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特色论

2022-11-27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的特色论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

----访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

本报记者谢松林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我国今后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因此,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必须积极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任务。为此,本报记者本月18日采访了对中国城市问题颇有研究并著有《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国市制》等专著的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就如何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访谈。

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与过去的城市发展方针有何不同,如何去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答:国家“十五”计划中对中国城市发展道路指导思想进行了调整,由过去的“控制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改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思想在“十六”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完善,这是城市发展指导方针的一个大调整,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所谓“协调发展”,既要发展大中城市,也要发展小城市,包括小城镇相,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非农化过程。一般而言。在城市化水平在30%以前为缓慢发展阶段,超过30%以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75%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迟早要达到70%左右的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全国总计大约要转移7到8个亿的农村人口进城,这就必须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块来承接。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可以特色互补。我1997年在新华社的《瞭望》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现在看来,不仅是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而且还要注意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如何协调发展?首先是坚持和完善市场机制,不能象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而是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宜大则大,能大则大,宜小则小;其次,要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在尊重市场经济自然发展基础上,采用政策手段对大中小城市规模进行适度调控,一个地区应有大城市、中心骨干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对于骨干城市奇缺的西部地区,应有目的地通过一些倾斜政策,培育一些骨干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是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没有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小城镇很难发展得好。现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就是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否则,它们是发展不起来的。

同时,小城镇的发展也特别要强调规模效益。我国有2万多个小城镇,但规模都不大,效益不如大中城市,也不如设市小城市。小城市的发展成本要低于小城镇,效益要好于小城镇。

问: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是构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三根支柱,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工业化水平,加快城市化步伐已成为里论界、学术界及实际工作部门的共识,请您谈谈如何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

答: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是40%,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50%)低,工业化水平也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原因,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是“逆城市化”发展。在1958年底前我国的城镇发展是合理的,58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因此60年代进行了整顿,之后,城镇发展停滞不前,出现逆城镇化。数据显示,1960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为19.6%,而1977年底为17.9%,近20年时间里,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了。另一方面原因,在20年中,虽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工业化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步伐加快,相应的农村人口转移加快,但由于户籍管理的滞后等原因,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仍然慢于工业化的速度。

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又是工业化发展的平台。城市是先进文化的载体,也是先进生产力的基地,加城市化进程不容置疑。首先要加快城镇

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创造更多的“饭碗”,加大城镇就业力度,开发人力资源。现在很多人对农民进城很犹豫,害怕夺城里人的饭碗。我们要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城市里富余劳动力存在,失业人口存在,但与此同时城里也有很多工作岗位,城里人不愿意干或干不好,所以农村劳动力来,能找到相应的岗位;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多了,衣食住行需求增加,相应的服务岗位需求也增加了。

其次,要调整、完善农民进城的政策。今年元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农民进城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对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很有利的。

第三,在行政体制上要进行改革。城市化发展要以市镇作为载体,设市设镇不等于城市化,但城市化发展必然要求增设新的城市,新的城市又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都大量地增设新的城市,如,英国十八世纪中叶初级城市化阶段只有几十个市,到二十世纪初期基本实现城市化时增加到300多个市;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市镇数量只有五千多个,到五十年代突破一万个,到九十年代达到一万九千多个;日本在明治维新刚建立市制时,全国只设9个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增加到二百多个,到八十年代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全国设市城市增加到600多个。中国目前只有656个城市,远远不够。

第四,要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城市化政策。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同一地区内部各省发展也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更应注重“点”,而不是“面”,更要依托城市和小城镇进行发展。这样才能降低发展成本而提高

发展效益。就全国而言,各省区都要从本省区实际情况出发,实行区域性城镇发展战略。

问:目前对县改市和县改区有不同看法,你如何评价这个问题?

答: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调整的两个主要问题,县改市好不好实质是设市模式问题,县改区利弊如何关键取决于改得是否合理。

传统的设市模式是切块设市,国外是这种模式,我国改革开放前也主要是这种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变成整县改市模式。两种设市模式各有利弊,切块设市模式的城市化程度高,更能体现市的本质特征。但切块设市一般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增加一套县级建制,如果过去二十年我国都是切块设市,那就要多出400多个县级建制,多出一大笔财政支出;二是市县矛盾很大,块切大了,县里发展困难,块切小了市里没有发展的空间。而整个县改市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既不增加机构,又没有市县矛盾,而且有利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所以两种设市模式有利有弊,利弊比较,整县改市利大于弊。当然,中国国情复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无论是单一的切块设市还是单一的整县改市模式都不能适应需要,而应因地制宜、多模式并存。

至于大中城市郊县改区,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确实应该改,也有的确实是可改可不改。县改区从根上说是切块设市模式造成的,特别是那些市县同城、县包围市的地方,县改区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地方市县矛盾非常突出,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问题日益突出,不改不利于发展。一些大中城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领导同志之所以赞成大中城市郊县改区,因为他们在一线工作,对市县矛盾体会最深。

对县改市和县改区的认识和评价关键是要把概念问题和体制问题区别开来,体制变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概念误差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无论县改市还是县改区,都有个“度”的问题,根本要求是科学合理。

问: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拒城市化”、“反城市化”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据我了解,所谓“拒城市化”是指城市近郊农民不愿“农转非”。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城乡政策不平衡;其次,土地政策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可以出租,经营可获收益,而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因此有的村委会不愿变为居委会,就是由于转制之后,土地国有;再次,农民对进城有后顾之忧,城里人有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农民进城失去土地后,一旦失业的话则无生活来源,所以很多人采取“候鸟式”的奔袭,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进城打工;还有客观上原因,中国人口过多,吸呐有一个过程。问:在印度特大城市孟买,有300万贫民,住在塑料棚里,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强烈的贫富差距,成为城市犯罪的根源,如何避免“孟买”现象?

答: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投资回报率,就业机会多,生活质量高,故农村人口首选目标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这样比较容易产生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大中城市失业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我国目前还不很突出,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相关的调控政策,有的政策虽然是不尽合理的,但有利于避免农民和小城镇人口向特大城市、大城市拥挤;其次,政府采取了疏导政策,劳动部门在春节过后公布各地的劳务需求情况,进行引导,各地有组织的进行了劳务输出;再次,我国有较好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原为收容遣送,现为自愿救助,城市生活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基层的社区组织,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基层组织,在非典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社区组织既管理,又提供服务。所以我国即使加大城市化步伐,也不会出现贫民窟等现象。问:城镇化与城市化两个概念有没有本质区别?

答:理论界这两种说法都有,我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用城市化,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城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实际上,我国有关法律早已明文规定,我国“城市”包括“市”和“镇”。

问:您对“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如何理解的?

答:“农民工”概念出来是为了区别以前城市里的工人,因其生产资料、土地没有改变,这一概念还会使用一段时间,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概念将来有可能不再使用。一般来说,城市化要经历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前是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30%—70%是快速发展阶段,70%以上是平稳发展阶段。 (本文公开发表在2003年9月25日中国贸易报《小康中国周刊》)

第二篇: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于更加自觉和坚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遇到严重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开始的。国际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由于体制和机制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在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历史性课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拨乱反正,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农村改革逐步推开,对外开放也迈开大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化。1979年3月,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1982年,他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多方面的推进:

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决议》,再一次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重申了生产力的标准。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就为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是破除了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公有制的观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提出要继续鼓励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还提出要继续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并认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

在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并首次将其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9年的**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谈话,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28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将谈话印发全党。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明晰产权和股份制改造,由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党的十四大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后,又出现了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此情况下,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坚持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要树立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问题的正确文风,摒弃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的做法。他还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一讲话,澄清了一些困惑人们思想的迷误。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称谓,明确把这一理论当作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认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大会还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这样,党的十五大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保证。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还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和研究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XX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XX年7月,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作了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XX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战略部署。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拓展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我们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开辟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始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党才会始终得到人民的信赖与拥护。

第三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另一种是走全盘西化道路,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照搬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12?18”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是我 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使各种积极因素竞相迸发;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二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三是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这些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中国国情的统一,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四是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和国家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得来的,既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满足了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要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也体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实现全社会利益最大化,我国现行民主制度具有比较好的民意回应机制,能够比较好地整合人民群众中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的议员不同,他们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国家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并且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增强坚持这条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部署,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从而根除了引起人们在民主权利方面不平等的阶级根源,把只有少数富人才能真正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真正享受的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承认,在我国,人们的富裕程度和其他许多情况是存在差别的,但这并没有成为人们独立、自由、平等地行使民主权利的障碍,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也

就是说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的。人和物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决不是像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那样以物来支配人,任何人都不允许用金钱来左右政治,干涉别人独立、自由、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人们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享受到公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广大人民享受的民主权利是真实可靠的,是形式与本质相符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才有今天的稳定和发展,中国正向美好明天前进

第四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研究生学院13班应用化学王云20101307

160多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三次伟大飞跃,即:《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理论的飞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第二次飞跃;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三次飞跃。这三次伟大飞跃中,从苏联的演变解体和东欧国家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中,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就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日益显示出了强大生命力,这种强大生命力根源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各阶段具体现实的深刻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第一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解决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刀阔斧的进行体制改革、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使中国社会主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出现了一派生机和活力,并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三大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完整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在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过程中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并坚持党的阶级性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统一起来,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由此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新世纪新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由此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引起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所谓的“共识”,完全无视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主张所有国家都要采纳这种统一的模式,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困境、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事实证明,这种“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效果。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我们才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左右。由此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我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根本之所在。中国社会主义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反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日益发展,我们的宏伟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就能巍然屹立于世界,以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进。

第五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

摘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文在明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意义下,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和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五个方面阐述了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义;建设;三个代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牢牢把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之一,是搞好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看,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我国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现代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负担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认识上的深化,在发展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凝聚能力,以维护社会的协调与稳定。这种认同和凝聚能力主要来源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产生凝聚和激励社会成员的巨大力量。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即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能给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二、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便确定了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这是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时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的文化利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2.全面贯彻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全面贯彻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最重要的是要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些基本方针,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文化中的具体体现,是准确把握先进文化抢进文化的重要保证。

3.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吸收创新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文化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吸收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需要,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引进吸纳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洋为中用”,以开放大胆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统统实行“拿来主义”。当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同时反对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妄自菲薄,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要在保持民族文化固有血脉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分析权衡,去取得当,真正“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博采它国文化之长,又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吸收精华,汲取精华,充实和发展自己,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4.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断进行文化创新

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红藕贵阳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要保护和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然而,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继承和借鉴上是远远不够的,先进文化从本质上说更应是一种充满创新活力的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创新作为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在继承前人文化遗产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所进行的文化所进行的文化上的超越和创造。让创新带动发展,以发展推动繁荣。

5. 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思想文化领域,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就会去占领。我们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占领城乡文化阵地。要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绝不允许他们自由泛滥。要特别重视加强基层文化建设,这不仅是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的要求,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实际工作中应因地制宜,以群众的需要为第一信号,探索有利机制,搞好队伍建设,保证文化建设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民主法治和纪律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做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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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庄千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唐山学院学报》,2003.

[4] 郭一红、张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接纳外来文化问题》 ,《求索》,2007年第5期。

[5]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疆新闻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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