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新型政党制度”。认知该制度，就需要对其政治特质有更深入的剖析。以良善的公共生活为导向，从历史维度分析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本文剖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来看，该制度具有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
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分析论文 篇1：
试析“军阀”古义的形成
摘要 “阀”字含义随历史发展不断变迁，到宋代表意功能大致完善，“军阀”也首次在这个时期出现。研究“军阀”古义形成经常引用的“阀阅”左右之说是错的，“阀阅”最初指乌头门的两颗柱子，后来演化成指代特定规格的乌头门。宋文献中的“军阀”指的是军功。这个涵义为后来的文献所沿用，与近代“军阀”的含义不相通。近代意义的“军阀”从日本引入，在中国又加以本土化。但从渊源上来说，近代意义的“军阀”是“阎”字词义演化的一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 军阀古义，阀，阀阅，左右之说
“军阀”这个词到了近代以后成为一个当时及至后来研究中国历史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关键词。那在古代是不是也有这个词呢，它表示什么义项，它同近代这个词是不是有互通之处呢?以前的一些探讨军阀词义的文章对军阀古义的研究不多，本文将追溯“阀”字含义在历代的变迁及对研究军阀古义形成常常引用的“阀阅”左右之说的探讨，以此来解读有关军阀古义的形成。
一、军阀古义形成的几种理解
对军阀古义形成追溯的论文不多，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观点。亚瑟·沃尔德龙(Arhhur Waldron)《军阀：二十世纪暴力、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文内涵》：
就现代的形式，它(军阀)并不源于汉语，尽管组成它的字符都来自古汉语：军，就吉乐斯(Giles)的定义，是“一支部队，据《周礼》记载，有12500人”，同时“阀”意思是“一扇三重门的左边的入口，与‘阅’——右边的入口相对”。军阀，作为“军功”，在唐代使用过。但是，当代含义的军阀组合在经典汉语词汇中没有发现。
沃尔德龙在解释军阀古义形成时，引用吉乐斯编撰的汉英词典列了军、阀字的解释，又参考《大汉和词典》的“军阀”词条，认为军阀古义与现代军阀一词的词义没有关系。沃尔德龙引用的《大汉和词典》军阀词条所引用《唐书·郭虔瓘传》，应当是宋代文献。徐勇先生《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引用《新校本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三：“郭虔瓘……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解释军阀为“军功”或“军之功”，认为“军阀”一词在古汉籍中并不多见，今古“军阀”用语，形同而义不同，两者不能相通。陈晓枫、许驰《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日阀。在右曰阋。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瑾，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
徐勇的文章没有说明军阀古义的形成，直接引出历史文献中的军阀，解释其为军功、军之功。沃尔德龙先引用汉英词典来分别解释“军”和“阀”字说明军阀古义的形成，又引用《大汉和词典》军阀词条，认为军阀古义是军功。沃尔德龙并没有说明在古义中分开的军字和阀字和含义和结合在一起的军阀之间在词义上的关系。两位先生都认为：今古军阀形同义不同，并不相通。陈先生的文章列举了“阀”字的各种词义，据此给出军阀的定义，最后引用《新唐书·郭虔瑾传》说明历史文献中的军阀。陈先生的文章并没有指出所引的历史文献中的军阀同军阀的现代含义以及作者给出的军阀定义之间的关系。以上的三种理解，都没有对军阀古义的形成给出完整的答案。
二、“阀”字词义变迁
对“军阀”的理解关键在“阀”字。“阀”字最初的用法是作为“伐”字的通假字，用以指代“伐”字功劳的义项。对伐字的功劳义项表述完整的较早的文献是《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日勋，以言日劳，用力日功，明其等日伐，积日日阅。”后来的大量注本在注阀字时多引用这条材料。现存西汉文献并没有“阀”字，只有“伐阅”。《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王卿忧公甚效!檄到，赍伐阅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渐尽其余矣。”颜师古对“伐阅”的解释就引用了《史记》说法。这是汉成帝时琅邪太守朱博给王卿的一封公函中的文字，为褒奖王卿等人捕贼有功，让他们把自己的功劳册子送过来，以便荐举。
西汉，士与宗族结合形成士族。士族大姓在西汉后期在社会上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籍着士族大姓的辅助，刘秀才建立了东汉。刘秀不得不放弃西汉“强干弱枝”的政策，转而依靠士族大姓来加强王朝的统治。在东汉政权通过选官制度选出来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自士族大姓。为了在文献中指代这些在政权建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土族大姓，于是就在西汉用来指代功劳的“伐阅”的伐字上加了个门字部，组成“阀阅”，专门用来指代这些士族大姓。
现存东汉文献中，最早出现“阀阅”是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三月丙申汉章帝发布的求贤诏书：“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诏书中的阀阅与甽亩相对，指的就是东汉初年的士族大姓。汉章帝的诏书并尚有产生有效作用。汉章帝建初七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濅疏，咎在州郡”。汉章帝下诏公卿朝臣议。韦彪上议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曾经宦海的王充，在此时写成的《程材篇》中指出：“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这些文献都表述了东汉初年官位被士族大姓把持的状况。
汉章帝建初年间，文献中依然有“伐阅”，沿用西汉“伐阅”的含义，用以指代功劳。班固《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车)千秋无他才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车千秋，冯翊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战国时田齐后裔。担任过高寝郎，即守卫汉高祖刘邦庙和陵寝的郎官。“巫蛊之祸”，他上书为太子申冤，为汉武帝所赏识，越九级提拔为大鸿胪。数月后，代替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车千秋历职轻微，称无伐阅功劳。王充《论衡·谢短篇》：“吏上功日伐阅。”“伐阅”是指文吏功劳品位，即使是上等功劳，也只能是伐阅，臣功品位中的四、五等。
“阀”字出现较晚，达不到《说文解字》收字的标准，所以许慎编《说文解字》时，就没有收入“阀”字。《说文解字》收录了“伐”字：“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日败也。”《说文解字》没有对“伐”字的每一个含义都做解释。段玉裁在注释中做了补充：“伐人者有功。故《左传》诸侯言时记功，大夫称伐。《史记》：明其等日伐，积日日阅。又引申自功日伐。”段注点明了“伐”作为较低等级的功劳的含义。
东汉中后期，士族大姓对官僚体系的控制越来越强，但始终没能形成门阀制度。所以，此时文献中出现的“阀阅”，没有演化成门阀的意思，还是指代
土族大姓。如王符《潜夫论》卷八《交际》：“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徐干《中论》卷下《谴交》：“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阀阅。”仲长统《昌言》：“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
东汉初年，为了指代为东汉政权建立贡献力量而后把持官位的士族大姓，特把西汉指功劳的“伐阅”演化成“阀阅”。此时“阀”字以代替“伐”字功劳的含义出现，没有单独使用，而是与“阅”字组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阀”字已经不单单组成“阀阅”，而是有了“门阀”、“簿阀”、“官阀”等用法。“阀”字的独立表意功能增强。阀阅指家族或是个人的经历。如《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裴注：“(孙)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晋书》卷五五《张载传》：“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官阀，用一个阀字代替阀阅，指做官的经历。如《魏书》卷六六《崔亮传》：“且吾(崔光韶)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也。”簿阀，指士族大姓。如《南齐书》卷三四：“故有窃名簿阀，忍贼肌肤，生滥死乖，趋避绳网。”门阀也开始出现，指的是士家大族。《宋书》卷四○《百官志下》：“晋孝武太元中，改选(殿内宿卫)，以门阀居之。”也有指代房屋的大门。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李元谦)常经(郭)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
隋唐文献“阀”字的使用开始增加，独立表意功能大大增强。“阀”的用法集中在门阀和阀阅，也有使用官阀、勋阀、胄阀。门阀专指门第，或是土族大姓。如《周书》卷一六：“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阀”字也单独表示门第。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八《祭故李祭酒文》：“伏惟峻阀洪宗，有劳有忠。”阀阅表示历官或是功劳的经历，或是门第。杜佑《通典》卷十八《选举六》：“魏晋设九品，置中正，盖论阀阅，罕考行能。”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四十九《崔适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备身》：“尔等阀阅甚崇，教诲斯至。”
五代宋时，“阀”字的使用处于滥觞阶段。“阀”字表意功能大致完善，或表示门第，或表示家族或个人的为官的经历，或表示旌表士族大姓的建筑构件，或表示功劳等等。表意功能的完善，必然意味着“阀”字各种组合使用的增加。此后文献中出现的与“阀”字的组合，在宋代基本都出现了。军阀的用法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徐铉奉诏校定《说文解字》时，就在《说文解字》中增加了阀字：“阀，阀阅，自序也，从门伐声，义当通用伐。”自序，自叙功状。其弟徐锴《说文系传》卷二十三：“今人言阀阅，谓历数其门中之功伐也。”此外，阀阅还有门第的含义。《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李)守素尤工谱学，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阀阅在五代时还有表示建筑构件的意思(这将在下文专门探讨)这与隋唐对魏晋门阀研究的文献积累，及门阀余势渐渐在唐代开始最终消失密不可分。元明清基本承袭五代宋时阀字的含义和各种用法。
三、“阀阅”的左右之说
在解释军阀古义形成时，沃尔德龙引用赫伯特·S·吉乐斯(Herbert S.Giles)编写的《汉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对阀字的解释：“‘阀’意思是‘一扇三重门的左边的人口，与‘阅’——右边的人口相对”’。陈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日阀，在右日阅”。这就是“阀阅”的左右之说。
“阀阅”的词义在宋以前的演变，前文详细述及，并没有表示左右的意思。宋人陈彭年等重修南朝梁顾野王编的《玉篇》，增加了好多字，定名为《大广益会玉篇》。后代乃至现代流行的《玉篇》，就是这个本子。《大广益会玉篇》中篇卷十一《门部》：“阀，扶月切，在左日阀，在右日阅”。前述的左右之说即源于此。陈彭年等人是奉敕重修，书刻得多，发行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大，后来的字书、韵书及注疏等等都大量引用。《大广益会玉篇》没有引用宋以前的文献，而直接以左右释阀阅，指代不明确。后来文献引用左右之说时，有些做了补充，有些就提出了质疑。元朝人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二十六：“阀：阀阅，功状。又曰：自序也。史记：明其等日阀，积其功日阅。又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通作伐。《前·车千秋传》：‘无伐阅功劳’。”《前》指《汉书》。《举要》引用了徐铉和徐锴的解释，及《史记》和《汉书》相关句子，解释“阀”字。引用《大广益会玉篇》时，因其表意不明，把左右解释成左边和右边的门。清朝人沈自南《艺林汇考》栋宇篇卷四：“余氏辨林，《史记》：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又有功曰阀。《车千秋传》：‘无阀阅功劳(师古：曰阀积功也，阅经历也)’。韦彪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案此则，阀阅乃勋劳之谓。有曰：门在左日阀，在右日阅者，误。”沈自南否定“阀阅”的左右之说。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卷五：“阀通作伐。《玉篇》：阀，扶月切，在左曰阀，在右曰阅。徐氏曰：义当通用伐。按左成十三年传：却至骤称其伐阅(杜注云：所践历也)。又《汉书·田千秋传》：‘无伐阅功劳(师古曰：伐，积功也；阅，经历也)’。是通作伐，并无左右之说。据左襄十九年传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则伐阅义当本此。”钮树玉对“阀”的含义做了总结，对左右之说也提出质疑。
那么是不是《玉篇》的左右之说就没有依据呢?案“阀”作为建筑构件，文献中提到较早的是《旧五代史》卷七八《晋书高祖纪四》：“先有邓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墨染，号为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后来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基本沿袭这段文字。《新五代史》卷三四《李自伦传》：“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树槐柳，十有五步。”
五代时，政府为旌表义门，在民间教化中加大政府的影响，特许部分民间宗族大姓的住宅使用一些宫殿、衙署和高官家宅专享的建筑构件彰显门户。五代王仲昭因六代同居，就被许可使用厅事、步栏、前列屏、乌头门和阙。乌头门在北魏就有在寺庙使用。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唐代乌头门的使用是五品以上官员的特权。《唐六典》卷二十三《左校署》：“五品已上得制乌头门。若官修者，左校为之。私家自修者，制度准此。”这儿没有提到乌头门的制作，或是与阀阅之间的关系。如上引文所述，五代在旌表时把乌头门形制和尺寸都给出详细的规定，王仲昭家的乌头门则规定，乌头门的两个夹门柱高度为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头上安瓦
桷，并染成黑色。乌头门因门的柱头被染成了黑色，故名乌头门。乌头门的这两个夹门柱就叫阀阅。后来阀阅的影响越来越大，变得可以单独指称乌头门。李诫《营造法式》卷二：“《唐六典》：‘六品(此误：应当是五品)以上仍通用乌头大门’。唐上官仪《投壶经》：第一箭入，谓之初箭；再入，谓之乌头，取门双表之义。义训表揭、阀阅也(褐音竭，今呼为棂星门)。”《营造法式》卷六：“乌头门(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楬，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阀阅是政府授予编户齐民的一个荣誉，用于旌表政府所提倡的一种行为，所以又被称为表楬。辛弃疾《南乡子(庆前冈周氏旌表)》：“无处着风光，天上飞来诏十行，父老欢呼童稚舞前冈，千载周家孝义乡。草木尽芬芳，更觉溪头水也香，我道乌头门侧畔诸郎，准备他年昼锦堂。”此词充分表现了乌头门的树立和功能。阀阅，或是指乌头门的两个夹门柱，或是指乌头门，都没有左右之说，难怪有以上学者对阀阅的左右之说的质疑。估计《玉篇》的左右之说，是把《旧五代史》记载乌头门的两个夹门柱，自已给它们了一个称呼，从而导致后世大量的误解。
赫伯特·S·吉乐斯(Herbert S.Giles)编写的《汉英词典》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大广益会玉篇》及《古今韵会举要》的补充解释的影响，后来又以讹传讹，单单的门又变成了一扇三重门。陈先生的文章把“阀阅”解读成树立在住宅门外的两个单体柱子，而且仕宦人家为自序功状、显耀门庭可以随意树立。另“阀阅”作为建设构件的义项，是从“阀”字门第的义项经过几重引申而获得的含义，同“阀”字的基本义项相对甚远，所以沃尔德龙仅仅引用了这个义项，而没有说明它同军阀含义之间的关系。陈先生的文章通过对阀阅左右之说的演绎直接得出自定义的军阀含义。这个军阀含义同军阀古义之间的关系，陈先生的文章并没有明确指出。
四、“军阀”词义
就当前文献来说，较早出现军阀一词，是在《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
这段文字，三位学者的文章都提到过，沃尔德龙和徐勇都把它解释成军功。陈先生的文章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据《旧唐书》卷一○三《郭虔瓘传》：“郭虔璀，齐州历城人也。开元初，累迁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已。”旧、新唐书的郭虔瓘传开篇都没有提到郭虔瓘的家世，也没有写他的早年经历。两者都是从开元初郭虔瑾任军职开始写。可见郭虔瓘没有显赫的家世，依靠的是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功绩获取军职。获驻守边域官职后，郭虔瓘在同突厥的战争中屡立奇功。故此，《旧唐书》卷一○三：“郭虔瑾……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阀字，有自序功状、门第、功劳等含义。官阀、勋阀和胄阀中阀字主要指功劳经历的含义。结合郭虔璀早期历军职和后来在突厥作战中屡立奇功，《新唐书》中“军阀”系指郭虔瑾在军事上立功的资历。军阀这个词在后来的文献中也时有使用。
沈鲤《亦玉堂稿》卷十《明封奉直大夫户部云南清吏司员外郎次泉李公神道碑铭》：“李自秦迁籍燕，军阀世无显人。”钱仪吉《衍石斋记事续稿》卷五《石泉诗集序》：“端先生宦闽三十年，数领要剧，中更戎马，民功、军阀都有可纪，见于萧山汤公所譔传，兹不更及云。”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四《宗祠碑》：“今吾族仰承荫庥，用科名、政绩、军阀起家者，官自五品汔二三品，偻指不能毕数。”这三处军阀都沿袭了《新唐书》中军阀的用法，皆指代军功。
五、结论
“阀”字从东汉初年开始出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阀”字表意功能不断增强。至五代、宋，“阀”字表意功能大致完善。据现有的文献，“阀”字本身是东汉初年出来的字，当时与“阅”字组合起来用，指代把持官位的土族大姓。阀字在东汉一朝，都与“阅”字结合来指代土族大姓。“阀”字独立表意的功能很弱。魏晋南北朝时期，“阀”字的独立表意功能增强，已经不单单组成阀阅，而是有了门阀、簿阀、官阀等用法。隋唐时，“阀”字有单独表示门第的用法。五代、宋，“阀”字表意功能大致完善，或表示门第，或表示家族或个人的为官的经历，或表示旌表士族大姓的建筑构件，或表示功劳等等。“阀”字组合的词汇也基本都出现。“军阀”也在这个时期在文献中首次出现。元明清基本承袭五代、宋时“阀”字的含义和用法。
研究“军阀”词义所引用的《大广益会玉篇》解释“阀阅”左右之说没有最终的文献依据。五代时，政府为旌表白已所提倡的道德行为，特许部分民间宗族大姓使用一定规制的乌头门。阀阅指的是这种乌头门的两棵柱子，后来演变成指代这一规制的乌头门。这项含义是从“阀”字门第的义项经过几重引申而获得的。
“军阀”是宋文献中首先出现的词组。结合史实和文本，它的意思是军事上立功的资历，即徐勇文中所说的军功。明、清文献也用过，指代的是同样的含义。这同近代拥兵自重，在一方自立为王，不听中央号令，反而借军事实力影响中央政治的军事集团并没有什么相通之处。近代“军阀”一词当如徐勇所说，由李大钊从日文引人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局势，后来随着使用的增加，它的词义也不断的丰富。近代以来，近代意义军阀的广泛使用，使得“阀”字的古义用得少，后来的学阀、财阀等许多词义都是从近代意义的军阀演生来的。
语言是为了表现客观事实而存在。客观事实不断变化，而语言本身发展缓慢的本质，必然导致我们不得不利用新造字词，或是赋予一个旧词新的涵义来描述客观事实。所以语言的表意功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有些语言现象就淘汰了，有些表意功能就变化，来适应新的客观事实。“阀”字的出现到表意功能的变化和扩张，就体现了这种变化。我们不能用后来的“阀”字演生出的多种含义去解读东汉的事实，但东汉的“阀”字的出现却是有助于我们去探讨“阀”字的根源。也不能用东汉的孤单的“阀”字的意思来解读现代的军阀或阀门的含义。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意思的同以前的意思的面目全非，而就断定没有关系，更不能生拉硬扯，误读古义来套今义。从渊源上说，“阀”字在唐代意思已经比较完善，通过中日文化交流，“阀”字及其用法也随之进入日本。日本近代使用的“阀”字当是源于中国古代“阀”字，近代意义的军阀，是“阀”字词义演化的一个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作者：谢 蔚
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分析论文 篇2：
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多视角分析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新型政党制度”。认知该制度，就需要对其政治特质有更深入的剖析。以良善的公共生活为导向，从历史维度分析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本文剖析和阐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来看，该制度具有内生性、创造性、调适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该制度具有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从中国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它具有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政治特质的揭示，将有助于明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基本取向和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政党政治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新时代 政党制度 政党政治 政治发展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4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被界定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党制度”[1]。无论是加深对该制度的政治认知，还是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和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化，都有必要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质进行多维的政治剖析。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剖析，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线索，也势必加深人们对于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度了解。至于政治剖析，则是审视新时代中国在建构“良善”政党政治方面的独特探索和政治实践。这种“良善”政党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就是要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导向的中国公共生活。
历史分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缘起与发展中揭示多元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非常注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探寻事物发展的根源。这种历史分析方法，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引导人们回溯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历史，探寻隐藏其中的政党制度特质。
内生性：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在近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面对外部冲击时由于其固有的独裁和专制局限而丧失了政治救世功能。政党，作为近代推动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政治组织，逐渐引起了时人的关注。清政府首任驻英（兼任驻法）大使郭嵩焘，率先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现象介绍给国人，英国“设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2]。作为后发国家的近代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学习和借鉴时，逐渐将政党制度引入中国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作为政治救世的工具在近现代中国的嵌入和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征。它走過了从后发外生到内生转化的艰辛历史过程。第一，多党竞争制的失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综其数目，殆达三百有余，是为民国政党林立时代”[3]。但是宋教仁被刺杀和诸多临时国会议员被贿赂成为“猪猡”议员，则以残酷事实说明多党竞争制难以完成近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设任务。第二，一党训政制的失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和国民党形式上完成统一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政党制度的封闭性，既难以吸纳各方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来侵略，又导致公权力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一党训政独裁制度最终被近代中国扫入历史垃圾堆。第三，两党竞争制度的难产。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同抵御外辱，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互竞短长。而“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宣告了这一政党制度尝试的难产。第四，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抉择中孕育产生。一方面，多种政党制度（多党制、一党训政独裁制和两党竞争制）的中国探索最终归于失败；另一方面，主要政党合作推动第一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辉煌的政治胜利，旧政协燃起了人们民主建国的渴望，新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4]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近代政党制度探索的最终历史选择和政治产物，具有内生特质。
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革命挫折之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内在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内容。首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中国政党制度的使命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就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中国政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或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时代内容而成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党纲或党章的核心内容，引领中国政党制度始终朝着“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这个崇高政治使命前进。其次，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与中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共产党宣言》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这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性，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渗透和转换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性。中国共产党总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回答和坚定的行为引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巩固了政治领导地位。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7]最后，共产党人的劳动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守，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保持了政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政党制度既能够吸纳和包容各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的公共参与，又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引领下开展广泛多层的政党合作，致力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调适性：新型政党制度历史进化中的适应性调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呈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一方面，这种调适性根源于大众的政治认同心理。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积淀了政治使命观、贤能政治观和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它要求现实的政治活动总是承载着某种崇高的政治使命和符合“道”的要求，一群“内圣外王”品质的人治理天下，在治理过程中要兼听则明。而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支撑、以每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为理想社会追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契合了民众的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思维。该制度获得了民众深层次的政治认同而具有极强的政治韧性。此外，近代以来的民主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则既隐含着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逻辑，又包含着大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很好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满足了现当代人们求民主求共和的普遍政治愿望，确保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契合传统政治心理和满足现代政治诉求，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深受民众政治认同，能够回应各种现代政治变化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经受住了历史考验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根源于深得人心的“旧政治协商”，形成于协商建国的历史过程之中，定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考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春天。在此过程中，政治协商传统得以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获得宪法保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襄助革命的“民主党派”在1989年定格为改革开放时期共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9]。“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10]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1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经受住了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考验，又即将迎来广阔的政治发展空间，展现了极强的政治调适能力。它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政党政治维度的制度保障。
持续性：政治发展视野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较高政治绩效。在近代中国追求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展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对运动的政治领导，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二次合作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使中国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次彻底胜利，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抗日戰争结束后，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政治协商深入人心。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彰显出了较强的政治发展推动功能，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积淀而成的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期待心理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协商催生新中国，党际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历经“文化大革命”严峻政治考验的中国政党制度维持了国内政治格局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焕发了新的政治活力。新时代党际之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12]，以共识凝聚力量，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可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因历史政治绩效而生，因现实政治绩效而获得广泛政治认同，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深厚政治动力。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分析，依据该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内生转化过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在与外部政治环境调适过程中呈现出了较高的政治绩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获得了民众和精英的广泛政治认同而具有较强的政治韧性。
内部分析：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隐含多元特质。
历史分析为现实审视奠定了认知基础。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系统论为视角审视该制度的内在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展现出了以下特性。
理论性：执政党先进性与参政党进步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野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3]所以，“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14]崇高的政治使命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5]这就赋予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先进性。它既要以崇高的政治理想、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政治理论给其他社会主义参政党指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又要以宽广的政治胸怀吸纳各参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分享。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16]，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政党”[17]。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参政党）或襄助革命、或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它们团结和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级、阶层、功能界别群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参政党的进步性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
开放性：体制开放和与时俱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反思苏联“一党制”弊端的基础上，于1956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政治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8]“两个万岁”思想的制度化，确保了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开放性。而正是政党体制的开放性，保障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体制主体的开放性，不同社会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代表都能进入不同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表达自我诉求，影响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体制的开放性还促进了体制吸纳议题的开放性。社会中不同公共诉求或公共意见，都能借助不同政党的代表进入人民政协这个机制化平台得到公共表达和公共审视。面对不同主体或主题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政党体制在新时代充满着蓬勃的政治生机与鲜活的政治生命力，日益受到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重视，政治信任度不断提升。
多元性：广泛代表与多元表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以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作为社会基础的，是多元社会力量的政治组织凝结与多元诉求的体制化表达。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首先在制度主体方面具有多元性，拥有9个政党，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功能界别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政党组织的民主提炼和公共表达。其次，这种政党制度还具有吸纳的议题和讨论的诉求的多元性。制度主体——即多个政党组织，必然会将内部提炼的独特诉求以不同议题的形式呈现在政党协商的各种渠道之中。多元议题及其隐含的多元利益诉求，在使该政党制度具有蓬勃政治生机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制度因适应性不足而陷入制度衰落的困境。最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多元民主机制有效吸纳和整合了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些民主机制既包括正式的党际间“双周座谈会”和人民政协中制度化的党际协商，也包括非正式和不定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通报和约谈机制。不同党派的多元诉求，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机制中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表达和相关方的政治回应。
协商性：话语式竞争民主与理性力量的柔性制衡。以协商为特质的党际协商民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协商民主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19]内含协商民主的中国政党制度也具备竞争性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特征。不过这种竞争不是选举票决式的竞争，它是一种话语竞争。其竞争焦点就在于不同话语的真实性：即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程度、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公共理性的辩护和支撑、合道德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公共道德的价值辩护和支持。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而是理性的征服；它的力量不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利益诉求的票决式叠加，而是源于多个独立个体的理性交融和利益妥协。所以，以协商为特质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充满着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依据的剧烈的话语竞争。它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20]谁说的有道理，就听从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骂的无理，我们反驳，骂的有理，我们接受”。[21]不仅如此，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为力量源泉的话语协商也对执政党和参政党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制衡。这种政治制衡，是理性和道德对政党权力的制衡。任何政党行为都要经受公共理性的审视，符合公众的道德价值标准，都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归宿。
同心性：共识凝聚与歧见包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同心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2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规范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一方面致力于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引领各方价值追求，以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凝聚各方共识，努力在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画出最大的政治“同心圆”，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汇集众智、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共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也主张凡是得到公共理性和公共道德论证的利益和价值主张都能在政治协商中获得有尊严的社会并存，以政治包容维护不同社会意见的公共表达。这为多元社会力量的公共表达、为执政党听取不同意见诉求、为公共政策的反馈调适、为重大社会问题获得多元解决路径提供了诸多政治可能性。共识凝聚带来政治合作，政治包容带来相互的政治尊重，二者共同维系着多元社会的基本共享公共秩序。
外部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彰显了它的价值特质
从系统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仅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体系中一个闭合性的政治子系统。它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
整合性：分化力量的体制化政治整合。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五大社会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23]分化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需要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整合；否则，这就会导致正式体制的政治衰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体制化方式不断吸纳分化社会力量的政党政治参与，有效实现了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整合。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吸纳“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优秀分子的加入进行自主性调适，强化对新生群体的组织吸纳和利益代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则通过党内民主和参政议政的发展充分吸纳各社会阶层和各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政党维度的利益整合、众意提炼和公共表达，日益发挥出中国共产党的“好參谋、好帮手和好同事”[24]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不断调适各自的社会基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渠道。分化社会力量不仅得到政党内部的政治整合，而且政党整合后的多元社会诉求通过党际民主形成决策或法律提案，进入公权力决策视野。参政党的参政辅政，共产党的开放式执政，共同强化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引领功能。
引领性：多维引领中强化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引领着参政党的党内民主。虽然参政党是因民主而萌生，因共和而发展。但是，在政党制度内部，参政党不仅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而且要以共产党为师推动参政党各项建设的科学化发展。二者互动形成中国特色的精英民主。中国政党制度运行而催生的精英民主，将带动和引领人民民主，使中国民主发展成为一个随时代步伐循序渐进的可控化民主过程。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正以政治质量和政治绩效为追求目标。高质量的政治绩效无疑将会对现代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巨大的政治反作用力。从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政治绩效甚至是一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领导，正在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核心竞争力。
保障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支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使中国这艘政治巨轮拥有远见卓识的坚强政治领导力量，又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一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新的思想理论引领中国发展航向。在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共产党以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作为凝聚起亿万民众的磅礴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另一方面，处于参政地位的各民主党派携手并肩共襄民族复兴大业。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5]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各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共同政治追求。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各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团结合作，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示范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探索，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两种社会发展思想和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的时代为其他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它承载着以民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政治使命。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民主高效地运行，无疑将为中国模式提供政党政治维度的丰富内涵。它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既能保持高度政治稳定又有较强民主活力的政党政治路径选择。一党领导制度，正日益彰显相对于多党制和两党制的政治优点。它“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6]所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正以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卓越的政治绩效为人类政党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结束语：特性分析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和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据此为线索，本文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展开了历史维度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内生性、使命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等政治特质；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阐述了它的理论性、开放性、多元性、协商性和同心性等政治特质；以系统论为分析视角，解读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在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彰显了它的整合性、引领性、保障性和示范性等政治特质。中国政党制度特质的政治剖析，将有助于在崇高政治目标的引领下推动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助力中国建构具有良善导向的高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注释
[1][11][12][20][22][24][26]《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2]《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页。
[3]谢彬：《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4]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页。
[9]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頁。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6]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各参政党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参见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7]孙瑞华主编：《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9]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责 编/周于琬
作者：王洪树
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分析论文 篇3：
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摘要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体现了外植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特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充斥于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辛亥革命试图依靠政府权威与社会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进程,其客观效果难以达到革命派主观意图的要求。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现代化 社会转型
一
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政治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体系向现代社会的政治规则与价值转型。现代西方理论学界主要从历史与结构两个角度来分析与理解政治现代化。
以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指政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具体指政治的民主化。它的涵义是在一个国家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现代社会政治体系方面的结构与文化变革。当前,很多学者都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认为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体系建设的启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中,辛亥革命的功绩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权政治。
从结构角度来看,政治现代化是指传统政治结构分化,产生新型的角色,形成新的政治体系与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宪政制度;按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确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分县自治制度与国民大会制度。具体形成了以四大民权与五大治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二
政治现代化实现的标准,主要是国家形成自主性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的新的政治角色和结构;政府作用的加强;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从客观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后,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形成军绅政权,出现了北洋军阀的割据。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究其内在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植型政治现代化
追根溯源,西方的民主政治起源于古代雅典与罗马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人重视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云“人是城邦的动物”。古希腊人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形成后来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局面。权力、权利、义务等政治意识在西方萌芽。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古希腊开创的朴素民主思想扩张至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帝国的形式下,罗马人通过法律、制度、军事、行政逐渐发展了民主思想,并且深化出分权、混合政体、法制等涵义,形成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制度。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的产生,是近代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欧洲社会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从古希腊、罗马的传统文化中生成了一套应对欧洲复杂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政治思想。欧洲封建机体中的异己力量生发出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固有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在革命与改革的形势下,欧洲反对神权、君权,提倡人的解放、理性,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古典民主政治理论大师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潘恩、卢梭等,发展了分权、天赋人权、代议制等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演进逻辑表明,欧洲独特的历史是形成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基础。在强大社会之下,国家政治制度出现变革趋势,出现政治现代化。
甲午之役后,近代中国的智识阶层认识到国势的转变不能再依靠于传统文化。西方进化之观点,使他们以发展之眼光来看中国社会历史,并且强烈要求以西方之方式来重构中国之社会。起初,严复疾呼“以民主为用,自由为体”,而后资产阶级鼓吹西方议会、民权,再后革命派移植了西方的革命政治理念,意图以革命再造中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欧洲国家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产物。在谈到四大民权与政府五权时,孙中山说到“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在美国的西北几个省除了这三权外还加了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各国最通行的民权”。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除了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抽出了考试权与监察权外,其它都是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理论思想。
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如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族权与王权结合的等级制度、家庭伦理与天命观念结合的政治文化,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根系没有彻底动摇。革命后建立的新式制度犹如“旧瓶装新酒”。辛亥革命覆灭了王权,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改造中国旧社会。但是取代旧制度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传统政治以新的形式复活了。相对于日本等派生型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传统,很难与西方的制度完全融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论述道:“中国今日之生活全是矛盾的生活,全是矛盾的现象”。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辛亥革命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出现广泛调动政治参与,新型的政府也没有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强劲动力。
2 民族主义下的政治民主化
辛亥革命的一条线索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华夷之辨也是自古中国士大夫的文化情结。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激化的大环境中,追求民族独立是革命党人不可逃避的任务。近代中国的政治界保持着旺盛的民族主义情节。民族主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原动力和向纵深推进的持续动力。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政治现代化,运用西方政治理念分析中国现实,以民族主义激励民族自豪感。如章太炎指出:“故仆认为民族主义为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革命派背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重担,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开启现代化,面临社会转型与强化民族的双重任务,要解决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沉重课题。20世纪民族主权独立的世纪洪流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强调民族本位、放大民族意识以求调动更大社会力量的行动在所难免。
中国政治现代化面对西方民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民族自大、盲目排外,另一是民族虚无、全盘西化。为改造本民族以求自强的情势所迫,民族自大情绪往往与偏激思想并生。一些人固守孔孟学说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有人以日本为例,认为中国民主实现不以推翻皇权为要务。若非如此,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的羸弱,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丧失必要的信心,醉心于西化。甲午之役后,中国人急需改变现状之法。一些人一心求西方民主、议会之法,对传统文化与制度不屑一顾。当时就有人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敏英俊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而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为愈矣”。直至辛亥前期,新式留学生群体形成,中国的社会心理发生深刻变化。一些人形成进化论的文化范式,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进化发展,而西方文化是东方文化改造的目标,应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改造中国文化。欧化思潮风起云涌,欧化论者与“国粹主义”展开激烈论战。及至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失败,欧化思潮更是气势磅礴,最终成为早期新文化运动思想洪流中的主导思想。
3 精英主义的社会发动模式
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是辛亥革命是在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推动下发动的,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根本没有真正参与其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裂逐渐加大。在近代学堂和海外留学的催生下,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比传统士人更关注国运与时运,但更加疏离于下层社会与农村社会。在外力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的融合程度,远远不及西方政治变革前夕的社会。西方经历王朝战争、商业革命与宗教文化变革的淬炼后,逐渐形成市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社会主导着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辛亥前的中国缺少西方前工业社会的历练,民众启蒙与社会变革并未形成广泛社会基础。少数开明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国“民智”未开。革命派认为民众很难理解他们追求的事业。胡汉民曾说:“共和国之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居大多数,更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种社会中推行革命,必然把眼光局限于通晓西方民主精神的智识阶层,他们认为这样才使革命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
孙中山以中国传统“贤人政治”的政治理念,结合西方精英政治,形成了自己精英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依赖于精英组织。他曾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他们设计制度、组织政党、推行政策都以精英思想为指导。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训政”阶段,在此阶段实行“权能分离”,政治统治权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中。由此再到“宪政”,即广大民众的完全参与。辛亥前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使革命派认识到,革命的发动与政府的管理有赖于社会精英。在此衰落与贫困之社会中,辛亥革命试图借助社会精英发动现代化,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尝苦果。社会力量动员狭窄,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精英模式的现代化路径,导致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与权威色彩。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虽突破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系,但是马上过渡到北洋军阀为核心的威权主义统治。
三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贡献与以往不同。之前的政治运动是以进行中国君主制度改革为主题的。在改革的大思路下,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等各种理念和政治设计。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引领中国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了。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重要阶段。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体制的覆灭是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资产阶级革命派充分吸取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用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社会。民族独立图存,社会形势恶化了原本纷繁复杂的东西争端,民族本位与虚无的价值之争,救亡与民主的双重任务,影响了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造成政治现代化现代性的缺失,封建传统因素阴魂不散。社会力量发动层次与广度低下,造成政治变革影响面狭窄和革命支持力弱小。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的成果缺少力度、广度以及持续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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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静,女,1979—,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作者：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