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体育新闻报道长久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这样普遍的文化现象传递出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维系了男性在运动领域内的霸权地位。本文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对2008年～2011年台球项目的国内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最终都可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1：
身体的隐喻
金基德是韩国当代电影导演中最具个人特色的导演之一。在金氏电影中，“隐喻”被大量运用，尤其是在电影《时间》中，“身体”不仅是导演表达的技巧和手法之一，更成为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线索。在金基德的镜头中，“身体”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物，更是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地位的象征——在取得“身体”的独立性的表面下，精神世界仍然被束缚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主义世界中，最终造成了故事的悲剧结果。
隐喻——借用客观事物来表达影片的深层次意义，是电影表现手法之一。金基德是韩国当代导演中善于运用“隐喻”这一表现手法的导演之一。凭借对“隐喻”的巧妙运用，在金基德的镜头下，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事物都可以被赋予独特而让人思考的意味，例如《坏小子》中那面单向透光的镜子象征着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情感隔膜，即使彼此近在咫尺，精神和情感却得不到应有的交流，更无法实现共鸣；在《弓》中，“弓”这一物体的意义也耐人寻味，它不仅是老人抵御外来入侵的武器、表达心声的乐器，更是个人私欲的象征。这些承载着电影主题的隐喻性符号在影片中大多只出现几次，但在《时间》中，“身体”这一隐喻性符号，不仅被赋予了多重意义，更是贯穿整部影片最重要的线索，成为影片表现的主要对象，这在金氏电影中实属少见。
电影《时间》聚焦的对象是世界范围内尤其是韩国国内兴起的“整容热”。金基德另辟蹊径，从女性身体和精神的两重对立，重新审视了这一令人趋之若鹜的人体改造技术，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女性的现代地位及其精神世界。
影片从女孩世喜的视觉角度出发，讲述了世喜（思喜）与男友智宇的爱情故事：与男友恋爱几年的世喜认为智宇对自己的爱正在降温，她开始不安，时常因为智宇对其他女人献殷勤或讨好而变得歇斯底里。世喜把原因归结为：智宇厌倦了自己的身体。为了挽回智宇的爱，世喜选择了“整容”来改变自己，希望自己的身体得到改变，智宇对自己的爱情之火能重新燃烧。6个月以后，在“崭新”的世喜的苦心安排下，她终于以“思喜”的身份重新认识了智宇，并顺利得到了智宇的爱。重拾爱情的思喜没有收获喜悦，相反地陷入了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身体与精神的对立煎熬之中，最终不得已向智宇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真相，智宇难以接受和理解，选择了模仿世喜的做法——整容。世喜四处寻找整容后的智宇，在追逐中，智宇命丧车轮，世喜彻底崩溃，再次选择整容，希望能告别过去的一切。这个悲剧性的故事不仅让我们为世喜执着而热烈的爱情而唏嘘不已，更让我们开始深思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当代社会，女性的自我定位及其自主意识的真实境况。
一、女性自我定位的焦虑
任何事物都逃不过时间的吞噬，自诞生之日起，所有事物就在一步步走向消亡。在时间的蚕食下，人的身体、容貌必然走向衰老。在封建社会，女性身体的美丽、健康及其传宗接代的功能是其生存发展和取得社会地位的基础所在。女性主义第一次将女性定位为独立于男性的社会角色，第一次发现了女性存在的基础是其自身特有的价值，第一次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独立的个体。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意识逐渐觉醒，女性身体不再仅仅是男性审美、取悦、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存在物，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身体的焦虑却从未真正离开过女性及其思想。在影片伊始，影片用长达2分钟时间表现了整容的基本过程。在这些不同角度的特写镜头中，一个原本健康的女性身体被冰冷的手术刀肆意地撕裂、切割，再用人工合成物质填充、缝合。女性身体在医生（男性）的审视和塑造下，丧失了主体意识，成为一个满足男性要求和欲望，肆意被改造的躯体，丧失了“身体”的自主性。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及其身体始终处于被审视的地位，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失去了“悦己者”的关注与欣赏，“容”就失去了意义，女性失去了男性的关注与欣赏，其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可见男女两性身体的社会地位天壤之别。在影片中，世喜对于身体的思考贯穿电影始终。她讨厌其他女人美丽的身体，因为她害怕智宇被“勾引”；她讨厌自己的脸，甚至不愿意智宇看自己。世喜反复追问“每天看到我这样的身体，你厌倦了吧？”“两年了，你厌倦我了吧？”“对不起，让你每天对着这张生气的脸？”世喜对自我身体的否定、对同性身体的嫉妒都将女性身体置于男性目光之下，成为被审视和被考量的物体，也反映出世喜对自我定位的焦虑。
世喜是现代女性的缩影：聪明、漂亮、独立，在付出全心全意的爱的同时也渴望获得忠贞不二的爱情。世喜对智宇的歇斯底里、对同性的嫉妒和责骂都是其勇敢、渴望平等的表现。这些过激的举动也透露出世喜潜意识中的焦虑，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现代女性拥有的看似独立、坚强的自我意识和思想实质上是极度脆弱的、无助的，在时间及外部环境的荡涤下，这看似坚强的独立和自信的基础（身体）逐渐被抽离，直至最后信心完全坍塌，她不得不借助“重塑身体”的方式换取另一个身份来博取男性的爱。手术后的世喜并没有获得重生的喜悦，相反地，她走向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手术后的她拥有了新的身体，新的身份——思喜。她以思喜的身份重新获得了智宇的好感，却没有收获真正的快乐，“我为什么会如此难过？”原因在于思喜的灵魂仍然禁锢在世喜的精神世界中，世喜的影子如影相随，就如思喜家中的照片，虽然几次撕毁，却总会留有世喜的照片。精神与肉体的严重分割使思喜更加焦虑，更加疯狂，她狠狠地打了智宇，她一方面怨恨智宇的“喜新厌旧”，另一方面，她意识到自己永远地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一个失去自我的人必然要走向非理性。为了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她用不同的方式反复提醒智宇关于世喜的存在，希望唤起智宇对世喜的爱，但又惧怕智宇真的回到世喜身边，因为世喜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里，思喜的焦虑和不安成为现代女性自我焦虑的缩影。当智宇知晓思喜的真实身份后，他难以面对这个被冰冷的手术刀刻意改造和雕琢的陌生身体就是记忆中熟悉的、自然的、美丽的身体，而这个新颖的身体透露出的神秘、妖艳与世喜的自然、纯洁的身体相对比是不为男性所接受的。至此，世喜的自我意识在爱人的否定中消失殆尽。影片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一个事实：正如整形医师所言，“从一开始就错了”，以迎合男性的行为来反抗男性权利，最终必然将女性的自主意识引向迷失，世喜重塑身体的出发点就决定了她失败的结局。
在影片中，身体还承载着了爱情的隐含意义。智宇消失后，思喜四处寻找。容貌已经改变，思喜只能通过身体的接触来判断智宇的存在。爱情，原本是两个心灵的碰撞与交流，但女性往往将其搁置在身体之上。现代技术的发展使身体可以“瞬息万变”，爱情则更加“飘忽不定”，这是世喜自我焦虑的表现之一，也是其走向悲剧的又一原因。
二、金基德电影的男权意识
金基德电影的独特风格使其在韩国众多著名电影导演中独树一帜，关注边缘人，灰色的影片基调等都是其影片的一贯风格和特点。其中，男权意识也是其电影最明显的符号。
《时间》是一部表达女性意识和女性抗争的影片，但仍无法逃离金基德深重的男权意识。在影片中，咖啡馆成为主要环境，而在这个环境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反复出现，清新可爱的女服务员、娇媚风情的女老板娘，打扮时髦的女顾客以及和男友谈分手的女孩。女性成为这一场景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对象，观众的视线反复被定格在这些不同的女孩身上，正如智宇对女服务员的注视，女性的身体反复地被注视、被审阅。在整容医院内，男性医生把控着“重塑”女性身体的权力。医生冷静地反复审视世喜的五官，用手触摸世喜的下巴，如同检阅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物体一样居高临下地做出了自己的审美判断：这里要开一点，下巴要削一点，使线条更柔和，让你的脸变得小一点。所谓“柔和”、“小”都是基于男权意识的基础上对“女性美”的界定。正如福柯所言，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直接控制它，干预它，强迫它得以改造，从而变得驯服，有用。通过这些权力手段，个人被观察，被物化，身体被规训。躺在手术台上的女性在麻醉药和男权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已经失去了意识，影射出女性在男权主义的背景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成为男性的傀儡。世喜和智宇投射出现实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女性及其身体始终是被改造、被驯服、被审视、被规训的对象，男性则始终是高高在上的“造物者”的角色，成为这场“爱情”游戏中的真正的“导演”和“主角”，女性虽然穿着“独立自主”的外衣，渴望反抗和斗争，希望获取胜利却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时间》的诸多场景也带有浓厚的男权意识。整容医院是世喜曾经以为的“重生”的希望之地，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事实上，却成为悲剧的开始。整容医院的大门上，左边门印着一个女人平淡的半边脸，右边门则印着一个女人漂亮精致的半边脸。这扇门就是男权主义制造的美貌神话。纳奥米·沃尔夫曾说，美貌神话是父权主义的“男性凝视”下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打造下成为了操控女性的工具。女性试图重塑身体的行为正是受到这一美貌神话的规训。客观上看，整容医院只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出现的消费场所。表面上的消费主体是追求自信和美丽的广大女性，实际其真正的消费者仍然是男性及其男权主义。走进这一消费场域的女性在男性意识的操控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主体观念，必然陷入绝望的深渊。整容医院的大门在影片中四次出现——赴约的世喜在整容医院门口巧遇一个戴着口罩的神秘女人，并撞坏了她的相框（影片一开始）；世喜整容；世喜开始后悔整容，再次走进整容医院；智宇命丧车轮，绝望的世喜再次整容，拿着相框从整容医院离开。门的四次出现代表着世喜精神世界的转变：焦虑——希望——忧虑——绝望。
三、小结
表面上，《时间》是一部以反映“整容”这一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电影，但始终关注于边缘社会的金基德赋予了影片崭新的意义——女性从千百年来的身体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身体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不同的方式（美容、美发、化妆乃至整容）来改变自己。世喜试图通过对身体的认识和重塑来重新获得权力（爱与被爱）的反抗，却将自己讽刺性地陷入了身体与灵魂的“战争”，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这场以“身体”为赌注的结局足以让我们深思——女性的独立是否只是表面的，甚至是“虚构”的，在取得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的同时，实际上始终生活在男权主义的“阴影”下，所谓的女性“自主”在当今社会中仍然是海市蜃楼，甚至让女性走进更加困顿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探讨男女两性权利分属的影片。在金基德的镜头下，爱情褪去了温情和浪漫的外衣，展现的是满是疮痍的身体和心灵，隐喻的是男女两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斗争与反抗，更讽刺性地指向了女性主义的发展。也许，如何引导当代女性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建立真正的自信，塑造坚强的自我意识才是女性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 丽(1983.7-),女,四川巴中人, 重庆教育学院宣传统战部,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方面教学。）
作者：王 丽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2：
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意涵分析
【摘要】体育新闻报道长久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这样普遍的文化现象传递出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维系了男性在运动领域内的霸权地位。本文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对2008年～2011年台球项目的国内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最终都可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
【关键词】女性运动；媒体再现；女性研究；运动传播
自古以来，运动对女性就存有偏见和不平等的待遇。对于人类体育竞技活动影响最深远的奥运会，在希腊雅典时期的古奥运时代，只有男性才有权利参加，妇女和奴隶一样，连在场边观看都不被允许，遑论参与竞技[1]。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创办人顾拜旦爵士（Coubertin）更是坚决地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ESPN选出20世纪100位最伟大的运动员，其中只有8位女性。以至于可以说，女性在运动历史中不只是被排挤在边缘，而且简直是完全排斥在整个体系之外，彻底剥夺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并使女性成为“不在场”的一种虚无存在[2]。
正当运动与媒介两个领域在建构性别差异上，各自扮演重要角色之时，一旦两者结合为一体，所传递出的性别意识又如何呢？此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内容分析为基础，针对媒介中对女性运动员的呈现，特别着重在女性运动特质被边缘化与贬低的方式，以及将男子的能力视为常规的媒体产制方式加以剖析[3]。此类主题的体育传播研究，已经是国外文本传播研究的主流，但反观国内却缺乏相关成果，以至于无法得知国内媒介是如何呈现女性运动员[4]。故本文拟以体育媒介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性别意涵，分析其呈现男女运动员的再现策略。本文同时采取量化的内容分析，与质化的论述分析，借由多元方法的三角检核，希望能对体育新闻报道的性别意涵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解析。
内容分析
首先，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内的台球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台球项目已经获得国内媒体的充分关注，且男女台球选手均具世界顶尖水平，在比较媒体的再现策略中，不会受到来自男女间表现差异悬殊的因素干扰。
在赛事的选择上，基于赛事报道需具备的内容丰富性特征，本文选取国际性赛事作为研究对象，包括2008年～2011年的安利杯世界女子九球公开赛、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的男子与女子组赛事、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斯诺克世锦赛以及斯诺克大奖赛。
在样本的选择上，是以在市场占有率和读者影响力上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报刊《体坛周报》、《体育周报》、《东方体育日报》、《扬子体育报》，以及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台球板块在赛事期间所有的相关新闻作为分析样本，本文共搜集了596篇相关报道。
其次，类目建构及信度。
本文根据运动传播领域中有关性别议题方面内容分析的研究文献，以及研究者实际搜集报纸报道过程中的经验，根据研究目的与需要，将内容分析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报道主题内容；（二）报道对象性别；（三）胜负归因；（四）运动员特质的描述；（五）外貌∕成就重点。
信度方面，本文以“编码员信度法”检定信度。所有题项求得的编码者信度为0.87。而针对个别题项部分，信度则都在0.9以上。
最后，内容分析结果。
媒体关注度差异。在所搜集的596篇新闻文本中，单一赛事中，以男子赛事斯诺克世锦赛的平均报道量最高（体育报刊87篇，网络165篇），其次是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新闻（体育报刊34篇，网络51篇）。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上，男子比赛的报道数量均多于女子比赛。因此，扣除亚运会这个区域性综合体育赛事，单就台球赛而言，女子赛的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重视，而积分最高的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则有重男轻女的现象。
就报道形式而言，报纸报道各项赛事均以纯粹新闻或是赛事结果的解释分析为主。进一步分析发现，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有较多的选手侧写（23%）、专题报道（6.3%）与花絮（17.8%），报道形式比起其他赛事较多样化。报道主题以选手侧写（23%）最多，每年赛事都有针对每一位参赛选手的人物侧写特稿。赛前预告的新闻比例也很高（20.9%），锦标赛自从1998年起每年开赛前都会举办盛大的记者会，由于赛事引起了广大反响，自2008年起就开始举行许多造势公关活动。
再现策略的性别差异。虽然单一赛事中，以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受到媒体重视，但是当分析男女合办的赛事时，失衡的现象就显现了。分析报道主角的性别，发现4项男女合办的赛事（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2010广州亚运会、洲际对抗赛与世界女子暨青少年台球赛）都比较强调男子组（57.3%比28.3%），即便是在报道中男女的字数与强调程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媒体仍将男子组放在报道较优先的位置，而这些合办的赛事主办单位也都将女子决赛安排在前，视男子决赛为最后高潮，依旧不断复制社会中男优女劣的意识形态。
分析媒体对选手表现的归因，发现在胜利归因方面男女并无很大的差异，都以正面肯定他们的技术优异、表现稳健。但在失败归因上就对女选手较为不利，女选手有较高的比例被形容为阵脚大乱、技不如人，而男选手则较常被归为运气不佳，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符。
在报道的强调重点上，虽然媒体不分男女，形容选手时都以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为主，但在比例上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形容男子的运动表现占98.8％，相对的，女子则有较多的报道会提及她们的穿着与打扮，有15.9％的比例在报道中完全只谈论选手的外貌与穿着打扮，不谈运动表现，总计有近三成的新闻都谈及女选手的表情与外貌穿着打扮，与男选手仅有1%的比例相差甚远。这样的研究结果也都与过去文献相同，这显示媒体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再现中，篇幅花费在她们的女性气质与美貌，已经是体育记者在新闻写作时的常规。
论述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文本中陈述的排比，分析隐藏于新闻文本中的对于女性运动员的论述结构，以及潜藏的权力关系，接近于傅柯的权力观点，故采用傅柯的论述分析策略，并结合使用Kendall and Wickham（1999）在《运用傅柯的方法》中提出的“论述形构方法[5]。
命名与分类。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将人们分门别类，通过对类别间差异的辨识，区分出我群与他者的分别，进而加以命名、贴上标签，而这些命名或标签都是富含价值评判的操作，并携带了不同的意义。运动选手尤其常被人们用各种封号来称呼，尤其是职业运动选手，在高度商业化的同时，为了吸引注意、彰显个人特色，常有固定的绰号，多半这类绰号的命名权掌握在运动组织与大众媒体的手中[6]。
搜集媒体对男女台球选手的命名可发现，对于女选手的绰号使用两种命名策略，一是强调外貌特征，二是使用“幼稚化”的符号。例如，“漂亮宝贝”、“台球芭比”与“台球情人”也都因为选手的外貌美丽动人而得名。
反观男选手的绰号，“冷面杀手”、“魔术师”、“飞弹”、“无敌铁金刚”等，所使用的符号大都强调台球选手所需的运动特质，如沉着冷静、爆发力、精确度等，男选手的命名策略直接关连台球运动所需的天分与禀赋。当这些命名与卷标一再在媒体中具体而重复地被提及时，它就成为一套有规范力的论述，依据性别一分为二，制造出一种社会共识，男选手着重的是技术，女选手则是美貌。
运动能力的解释。Duncan and Messner认为专业的运动评论家有相当大的力量能塑造阅听人的收视经验，进而影响阅听人对运动员表现的评价。本文在内容分析部分，发现在赛事结果的描述与解释上，男女在胜利归因上主要都是称赞他们技术层面或是心理状态的优异表现；但在失败的情况下，媒体归因对男子选手较为有利。但是内容分析只能对每场对战结果的输赢原因进行次数的计算，说明的只是表面意义，本文继续在质化分析上进行诠释。
以《台球神童长大了》与《改变造型扭转球运》两篇报道为例分析发现，上述分别对丁俊晖与潘晓婷的报道，都在他们拿到重要国际赛事的冠军后，以特稿的形式对两位运动员的成就予以赞扬，立意原旨都是要正面肯定当事人的成就，丁俊晖以《台球神童长大了》的标题，而潘晓婷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对于潘晓婷的改变加入相当篇幅的外貌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者成就的因果推论，丁俊晖是“这两年他很认真求进步”，潘晓婷却是“改变造型扭转球运”。如此将男性的成就归于主动性的自我努力，而女性的成就却来自与运动毫不相关的造型改变因而带来的运气，显示潘晓婷的主体位置是被动、外控的，如此的归因方式论述是将女性的成就平凡化的实践。
此外，两篇报道都对过去不受重视的处境加以剖析，但是丁俊晖的场景描述都来自球场上的抗衡，但是提及潘晓婷却是因为其姿色不显眼，造型平凡。就两篇报道发言的主体上，丁俊晖有许多次主动的发言机会，主动诉说金牌对自己的意义，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反观潘晓婷的报道却无任何发言，所有场上的表现，甚至容貌的形容定义权都来自记者单方面的陈述，从发言权的行使上，可以看出媒体文本中的权力结构，男选手的报道中，选手与记者同时拥有对当事人行动的解释权，而女选手则未握有发言权，显现男选手与记者两个主体间的权力位置较为平等；女选手的主体与记者相较之下则居于弱势。
结 语
本文无论是从内容分析还是论述分析，借由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可以发现，运动新闻文本建构了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男中心／女边陲、男成熟／女幼稚、男主体／女客体、技术资本／美貌资本等陈述的排比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媒体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正如同Derrida指出的，很少二元对立的划分是中立的，性别论述的二元对立中，男性的一端总是居于主控位置。此外，各种陈述主题最终都归结到女性运动论述中的“美貌神话”。美貌是女性运动员获得赞赏的条件，也是父权体制将她们边缘化的武器；美貌是女性运动员借以竞争地位的资本，同时也是压迫女人的一种主宰力量。
总之，体育作为一种动感的艺术，通过展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呈现出运动员的健康之美。[7]56我国媒体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体育新闻界，获得更多的国际体育文化信息，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从中获取知识，从而更快地提高我们的体育新闻报道水平和地位，赢得世界体育新闻界一席之地。[7]56
参考文献：
[1]王建台.奥林匹克与妇女运动[J].体育学刊，2010（2）.
[2]陈玫霖.女性与媒体再现：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4）.
[3]陈治.性别、政治与媒体：报纸如何报道女性政治人物[J].南方论刊，2009（12）.
[4]蔡采秀.社会转型期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反思[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4）.
[5]姜廷波，辛鹤.内容分析、文本分析与论述分析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J].传媒观察，2009（7）.
[6]牛森.论体育新闻报道异化现象及其负面影响[J].山东体育科技，2010（1）.
[7]何福洋.简论我国体育新闻的发展趋势[J].新闻爱好者，2012（1下）.
（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编校：张红玲
作者：朱雪飞
美貌神话女性主义论文 篇3：
浅析《梦回藻海》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摘 要：《梦回藻海》是简.里斯的鸿篇巨作，是二十世纪女性必读作品。小说充斥着对女性和自然的生态描写，以及父权制压迫意识的建构与解构。研究将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小说中自然、文化、与两性之间的关系，意图揭示简.里斯的生态女性主义价值观。
关键词：《梦回藻海》；生态女性主义；父权制
作者简介：白美娴（1984-），女，内江人，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既关注生态伦理，又寻求社会公正。它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流派，建立了一套理论阐述自我、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术语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妮最先提出， 她同时指出了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统治这一双重问题，奥波妮也因此被看作生态女性主义的早期倡导者和理论奠基人之一。作为社会运动和理论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包含思想体系和行动主义两个层面。从行动主义的视阈看，生态女性主义致力于“改善环境平衡、消除社会等级制、保留本土文化和经济价值、维持本土生计和永续性”。[1] 对环境退化的问题追根溯源，生态女性主义者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妇女和儿童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同为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对象。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西方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很自然地把女性同生态环境及其他因阶级、性别或种族而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结成同盟。观念和行动密不可分：没有行动，关爱就是一句空话。生态女性主义者对造成不平等与压迫的种种因素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父权制社会、跨国企业以及全球资本化。更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挑战了二元论，他们认为二元论就是统治与殖民发生的逻辑基础，同时，各种形式的压迫与统治也在种种二元对立里体现了出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寻求一种文学形式来同等地满足生态伦理和女性主义的复杂标准，也要在某种程度上使二者同时得到体现。
一、“加勒比海”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
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洛里.格鲁恩在《解除压迫》一文中写道：“等级制的建构以及随后这种意识的自然化，是把对妇女和动物的压迫合理化的背景机制。” [2] 因此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其中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除等级观念，摧毁统治逻辑，认识并尊重处于劣势的第二性的价值。对第二性的价值重估自然会引发权力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最终导致父权制的废除。《梦回藻海》同样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与自然做了重新解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种种二元对立的递进与叠加建构起统治关系的基础—父权制，这种二元对立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以及白人与黑人的对立，然而作为白人男性实施特权统治的基础，小说中的父权制却并不是所向披靡的；相反，作家简.里斯笔下的父权制遭遇到了巨大的挑衅与强烈的反抗。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把“力”分为五个类别，其中一个她称之为“对抗力”，即“在一种上下对立、且下受制于上的情境中，由下者施诸于上者的一种明显的抗力”。[3] 而大自然作为被人类统治的“下者”，在其受压迫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从未放弃过她的反抗。正如《梦回藻海》里的加勒比海，尽管落入了白人殖民者的手中受其掠夺与宰割，但自始至终她同时以另一种姿态出现，那就是对所谓“文明进程”的从不停歇的反抗。小说的作者赋予大自然一种不可战胜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神力，强烈抵制白人殖民者将其变成自己的伊甸园。
海伦.内贝克评价《梦回藻海》是一幅技艺精湛精美绚丽的神话织锦，是作者“复杂精妙编织技艺”的最好体现。[4] 加勒比海伊甸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神话之一，但与西方传统文化《创世纪》不同，加勒比海伊甸园的特点是她有着女性形象并具有反抗性：对人类统治永不停止的反抗。无论白人殖民者如何想把美丽的加勒比海变成自己心目中的伊甸园，大自然始终以自己不可战胜的神力抵制着欧洲人的野蛮入侵。里斯用她的笔“赋予自然景物一种主体性”，通过生动拟人化的描写使她笔下的大自然兼具形体与灵性。加勒比海的环境明显对爱德华.罗切斯特的身体不利，他一到那儿就病倒了。这里的气候对他是一种折磨，在他待在格兰布瓦的整个时期里，他都受着这样的折磨。那些长在河边的花散发着强烈的气味，熏得他头晕；早上醒来，会有一种黄绿色的光让他难受，仿佛被人监视。在里斯带有情感色彩的描写下，大自然仿佛化身为人，对自己地盘上的入侵者神不知鬼不觉地施以报复，让他们付出健康的代价。大自然的威力同样影响着人的心理。不夸张地说，《梦回藻海》所呈现的世界“远古而神秘，且万物有灵，这里的一事一物、一草一木无不具有人的情感和力量。” [5] 而这诸多的情感和力量对居住在这里和周遭的人的心理施加着影响，且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爱德华.罗切斯特居住的越久，就对这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越有感触，这种威胁使他惊慌，让他难受，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他走进森林的时候：
“我开始快步行走，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光线变了。出现了一种绿光。我确实是在森林，这不可能有错。可是我感到了敌意……我静静地站着没动，我能肯定我正被监视着，我回头去看，可是什么都没有，除了树和树下面的绿光……可是在我好像已经行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低处的灌木和地上的藤蔓缠住了我的腿，而高处的树正在我的头顶聚拢……我不知身在何处，敌意四伏，让我感到茫然而恐惧……”[6]
二、生态女性主义影响下的父权制
对于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女性经验，卡罗尔.克里斯特和朱迪斯.普拉斯科将其分为两个类别：女性主义经验和传统女性经验。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经验的价值恰恰在于“经历解放”这个过程本身----认识压迫，对抗男权文化和社会制度，逐渐获得自由。母权制的建立和女性权力的获得不可避免的动摇了父权制的统治地位。在《梦回藻海》中，高高在上的父权制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小说里的男权制被置于广大的女性体验世界，作者选取繁茂丰盛的加勒比海自然景观作为故事的背景，正是以此来象征丰盈富饶的女性经验。在那片热带地区，身处一个被“他者化”和“女性化”的本土环境中，这种环境所生成的主导性价值观严重地挑战和削弱了爱德华.罗切斯特原有的思想体系和对世界的认知。那里的植物、森林、历史、社会习俗和岛上的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时时刻刻对他施以影响的，还有他那易怒并心怀怨恨的美貌妻子。在他眼中，这是一个充斥着女性阴柔感的地方，神秘莫测，无论他多么想要看透，都无能为力，他因此而无限痛苦。他终于决定撤离这个阴森森的危险地方，回到他的欧洲，然而，那里的父权社会同样遭到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小说的开头部分，梅森先生和安妮特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男权的理性和女性的感性之间的一场较量。梅森先生被困于自己“白人男性”的身份造成的局限与狭隘中，无法接受来自女性的警告，而女性明显的更接近原始的本性。[7] 安妮特警告他当心黑人，他置之一笑，然而铁的事实证明了他理性的错误。
在写给弗朗西斯.温德姆的一封信中，简.里斯表达了她对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说《简.爱》的感激之情：
“毫无疑问勃朗特姐妹是有天赋的（或者是颇有天赋），尤其是艾米丽。阅读《简.爱》，人会不由分说地被彻底征服。但是随后再次读它，一读再读，我总是为其中那个‘纸老虎一般、荒诞愚蠢、总之什么都不对’ 的克里奥疯女人感到难过，对这样的描写感到悻悻然，尤其对罗切斯特先生那实质上的残忍感到不满。”[8]
毫无疑问，里斯写作的灵感来自于勃朗特的小说。她重写了罗切斯特先生和伯莎.梅森的故事，来质疑勃朗特的偏差，如她所说：“那只是单方面----英国这一方的故事……西印度群岛上的白人……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角度” [9] 在自己的文本里，里斯把笔墨主要放置在故事的另一面，刻画出一个真实的西印度群岛，通过对白人男性的价值体系—父权制的建构与结构，描述加勒比海的自然环境、女性和当地黑人对白人统治和压迫的激烈反抗，里斯用她的笔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西印度群岛。
里斯在书中对父权制的着意解构，清晰的表明了她有着生态女性主义的敏锐意识。里斯首先还原了故事的发生地，把《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和伯莎从父权制主宰的英格兰带回了丰饶繁茂的牙买加，这是一块美丽妖娆、生机勃勃、历史悠久的土地，然而“这里并不是只有美妙的沙滩和微笑的人们，相反，这里的美丽，令人产生深深的不安”。 [10] 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和威慑的源泉，是反抗白人父权社会的一股暗势力。其次，加勒比海诸岛的黑人和他们的文化得到了重新解读和呈现，那是与西方霸权眼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一种风貌。
通过重新呈现加勒比海风貌和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黑人生活，以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写那位克里奥白种女人的故事，简.里斯在《梦回藻海》一书里可谓充分表达了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和价值观。她在书中表现出的对父权制的批评和对受压迫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切，使她被评价为一位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锋作家，也使得《梦回藻海》成为一部受人敬仰的作品，是《简.爱》当之无愧的前篇。
参考文献：
[1]Gaard， Greta， ed.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5.
[2]Gaard， Greta & Patrick D. Murphy.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3]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200.
[4][7]Nebeker， Helen. Jean Rhys， Woman in Passage：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Novels of Jean Rhys[M]. Montreal： Eden Press Women’s Publications， 1981：130.
[5]Maurel， Sylvie. Jean Rhy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151.
[6]Rhys， Jean. Wide Sargasso Sea[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65-66.
[8][9][10]Wyndham， Francis and Diana Melly. The Letters of Jean Rhys[M]. New York： Elisabeth Sifon Books， 1984：262， 297， 262.
作者：白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