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为政清廉，则政权稳固；为政不廉，则政权衰落。”党风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体现着政党的形象，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其取得革命胜利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强大武器。在当时规章制度尚不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廉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1：
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及范式建构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古代传统廉政思想和西方廉政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通过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和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新型反腐廉政建设范式。
关键词：反腐廉政；廉政思想；范式构建
腐败治理是一项既系统又复杂的复合型工程，既要重视“防”也要重视“治”，既要构建制度约束也要推进文化倡廉。从世界范围内腐败治理的成功经验来看，制度反腐是拒腐防变的外在保障机制。当前，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制度框架，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过程防腐是制度反腐的重中之重，同时，廉政文化的养成的又是我们稳步推进反腐败建设的实践载体。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范式，仅靠单一形式的制度层面防腐和反腐并不能治本，必须把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高度融合地相互统一，制度的有效作用才能得到最有力的发挥，同时反腐文化的内在控制力也才能产生强大的内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将奋斗历程中的反腐廉政实践经验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并在实际工作中日益丰富完善，形成理性认识来指导具体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当前，反腐廉政工作也进入新常态，认真梳理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建构新时期下的反腐廉政工作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溯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公权力以来，腐败现象就随之而生且难以根除，被称为“政治之癌”。一般而论，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1]。党的十八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中的战略定位。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以从中凝练出反腐精华思想的火花，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传承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历史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反腐廉政思想始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提到“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强调了在评价机构和官吏的原则上廉政的重要性。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学界百家争鸣。孔子提出“德治”、“仁政”的主张，重视伦理名教的作用；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主张为爱民、选贤、取廉；晏婴则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廉政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先秦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具有一批反腐廉政思想的代表性意见。例如，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至廉而威”的看法，认为官员必须廉洁才会具有权威；唐代王维在《京兆尹张公德政碑》中提出“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认为官应廉洁从政不追求利益方能有雷霆一样的权威；明朝从立朝伊始便重视廉政建设，明太祖朱元璋注重严刑峻法，编制颁布了《大诰》等法典；清时顺治帝即位时便在诏书中指出：“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清廉”[2]，王夫之则提出“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也。”（《读通鉴论》卷十）他认为，作为官吏清正廉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学说，并创立考试院和监察院，从人才和制度两个方面着手加强反腐廉政建设。
2.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特点与作用
一是注重正确价值理念的塑造。在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传统廉政思想倡导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鼓励生活节俭，加强从政的廉洁控制力，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和自身道德修养。
二是注重廉政风气的塑造。传统文化中，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较大，家庭成员的廉洁思想意识会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影响，引导家庭成员培养廉政意识。尤其是在宗法谱系较强的一些家庭中，家规对从政者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
三是注重法治方式的塑造。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也注重廉政监督制约，从法家思想发端，到明清时期的《大诰》三编、《谕八旗文武官员人等》等法律法规。但由于在封建制度中，“人治”的作用远高于法治，皇权的权威性造成了法律法规虽然严格但执行裁量各异的情况，程序上也并不完善，导致大小官员心存侥幸，腐败现象也屡禁不绝。
3.西方反腐廉政思想的影响作用
西方政治制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在反腐廉政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分权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廉政思想。虽然中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存在差异，但都长期共同面对腐败问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也充分学习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世界先进反腐廉政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上，因为二者并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经历，其关注较多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腐败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廉政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判断，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权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科学地判断。“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对廉政建设进行了新的推断和实践，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经验，阐述了反对官僚主义等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加强自身建设和廉政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毛泽东曾反复研读《法兰西内战》等作品；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和相关举措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范本。
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反腐廉政思想的内容与演进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实践与党内建设的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长期处于同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外国侵略者做斗争的过程中，同时还注重与党内腐败现象和不良倾向做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将反腐廉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一方面坚持将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腐败统治作为反面教材，另一方面加强党内反腐败建设工作，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下如何开展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广泛实践和探索，在局部执政的部分实践历程中初步形成了反腐廉政思想。1926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3]，首次向全党和苦难中的全国民众表达了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通过“纪律”一章将廉政建设内容纪律化、规范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区域建立了民主政权。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条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4]1946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5]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思想的积极部分，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继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指导方法发扬光大，在吸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精髓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发扬艰苦奋斗、加强党内廉政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基础。
2.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中廉政建设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主要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廉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尽快恢复和开展经济建设，巩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总结革命根据地时期反腐廉政工作的实践经验，依据七届二中全会对廉政工作情况的研判，将防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和打击贪污以及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作为廉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明确地要求全党“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6]，同时他特别强调了群众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群众的监督是公共权力的必须条件。刘少奇从制度层面强调要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通过制订和落实相关制度加强具体监督工作。[7]在具体实践中，共产党结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具体实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并惩处了一批具有相当危害性的腐败分子。
3.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全面变革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客观评价了过去在廉政建设工作中所走的弯路，深刻指出廉政建设工作必须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开展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探索和阐述。通过党内腐败现象蔓延的批判，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反腐廉政建设的地位、形势、特点和任务，明确了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对反腐廉政建设做了系统地阐述，构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邓小平就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向全党提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8]。中国共产党提出，将改革开放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9]。此外，通过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范式建构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60 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系，同时具备了“制度体系反腐”模式的新特征。当前，不少学者已经对60年来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但总体而言，对于反腐模式的历史善变，尤其是从“运动反腐”模式、“权力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到“体系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权利变迁逻辑和未来发展路径研究还不够。在本文前两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反腐模式及其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拟对当前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框架分析，并解析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构建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的未来路径。
“国家廉政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良治的过程”[10]，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国家运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基本都是从管理向治理、从统治向善治、从一元向多中心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被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结合当前反腐的严峻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打破我国与国家管理方式配套的反腐模式转型的障碍，有效推动体系反腐模式的成功转型。
1.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由政党本位向国家本位转变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框架下，传统的以政党为本位的反腐体制往往会遭遇其治理范围与治理对象的困境。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反腐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首先要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即在坚持并强化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优化、调整反腐工作的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通过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多方位、多层次、多对象的反腐主体的认知、职责和权力。特别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反腐绝不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特有职责，必须群策群力，依靠群众的力量构建反腐倡廉认知体系，强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多方参与，真正实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与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新常态机制。
其次要科学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同级党委、行政齐抓共管但又相互不错位、越位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有序、逐步推进至上而下的各级纪委监察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同时优化、完善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体制，既要实现党组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绝对领导，更要保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各项工作开展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还要尝试探索建立健全群众广泛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群众是任何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力量来源，只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内驱力作用，才能提升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性和长效性。从目前我国反腐工作的现状来看，首先要给予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反腐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平等地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政策优化的过程中，从而强化全社会参与反腐的责任意识，形成“权为民所系，民为权所益”的权力互相机制。在发动民主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在权力监督机制中人民群众的参与范围和对象，从法律上明确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各自职责，从制度层面防止参与过度引发的“群众运动”，也要防止排斥社会参与的情况发生。
2.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提升反腐手段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较多的“情妇反腐”现象，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信息化的反腐形式在强化我们从严治党治国的反腐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网络反腐的白热化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们目前反腐生态的的不健康和信息反馈路径的不畅。在目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对反腐领域的这些热现象进行法理层面的冷思考，又需要通过与民众互动沟通等民主方式就下一步的反腐措施达成共识，实现反腐方式与反腐模式的现代性转型。
实现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反腐模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我国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反腐模式在当时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合理性和针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反腐模式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弊端。所以，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对于不同反腐模式的意义、功能和局限性予以辨析，采众家之长，切实提高我们执政党反腐手段的有效性。
其次，我们要科学选择反腐策略的路径和方法。对于反腐路径和方法的选择，我们必须遵循统筹兼顾、区别对待的原则，与时俱进地选择反腐策略。在预防为主尚未完全见效的情况下，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大惩处力度上，特别是在正面宣传教育的效果不够明显的情况下，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制度约束和执行监督上。
同时，我们还要十分重视对反腐手段进行科学的评估。为了强化各种反腐手段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各类反腐手段的效能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摆问题，以期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方法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育宣传方面放弃实际效果不够明显的宣教方式，选择性地推广部分初见成效宣教方式。譬如，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工作中心从制度建设转到制度效率上来，以提高反腐制度的现实执行力和长期实效性；在权力监督监管方面，可以把监督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统一起来，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协调机制，同时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监督和监管资源，形成监督和监管合力 [11]；此外，我们还必须在严肃纪律、加大惩处方面，逐步增加各类腐败案件查处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合法性，以切实发挥对腐败案件有效惩处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应。
3.借力核心廉政价值体系：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前反腐建设的重点，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反对腐败才有可以依托的基础[12]，目前我国反腐败的体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很多反腐败的举措没有成为制约权力的价值体系，针对当前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文化是植入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价值体系，目前我国的反腐败侧重从政治上规约权力的运用，所有的腐败现象的产生都是源于权力的被滥用，在一些反腐败精英的思维习惯里，通过政治手段来制约权力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其实腐败的根本原因在权力拥有者的内在的素养不够。
纵观西方一些文明国家的反腐败的经验，现在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是欧洲的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造就了廉政的环境，廉政文化成为嵌入这些国家政治精英血液里的素养，廉政文化的氛围让他们没有任何腐败的原始冲动。例如，瑞典外交部长的一句话就丢了乌纱帽。在一次同学聚会中，瑞典外交部长以公款的名义邀请同学共进晚餐，被媒体曝光后，他引咎辞职，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廉政文化中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总体文化氛围的营造不够，嵌入到中国官员脑袋里的文化影响较弱[13]，对于当下中国的廉政价值体系建设来说，必须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渠道，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当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依靠几个标语和横幅，而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加强文化建设的渠道，目前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必须学会运用自媒体来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环境，利用微博、微信等媒体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廉政建设的文化氛围，让廉政成为一种习惯。
腐败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正在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当前，世界各国的反腐败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如何反腐成为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关注重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贯十分重视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并因势利导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治理腐败问题，但是社会范围内的各类腐败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有效遏制。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和政策制度层面去研究当前国内的反腐败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进而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反腐范式予以建构，对于在新时期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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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 娟]
作者：金卫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2：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文献综述
“为政清廉，则政权稳固；为政不廉，则政权衰落。”党风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体现着政党的形象，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其取得革命胜利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强大武器。在当时规章制度尚不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廉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它不仅激励着党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继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党的廉政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高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看似大快人心的反腐败斗争，却隐含了让人不寒而栗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是倒退了还是更健全了？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就空前，这也是党在当时严峻的内外形势下站稳脚跟并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笔者认真搜集了近几十年来关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政建设的有关专著和学术论文，力求更加立体地总结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以期为当代中国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建国以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廉政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著研究视角各有不同
（1）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中的一部分来论述，如邵景均所著的《新中国反腐败简史》，只在第一章简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廉政建设的实践。（2）从时间线索入手研究的，如刘宋斌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纪事（1921年—2009年）》将1921年到2009年每一年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大事件以时间为线索作了详细叙述。（3）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廉政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作了翔实的阐述，如陈挥、王关兴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以及窦效民、王良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和徐家林、邓纯余、陈静等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4）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某一有代表性意义的根据地的廉政建设进行论述，如朱钦胜所著的《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其中对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
二、研究内容都大体围绕总结措施和经验
（1）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加以概括总结。如刘丽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中就概括出“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尝试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有着不尽完善之处，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后来党的纪检监察机构的设置和纪检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2）从具体的历史时间段进行的归纳总结。像李忠在《论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就总结了党在井同山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并概括為“官兵平等、身正反腐”，“教育为本、思想反腐”，“建立规章制度、依法反腐”，“依靠群众、民主反腐”等几条经验。（3）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理论逻辑的演进出发进行梳理，赵社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逻辑演进及其历史经验》就是以党的廉政建设逻辑演进梳理，最后还得出要“加强思想教育”、“从严治党”、“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依靠群众监督”等几点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并指出，“依靠群众反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之一。”（4）从执行力的有效性角度总结的论文，其中郭红亮《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他将延安时期党反腐倡廉建设有效执行的原因归纳为“法规制定因势而易、系统配套”，“落实过程中领导带头、惩处严格”，“执行过程中改善环境、推进民主”，“执行机制上注重监督、大胆改革”。作者认为，“在廉政制度执行中法规是依据，过程是关键，环境是保障，机制是根本，只有从这四个方面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可借鉴的积极意义。但也尚存一些不足，比如在现有的研究中以介绍性、资料性的文章居多，而评价性的、思考性的研究较少；再如研究多集中在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相对来说建党初期、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就比较少，研究范围不够，缺乏全面性。
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防腐倡廉思想教育多是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实现，同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不仅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而且对于推进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创新，不断开创党风廉政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邵景均.新中国反腐败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纪事（1921—2009）[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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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忠.论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03：72-74.
[9]赵社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逻辑演进及其历史经验[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2：89-91.
[10]郭红亮.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01：56-59.
作者：张若辰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篇3：
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实践活动中，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逐步形成了优良的作风，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整党整风教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历史进程；经验启示
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笔者在此试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90多年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作一研究概述。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来的实践活动中，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就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77思想作风建设要重在教育，必须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此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决议》深入分析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的”[1]85。《决议》针对党员干部中错误思想的种种表现和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和改进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锻炼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812。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从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思想作风上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1093-1094。这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从此，三大优良作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根本内容。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1438因此，他又强调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左”的错误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被歪曲，是非颠倒、敌我颠倒、谬误横行，派系严重，使得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也遭受到了极大破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状况。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4]143。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思想理论上的前提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
邓小平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阐明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79年3月，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4]177-178
邓小平认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1979年11月，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指出，“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4]230他还进一步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4]368
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要求“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4]229。
邓小平在党风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问题。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33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如，恢复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建立监察机构，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简化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接待工作若干规定》等等。
（三）江泽民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江泽民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同样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江泽民深刻阐明了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9年12月，他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指出：“由于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至忽视党的建设，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对此，切不可估计不足，掉以轻心。”[5]89他强调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6]291。
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92年10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5]248-249。1997年9月，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已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7]45-46
江泽民认为党风的核心问题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002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6]572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永远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8]
江泽民还对新时期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阐述。2001年8月，他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一文中指出：“抓党的作风建设”，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做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6]324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涵盖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
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1996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要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必须搞好党风，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5]505。为此，他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7]360。并从1998年11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间，用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中央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1999年上半年结束，地、市、县机关1999年下半年结束。“三讲”教育为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方面作了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积累了经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在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党风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如：1995年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1997年3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1998年11月，制定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02年7月，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是一个全面加强和改进执政党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科学总结了取得执政地位5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深刻分析了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从而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胡锦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就率领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来到河北省的西柏坡，参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他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两个务必”，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并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习贯彻党章为重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活动分三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时间。第一批是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从2005年1月开始到6月基本结束。第二批是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从2005年7月开始到12月结束。第三批是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从2006年1月开始到6月基本结束。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的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集中教育活动，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
胡锦涛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2006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关系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关系党的整体形象。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9]。
胡锦涛同样强调领导干部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200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10]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了中共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全党要大兴“四风”即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并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党的作风建设[11]。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还在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进展。如，2003年12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4月，制定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时规定》；2005年1月，制定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二、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来的辉煌历程中，在作风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经验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前提条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
党风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归根结底总是受世界观指导的。从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来看，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全党，是搞好党风的一条基本经验。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他在古田会议中明确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进而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表现和危害进行了深入批判，为延安整风运动顺利开展和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条件。“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决了世界观问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党风的好转。实践充分表明，党风建设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世界观转变问题。为此，要从根本解决党风问题，树立良好的作风，就必须从解决世界观问题入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抵制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二）核心问题——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内容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判断评价一个政党，最直观的就是看党的作风状况，看党与人民群众是否紧紧地站在一起，是否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着党的命运。党风好，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党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党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反之，党就会失去民心，丧失力量的源泉，为人民群众所抛弃，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政党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衷心拥护，势必会垮台。这是一条被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实现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党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才能使党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永葆蓬勃生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根本目标——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贯彻落实
党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通过加强党风建设振奋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力地促进和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一个基本做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因此，党风建设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和各个时期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来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善于搞革命、搞武装斗争的党，成功地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大力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了与新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新作风。正是有了这种良好作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得以深入贯彻落实；党才能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
（四）关键环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
搞好党风，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是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级权力的执掌者，他们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群众的利害得失，影响到全体党员思想作风的取向，是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人民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作风优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就能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拥戴，为党的形象增添光辉，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重要贡献。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好，贪污腐败盛行，就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人格的魅力和威信，导致干群关系恶劣，损坏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能够保持优良的作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导之以行，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重要。搞好党风，促使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五）主要途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搞好执政党党风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这是由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制度本身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所谓根本性，是由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制度是党的工作经验和党的生活规律的规范化和条文化，是全党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对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起着有力的保障性作用。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党的工作和行动必须遵守的法规法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对全党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强制性，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真遵守，贯彻落实。所谓全局性，是指党的制度是与党的工作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党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所谓稳定性，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方面党的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党的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应的党的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来制定、修改或废除。党的制度一经制定和颁布实施，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设是党用来稳定队伍，巩固组织的工具，如果放弃了党的制度建设，那么党的队伍就无法稳定，党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所以必须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所谓长期性，也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制度本身具有长期性。制度是把那些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可以长期发生作用的实践经验的结晶，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制度建设本身也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党的生命有多么长久，制度建设就会自始至终相伴随。所以，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各项工作之中去，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把作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确定下来，坚持下去。
（六）有效形式——开展整党整风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以整党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非常明显的效果。其做法是党员干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克服各种不良作风，达到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的。客观地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学风、文风和党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正是通过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得到了解决，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整党整风教育来促进作风建设。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整党教育，90年代开展的“三讲”教育，在新世纪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等等，都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勇于和善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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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3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77.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2.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34.
[1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1.
责任编辑 何成学
Historical Review and Inspiration 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Styl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Dai Anlin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Hunan 410006）
作者：戴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