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从分析学校培养职教师资的办学优势和地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入手，本文全面分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职教师资培养的优势，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效和形成的办学特色，同时，也提出了在综合性大学开办职教师资培养工作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为加快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论文 篇1：
军校研究生教育应用型培养模式探讨
摘 要 伴随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应将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方式向应用型转变，以更好地满足部队实战化训练和作战的需要。在分析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总体改革趋势的基础上，强调应用型培养模式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上的适用性。着重探讨应用型培养模式中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科研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为调整招生、考核和分配等制度以更好实施应用型培养作参考。
关键词 军队院校；军校研究生；应用型研究生
Key words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ilitary graduate； applied graduate
1 前言
隨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发展我军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面临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军事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为部队提供满足打仗需要的人才力量。针对服务实战中人才培养的需要，军队院校要加大高质量研究生特别是应用型研究生人才培养力度，以适应部队调整改革需求，解决军校研究生不好用、水土不服和不接地气的问题，切实为部队输送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人才。
2 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总体改革趋势
为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军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加强新型军事人才建设，推动军校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研究生是我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针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路线、模式的制定，直接关系着部队可持续性战斗力提升和未来人才梯队储备质量。
与地方大学研究生教育情况类似，当前军队院校中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分为两类，这两类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应当有不同的类型定位[1]。学术型研究生是第一类，主要培养具有高水平学术、高素质研究能力的梯队人才，重点强调发掘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学术潜力；应用型研究生是第二类，主要强调兼具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与应用能力，能够根据特定行业，满足工作具体需要。
军队研究生教育必须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其根本宗旨为服务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军队院校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提高应用型研究生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加强军事职业这一军校研究生培养的教育特色[2]。坚持把满足部队需要、推进军官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这一要求突出明确了军队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趋势，即军队研究生教育应总体定位于应用型培养模式。从当前培养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被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其规模数量也逐渐增加。
3 从学位层次分析明确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培养
针对硕士、博士两个不同的学位层次，研究生培养存在明显的不同。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应该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掌握学科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重在塑造其适应未来岗位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兼具进一步攻读更高学位和满足工作岗位需要的能力素质；同时，需要结合部队现实，培养具备突出专业能力的指挥军官、专业技术干部，为其后续的晋升提供足够的理论和能力支撑。博士学位教育相对明确，应当面向军校教员岗位、军队科研院所科研岗位和旅级以上机关的核心业务参谋岗位，重在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的人才。
硕士学位教育是军队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主体，硕士研究生培养转变更加凸显顺应军队改革的迫切需求。以往的硕士研究生大多是按照学术型人才进行培养的，参加工作到部队以后，不适应部队工作和生活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机关、部队和院校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军队院校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从学术型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突出具有较强工程技术背景与部队需要能力相结合的培养目标，以保证国防和军队改革后的战斗力。比如通过在军校中试点招收培养军事学专业硕士，培养军队中高级指挥岗位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以适应部队岗位的需要。
在明确研究生培养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化其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培养方式等，这些都与以往的学术型研究生存在明显差异，应该根据应用型研究生的特点和定位，采取有效改革和合理调整的措施。
4 从培养目标与内容分析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方向要求
培养目标的方向性偏差，直接造成军校研究生的能力要求、考核标准等与岗位需求不能有效匹配，导致机关、基层甚至科研院所对研究生的在军校学习培养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在传统的军校研究生培养实施过程中，主要是基于学科方向、专业范畴确定学生的培养目标，并相应地进行课程设置。同时，按照学术型标准开展研究生培养，依托军队院校科研工作核心内容，针对武器系统研制、维修保障课题和相关技术等需求，把相应学科的工程技术要求作为培养目标[3]。传统按学科体系对研究生培养方向进行界定的方式，研究生的应用型特征被掩盖起来，造成偏离岗位任职时的技能需求的问题。随着军队改革、部队编成力量调整和院校培养任务的调整逐步落实，以往的培养目标和内容造成工程技术素养与创新能力、综合能力培养关系之间的混淆，研究生培养方向需求单一等问题日益凸显。
针对当前军队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将应用型人才与岗位任职需求有效融合，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时，首先要做到面向任职岗位需求，以此作为本、并化为最终之根。基于院校研究生培养现有基础建设和条件，重新审核、修订并完善培养目标与课程，追求务实、合理、有效，以满足人才培养之需。
以笔者从事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为例，目前装备保障类人才培养正在向应用型转变。特别是硕士生，面向军队信息化装备保障需求，要求毕业学员熟悉装备的理论基础知识，掌握装备构造、组成原理，同时必须具备装备操作的能力，尤其侧重于强化部队实践训练[4]。根据装备保障专业的特色需要，装备保障类应用型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要突出常规技能（实践性操作、科研攻关）和指挥能力，同时教学内容要体现军人的职业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特别强调装备保障能力的培养。即在学术型研究生课程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以三方面综合能力（实践、科研、谋划组训）为中心，着重突出基础理论知识、装备构造与原理、核心部件关键技术、装备保障与维护相关科研问题、维护使用组织与实施等综合能力。
作为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必要内容，不能单纯地强调应用能力而降低科研能力要求。应用型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应用型人才的科研能力不足，其应用能力必然不会出现明显提升。在培养过程中，要突出塑造和提高军校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综合解决理论联系现实等诸多问题的能力，这要远远高于单纯地进行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要求。切忌对研究生的要求過于功利化，比如毕业后必须能够迅速适应部队岗位，这种短视的要求会将研究生教育与任职教育混为一谈。战争将是全纵深、立体化、非线性的高科技战争，将由武装集团与知识人才共同参与，包括指挥人才、作战人员、各类高科技人才和保障人员。参战人员不仅要能够熟练操作使用高科技信息化武器，而且应兼具较高的科研攻关和工程技术能力，才能够满足高科技战争和处置突发应急事件的要求。
5 从招生计划制订入口，从毕业考核分配把握培养政策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军队院校的招生计划决定着应用型培养的基础性原则问题，毕业分配机制关系着应用型培养的指导性价值取向。为适应军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趋势，必须对现行招生分配制度进行调整完善。
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要结合当前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相关要求，统筹各军种、各兵种的实际情况和人才需要，按照军委训练管理部等机关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岗位需求对口的相关专业研究生招生比例。在调整过程中，需要结合岗位实际情况实施按需招生制度，避免一味盲目地追求招生计划指标。在招生简章、人才培养方案等法定性文件中，突出明确填报专业与将来到部队从事岗位的关系，使得学员在选择专业时清晰未来可能的工作岗位、职业技能和专业需求，从计划考学和选择专业开始就为“应用型”定位打下基础，在培养过程具有更好的知识能力指向性、学习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将部队的需要与个人发展相结合，使得学员更有预见性、系统性地谋划与实施学习、科研培养计划与内容。
在毕业考核方面，现行制度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至少一篇的学术论文，撰写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多个创新点的学位论文，才能顺利毕业。过高地要求学术性标准，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应用型”特征需求，使得研究生不够重视岗位需求，弱化了职业动手能力的锻炼和对自身要求，导致其不具备在工作中有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在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考核机制改革中，要突出实践能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摒弃以往单一化学术性标准，而采用完善的多样化实践能力标准，侧重于考查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从事工程科研攻关能力等综合素质。
在毕业要求方面，取消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指标，重视学位论文开题时的专家和导师把关，必须突出实践应用，特别是与型号装备、岗位需求相关的应用问题。撰写的论文要体现出学员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同时，邀请部队相关领域、行业的专家，使学员树立强化与部队一致的考核机制的意识，从形式和内容多个方面，把对学位论文和岗位任职能力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在研究生分配方面，为了兼顾人才主观选择和部队岗位两方面需求，要严格落实招生计划中的指标规定，优先满足研究生报考时选择专业对应输出单位的用人需求，在小专业不对口情况下，可以是适当向相近专业分配，以避免研究生人才和培养资源的浪费。对于部队考生，若其所学专业与原单位岗位不匹配，也应该本着发挥人才能力和满足部队对应岗位的出发点，允许在大单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同时，为了鼓励、调动部队考生的积极性，对于取得特别优秀毕业成绩的，在政策上要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
通过调整完善军校研究生招生、考核和分配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应用型研究生的效益，增强其对岗位任职能力培养的信心，满足部队岗位需要。
参考文献
[1]黄少堂，韩刚.应用型研究生教育对现行导师制度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10（2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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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昱，赵维昌，谷庆民.转型中的军队院校教育与训练研究[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146-150.
[4]张自宾，王新.加强军校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几点认识[J].军械工程学院学报，2012，13（2）：56-57.
作者：赵慎 王红云 郭希维 张自宾
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论文 篇2：
综合大学培养合格职教师资的优势与特色研究
摘要：从分析学校培养职教师资的办学优势和地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入手，本文全面分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职教师资培养的优势，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效和形成的办学特色，同时，也提出了在综合性大学开办职教师资培养工作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为加快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综合大学；职教师资；办学优势；区位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三大教育类型之一。职业教育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现都已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已引起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措施，不断提高职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开展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对提高中职教师的整体素质，优化中职教师队伍结构，完善中职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问题，建立一条稳定的合格职教师资来源渠道，才是解决职教师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问题的根本措施。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发挥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优势和地处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在职教师资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现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职教师资本科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探讨。
学校办学优势分析
基础雄厚，历史悠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有70多年的建校历史，学校始终坚持“民为国本，食为民天”，以推进旱区农业发展为己任，为我国农业及农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校有一大批著名农业科学家在校执教和从事科学研究，建设了一大批能满足各种教学需要的、功能完善的教学设施，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现设21个学院（系、部、所），64个本科专业，涵盖农、理、工、经、管、文、法、哲、史、医、教育11个学科门类，有7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以及2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8个国家及省部级研究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国家野外台（站）。这些条件都为开展职教师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办学经验丰富，教师队伍一流 经过七十多年的教学积累，学校不仅有治学严谨、成果丰硕、造诣精深的老专家、老教授，还有富于创新精神、逐浪学科前沿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以及思想活跃、充满生机的青年教师。现有专任教师1490人，其中，教授257人、副教授368人，博士生导师247人，硕士生导师668人，形成了从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到成人教育的完备人才培养体系。现有全日制本科生2万余人，硕士研究生7100余人，职教师资本科学生1000余人。而且还积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专家和实力推广专家，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科学研究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这些优秀的人才为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证。
实习、实验条件完善，实训基地功能齐全 产学研结合是我校办学的基本定位和特色，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途径，学校分别建有校内、校外、创业基地三种类型的实践教学基地。校内基地以教学实验室、教学实验农场、教学林场、工程训练中心、校办科技企业为重点，由学校整体投入，增加其教学功能，强化育人职责。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学院为单位，以专业为依托，以专家教授和科技成果为纽带，瞄准企业和具有典型性的地区，本着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各种合作方式建立。目前，已正式挂牌成立了260余个学校层面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创业基地主要依托杨凌示范区，在科技企业中设立创业学分，鼓励学生积极进入科技企业创业锻炼。从学校这260多个校外实习基地中筛选出了50余个基地，用于职教师资的培养培训工作，同时，还结合需要建立了20多个专门的职教师资实习实训基地。所有这些实习基地的建立为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了实习场地保证。
产学研结合紧密，适合“双师型”教师培养 学校依托杨凌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积极开展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和产业化运作。1999年以来，与全国50多个县市地方政府、企业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建立科技示范基地47个、科技专家大院35个。在国内率先提出并积极探索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学校科技园暨留学人员创业园首批进入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创办各类科技企业20家。学校已经成为一所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各种科技示范基地为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场地，使专业实践得到了有力保障，为培养“双师型”教师提供了条件。
学科优势明显，为职教师资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条件 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学科都有自己的博士点、硕士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拥有11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1个博士点、1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105个硕士点。此外，还有4个专业学位以及高校教师和中职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授权。这些都为职教师资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为提高职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可能。
与师范院校相比，专业技能培养更有优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一所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相比，各有各的优势，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在于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师范院校的优势在于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上的优势。但综合性大学一般都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办学经验丰富、有一批治学严谨、成果丰硕、造诣精深的专家、教授及教学名师，在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方面有很好的经验。综合性大学的教师大多都是不仅搞教学，而且承担科研和推广工作，理论与实践能有机结合，不仅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培养“双师型”教师更有优势。因此，与师范院校相比，我校专业技能培养更有优势。
示范区的区位优势分析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继续办好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重大部署。2009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以杨凌为依托建设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把杨凌建成关中—天水经济区次核心城市。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杨凌示范区发展的新定位、新目标、新思路。《批复》中要求，通过5～10年的努力，把杨凌示范区发展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农村科技创业推广服务的重要载体、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的重要基地、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批复》从支持信息化社会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与服务创新、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政策措施。2010年6月5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要求全省上下全面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精神，以科技杨凌、人才杨凌、园林杨凌和富裕杨凌为目标，大力支持杨凌示范区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和产业化示范，加快推进杨凌示范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意见》在国务院《批复》的基础上，提出杨凌示范区还要发展成为陕西涉农工业发展的战略高地，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农业科技创新型城市。所有这些都为座落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成为职教师资培养的有利条件，使学生不出杨凌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任务。
职教师资培养取得的成效与特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依托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紧紧围绕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充分发挥学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和杨凌示范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职教师资教育教学品牌”，现已形成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一体化的、独立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培养培训成效 截至目前，学校已面向全国培养职业教育类人才2880多名，涉及农业水利工程、园艺、动物科学、农林经济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会计学、电子商务、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20余个专业，覆盖我国新疆、内蒙、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西藏等省区，成为我国最大的职教师资本科人才输送基地。现有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学位点3个，职教师资本科专业8个，中职教师硕士在校学生51人，在校本科学生1044人。根据教育部、陕西省对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计划的要求，学校还对北京、上海、浙江、江西、内蒙、西藏、山西等24个省市的573名中职骨干教师进行了国家级培训，对陕西省10个市、县767名中职学校骨干教师进行了省级培训，合计培训1340人。
理论研究及成果 学校十分注重理论和科学研究工作，共主持完成职教师资和职业教育方面研究课题15项，在研科研项目7项。各项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基地已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7项；建成国家级职业教育精品课程1门，校级精品课程2门；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多篇；获优秀论文奖5项。基地的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光明日报》于2007年7月18日以“西北农林科大为职业教育培养师资”为题报道了我校职教师资品牌建设；《中国教育报》于2007年9月7日以“面向地方需要突出技能训练”为题报道了我校职教师资培养的成效；《陕西日报》于2006年3月19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突出品牌特色，实现产学研结合”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办学特色 （1）基地秉承学校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和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充分发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把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贯穿于职教师资培养的全过程，从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师的遴选、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实习实训基地的选择等方面处处呈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2）学校把开展职教师资培养培训进而推进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来抓。基地以服务现代农业，着力提高中职骨干教师整体素质为目标先后开办了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机械加工和种植养殖等14个中职骨干教师培训专业；开办了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水利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11个职教师资本科专业，逐步形成了我校特有的以现代种植养殖、计算机应用和机械制造领域为主的培养培训专业群，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尤其是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3）基地在管理、教学方面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创建的“订单招生，定向培养”的职教师资本科招生就业模式和“三突出、四双制”的职教师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被兄弟院校和单位应用及借鉴。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创造条件，寻求学校的支持和帮助 在综合性大学开展职教师资本科人才培养，面临着不被学校重视和处于边缘化的危险和困难，因为综合性大学的教育重点不是职业教育，也不是职教师资培养。那么，要想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就必须创造条件，寻求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唯一的条件就是通过职教师资培养工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特色，成为学校的一个亮点，能给学校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只有做到了这些，才会得到学校更大的支持。
正确处理好普通高等教育与职教师资本科教育的关系 职教师资本科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二者不仅培养目标定位不同，而且培养模式、就业岗位也不同。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是学术定向性，职教师资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职业定向性。在培养模式上，二者的专业设置依据不同，课程体系设置不同。普通高等教育是以学科为主线设计课程体系，注重的是学科的层次性和完整性，职教师资本科教育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线设计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注重的是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另外，二者的教学过程和方法也不尽不同。因此，要根据职教师资培养的特点，处理好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区别。
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 职教师资培养必须按照培养“双师型”教师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要处处体现以技能培养为主线，以培养“双师型”教师为目标，强化实践教学，明确各专业所应掌握的技能，制定各专业技能体系，依据技能体系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
国家要在宏观政策上予以支持 应尽快出台“关于加强职教师资培养工作的意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招生、培养、就业、管理等各个环节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提高职教师资的吸引力，进而推动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牛宏泰.我校产学研紧密结合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A].赵忠，李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学研紧密结合特色办学探索与实践（第一辑）[C].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141-145.
[2]谢莉花.综合型大学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33）：77-82.
[3]桂早芳.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差异性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1（S1）：247-251.
作者简介：
李大寨（1966—），男，河南汝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及职教师资培养。
作者：李大寨
成人教育学硕士生培养论文 篇3：
与改革同行：武汉大学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摘 要] 指出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期;从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和非学历教育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梳理武汉大学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在专业设置与定位、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与专业教学、教材建设与出版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分析其与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
[关键词] 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学 出版发行学 出版业 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随后几年中，我国出版发行事业发展迅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猛增。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 专业应运而生，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版学专业建设的空白[1]。发展至今，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建设已经走过36年的历程，形成了涵盖本、硕、博学历学位教育和短期培训、博士后培养等多层次、多规格、多模式的较为完备的出版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体系。
1 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发展历程
任何一个专业的创建都必须考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并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得到发展[2]。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与社会对出版人才需求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约相一致，武汉大学出版学本科专业经历了“图书发行学专业—出版发行学/编辑学专业—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专业”等多次专业名稱的变更，出版学专业研究生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
1.1 本科专业发展沿革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时期，出版生产力得以迅速释放，出版业得到快速发展[3]。这一时期，很多编辑没有专业背景，出版营销人才也出现较大缺口，培养出版专业人才迫在眉睫[4]。1982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出版工作时指出，要大力提高图书发行队伍的素质[5]。时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先生在与京津地区的高校接洽无果后，找到以开放兼容的办学理念著称的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双方一拍即合，武汉大学和新华书店总店开始密切合作。1983年，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同意武汉大学设立 “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新专业设在当时的图书馆学系“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并于同年9月开始招生[6]。1987年，由原图书馆学系升格的图书情报学院将“图书发行学”专业更名为“出版发行学”，以反映培养目标扩展到为出版发行全行业输送高层次人才的状况[7]。同年11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武汉大学在中文系下增设“编辑学专业”。次年，该专业面向全国招收第二学士学位学生。1993年教育部颁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并列为二级学科专业，分属文学和历史学一级学科;同时指出，在保证专业基本要求的同时，高校可根据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设置或调整专业方向[8]。根据这一目录，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专业改名为“出版发行管理学”专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出版发行学系”。1998年，教育部要求全国所有出版发行管理学、编辑学等出版学相关本科专业根据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统一更名为“编辑出版学”专业[9]。据此，武汉大学合并原编辑学专业和出版发行学专业，成立编辑出版学专业，并改系名为“出版科学系”。
进入21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深入发展开始颠覆用户的阅读习惯。出版社纷纷开始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老牌信息技术企业和初创科技公司纷纷涉足数字内容产业，掌握数字内容的生产制作、发行营销同时又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备受青睐[10]。根据这一社会需求的变化，2011年5月，武汉大学正式申报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次年2月14日，教育部签发文件予以批准。自此，武汉大学出版学本科教育分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两个专业分别招生，培养专业人才。
1.2 研究生专业发展历程
硕博士研究生是未来有能力解决综合性重大科技和社会问题的储备力量，也是学科和行业科研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包括出版发行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出版专业硕士和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等层次和种类。
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研究生培养可追溯到1987年挂靠在图书馆学专业下以“文献与出版”为研究方向招收的第1位硕士研究生。1999年武汉大学院系调整，图书情报学院和新闻学院合并为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11]，出版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培养又挂靠到新学院的传播学硕士点下。随着社会和行业发展对高水平、高层次出版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1998年武汉大学开始在图书馆学博士点下招收以“近现代出版业”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随后，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随后开始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以出版学相关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这种“借鸡生蛋”的出版学硕士和博士生培养一直持续到2002年教育部特批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学科目录下自主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才得以改变。至此，武汉大学第一次正式以“出版发行学”专业方向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结束了长期以来挂靠在其他专业办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填补了我国出版学专业教育没有独立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空白[12]。随着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进程加快、国际化竞争加剧，单一的学术型硕士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13]。2011年，武汉大学作为首批14家获准招收出版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之一，面向社会开始招收出版专业型硕士，以更好满足行业发展对高层次出版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
现在，武汉大学出版发行学专业硕博士生分别按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出版管理与营销、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版权与版权产业、出版史与出版文化5大方向进行培养。相比于授权点设置初期分编辑、出版和发行学3大方向培养，现在硕博士生培养范围更广泛、研究方向更专深。
1.3 成人教育和非学历专业教育
20世纪中期法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成人教育专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思想。他认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背景使得各国劳动力必须通过再教育才能满足社会需要[14]。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主席令9届第7号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鼓励高等学校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15]。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最早的非学历教育可追溯至1984年随第2届图书发行管理学本科生一起招收的65名干部专修科学员。此后大约10年间，武汉大学共培养了349名干部专修科学员。
1989年8月，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首次招收函授学员（12个省、直辖市书店职工）440名[16]。1993年2月，新华书店总店以（93）总研字11号向全国各省市新华书店发出《关于武汉大学图书发行学专业（成人大专脱产班）1993年招生的通知》。至此，成人大专脱产班代替过去的干部专修班。1993年，武汉大学与云南省新华书店合办函授大专班。2001年，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函授生（三年制专升本）。此后，武汉大学与用人单位先后建立了武汉大学湖北省新华书店函授站、武汉大学云南省新华书店函授站等多个函授教育辅导站（简称“函授站”），专业为编辑出版学，学制2.5年，旨在培养掌握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达到普通高等学校同层次、同专业毕业生水平的函授本科生。但是近年来，随着出版发行行业高学历人才比例的提升以及武汉大学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函授教育处于收缩状态。
在知识爆炸的当今社会，周期短、针对性强、见效快的非学历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帮助参加培训的出版从业人员更新理念、增长知识、补充最新技能，并最终提高工作能力。因此，培训班近年来开始成为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非学历教育和服务行业的重心[17]。2012年，武汉大学开始承担原新闻出版总署专项业务培训工作，开办“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研修班”并持续至今。2017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承担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千人培训计划” 试点培训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此外，武汉大学还积极承接中央和地方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企业的人才培训任务。迄今为止，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出版社、广东新华传媒、原云南新闻出版广电局、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分别举办了1—14届不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极大地促进了企业与学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
经过36年的建设，武汉大学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含主辅修和双学位）、硕士、博士阶段学历学位教育和短训班、博士后培养的较为完善的多层次、多模式专业人才教育和培养体系。到目前为止，信息管理学院培养的各级各类出版学毕业生已达8000余人，为我国出版发行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探索
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是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工程，其中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是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和依据，师资队伍为专业发展提供保障，课程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实施路径，教材建设、科研工作和教学活动相生相长，国际交流与合作则能进一步提升人才的眼界和格局。
2.1 专业设置与定位：面向行业最紧迫的人才需求
武汉大学出版学相关的本科专业名称经历了“图书发行学专业—出版发行学/编辑学专业—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等多次转变，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则始终以社会不同时期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为导向进行定位与调整（见表1）。
其中，图书发行学专业設立初期主要是为满足新华书店系统对图书发行人才的需求。当时新华书店在国内几乎唯一地肩负着通过图书发行工作宣传党的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艰巨任务;但当时职工文化水平偏低，越来越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图书消费需要对发行工作的要求，加强图书发行战线的人才培养与教育迫在眉睫。因此，根据国家对出版发行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武汉大学和新华书店总店密切合作，于1983年开始建设我国的第一个图书发行学专业。至1993年，武汉大学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共培养2673人，占全国高校培养各类发行人才总数的50%以上[19]。全国新华书店的干部和职工大专以上人数由1987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9.12%，领导和业务骨干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20]。在武汉大学带动下，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20多所高校陆续开设出版学相关专业[21]。
1980年代后，我国出版社数量增加，年出书品种和数量迅速增长，单一新华书店系统已无法满足图书发行的市场需要[22]。1986年，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制定《关于推进图书多种购销形式的试行方案》[23]，我国出版社自办发行起步。出版社纷纷开始成立发行部、营销部等，但这些部门往往缺乏专门的营销人才来策划经营图书。次年，武汉大学敏锐地将“图书发行学”更名为“出版发行学”，将人才培养目标扩展到“能在图书发行机构和出版部门从事图书进销等经营业务”的专门人才。应该说，武汉大学侧重出版发行、营销和策划人才培养的专业定位符合当时及以后我国出版行业对商业经营人才的需求。这是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包括出版发行企业在内的内容生产制作和发行企业普遍经历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武汉大学经教育部批准，于2012年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并将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数字出版领域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复合型即科技与文化、理科和文科融合;高级专门人才，指毕业生服务于数字内容产业，并专精于其中一两个重要工作岗位[24]。2016年开始，武汉大学数字出版专业的首届毕业生走向数字媒体产品经理、产品销售、市场营销、媒体技术、版权运营、数据运营等岗位，获得数字内容企业和传统出版企业的广泛欢迎。
2.2 师资队伍建设：规模与结构并重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出版学教学、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教师专业水平、研究能力和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武汉大学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设教师队伍。
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成立初期师资匮乏，为此一方面直接向发行行业“借用”授课教师，另一方面积极培养专门的师资队伍。1984年，新华书店总店委派北京市店、湖北省店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给图书发行学专业1983级学生讲授“出版概论”“图书进销学”课程[25]。这是武大出版学专业聘请的第一批兼职教师。同时，在专业负责人孙冰炎副教授的带领下，初期选留了3位图书馆学专业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图书发行学教研室任教。此后，教研室陆续选留图书情报学以及图书发行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留校，并在新华书店总店支持下到新华书店总店和湖北、湖南省店等进行1个月到半年不等的行业调研和岗位实践，有效提升了教师们对出版发行实践的了解。2006年以后，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开始有意识地选留和引进有技术背景人才，以应对出版行业和出版学教育的数字化转向。
现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已拥有一支规模适度、结构较合理的专业师资队伍：共有专职教师15名，分别来自图书馆学、情报学、管理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兼职教授和业界导师20多名，分别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等不同机构，实现产、学、研结合共同培养人才的目标。这样一支规模适度、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为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3 课程体系与专业教学：理论与实践并重
课程体系直接关系到如何构建学生知识结构、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等问题。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是由出版学专业教学中的诸多课程构成的有机整体，并随培养目标变化而变化。
多年来，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始终坚持根据培养目标设置课程，兼顾学科体系的课程体系建设原则。1980年代，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课程服务于培养目标，设置了出版学概论、发行学概论、编辑学概论、图书营销学、出版社经营管理、发行企业管理、书业经济学等课程。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出版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偏重于营销、管理等经营管理类课程，以满足出版学专业人才立即投入市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组织学生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新华书店进行社会调查和毕业实习，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学到专业知识并服务于行业。
目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本科生分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两个方向进行培养。两个专业方向培养目标不同，课程设置也存在较大差异（表2所涉培养方案执行到2018年）。专业课程是体现专业特色的课程，其中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在几乎涵盖出版工作各个环节的基础上，较强调对出版经营管理和历史文化的掌握;数字出版专业的课程则在要求了解出版一般知识的基础上，侧重计算机技术、数据分析能力、软件应用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可强化对课程所学知识的应用和反思，实现学校和社会的无缝连接。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实行教学实习、假期实习和专业实习三级实践教学体系。多年来，武汉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化学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华中数字出版基地、斗鱼TV网络有限公司等十几家机构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服务于学生社会实践。
2.4 教材建设与出版科研：夯实专业基础，引领学科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专业科研则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教材建设、科研和教学相生相长，都能提升教学质量，并最终促进专业发展。
出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31年11月，中国文献學家杨家骆先生在所编《图书年鉴》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出版学”概念，并阐述了建立出版学科的设想[26]。但直到1980年代初期，出版学专业相关教材都极度匮乏。为了满足教学和专业建设的需要，武汉大学在调查和科研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营销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图书发行会计学》《图书发行应用文写作》《图书学》《读者学》《图书发行企业管理》《世界书业导论》等10余种专业教材 [27]。在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教师历年所编著的教材中，《比较发行学》被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发行学专业统编教材，《图书发行教程》被列入教育部“八五”规划教材，《出版学基础》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辑出版学导论》《图书学》《出版法教程》《中国出版史》等被纳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些教材被许多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出版学专业各个层次的教学需要，为出版学专业发展和出版学学科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科研项目促进教师科研能力提高，科研产出则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专业发展。早在1991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陈光祚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随后与武汉大学出版社合作研制成功我国国内首部正式出版的电子图书《国共两党关系通史》 [28]。近年来，武汉大学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动态数字出版关键技术及标准规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自科基金项目、原国家新闻出版总局项目和企业委托的横向项目等100余项。
2006年5月，武汉大学开始承办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出版科学》。2008年，刊物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来源期刊;2011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前，该刊已成为全国出版学、编辑学和发行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为武汉大学乃至全国出版学专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2.5 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宽师生视野
加强与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高校的联系与交流是提高教育水平、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专业的重要环节。
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与国外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5月武汉大学原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傅敬生应邀参加中国新华书店代表团访问日本。近年来，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到国外交流、访问的频次愈来愈高;国外出版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也频频访问武大。如今，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已经和美国佩斯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德国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英国斯特灵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韩国惠泉大学等国际知名的出版学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除了师生互访外，合作研究活动也日益深入。
主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构建跨地区、跨文化的多元学术对话，了解国际发展动向，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建立与国外大学、机构、企业的合作关系，提升专业、高校的学术地位和水平都有积极影响。为扩大武汉大学出版学科的学术影响，拓宽出版学专业师生视野， 2006年11月武汉大学联合佩斯大学主办首届“数字时代中美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 [29]，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在学界和业界获得了良好口碑。
3 小 结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期，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出版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武汉大学作为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引领者，凭借立足社会需求的专业定位、规模与结构并重的师资队伍、理论与实践并举的课程体系、出色的教材建设和出版科研以及活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出版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促进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所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培养满足社会和行业需求的出版人才，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仍是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艰巨而长远的任务。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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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等文件的通知[EB/OL].[2018-12-09].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56483
[9]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EB/OL]. [2018-11-28].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
moe/s3882/201010/xxgk_109699.html
[10]出版人才需求向数字化转型（1）[EB/OL]. [2018-11-28].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7/30/content_359926.htm？div=-1
[11]1953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后新建武汉大学图书馆系。1984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图书情报学院。1999年武汉大学院系调整，图书情报学院和新闻学院合并为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原图书情报学院出版发行学系与原新闻学院广告系合并为广告与出版系。2001年图书情报学院分离出来，并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设出版科学系，沿用至今。
[12]罗紫初，方卿.出版探索：纪念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建廿周年校友论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9
[13]易群. 我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现状及发展思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7：8
[14]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EB/OL].[2018-12-09].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118876.pdf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2018-12-09].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12
[17][19][25]方卿，徐丽芳，黄先蓉. 30而立，武汉大学出版学教育30周年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5-46
[18]表格信息依据武汉大学出版学教师黄先蓉《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二十年》一文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官网信息整理而成;图书发行管理学和出版发行学隶属原图书情报学院，编辑学隶属原新闻学院中文系，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隶属现信息管理学院。
[20]乔好勤，黄凯卿.1983—1993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0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58-69
[21]黄先蓉. 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其创新走向[J]. 出版发行研究， 2001（10）：32-34
[22]于殿利.“出版社自办发行”：一个历史的过渡[J].中国出版，2001（1）：149-150
[23]乔好勤，黄凯卿.1983—1993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0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121-126
[26]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15-17
[27]乔好勤，黄凯卿.1983—1993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0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77-81
[28]徐丽芳，刘锦宏，丛挺.数字出版概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35
[29]张美娟. 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際学术研讨会综述[J]. 出版科学， 2007， 15（1）：16-19
（收稿日期：2018-12-16）
作者：徐丽芳 赵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