由于乡村家庭的个体化和核心化，使农村青年感到无处去寄托自己的情感，造成他们对婚姻会抱有更高的期望，进而使“闪婚闪离”现象的发生更为加剧。
陈讯（2018）的研究表明，很多农村的青年女性为了走进城市，实现“城市梦”，会要求老公家在城市里买房，这是一种婚姻市场的要价行为。造成这种婚姻要价的因素有：一是农村婚姻市场男女比例不平衡，二是新一代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三是婚姻是实现进城梦想的一种捷径。
宋丽娜（2016）将婚恋技术主义定义为：90后农民工中的一种新的变化趋势，即一直不停地去进行婚恋实践的特别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便显示出婚恋的祛魅化，能不能有婚恋的基础由两人相处技巧所决定，多数人对于婚恋的选择是抱着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的，这样实践以来就造成了社会上性、婚姻、爱情相分离这一结果。这样的婚恋实践也造成了至少四个方面的社会后果，即婚恋实践的后果分化、责任意识淡化、婚恋经营弱化以及婚恋价值观个体化。
庄龙玉、简小鹰（2013）在社会转型期，“啃老”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在农村，男青年结婚需要家中的父母长辈来为他支付高昂的彩礼费用还得提供婚房，这在本质上就是在“啃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由于缺乏对个人核心价值的追求，缺少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意识，他们的行为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表现。农村父母将帮助儿子完成结婚当作自己的一种责任，青年人的“无思”造成他没有权利和义务是互相平衡的这种意识，两种原因一同诱导了农村90后男青年婚姻“啃老”现象的发生。
陈锋、杨振强（2016）主要关注农村主干家庭中的青年夫妻家庭暴力问题，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以甘肃省M县L村为调查对象。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年轻夫妻产生家暴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多数是动手造成的身体伤害且数量是每年逐渐上升;二是由于婆媳问题引起的家暴也是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以冷暴力为主要形式;三是年轻夫妻中，家暴的问题越来越隐秘化，不易被外界发现;四是开始有一些男青年成为家暴的受害方。从中观层次来看，因外出务工而造成家庭离散婚姻出轨、婚姻缔结的情感纽带薄弱、代际冲突尤其是婆媳关系紧张、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地方性规范的弱化，共同导致了农村青年夫妻家庭暴力问题的出现。所以，并不仅仅是受特定的个体原因影响，而是个体、家庭和乡村现代化共同造成了农村青年夫妻家暴问题的存在。
（四）农村青年培育
现在关于新生代农村青年的培育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除去一些重复的研究方向与内容，文章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研究方向进行文献综述，其中多数文献出自中文核心期刊。
周汝琴（2018）对响水县新型职业农民提出如下建议：一要加强领导，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领导小组;二要优化职业农民队伍，扩大培育对象;三要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育质量;四要加大专项投入，助推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杨少波、田北海（2016）对湖北省205位农村致富带头人调查发现，以青年为主力的农村致富带头人普遍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喜爱学习新知识且学历普遍较高;二是做过很多农业工作以外的行业，经验多，且注重积累;三是对于市场经营有着敏锐的嗅觉，注重细节与管理;四是乐于应用农业科技知识，巧妙借用人才资源。他们的作用是：为农民推广专业的农业技术使用、发布市场信息、宣传赚钱方法、开拓销售渠道、改良农机设备。农村青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领头雁作用初显，但仍然遭遇不少瓶颈。因此，要多加关心引导，加强领头雁使命感;加强选树培养，创建领头雁作用平台;完善激励机制，提升领头雁作用动力;落实政策保障，拓展领头雁作用空间;强化配套服务，提升领头雁作用能力。
陈军、胡扬名（2017）在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青年对参加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意愿并不强烈。性别、培训时间、培训耗费、家庭月收入等影响因素比较明显。综上，本文提出多途径转变农村青年就业培训观念，多种方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技能，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降低个人培训费用等政策建议。
王东强、田书芹（2015）提出了进一步落实对新生代农民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途径：提升治理政治的综合素养，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结合实践因地制宜，离不开新生代农民的积极参与，以农村当地作为依托，就地施教。
（五）农村青年生育
关于新生代农村青年生育方面的研究，由于多数研究内容类似，文章便选取其中写得较好的两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做论述。
李壮（2016）将生育意愿定义为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其中包含了四个方面：一是生育数量的看法，二是子女性别偏好，三是再生育意愿，四是人们的生育目的。作者认为，现在是青年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过渡期，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生育个数上趋于两个，不过超过一半的已经有一个孩子的人不想再生第二个，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有所削弱，再生育意愿差异大。这主要与青年人的已有子女數量、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儿女的养老功能有差异相关。因此，政府应重视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结构因素而非简单政策调整，从多个方面创新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将是引导农民生育，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一环。
何兴邦、王学义、周葵（2017）采用CGSS（2013）数据，该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其一，由于养儿子能防老的观念造成了对男孩性别的偏爱和生育意愿;其二，经济收入少、文化程度低的农村青年受养儿防老的影响更大，更愿意生;其三，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完善对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研究认为，养儿防老观念的弱化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持续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六）农村青年务农
与农村青年务农有关的文献不算太多，文章选取了其中3篇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核心期刊里的文献进行文献综述。
张勇超、钟理韬、陈荣清（2016）采用问卷调查，统计样本分析、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数学分析方法对农村青年务农能力及意愿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乡村青年多数已不具备务农能力，主要是因为本身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从务农意愿来讲，情况还算乐观。通过政府鼓励个人大规模经营农业，并给予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继续坚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等能有效地改善农村青年务农能力较低的现状。
郭敬生（2015）以我国农业统计数据作为基础，以山东省莘县相关真实调查为例，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不务农率高达67.4%，学历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资源匮乏、乡村生活条件艰苦等是造成新生代农民不愿务农的主要因素。
徐水源、宋月萍、谢卓树（2016）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村人口农业就业比例低，两代农村人的务农选择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妇女、文化水平低的人更倾向于务农。家庭规模对年轻人是否务农影响不明显，但承包土地面积增加会激励青年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提高对务农决策有负向影响。社区因素对促进新生代人口务农的影响显著，农村社区生活条件改善和福利水平提高能有效引导他们的务农决策，提高务农积极性。
三、结语
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是充满朝气的一代，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相比较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真的是质的飞跃，不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了。他们整体的文化水平也比上一代高很多，越来越多的90后农村青年会接受高水平的文化教育，这也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活跃，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他们既不断接收、学习着外界的新知识新信息，又不断受到外界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诱惑。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模式，于是便有一部分农村青年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研究发现，创业方面的农村青年需具备创业素质，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创业现状总体还不错，但仍缺少系统的学习与指点;创业致富方面，新生代青年农民勇于做带头人，懂得运用自己本身的优势去获利，这都使得创业方面的90后农村青年形象更加生动形象。在公共事务参与方面，90后农村青年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乐于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不在乎时间与距离的阻碍，也会受媒介的影响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婚姻方面，新生代农村青年对于婚恋的态度反而不如老一辈的人。受性别比例和优质资源有限的影响，很多人会选择闪婚。因为他们年纪还小，很多人心理还不够成熟，闪婚这种不靠谱的行为往往会造成“闪离”这个现象不断加剧。他们对于婚恋不再是一味地靠感觉而是靠恋爱技巧去婚恋，缺乏责任感。很多青年还有啃老心理，需要靠父母的帮助才能结婚。婚后也还存在着家暴的情况。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面，还是存在着一部分带头人，他们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将所学知识用于农业经营中，带领着村民共同致富。剩下一部分则需要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来培养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但目前培训在体系、方式以及参与意愿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生育状况方面，新生代农村青年处于生育意愿的过渡时期，多数有孩子的就不愿再多生了。且农村仍存在着偏好男孩的风气，有些受“养儿能防老”这种观念影响。在务农能力方面整体呈退化趋势，没有了实践经验，也受基础设施差等环境因素影响。总结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中国画像，涉及面包括了创业、公共事务参与、婚姻、新型农民培育、生育状况及务农能力，发现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积极向上的形象，比如在创业上勇于做带头人，公共事务方面也会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处于消极状态，比如婚姻上比前辈更追求自由但多了散漫和缺乏责任感，对新型农民培育意愿不强烈，务农能力普遍较低。生育观方面目前处于过渡期，積极消极各占一半。总体上看来，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的画像（下转97页）（上接26页）还是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
但笔者发现，很少有学者关注新生代90后农民的文化生活与心理变化，因此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做相关研究，使得新生代90后中国农民的中国画像更丰满。
收稿日期：2018-09-17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江苏省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王昊宇（1994-），女，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乡村旅游研究。
作者：昊宇
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论文 篇2：
农村青年女教师工作状况与流动意愿的调查与反思
一、问题提出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平等发展”的基本原则，要求“从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出发，着力解决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将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这对于有效解决我国农村青年女教师在工作与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中小学教师中女性比例逐年升高，至2009年底已经达到54%，但教师性别结构城乡差距较大，同年农村女教师比例仍不足45%。与此同时，城镇化的深广推进促使农村学校的形态和功能发生较大变化，对女教师的需求日益强烈。农村人口的加速外流和出生率的下降，造成农村学校生源剧减，在布局调整中大量农村学校被撤并，也带来学生上学距离远和生活不便等问题，农村寄宿制学校成为主导办学模式，学校的生活照顾功能增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成倍增长，急需学校给予寄宿托管和“亲情补偿”，“留守儿童之家”在大批农村学校随之出现。儿童的健康、安全、情感、教育等越来越多地由家庭移转到学校，教师则更多地承担起原属于家长的职责。女教师因其细腻、耐心的性别特点以及“女性持家”的传统社会分工，成为学生生活、情感照顾的主力军。农村学校 “家庭”职能的增强，要求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农村学校。
青年女教师承担这些职能在年龄、精力上更有优势。近年来，农村青年女教师逐渐增多，据统计，1/3的农村小学教师小于31岁，其中60%为女性，初中青年女教师的比例更高。和其他农村女教师一样，青年女教师同样面临女性角色和农村教育特殊性带来的挑战。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女教师普遍面临着两类问题：①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满意度偏低，专业发展受限；②面临多重角色冲突，住房安全无保障，婚姻问题困扰大。虽然女教师的流动意愿整体上说来弱于男教师，而青年教师却是强烈希望流动的群体。那么，农村青年女教师工作状况与流动意愿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有哪些因素阻碍了农村青年女教师“教得好，留得住”？本文根据本课题组对我国11个省的问卷调查数据和长期的观察资料，试图解读这些问题。
二、研究发现
（一）农村青年女教师的分布和特征
调查样本为农村教师8 145人，其中女教师4 159人，占51%，小于31岁的青年女教师1 378人，占女教师总量的1/3，为同一年龄段男教师的2倍，呈现青年教师女性多的特征。在各校的特岗（支教）教师和代课教师中，青年女教师占总量的40%以上，而公办教师中这一比例为15.7%。从青年女教师在不同类型学校的分布看，她们多在中心小学和初中工作，所占比例分别为42.0%和27.8%。从各组别教师在走读学校和寄宿学校的分布看，女教师在走读学校工作的比例较高，而青年女教师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6.8%。
青年女教师中超过2/3的为初级职称，而中老年女教师中超过50%的为中级及以上职称；但青年女教师中49.1%的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而中老年女教师中47.1%的为专科学历。高学历、低职称成为青年女教师的群体特征之一。
（二）入职适应
青年女教师的入职适应要实现生活适应、身份转换和技能提高三个方面。调研显示，青年女教师在农村学校的入职适应难度更大。其一，生活适应阻碍多。农村学校基本生活设施条件差，交通不便，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这与青年女教师已习惯的现代化生活相去甚远。在部分山区，水电都不能实现稳定、充足供应，安全、卫生的基本要求更难得到满足。青年女教师在进入农村学校初期往往承受较大的恐惧、孤独和生活不适。其二，教师身份转换不易。女教师天生亲和、温柔善良，入职初期易出现威严不足、管不住学生的情况，而传统上农村教师的身份更多是由通过强制、威吓或惩罚所建立起的自然威信所维护的，正如几位青年女教师所说，老教师要她们“凶一点，让学生怕你”，但她们往往不愿意也不易于实现此种身份转变。其三，实践技能提升缺乏有力支持。在教师人手缺乏的农村学校，青年女教师在适应期的技能提升往往缺乏明确的制度支持，其听课学习或业务求助也会遭到部分持保守心态教师的拒绝。为此，她们大多选择闭门造车，花较长时间独自摸索度过适应期。
（三）工作状况
青年女教师中拥有公用住房的比例高于中老年女教师，不到1/4的青年女教师拥有校内公用住房，但这一比例低于青年男教师，并且她们的人均住房面积为此三类教师中最小。
工作量比较结果显示，青年女教师工作量非常大，她们中46.2%的人担任班主任，平均任课2.38门，每周平均上课16.52节，每天需要花3.11小时用于课外管理学生。相对于男教师和中老年女教师来说，任务偏重，而其中26岁以下女教师工作量最大，她们中48.2%的人担任班主任工作，每周课时量达18.05节，明显要高于其他群组教师。
青年女教师参加培训的次数多于青年男教师，但明显少于中老年女教师，而26岁以下女教师在过去一年中未参加过培训的比例高达23.6%，为中老年女教师这一比例的2倍。青年女教师对收入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不满意的比例低于青年男教师和中老年女教师。青年女教师的疲劳感和压力感也弱于其他群组教师。
（四）流动意愿
教师流动，可分为教育行业内从一所学校流动到另一所学校，或者从教育行业流向其他行业两种情况。从离开本校的意愿看，约有30%的青年女教师强烈希望换学校，高出中老年女教师11.8%，与青年男教师相当。从离开教育行业的意愿看，样本教师中大部分教师都愿意终身从教，而青年女教师愿意终身从教的比例为67.3%，高于青年男教师，但低于中老年女教师10.2个百分点，约1/4的青年女教师对终身从教持不确定态度。
总体上看，年轻、高学历的青年女教师到教学点、村小等学校任教的人数有限，她们在进入农村学校工作时面临的困难更多，在教育教学中承担着不低于其他教师的工作量，参加培训的机会偏少，她们的压力感和疲倦感强度相对较低。农村青年女教师的大量补充和留任，对于优化农村教师的性别、学历和年龄结构至关重要，也为农村学校在城镇化背景下实现职能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青年女教师留任农村学校以及终身从教意愿相对较弱，流动内驱力较强。为此，寻找农村学校对青年女教师吸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创设有利于她们生活与工作的良好环境，以吸引、留住更多优秀青年女教师，将成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原因分析与反思
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非常复杂。一项面向全球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和家庭因素成为教师流动的两个重要原因，对青年女教师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把青年女教师换学校和终身从教的意愿是否强烈分别作为因变量之后发现：农村青年女教师的学历、工作量、收入和生活满意度较强烈地影响她们的流动意愿。学历越高、周工作量越大，她们换学校的意愿就越强烈；有校内住房则显著削弱了换学校的意愿；参加培训的次数越多、工作压力越小，终身从教的意愿就越强烈；如果对收入不满意、易出现疲劳感，则教师流动意愿增强。这表明，农村学校工作的特殊性和青年女性的独特需求，从根本上影响了青年女教师的工作状况和流动意愿。
（一）工作量偏大，工资收入水平较低
近年来，农村学校普遍缺乏英语、信息技术以及体音美等学科教师，在教学点、村小等边缘学校，低学段语文教师也较为不足。青年女教师通常成为此类学科教学最主要的承担者，因此造成她们兼课任务较重、课时量偏高。青年女教师在农村教育变革中承担着与男性相同的职责和风险，甚至成为先锋力量。比如，在为改善边缘学校教师结构失衡而推行的“联校走教”活动中，青年女教师因年轻和专业优势而成为主力走教教师，成为众多边远山区小学生音乐和英语的启蒙者。在较重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余，青年女教师还承担了对众多学生实施生活照顾、情感交流、心理疏导等任务，尤其是女生的教育工作。
在教龄、职称决定工资等级的教师薪酬制度中，青年女教师的工资水平相对工作量并无明显提高。她们教龄较短，职称晋升机会少于男教师，工资水平也低于其他群组的教师。样本青年女教师的平均年收入为14 095元，比青年男教师低1 443元，比中老年女教师低2 965元；与其他职业相比也处于偏低水平。有位女教师抱怨说：“高中毕业生在城市打工都不止挣这点钱，就连村里建新房时的帮工，一天也能挣80元，我对工资很不满意。”
（二）学校管理参与度低
工作负担的增加并未提高女教师在农村学校的地位。整体来看，学校管理层依然是“男性天下”，女教师在学校担任中层以上管理职责的仍为凤毛麟角。我们在两县14所农村中小学的调研中，仅发现1名副校长和2名学校会计为女性。对于农村学校来说，男性对学校管理权的控制传统更久、力度更大，青年女教师由于资历浅、经验少，更不易于被提拔到学校重要职位。而青年女教师避免出风头、招人闲言碎语的保守思想，也降低了她们参与学校决策的主动性。即使在吸纳了较多青年女教师的中心小学，女教师所处理的全校性事务更多的仍然是执行与协助，如组织学生活动、处理文案、参加会场服务等。当农村学校领导者为男性时，男教师的成长较女教师更容易得到重视与支持，青年女教师的发展机会则要相对少一些。
样本数据显示：26岁以下女教师的培训机会非常少，她们中大多为代课教师和特岗（支教）教师。调研中也发现，这两类教师因“编外人士”身份而在培训机会分配上常常处于劣势。
（三）校内生活困难多，安全隐患大
农村学校校舍条件相对较差，造成居住在校内的青年女教师生活多有不便。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校舍，已步入维修更新的高需求期，但目前校舍维修改建项目主要是针对教学用房和学生生活用房，教师生活用房数量少、质量差，新建的农村教师周转宿舍覆盖面又极为有限，相当多的教师仍居住在学校危房中，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尤其是食堂、厕所、封闭的洗漱场所偏少，对于居住在走读学校的青年女教师来说，吃饭、洗澡、上厕所都成为大问题。一位在教学点任教的青年女教师曾因学校厕所倒塌，一个多月里竟每天早上不吃早餐不喝水，以避免在学校上厕所的尴尬。
青年女教师在往返学校途中安全隐患更多。农村学校相对分散，边缘学校的交通更为不便，大多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路况非常差，青年女教师遭受交通意外、人身侵害的可能性较高，这也成为青年女教师不愿意到边缘学校任教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婚恋问题影响大，家庭因素干扰多
青年女教师处于家庭角色职能的强化期，新家庭的组建、母亲角色的出现都发生在这一年龄段，婚恋问题和家庭工作冲突对青年女教师的流动性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未婚青年女教师多以公职人员或经济条件较好者为择偶对象，而此类人士在农村较少，因此在城镇择偶并在婚后“随夫居”，就成为她们希望离开农村学校的重要推动力。相比之下，定居在本地的青年女代课教师的流动意愿就显著弱于特岗（支教）教师。
家庭与学校工作的冲突对于青年女教师来说更为激烈，在婚后生子的前几年里，青年女教师的家庭职责不断增强，但工作量不变甚至增多，她们中大多居住在城镇，这无形中增加了平衡家校冲突的难度。同时，传统分工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职责，农村社会对传统分工的维护力量更强，从而造成农村青年女教师向家庭角色妥协，往往会选择减少工作投入或到城镇学校工作，以更多、更方便地照顾家庭。
工作负担较重、地位偏低、生活条件差、工资收入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来自婚恋选择和家校冲突的压力，更加促成农村青年女教师的加速流动。随着这一群体的日益庞大，及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青年男教师和整个女教师群体的生存现状与需求，解决青年女教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将同样有利于留住优秀青年教师，改善女教师的地位。
四、政策建议
当前，农村青年女教师人才资源的需求和供给都较为旺盛。在2009年全国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补给中，录用女性毕业生的比例高达67.7%，国家实行的一系列向农村倾斜的师资配置政策也吸引了大批青年女性。农村青年女教师补给的制度环境已较为适宜，但如何使她们在农村学校“过得好”“教得优”并“留得住”，从而发挥出最大作用，就成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教师制度中突出社会性别敏感性，贯彻“赋予平等权利、差别对待不同性别”的男女平等原则。
第一，改善农村青年女教师的食宿与交通条件。青年女教师在农村学校任教，生活和交通不便是最大阻碍。应在农村学校为她们配置基本的生活设施，提供水电和电脑网络，满足她们对安全、卫生和食宿的基本需求，尽量避免走读学校中青年女教师单独住校。与具备相关资质的个人或公交部门签订协议，为家住城镇、任教农村的教师提供通勤服务，补助部分交通费用。在乡镇内实行青年女教师短期交流制度，为她们提供便利的交通与食宿条件，交流期限可为1~2个学期。
第二，增加农村青年女教师的管理弹性。推行“师徒结对子”制度以改善青年女教师的入职适应，可以在乡镇或县市范围为她们挑选“师傅”，从角色转换、心理适应和教育教学技能提高等多方面给予指导。关心她们的婚恋问题和业余生活，以乡镇或县市为单位，定期组织青年联谊活动；减少青年女教师校内的非必要工作时间，给予女教师更多的休假机会；提供充足的产假，允许她们在孕期和哺乳期实行灵活的工作安排；在联校走教、教学改革等任务分配时充分考虑女教师的特殊需求。
第三，提升农村青年女教师的发展空间。教师培训中应单列青年女教师培训项目，尤其要增加处于入职适应期的、26岁以下女教师的培训次数，确保青年女教师获得充足、优质的专业发展机会；设立针对女教师独特需求的专业发展模式，改变现有专业发展从标准、模式到资源供给的“男性本位”取向；消除管理者对农村女教师的偏见，从校长到教育局长都要真正重视并支持女教师的发展，有意识培养优秀女教师、提拔女教师，使农村女教师在学校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增加工资制度的灵活性。设立针对农村女教师的工资发放条款，在“男女同工同酬”的基础上增加对女教师农村任教的补助。认可并鼓励女教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独特贡献，适当提高女教师参加关爱留守儿童、师资交流等工作的补贴标准；在绩效工资的发放中增加“边缘学校工作”的权重，在乡镇内统筹发放“边缘学校工作”的绩效补助；通过妇联等组织为长期工作在边缘学校的女教师设立专项奖励资金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变迁研究”(AHA09000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问题研究”(09JZD0035)的阶段性成果）
（责 编 子 君）
作者：张雪艳 刘英娜
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研究论文 篇3：
“青年之声-湖北”为青年喜搭鹊桥
“青年之声-湖北”的婚恋服务联盟，专注于解决青年婚恋交友问题，通过举办相亲文化节、多规模相亲会、婚恋咨询、心理疏导等工作，传播健康、主动、积极的婚恋价值观。
统筹全局，突出重点。2016年，统筹全省共青团青年婚恋交友服务工作，培育湖北“青年之聲”相亲文化节活动品牌，举办26场“青年之声”相亲文化节系列活动，覆盖全省17个市（州）。同时推动各市（州）依托“青年之家”建立“青年之声”青年婚恋服务联盟。
精心筹划，主动调研。活动开展初期，运用“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和微邦组织结构体系，调研青年婚恋现状和需求，了解年龄、学历、职业、家庭等因素对青年婚恋观养成的影响，科学掌握青年婚恋服务需求。主动深入市县、企业、高校，特别是关注了解城市务工青年、农村青年的婚恋交友状况。
立体宣传，多路推进。推动“青年之声”与青年婚恋交友工作相融合，应将“青年之声”作为宣传整合平台，统筹传统宣传媒介和新媒体宣传渠道，打造“青年之声”婚恋交友服务品牌。湖北“青年之声”相亲文化节系列活动，除通过微邦组织体系开展宣传外，还联合湖北省级主流媒体、“青春湖北”微信微博等开展立体宣传，设计制作了“青年之声”相亲文化节名片，印制张贴了主题海报。
——运用“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建立专题页面，发挥平台信息真实、内容保密等优势，开展“网上相亲”活动。建立个人用户交流话题，动员“青年之声”婚恋服务联盟专家就青年婚恋问题进行在线答疑解惑。
——完善微邦组织化架构体系，为“青年之声”婚恋交友服务活动信息推送至青年个人微邦客户端提供保障。
——设计制作“青年之声”青年婚恋交友主题宣传标准海报，拍摄青年婚恋服务宣传微视频，整合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建立“青年之声”婚恋交友服务话题和板块，践行青年婚恋服务大宣传战略，引导青年树立主动、积极、健康的婚恋价值观。
创新思维，众筹资源。推动“青年之声”与青年婚恋交友融合协同工作，要在贯彻落实“四个融合”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众筹思维，整合团内团外优质资源，为“青年之声”婚恋服务提供有力保障。
湖北“青年之声”相亲文化节系列活动，通过与各市州团委、省级主流媒体、社会新媒体服务机构、赞助单位合作，为相亲文化节系列活动的举办提供场地、资金、宣传等多方保障。
——制订“青年之声”婚恋服务活动年度工作计划，运用“青年之声”品牌统筹各级团组织婚恋服务活动。众筹团内团外优质资源。同时依托各地“青年之家”，定期举办中小型相亲交友活动。
——扎实推进“青年之声”线上问答和线下帮扶工作。深入市县、企业、高校，针对不同青年群体开展定制化、个性化婚恋服务，创新远程相亲、在线相亲等多元化相亲服务模式。
——关注社会婚恋舆论导向，研究电视剧、电影所传播的爱情观，邀请青年开展座谈交流。定期开展青年婚恋心理辅导课程，引导青年正确面对婚恋问题。运用“微邦”直播平台，邀请婚恋专家、明星家庭、社会婚恋服务机构开展婚恋主题直播，引导青年在线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