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讴歌知青岁月诗歌
知青岁月：寻访老知青
寻访老知青
郑启五
难忘的1969年，三万名厦门知识青年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狂潮席卷至闽西山区的上杭、武平、永定(俗称“三县”)插队落户，这是建国以后厦门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几乎每一个老厦门的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的年月里，这三万人的大军几乎都陆续调离了“三县”，其中大部分回到了故乡，成为目前厦门职工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岁月的小河又悠悠流淌了二十一年，当年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我也已年近不惑!去年夏末，我做为厦门知青作家代表团的一员重访当年一代厦门青年挥洒过青春血汗的闽西山区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清晨，当我们的小面包车在那连绵的群山中飞驰，目视近处的小树与荒草在山岗中摇曳，远处的炊烟桑冉冉飘升，突然一个问题抓住了我渴望中的喉咙——“在这梁野山下，平江两岸，是否还见得到当年的厦门插队知青?”我的心跳加速，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当我们参观著名的上杭才溪乡时，我激动地获悉该乡的
供销社主任就是当年的厦门知青，可惜他刚外出开会，未能谋面。
我们印有“厦门”字样的东小想上杭城关街头，有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不速之客迎了上来，与司机搭话。他匆匆离去之后，我才得知他是留在该县县办企业工作的厦门老知青。两次失之交臂，反倒使我寻访老知青的欲念越发地强烈了起来。我调离闽西山区已有十八年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在闽西的生活历史，更渴望见见那些还留在“历史”中的同龄人。蜿蜒的柏油公路终于把我送回了记忆深处的武平县城，那水泥长桥，那中心广场，那广场中的毛泽东塑像，一切的一切，都太熟悉了!我从有关方面获悉目前尚留在武平县工作的厦门老知音还有二十余人，为该县当年接收的一万零四百名厦门知青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左右。他们基本上都是因为早年与当地青年通婚成家而留下的。
是夜，我顾不得长途旅行的劳顿，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在县文化局工作的厦门老知青李世俊的家中，终于见到了一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尽管武平的同事们依然称他“小李”。但岁月已在他的眼角刻出了皱纹。一套功夫茶具使我们一见如故，随即便用厦门话长时间地交谈、在小家庭温馨的灯光下，一时免令人分不出窗外那幽幽长着微微拂来的是山民还是海风了!他的妻子贤淑面貌美，墙上贴满了独生子的三好生奖状。当我们握别时，只见他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隔天，副县长陪我回访了我当年插队的十方镇处明村，我拜访了老房东、老队长之后，又私下继续寻访起老知青。我叩响了尚在该镇供销社工作的最后一个厦门老知青车阿朝的家门，不巧男主人因把儿子送回厦门老家过暑假不在，他在镇农械厂工作的妻子接待了我。原来男主人一直怀有调回厦门工作的念头，与他同情况的十余例都已先后调离。女主人表示自己有一手电镀手艺，也很愿意为特区建设出力，只是叹息“无门路”。我爱莫能助，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县里。抢在县长接见的前夕，我又找到了一位在县商店站柜台的厦门老知青。他所在的店门正好面对着当年操管知青的县“四面办”旧址。他列举了离厦工作给家庭生活造成的种种困难后，情绪冲动地表示，自己当初是厦门出来的劳力，目前特区的发展理当考虑他回厦工作的要求。然而他又不愿影响本职工作而回厦门跑调动，结果日拖一日。目前经各方关照，他调回厦门所需的六个大印已经盖了五个，就盼着厦门劳动局最后那关键的一个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我知道厦门的劳动人事部门多年来为知青回城呕心沥血，完成了数万人调回的巨大工程，这是一座功德无量的丰碑!现在面对着这些未归的老知青中的一部分要求回厦工作的同志，是否能再次尽可能地亮起那温馨的绿灯?
从人口社会发展的进程进行宏观审视，人口的城市化是文
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动，而大动，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必将以知青大回城而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在这个梦幻般眼花缭乱的复杂变更的过程当中，不断演绎着人与人、人与地、地与地之间错综的矛盾纠葛与情感交融，知青与农民的被动与互动中的特殊生存状态，书写出局部曲折的社会发展段落，成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构成。
1991年1月写于第一次重返武平之后
第二篇：知青岁月：山中奇遇
山中奇遇
郑启五
我插队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村离城关百余里路，四周群山连绵，是全省最偏远的自然村落之一，进村后仿佛与世隔绝。
年未的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请我们抽江西的“爱民”牌经济香烟。所谓“经济香烟”，就是最便宜的一种香烟。我对这种商标的卷烟闻所未闻。我喜欢集邮，连带对香烟盒也有点关注，可能是当时江西出了一个解放军的“爱民模范”叫“李文忠”的，所以有了这样特别的商标。我们福建的经济香烟叫“丰产”，一包9分钱。他轻描淡写他说是从江西买来的，并说离这里最多二十里山路就是江西会昌的洞头公社。“这么近啊!”知青们惊叹道，于是情不自禁，都想尝一尝出省的滋味。 几天后我们按捺不住探奇之心的知青使兴冲冲地上路了.沿着一条嵌着鹅卵石的黄泥小路，穿山越岭，走着真走着我们发现林木之间隐约有个小村，不一会儿便看到村头的水田里有三个知青模样的姑娘，有一个高卷的裤腿下涂着斑斑点点的紫药水。我们便下意识地用厦门话与她门招呼，结
果她们愣住了，象撞上外星人似地了解望着我们，然后相互用上海话嘀咕了几句。这下我首先猜出她们的身份，使改用普通话激动地问;“这里是江西吧?你们是上海知青吗?”没容她们回答，我又迫不及待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是福建的厦门知青!”她们三个也异常高兴，争相从水田里拔出湿淋淋的泥腿子踏上田埂来，口中说：“是呀，是呀，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并热情地招呼我们“来，来，来，来喝水!”连续四个“来”字使我心头骤然一烫。在当时厦门人的印象中，上海人总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而关于上海姑娘，也有“赤脚羞于见人”的传闻，但一下就在陌生的碰见里烟消云散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后，她门带我们周游了这个微型的江西小山村，并到知青窝里作客。大家在交谈中都为做了几个月的“邻居”而互不知晓，大为感慨了一番。而我好奇的眼睛一直打量着周遭的一切：她们分发的生活、生产用具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只是锄头的式样有些奇特。特别难忘的是我随手翻了床头的一手抄歌本，里面全都是全文革前的电影插曲与外国民歌，与我们厦门知青点上的手抄歌本，简直如出一辙。主人们用几个印着“上山下乡干革命”字样的搪瓷子缸盛了热腾腾的白糖开水请我们喝。我至今仿佛还能感受得到那杯开水腾腾扑面的热息。在那个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一毛四分的“爱民牌”香烟后，我们就带着莫大的满足，匆匆告别了那个深山中的江西村子和那三位不知名的
上海女知青。
那回是我们当中的好些人平生第一回的“出省经历”。事后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同公社的厦门知青吹嘘说，我们交了几个上海知青朋友，那三位热情的上海姑娘已在我们加油加醋描绘中变成了天仙一般。当然，也是仅此而已。往后的几年里.会昌的上海知青与武平的厦门知青不时有一些人来往。不少上海男知青春节返沪就从福建走，有的还先在武平的厦门知青点睡一夜，然后搭长途汽车到龙岩换上火车，经来舟转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到上海，旅程三天半。据说这样还可以比从江西走快上半天。
1991年12月
第三篇：知青岁月：武平情结
《武平情结》后记
郑启五
随着岁月的流失，对武平的感觉是越发地强烈了，这种感觉谓之“武平情结”!20余年来，断断续续，涉及武平的文章居然不知不觉也有三十来篇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里。其实我在武平的日子不过几年，但刻骨铭心，因为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独立生存的!
此书诸文写作的年代跨度大，水平高低不一，认识深浅有异，甚至风格与情感也在变化之中，但所幸的是我写武平大多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带功利，也不必看人脸色行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信马由缰，随意得很，也真实得很。能真实而自由地书写自己的记忆与感觉，何其痛快乃尔!
每每看到有良心的大款们扶贫济困的义举，我也一直很冲动，哪天自己有几百万，也资助给武平的孩子们去读书，去读更多的书;或建立一个“青山绿水奖”，专门褒奖那些育护着武平秀美生态的客家乡亲。现在看来是不现实的，一介书生显然不是发财的料子，于是想编上这本《武平情结》的
小册子，尽管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也算是对第二故乡的一份情义，也不枉今生今世与武平结下的缘分。我是极其厌恶说大话与空话的，其实一个人从爱父母爱家乡的点滴做起，他的书才能读得更好，做人也才有意义!这样的观点不知是否老旧了点，可没办法，谁叫我们是老三届呢?!老旧的不仅是理念，还有旋律与文字，但它们却都在我的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真的!我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从农村回城后我当了好几年食堂的炊事员，书中的《炊事生涯》记录了经过，看来似乎与武平的关系不大，但还是收进去了。我以为正是因为有武平这碗米酒垫底，我才能勇敢面对漫漫旅途所有的苦酒，从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愿以此与厦门和武平的后生们共勉!
郑启五于厦门大学敬贤一楼
2003/1/25
第四篇：七年知青岁月心得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讲述了总书记在1969到1975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经历。书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待在农村的时间最长，年仅15岁的习近平毅然决定放弃在北京优渥的生活条件，到陕西去当知青，到最苦最难的地方去磨炼自己，到最贴近农民的地方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主席，扎根在土地里，枝繁叶茂在党中央，用自己高大的身躯，树立起中华儿女的榜样。
分享片段---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
1 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考进医学院，五年大学生涯，三年规培之路。这是新一代医学生的真实写照，如今的我们已经离开了校园，开启了新的梦想，一摞摞的发黄医学书，一支支废旧墨蓝笔，一张张尘封的病历纸，一声声催命的电话铃声，一串串急促的脚步声，一场场激烈的病例讨论，这些都是我们的平常工作的真实写照。医路漫漫，唯有坚持，才能取得教授、专家那样的称号。
十一期间，不知道有多少住院医师在医院值班?漆黑的夜里不知道有多少医务人员在伏案工作，患者的入科教育，不知道你是否千叮咛万嘱咐患者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而如今的你想起这些话语会有什么想法呢?现实是什么呢?我们收起自己的矫情，擦干自己的眼泪，放下患者及其家属的不满，揉揉眼睛继续工作，你们都很坚强，工作再苦再累，也都在坚持，从来不向父母抱怨，不向社会妥协，牟足尽，一个个的向前冲，做不到总书记那样的坚持不懈，但我们也不差，坚持在医学的道路，快乐的穿梭在病房里。主任们常说,住院医师，只有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在病人身边学习才能尽快地成长起来。没有高强度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难以培养出合格医师，年轻医师没有下夜班，你们要多看、多学、多问、多做，这样才能早日成为值班医生。我们经常会听到轻轻松松是当不好一个医生的，不努力永远做不好医生，换句话说，技术不够硬，被患者抓住把柄，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2 我们看过不少真实而负面的消息，我们抱怨过无奈过哭泣过，但仍发现自己没有改行的勇气，还是想继续做医生。医生的工作服务对象是患者，患者的救治需求随时可能发生，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医生工作时间不可能是“朝九晚五”。下班时间到了，医生仍会继续对病人进行治疗。对规培医师而言，规培期间是以学习者身份在工作，住院医师需要付出更多时间，才能有更多收获。如果因为待遇问题去“颓废”自己，对病人不负责，那样失去的很可能是自己的生涯。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七年知青岁月,总书记从一个懵懂迷茫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沉稳自信、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从梁家河大队出发，从一个普通农村的村长迈向党中央，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艰苦的环境，容易使人沉沦，但是如果志存高远，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永远不要停止为梦想而努力!
美国总统杜鲁门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责任到此，请勿推辞!”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弘扬主人翁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一名优秀的青年医师。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做事在行，忌言之凿凿，作之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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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知青岁月：武平的“发现”
武平的“发现”
郑启五
1984年的报纸曾报道在闽西武平县的唐屋村发现了几株有百年树龄的“杉树王”。这则不足百字的新华社消息一直令我耿耿于怀：哼，“发现”?真是大言不惭! 1969年我插队落户就在那里，从所在的“炭坑生产队”到“唐屋大队的大队部”，回回必绕经“杉树王”而过。只要一想起闽西，那几株粗似人民大会堂圆柱的树身就一下子堵在了思路的中央，于是叶荫下山风的凉爽与仰头张望时的微晕，便一同向眉心袭来。
其实，唐屋值得炫耀并非仅有“杉树王”。“下排生产队”知青住的院落里，红军留下的标语就有
七、八条之多，都是用毛笔写在杉木梁柱和斑驳的白墙上的，署名为“红军独立师宣传队”。有“打倒列强!”“打倒AB团!”“保卫苏维埃!”等等。字字句句，清晰如初。
偶然闲读一篇题为《周恩来刘伯承派出的特使》的史记得知，1930年代初唐屋村所隶属的帽村乡是当时工农红军粤
赣军区第三分区所在，为扼守红都瑞金的东南门户。在那里有过红军的标语自不足为奇。奇的是这些革命的呐喊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不免遭白军的戳刮而如此全整地存录下来。
“红标”历经30余载的冬寒夏炎，进而在一股历史的狂潮里与漂泊至此的厦门知青结下朝夕相处的情缘。仿佛生前有约，谁也不敢说是谁的“发现”。然而我个人在武平倒另有一次货真价实的“发现”：那是被调到处明村后的事。我住在大队“赤脚医生”聂达贞祖传的一幢闲置的老屋里，一张框式木床边红土夯打出的壁墙上，均匀地牢贴着几张旧报纸。报纸的纸质几乎与红土原色的壁面溶为一体。这铅印的旧报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的《武平新闻》。初见时我相当吃惊，“文革”的烈火竟没有燃及这张“国民党的残渣”。加上日日与之照面，“民国九年”的字迹就穿透了眼帘而字贴在记忆的壁面上了。
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曾浏览过一本新闻史之类的书，方才觉察到那几张旧报纸的珍贵足以改写若不是中国至少也是福建的新闻史!1990年我参加了厦门知青作家团重返闽西，老屋怀旧土楼“取宝”一直兴奋地推拉着我近乎无措的手脚。但为时已晚，那幢“聂氏老屋”已在1983年特大山洪中被冲得片瓦不留。我无言以对，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旧址，几
团云絮正焦急地掠过远处绿色的岗峦……
1994年2月
(后记：本文1994年在《厦门晚报》发表后，引起《福建日报》新闻研究室的重视，来函询问。可惜没有物证，我口说无凭。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图书馆微缩胶卷阅览室查阅家父早年在闽西长汀的旧作时，意外地发现了该室存有武平1945年以前的全套旧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