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新常态学术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修辞学的研究应该建设特色的研究理论、融入学术生态，不断开发修辞学的实用价值，让修辞学得到更好地发展。本文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对修辞学的学术生态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措施，以期实现修辞学的广泛應用和全面发展。
第一篇：经济新常态学术论文
新常态下修辞学的学术生态和发展前瞻
摘要：中国修辞学经历着一个与学术生态互相磨合、改造和适应的过程。学术生态主要表现为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修辞学因其非实用性而徘徊在主流价值之外;因为缺乏明确的学科定位而在体制内被边沿化。广义修辞学开辟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新方向，在新的发展中，应该在个性特色理论建设的同时，主动融入现有学术生态，重视实用价值，开展多样化的应用性研究;尊重学术体制，明确学科定位;强化话语权意识，建设有利的学科平台，最终实现修辞学大繁荣。
关键词：修辞学;广义修辞学;学术生态;学术体制;应用研究;话语权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YY128)
作者简介：林旻晖(1983—)，湖南绥宁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罗渊(1963—)，湖南湘潭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等方面。
中国现代修辞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修辞学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变化、认识的深入，中国修辞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遇到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一旦突破发展瓶颈，中国修辞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新一轮繁荣。
就问题而言，学界对中国修辞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刘大为先生直言不讳，“修辞学就其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山穷水尽、寸步难行。”[1]高万云先生认为，“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尤其是近年的修辞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劳作，是旧话重提，根本不具原创性。一些人炒前人的冷饭，只作‘表面处理’，不作深入探究，结果是那么多论文论著，大都是无多少新义的同义表述。比如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规范修辞与艺术修辞，常格修辞与变格修辞，辞规与辞格等;比如我们自己标榜的那么多修辞学体系，其实大都只在名称上标新，没在实质上立异。还有一些人拾洋人的余唾，只作‘文本复制’，不作自身开发，用西方的修辞学理论、语用学理论、风格学理论、阐释学理论等硬套汉语修辞学，结果出现了一些西方理论加汉语修辞例子的‘拉郎配’式研究。可以想见，对修辞学问题不靠深入的分析去解决，而靠更换名称去敷衍;不用否定的方式去发展推进，而用肯定的方式去‘维持原判’;不根据汉语修辞的特点去借鉴新知，而是根据所谓先进理论去‘规范’汉语修辞……这怎么能算是科学研究呢?”[2]总体来说，中国修辞学理论水平偏低，学科归属不明，社会影响太小，学科地位不高。
中国修辞学发展问题既有自身的理论瓶颈，也有外在的学术环境因素，也就是学术生态。修辞学自身生态表现为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外在生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价值导向、学术机制等方面。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修辞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方面，本文主要侧重于学术生态方面的考量。从宏观视角来看，学术生态主要有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两个方面。
一、学术生态的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
修辞学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正处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国家日益富强，政府对学术研究高度重视，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充分鼓励和大力扶持，这就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修辞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
(一)价值导向
目前，我国对于学术研究主要是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功利性价值导向。首先，最高决策者从大局利益出发，制定学术政策。政府更加注重国家“硬实力”发展，“软实力”建设相对从缓。政府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对切合当下国计民生的研究给予重点支持，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重视度高，支持力度大;社会科学内部，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关注度高，一般基础学科，比如文史哲等，关注度相对较低(每年各级政府的课题申报指导目录就有充分体现)。其次，各单位以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和贡献，分享国家匹配的学术利益，比如大学、研究机构的排名等等。再次，个人主要以学术研究成果来赢得自己的利益，比如职称和职务的晋升，重点凭借成果的多少和发表刊物的档次以及获得了什么奖项。这些都是功利性价值导向的体现。
功利性价值导向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目的趋同化，因而阻碍个性化思考，制约学术的创新能力。这种价值机制还可能导致学术发展不平衡、不公平。强势学科或者所谓的强势学科尽得先机，弱势学科或者所谓的弱势学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样不仅挫伤了有关研究者的积极性，妨碍了学术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彻底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不是“器用”而是“道义”，这个“道义”表现为研究者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参与社会文化建设，表现为为人类提供崇高的心智历练。于“器用”和“道义”的关系而言，学术研究不能排除“器用”追求，而是“道”主“器”从。所以，学术发展除了利益务实原则之外，更应该倡导、实行理论务虚原则，应该尊重、鼓励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纯学术风尚，最后的结果必定会虚实相生，为国家民族强盛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二)学术体制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的学术体制。一是学科定位，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学科归属和社会认同;二是研究性质，或者是由个人确立的自主式研究，或者是由他者约定的邀约式研究;三是成果认定，依靠学术平台决定研究结论是不是公认的学术成果，或什么级别的成果。
学术研究大多依靠一定学科为平台，我国学科门类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大类，其后再分文、史、哲、经、法、理、工、农、医、艺等基本类型，然后划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科方向等。个人研究最好属于某个学科或者被某个学科所接纳，否则，找不到学科归属，情似孤儿，很多方面无依无靠，甚至研究成果很难得到社会认同。所以，学科定位很重要。从理论上说，明确的学科定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学术探索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乃至研究方法等都可以从学科类型的划定上得到肯定和规定，从而得到学界的认同和支持。从实践上看，在一定学科框架内进行相关研究，研究的自觉性、目标性和规范性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因之，有些跨学科的、交叉性的研究，既可能异军突起，也可能两边都不靠。
从研究性质看，自主式研究表现为研究者的自发性、自觉性，是基于个人的兴趣、需要等因素而进行的学术探讨。邀约式研究是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出资招标约定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研究期限的研究行为，主要表现为研究者承担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方式。相对而言，自主式研究靠个人意志和个人资源来进行，显得势单力薄;邀约式研究具有资金、人力配备、社会效应等多方面的优越性。目前，我国邀约式研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获得这类研究课题成为人们主要的努力目标。邀约的过程涉及许多因素，比如选题是否贴近现实、标书质量、投标人的学术影响、人脉关系等。结果造成这样的现实：“中标的不一定都是好的，没中的不一定不好。”(一位资深学术评委语)符合国家功利需要的得到更多资助，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明显支持不力。
学术成果的认定有两个环节。第一是出版机构，学术成果决定于出版机构，个人的思想结晶，是否成为学术成果，看它是否是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的论文或著作。出版机构还分级别，有国家级、省部级等。第二是权威部门，学术质量的评价还取决于权威部门、政府权力机构和行业权威人士。国家级的部门和人士评定国家级的成果，以下依次是省部级、地市级等。伴随着权威的地缘效应，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先天性地注定了是国家级还是省部级或者地市级，学界有说“在中央做天子学问，在省里做诸侯学问”等，这里就滋生出“学术平台效应”问题。所以，在什么平台上做学问、在什么平台上出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决定性因素。
二、修辞学生态实况
修辞学的生态实况可以概括为：理论色彩偏弱、价值不被认同、学科归属不明。理论问题，学界已有充分的反思。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对应社会生态下的“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衍生出对修辞学的“价值生态”和“体制生态”两方面的考察。
(一)价值生态
修辞学的价值生态可以概括为：因为研究特性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因为研究成效而游离于主流研究阵营之外。于默认的理论价值，它是“在场”的，于主导性的功利价值，它“缺席”了。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修辞学作为学术阵营的一员，享有与其他学术研究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但是，相对而言，目前，修辞学研究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在实用价值主导下，修辞学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的功利需要，对于国家“硬实力”建设不能发挥直接作用。修辞学不是自然科学，不能提供“器用”力量，不能为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带来直接效益。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修辞学无关于意识形态建设，也不能参与经济、法规等重大政策的制定。于社会功利来讲，修辞学研究还是“自言自语”，似乎可有可无。从学术研究特点来看，修辞学独树一门，以表达效能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而修辞学所能归纳的、描写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因素，对于人们热衷表达的艺术性效果，却难以有所作为。事实上，的确是学了修辞学，表达水平不一定有明显提高，甚至毫无起色。于实践功效而言，修辞学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能。加上自身理论建设的薄弱，在学术界、语言学界，也得不到起码的“呵护”，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得不到足够重视。
(二)体制生态
修辞学的体制生态主要表现为学科身份不明，学术平台不利。修辞学自身没有证明自己属于哪一个学术领域，社会也没有给一个定论。习惯上，认为是语言学范畴。然而语言学似乎并不认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语言学设有十个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汉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外国语言研究、语言学其他学科。“汉语修辞学都很难对号入座，有时，汉语修辞学似乎成了被忽视的存在。”[3]结果是修辞学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推诿。高万云说：“中国修辞学从建立那天起，就似乎注定了它‘无家可归’的命运，文艺学、美学、哲学、传播学中自然没有它的位置，就连本该接纳它的语言学也往往认为它不是本体研究，不是科学研究，所以，它只好委屈地蹲踞在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的最后，很像小孩的屁股帘儿。有修辞学家抱怨：修辞学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在对人的行为研究中被迫‘缺席’!这就是说，中国修辞学始终面临着安身立命——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的艰难抉择。”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就丧失了学科主体性，导致成果认定的体制性“亏损”，在成果认定的诸多环节中处于劣势。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材料，修辞学的评审专家既有外语界，也有汉语界的;既有研究现代汉语的，还有研究古代汉语的。材料审定于外行总不如内行放心，除了本位观念的干扰外，毕竟熟悉度不会很理想。一旦丧失了学科主体性，也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刊物尽量少发、不发修辞学方面的文章。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要“曲线救国”，“剑走偏锋”，脱去“修辞”的外衣，冠以“文学”、“哲学”等名义出现在学术领域里。正因为学科身份不明，导致修辞学得不到权威学术平台的有力支撑。在社会大环境里，修辞学没有自己的门户;在语言学内部，修辞学难以得到权威的接纳。结果是，修辞学家的话语权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修辞学成果缺乏高级别的发表园地，修辞学研究成效得不到权威的认同和鼓励。
中国修辞学因为理论性不强为学界所轻视，因为与实用价值脱节而被社会所忽略，还因为学科不明而得不到应有生态资源的匹配。在这样的困境中，广义修辞学思想异军突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突围”、“融入大生态”等口号。历经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形成了崭新的修辞观和较为成熟的核心理论范畴，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讲，广义修辞学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代表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方向。
三、广义修辞学理论
广义修辞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超越语言本位立足行为机制的修辞观、简约而极富张力的概念系统(两个主体、双向互动;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修辞幻象、修辞原型等)、“两个主体(交际双方) + 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的理论构架。这种特色其实已经奠定了修辞学长效发展的坚实基础。修辞学所处的学术生态还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然而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看，不是改变就是适应。我们很难(或者不能)改变当前总体学术生态，只有主动积极去适应这个生态，结合已经打下的学术基础，修辞学一定会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期，呈现出新气派。广义修辞学的发展前途可以从它的理论优势和现实思虑中加以展望。
首先，广义修辞学是在狭义修辞学式微的情况下，经过学术界长期反思、探索后产生的新的理论模式，它既避免了原有理论的短处，又带来新的学术观念，理论上具有“新生代”的优势。
其次，就“修辞观”而言，广义修辞学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广义修辞观在狭义修辞学语言本位观的基础上对修辞本质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以狭义修辞学理论为起点——“修辞”就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修辞学”就是对这些“规律规则”的研究总结——→
“语言表达”是一种言语行为，“修辞”在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行为过程——→
修辞学研究视野由传统的“言语行为”推延到广义的符号行为——→
人的“自觉行为”除了有行为目的外，还追求行为的效率和效果——→
“行为”要受到各种行为要素如：个性心理、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环境诸因素的影响——→
所以，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物理世界就是“修辞”的根本所在。
“修辞”的本质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从语言规律到语言运用规律，再到行为规律到行为与世界关联的规律。修辞学无疑具有更为开放的修辞观念，开放的观念，把修辞研究的对象从语言的范围内扩展到全面的人文社会现象乃至整个物理世界，视野更开阔，对象更全面，内涵更丰富，给修辞学研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三，《修辞学》理论体系建构非常简约，同时又具有强大的演绎能力。这个简约的理论模式就是：
两个主体+三个层面
整个研究以“两个主体”为线索，在“表达论”、“接受论”、“互动论”三个维度上展开，再纵深串联“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三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的理论范式。
这个范式具有充足的演绎性：
(1)揭示了修辞的机制和本质，修辞就是行为主体在三个层面上的双向互动过程;
(2)两个主体的多样性、两个主体的对立性、两个主体的互动性;
(3)三个层面的复杂性、三个层面的独立性、三个层面的关联性;
(4)两个主体在三个层面上互动的多样性和关联性;
…………
这种理论构架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展开研究;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既可以用来研究言语交际，也可研究其他社会行为，比如战争、外交、建筑等。
四、广义修辞学发展前瞻
广义修辞学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大生态的制约，正经历着与学术生态互相磨合、改造和适应的过程。为“融入大生态”起见，广义修辞学建设既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也要在价值观念方面有所改变，积极融入社会主流价值体制，开展应用性研究，还必须打造(或占领)有效的学术平台，提升话语权威。为此，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坚持个性特色，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虽然当前主流价值导向实用性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思考都必须是“器用”性的。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理论建设也是无止境的。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需要坚持个性特色，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
比如修辞学研究对象问题，学界有人质疑“修辞学到底要多广”，如果大而无边是否叫人无所适从?其实广义修辞学不是要一门独大，包罗万象，而是从修辞学角度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就是广义修辞学的观念特色。人们习惯了学科建设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要有比较清晰的学科边界。修辞学，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出明确、统一的回答，这就需要加大研究进程。学术上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促进学术发展。但是，对象的确定、范围的划分不是越少越好，或者越小越好，要根据学科性质而定，比如哲学就可以无所不包。修辞学具有一定的哲学性，行为目的与行为效果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里都存在，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比一般学科要广泛得多，这就是修辞学的范围特色。另一方面，可以在“广义”的统摄下，进行分化研究，建立次级研究范围，这样处理范围可大可小，对象可多可少，能够因人而异，按需对待，从而消除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疑惑。这就是广义修辞学的方法特色。
广义修辞学理论建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不断提高理论的演绎能力、解释能力、应用能力。广义修辞学的方法特色有利于增强理论的演绎能力，广义修辞学的观念特色有利于加强理论的解释能力，广义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特色有利于扩大理论的应用能力。这三大能力的提高，能在整体上提升修辞学的理论品质，奠定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
(二)自觉融入主流价值体系，积极拓展应用研究。理论思考从来就不排斥现实效用，即使一时超越实际，终究要回到现实中来。实用价值拥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修辞学发展既要建设科学的理论品格，又要主动融入主流价值体系，尽可能发挥它的现实效用，这就需要强化应用性研究。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特色有利于开展横向应用研究，有利于扩大修辞学的研究成效和社会影响，这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有不少人员运用修辞学理论进行应用性研究，但是从绝对意义上看，还是太少。比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谭学纯、朱玲《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肖莉《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综论》，连晓霞《<金光大道>：意识形态化的小说语言》，冯全功、张慧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钟晓文《修辞学视域里的跨文化符号研究》，高群《民间故事结构性夸张构式的修辞学分析》，等等。这些研究除了规模方面的局限外，还存在研究范围过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语言运用范围内，并且大多囿于文学语言研究。
语言要适应社会[4]，语言研究也是如此。应用性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努力，首先应该把视线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软科学三大领域;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军事、经济、司法等各条战线。尤其是与现实切合紧密的方面，更是研究者要高度注意的。其次，除了理论应用性研究之外，还可以在实践上积极融入社会活动，如主动参与策划或主持会展、广告、庆典等活动。第三，到了一定阶段上，要自主、自觉对散存的应用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提升，实现规模效应和品质效应。[5]
(三)尊重当下学术体制，主动明确学科定位。修辞学应该在现有学科分类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从实际出发，从长远着眼。广义修辞学存在着超越语言本位立足行为机制的修辞观与主要以语言运用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实践之间的矛盾。如果从研究实际出发，广义修辞学应该定位在语言学之内，参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2012)，当属“语言学其他学科”。可是，这个“其他学科”显然是列表时的逻辑需要，操作上并非学科实体，因此可以建议增列“修辞学”。从长远发展，结合修辞观来看，修辞学当列“哲学研究”，属于行为哲学范畴。操作中可以依据修辞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同，进行临时性处理。比如以不同领域里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可以分别纳入“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范畴。[6]
(四)切合生态实际，努力争取话语权。我国学术生态中还存在一种话语权现象，平台不同，影响力就不同;处于不同平台的人，话语的分量就不相同。从战术意义上来说，学术话语权的拥有对于提高学科的影响力、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学术良性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学术话语权集中表现为：拥有具有国际、国内声望的重量级学者，拥有制定学术规划和政策的参与权，在社会各界拥有广泛的同盟军等。学术话语权的获得，大致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构筑学术高地。修辞学具有比一般学科更容易体现理论高度的优势，它可以涵盖众多学科，吸取多方濡养。理论方面可以朝着“学术哲学”的方向前进，实践方面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修辞学完全可以凭借理论的先进性、高端性和实效性来构筑学术高地，从而赢得相应的话语权。
第二，建设规模化队伍。人多势众，规模效应也是获得话语权的重要筹码。修辞学应该积极“扩军”，壮大队伍。除了常规的硕士、博士培养途径，还可以利用多种渠道发展同盟军。积极介入各种社团组织，诸如“修辞学会”、“文艺研究会”、“公共关系学会”、“记协”、“律协”等;也可以通过走联合研究的道路，在共同的研究中吸收、发展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成员。
第三，进入有利平台。自觉建立并强化抢占有利社会平台的意识。这些社会平台包括理论阵地(出版单位)、政府权力部门、高级别学术单位和社会影响大的其他各个行业。利用这些平台的强大影响力来保障、促进修辞学的发展。实践中，尽力把培养的学生(硕士、博士)输送到相关部门去，各单位的同行也要努力向有效平台运动。努力与否，成效大不相同。[7]
五、结 语
学术生态由多种因素构成，修辞学面对的学术环境远远不止这两个方面，本文选择“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两个重要的方面来阐述它与学术研究、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其他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当前学术生态并非单独对修辞学发生作用，而是各个学科处于同样的学术语境之中，不同之处在于与这个生态的切合度存在差异。广义修辞学作为新兴学科，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整体生态相对敏感，还处于一种磨合适应阶段，有关“生态突围”、“边缘化”等之类的思考正是这种磨合期的反映。
学术生态对于学科而言是第一性的，是强势的，甚至有国家意志来支持。但是，学术生态不是绝对真理，它也需要不断完善。对于学术生态问题的审视、反思，有利于生态建设，有利于繁荣学术研究。从目前情势来看，广义修辞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品质，更有利于融入当下社会学术生态，适合担负起引领修辞学复兴的重任。当然，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广义修辞学或许不是唯一选择。[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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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为狭义修辞学说几句话——代结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10.
[4]钟尚离.意义、意图和意识——语言适应论的回归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40-143.
[5]李振.《 创业史 》：细节中的逻辑与常识问题[J].齐鲁学刊，2013，(01)：147-151.
[6]刘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毛泽东研究，2014，(03)：4-14.
[7]张晓君，等.广义量词的单调性与其三种否定量词的单调性之间的关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673-678.
[8]冷卫国.“ 诗人之赋 ” 与 “ 辞人之赋 ”—— 论扬雄的赋学批评[J].齐鲁学刊，2013，(03)：111-116.
(责任编辑 秋 实)
作者：林旻晖 罗渊
第二篇：论新常态下修辞学的学术生态及其发展前瞻
摘要：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修辞学的研究应该建设特色的研究理论、融入学术生态，不断开发修辞学的实用价值，让修辞学得到更好地发展。本文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对修辞学的学术生态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措施，以期实现修辞学的广泛應用和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修辞学;学术生态;发展前瞻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修辞学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我国处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修辞学迎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发展时期。首先，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变化日新月异，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入，在修辞学的发展中，凸显出一些严重的问题，修辞学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其次，新常态的社会背景给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经常受到学术环境的影响，即学术生态，目前，学术界对修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本文则从学术生态方面入手，对修辞学发展的发展的前景进行考量，以期促进修辞学的顺利发展。
一、分析新常态背景下的学术生态
当前，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对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是政策还是资金，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修辞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宏观方面看来，修辞学在发展中有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两个方面的学术生态。
(一)价值导向
现阶段，我国进行学术研究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一方面，学术研究的相关决策者在对学术政策进行制定时，最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相关国家部门在支持学术研究时，也优先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项目。另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通常用研究数量的多少来对研究单位的贡献进行衡量，并以此为依据，把学术利益匹配给他们，就个人来说，个人进行研究的动力主要是为了获得晋升、研究资金等个人利益，从这里看来，当前学术研究多少带有功利的价值导向。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导向对修辞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各个机构或个人对修辞学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缺乏个性化的思考，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反复研究，缺乏创新性。从很大意义上来说，进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实现其“工具性”，而是为了挖掘其“人文性”，这种“人文性”从研究者自我价值的实现、对社会文化进行建设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修辞学的研究应该“轻利益”，“为学术而学术”，让研究少一些功利，多一些人文价值，进行实现良好的研究效果，让修辞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学术体制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的学术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学科性质的定位，学术研究需要依附于相应的学科，在我国，学科门类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在学术研究中，如果研究没有相应的学科归属，那么此学术研究就会“无依无靠”，甚至会有研究结果不被认同的现象出现，由此可见学科定位的重要性。第二，关于研究性质的定位，当前，研究性质主要有个人自主性研究和邀约式研究两种类型。首先，自主性研究具有自觉性和自发性，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等进行的研究。其次，邀约式研究是某些单位用招标的方式对研究内容、研究期限等进行规定的研究，比如高校的横向或纵向课题等。两类研究有一定的差异性，两种研究比起来，邀约式研究在资金、人力、社会支持等方面优于自主性研究。第三，关于学术成果的认定，一般而言，学术成果的认定需要经过以下两个环节：首先，出版单位的认定，出版单位有级别之分，只有通过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的著作或者论文会被看作研究成果。其次，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定，学术界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等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决定着学术成果质量的高低，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定下了级别。
二、新常态背景下修辞学生态实况分析
在当前的大背景之下，可以用“理论性不强”、“学科缺乏明确的归属”、“价值认同度不高”来对修辞学的生态实况进行概括，为了进一步研究修辞学的生态实况，这里将与上文“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对应起来，从“价值生态”与“体制生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修辞学的价值生态
在使用价值的主导之下，修辞学“工具性”不强，无法满足社会上功利性的需求，不能直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修辞学不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修辞学对意识形态的建设没有价值，因此，在研究所谓“主流价值”的课题时，人们自认而然的忽视了修辞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修辞学的研究特点来看，修辞学研究对象只是单一的表达效能或者“修辞”的规律，其研究只是一些教人们怎样运用、怎样提高修辞技巧等“技术”，无法实现人民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很多人来说，既是学习、研究了修辞学，也无法真正提高表达能力，而且修辞学研究效能实现比较缓慢，在学术界得不到重视。
(二)修辞学的体制生态
现阶段看来，修辞学体制生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学科缺乏明确的身份，二是缺乏有利的学术平台。首先，人们习惯性地把修辞学归到“语言学”的范围之内，但“语言学”似乎并不承认修辞学，而且在国家下设的十个语言学研究方向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修辞学，修辞学成了“无依无靠”的学科，“委屈”地在大学汉语教材的最后章节中存在着。这样，导致修辞学在成果认定的时候不具有优势地位，缺乏学科的主体性，人们对修辞学的重视程度逐渐弱化，很多刊物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对修辞学有“歧视”，很少会发表修辞学方面的文章。其次，由于修辞学缺乏明确的学科身份，其研究无法获得权威学术平台的支持，这样，导致修辞学研究成果发表刊物的级别不高，研究成果无法得到权威的认同，久而久之，学者们就会失去研究修辞学的动力和信心。修辞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之中，但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广义修辞学的思想出现了，广义修辞学倡导者和研究者们提出了“生态突围”、“融入学术大生态”等具有针对性的口号，在艰难的探索中，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绩，修辞学研究逐渐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个性化”的研究方法[1]。由此看来，可以认为广义修辞学开辟了中国修辞学研究的新方向，让修辞学看到了新的曙光。
三、分析修辞学发展前瞻
在学术生态的大环境之下，修辞学的地位还不够高，要想获得发展，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变，二是积极融入到学术生态环境，而改变修辞学的的学术生态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广义修辞学打下的学术基础中，修辞学应该积极主动地融入到整个学术环境中，积极适应学术环境的要求，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总的来说，修辞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坚持个性、建设理论
虽然，目前学术研究提倡的主流价值是实用性，但从整个学术研究的大环境看来，并不是所有理论的研究都需要遵从“工具性”，对学术研究来说，发展的关键是理论建设，即使广义修辞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但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坚持自己的个性，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2]。首先，修辞学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性，且行为目的与行为效果有一定的关系，多个领域都有修辞学存在，相较于一般学科而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比较广泛，这就是修辞学所特有的个性和特色。其次，因为“广义”的优势，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具有灵活性，对象具有多样性，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灵活选择研究范围和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修辞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个性和特色。
(二)积极融入主流价值的研究体系之中，拓展现实应用性
修辞学研究要想获得理想的成绩，就必须积极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首先，修辞学研究者们应该把自己的视线从语言学的范畴内转移出来，并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多个领域之中，注重研究那些与现实联系性较强的修辞学理论。其次，在修辞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应该不断转换研究角度，既要对理论上的实用性进行研究，又要注重实践性的研究，让修辞学能够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3]。最后，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研究者们应该对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提升修辞学研究的质量。
(三)明确学科定位
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之下，修辞学研究者们应该共同努力，从长远考虑，明确修辞学的学科定位。一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可以把修辞学归属到语言学的范畴之内，可增设“修辞学”这一学科;另一方面，从修辞学的长远发展出发，可以根据相应的修辞观，把修辞学归属到哲学的范畴之内。此外，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求，临时性地把修辞学归到其他范畴内。
(四)积极争取“话语权”
当前，修辞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争取话语权，第一，提升修辞学的理论高度，在发展过程中，修辞學可以加强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的先进性和时效性，以获得相关领域的话语权。第二，为了扩大研究规模，让修辞学从众多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在学术界得到说话的权利，就必须要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积极培养修辞学研究的人才。第三，积极“抢占”有利的学术平台，在修辞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让修辞学能够进入权威出版社、级别较高的学术单位、国家权威部门等有利平台之中，并把这些平台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利用起来，进而让修辞学研究在学术界获得话语权。
四、结束语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资金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各类学术研究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修辞学研究也迎来了信息的发展机遇。在修辞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生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修辞学的研究应该从学术生态入手，并在学术生态的背景之下寻找发展的出路。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充分重视修辞学的发展，为修辞学提供更多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证修辞学研究能够顺利进行，进而促进修辞学研究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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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成凤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下对中国“新经济”的考察研究
[摘要]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新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今后政府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发展“新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必然要求。与美国“新经济”内涵不同，中国的“新经济”预示着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增长动力、新的配置机制和新的经济结构。“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互联网+”战略，注重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经济”;供给侧改革;“互联网+”;经济转型
[文献标识码]A
“新经济”一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的技术变革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经济现象的。即便当时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存在较大争议，但“新经济”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强调了新技术变革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2000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数字经济2000年报告》指出，1995—2000年美国GDP的30%来自于科技创新。“新经济”不仅内含着对旧生产力的解放和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更强调通过新生产力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与美国“新经济”不同，新常态下的中国“新经济”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本文拟从发展理念、增长动力、配置机制和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新经济”的新特点，并就 “十三五”期间促进中国“新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趋势，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论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加快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经济”，就成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了解中国“新经济”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可以为发展“新经济”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论认识，不仅提出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且指出新常態下应该大力发展“新经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对中国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首先，发展“新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应该以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成为深化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从这个论点看，发展“新经济”，用新产业、新科技代替旧产业、旧科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发展“新经济”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以及发展中国“新经济”的判断，既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又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之后，经济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转型阶段。在转型时期，不仅要求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落后产能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以互联网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提高了资源的再配置效益。
最后，发展“新经济”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到体制性弊端的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而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而现阶段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需要，更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效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内在逻辑。
二、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的宏观经济背景
当前，我国发展“新经济”的宏观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政府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统计资料显示，1978—2013年，中国GDP年增速达到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9%的增长率[2]。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同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3]。但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转型升级。据统计，2006—2011年间，中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9%以上，但2010年以来，GDP增速逐年降低，2015年GDP增速仅为6.9%。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指出：“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不断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4]另外，受到国际经济发展颓势、国内经济发展成本快速攀升、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的整体跃升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我国产业结构面临深刻调整，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在新常态下，促进落后产能退出市场，培育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现阶段，传统产能过剩导致供需失衡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一方面，以煤炭、钢铁为主的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80.1%，2013年降为78.8%，2014年前三季度仅为78.7%，处于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但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经济结构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相脱节，导致居民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习总书记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解读了供给侧改革，即政府通过简政放权，补齐制度短板，创新发展理念，清除传统产能过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6]。
最后，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2015年，中国互联网网民达到6.68亿，全球规模最大的4G网络已经建成，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7]。2015年3月，李克強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创新创业等11个重点行动。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结果，2014年中国信息经济总量达16.2万亿元，同比增长21%，占GDP比重超过26%，已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8]。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融合，互联网产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互联网带动创新创业，重构发展动力;其二，互联网产业释放了巨大的消费活力，不断催生和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手机支付、手机网购、手机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达2.76亿、2.70亿和1.68亿，半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69%、145%和25%[9]。
三、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新经济”内涵的解读
对于中国“新经济”，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和看法。
(一)政府部门：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强调“新经济”对于国家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政府部门对于“新经济”的解读主要是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各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主。关于“新经济”的表述，最早见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指出：“亚洲各国要适应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大趋势，推动以绿色能源、互联网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的发展。”[10]随后，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工程大会上将“新经济”界定为“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11]。然而，真正对“新经济”内涵做出详细解读的是2016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新能源汽车”是“新经济”在工业领域的一个标志性行业，要促进“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才能使中国经济“柳暗花明又一村”[12]。2016年3月，国务院首次将“新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经济”不仅涉及一、二、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业态，同时包括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式发展[13]。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最早提出并对中国“新经济”内涵进行界定，认为“新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催生的新产物，同时也是产业融合产生的新兴业态，将对中国经济的新发展起到支撑作用(见表1)。
(二)企业界： “新经济”被认为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产物，应该重点关注“新经济”浪潮下的网络信息安全
与政府部门不同，企业界对于“新经济”的认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新经济”是新产业革命的产物，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如：阿里研究院报告认为，“新经济”的第一轮浪潮是IT技术引发的经济革命，而第二轮则是以DT技术推动的，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高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势头不亚于美国。”兴业证券和分众传媒则认为，“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结构性调整，因而催生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经济力量将不断爆发出来”。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则表示：“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动力转换。”二是针对“新经济”浪潮下的产业发展，企业各界对数据安全问题更加关注。马化腾认为：“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中国网络信息设施建设还需要全面提升，‘互联网+’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挑战。”用户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认为：“新经济浪潮下，数据的产生、权属、使用、保护的治理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制定《数据法》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上海有色网CEO范昕认为：“发展新经济需要更加宽松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希望政府推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14]
(三)专家学者：深入考察分析美国“新经济”，强调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新经济”应该注重法治和政府职能建设
21世纪之初，我国学者对于美国“新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通过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为中国发展“新经济”提供政策思路。宋玉华(2001)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原理重点分析了制度和创新对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就中国“新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5]。刘树成、李实(2000)，刘崇仪(2001)等通过对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指出中国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经验[16][17]。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对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对于“新经济”的基础性描述尚未展开，但有关的专题研究正在进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新经济’需要法治保障。”[18]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建设，政府要真正地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要认为有了新经济，政府就可以到一边去了。相反，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会变得更加重要。”显然，与企业界不同，专家学者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强调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律和发挥职能作用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为“新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中国“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话题。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使经济尽快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中国“新经济”既是“新一轮信息处理技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催生的新兴业态”。显然，要促进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了解中国 “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经济”彰显了新的发展理念：从传统经济发展观向以创新为主的新经济发展理念转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低成本要素、高资本投入和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提出并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基本发展理念，不仅集中反映了国家和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新常态、新时期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创新为主的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首先，“新经济”是创新经济驱动的产物，是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新经济”不仅涵盖了“互联网+”、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还包括三大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从而创新了经济发展业态。其次，“新经济”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新经济”属于第三产业，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同时体现了经济的发展方向。最后，“新经济”倡导分享经济，共享资源。目前，作为“新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共享经济在我国已经取得较快发展，据测算，2015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1.95万亿元，全职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19]。因此，发展“新经济”不仅是促进经济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倡导经济发展五大理念的必然选择。
(二)“新经济”预示了新的增长动力：从以投资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统计数据显示，1991—200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8.5%，2011年上升到48.3%[20]。长期大规模的投资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钢铁行业为例， 2007年以来，中国钢铁市场利用率一直低于80%，2016年下降到70%以下，远低于合理水平[21]。与此同时，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据统计，2000—2011年间，消费需求对于经济的贡献率由65%下降至55%，而2010—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和12.7%，增长幅度逐年降低[22]。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降低中国的资产投资率，刺激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刺激消费的手段有两种：其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二是通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刺激消费。与传统产业不同，“新经济”能够有效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以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旅居养老产业为例，通过将“养老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和刺激消费。显然，“新经济”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由以投资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化。
(三)“新经济”倡导了新的配置机制：从以政府为主导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职权较大，限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经济发展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发展“新经济”正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体现。首先，“新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创新的产物。以“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技术等为主的新经济、新产业本身是市场经济自由创新的结果。其次，“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繁荣市场，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创新。最后，资源配置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不仅是“新经济”的发展要求，而且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发展“新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四)“新经济”凸显了新的经济结构：从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注重以重工业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增速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另一方面，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培育了新产业、新经济。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总额不断下降，第三產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值不仅于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而且于2015年超过50%，达到50.5%[23]。“新经济”以“互联网+”、3D打印、大数据等第三产业为主，是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的产物。“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变。首先，“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业、软件开发业、电子商务交易等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智能家居、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态的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要通过对传统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传统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和新业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促进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五、“十三五”期间发展“新经济”的相关政策分析
现阶段，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质量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阶段，应该抓住新常态下的发展机遇，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指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24]因此，“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培育“新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不断深化理论创新，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随着执政水平的提高，我党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此后，中国领导人又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正确判断。新常态下，“新经济”带动的新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这与党和政府不断创新执政思路和理念密切相关。“十三五”期间，尖端创新在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动经济领域的理念创新，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正确发挥好自身职能。首先，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健全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督管理制度，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框架，构建有效的预调、微调机制，注重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最后，持续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内源动力。
(二)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过剩产能，解决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才能为“新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政府推动，市场引导，通过制定全面的配套措施，积极化解煤炭、钢铁等产业的过剩产能。第二，通过简政放权，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第三，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切实扩大有效需求。第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好脱贫致富攻坚战，积极培育新产业，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扩大有效供给。第五，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遏制非法集资势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总之，“十三五”期间，深化结构性改革必须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全面转型升级。
(三)推动“互联网+”战略升级，注重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行“互联网+”行动计划，通过加快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之间的融合，促进新业态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实现数据高效交互、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面临着内外部的各种网络安全风险，需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具体来说，首先，推动网络在线安全检测。对国内互联网进行持续、实时的扫描检测，识别符合信息安全的关键信息，提高在线安全检测能力。其次，建立网络安全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国家网络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对于关键信息的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再次，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研究。支持科研单位、网络基础设施单位和企业推进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事件分析与防护能力，保证设施设备、数据和新系统的安全。最后，加快建立网络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的安全审查制度。对关键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进行分类审查、检测与管理，从而有效保障“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网络信息安全。
(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
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盛之基、进步之魂，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十三五”期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发展“新经济”、推动经济结构轉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为此，应该准确把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确处理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几个关键点：一是深化制度改革，破除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瓶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首先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为企业创新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政策支持。二是坚持自主创新，提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现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基础自主创新不足，为此，应该坚持自力更生，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取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性成果。三是坚持市场导向原则，推动企业创新，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要把创新主体地位交给企业，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完善市场创新机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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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绛华
作者：汪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