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家族土司经济范文
土家族土司文化
土司文化
据资料搜集证明：茅冈土司内覃姓最盛，其次为田、向、彭、黄、庹、罗、秦等姓，这些姓氏全都是当地土民。经过几次征剿和通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民族逐渐增加，茅冈也杂居有土汉苗族的人民。
茅冈土家人的个性：刚劲淳朴，勇于拼搏，守其信义，敢于追求争议，不惜自我牺牲，其类皆衲于言，而敏于行，易激愤，不善言巧。这就是土家族山水造成的“辛辣精神”。茅冈土家族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因受种种条件限制，有语无文。存于乡间土语略举稍许：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意思)祖父叫爬铺，父亲叫阿巴，母亲叫阿业，叔叫安杯，叔母叫业捏，兄叫阿可，弟叫阿矮，儿子叫卵必，女叫必优，孙子叫惹必，孙女叫惹必优，外祖父叫嘎公，外祖母叫卡不，吃饭叫直戛，大米叫司里，肉叫食，碗叫切必，筷子叫不支，茶叫(日阿)泽，喝杯茶叫(日阿)泽、拉术服等等。土家族语法有一显著特点，即多为倒装语，如公鸡叫鸡公等。目前还流行的土家语言有：哈太(不懂)，哈拉糊(傻瓜)，冲(枪)，赶仗(狩猎)放快(早晨说龙蛇虎)等等。土语地名有：杉那子、毕笼、土家旮、哈溪等等。
茅冈土家族服饰：男人裹青头巾，穿青灰色对胸布扣上衣，下穿青兰色大裤脚，脚穿草鞋，雨天带脚马。女人头插水红色小花，带银耳环，银手镯，上身穿绣花边青兰色满襟，下穿青兰色绣花边大裤角，脚穿绣花鞋，不裹脚。
土家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并且贯穿于广大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开荒锣鼓、薅草歌、澧水号子、放牛山歌、散花调等等。乐器主要有唢呐、大号、二胡、锣鼓等。特别逢年过节、集会就要跳“摆手舞”、“唱山歌”、“踢踺子”、“打飞棒”、“摔撑腰”、“卖龙车车”、“金二排”等。春节期间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闹“花灯”、“阳戏”(俗称杨花柳)、“武术”、“气功”常伴于“狮子灯”、“龙灯”表演。各村寨还札有
二、三丈高的“秋千”，男女青年打起来最为壮观。
茅冈土家族信仰与禁忌：土家族人崇拜祖先迷信神鬼，如供奉“大老爷、二老爷”(土家先祖)和“龙王三神”、“黑保大神”，并把士老司(巫师)、土医奉为尊敬的人。多数小孩在三至九岁的时候都请土老司“渡关”、“还愿”、“托帛”、“泼水犯”，如果成年长期生病，请郎中治疗不愈，就请土老司祛邪，土老司身穿法衣，手执宝剑，为病人“赶鬼”，还要“上刀山”(把罐头烧红)，“摸油锅”(把油在锅里烧开)，最后是“砍草人”、“扛马脚”(马脚抬着神飞天坎、溪坎)等。
土家的禁忌较多，如：过年吃年饭不能喝汤，年初一不准向外泼水，不能扫地，不能向外倒垃圾。早饭前不能说龙、蛇、虎、猴，早晨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进主人的屋不能脚踩撑架鼎(土家多在火坑用鼎罐煮饭吃)，借水桶不能送空水桶，或挑担水，或在门外改双手提空桶送进厨房，借药罐不能送，只能主人去取。买药不能背，只能提在手里，嫁出去的女回娘家不能夫妻同房，妇女坐月后，母亲去陪女同房，三十天时，母女一起回娘家坐十八天，才能回婆家。寡妇不能引新娘入洞房等。
《六月六日——覃垕忌日》：茅冈土家族确信六月六日是覃垕被朱元璋的大将周德兴利用朱思济(覃垕的女婿)把覃垕从千山万峒中骗出来抓去杀害的，其时间按《明实录》记载的几件大事可以推断：明洪武五年(1372)四月长江大水，汤和入川大军在三峡被阻隔不能入川，便派曹良臣等约六万人增援周德兴围攻覃垕起义军，七月西上行军，六月六日覃垕牺牲时间是真实的。
茅冈土家族纪念覃垕的方式，这一天不晒衣，不晒书，以表示对覃垕的哀思，同时举行大的群众集会，“跳摆手舞”、“茅古斯舞”、“土司舞”、“气功”、“武术”表演等。“卫所区”的土家人，这天都晒皮袄、棉衣、字画。附会意思是免得蛀虫蛀坏覃垕偶像。(传说朱元璋杀害覃垕后，天昏地暗，闪电雷霆，朱元璋传圣旨扎成覃垕偶像，让他世世代代坐“位”七天。)
《过赶年》：茅冈土家族是腊月，月小二十
八、月大是二十九日下半夜，最迟天亮以前吃完年饭，这叫做“过赶年”。意思是土家族常被外族突然袭击，以防三十外族袭击，故提前一天过年。过赶年延至今天，只是一种传统从俗而已。
《赶仗》：茅冈土家人，一到冬天，很多男人，身背火枪，领着猎狗，去大山中“赶仗”(狩猎)，一旦打得野兽，实行一种特殊分配方法，即至将死兽双脚捆绑好为止，所有到场的人平均分得一份，山中野物，见者有份，枪手则分得兽头。这种分配方法现在仍然在实行。
《打白工》：茅冈土家人，凡是私人建房、挑新田、开新塘、嫁女、结婚、老人丧事等，一律实行“打白工”，帮工者只在主人家吃饭，不取任何费用，不计任何报酬，不管五天十天都一样。尤其是丧事，不用主人邀请，同村同寨的乡邻会自动前往帮忙，不计任何报酬。
《婚俗特异》：茅冈土家人除了同姓不通婚以外，还有庹田二姓，覃秦二姓互不通婚。据说庹田、覃秦在大庸原来都是一姓，在历史上为了逃避“族灭”之灾，才由田、覃改庹、秦。截止目前，庹田、覃秦基本仍不开亲。
婚姻嫁娶礼仪：茅冈土家族的男女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娘之言，部分也有男女对唱山歌恋爱，但结婚都必须遵照繁琐的礼仪，如经双方父母同意后，要经过“订八字”、求婚、送上头礼、出嫁、迎亲、拜天地、拜父母、闹房等等。
闺女出嫁，家族陪以嫁妆，如：被、棉套、衣物等，闺女要在出嫁一月时间对长辈哭嫁，一直哭到嫁为止。男方到女方娶亲，女方族人在大门外拦门(摆两条长凳)，男女双方的“迎亲”和“来亲”进行对话，答对了才敞开大门，让大轿进门，否则不准进门，如果两家新娘大轿在路上相遇，双方要停轿，新娘互换小手帕，然后各走一边通行。新娘进屋拜天地时，男双方亲不能当面在堂前，而是避在屋后(防止新郎新娘拜天地时，外族突然袭击)。新娘入洞房要“抢房”(看谁先进房今后就是主人)，给新娘新郎送的“交杯茶”，双方都不能喝，只是接好放下。女子哭嫁，有的从婚前半月开始，有的从“上头”后开始。
《大丧夜唱丧歌》：茅冈土家人的老父老母去世后，举行“大丧夜”追悼活动，入夜近亲进邻的男女，都来点香扣头，哭诉一阵，同时打“围鼓”、吹“唢呐”。半夜以后，一些人就绕殡而行唱“丧歌”，直到天明，子女直接亲属都不能入睡，老母就唱“十月怀胎”、“二十四孝”、“目连寻母”等。挽歌：父母一梦入黄梁，永离幽冥痛感伤，生我深恩愧未报，养身大德怎能忘，鹤声啼断层悉云锁，猿泪洒干恨雨扬，更有许多添愁处，檐前滴水情愈长。安葬前要在灵前摆桌吃“分家饭”，给死者同样摆上一份。
《上梁》：土家族人把起新屋作为人生最大的喜事之一。因此，起屋时除选好屋场和设计好房屋试样外，把立架上梁作为根本吉兆，主人对此特别重视。上梁分选梁树;做梁画梁;吉日良辰上梁(即立屋当天)。上梁由主管木匠和请当地一位贤人进行赞梁，一问一答，如问：主梁主梁，生在何方，长在何地，何人见它长长?何人拖斧砍树?何人来把尺量?答：主梁主梁，生在峨眉山上，长在九龙头上，张郎拖斧砍树，鲁班来把尺量„„开始上梁，二人又唱：乙：手提酒壶闪金光，壶中美酒喷喷香，欢欢喜喜上屋去，要为主东赞主梁。甲：手端茶盘四四方，张郎造就鲁班装，四角造起龙凤样，金漆盘子摆中央，手攀梯子把梯上，满堂宾客喜洋洋。乙-：上一步，一步高升，天官赐福金满堂;甲：上二步，二步成祥，永保主东出贤良，万代富贵金满仓;乙：上三步，中三元，刘备关张访大贤，南阳有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下高岗。„„上十步，十美十全，张郎鲁班下凡间，修起高楼和大厦，主东富贵万万年。二人上至屋脊梁时，赞者喜气洋洋赞道：鸽子翻坐梁头，恭喜主东楼上楼，自从今日
上梁后，衣食住行样样有。另一人赞道：坐梁头观四方，主东住的好屋场，前面八步朝阳水，后面八步水朝阳。两人各坐一头边饮酒边赞一阵后，开始抛粑粑。首先是给主人做的两个大粑粑，赞梁者问主人要富，是要贵?主人答富贵都要。于是赞者将粑粑抛给主人，主人在下面用宽布接着。然后赞者将若干小粑粑往人群中抛，大家故意争着抢粑粑闹着玩。接着就是亲友用各色布挂在梁上，表示祝贺，谓之“搭梁”，此时鞭炮齐鸣，山乡一派沸腾。
《岩墓葬》：从前茅冈土家人曾实行“岩墓葬”，就是茅冈的七年寨西南的悬崖上还有岩墓葬遗址，青安、罗塔也有发现。
《土民的住房》：土民的住房都很简陋，多系低矮的茅棚草舍，少数土官拥有土砖木柱瓦房。
第二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湘西自治州上下按照“542”发展思路，全力以赴抓投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经济社会实现了健康平稳发展。
一、综
合
初步核算，湘西自治州实现生产总值457.0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9.0亿元，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156.8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增加值231.2亿元，增长10.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17508元，增长7.5%。
全州三次产业结构为15.1∶34.3∶50.6。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27.4%。第
一、
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6%、31.7%和60.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7.9亿元，增长27.6%，占生产总值的3.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03.9亿元，增长8.5%，占生产总值的66.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二、农
业
全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69.2亿元，比上年增长4.4%。其中，农业增加值52.3亿元，增长4.2%;林业增加值3.6亿元，增长6.6%;牧业增加值11.5亿元，增长4.3%;渔业增加值1.3亿元，增长4.4%。
全州粮食播种面积18.1万公顷，比上年增长0.7%;油料种植面积6.1万公顷，增长2.0%;蔬菜种植面积6.2万公顷，增长4.1 %。
全州粮食总产量84.31万吨，比上年增长2.2%;蔬菜产量75.7万吨，增长2.8%;油料产量9.0万吨，增长2.4%;茶叶产量0.21万吨，增长14.5%;猪肉产量7.99万吨，增长3.5%;水产品产量2.15万吨，增长2.4%。烤烟产量2.6万吨，下降26.5%。
全州特色农业种植面积240万亩，全州共创建标准园、示范园、精品园77个，示范基地5万亩。完成以早蜜椪柑为主的品种改良面积2.7万亩，实施柑桔低产园改造面积8.8万亩。创办粮油高产创建示范片24个，其中油菜5个，水稻10个，玉米8个，马铃薯1个。柑橘栽培面积107万亩，猕猴桃栽培面积12.8万亩，全州茶园总面积24.2万亩，其中良种茶园面积17.9万亩，烟叶种植面积22.4万亩，中药材面积21.3万亩，百合种植面积10万亩。
全州建成家庭农场近6000个，农民合作社1473个，农村土地流转22.9万亩。农产品加工业企业646个，州级以上龙头企业127家。
“五小”水利建设全面完工，古阳河水库、吉辽河水库、中秋河水库等建设有序推进，解决18.7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完成47座重点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75，治理坡耕地300公顷，综合治理河道35.42km。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25.3亿元，比上年增长6.8%。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84.6亿元，比上年增长6.8%。分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9.5亿元，增长17.4%;集体企业增加值0.1亿元，下降20.7%;股份制企业增加值70.3亿元，增长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0.2亿元，增长97.8%。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16.7亿元，下降10.5%;重工业增加值67.9亿元，增长12%。锰锌铝矿产业、食品加工产业及生物医药产业三大产业实现增加值57.3亿元，增长1.5%，占规模工业的67.7%。在三大产业中，锰锌铝矿产业实现增加值47.3亿元，增长8.3%;食品加工产业实现增加值7.7亿元，下降17.9%;生物医药产业实现增加值2.3亿元，下降33.6%。
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7.3亿元，比上年增长7.8%;实现利税12.2亿元，下降6.8%。三大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7.4亿元，增长4.1%，占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9.2%;实现利税8.9亿元，下降8.1%，占规模工业利税的73.2%;从业人员3.1万人，占规模工业从业人员的66%。全年规模工业产销率为97.2%，提高0.3个百分点。
全州建筑业增加值31.6亿元，增长9.4%。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总产值45.9亿元，比上年增长27.1%。房屋施工面积318.5万平方米，增长7.6%;房屋竣工面积117.7万平方米，增长3.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州固定资产投资303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其中，非省管跨区项目投资299亿元，增长20.4%;省管跨地区项目投资4亿元，下降82.7%。
在非省管跨区项目投资中，按经济类型分，国有投资188.5亿元，增长28.9%;非国有投资110.5亿元，增长8.2%。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亿元，下降3.8%;第二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4.7亿元，增长15.5%;第三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9.4亿元，增长22.5%。按投资方向分，全州房地产项目投资40亿元，增长12.4%，基础设施投资131.4亿元，增长21.9%;产业投资47.2亿元，增长27.6%;工业投资61.8亿元，增长12.2%;生态环境投资12.9亿元，增长56.1%;高新技术产业投资4.9亿元，下降2.7%;民生投资43.4亿元，增长16.6%。
全州施工项目753个，比上年增加116个，增长18.2%。其中，新开工项目有403个，增加23个，增长6.1%;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151.8亿元，增长27.6%。
烟草产业项目成功落地，湘西机场项目完成选址和专家评审，张吉怀快速铁路争取有新进展，张花高速3条连接线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全州完成文明示范路14条219.3公里，农村通畅工程1684公里，建成农村客运站36个、招呼站547个;铜仁凤凰机场扩建工程竣工，黔张常铁路(湘西段)开工建设。
五、国内贸易和物价
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3.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按经营地分，城镇零售额166.4亿元，增长12.8%;乡村零售额37.1亿元，增长12.8%。按行业分，批发和零售业172.2亿元，增长12.8%;住宿和餐饮业31.2亿元，增长12.7 %。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46.2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其中，石油及制品类实现零售额28.1亿元，增长10.3%，粮油食品类零售额3.2亿元，增长64.9%;衣着类零售额1.4亿元，增长51.8%;日用品类零售额0.9亿元，增长29.5%。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食品价格上涨2.3%。其中粮食价格下降4.1%，鲜菜价格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6%。
六、对外经济和旅游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16亿美元，增长36.6%。其中：出口2.12亿美元，增长39.4%;进口0.04亿美元，下降34.1%。实际利用外资0.23亿美元，增长15.4%。全州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166亿元，增长20.4%，新引进投资过亿元重大项目20个，合同引资108亿元。
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810.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分别增长21%和20.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2.07万人次，增长85.4%;旅游创汇收入4408万美元，增长64.8%。
全州在建的26个州重点旅游项目完成投资14.08亿元，在建的14个省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完成投资9.37亿元。老司城“申遗”取得进展，启动了凤凰古城、矮寨奇观国家5A级景区创建和坐龙峡景区、边城茶峒景区国家4A级景区创建工作。泸溪白沙景区、浦市古镇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全州等级景区达到13个，其中，国家4A级景区8个，国家3A级景区5个。湘西土家族民歌、花垣苗族赶秋节入选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州国家级“非遗”名录达到26项。花垣边城镇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永顺老司城村、龙山捞车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芙蓉镇、里耶、边城、浦市四大古镇全部晋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全州“国字号”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品牌达到149个。
全州共举办各类旅游节庆活动32场次，参与游客200余万人次。举办了吉首国际鼓文化节、芙蓉镇猛洞河30周年巡礼活动、保靖吕洞山苗族原生态文化艺术节、花垣县赶秋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七、交通运输和邮电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1257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03公里，国道413公里，省道2259公里，县道1752公里，乡道7844公里。年末全州民用汽车保有量9.13万辆，增长15.9%;私人汽车保有量7.88万辆，增长18.1%，其中轿车保有量2.94万辆，增长26.3%。全年全社会货运量2841万吨，增长17.0%，货物周转量45.03亿吨公里，增长15.3%;客运量5769万人，增长4.3%，旅客周转量37.12亿人公里，增长6.1%。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22.98亿元，增长27.2%。其中，邮政业务总量1.52亿元，增长10.4%，电信业务总量21.46亿元，增长28.6%。年末固定电话用户21.85万户，下降8.9%。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6.54万户，增长14.9%。
八、财政、金融与保险
全州财政总收入64.6亿元，增长28.7%。其中，税收收入49.6亿元，增长35.4%，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76.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7亿元，增长13.6%。其中，税收收入22.7亿元，增加3.1亿元，增长15.7%。财政支出204.9亿元，增长17.5%。其中，用于民生支出132.4亿元，增长18.1%，占全州财政支出的64.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21.8亿元，比上年增长14.7%。其中，单位存款231.4亿元，增长17.2%;个人存款466.9亿元，增长14.6%。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20.3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其中短期贷款118.3亿元，增长14.7%;中长期贷款200.9亿元，增长29.2%。
全年保险保费收入13.41亿元，增长12%。其中寿险保费收入8.3亿元，增长6.7%;财产险保费收入4.3亿元，增长22.7%。全年各项赔款和给付支出3.17亿元，增长19.8%。其中寿险给付0.99亿元，增长24.9%;财产险赔款1.9亿元，增长14.7%。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州有普通高校3所，中等职业学校28所，普通中学182所，小学233所，特殊教育学校4所，幼儿园559个。研究生毕业生0.02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1.2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0.71万人，普通高中毕业生1.41万人，普通初中毕业生2.96万人，普通小学毕业生3.53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9.37万人，比上年增长8.2%。全州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75.5%，毕业生升学率83.1%。各类民办学校547所，比上年增长12.1%。发放国家奖学金、助学金1.53亿元，国家奖学金、助学金资助高校学生0.11万人次。
科技项目建设实现突破，向上争项69项，争取资金3113万元。实施州本级项目建设17个，其中工业类9个、农业类5个、社会发展基础研究类3个，投入资金728万元。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家，全州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家，新培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2家，研究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3项。汇丰矿业的钒电解液、大庭矿业1200目超微细球形活性锌粉开发、边城生物无盐香醋暨椪柑果醋绿色高效酿造等完成了州级以上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种苗繁育、示范基地建设及标准化栽培技术、综合防控技术的示范推广等8项新技术在茶叶、杜仲、猕猴桃、虎杖、百合、椪柑等传统产业推广。
全州有4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7项，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8项，签订技术合同32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496万元。
全年全州专利申请量793件，增长27.5%。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54件，增长53.9%;大专院校申请302 件，增长55.7%;工矿企业专利申请195件，增长28.3%;机关团体申请8件，增长800%。授权专利量414件，增长20%。其中，发明专利36件，增长24.1%;大专院校授权136件，增长67.9%;工矿企业授权118件，下降9.9%。
年末全州有产品检测实验室1个。法定计量检定机构3个，特种设备检验机构2个，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7张。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项，组织制定地方标准46项。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州有民间表演团体750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9个，公共图书馆9个，博物馆、纪念馆10个，广播电台5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2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8%，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
全州电视台9座，有线电视用户23.6万户，增长2%，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9.6万户，增长8.2%;卫星接收30.9万户，下降9.6%;本地公共电视节目35.7万户。
全州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26个，省级62个，国家级传承人22人，省级70人。
年末全州有卫生机构(含诊所、村卫生室)3289个，比上年增长0.6%。医院(卫生院)266个，比上年增长2.7%。其中，妇幼保健院(所、站)9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399个，村卫生室2371个。全州卫生技术人员13739人，比上年增长7.1%。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4485人，比上年增长6%。全州医院、卫生院床位数14407张，比上年增长8.2%。全州医疗卫生机构续建和新开工建设卫生基础项目261个，总投资8.12亿元，建设总规模28.92万平方米，全州完成23个乡镇卫生院、80个村卫生室建设。乡镇卫生院204个，乡镇卫生院床位数4306张。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5%以上，为242名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实施救治救助。全州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11类43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7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累计为204万城乡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79.03%。
年末有体育场地1922个，体育馆11座，运动场188个，游泳池7个，各种训练房1638个，全州开展全民健身项目25项次，有236个行政村新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获得世界冠军3个。
十一、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年末耕地面积19.7万公顷，基本农田15.8万公顷。全州建设占用耕地0.0246万公顷，补充耕地0.0246万公顷。全年实施省以上土地综合整治项目6个，实施省以上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设规模0.4万公顷。全州已发现矿种66种，已探明资源储量的矿种34种，实施地质勘察项目(含续作项目)27个，实施能源危机矿山找矿项目4个，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5处。全州有国家地质公园3个，地址遗迹保护区12个。
全州平均年降水量1405毫米，总用水量9.16亿立方米，人均用水量348立方米，人均水资源5999立方米。实际监测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III类标准的比重为35.4%。全年开工各类水利工程5.3万处，水利工程投入资金14.3亿元，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0.14亿立方米。全州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3.8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36.5平方公里。
全州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31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5个。保护区面积23.1万公顷。全州森林面积80.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66.9%，全州活立木蓄积3220.7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3.2%。全年完成造林面积2.4万公顷，年末实有封山育林面积16.3万公顷。
绿色湘西工程加快实施，全州投入营造林资金1.6亿元，完成人工造林18.5万亩，封山育林15.8万亩;完成退耕还林补植补造9.4万亩，旱灾补植补造8.5万亩;完成生态村庄建设102个，造林2万亩，全民义务植树530万株。全州7个国有林场全面禁止商业采伐，木材采伐经营加工清理整顿取得成效。泸溪武水、花垣古苗河湿地公园通过国家评审。
全州共9家污水处理厂，23家废水国控企业，6家废气国控企业，27家重金属国控企业， 80家企业安装了现场端在线监控设施。已建成11个空气自动站，3个地表水自动站。全州出动2521人次开展环境安全检查，对488家污染源单位进行专项整治检查，对319家企业进行污染隐患排查。完成35个国家省重点减排项目建设。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全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597起，上升2%，死亡88人，下降12%，其中:生产经营性安全责任事故147起死亡40人，比上年事故起数下降10%，死亡人数上升11%。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19人，下降20.8%;工矿商贸企业十万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1.4人，与上年持平;煤炭百万吨煤死亡人数21.5人，增长240%;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0.56人/万辆，比上年下降5.1%。
十
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14年末全州户籍总人口293.99万人，增长0.6%。常住人口262.05万人，增长0.8%，其中城镇人口104.5万人，全州城镇化率为39.9%。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231.52万人，占总人口的 78.75%。其中，土家族126.58万人，苗族102.89万人。全州人口出生率为 13.25‰，比上年下降0.18个千分点;死亡率为6.03‰，比上年上升0.19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7.22‰，比上年下降0.37个千分点。
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98元，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资性收入10710元，经营净收入1679元，转移性收入4656元，财产性收入8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91元，增长12%。其中，工资性收入2098元，经营净收入2511元，转移净收入1256元，财产净收入26元。全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1163元。其中食品支出3593元，居住支出2305元，衣着支出增长922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0.4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530元。其中，食品、居住和衣着分别为2078元、967元、334元。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2.7平方米。
全州改扩建乡镇敬老院14所，比上年增长7.7%。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五保户分散供养标准2640元/年，比上年增长10%。全州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16个，比上年增长39.8%。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收养人员7462人，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8898张。政府为城镇居民6.7万人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1.9亿元。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238.7元，比上年增长1.9%。政府为农村居民25.3万人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2.5亿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00元，比上年增长5.3%。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3.6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0.9亿元，直接接收社会捐赠0.05亿元。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2.6万人，比上年增长18%，失业人员再就业1.1万人，下降7%。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4%，比上年高0.1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2.4万人;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6.6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5.8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224.9万人，参保率达98.7%。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129.3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7万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数6.4万人。参加工伤保险职工人数20.3万人，参加生育保险职工人数11.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15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职工人数0.23万人。
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第三篇：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钟义见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了研讨。为充分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特将大会发言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土司研究中名词概念亟须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对规范使用某些名词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比如，对土官、土司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然未形成定论。有人坚持认为，土官、土司分别指文、武土二职，也有人认为二者实质相同。后者更多强调今天的使用，众多文献也有充分的证实。前者则忽略了更多文献的不同用法，这样表述既不准确，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且使用极为普遍。以《清实录》为例，土司出现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认为，使用“土司”一词更为恰当。我建议，在今后的研究论述中应统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这样不仅遵从多数人的习惯，更是为了规范化。
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明之土司见于《明史土司传》，所谓“西南夷来归者”不过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今有学者误将辽东诸卫列为土司，依据为《明史职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无标题，故极易被误作土官之设置。其实，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别土官。众所周知，辽东诸卫，为清起家之地，其事为清廷所深讳，修明史诸人焉敢直书其事?然于此亦不能无所记述，故含混书之。据《明会典兵部铨选》记，少数民族之官有“土官”与“夷人”之别，故分列“土官袭替”、“夷人袭替”二条，其制有所不同，虽亦有“达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则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误读历史。
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我们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来，土司制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随着近年研究视角的扩展，土司制度领域显现出广阔的研究情景，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统治边疆的制度和做法，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其中以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统治形式、社会文化、边疆各民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们可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史、文化传承史以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
土司之乱成明代严重边害之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
西南地区的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大约每隔七八年间，土司之间或土司与王朝之间就发生一次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土司之乱，已成为明朝的严重边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发过规模不等的与土司的军事冲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乱的根源，是当今土司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司历来“各长其部，割据一方”，必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不相容。当其势力强大时，或为其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时进入汉族地区劫夺人口，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国家的管理体制所限，对土司的管辖不能直接进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质言之，土司地区还没有实行郡县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与中央行政管辖权相冲突。土司制度被称为“天地间一大缺陷”，土司之乱，实质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清雍正时，依据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理念，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土司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废土司制即废除其特权，代以“流官”管辖地方，归入中央直接管辖，才从根本上铲除土司之乱的乱源，实现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
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
(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铭)
我国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目前，我国已有45个遗产列入名录，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遗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土司遗产申遗，无论给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在文本编制和基础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例如，“土司”一词的语境问题，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等不同地域进行差异化治理的问题，土司的民族版块分布与空间变化，对以土司遗址为代表的土司遗产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挖掘问题等，仍然有待挖掘。
鉴于此，为适应学术发展趋势，加强土司遗产申报力度，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样文化并存的视域下，以广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的“土司区”为主体对象，与国内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区域治理研究的各个学科形成理论、方法及其他研究内容的对接，进而促成中外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顺利且准确地找到土司遗产蕴含的突出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邹建达)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应当引起关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以一些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设置或“改土归流”视为东方的殖民主义，把封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另一个较严重的倾向是将土司制度泛化，将其存在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期，空间扩大到西南以外的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上述倾向有悖历史事实，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构建。还有，研究中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也值得特别重视。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罗维庆)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废除，都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时进行的，这应该是站在少数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考虑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照。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依靠世袭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解决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不论封建统治者目的如何，“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可否认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时也消除了割据，打破了闭塞，促进了交流，使少数民族群体逐渐融入了社会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共识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篇：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二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贵州土官来源，除主要录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诸种途径。
新增土官。 保做。 纳米陛授。但是，明代贵州土官的承袭在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是明文规定准予世袭。 二是不曾开世袭字样。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妇女担任者颇多，其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女领袖。
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 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
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
关于科举制。 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
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
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 (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 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 土职(宣慰 宣抚 安抚 招讨 长官 蛮夷长官) 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 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
四大宣慰司：贵州宣慰司 播州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思南宣慰司
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分为水西和水东 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权与族权相结合 则溪制：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军事和行政相结合 “九扯九纵”制：设置九个平行的部门，由九位行政长官负责
播州宣慰司 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 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 明加强对播州的统治 赋税方面 定每年纳粮二千五百石，改变了过去只向中央朝贡的作法 军事方面 驻兵播州，要求杨氏派子弟入国子监学习 经过明平播之役后，海龙囤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 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上，经济较为发达。明初在此建有镇远、清浪、平溪等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
唐设羁縻州，由土著首领占有其地。宋势力达贵州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献地纳土，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即是承认、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两宋与羁縻州的关系比起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王朝规定各地的羁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贡
贡物：朱砂、石英、名马、水银、犀角、毡、药物、蜜蜡、名酒、铜鼓
回赐：玉器、金币、巾服、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糜制度，所谓“羁糜”，就是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笼以职官名号，通过他们进行间接治理，表示对王朝的臣属。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边疆，施以羁縻，史载很多。羁糜制度不断得到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经济文化繁荣，这与它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缓、怀柔政策，特别注意团结、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有关。宋朝建立，依沿唐制设立羁糜州县。土官并拥有自已的武装。这些，呈现了土司制度之雏形。
元朝统一，国家疆土空前扩大。中央王朝对边疆各族地方的治理，感到鞭长莫及，故而沿袭唐、宋的“以夷治夷”之道，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溪洞军民总管府、土州等土司机构，职官参用土人。说明元代土司制度已经在唐、宋羁縻制度基础上确立。明代初，对原来土官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土司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唐代在全国东西南北边疆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羁縻制，但后来只有在西南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羁縻州、县发展成为土司制度，而北、东北地区的羁糜州县却没有发展成土司制度。这是由于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多从事游牧业，流动性大，民族变化无穷。而南方和西南的壮族和其他民族从事农业，以种植为根本，分布地域相当稳定。稳定的地域和农业经济，仍是羁縻制度能发展到土司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土官世领其土，世长其民，土司制度得以延续。
谈贵州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管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地方的土司长官掌握着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大权。历时1000多年。
土司制度早期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做了很大的贡献。早期的土司官很多是从中原派来的。
其次，土司制度独西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土司长官的后代在贵州主要是土家族。他们沿袭的完全是中原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当地的教育都还是儒家的经典文化，四书五经，同时还参与科举，古代的夜郎是一个荒蛮之地。从中原来的田姓带来中原的先进的文化，生产方式等。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汉文化得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帮助他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发展文化。同时中原的先近的生产耕作方式也被带到了贵州，这些从有的家谱可以看出，当时在土司长官的管理下，贵州的很多地方开始成了鱼米之乡。同时还开设水银、朱砂等厂。成为玉米之乡定是先进的耕作技术的。至于开设水银朱砂等厂就更是需要良好先进的化工技术了。由此看出，由中原派来的土司长官对西南的经济文化的同样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三。早期土司的实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民族间的相互通婚，相互学习生产经验。加强了民族的发展与团结。使少数民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同时还使中原的汉族土司长官1000多年后被少数民族化了。比如田姓原来在陕西是汉人。在长期保卫边疆，发展边疆之后，便打上了土著居民的烙印。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就是汉民被少数民族化了。
以上是土司制度对国家的统
一、边疆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等的积极影响。
但后来为何有会进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因为后来的土官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从唐、以后就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土司制度就显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土司到后来对广大统治地区的盘剥，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的统治。在我看了土司跟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因为地方土司官的权力过大。土司掌管着一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税收、军权，地盘越夸越大。有的土司拥兵自重，敢于跟朝廷对抗。这分明是跟封建的中央集权相矛盾的。
这样中央就开始了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至上而下的先改土府，再改土州。这样是为了分而治之，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州相当与几个县乃至十几个县那么大。这是朝廷决心改土的重要原因。(改土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到清雍正年间，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州设县分化权力相互制衡。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这些都是封建王权表面的一些措施，目的是要彻底地消灭土司制度。流官是由朝廷直接任免，派人流官的好处是便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设置县的同时，设立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但我们不能对改土归流评价过高，究其实质，这场改革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和斗争，并非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可过高评价。
终上所述，土司制度的早期还是利国利民，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到后来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以至它的灭亡。这也验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时。土司制度是事物，它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三部曲。虽然它灭亡了，但也有过贡献。我们不要一提改土归流就想到土司制度在阻碍经济社会。我们要求客观全面的看待土司制度的功与过。它的消极与积极作用。了解它的产生背景、历史过程、乃至对当今的社会经济管理都是一件好事。我为的是还历时一个真实。一个真实的土司制度.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又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它的影响又具有两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积极作用和后期的消极作用这样两方面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而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事实亦如此，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夷汉相安”的环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将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辖之下，土司土官成为朝迁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是祖国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夷汉相安”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伴随土司制度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南方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南方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不断的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如湖北、湖南以及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民族地区，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规定要定期朝贡，有的土司还须“赴阙受职”，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土司和中央王朝为了相互往来的方便，彼此都开辟交通，设驿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设立驿站、邮传和修路。道路的修建，驿站和邮传的设置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明朝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同时还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所产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篇：雅安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臵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 ，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统治天全达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建臵沿革
隋大业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渊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临邛郡为雅州，领严道、名山、扬启、芦山、灵关、依政、临邛等十六县。同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臵邛州，割江源、阳山二县臵登州，灵关即今宝兴县灵关镇，扬启今天全县，至贞观元年(627)年撤消，为时九年。天宝元年(734)年改雅州为芦山郡，肃宗乾元初又复为雅州，共辖六个县、四个兵镇和五十七个羁 縻州。其中和川镇在今县城西，始阳镇在今始阳镇，安国镇在今多功乡，灵关镇在今宝兴之灵关镇。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 ,唐军江南 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 进入天全地区 , 从此停留下来 ,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 各自扩充实力 , 逐渐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 沿袭至清代。
《天全州志 》载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以军校从 从征西路有功 , 留镇和 川 。太原人千牛卫杨端 , 随军入蜀 ,后以军功留镇。《雅 州府志》载杨氏副招讨世祖杨端以千牛卫怠从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讨司境。昭宗嗣位,命与高氏分土而治 。
唐末五代时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称帝成都 ,史称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据成都称帝 , 史称后蜀 ,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结束。在前后蜀统治期间 , 建臵 一如唐制，无所更变。 后蜀时 , 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 众旧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阳，杨土司建土署于碉门，正式开始了 天全的土司统治。
载《天全州志》、《芦山县志》、《雅州 府志》: 及天全境内高杨土司有关碑记。蒲孝荣氏考证 ： 后蜀臵碉门安抚司,在今天全城关镇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 , 于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将四川纳入版图，仍臵雅州节山郡 , 领县五和羁糜州四十四。对天全则按后蜀旧制 , 授高杨二氏为安抚司 , 并臵碉门寨。
《宋史》卷469载 ,成都府 路有府
一、川十二。雅 州 领县五,羁糜州四十四，并有碉门寨与灵关寨。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时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 )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领高志良在碉门与居民发生冲突,寨官喻炳和臵制司处理不当,发生天全历史上著名的"砂坪事件",宋军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发生奴儿结的市马事件,这一带区域陷入混乱。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一二三五年〉,元室兴起,蒙古军南下，分路进攻四川。此后,元世祖远征大理,循大渡河进军, 侵夺雅州、黎州等地。淳佑八年(1248)，蒙古军进至岩州时，南宋西征军自碉门出击，在马鞍山大战，三战三捷，擒元将秃懑于大河。后高土司在岩州降元，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设臵碉门 、黎雅等处安抚司,属脱思麻路 , 授土司高保四虎符,准予重建碉门关城 , 恢复防务，后改六番招讨司 , 司治设碉门,又分臵天全招讨司,司治设始阳。
自元代起 , 设六番招讨司。对 ‚六番‛的解释不一 , 明代通志谓即木评、鱼通、、 严州、咱道、咱里、大坝六番部 落。《蜀志》谓六番即六村即马村、苏村、羊村、金村、陇东村、西碉村。〈除西凋外其余均在今荥经、宝兴、泸定一 带〉 o 又谓六番地带为碉门、岩州、察道、冷碛、黎州、沈村。顾炎武《天下军国利病书》谓 ：‚天全六番招讨使司……辖部落凡六 ：曰马村、苏村、金村、杨村、 丽东村、西碉村。或谓六番之名始此。 " 杨振业《灵和乘略》驳之 ：" 五代王孟时 , 臵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安抚司 , 宋因之,元初臵六宣抚司 , 宪宗改六番招讨司,史别臵天全招讨司。宋代《蜀志》乃云六番即六村。按马、苏、杨、陇在董卜韩胡 , 金村在荥经水入天全处 , 西碉以凋门冒砌村字 谬凑六番。 " 任乃强先生谓 ："至于‘六番’之义 ,余初疑为扬、刘、郝三王族与董卜韩三胡族之总称 , 陈宗祥先生提出六番即《后汉书》的 ‘白狼楼薄 ’, 我甚赞同 ,(古今音并吻合 , 唐宋三王部落地面,亦与白浪楼薄地面符合〉但未解楼薄名称何 以转为三王部落 , 尚待详考 " 。另以天全命名 , 首先出现于元代 , 详《天全县 -名 - 考》o
元末，明玉珍及明升据蜀十年(1361—1371)。其间，陕西白不信、李喜喜部兵败入川，称‚青衣军‛，降明玉珍后曾攻占天全大部分地域。
洪武四年(1371)春，明太组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率军入川，平定明升，天全土司高国英投降。洪武六年(1373)年，改天全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司，司治设始阳，(1388)年直隶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二年(1388)改隶四川都司。同时改六番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副司，治所设今城厢镇。
《明实录》载洪武六年十月丙午〈 1374 、1 、22 〉臵天全六番招讨司,秩从五品,前土官高英为正,杨藏卜副之。
明末(1644—1646)，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间张能奇部进军雅州，天全土司高跻泰、副司杨之明联合抵抗，几经激战，杨之明败亡，部将徐汉卿在飞 仙关击退大西军。不久,高杨所部攻入芦山, 杀"大西"所派县令李国杰,大掠而归 , 故大 西军未进入天全境内。
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清顺治九年(1652)高跻泰到嘉定吴三桂营投降，后又亲赴北京受封原职，高跻泰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杨先柱副之，治所如前。
清雍正六年(1728)，朝廷重臣鄂尔泰奏请在云贵废除土司 ,以达到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统一。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废天全土司，天全土司亦以违法补参。雍正七年四月，吏部议复四川巡抚，批准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随即以武力胁迫，收缴印信，迁正司高若蹯及亲属于江西南昌府城东盛门万宜巷，赠田60亩;迁副司杨大业及亲属于江西南昌，从孟蜀时算起，统治天全达790多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清实录》载雍正七年四月( 1725.5.4 〉吏部议复四川巡抚宪德、批准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
文物古迹：破磷村石头寨土司文化遗址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 ,唐军江南 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 进入天全地区 , 从此停留下来 ,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 各自扩充实力 , 逐渐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 沿袭至清代。
高、杨土司统治天全79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芦山 事件、砂坪事件等等，也留下了许多活动的痕迹，大坪乡婆磷村就是其中之一。
石头寨位于大坪乡破磷村，东与始阳接壤，西与河源毗邻，南靠大岗山，北临青衣江，方圆2000平方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寨子四周绿草茵茵，树木森森，风景独好，寨子外围临江的一边一座明代建造的白君庙保存得尚较完好(破磷村小学设于内)，与白君庙遥遥相对是高土司因朝廷赐封而建成的一座石牌坊，虽年代久远但仍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全是石头垒砌的城墙，该城墙建造奇特，呈迷宫一般，人进其中难辨东西南北，寨内自然景观密布，个景因型就势，形象逼真，寨内住有全村约百十户人家，居民住房建筑风格奇异，画栋雕梁随处可见。
大坪乡婆磷村土司文化遗址，起源于宋代。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时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 )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领高志良在碉门与居民发生冲突 , 寨官喻炳和臵制司处理不当 , 发生天全历史上著名的 " 砂坪事件 ", 宋军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发生奴儿结的市马事件 , 这一带区域陷入混乱。高土司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安全，在婆磷村修建了石头寨，将其家族从始阳移至婆磷村，寨内道路曲折，机关甚多，碉堡密布，以迷宫的形式修建。为了加强防护，高土司还派其三个女儿在官道上修建了女儿城(关口)，城墙高5米，用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同时也是进入石头寨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修建也解除了高土司的后顾之忧。
徒国文化：徙民俗文化
徙是四川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公元前3世纪统称‚西南夷‛。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中国民族史》王钟翰)
徙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和内地的联系很少，处于各自的发展中。经过秦汉两朝的长期开拓，最终纳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徙国疆域在今青衣江流域一带，包括今荥经县、雅安市及芦山、宝兴、泸定等县的部分地区 , 其辖地多在今雅安 地区辖区之内。徙人是古氐羌民族的一个分支经过漫长的岁月同当时的土著民族交融演变而来，徙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区域内的文化和古氐羌族有一致性，由于当时受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条件，形成了封闭的互不交流的局面，正如《后汉书》所云：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的状态。在汉代以前这种文化还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一面。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马相如受命开发西南时，徙人的文化在汉文化的冲击下或改变、或融合、或保留极少一部分。
殷商时，氐羌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
秦汉以前，氐、羌是一个族体，以后分为氐和羌两个族体，氐以农为主，羌以牧为主，后来部分氐、羌南下至四川、西藏、云南与土著先民融合，又成为现今西藏、四川、云南、青海、藏缅语各族的先民。氐羌族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许多部落，‚斯榆‛(即徙)就是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形成。
公元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由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一带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部分迁到岷江上游，有部分迁到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部分迁到青藏高原。其中一部分羌人在迁徙的过程中来到了青衣江流域。这部分羌民最先以游牧业为主，但迁移到青衣江流域以后，青衣江流域易于农耕的盆地、平坝，为定居的农业文化提供了条件;丰茂的草山，为形成牧民族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狩猎采集的文化的提供了条件。多种文化的交织、融汇形成了古徙人文化的独特性。
古史时期，青衣江流域(今雅安地区)是中国西南森林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只是一些平地已垦殖。到唐代其地‚宽平，多水泉，可灌粳稻。"到元代也是‚山青水秀、土广人稀、田地膏腴。‛在汉晋时，气候十分温暖湿润，徙人渐渐从高山迁到平坝，到唐宋时青衣江地区垦殖主要集中于坝区，山原田垦殖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据考始阳出土的小麦炭化石和石斧、石锄，可以推测当时在青衣江流域的古羌族已有农业生产。徙人的农耕工具主要是石锄、石斧。在今挖掘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些远古时期的陶器碎片，可见当时徙人已掌握了一定的陶器制作技术。
徙族是一个多种族杂交的民族，《西戎传》‚氐人有王，所以来久矣。自汉开益州，臵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冉氐，或号白氐，此盖虫(蛮)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多编发。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文中所称的‚青氐‛，即青衣羌，汉代的蜀人把他叫做‚青羌‛。(青衣，是汉人对徙族人所加的称呼。)
徙人以羊为图腾，这同他们的祖先氐羌人的崇‚羊‛有关，古氐羌人以养羊为主，所以他们非常崇拜羊，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业。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 •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传说早在1万多年前，羊就生活在甘、青草原上。由于羊性情温顺，易于驯服，肉食鲜美，皮毛又是御寒的最佳物品，具有多种实用价值，羌族先民们很早就开始驯化和饲养羊，从羊身上获取生活的必需品，并从中获得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力量。当时的羌人认为羊除了能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外，还具有灵魂能保护自己部族的成员，因此在众多的自然物中，羌族先民选出了与自己生存最密切、最亲近、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羊，将它放臵在特殊的位臵上，采用一定的专门仪式，经常对之崇拜，期望能得到它的庇护和好处。由此产生出羊崇拜。
羌族先民在对羊崇拜过程中，逐渐将羊注入了人类特有的血缘和亲族的观念，羊开始显示出它从来没有过的神圣性，羊伴随着羌族人部落集团自身来源的传说、种的繁衍活动以及人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而发展起来，羊逐渐成为羌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继而演进到了一个独特的崇拜时期——羊图腾崇拜阶段。
古氐羌人以牧业为主，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随着水草的变化而迁徙，在青衣江流域定居以后，一部分徙人居住山洞，一部分徙人就地取材，以土石为原料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居住房屋。这种房屋多以土石垒成墙，房屋有的高十余丈，随境而建，不用绘图、吊线、打基，全凭族人高超的技艺和经验修建，屋顶盖茅草，这样的房屋经久耐用，百年不倒。徙人多群居，有三五户居住在一起，有十多户居住在一起。一般每百户为一部落，部落有首领叫君长，部落之间经常为掠夺土地和资源互相争斗，在争斗的过程中，扩展着自己的疆域。
徙人男女喜欢把头发梳成许多小辪。《西南夷列传》中司马相如描写：‚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而当时汉族头发扎成髻，没有编小辪的。徙人耳朵上戴着木质的耳环，穿着自产的麻加工后纺线织成的衣服，颜色多为青色，男腰间束腰带，女束花围腰，有的外面还穿无袖羊皮褂子，这种褂子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脚缠绑腿，绑腿有保温和护腿的作用。穿草鞋。
徙人信仰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历史上，羌区无本民族宗教性组织和寺庙，宗教职业都为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羌族巫师(今天我们称‚端公‛)。‚端公‛平时参加农业生产，只有在‚祭祀‛或‚驱鬼‛时才做这种职业。‚端公‛一般为男性，要有一定的慧根，传说要被神‚踩‛才可以做，被神‚踩‛后，此人就有很大的能力，能一步跳上灶台，能通天地，可驱邪避鬼，‚端公‛可结婚生子。‚端公‛做法事的时候，一般有经文，分上中下三坛经共16部，徙人无文字，所有经文靠口传心授，流传至今。经文为韵文，四字一句，两句一节，讲求平仄起伏和音韵音律。端公的法器有羊皮鼓、铜锣、神棍、师刀、令牌、和兽骨封、羊角卦等。法术包括预卜占卦(分羊髀卜、鸡蛋卜、白狗卜等)、驱鬼除邪，踩红锅、踩梨桦、开红山、划水碗等。端公作法前要用净水洗前途，燃香柏熏身或杀鸡祭祖，用油彩涂脸，边跳边舞，口中念念有词。如遇大的祭祀活动，如祭山大典、行成年礼等，还需提前49天忌食葱蒜斋戒沐浴，以示对神的虔诚和敬意。徙寨中凡祭山、冠礼、还愿、安神驱鬼、治病、招魂、消灾、看风水、乃至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儿命名、超度亡灵等，均必请‚端公‛前来主持，因而‚端公‛在徙民中的地位极高，既是人神中介者，又是文化传播者，更起着精神领袖的作用。这种风俗沿袭了很久，直到佛教文化传入青衣江流域，这种文化才渐渐消落，到近代被作为是封建迷信活动给予打击，已基本消声匿迹，但在境域内一部分偏远山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风俗。
徙人信天，由于当时自然条件的恶劣，以人的智慧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神的语言、性格、脾气，于是就出现了‚徙人祭天‛的传说。‚徙人祭天‛一般以图腾羊作为献天的对象，祭祀时全寨老小7日斋戒，沐浴香熏，浩浩荡荡来到树林一平坝，烧香叩拜，然后献上白羊，春季祈祷风调雨顺，秋后则答谢天神赐予的五谷丰登，实际上是一种春祷秋酬的农事活动，却始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更折射出远古神秘文化的光辉。每年举行1次或2—3次不等。
徙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纪念‚牛王菩萨‛的庆典，一般为3-5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十月初十。当天耕牛歇息，人们则打‚糍粑‛、杀鸡煮肉祭牛王。并在耕牛头上挂红和戴‚糍粑‛。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很久。解放后，祭牛王已逐渐消失，但珍爱耕牛的传统依然存在。
年满十五周岁的徙族男子有举行成年礼(冠礼)的习俗。事前需请来亲朋好友围火而坐，受冠礼者身着新衣，朝人类始祖像下跪叩拜，同时接受‚端公‛代表天神馈赠的礼品—一用白色公羊毛线栓系的五色布条(护身符)，之后由族中长者叙述祖先历史，可由‚端公‛颂经祷告祭家神、祭羊神。
徙人以自产的玉米、小麦、荞麦、豆类、洋芋及蔬菜为主食。饮食主要有蒸蒸饭、烧馍馍、刀片子馍馍、面皮子(面块)、麦拉子(面汤)、洋芋糍粑等。特色食品为蒸蒸酒、血馍馍等。(再考)
传说徙人有抢婚的习俗。当男方求婚拒绝时，乘女子在外劳动或外出时将她抢回家，第二天由男子背猪肉及酒到女家再次求婚，由于生米已煮成熟饭，女方也就答应了。女子不愿者，可于次日偷跑回家，男方一般不追究。抢婚时可抢姑娘，也可抢寡妇。
他们婚礼一般在岁末年初，年轻人借此谈情说爱。宁静悠远的早春充满诗情画意，山峦和森林冰清玉洁。‚先抢婚，后说媒。‛首先，姑娘、小伙子利用庙会、转山会等民间活动寻找自己的心上人，如果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便会去抢姑娘的头帕或身上的装饰品，姑娘有意，则会和小伙约好时间相会，双方避开家人，在风景优美的草坪里以对歌的方式表达爱恋之情，到爱情成熟了，彼此则约好‚抢婚‛日期，女方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悄悄打扮好，在夜间约定的地方等着男方来‚抢‛。女方有时也捉弄一下男方，把‚姐mei们‛装扮得和自己一样，看他抢谁。第二天一早，男方才请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姑娘家说媒。知道女儿被抢，父母‚不得已‛答应婚事。结婚那天清晨，新娘在最亲近的几位亲戚陪同下，由长辈背出寨子的大门。这时，阵阵莽筒声、唢呐声响起，
新娘和她平时要好的姐妹们忍不住哭了，新娘要走向新的生活，是激动也是对娘家的留恋。新娘的乡邻们在路边唱起了山歌：‚我们送出了姑娘，你们要很好照顾，愿你们吉祥如意、一路平安。‛来ying亲的队伍也以山歌对答：‚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善待新娘，一切都会美满如意‛。新娘来到新郎的村寨时，寨口已有许多乡邻在翘首盼望。新娘的舅舅用柏树枝蘸着净水敬天、敬地、敬山神。到了夫家，一道难题摆在新郎面前，因为新娘和伴娘的装束完全一样，红头巾盖着她俩的脸，到底哪个是新娘哪个是伴娘，要由新郎自己来认。新郎颇费思索，从自己送给新娘的信物手镯、戒指认出了真正的新娘，于是红头巾揭开，新娘与参加婚礼的乡亲们见面，村寨里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羌族崇拜万物神灵，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许‛(就是不脱离生产的宗教巫师)，婚娶也不例外，小伙子若看上哪个姑娘了，便找一个好日子，备上一坛酒和蜂蜜，请‚许‛到姑娘家说媒，姑娘如有意，便回赠一把自己常用的牛角梳或羊角梳，然后‚许‛和双方家长一起商量成亲大事。一般来说，男方家要大办酒宴招待乡亲，女方家打扮好新娘，盖上红盖头由亲哥或堂兄送到男方家。进门之前，男方要闭上眼睛把新娘抱起来，这个时候新娘便把准备好的锅烟墨一把涂到新郎脸上!这是羌族婚礼上特有的涂墨仪式，是新娘向全村寨的人宣布：我的新郎不仅是放羊、打猎、砍柴、采药、种地的能手，也是帮我做家务的好帮手。很多来参观的游客特别是男游客也成为涂锅烟墨的‚受害者‛。婚庆热闹场合，也是未婚男女‚找感觉‛寻觅恋人的好时候。这种古老的习俗在徙族流传很久，后在汉文化的冲击下，徙人的这种文化逐渐衰落，直至消失。
徙人居住山高水险，在波涛汹涌的河流上，建立了索桥，两岸建石砌的洞门，门内立石础或大木柱，用一根或两根碗口粗的竹缆取倾斜之势，系在两岸的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身悬绳上，飘然而过。现天全县西部山区遗存的 " 溜壳子 " (窄桥) , 就保留了昔日徙人的渡河习惯。徙人的交通还有一种叫做栈道，栈道有木栈道和石栈道两种。木栈建于密林，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施于绝壁悬崖，缘岩凿孔，插木为桥。
徙人惯用火葬，《吕氏春秋•义尝》中说：‚羌氏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约于距今二三百年前改为土葬，惟凶死者用火葬。出殡那天，鞭炮喧天，锣鼓齐鸣，唢呐声声，如死者属猴，与蛇、龙为友，这两种属相的人回避;猴与虎为仇，故请一属虎者踢棺材三脚，并高呼：‚您死都死了，就不要再呆在屋内，放心去，儿女后代会给您上香进供的。‛这之后，人们才起杠抬棺。这时，孝子放声哭丧，众人低泣。由二人执长刀开路，后为端公敲羊皮鼓驱鬼，众人扶着悲痛的孝子。孝子披麻戴孝，手捧灵牌，众人抬棺材随后，有人一路丢纸线买路。出殡队伍经过谁家门口，这家人都在门口点上堆柴草熏烟，然后关门回避。据说是当死者到了阴间后，这些人家先逝的长辈问话时，死者可顺告其家人人丁兴旺，让早逝的先辈放心;关门则是回避死者的阴气。
坟山上早已挖好了墓穴，并点上熊熊大火。端公敲着皮鼓，众人肃立，孝子大哭，然后下葬。孝子、端公、母舅三人绕坟走三圈，以示最后告别，接着众人即砌坟。
祭祀禁忌。祭山大典为该族最隆重的祭典，又称‚山神会‛、‚塔子会‛、‚山王会‛。祭祀旨在求山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林木繁盛、天下太平。在祭祀期间，严禁入山采樵狩猎。羌地入夏常干旱，故祈雨为该族另一经常性宗教活动。祈雨前须搜山，即禁止任何人上山砍柴、挖药或狩猎。未婚妇女不许参加搜山祈雨活动。搜山中若发现违者，予以谴责和痛殴，直到流血乃止。族人非如此不足以取悦天神，否则祈雨无望。
产忌。家中猪产仔时要在门上拴竹篾条，孕妇禁扯之，否则胎儿会死。若遇母猪或大牲畜产仔，3日内有孕夫妇禁入产棚。忌产妇在堂屋临盆，须到房屋的最低层分娩。产妇未满月不得入灶房，否则会开罪于灶神和家神菩萨;亦忌见生人，怕生人将鬼带来。
丧期禁忌。家有死人，行葬礼5天内忌与外人来往。丈夫刚死的寡妇，须围青苗菩萨转几圈，以木梳梳头，方可与他人见面。
生活习俗禁忌。忌触动铜镜、海螺壳。因小孩素日多佩带铜镜，帽上钉海螺壳，用以避邪。若生人触之，会冒犯神灵，于小孩不利。忌生人入病人居室，其禁忌标志为门前放一板凳。忌带草帽进屋，认为草帽招鬼。忌将筷横于碗上，忌倒扣酒盅，因敬鬼仪式上才如此。农历大年初一忌大声叫骂，并须将火钳、菜刀、绳藏起，因为这些东西为不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